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田家坪大队五生产队的食堂，是由原来的田氏宗祠改造而成的。五队二十四户八十八口男女老少都统一在这里进餐，不需要付钱，一日三餐听到食堂敲钟来吃就行了。各家各户的炊事工具，包括锅碗瓢盆，全都上交到食堂里统一使用。食堂每天像赶集一样热闹，每次钟还没响，人们便已经迫不及待地等着开饭了，天井里一片敲击碗筷的声音，像是一场狂欢。这是田家坪自古以来没有过的景象。按需分配呵，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已经实现了呵，人们自然都兴奋不已。都敞着肚皮吃，比着赛吃，一些人撑得像孕妇一样直不起腰来。

    我说的是贫下中农的生活。他们欢声笑语，非常幸福。我是富农，不属于他们中的一员，但是我也很受他们情绪的感染，只是我看不惯他们的浪费。他们把吃不完的饭菜到处乱丢，地上到处都是，食堂事务长田疙瘩时常嘴里不干不净地责骂那些丢饭菜的人，但没有人听得进去。简直是暴殄天物呵，这是要遭雷打的呀——这句话让人想起郑孝雄的死法来。从小我爷爷就给我灌输要节约粮食的观点，我认为永远是不会过时的。当然这些话只能藏在我的心里，我是不能有丝毫的吐露的，否则那就是罪状，就是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对新社会的仇视了。

    我跟贫下中农的生活是有区别的，天上地下的区别。土改时，我因为文道成了烈士而且这个噩耗来得那么及时，而侥幸活了下来，没有被枪毙成。我的家庭成分，原本该划地主的，也因文道的死而得于降格为富农。再想把成分低成下中农，几乎是没有道理的事了，所以我对贫协已经很感激了。有点儿“因祸得福”的意思吧？但我实在不愿意要这份福，而宁愿把这份福让给我的儿子文道，让他活下来，让我自己在当时被枪毙掉。土改把我们家所有的土地、房屋、金条、银钱、手饰、自鸣钟、手电筒、柜子、床、牛、骡子、猪、鸡、狗、犁、镰刀、锄头全部当作浮财分光了，我是一无所有了。“人民公社”兴起办食堂了，最开始是不允许我参加食堂吃饭的，后来佷山公社主任李光明传达新的上级精神，对我们地主富农也要纳入食堂管理，当然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获得跟贫下中农一样的政治待遇，而是为了加强对我们的管制，不让我们继续搞私有化。总之这样我便也可以带着田明发去食堂里打饭了。大队书记瞎瓜曾宣布了纪律，要等贫下中农排完队打完饭之后，我才能打饭，而且看到贫下中农，我得低着头作认罪状，不能乱说乱动。瞎瓜虽然说不上文化水平，但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就是“举贤不避亲”，他儿子向三旭是民兵连长，而儿媳妇钱岩米则是食堂里掌勺的管理员。钱岩米这个岗位是生产队里最令人羡慕的岗位之一，不用到地里去遭受日晒雨淋，舒适轻松，而且在分发饭菜时，勺子上可以有轻有重，有多有少，算得上实权派。钱岩米长得白胖白胖的，笑起来很甜，可惜她每次看到我的时候，脸上的笑容总是会突然收卷起来，像阳光陡然躲进乌云里。我倒理解她，她能对我这样的阶级敌人保持警惕，这说明她的政治觉悟是很高的。她打给我的饭菜，总是比给贫下中农打的少多了，平均每餐饭要少一两饭的样子，更不会指望她会给我打荤菜。

    田明发的情况比我要好一点，他虽然是郑孝雄的孙子，但他只是个孩子，是无辜的，所以被定为“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发儿还在襁褓里时，我抱着他到处寻找刚生了孩子的妇女讨一口奶吃，找不到奶时就熬米汤给他度命，总算让他活了下来。菊香过去一直不爱搭理他，所以这孩子跟我亲，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我搂得紧紧的，冬天我跟他相互用体温取暖，日子久了，便让我感觉到一种慰藉。土改不久，我跟菊香离了婚。那时宣传贯彻《婚姻法》，是瞎瓜亲自到我家里来“宣传”的。说是“宣传”，其实说是“宣布”更准确。他是以田家坪大队书记兼五队队长和菊香叔父的双重身份来“宣布”此事的。那天菊香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最后咬着嘴唇轻轻地点了点头。后来瞎瓜就帮着把离婚证拿回来了。离婚对于菊香来说，是“弃暗投明”，很好，我一点儿也不怨菊香，因为我并不觉得委屈，想一想我世勋叔叔和黎步咏，我现在什么委屈都能承受，我早已学会了逆来顺受，我反而打心眼儿里感谢《婚姻法》，它帮我结束了这一段毫无生气的婚姻。我俩已经好多年连架也懒得吵了。离婚对菊香除了婚姻上的解脱，还有政治上的解放。离婚后她被定了上中农的成分，不再需要遭受富农婆的恶劣待遇了。但毕竟这是一段二十多年的婚姻，毕竟菊香也不容易，所以我内心里有一点不忍心，但是我忍心不忍心又有何用？

