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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一农户家得了儿子，打喜的那天我去给他们唱了一宿歌，次日早上带着醉意返家，走到村口古槐树下的时候，树下面站着三个陌生人。三个人都穿着便装，背着军用黄色背包，斜挎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黄色挎包，挎包上系一条白毛巾，挂一个喝水的白色糖瓷缸子。过去在红军里时，我也常常是这样装束呀，不过那时的背包主要是灰色，所以我晓得他们是公家上的人，只是不晓得他们是干什么具体工作的。一个长相漂亮的青年女子操着普通话上前跟我打招呼，师傅您是当地人吗？我是，你们是？我们是土改工作队的，到田家坪搞土改来了。

    土改的意思我是晓得的，过去我们闹苏维埃的时候就搞过苏区土改，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意思。又要搞土改了吗？在田家坪，现在我是土地最多的户，唉，这回会怎么改？当年我们家为了支持世勋叔叔革命，已把大量的土地都配送给农民了，后来我在松滋县避难多年返乡，从抗日战争到长阳解放这十几年里，物价暴涨，市场上一盒火柴值金圆券50万元，购一份报纸需金圆券90万元，一口袋钞票买不回一口袋大米，金圆券完全丧失信誉，形同废纸，民间用以编帽子、做玩具者比比皆是。我们家也开始拮据起来，用钱向来都很谨慎，百多亩耕地，对我家来说是更像是一份生存保障。其实这些土地不仅养活我们家，也养活佃农呀，他们也依赖土地上的收获来生存。而我收取的地租，又要按比例上缴给区公所。抗战那几年，我除了勉强留足自己家里吃的喝的以外，全部交上去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体现在国乱当头时我们对国家的贡献上。抗战结束后的三年内战，苛捐杂税猛于虎，我家也是大伤了元气。去年我们清江流域发生了特严重的洪涝灾害，粮食作物歉收，今年春上，农户普遍闹春荒，政府提倡“减租减息”，我也是率先响应，给佃户按土质不同分别减了两到四成租子，保证了田家坪在大灾之年没有一个人卖儿卖女，没有一个人外出逃荒，没有一个人饿死。其实不用政府提醒，遇到灾荒年景，我们也总是这么做的。这回土改，又该怎么对待我们呢？

    我有点儿走神。这时那女子指着那位稍年长者介绍说，这位是我们队长，佷山区李副区长。她指着另一位青年介绍，这位队员是佷山区公所的胡秘书。对了，我姓赵，赵虹，县政府文化科抽调来的。

    那位李副区长名叫李光明，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中等个儿，下巴尖瘦，眼睛小，但看人的时候，从眼睛里面射出来一种光，有点儿类似于后来的X光，仿佛要把人的五脏六腑看个透似的。他既是这种神情，我便不愿意跟他多说什么。你冷傲，我可以比你还冷傲。我现在谁也不想高攀，不求上进，只想过自己的小日子，俯仰不由人，有尊严就好。

    抗战那阵子，我为了给玉露复仇，以必死之心上了木桥溪战场，参加了战斗，且在战斗中杀了十几个鬼子，后来受了伤，再后来抱住一名冲上来的鬼子滚下山崖，是准备与他同归于尽的，没想到落下山崖时，小鬼子被摔得脑浆迸流，而我碰巧压在鬼子的身上，他当了给我垫背的，我只是昏迷过去，后来被支前民工送到前线医院，经抢救活了下来。我没死成，我想大约是阎王爷可怜我妈和幼小的双胞胎儿子还需要人照顾，而不肯让我死掉？玉露，我只好暂时苟活于世了。我的肩胛骨缝里至今还残留着一块没取出来的弹片，每遇阴雨天气便生生地疼痛。伤愈后，国民政府区公所对我的故事很感兴趣，他们几次通知我参加在宜昌举办的村长培训班，让我当村长，我当时说，我过去当过红军，在你们看来政治上是有问题的，当村长不合适，他们说，过去的事情已经具结了，不算个么子，你抗战中表现很好，我们还是要起用你的，但我婉拒了。后来共产党摧枯拉朽，把八百万蒋匪军打垮了，赶到了台湾岛，建立了新中国，当了国民党村长的人会有什么好？我并不是炫耀自己长了后眼睛才没有当那个村长，而是在玉露去世后，我做什么也没有心情，连吃饭都没有胃口，对于官不官的，我真不觉得稀罕，所以谁也别在我面前摆谱儿。我现在吃饭时总是多摆放一双碗筷以祭奠玉露。我喜欢比从前更嗜酒了，用苞谷酒来麻醉自己，每喝必醉；再就是唱歌，在歌声中获得一时的兴奋，忘记忧愁。再加上后来解放的头一年发生了在县中读书的怀勋、文道、文德突然一起失踪事件，当时对我的打击更是雪上加霜，抽筋剥皮，我的心都已经麻木了。有时候我想，人就是随命运摆布吧，像一只无舵的小船，随着清江的波涛漂到哪算哪。

    对眼前的工作队，我没必要招惹他们，也根本没有想讨好他们的念头，我只是麻木地哦哦地应答着赵同志。你认得瞎瓜吗？到他家怎么走？我愕然了一下，瞎瓜就是菊香的叔父，因为是菊香的亲戚，我便对他家的照顾最多。年头四节的，我总是带着礼品去他家走动，他们家谁谁头疼脑热了，我去看望也从不空着两只手，但他们家从没留我吃过一餐饭，客气话都没有说过，仿佛一切都是我该做的，真的是缺少礼数的人家。去年春荒，他家的地租我是全免掉了，颗粒未收他的。说到底，瞎瓜是田家坪最穷，也是我最看不上眼的一个人。他的婆娘，也就是菊香的婶娘，在我印象中是多么刻薄的一个女人。二十年前菊香嫁到我家里冲喜的时候，浑身有多少青紫的伤痕！瞎瓜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被抓了壮丁，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的炮火打死了，二儿子没成人便夭折了，三儿子向三旭也是个不大成器的东西，游手好闲的，喜欢打牌赌钱，我是看到一回斥他一回。工作队员找他干什么？我没必要多问，或许问也是白问，只是撇了撇嘴，你们找他？可真是找对人了。赵同志问：你什么意思？我淡淡地说：没什么意思。然后我指了指瞎瓜家的方向：不远，不到五里地，翻过那个山坳就到了。

    我回家了，从我妈手里接过发儿，用我下巴上的胡子扎他玩儿。看着他哈哈地笑我就觉得乐，就忘记了眼下的任何不快。他算是我的养子吧，还不太会说话，但已经能叫我“爸爸”了。过去我们把父亲叫“爹”，现在兴叫“爸爸”了，这真是时代的进步。发儿是郑孝雄之孙、郑龙之子，我把他抱回家收养的时候，他才刚刚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

    2

    “鄂西保卫战”中的木桥溪战场，是日本鬼子在中国遭到的最大一次挫败。鬼子借助飞机、坦克，打了一场立体战争，却被国军打得落花流水，他们在木桥溪焚烧了不下于四千具尸体之后，不得不撤出战场，龟缩到宜昌、荆州一带布防，并且后来再也没能向西迈进过一步。木桥溪，一条无名的小溪，一下子有名了，成了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这场战争我们胜了，但我们家的损失太大了。不必说玉露之死，也不必说我之抱着鬼子一起摔下悬崖受到重伤，就说我妹妹钟韵吧，鬼子在长阳县城及附近农村抓了三百多名妇女，送到位于荆州城的皇军娱乐所，有人说其中就有钟韵，不知是真是假。抗战结束后，听说这批抓到皇军娱乐所去的女人多半被折磨至死，极少有幸存下来的。日本鬼子投降又几年过去了，一直没有钟韵的消息……想起钟韵妹妹，我就特别不是滋味儿，特别揪心。作为哥哥，我没有照顾好她。但是想想吧，这种乱世里谁又能够很好地照顾谁？人都是命么！反而是她在跟覃玉露一块儿从家里出来寻找我，而她在去找金凤时被郑孝雄占有，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乡。我不了解钟韵后来发生的一切，不明白她是怎么被郑孝雄占有的，不明白她是如何能够安心地跟着郑孝雄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她是曾经反抗了还是没有，不知道她对于郑孝雄的态度和感情，不知道她是如何被日本鬼子抓走的，当时的情形如何……总之我对钟韵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我记忆中的钟韵，还是她十几岁时的样子，已经很遥远，很模糊……

