高进勇[25]

    原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著名爱国实业家、民族纺织工业巨子刘国钧，在1930年2月接盘常州大纶久记纱厂后，大展宏图，至1937年7月的八年间，从一个厂拓展至四个厂，从50万元资金增至400万元，从l万枚纱锭增至8万枚纱锭。当时，纺织工业很不景气，许多工厂纷纷出租、转让，或是倒闭，唯独刘国钧的大成纺织染公司，欣欣向荣。因此，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称其为“罕见的奇迹”。大成纺织染公司的飞黄腾达，主因是刘国钧卓越的、出类拔萃的经营之道。深究其细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对刘国钧的鼎力相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从萍水相逢，通过发展实业的交往，建立了莫逆之交，在那个时代有着令人深省的意义。同时，从中可以看到金融家与实业家之间有着不可分离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这是我们研究近代经济史的一个良好课题。

    一

    1916年，刘国钧在常州纺织业创始人之一的蒋盘发的提携下，合资开办常州地区第一家机器织布厂。嗣后，刘国钧自己先后开办经营三家布厂和一家常州最大的染织厂。1930年2月，刘国钧接盘大纶久记纱厂，因为资金关系，开始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结识，持续了他们的20年莫逆之交。

    1929年年底的一天，刘国钧从常州搭火车去上海办事，巧遇大纶久记纱厂常务董事顾吉生，攀谈之下，顾吉生说到，他已无意继续经营大纶久记纱厂，如有人接盘，愿意出让。说者无意，闻者有心。刘国钧乘机试探自己接盘的可能，顾吉生提出愿以原价50万元出盘。当时，刘国钧有些不相信。因为，大纶久记纱厂是由他的金兰长兄蒋盘发一手创办，前后投资已超过50万元。刘国钧抓住时机，毫不犹豫，到了上海，就请顾吉生约了大纶久记纱厂大股东刘伯青、蒋雨辰，就大纶久记纱厂出盘事，达成意向性的草议。紧接着，双方在常州签订了草议，刘国钧预付了5万元定金，草议规定在1930年2月15日前，刘国钧续交盘价45万元，逾期不交，定金没收，不予接盘。

    在蒋盘发、查秉初、徐吟甫等人的全力支持下，刘国钧公开招股35万元，自筹15万元，他的大成纺织染公司账面上已有50万元资金。

    1930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十七，星期六，天气晴朗，春日融融。刘国钧带了常州钱庄解往上海钱庄照兑的汇票45万元，找到英商连纳洋行的买办蒋雨辰，交上汇票，请他在出盘协议书上签字、具结。

    不料，蒋雨辰接过汇票，看后久久不发一言。原来，夜长梦多，大纶久记纱厂的上海大股东们，对以股额50万元原数出盘给刘国钧甚感吃亏，已有反悔之意。但碍于已经签了草议，收了定金，不好当面反悔，就算计设法达到终止草议的目的。蒋雨辰他们认为，刘国钧的广益染织厂向来与常州钱庄业有来往，与上海银钱业定无往来，岂能打出银行本票？因此不动声色地指出：交付盘厂价款应是上海全市通行的大汇划银行本票，不能用常州解上海的汇票骗人。

    刘国钧反驳说，常州钱庄卓有信誉，解上海汇票，从来未有退回或不兑之事发生。

    蒋雨辰不由分说，提出：到今天下午三时为止，有45万元大汇划银行本票送来，则大纶久记纱厂是你刘国钧的；如在三时前，无大汇划银行本票送来，三时一过，一切罢议，定金5万元还要吞没。

    刘国钧明知上海股东们在搞阴谋诡计，可是，今天是星期六，事不宜迟，只得忍气吞声，默默地手持汇票，走出连纳洋行。

    跑了几个地方，都没有换到大汇划银行本票，但是，刘国钧并不泄气，他是个坚强的人，心想时近中午，吃了午饭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他在南京饭店门前偶然碰见常州阜新钱庄老板屠咏堂，他也是大成纺织染公司的股东。于是，刘国钧将屠咏堂拉到天津路口的鼎新楼，把交款情况一五一十讲过。屠咏堂听后，胸有成竹，答应帮想办法。原来，屠咏堂本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出身，凭他的面子，与陈光甫总经理的亲密关系，可以随到随办。其实，这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是一笔好生意，因为，常州解给上海汇款，收账须迟四天，即需刘国钧负担四天的空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净得此好处，何乐而不为。午饭后，刘国钧持了屠咏堂给他的45万元大汇划银行本票，兴冲冲地前往连纳洋行。