    离婚后，我把土改时安排给我们的两间偏屋让给了菊香住。菊香当时倒是犹豫着不肯接受这种安排，但她叔父瞎瓜替他做主，她只好接受了。我和我妈还有发儿没地方住了，便搬了出来，傍着西边山墙搭了个千脚落地的窝棚，然后用泥巴糊了壁缝，勉强安身。一年后，我妈病逝了，可怜她一生就只是跟我爹成亲那阵子过了几天富贵日子，后来这个家里一直灾祸连绵，到她死的时候家业全面败落。她跟着我和钟韵两个儿女愁了一辈子，跟媳妇菊香吵了一辈子。她严重哮喘时，还挨过两次批斗，有一次被晒得晕倒在主席台上。她死后连棺材也没有，只用草席简单地裹了一下下葬，好不凄凉。我对不起我妈，但是天可怜见，我实在没有办法把我妈安埋得好一些。

    2

    田家大院除了菊香还住着两间偏屋外，现在还住着另外四户人家。

    瞎瓜在正东头，占了六间屋子。土改那年他家搬进来不久，民兵连长向三旭便娶了钱岩米。他俩的婚床，正是我当年跟菊香结婚时的滴水床，雕龙描凤，富丽堂皇，到土改时二十多年过去却也没怎么褪色。尽管这张床给我和菊香带来的并不是幸福美满，但是想来他俩在床上有“政治挂帅”，也许情况会不一样，毕竟时代不一样，各人的福份也是不一样的。看来瞎瓜还是很有眼光的，很早就看准了这张床，就在为儿子结婚做思想准备了。那天钱岩米嫁过来的时候，瞎瓜几个当年的佃农朋友给他特制了一个吹火筒，里面灌满了七八斤重的细沙，让他斜挎在背上。当年瞎瓜那几个朋友的儿子娶媳妇的时候，他如此地整蛊过他们，但是这次他不耐烦地推开了他们：我是支部书记，这样的玩笑开不得。这弄得大家有点儿下不来台，后来大家尴尬地笑笑，也就散了。

    再是邓蚂蚁子一家。邓蚂蚁子过去是我们家的佃户，土改时他们作为田家坪最穷的人家，分了我们田家大院的西头正屋五间。邓蚂蚁子家兄弟姊妹七人，他是老六，这么多人口，家境自然特别贫寒了，四十三岁才娶到一个瞎子女人，生下邓美娇。邓美娇两岁上死了瞎子妈。对于她的家庭，我可没少关照，每年减租不说，邓美娇三岁时患肺热，因没钱看病耽误时间而导致了肺脓肿，邓蚂蚁子抱着她找我借钱，我借给他两块大洋，并陪着他去找了国军设在佷山镇上的伤兵医院，那里有我熟悉的医生，才救了她一命。邓蚂蚁子一直没钱还我，我也根本没指望他还，后来我怕他有压力，还专门对他说，孩子病治好了是大事，两块大洋的事就算了。邓蚂蚁子对我一直是感恩戴德的。他女儿邓美娇渐渐长大了，眉目还算清秀，给我的感觉是枯树蔸上开出了一朵鲜花。她没读过书，土改后期进了妇女识字班勉强认了几百个汉字，脱了盲。

    还有李小虫和他老伴儿住在后院偏屋。李小虫本名叫李伟龙，但是他长相猥琐，加上胆小怕事，与他的名字极不相称，所以人们都叫他“李小虫”。这家人也是我家佃户，家世很惨。老伴儿妇科病，多年渗漏不止，失去劳动能力，多半时间在床上躺着唉声叹气的。大儿子被抓了壮丁，再没有音讯。女儿解放前被路过田家坪的国民党溃军轮奸，并且带走了，后来下落不明。二儿子自愿参加抗美援朝，却死在朝鲜战场。现在他俩都六十了，守着二儿子挣的“烈属光荣”的牌子，显得很是孤苦。