    抗战胜利后各学校恢复了教学秩序，我们家的三个孩子也上了县初级中学。不管时局如何变化，孩子们总归是要读书的，所以他们能继续读书，这是我们诸多不幸中的万幸了。但是后来一场内战又开始了。国民党强行抓兵拉夫，增加了苛捐杂税，特务横行，官吏腐败，人民苦不堪言，社会处于急骤动荡之中。而社会情绪，自然也影响到学校，一些思想进步、关心时局的老师们在课内课外传播反战思想，学生们也参与到“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来。县初级中学几位最进步的老师中，有我的老朋友张九鼎。抗战胜利后他举家搬迁去了县城龙舟坪镇，他在县初级中学当音乐老师。他总是在学生中宣传一些进步思想。我们家的三个孩子自然跟他走得近，受了他的一些影响。有时候孩子们放几天长假回到家里，便会热情地讨论时局，有时也向我提起张九鼎老师是如何的进步和值得尊敬。

    看到孩子们渐渐长大了，懂事了，我很欣慰。孩子们还会谈起我们的家事，有时进行争论。谈起我们家的土地有百多亩的时候，他们会表现出困惑。因为就革命的潮流来讲，土地多就意味着家庭的封建性、反动性，是革命的对象。这时候我会平静地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家没有土地，你们三个孩子能读得起书？有好多穷人家的孩子还没钱上学哩。我也对他们讲，我的思想并不落伍，我们家曾经把那么多的土地配送给穷人，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曾经偷偷地离开家庭，跟着世勋叔叔参加“西湾起义”。而当我对他们谈到田世勋的英雄故事的时候，他们则表现出骄傲的神情。当然他们也记住了我们田家与郑孝雄的血海深仇，孩子们都说，这仇迟早是要报的。没过多长时间，我便听玉露讲了一个重磅消息，郑孝雄在县城差点儿被人打死，这事儿竟是田怀勋、文道、文德三个孩子干的。

    玉露有她自己的信息渠道。她来无踪去无影，她那个世界是我无法了解的。她告诉我，近一段时间，田怀勋和文道、文德三个孩子时不时地出入张九鼎的家。有一次张九鼎小心地关上了房门，还注意看了看外面的动静，然后对三个孩子说：近期国民党的统治愈来愈激起人民的反抗了，我想给国民党一点教训，我们来讨论一下。昏暗的灯光下，三个孩子兴奋地睁大眼睛：张老师，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的？张九鼎郑重地说：我想发动一次袭击，而这次行动的对象，正是你们田家的大仇人。

    郑孝雄？

    是的。怎么样？

    三个孩子齐声说：太好了。

    我对玉露说：这怎么行？要报仇也该是我的事呀！

    张九鼎说：郑孝雄可以说是真正罪大恶极，而他儿子郑龙也是一丘之貉，五毒俱全，无恶不作。郑孝雄杀害了不下于一百五十名红军和红军家属，我们调查，由他在场而造成的绝户就有五户。去年他带人抓壮丁，在隔河岩镇遭遇反抗，他儿子郑龙开枪打死了两名群众。他能一步步登上县长的宝座，可以说靠的就是对人民的血腥镇压。也是去年，郑龙看上了我们学校胡老师的女儿胡冰心，请人提亲，那仙风道骨，一向清高的胡老师看不惯郑孝雄的作派，更看不上郑龙这样狐假虎威的杂种，便不同意这门婚事，于是郑龙便强抢成亲。胡老师只有冰心这么一个女儿，而且那么漂亮可爱，可真是掌上明珠呵，胡老师气得不行，在郑家大宴宾客的那晚，竟从郑家楼三楼跳下，头部触地，当场死亡。可怜胡老师的老伴不久也病气交加而亡。

    田怀勋说：这些情况我们也都听说过了。大家对郑孝雄、郑龙父子可真是恨之入骨。只是，现在由于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执政，如果我们指责他杀害红军，打死壮丁，可能当局不仅不会认为他有罪，反而会认为有功。所以我们恐怕得从别的方面指证他。

    我着急地说：这太危险了。孩子们都还小，他们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可不能拿他们来冒险。

    当然，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得从别的方面指证他。除了郑龙抢亲致死胡老师一案，我还搜集到其他一些郑孝雄父子的罪证。我们发现郑孝雄在抗战时期便贪污抗战物资，倒卖粮食和药材，还克扣自卫大队士兵的饷银，他利用贪昧的钱在县城修建了豪宅郑家楼。据估计，郑家楼少说也值三千两银子。他本人是佃农出身，就是在他的官位上饷银也是有限的，他哪来的这么多钱修郑家楼？还不全部都是搜刮的民脂民膏。抗战后期到现在，他主持全县禁烟，全县各区上缴的大烟是一万八千两，但县政府的财务账簿上登记在册的却只有一万三千两。这个数据，我是悄悄收买了有关财务人员，进行过核实的。还有五千两大烟到哪里去了？只有一个解释，被他贪污了。仅此一项，我估计他贪污的数额就达到四百两黄金。我们利用他贪污抗战物资、贪污烟土、克扣自卫大队士兵饷银、强抢成亲致死人命这几条，就可以把他搞臭。我们对他动手的同时，把这些证据都印成传单抛出来，我们的行动就会得到社会上各界人士的道义支持，而不会理解为纯粹的挟私报复行为。你们看，传单我已经油印了百把份。

    三个孩子既激动又不安：可是他身上时刻都带着驳壳枪，出入有人警卫，郑龙也有枪，如狼似虎的。我们赤手空拳的，可怎么对付他？

    玉露，我是真的不赞成张九鼎让孩子们参加教训郑孝雄的方案。

    张九鼎说：没事儿，我最近对郑孝雄进行了一个时期的跟踪调查，对他的活动和出入规律有所了解。他最近有时候会潜入县城桂花园一个暗娼家里，他去的时候总是一个人，不带警卫，他深夜归来的时候得经过一个少有人行走的巷子，我们可以打他一个埋伏。

    太好了，张老师，感谢您给我们这个报仇雪恨的机会。您说吧，我们怎么行动？

    张九鼎压低声音……

    3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当郑孝雄鬼鬼祟祟地从一个暗娼家里出来，起了风，月亮躲到云层里去了。郑孝雄走到一个小巷深处的时候，突然感到阴风凄凄，尘土飞扬。在他的前面，隐约出现了几点绿莹莹的鬼火，随风疾速飘动。突然一下子，前面的鬼火灭了，鬼火又飘到他身后了。郑孝雄感到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一个阴沉沉的声音传来：郑孝雄，你的死期到了，拿命来……

    先是一个声音，听起来有点像田世勋的，也有点像县城初级中学胡老师的，然后像是有更多的声音，嘈嘈杂杂的，像是从地狱的那一头传过来，无数的冤魂在呼号。

    郑孝雄毕竟是有几分胆气的，他心想老子有枪，鬼也得让路，便从枪套里拔出驳壳枪来，带着一丝颤音断喝道：哪个在装神弄鬼？给老子……出来。不出来开枪了。

    这时在他面前不到半米远的地方突然站起一个比屋还高的人来，吐出的舌头一直垂到胸前，血糊糊的，分明有三尺长。郑孝雄吓呆了，这分明是传说中的长鬼。他想开枪，手指头却不给力，硬是扣不动扳机。就在他略有走神的瞬间，他的手上挨了一棒子，枪被打落在地上。接下来，那个长鬼伸出一个网状的东西，朝他的头上罩了下来。郑孝雄被套在网里了，他试图挣扎，却已经被掼倒在地上，一顿拳脚和棍棒劈头盖脸地向他砸了下来。