    蒋雨辰见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本票45万元，只好无可奈何地在草议上签字画押。刘国钧终于接盘了大纶久记纱厂，创办了大成纺织染公司。

    二

    刘国钧从接盘大纶久记纱厂中，受了蒋雨辰的要挟，深知上海金融业对发展自己的大成纺织染公司有莫大的作用，他有心结交陈光甫。于是，他邀请屠咏堂同赴上海，专程拜访。

    在火车上，刘国钧详尽地向屠咏堂询问了陈光甫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情况：知道了他们的经营方法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路线是“敬远官僚，亲交商人”。口号是“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还把这一口号印在记账凭单和对外单据上面，或印成单页，置于每个职员的玻璃板下，作为办行方针和全体员工必须遵守的行训。

    刘国钧对陈光甫的卓识远见非常钦佩。

    刘国钧还了解到民国六年（1917年）陈光甫在南通办理大生纱厂的厂基押款，工厂特约押款及其抵押透支，支持荣宗敬办申新纱厂等事。就向屠咏堂探询向陈光甫借笔贷款的可能。并提出可以做厂基押款。屠咏堂盘算后认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现今有存款总额1亿元，看来问题不大。

    他们到了上海，住进宁波路的中国旅行社。屠咏堂先去隔壁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见陈光甫，请他安排接待刘国钧。其时，陈光甫已是非同一般的银行家。他是江浙财团的代表人物，1926年北伐胜利，蒋介石进驻南昌，陈光甫和虞洽卿等久云集南昌，为蒋介石出谋献策。并由陈光甫、虞拾卿等15人组成江苏省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陈光甫任主任委员，筹发二五库券3000万元。为蒋介石奠都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提供了经济基础。可见，陈光甫的政治背景是十分强大的，他是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是年，陈光甫还受国民党当局委托，以资方代表身份出席国际劳工大会，后又出席万国商会。因此，陈光甫十分忙碌，屠咏堂、刘国钧能随到随见已是破例。刘国钧走进陈光甫的写字间，只见陈设十分平常，丝毫没有奢侈。墙上挂着章士钊送给陈光甫的对联：“不变随缘，随缘不变。”

    经屠咏堂介绍，刘国钧见陈光甫五十上下年纪，仪表不俗，笑容可掬，略带镇江口音的上海话，使他感到乡音的亲切。在交谈中，刘国钧先把蒋雨辰要挟之事，略述一遍，并对陈光甫的鼎力相助表示谢意。

    陈光甫很坦率，讲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历来是亲交商人，为刘国钧接盘成功而高兴。又说到，人生在社会真正快乐之事，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及成功，为最快乐。此种快乐从艰危困苦中得来，尤为永久，尤为纪念价值。刘国钧还把自己的经历略述了一二，然后，讲到要创办一点事业确实不易的感触。

    陈光甫听后，很是投缘，说道：你我出身同样清苦。我幼年亦为学徒，添饭斟茶，早晚上卸排门之役，均任之。在汉口为煤栈学徒时，且须任打包之事。夜间趴于地板之上，热天则露宿晒台，苟不与厨役联络，常不得饱。他又讲到：我们的银行同样是苦出身，于民国四年（1915年）开办时，门面很小，资本只有7万元，人员仅有7个人，规模是很小的。我自兼营业，拉存款，跑工厂，搞放款，晚上回行还亲自为青年行员开班教书，相当勤苦。我认定两个字：勤俭。