    我们田家人，只剩下田怀勋还住在田家大院。抗美援朝期间，田怀勋从班长升到营长，在一次战斗中被一块弹片打中了大腿骨，但捡回了一条性命，伤愈后复员归来，在家里休养过一段时间，能正常走路了。他跟我的关系有点儿尴尬，本来我们是兄弟，他倒也是顾念亲情的，但他跟我常常无言以对。我很理解他的处境。他出身在我们这个家庭，按理应该至少也是个富农，但他是“红六军”军长的后人，正宗的烈士遗孤，他自己又是光荣负伤的复员军官，所以他回来后贫协把他的成分定为了中农。我们过去虽然是一家人，是叔伯兄弟，而且他是由我妈和菊香把他抚养大的，但现在因为阶级划分，我们明显处于两个阵营里了。我的成分高，他不便跟我亲近，即使我们有很多话想说，但没办法说。他回乡养伤期间结了婚，娶的是“竹林七贤”吕少南的二女儿吕芳菲。说起来他俩当年抗战时在佷山镇上看我们唱戏时就认识了。那时他俩都还小，没想到几年后成就了姻缘。不久吕芳菲生了女儿田合作。次年春节过后，田怀勋担任了佷山公社人武部长。四年后，又有了儿子田跃进。

    3

    在墙上悬挂了一年，一直处于休闲状态的割谷刀，被人们重新记起。傍晚时分，远远近近响起了一片嚯嚯的磨刀声。这时，瞎瓜去县里参加了一个什么会议回来，当夜召集全大队社员召开紧急会。田氏祠堂前面的台子上摆了一张桌子，桌子后面点了三盏汽灯，亮如白昼。台下黑压压一片人头，点了名，全大队八个生产队六百余社员只缺各生产队食堂里的人员和五个病号，其余男女老少全到了。李光明和瞎瓜神气地坐在主席台上。会议开始的时候，照例是民兵连长向三旭领呼政治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然后他大声吆喝道：把富农分子田钟乐带上来，向贫下中农低头认罪。

    呼口号声刚落，瞎瓜干咳了几声，卷了卷袖子，站起来：社员同志们，今晚我们开一个很重要的会，传达县里的会议精神，召开大跃进誓师大会。你们都要认真地听，听了，马上要落实，超英赶美，连夜行动。今天，在我们大队指导工作的工作组长、公社革委会主任李光明同志也来了。下面，请李主任讲重要意见。

    李光明拿搪瓷缸子喝了一大口水。他从“三面红旗”的意义，从中央、省、地区的会议精神开始讲起，讲到县里要求在粮食生产和钢铁产量上放“卫星”。讲到县里另外一个公社的先进典型，已经放出了亩产一万斤稻谷的“卫星”。听他这么说，群众都议论纷纷，都在小声的嘀咕着什么。瞎瓜说：不要开小会，安静，安静。李光明说：广大社员同志们，我们佷山公社是什么地方？是革命老苏区。是七十七烈士就义之地。难道我们不该发扬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为老苏区争光？难道别的大队能够创造出来的奇迹，不该由我们来创造？不，我就不信这个邪。我们一定可以放更大的卫星。

    李光明所说的“七十七烈士”，是前不久在修公路工程的时候，从镇东烟台子旁的一个石灰窑里挖出了七十七具尸体，显然是“红六军”兵败而牺牲在此地的红军烈士的尸体。此七十七具尸体，应该只是“红六军”牺牲者中的一部分。这些尸体被挖掘出来时，面目早已腐朽，有的成了枯骨，所以这七十七位烈士全都无法核实清楚姓名。

    李光明又喝了一口水：你们刚才议论什么？我晓得你们在议论什么。你们一定在想，稻谷亩产七八百斤算是高产了，哪能达到一万斤？这个卫星怎么放得上去？这个嘛，我和瞎瓜同志到先进大队考察过了，我可以告诉大家，比这更大的卫星也是可以放的。我们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瞎瓜请贫下中农发表意见，好大一会儿没有人吭声，后来李小虫嘀咕了一句：这是不是太假了？