    郑孝雄杀猪似的叫喊。这时，巷子对面有脚步声响起，袭击他的三个人才迅速跑掉。

    三个人离开之前，还撒了几十份传单在他身上：“长阳县政府及各界人士：我们在此控诉县长郑孝雄，他身为官员，贪赃枉法，劣迹昭彰，罪不可赦……”

    就在这天晚上，满县城都贴满了相同的传单，还有几张出现在县政府的大门门环上。

    郑孝雄住进了医院。经医生检查，他属于重伤，脑部出血，肋骨断了两根，身上青紫淤伤不计其数，短期内不能动弹了。

    街面上到处响起保安团的跑步声、警哨声以及进入民宅搜查的捶门声、吆喝声，简直乱成了一锅粥。

    4

    村里召开了贫农会，一批最穷苦的人在田氏祠堂开会，祠堂的大门关得严严的。里面好像争吵得很激烈。没有通知我参加会议，我自然不会主动地凑拢，更不会下作到去偷听壁脚。后来，我遇上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农民，他们中不少人是我家的佃农，他们都不敢跟我眼神相碰，有点儿躲躲闪闪的意思，这使我隐隐地感到不安。后来我才晓得，在这次会上，瞎瓜被土改工作队李光明指定为贫协主席，突然间走了一步官运。

    不知为什么，我隐隐地感到有些不安。晚上睡在床上，免不了像煎饼似的翻来覆去。菊香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你叔父当了贫协主席，你也成了主席他亲侄女儿了，我可要恭喜你哟。菊香也笑了起来：他？不会吧，怎么看他都不像个主席呀！我说：不要想不通，因为偏偏就是他了。菊香嘀咕着说：祖坟上裂口了，冒青烟了。我叹息着说：这世道，不定还有什么让我们始料不及的变化哩。

    菊香这些年跟我还睡在一张床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是夫妻，但事实上我们有十多年没有鱼水之欢了。玉露在的时候，我跟玉露一起流浪回到家里，本来是很感激菊香支撑着这个家的，但是她那么刻薄玉露，我哪有心情对她尽义务。玉露走了之后，我的魂儿便也跟着走了，身体进入沉睡状态，完全没有了男人的欲望。那次玉露用她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的牺牲，换取了田家三个孩子的安全归来，菊香是很感激的，但是她不愿意把这份感动说出口，而我跟她也没能因此变得更亲近一些。所以，我跟菊香的夫妻关系，真是天底下最特别的了。这次三个孩子失踪之后，一度我们都处于痛苦之中，菊香作为母亲，也哭得痛不欲生，我便搂着她睡觉，抚摸她的肩背，用我的体温来安慰她，的确也起到了帮她恢复情绪的作用，但是我心底里这些年跟她累积的隔膜，像冻得厚厚的寒冰，却不是那么容易除去的。

    土改工作队通知我到田氏祠堂参加斗争大会。我心里有点儿紧张，我想他们会不会斗争我？那天全田家坪的人都来了，总有几百号人吧。还是郑孝雄给神兵们训话的那个土台子。土改工作队的几位成员，瞎瓜，还有我们家的其他几位佃农，坐到了主席台上。民兵们腰里扎着皮带，胳膊上带着红袖章，手持步枪或者梭标，充满警惕地在执勤。看到这阵势，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是我没太在意，比这严峻的阵势我都见得多了。这些青年民兵，多半也是我家佃农的孩子，也包括向三旭，神气得什么似的。

    工作队那位赵同志走到台前，用悦耳的普通话宣布：把地主分子田钟乐押上台来。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这时两位民兵朝我走过来，捡起我的胳膊，把我往台上推。我甩开了他们：不用你们推，我自己会走。

    我走到台上，赵同志指给我让我站到台前的中央位置。一位民兵朝我喝斥道：跪下。我在犹豫着怎么办的时候，另一位民兵朝我的腿肚子上猛地踹了一脚。我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他们把我捆起来了。我不服气：怎么能这么对我？

    赵同志鄙夷地说：我们开你的批斗会，难道还要客客气气不成？你当是请你吃饭？

    这话说哪儿去了，我噎得差点儿没喘过气来。

    赵同志上前宣布：批斗会现在开始。首先请工作队队长李光明同志作重要讲话。

    李光明一手叉腰，一手挥舞着：同志们，乡亲们，我们土改工作队进田家坪村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工作是很有成效的，我们成立了贫协，产生了以瞎瓜为首的贫协班子。我们完成了划分阶级成分的工作。田钟乐是我们田家坪最大的地主，是剥削阶级，是我们的阶级敌人。现在，我们要打倒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乡亲们有苦的要诉苦，有冤的要伸冤。大家不要怕阶级敌人反攻倒算，有我们人民政府为大家撑腰。

    这时赵同志便带领大家举起拳头高呼口号：打倒地主田钟乐！台下大家都不太习惯，跟着呼口号的人不多，声音也不大，好像湿柴没有能燃起大火。赵同志生气地停了下来，严肃地说：请大家跟着我呼口号，这是我们广大贫下中农翻身得解放的时刻，大家要喜庆，要欢乐，喊口号的时候要有力量。于是她再喊：打倒地主阶级田钟乐！这时群众才大声地跟着喊了起来。她便继续领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政府万岁等口号。

    口号领呼完了以后，工作队便让群众上台批斗我，但是尽管我估计他们事先安排了带头发言的人，也还是没有什么人跳上台来批斗我。趁着有点儿冷场，我挣扎着站了起来，直着脖子说：你们没有搞错？我们田家是红色家庭，是革命者之家，我叔叔领导了工农起义，创建了红六军。大革命时期，我们一家牺牲了三口人。我当年只有十四岁就跟我叔叔干革命。解放后剿匪，我还给沈大熙送过劝降信，也算是对革命有功吧？要说地主，我家也是红色地主。斗争我？你们先搞清白了再说吧。

    向三旭走拢来，对我拳打脚踢，一边骂道：还敢不老实？跪下。

    真亏他下得来手。他的每一记拳脚都砸在我的要害处，我疼得浑身哆嗦，额头上冒冷汗。

    群众中议论纷纷，有些骚动。这时李光明又走上前，挥挥手，示意大家安静：大家不要被他刚才所说的所谓革命家史所蒙蔽，要划清是非界限。田钟乐有很多历史问题。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长阳红军历史上的“改组派”问题、“富农党”问题，根子就出在田世勋这里。田世勋的家庭，本来就是地主家庭。从田世勋开始，一大批富农甚至地主阶级的人混进了党内，长阳红军排长以上干部多数都是富农出身，这样导致长阳苏区革命历史被玷污。大革命时期，为什么长阳苏区被中共湘鄂西分局宣布解散？就是因为党的不纯洁。再说给匪首送劝降信说明什么？说明他跟匪首本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叫他去送信，本来就是政府对他的一种利用，他还敢妄自居功？

    李光明对瞎瓜鼓励着：瞎主席，该你带头批斗了。

    瞎瓜走到我的身边，目光里颇有一些不自在的成分。他支吾了那么几下，还是打开了话匣：田钟乐好像挺委屈的。他委屈？他不是地主？他家到现在还有一百多亩地，我们家祖祖辈辈种他的地，当他的佃农，受他们家的剥削。虽然他租给我们家土地，遇到灾年，还给我们减租子，每年还总是去看望我几次。凭良心说，我感谢他……李光明咳嗽了几声，赵同志忙提醒瞎瓜：讲偏了，跑题了。瞎瓜脸上露出一点儿惭愧，继续说：但是他是剥削阶级，这是一点儿也不假的。他咬了咬牙，仿佛下定决心，转身“啪”地打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带着激愤的情绪说：别的不说，他老婆菊香是我的亲侄女。我们家穷得只好卖儿卖女，为什么？他当年是一个半截身子进了棺材的人，却靠三十块大洋，买了我们家亲侄女的青春。我对不起我那早死的哥嫂！呜呜……还有，他口口声声说是革命家庭，红色家庭，但是，这个情况很多人可能不清楚，但我是清楚的，他其实是被红军肃反委员会宣布处决的“改组派”，他不知怎么逃跑了……

