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静默不语,却总在每一阵风起时,发出深情的回应。这一生,风来雨往,她都知道,父亲会在遥远的地方,回应她。
她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常带她去大学的露天电影院看电影。开演前几分钟,她忽然跑去买冰棒。买好了一回头,所有的灯都灭了,黑黢黢的场上,无数黑压压的人头和背。试着向记忆里的方向走几步,全没有相关线索。一急,她带着哭腔大喊:“爸,爸爸……”顿时有无数此起彼落的应答和笑声,那些十七八岁的大学生们在占她便宜。她都快放声大哭了,父亲从人群里挤出来,微蹲身把她一牵。
有段时间,她不大肯喊父亲。岁月清平,没有革命也没有战争,青春的天然别扭全投到身边至爱的人身上。跟家里人说话,老有种气鼓鼓的味道,动不动还呛他们一两句。一次为什么事,迫不得已要去父亲办公室找他。脚步踩在木地板上,激起巨大回声,她噤声不敢动。有人过来问她找谁,她一时混乱不堪,“我……”是该说“我爸”还是父亲的名字?就噎住了。
有父亲同事过来,是她该喊叔叔的,却死撑着只当不曾看见。那人道:“胡老师在的呀,你喊一声。”喊?像小孩一样大叫“爸爸”?在这安静窒息而端肃的成人世界?太羞人了。
忘了是什么事这么着急,不能再等下去,她只得小声小气地叫一声:“爸……”声音像飞不起来的鸟,到半途就折翼跌落。
脚步却匆匆响起,父亲从上一层楼急急跑下来。
时光是冷酷的跷跷板。她一天一天走向生命之巅,也就是父母缓慢退场的时候。她一直天真,糊涂,不大谙世事。父亲总说她长不大,说她到八十岁,还会是父母眼里的小孩。她却没想到,自己没那福分。
一昼夜的仓促,已足够决定生死了。
早上7点,刚吃完早餐的父亲突然呕吐;8点,他独自到医院打针;10点,她去医院看父亲,一眼看见殷红的血,正一点一滴输入父亲的血管;中午,父亲转入危重病房;下午,她和姐妹们,把隐瞒已久的父亲病情向母亲和盘托出;傍晚,身为医生的二姐,听完主治医生的最后陈述,极力克制、尽量冷静地说:“是,我们选择不手术。是,我来签字。”——早在三个月前,就已经知道手术的徒劳。
而仍然一无所知的父亲,还在病房里,问她北京的新居,絮絮叮嘱细节。父亲周身插满管子,每一根里面都是一个生的希望。他只觉不耐烦,说这针怎么总打不完,屡屡想调快点甚至拔下来。她连忙安抚父亲说:“房子装修好了,你和妈去住一段时间吧。”父亲想一想,说:“等明年春天吧。”
夜深了,父亲渐渐睡过去。她宁愿相信这是睡,而不是时断时续的昏迷。第二天早上7点,父亲恍惚地醒来,嘟哝几句,口齿已经很不清了,却都听得懂,是让在他身边守了彻夜的女儿们去休息。
8点,医生过来,喊父亲“胡老师”,父亲眼皮动一动,是残存的一点意识;8点半,再喊他“胡老师”,没反应;喊名字,也没有反应。
她倾身上前,轻轻叫一声:“爸,爸,你听见了吗?”
父亲的头,微微向她的方向动一下,嘴里含混地“唔”了一声。这是父亲给世界留下的最后的声音。而血压计上的指数,正一格一格地跌落……8点53分,医生关掉了所有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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