    他们越说越投机，虽说一个是留美学生，一个只读八个月私塾，但是，他们有共同的贫苦经历，有同样的创业阅历，有相同的创业欲望。他们推心置腹地交流着。

    坐在旁边的屠咏堂，简直插不上话，眼看就要吃午饭，就插言提出刘国钧的大成纺织染公司意欲做40万元的厂基押款事。陈光甫闻后默默盘算一下，他详细地询问了大成纺织染公司股东名单。听说常州银钱业的徐吟甫、刘尧性、蒋瑞衡、屠咏堂等人都有大笔股金；董事长是吴镜渊，顾吉生、刘叔裴是董事；大股东的经济实力都很雄厚，他放心了五分。当他了解到大成纺织染公司的厂基，地处城脚，面积广阔，又放心了三分。他面对大成纺织染公司的经理刘国钧，见他谈吐忠诚，精明能干，对事业充满信心，又放心了二分。因此即吩咐襄理与常州分行的唐宜民通话联络，核准情况，立刻办理40万元的厂基押款。

    刘国钧没想到陈光甫办事如此爽快、果断，千谢万谢他的资助之恩。

    嗣后，陈光甫邀屠咏堂、刘国钧同进午餐，氛围十分亲切。饭后告别时，陈光甫握着刘国钧的手，坦诚地说：常言道，顾客是银行的衣食父母，望你把我当作亲眷，时常走动，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亲嘛。有何难处，尽管找我。

    从此，刘国钧与江浙财团拉上关系，寻找到了金融界的靠山。

    在回家路上，刘国钧言谈之中，对陈光甫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自忖：陈光甫此人非同一般，从7万元开办银行，经过15年，增资500万元，整整翻了70倍，其中确有经营奥秘，从中对自己定有启示。于是，他向屠咏堂打听陈光甫办好银行的细节。

    屠咏堂津津乐道地告诉他：陈光甫在银行内部提倡“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团结一致的思想。他曾说：“所谓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者，亦即服务社会之谓。如能尽服务社会之能事，则工商实业自能辅助，国际经济侵略即已抵制矣。”此外，他每月定期约银行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同桌吃饭。事先向人事部门把约来的职员之情况给他作了介绍，因而在吃饭时他可以针对每个人的优缺点提出鼓励和警诫。以促进行员更加努力工作。年终奖励的办法，除了公开的一般奖金以外，还有由他亲自把行员找去慰问一番之后，亲自付给奖金的。这样更增加行员对他的爱戴。他还用高于自己总经理薪金来约请高级职员到本行工作。他对家中亲友的入行工作，也视为一般行员，从头做起。他肯拨出一部分钱为练习生办训练班，设置图书馆，出版《海光月刊》，活泼了银行员工的精神生活。

    刘国钧听得十分仔细，他决心要吸取陈光甫办好银行的经验，运用到办好大成纺织染公司。他认为：不虚此行，结识了陈光甫，日后大有可为。

    三

    抗日战争期间，陈光甫和刘国钧都撤退到大后方重庆。刘国钧除来往于沦陷区进行商务活动外，在重庆他是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驻渝办事处的座上客。

    此时的陈光甫，要比1930年刘国钧结识他时，更为忙碌。他在1933年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特别委员会主任委员，与刘国钧也经常见面聚谈，因为涉及纺织原料，陈光甫对刘国钧有求必应的，关系十分友好。由于经常接触，刘国钧对陈光甫的日常生活有更深的了解。他对陈光甫不倦地学习，不停地工作，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多次见到陈光甫清早起身就清理文件信札，然后再用早餐，阅读报纸。晚上还找人谈话。每星期至少有三个上午请人为他讲解中外历史哲学，星期六下午去汪山别墅，还要带人为他讲述国外书刊上的主要经济金融文章。这些书刊是在纽约的世界公司为他专门搜集寄来的。星期天他也闲不住，至少有半天时间用来讨论国际金融问题。他常对刘国钧说：“我闲不住，一闲就感到孤寂。”他与当时在重庆一般阔佬享清福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只有工作最有兴趣，悠闲并不可取。”他的生活节俭，有规律，很少烟酒，喜欢买旧书。由于秉性相近，嗜好相似，陈光甫与刘国钧相交日笃。1939年，在重庆，刘国钧与民生实业公司的卢作孚等人，合资创办大明染织厂，陈光甫一如既往地支持刘国钧创办实业，在大明染织厂流动资金紧迫的状况下，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给予15万元的抵押贷款，才使大明染织厂顺利开工生产。