    瞎瓜终于控诉出了一点情绪，而且说到了问题的症结处。赵虹立即带头呼口号：打倒地主阶级田钟乐！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瞎瓜开了头，后面便又有三五个贫下中农上台批斗了我，但再没有人打我，只是故意气愤地朝我脸上吐唾沫，但是由于我其实对他们还是很不错的，我个人认为是做到了有情有意的，所以他们的批斗更像是不得已做做样子。他们批斗我的内容，除了土地上的剥削外，还有两件罪行：一是有人指证我的儿子田文德参加了国军，而且还是一位师长的勤务兵；二是有人指证我收养了郑孝雄之孙、郑龙之子郑明发。

    5

    文德参加国军，这是我伤心的地方。那次三个孩子从长阳初级中学跑出来之后的第三个月，我才收到了文德和田怀勋一起寄回来的信。那一阵子，我的头发都愁白了。我自己死了都是无所谓的，但他们三个孩子，是我们田家的香火和希望呵，他们可千万不能出什么状况。终于有他俩的消息了，我迫不及待地看他们的信，恨不得把那些文字吞进肚子里。

    信中说了他们从长阳逃离的情形。郑孝雄遭袭后，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部得到县政府紧急奏报，为此派了一位钱处长连夜从恩施赶往长阳督查此案。钱处长到长阳的当夜，县党部书记邓甲山便责令保安团包围了长阳初级中学，封锁了所有的进出口通道，把学生和老师们都驱赶到广场上，然后对师生进行搜身，对住处进行搜查，甚至对有的学生进行了拷打，简直把学校变成了监狱，搞得乌烟瘴气。在搜查张九鼎的寝室时，搜查到了一部油印机，且发现传单上的笔迹似乎与张九鼎的笔迹一致。虽然张九鼎在刻写的时候，是故意走了样的，但是还是有些地方与他平时刻写的考卷上的字迹有相似之处。于是他被作为重大嫌疑对象抓了起来。他被保安团带走时，学校里的几百名师生集体目睹。张九鼎被捆绑着，两名士兵押着他走过广场。他走到田怀勋面前的时候，使了一个眼色，摆了摆头。张九鼎摆摆头的含意其实是不明的，到底是说请放心不会有事的，还是说你们快走的意思呢？田怀勋当时微微点头，但其实他的点头也含意不明，只能算是对张九鼎的一种回应和致意。为此三个孩子发生了争执。田怀勋着急地跟文道、文德商量怎么办，文道对文德说：你说。文德说：你是哥，你说。田怀勋说：不多说，你们说，我们到底是跑还是不跑？文道说：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证明是我们做的，怕什么？文德则说：如果张老师经不住严刑逼供，把事情都交待出来怎么办？我们逃命要紧。文道说：怎么会呢？他是这么好的老师，怎么会出卖学生？文德说：谁都有软弱的时候，谁能经得起严刑逼供？我们不要太天真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你们不走我一个人也要走了。田怀勋说：你一走，我们大家便都暴露出来了。还是一起走吧。我们往哪里去？文道说：回佷山？县保安团肯定会追到佷山，这件事便会连累家人。不行。但是三个孩子一时间哪里会形成一个明确的想法呢？争来争去，还是田怀勋一锤定音：我们先跑出县境再想办法。

    学生宿舍后面院墙外有一棵大泡桐树，枝桠离院墙不是太远，他们三人什么行李也不敢去拿，悄悄摸到了院墙那一带，趁着夜色的掩护，接近了那棵泡桐树，把一根绳子摔到树桠上拴住了，三个人便依次滑到了院墙外面。他们刚到地面，被院墙外巡逻的保安团士兵看到了，便喊道，不好了，有学生跑了。他们向这边追赶而来。三个孩子飞跑着，但是一小队士兵直追不舍，眼看越追越近了，而且在开枪示警。文道说：我们分开跑吧，我去把他们引开。文德说：哥说的有道理，我们一会儿想办法会合。田怀勋说：这哪成，还是我先跑，引开他们吧。文道推了他一把，示意他带文德拐向一条通往郊外的小巷子：时间紧，不要争了，我跑得快，你照顾好我弟弟就行了。我们明天早上到清江对岸会合。

    田怀勋拉着文德的手，迅速拐进黑暗中，消失了，而文道则继续沿着刚才的方向往前跑，保安团的士兵跟着他追过去了……

    文德和田怀勋那次在清江对岸等了一整天，不知怎么没有等到文道，不知他出了什么状况，但是他们也不敢贸然过江回县城，县城里肯定盘查得正紧。于是他们俩从小路准备跑往宜昌，可是他们刚刚跑出长阳的地界，到了红花套，碰到一支川军的队伍，不由分说，他俩被抓了壮丁，穿上了川军军装。他俩倒没有着急，而是正中下怀，正要逃亡，正愁没地儿可去哩。新兵正忙于赶到鄂西北跟解放军中原军区李先念、王树声的部队开战，也没有训练的时间，便上战场了。文德看着机灵，才两个月便被他们师长选中当了勤务兵，而田怀勋还留在连队里当士兵。

    6

    他俩那时在襄阳，我便按他们提供的地址写了回信。在信中我告诉他们：在你们走后这短暂的时间里，长阳发生了一些变化。你们逃走，等于是公开承认了打人肇事者就是你们三人。张九鼎被抓进保安团，此事激起了长阳初级中学进步师生们的公愤，第二天，师生们迎着保安团官兵的枪口，打着“反对政治迫害，挽救长阳中学”，“奋起，奋起，冲破一切黑暗”，“惩治郑孝雄，打倒腐败分子”的横幅，呼着口号，走上街头游行了。钱处长与县党部书记邓甲山一起接见了学生代表。双方会谈的具体情况我们不清楚，但是当晚当局释放了张九鼎，并表示不再追究你们三人的肇事责任，希望你们回校继续上课。而且，县党部还表示着手成立一个针对郑孝雄经济问题的调查组。这事儿有了一个良好的结局，但是一个月后的一天，张九鼎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在他上学的路上截走，带到清江边的沙滩上活活打死了，尸体漂在水上，被一个打渔的人发现时浑身肿胀得很难看。由于当时已是暑假期间，师生们都分头回乡了，无法再举行抗议活动，但由此看出，当局对于敢于反抗者，是心狠手辣的。所以，你们逃亡在外，倒更让我放心一些。值此乱世，望你们在外自己多珍重，勿以家里为念。

    不晓得我的信他俩是否收到，后来他们没再寄回信来。或许他们一直打仗，军队的驻防情况是随时在调动变化的，所以恐怕多半是没收到我的回信。

    又过了大半年时，我们收到了文德的第二封信，这时他已在南京了。从他那里得到的消息，随着军队的调动，他跟田怀勋已不在一起，田怀勋应该在安徽一带，但是听说那个地方的国军跟共军打得很艰苦……

    从此再没有文德的任何消息了。解放后怀勋倒是来过好几封信，他在安徽被解放军俘虏后，便参加了解放军，并且调转枪口打国民党，参加了解放南京的渡江作战，后来他的部队一直在扬州驻防。而且，他还在火线上入了党，当过班长、排长，后来是连长。他的情况，让我很欣慰。

    文道则一直没有任何消息，没有片言只语。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代，或许他跟我当年逃亡一样，因什么特殊原因不愿意给家里写信；或者他写过信，但是邮路不畅，没能寄回家里来……