    也许是声音太小了，瞎瓜和李光明都没有听清。瞎瓜说：你刚才说什么？能不能大声点儿？

    李小虫有些胆怯，不敢作声了。旁边有人替他说：他说这是不是太假了。

    李光明很不客气地拍了桌子：李小虫，你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形势。就冲你这句话，我马上可以把你捆起来送公安局，关你个三年五载。什么叫太假？产量都是要过秤称的，实事求是，只不过是适度集中一下而已。目的是为了给毛主席报喜。毛主席在中南海还等着听我们贫下中农的好消息哩。你敢反毛主席？

    空气似乎凝固了。向三旭在看着李光明。似乎只要李光明有一个暗示，他便会立即扑过去，把李小虫捆起来。

    新上任的大队妇女主任邓美娇则带头呼起口号：

    打倒富农分子田钟乐。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社员们都跟着高呼着，不过似乎不是太有气势。

    呼口号刚停，瞎瓜接着说：社员同志们，我们对“放卫星”再不要怀疑，不准有不同意见。否则，这就是让阶级敌人看我们的笑话，是阶级立场问题了。就这么决定了。从今天夜里起，我们就要挑灯夜战，全体社员都不准请假，不准回家，都参加大会战，在五队食堂门前这块田里放卫星。明天上午县里的验收组就要到本大队来，我们必须在天亮前完成任务，向中央首长报喜，向毛主席报喜。

    这一夜，田家坪大队点燃了几百支火把，人们回到各自的生产队，把稻田里已成熟的稻谷连蔸拔起，用箩筐挑到我们五队食堂门前的一块七分二厘田的水田里来，一蔸紧靠着一蔸地栽上，密密地栽上。我是富农分子，是被监督改造的，在劳动中自然总是冲在前面，捡最苦最累的事做，稍微动作慢一点就会遭到干部的喝斥甚至打骂，甚至随便哪个普通群众也可以喝斥我打骂我，所以我处处小心谨慎，但是忙中总有出错的时候，这天夜间由于光线不好，我在挑稻谷蔸的途中不慎滑了一跤，挑的稻谷摔落了一地，我吓坏了，连忙跪在地上把稻谷都捡起来，这时被赶上来的向三旭看到了，他狠狠地抽了我一个耳光：你妈屄的瞎了狗眼？想破坏大跃进？我觉得嘴角有血腥味儿，抹了一把，但顾不得这些，连忙给他跪下赔情说，我不是有意的，不是有意的。他还不解恨，又在我的屁股上踹了两脚，踹了我一个四仰八叉。

    社员们都没事人似的从我身边嬉笑着走过。没有谁会觉得他不该踢我，不该骂我。我也觉得我该挨踢，该挨骂。

    天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这块田里已经集满了稻子。瞎瓜边拿衣角擦汗边请示李光明：是不是可以让社员们休息一会儿，填填肚子？李光明不放心：会不会比人家的卫星小了？我估计不会小了。光是估计，那不行。我有依据。什么依据？我们田家坪大队去年水稻产量是十五万多斤，今天晚上初步估算，全大队五分之一的谷子都集并到这里了，应该接近三万斤左右吧？李光明笑了：这么多？瞎瓜点点头：差不多。

    这时，邓美娇娇喘吁吁地拿来了两只鸡蛋。

    拿鸡蛋来干什么？

    李主任，您看我做个实验。

    什么实验？

    邓美娇拿起一枚鸡蛋，往挤得密不透风且平平展展的稻子上扔了出去，鸡蛋像打水漂一样地往前滚动，滚了约三四米远，鸡蛋摇摇晃晃地停在稻子上面。邓美娇娇嗔地问：李主任您看，这说明什么？李光明着意地盯了邓美娇一眼，微笑着说：你真聪明，这就足以说明，别人的稻田不可能比这密度更大了。看样子，全县的粮食卫星，是非得由我们来放起来了。