    这时，有件大事常常萦绕在刘国钧的心头，一时拿不定主张。事情的原委是：抗战前，大成纺织染公司在向国外订购纱锭及资金周转方面，曾得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结汇和贷款支持，至常州沦陷前夕，大成纺织染公司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贷款已达250余万元之多，贷款是以机器抵押的。常州沦陷后，大成纺织染公司所属三个厂的机器部分已毁，工厂亦停止生产，抵押品已失去价值。由于沿海一带厂商纷纷迁往内地，在重庆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对清理欠款拟定了归本无利的办法。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部分厂商甚至采取折扣归还的办法。

    大成纺织染公司的同仁大都认为，既然各家银行优惠处理贷款，公司何乐而不为呢？！

    可是，刘国钧有他自己的主见，他坦诚地说：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所也。”我们要耍赖，陈光甫的银行是拿我们没有法子的。其实，我们目前尚有偿还能力，不能以自己遭受敌寇的损伤而借故耍赖。“仁者先难而后获。”我们归还了这笔巨额贷款，手头会感到很拮据，但是，你们想一想，日寇侵略中国是不会得胜的，一旦战事平息后，我们仍然要回到常州去恢复工厂，还需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支持。现今，我们手头还有大成四厂分拆时得到的200多万元现金，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贷款，完全可以不打折扣陆续归还。大家虽感到刘国钧太憨直，但是，他那种讲信义，重然诺的品质，深受人们的敬佩。一致同意他的意见，250余万元，不打折扣归还给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陈光甫与刘国钧交往十年，甚感他极其恪守信誉，全部归还贷款之事又办得卓具远见，相互间的友情更加深厚。

    四

    1944年秋天，陈光甫率领张公权、卢作孚、范旭东、王志莘、张禹九等人，出席十月在美国纽约开的国际通商会议。陈光甫、卢作孚、范旭东是刘国钧的知交，临行前，他们都邀他适当时机到美国考察，为共同复兴战后的中国实业运筹帷幄。是年年底，刘国钧如约前往美国。这时，国际通商会议已经结束，陈光甫、卢作孚、范旭东等人，并不立即返回中国，而在美国为复兴中国战后的实业进行频繁活动。陈光甫计划在美国设立一个投资银行，准备在抗日胜利后开办，内定由陈光甫出任董事长，何淬廉任经理，卢作孚在美国通过晏阳初和林语堂的介绍，结识了美国民主党领导人、大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罗斯福总统的秘书罗福林居里、战时生产局局长端纳倪尔逊。通过这些人的关系，企图向美国进出口银行借款。范旭东为实现自己战后在国内建设十大化工厂的宏伟计划，向美国进出口银行接洽成功1600万美元的借款。刘国钧以大成纺织染公司名义，取得美国萨克洛威尔纺机制造厂一份3万锭细纱和5万锭前纺设备的订货合同，并列于所有订单之首。他们为此，经常共同商讨对策和措施，相互勉励，相互支持，以实业救国为己任，抱有十分信心。

    可是，不论卢作孚向加拿大政府借到1275万加元；还是范旭东向美国进出口银行借款1600万美元；或是刘国钧与美国萨克洛威尔纺机制造厂的订货合同，都需由中国银行担保。他们纷纷返回国内，请求宋子文的中国银行担保。宋子文对范旭东采取“拖”“推”等手法，逼迫范旭东忧愤成疾，含恨去世。卢作孚吸取范旭东的教训，利用关系，直接见到蒋介石，才勉强由政府作担保，借到了加拿大政府的贷款，扩大远洋航运事业，刘国钧多次与中国银行交涉，最后，宋子文提出了担保条件，中国银行要投资大成纺织染公司。他怕被宋子文吃掉，只得婉言拒绝，另做打算。

    在此紧急关头，刘国钧全力瞄准陈光甫，仍想得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资助。

    此时的陈光甫，已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国府委员，但他仍担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还主持全国的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依据买卖人的“小钱不去，大钱不来”的交际要诀，刘国钧忍痛从自己名下的股额中，划出135万股，分别送给陈光甫、何淬廉各675000股。