    7

    郑孝雄在医院住了四十来天，伤愈出院了。出院那天，听说邓甲山亲自捧着鲜花来到医院，县保安团四百多名官兵大张旗鼓地前来迎接他，县城里的那些头面人物，官员，商家，豪绅，那些汉留兄弟，全都到医院大门外等着，放了好多鞭炮，然后全体人员在郑家楼大摆了三天宴席，三天里戏班子也一曲接一曲地唱着。县党部并没有继续追查他的罪责。此时国民党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急急如丧家之犬，根本无暇顾及此案。郑孝雄仍然当着他的县长，但是大树既倒，猢狲们的末日还会远吗？大量长江北岸过来的溃兵，顺着清江蜂拥着往恩施方向撤退。这时一直赋闲在家的沈成东之子沈大熙突然捡到一枚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接到湖北省政府的电邀，让他到恩施商量要事。原来，沈大熙跟省政府主席是黄埔三期的同学。沈大熙参加过北伐战争，曾任某部副团长职务，但抗战初期时，因为性格耿直，不满上峰的一味撤退而弃职跑回家来，一直赋闲，以为从此会荒老山野，没想到主席先生在飞逃到台湾之前终于想起这个潦倒的同窗了，当然不过是要拿他当一粒炮灰罢了。沈大熙在恩施见到主席之后，被委湖北省绥靖司令部反共救国军第一路将军总指挥职务，得到了印信一枚、手枪二支、银元三百块。后来人称“一、二、三将军”。沈大熙坐镇佷山接受溃兵游勇，凡是投到他招兵旗下的国军军官均可得到晋升机会。他发出的第一张委任状便是给长阳县长郑孝雄的，委任他为湖北省绥靖司令部第一路总指挥部第一纵队司令兼长阳县长。这帮秋后的蚂蚱们就这样纠合起来，高扬起细瘦的螳臂，张牙舞爪，信誓旦旦，企图阻挡历史车轮。这期间，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在宜都附近江面突破长江天堑，开赴江南作战，他们在长阳县城攻打了邓甲山、郑孝雄，邓甲山中弹被俘，郑孝雄则连夜带着残兵败将溯清江后撤到佷山镇，准备在那里负隅顽抗。

    长阳宣布解放了，新政府在县城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并枪毙了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邓甲山——这个欠我们家两条人命的家伙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但是长阳西部地区还由沈大熙、郑孝雄等五千匪兵所盘踞。江南游击纵队加上本地民兵，以近万人的优势兵力与盘踞在佷山的沈大熙打了一仗，沈大熙的匪兵本来就是临时纠集的乌合之众，一触即溃，丢下一百多具尸体之后，进一步向西溃退到长阳最西部一个名叫付家垭子的山寨，妄图凭险固守，垂死挣扎。

    这天两名解放军战士来到我家，送来一封长阳县委书记徐诗力同志的亲笔信：烦请田钟乐先生来指挥部一叙，有要事相商。

    我随两名战士来到了设在原佷山区公所的前线指挥部。徐诗力同志拿着一支铅笔正在墙上看地图，在那里比划着，带我进去的战士向他喊了声报告后，他转过身来，操一口山东普通话对我说：你是田钟乐先生？是的，不知徐书记有何指教？徐书记示意我坐下，他也在我对面坐下，微笑着说：你和你的家庭的情况，我都听说了一些。你们是一个革命者的家庭，而且你是一个有才华的民间艺人。你看，中国解放了，长阳解放了，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各方面都百废待兴，需要人才，我们想请你出来参加革命工作，怎么样？我愣了一下，随即摇摇头：感谢徐书记的美意，我心领了，但是我早已没有进取之心，只想当个农夫随遇而安，实属朽木了，请您体谅我的个人想法吧。徐书记爽朗地笑道：好，这个我能理解，这也是我刚才临时的一个想法，既然你有你的想法，那就暂时不说这个了。今天请你来，原本是请你帮忙做一件事。新政权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对。目前长阳的形势乃至中国的形势，想来你是晓得的，我就长话短说了。长阳西南部现在盘踞着沈大熙、郑孝雄这么一股顽匪，他们还在做着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美梦，还在做垂死挣扎。不消灭他们，我们就没办法安下心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上级要求我们，必须迅速打掉他们。

    若能铲除我的仇人郑孝雄，这倒是大快人心之事。付家垭子这地方你知道吧？当然知道，早年郑孝雄带神兵攻打过王缺耙齿，一夜之间攻下来了；现在沈大熙、郑孝雄又盘踞在那里。你觉得我们也可以一夜之间把他们打下来吗？当年王缺耙齿根本就没有防备，不知道当地会有人敢去攻打他，所以容易得手，现在怕不容易打下来。是的，付家垭子易守难攻，他们不仅有严密防范，而且火力不弱，如果强攻，势必伤亡太大；而如果长期包围他们，我们又耗不起这个时间。怎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又迅速解决问题呢？我们想派人给沈大熙送一封劝降信。我们想到了你。我？是的。你应该是最合适的人了。我们了解到你叔叔田世勋跟沈大熙是同学，听说他俩过去很要好，而且沈大熙去读黄埔三期还是你叔叔给黄埔朋友写了推荐信的。冲着这些关系，沈大熙或许会接受你的劝降。

    我把徐书记亲笔写成的劝降信缝在裤褊上，装扮成一个采药的山里老汉，戴着草帽，拿着药铲出发了。付家垭子在清江南岸，佷山镇西南方向，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过去我没有去过，走到山腰的时候，要经过一道险关，这地方叫付家垭子。这条路狭窄到仅能容一人通过，两边都是悬崖绝壁，而这段长达两三百米的垭子，都暴露在机枪的射程之内。我想这地方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解放军再来多少人发起冲锋，恐怕也都得中弹滚下悬崖。我暗想，徐书记让我来劝降，如果能不费一枪一弹解决这帮匪徒，的确是上上之策。

    过付家垭子的时候，对面守卡的匪兵大声喝斥：什么人？不准过来。再往前走就开枪了。我镇定地说：我家里亲人病情重，要进山采药。现在是非常时期，你还进山采什么药？不怕当作共党分子抓起来砍头？医生说了，有几位草药非得在付家垭子的深山老林里才能采到，有什么办法呢？上峰有令，只准进山不准出山，你还进山？我先采到药再说，至于怎么把药带出去，我再想办法。匪兵见我答对自如，便让我把双手举在头顶上过了垭子，然后他们对我进行全身搜查，没发现什么疑点，才放我进了山。

    我往山里走了四五里路，沿途看到匪兵们人很多，正在加紧修筑工事。我假装到农户家里讨茶喝，问明了沈大熙和郑孝雄的住处。老乡告诉我，这里正是郑孝雄的地盘，而沈大熙的总指挥部稍远，在付家垭子集镇的一户地主大宅院里。我喝了茶，往集镇走去，上路不久，突然看到郑孝雄之子郑龙带着几位匪兵朝我走来。我想回避已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本来他已跟我擦肩而过了，但他却又叫我站住，回过身来，注意地看了看我：你是什么人？我是进山采药来的。郑龙狐疑地说：怎么看着这么面熟？他上前摘下我的草帽，又端详了我一番，突然伸手就把我下巴上临时粘的假胡子给扯下来了，阴险地笑道：我就说面熟嘛。田钟乐，原来是你呀？你到这山里来搞什么？我见已被他识破，只好说：我真是来采药的，我妈病重，需要几味草药。郑龙摇摇头：既是采药，哪里用得着这么化装？他朝手下挥挥手：搜一搜他身上。几位匪兵搜了我的身上，幸好没找到那封信。郑龙便说：带走。几位匪兵粗暴地用枪杵我的腰眼，我只好听话地跟他们走。边走边想，这可怎么办，我的任务完成不了了，而且还会白送了性命。

    郑龙把我带回他们的营地，对着里屋喊：爹，我们这里来了稀客。您看看是谁？

    郑孝雄正在房间里烧大烟，他伸了个懒腰，走出来，看到是我，也感到几分意外：怎么会是你？我妈病了，我是进山采药。爹，他家的几个娃子差点儿把您打死，今天他狗日的倒敢送上门来。哈哈，您让我先收拾他一顿再问不迟。来人，给我往死里打。几个匪兵便拥上来，欲对我拳脚相加，郑孝雄摆摆手说：都下去。郑孝雄一挥手便免了我这顿打，倒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我以为我先得被打个半死。我便大摇大摆地拉过一把木椅坐了下来。郑孝雄又叫人看茶。我端起茶碗，吹吹浮在水面上的茶叶末，不慌不忙地喝起茶来，并不拿正眼看郑孝雄一眼。钟乐，我们两家的恩恩怨怨，一两句话也说不了。怎么说呢？这些年……哈哈，我是一个大恶人，断两根肋骨，算是一种报应吧。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不说了。如果你的两个儿子站在我面前，我一定要称赞他们有种，我不跟他们小一辈计较。……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山上？郑孝雄的这番话，倒很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简直有点儿不像是郑孝雄该说的话了。他这是怎么了？

    我就是来采药的。

    郑孝雄摇摇头说：你以为我会轻易相信你的鬼话？哈哈。你是替解放军来当说客的吧？

    我吓了一跳，却镇定地笑道：既然被你识破，我也不隐瞒什么了。中共的县委徐书记派我来劝降你们，希望你能识时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许能保你的狗命。

    你该注意的策略是，直接把信递到沈大熙手中，避免跟郑孝雄打照面；无论劝降能不能成功，你都要活着回来——你的安全问题是我最担心的。徐书记的话，说得我心里暖暖的。

    郑孝雄皱皱眉头，感叹地说：今天的解放军，正是当年的红军哪，没想到他们竟成了气候。看来，我当年那一宝押错了哦，可惜了我的世勋小叔的一条命！

    我们估计沈大熙和郑孝雄之间绝不会是铁板一块。本来就是临时纠合的嘛。你要巧妙地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利用好了就容易得手。主要是争取沈大熙，按他的尴尬处境，工作容易做些；而郑孝雄手上则是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的，估计是个死硬派！徐书记仔细对我交代。

    行，只要能铲除郑孝雄，干什么我都愿意。

    好。我们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只是我们知道你跟郑孝雄是生死仇人，你此去安全问题可是一个难题。怎么办呢？你有这个胆量吗？

    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你看我的双手，是不是沾满了鲜血？共产党能饶得了我？真不会杀我？我可没那么傻。投降共党？不不，我跟共党势不两立。本来我不想杀你，不是我心慈手软，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是快得孙子的人了，想替孙子积点儿阴德哩。可你既然真是共党派来的说客，我也就只好借你项上人头来稳定我的军心了。来人，把他绑起来。

    如果郑孝雄也参加起义了，那他岂不是有功人员？是不是会宽大处理？

    关于如何处理，我现在无法给你答复——情况都在变化之中。总之我们目前就是要用最低的代价，把这股土匪消灭掉。

    我内心里是希望郑孝雄得到惩治的，徐书记这个答复，老实说我不太满意，但是总的来说，这次送劝降信对于铲除郑孝雄有直接关系，而且如果劝降成功，就会使数千人免遭战火涂炭，是一种积德行善，对于我来说则是一种赎罪行为，所以我还是愿意努力去做的，哪怕付出牺牲。

    郑孝雄一声令下，几个虎狼般的匪兵朝我跑了过来，抓住了我的胳膊就要往外拉，这时，内室里传来一阵婴儿“哇……哇……”的啼哭声。一位老妇人跑过来对郑孝雄说：县长，恭喜您，生了，生了。是男是女？倒是个带把儿的。我猜想产妇就是那个被郑龙强抢成亲的胡冰心了。郑孝雄顿时兴奋起来：快抱出来我看看。这时几位匪兵已绑上了我，正等待郑孝雄发落。郑孝雄扭过头来，对他们摆摆手：算了，算了。田钟乐，你他妈真叫命大。看在我刚落地的孙子面上，今天不杀你了。哈哈，我怎么能杀我孙子的逢生人呢？给他松绑。我们佷山当地有一个风俗，就是孩子刚出生，来到家里的第一位客人，被称为“逢生人”，不管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客人，与主家有何恩怨，都是贵客。我碰巧成了郑孝雄的孙子的“逢生人”，所以他今天杀不成我了。这时老妇已把孩子抱出来给郑孝雄了，郑孝雄捧在手上，看着连眼睛都没睁开的孙子，在他的小脸上吻了一口，显得一脸的慈祥。郑龙凑拢对郑孝雄说：爹，我已给儿子想了个名字，他是明字辈儿，就叫郑明发，您看怎么样？郑孝雄点点头，满意地说：子子孙孙兴旺发达，发家致富，挺好呵。郑家父子在做梦哩，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一个杀人恶魔还想子子孙孙兴旺发达？哈哈，真好笑。这时，屋里有一个女人却在惊呼：不好了，大出血了。郑龙大惊失色地说：爹，这可怎么办？快救冰心呵。郑孝雄说：快去找医生。在这山里，哪里去叫医生呢？过了半个时辰，几位匪兵才带着一位草药医生赶来，而这时产妇已经奄奄一息了。郑孝雄说：你快把我儿媳妇救活，否则小心你的狗命。那个吓得瑟瑟发抖的草医哪有回天本事呢？过不多久，可怜胡冰心竟死在血泊中。不消说，郑孝雄一枪打死了那个草药医生。

    郑家乱成一团，就算我恨死了郑孝雄父子，现在看到这种惨景，竟也觉得于心不忍，便走出来，先是信步遛达遛达，后来看看这时候根本没有人注意我的存在了，便拔腿朝付家垭子集镇方向走去。不过五六里路，一会儿我便走到了沈大熙的总指挥部门口。我向门外的岗哨说明了我是沈司令的乡亲，有事要见到他，哨兵进去通报了，我没想到沈大熙居然亲自来到大门外，看到我老远便把手伸了出来：是钟乐呀，快请快请。在他的表面热情背后，我看到他脸上写满了焦虑。他喊他婆娘给我端了茶水，然后他问：这种非常时期，钟乐贤弟来到敝地，一定是有要紧事？我直截了当地说：沈大哥，我是替中共给你送信来了。哦？信在哪里？快拿来我看看。我从裤褊上把信拆出来，递到他手上。

    沈将军阁下：我是中共长阳县委书记徐诗力。我们晓得你的情况，你个人没有多大的劣迹，倒曾是一位思想进步的青年。在抗日战争时期，你是因为不满无能的上司放弃对日本鬼子的抵抗，错过战机，而愤然弃官回乡的。作为中国人，你是有骨气的，自然，你也是有几分怀才不遇的。时势造英雄，国共内战的最后关头，为你提供了仕途上升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恐怕只能是海市蜃楼呵。现在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被解放军打垮了，而且蒋介石丢下你们逃到了台湾，剩下你和你的手下这帮乌合之众又能够支撑多久？“反攻大陆”只能是白日做梦而已。现在，我们已重兵包围了你们，如果你是识时务者，我奉劝你马上向江南游击纵队起义投降，尚可戴罪立功，可保全你、你的家属和手下兄弟们的性命。如果继续与人民为敌，顽抗到底，那只能是死路一条。盼你收到信后，立即做出抉择。三天内，我们希望看到你的诚意，否则，将毫不留情地消灭你们。何去何从，你早作打算吧。

    他读信的时候，手有些发抖。钟乐贤弟，不瞒你说，本来我是满怀信心的，谁晓得他妈的屄蒋介石竟跑到台湾去了，我们哪有前途可言？我的心早就虚了，早有效法傅作义将军之意，只是一来投诚无门，二来不晓得共产党对我个人的看法，担心共产党会怎么对待我。看来，你今天是给我送来了定心丸。我舒了一口气：如果真是如你所说，我也很荣幸。沈大熙问：我们具体怎么操作？这个问题，徐书记倒没有说。不过，只要你有诚意，我想，你是会做出妥善安排的。我现在有些骑虎难下。我手下的有些人，不一定肯听招呼呵。我点点头：我刚从郑孝雄那里来，他肯定是一个死硬派，不会投降的。如果不是他刚才恰巧得了孙子，我已经一命归西了。我便说了刚才在他那里差点被杀，却不意当了他孙子的“逢生人”的情况。沈大熙叹了一口气，慨然地说：也罢，既要成大事，就得当机立断，痛下决心。