    当时，民族纺织企业为了求得自身的发展，纷纷与高官权贵们联结。南通大生一厂、苏州苏纶纺织厂、无锡振新纺织厂、无锡庆丰纺织厂、申新纺织厂、江阴利用纱厂等莫不如此。大成纺织染公司的刘国钧也不落人后，聘请陈光甫为董事长，财政部次长何淬廉和国民党江苏监察使程沧波为常务董事。以此应付复杂的环境，求企业的生存发展。

    嗣后，陈光甫与大成纺织染公司的关系进一步密切。首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给大成纺织染公司100万的美金贷款，解决了在美国订纺织机械设备所需的资金，接着，陈光甫以在重庆创立的“新纪工程公司”与在美国的“世界公司”挂钩，在1946年11月为大成纺织染公司购回美棉1500包（每包含500镑），以解缺乏原棉的燃眉之急。致使大成纺织染公司战后得以迅速恢复生产，1946年全年生产20支“六鹤牌”棉纱达2万件，生产12磅“蝶球牌”棉布20万匹，全年产值达350亿元。产品供不应求，利润丰厚，达到30％以上。大成纺织染公司的资本总额调整为国币225亿元。至此，刘国钧的大成纺织染公司战后恢复计划得以初步实现。

    五

    在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只有14亿元，到抗日胜利，经过八年抗战，法币发行额增加到5000多亿元。膨胀的数字十分惊人。因而，物价直线上升，犹如脱缰之马。

    陈光甫身为大成纺织染公司的董事长，他竭力为公司购买官价美钞和廉价关棉，对国民党当局的经济政策，垄断原棉、动力、燃料，任意侵占民族工业市场，有所抵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大成纺织染公司的利益。当时，中央银行美钞兑率，一般低于市场价格一倍，能买到官价外汇，即可获得一倍的利润。因而，大成纺织染公司在美货的倾销冲击下，虽有威胁，尚能在缝隙中获得微利。

    1948年8月19日傍晚，刘国钧路过南京路西藏路，看到那里有一座电动新闻牌，说明天起改革币制，要发行金圆券了。这个消息来得很突然，他回到寓所，急忙给陈光甫打电话，探听内情，不料，陈光甫被蒋介石召去南京的行政院开会，商谈经济改革方案宣布后的各项问题。

    翌日，见报载蒋介石宣布实行金圆券的命令，其中“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刘国钧慌忙前去找陈光甫商讨对策，那天，陈光甫出席招待留沪立法委员的宴会，无奈又不得会见。

    过了几日，刘国钧才见到陈光甫。交谈之下，陈光甫讲起蒋经国执行金圆券法令的严厉态度，无不气馁地说，明知金圆券就要崩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所有黄金也要送中央银行。黄金送到中央银行就等于没收，可是不送恐怕要受徒刑。刘国钧闻后，无言可说。

    接踵而来，蒋经国又传讯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巨头，函约呈报暗账及个人财产。在上海乐义饭店，金城银行周作民、联合银行戴立庵、浙江第一银行李馥荪等人被蒋经国严厉呵责，要他们将除申报以外的，没有转账过户的，外汇资产仍在自己户头上面的黄金、美钞、港币、银圆，悉数申报。

    刘国钧见此，十分慌乱，又去见陈光甫商讨对策。陈光甫说：“当局对于银行由不干涉状态进入实行统制主义。不得已另辟新途径，以谋发展。”还说，打通欧美银行与本行进一步的关系，是我行新生命的寄托。刘国钧见陈光甫对国民党的希望完全破灭，产生依靠欧美力量以自保的想法，很受启示，当即决定亲自飞赴台湾、香港做善后安排，不致使大成纺织染公司从此夭折。

    六

    刘国钧于1949年初赴香港，作应变之计。陈光甫也随后到达香港。陈光甫虽仍为大成纺织染公司董事长，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行务自顾不暇，再也没有心绪为大成纺织染公司操劳，仅是挂名董事长而已。

    但是，陈光甫与刘国钧仍保持交往，在刘国钧胆病发作进行手术前后，陈光甫均前往探视。

    1950年9月，刘国钧在周恩来总理的召唤下，毅然从香港返回祖国大陆，离港前夕，曾前往陈光甫住所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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