    这天晚上大雨磅沱，电闪雷鸣。沈大熙通知召开团级以上军官紧急军务会议，包括郑孝雄、郑龙在内约二十多位土匪头目全都冒雨赶来参加会议。等人到齐后，沈大熙宣布说：各位，今天我这里来了一位贵客，介绍大家认识一下。我从内室走了出来，我看到郑孝雄吃了一惊，脸色很难看，他一定没想到我作为沈大熙的贵宾这时出现。沈大熙说：这是我的乡友田钟乐先生，大家欢迎。郑孝雄立即发难说：沈将军，他是共军派来的说客，是来动摇我们的军心的，你为何把他视为上宾？来人，把他抓起来。沈大熙骂道：放肆。在我这里，岂容你等放肆！郑龙掏出枪来，准备朝我开枪，楼上埋伏的卫队早已多枪齐射，将郑龙击毙，血溅当场。郑孝雄大骇，连忙转身准备朝外跑去，早有卫队士兵拥上来把他按倒在地上，捆了起来。郑孝雄大声喊道：沈大熙你这个狗日的，当初招募我们是你，发委任状给我是你，你怎么又要叛变了？沈大熙被骂得脸上很难看，但他还是坦然地对众位军官们说：各位，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今天，我们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为了兄弟们及兄弟们的家眷的生命安全计，为了大家还有机会能够回乡见到父老乡亲，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投诚了。田钟乐先生就是替中共给我们送劝降信来的。现在，我宣布，本部全体将士，此刻即举行起义。如有不服从者，立即枪决。他手下的众军官都欢呼起来：起义哦，可以回家了哦。起义哦，可以回家了哦。

    沈大熙对郑孝雄说：郑兄，你看，大家早就都想着起义了。谁想挡历史潮流，那只能是自不量力。我们起义大计已定，那么只好对不起你了，要借你项上人头，作为向共军的进见之礼。你怨我我也没有办法，你可以先到阎王爷那里告我一状。

    郑孝雄“卟嗵”一声跪下了，他给沈大熙磕了三个头。

    事已至此，你磕头求我也没用的。就算我能饶你，众将士能饶你吗？共军能饶你吗？

    我非为我自己求你。既要起义，我自然是该死之人。

    所求何事？

    我为我孙子求你，也求田钟乐。

    哦？

    我儿子郑龙已死，我也没法活了。可怜我孙子今天刚出生，他生母就大出血死了。我孙子怎么办？没有人管的话，他饿也要饿死了。郑孝雄竟大哭起来，这个临死之人。

    你想怎么办？

    我想托孤给田钟乐。

    给我？我想我没有听错吧？郑孝雄可是跟我们田家有血海深仇的哟，却还向我托孤？郑孝雄说：我晓得，我郑孝雄欠你们田家太多。我死后到炼狱里去偿还，或者变猪变狗变牛变马地偿还吧。田钟乐，我孙子就拜托你了，老子先走一步。说完，他也不顾我是不是答应，当然他晓得他也不能勉强我答应，只是他也没有别的人可托付，便大步地往门外走去。沈大熙对卫队挥挥手说：执行吧。把他的人头割下来。

    几名卫队士兵刚把郑孝雄押到大门外，这时突然天空一阵“哗啦啦”的响雷，仿佛就是从大门外滚过，然后听到卫队士兵的惊呼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骇人之事。不少人往门口奔跑，我便也跟着跑出去看。原来，竟是雷电击中郑孝雄。我看到他已被烧成了一根枯焦的树桩，缓缓地倒在地上。几个刚才仿佛呆傻了的卫队士兵才回过神来，嚷道：太吓人了，眼看着天上一团火球朝郑孝雄头上砸下来，然后他像抽筋一样抖了几抖，眼睛翻白，一会儿便被烧枯了。像鬼施了法术似的，怎么单单就只击中了他呢？

    紧急军务会议之后，我把沈大熙给县委书记徐诗力的复函密信藏好了，便起身告辞。沈大熙挽留说：夜已深了，你现在还能往哪里去？不如歇一夜，明天天亮再出发。我说：郑孝雄的孙子现在无人照管，我得去把他找到。沈大熙吃了一惊：钟乐你没得哪根神经搭错？你还真的要把仇人的孙子带回家不成？我苦笑了一下：我也不乐意呵，但是我当了这孩子的逢生人也算是有缘吧，我不管他他就会死掉。沈大熙摆摆手说：这年头死个人算个鸡巴事？不过，我真服了你。你去吧。

    到了郑孝雄住地，门敞着。我打着火把抢了进去，看到床上襁褓中的那个孩子。他显然已经奄奄一息，脸憋得通红，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了，眼睛也还没睁开。一缕恻隐之心顿时揪紧了我：可怜的孩子，出生后恐怕连奶水都没吃上一口，生母便死了。到现在已是五六个小时了，再不吃点东西饿也得饿死。我连忙找了点大米，到灶上熬了米汤，吹凉后灌给他咽下。然后，抱着孩子连夜下山了。

    我给徐诗力复命后，回到田家坪，我到我爷爷、我爹、世勋叔叔的坟前祭奠了他们。我们田家的血海深仇算是报了，真是苍天有眼！我以为我会从此轻松了，但此时我才感到我的负疚是永远无法真正消除的，因为他们三位亲人都不在世上了，怎么能唤回他们活着呢？他们的死，都是跟我有关系的，世勋叔叔是因为我丢硬币作了弊，以及我没有及时将我意识到的郑孝雄的不好的情况告诉他；而我爷爷和我爹则直接就是替我而死。

    我将郑孝雄的孙子改了随我的姓。他从此叫田明发。我给他改姓可不是为了占他什么便宜，而是设身处地的替他考虑。他是无辜的，而郑家罪大恶极，我不能让这个罪恶的姓氏来压迫着他。

    8

    写到这里，我又有很多话想说了，克制不住，克制不住。瞧瞧我这喜欢饶舌的德性。

    这一章涉及到长阳解放前后的一些重大史实。特别有意思的是解放前夕的最后一次剿匪。据县志记载，当时长阳大部解放，却有五千名匪徒撤退到长阳县西的付家堰乡（解放后付家堰划归五峰县管辖）凭险据守，妄图负隅顽抗。匪首主要是何大熙（他的历史故事我部分地加在了郑孝雄身上）和覃守一（本书中他叫沈大熙）。县志中关于覃守一的辞条说：“10月初，长阳指挥部派人致书何大熙，促其投降。覃获悉，自知身临绝境，遂于11月8日会同县参议长周临川、县民众自卫总队副队长倪定安、常备大队长覃少岳在双古墓秘密会议，决议擒何大熙率先起义。随即，派员与解放军接头成功。11月11日，乃于傅家堰何家湾擒何大熙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易子良及其下属二十余人，宣布起义。1952年，覃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1982年，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恢复政治名誉，并对家属予以抚恤。中共长阳县委宣传部认定覃为起义人员。”

    关于何大熙的辞条则如此说：“民国38年6月，国民党兵溃西南。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电邀何赴恩施面商要事，朱与何为黄埔同窗同学。何回家数年，终日游手，不甘寂寞，遂行。至恩施被委以湖北省绥靖司令部反共救国军第一路中将总指挥。何领得印信一枚，手枪二支，银元三百块转回长阳，时人讥其为‘一二三长官’。何至资丘，设总指挥部。纠集乌合，欲效螳臂当车。11月上旬，人民解放军长阳部队沿清江分南北两路进击资丘，南路与何遭遇于西湾，何败走黄柏山。其时，国民党长阳县长卢生桂弃职潜逃，何部第一纵队少将司令覃守一接充县长，亦率败兵逃至双古墓，决计起义。11月11日下午4时，阻截何及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易子良于傅家堰之何家湾，何被捕，部属二十余人悉数缴械。至此，何叹道：昔日座上客，今日阶下囚。1951年，何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上面两个辞条讲了一个相同的故事：解放军派人送信，本来是送给何大熙的，结果歪打正着的被覃守一劫获，于是覃守一跟部下决议擒获了何大熙。

    本章演绎了这段风云际会的重大史实，但田钟乐送信没有送错人，而是按县委书记要求送到了沈大熙手中。

    特别大快人心的，是我在这里写到了郑孝雄的死，他是被雷击而死；也可以说是被诅咒而死。二十多年前，他当了叛徒，为了邀功请赏而砍了田世勋的头，田世勋之兄田世业给他收了尸，请木匠给他用榆木做了一颗假头，还亲手用毛笔给那颗假头描了眉毛、眼睛、鼻子、嘴巴，然后每画一笔他都要咒一句郑孝雄：“天打雷劈不得好死。”郑孝雄这狗日的最终没有逃脱这个命运的诅咒。写到郑孝雄遭到雷劈而死的时候，我站了起来，大笑一阵，眼泪夺眶而出。解恨哪解恨。

    田钟乐在土改中遭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不过我无意于评述这些政治是非，而愿意以更饱满的激情和更酣畅的笔墨来关注于田钟乐的人性之美。郑孝雄父子恶贯满盈，他们注定灭亡，天意如此，民意也如此。但是，他们却留下了一个尚在血盆之中的婴儿发儿。发儿是无辜的，他应该活下来。偏偏我的主人公田钟乐成了他的“逢生人”，偏偏郑孝雄竟向田钟乐“托孤”，偏偏是田钟乐收养了他。田钟乐在此时以德报怨，何其伟大！真的有海一样宽阔的胸怀，一种对生命的巨大尊重。那么接下来，作为郑家血脉的发儿还会长大，发儿长大后会知道自己的身世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么发儿将如何报答田钟乐？田家和郑家会如何进一步地发生恩怨纠葛？

    收养发儿，既是对田钟乐人格和美德的精彩刻划，同时也是命运在这里草蛇灰线，埋下的千里伏笔。羊角岩不会让读者失望的。

    9

    批斗会还在继续进行，并且达到了某种效果。批斗会结束后，李光明宣布：把大地主、坏分子田钟乐押到区政府，听候处理。散会后，李光明安排由胡秘书带着两位民兵，先把我押往区政府。我预感到我可能回不来了——我有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在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里得不到一个好的结果。路过我家门口的时候，我对胡秘书说：我要回家看看，耽误一小会儿。胡秘书犹豫了一下，不过还是点头同意了：时间不能太长。我很感动。胡秘书名叫胡学环。他没有得到李副区长的指示，擅自同意我回家看看，无论出现什么状况，他都是有重大责任的。我对他说：你放心吧，几句话的事。

    我被反绑着双手，心想这回准是生离死别了，但我故作轻松地对我妈说，他们通知我去区政府把几个问题说清楚，没什么大不了的，您别担心，我明后天准会回来。我妈都吓得快要晕过去了。这些年，我妈就是这样跟着我愁过来的。这次土改，已经听说别的地方有在批斗会上当场打死地主的消息，还有更多公开镇压地主的消息，我现在这个样子，她能放心吗？但是事已至此，也不是我妈能够左右的，她只能痛苦地等待着结局。这时我妈背在背篓里的田明发看到我，却乐了，他挥舞着小手，“爸爸”、“爸爸”地叫着，声音像刚蔫了花的黄瓜一样脆生生的。他的笑容多么天真可爱呵，这给我心里一种清凉的安慰。

    我不忍心多在我妈面前呆着，这太残酷，于是到里屋跟菊香告别。她在床上躺下了，蒙着头。刚才她肯定已看到了我被批斗的情景。作为婆娘，这样的情景肯定使她感到蒙受羞辱了。我很抱歉，可我又怀有一丝对她的怨恨，我在心里说：哼，你他妈委屈？斗争我的时候，最得力的弹药就是你的叔父瞎瓜提供的。我晓得我这么说对她不公，因为瞎瓜一家人毕竟跟她在感情上并不很亲，而现在我想她心里也是难受的，所以我把自己复杂的情绪强咽下肚里，真诚地对她交待说：这次土改，我看来没有好果子吃。估计我们的土地和房子都会被没收，我的命也可能会不保。如果我被怎么了，你早点儿打主意，另外嫁个男人过日子吧。这辈子你跟着我受屈了，你多担待点儿。

    我没听到她说什么。但是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听到她似乎是咬着被角发出了像母狼一样的哀嚎，让我的心一阵颤抖。

    到了区政府，我被关押在一间牢房里。这间牢房曾是郑孝雄关押过覃国华老师的牢房。我晓得覃国华老师在这间牢房里是受到了特殊礼遇的，但是他从这牢房走出去以后，最终还是被红军当作改组派给镇压了。我想，这回我的生命也算是走到了尽头。委屈吗？当然委屈，但是想一想黎步咏，我又有多大的委屈？黎步咏师长、江河政委对革命贡献那么大，还不是上面人说他是改组派就是改组派，说杀就被杀掉了？我一条贱命，又算得了什么？虽然我还是留恋生命的，但我的活头儿已经是赚出来的了，我何怕之有？对于死亡，我倒是有那么点向往，有那么点跃跃欲试，因为我想，玉露在黄泉路上等我已是五六年了，这回，我终于可以跟她去团聚了。她一个人在那边太过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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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要死了，我特别想念我的双胞胎儿子，不觉泪流满面。他俩双双失踪几年杳无音信，文道是一直没收到他的来信，文德则是自他在南京发出那封信后便再没信来，估计他俩多半不在人世了。这些年战乱，该死了多少人呵，所以死亡实在乃是稀松平常之事。如今除了我妈，人世间我究竟还有多少可留恋的呢？我也想念怀勋，三个孩子中，总算有他活着，并且有出息了。他是烈士遗孤、红六军军长后人，他有出息是应该的，没出息倒是老天不公平。

    第三天上午是万人公判大会。看守我的民兵告诉我大会的会场设在烟台子。烟台子是一个好地方，临着清江，地势显耀，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法场。许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郑孝雄斩杀我叔叔田世勋，我曾在这里陪斩，那次把我吓瘫了，吓傻了，吓得尿裤子了，想一想真是惭愧。

    公判大会定于上午十点钟举行。那天我记得蓝色的天幕上飘荡着一团团洁白的云彩。我在想喊几句什么口号？我该喊几句“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说明我对这个红色政权是有感情的？但是我又觉得不恰当。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是人民的敌人，是坏分子，喊这样的口号有不伦不类的感觉。喊这样的口号就能证明我的无辜了？

    我没想到，我命不该绝。这天到了十点钟，我们还没有被押出牢房。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我才晓得，那天恰好县委书记徐诗力同志来佷山检查土改工作。他是九点半钟赶到的，副区长李光明迎接了他那一行人，并向他汇报说区里马上要开公判大会镇压恶霸地主，徐书记便亲自过问要执行枪决的是哪几位地主，劣迹如何？他听到了我的名字，连忙说：田钟乐？田家坪的？当过红军的那位？李光明汇报说：是的，就是他。徐诗力马上板着脸说：你们荒唐不荒唐？您的意思是？田钟乐的情况，我是晓得的。他在解放战争中帮我们送信，策反了沈大熙，他是立了大功的。我们怎么能杀有功之臣呢？跟他同来的县民政科科长也说：田钟乐的大儿子田文道，是光荣的解放军连长，他最近在贵州剿匪中英勇牺牲了。我这次随徐书记来佷山，其中一项工作内容正是要到田钟乐家登门致哀，送烈属证的。这样的同志，怎么能当恶霸地主杀掉？李光明犹豫着说：可是，他当年被红军肃反，给他逃掉了，所以他有历史问题，再说他真是地主，而且他的小儿子田文德是在国民党里……我们不晓得他大儿子的情况……民政科长冷冷地说：你就按徐书记的意见办吧。

    这天的万人公判大会比原定时间延迟了半小时，还是正常召开了。另有两位恶霸地主像死狗一样的被拉出去执行了枪决，而我则捡回了我的性命，还受到了徐诗力书记的接见，并由民政科长给我颁授了一份红胶壳的《烈属证》。但我却忘了对徐书记和县民政科长说感谢，因为一种突如其来的悲恸像尖刀一样扎在我的心里。我得到了我的大儿子文道的死讯了。为什么死的不是我？我想死，却为何已经两次三番地死不成？我宁愿用我的死亡来换取文道的活着。他那么年轻，那么鲜活，怎么竟死在我的前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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