    看李光明放心了，瞎瓜这才对全体社员宣布说，可以回各生产队食堂里吃饭，然后再各自带镰刀到五队食堂集合，迎接县验收组验收。李光明在瞎瓜、邓美娇等干部的陪同下，也在五队食堂里吃了饭。眼看热辣辣的太阳升到了头顶上，县验收组还没有来，社员们都议论纷纷，李光明便也急了，派向三旭跑步到公社里去问情况。过了一个小时，向三旭回来了。胡秘书说，县验收组在别处有耽误，所以改期为明天上午到田家坪大队来验收。李光明好不失望，但又没有办法，只好对瞎瓜说：让社员们都回去休息吧，明天天一亮再集中。瞎瓜便拿起铁皮喇叭准备喊话。我却不合时宜地在这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报告，我有话说。瞎瓜奇怪地看了看我：什么话？我们贫下中农的大跃进，有你这个富农分子说话的吗？李光明却摆摆手：让他说，看他有何毒可放？我壮着胆子说：稻子挤得密不透风，天气又这么毒，里面肯定会发热。到明天上午，恐怕会出问题。也许瞎瓜觉得我说的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连忙跟李光明悄悄商量。李光明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了看我，但是却没有说什么，毕竟几万斤稻谷如果出了问题，可不是好玩儿的。后来瞎瓜采取了两条降温措施，一是派人从溪里引水，往这块田里灌水降温。稻谷快成熟的时候，田里的水本来都撇干了，得引水降温。二是弄了十张风斗，摆放在稻田四周，让人不停地往稻子堆里扇风。这两样措施，是不是会有效果，我不好说，但是采取了措施比不采取措施会好一些。我这个富农分子也首当其冲地被安排扇风斗，用手不停地摇风斗的摇柄。

    第三天，验收组还是没来。这又是多么煎熬的一天呵。验收组是第四天上午才到的。验收组到了，李光明和瞎瓜连忙组织劳力当着验收组成员的面收割这块地里的稻谷，然后用磅秤称，验收组的干部则监秤。我拿着镰刀参加割谷，用手捋了一把谷子，握在手心，觉得发烫，而且谷壳微微变黑了。我感觉不妙。谷子们在一起拥沤的时间太长了，比预定的时间长了两天多，所以，肯定霉变了。但是我看到大家谁也没有在意这个问题，反而是兴高采烈地庆贺他们的“卫星”。几个民间歌手在一旁打锣鼓喊山歌。说实话，他们唱的算是比较拙劣的。想一想我自己，唉，唱歌本是我的生命，但从土改以来，我就没有唱过歌了。

    这天全大队劳动力一口气忙了七个多小时，验收组的同志也高度负责，没有休息。一直忙到下午四点多钟才过完秤，总计二万七千三百六十斤。而这还是七分二厘田的产量，换算成一亩田的产量，便是三万九千斤。李光明报完数字，顿时，全体社员都欢呼起来，显然这个“卫星”在全县是最大的了。人们点燃早已准备好的鞭炮，男女老少都跳起了欢乐的舞蹈《我爱北京天安门》。

    4

    全县各公社、各大队，都派代表团来田家坪大队参观学习，简直络绎不绝。现场当然是没办法看了，稻田已经收割，而当参观学习的人问到社员的时候，社员们自然都按照公社李光明主任在会上严肃规定过的统一口径，说这当然是真实的产量。这一阵子，五队食堂里几乎一天到晚地开饭，迎接了一拨又一拨的参观客人。客人吃饭当然是不付钱的，共产主义嘛。瞎瓜有些吃不消地问李光明：这么吃下去可怎么得了？这都是田家坪大队的口粮哩。李光明笑呵呵地说道：别这么小气好不好？实现共产主义了还怕你没饭吃？

    幸好连续遇上两个大晴天，两天后谷子就晒得差不多了，大队便组织群众去卖“战备粮”。李光明要求田家坪大队在全公社甚至全县带头多售粮。瞎瓜接到通知，过几天要到县里开劳模大会了，所以对李光明的要求更是言听计从。这年全大队水稻、苞谷生产的形势比往年要好一些，加起来总产量约三十万斤，而这个数量还要包括洋芋和红苕折算成的净粮约五万斤，干部们商量后决定交售十三万斤战备粮，比上年要翻一倍以上。送战备粮这天，自然也是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的，全大队二十辆板车都调集起来，再加上人背肩扛，排了两三里路。所有的板车和背篓上都扎上了红色彩带，还写着“大跃进万岁”、“为国家交战备粮光荣”等宣传标语。一路上都有响匠吹着喜调子，真个是欢声笑语，喜气洋洋，浩浩荡荡。

    运送战备粮的队伍到了公社粮管所后遇到了问题——发现部分稻谷有霉变，而这显然是因为那两天等县里来验收组而堆沤出来的问题。粮管所主任坚持原则，每袋粮食都认真检查，不肯随便收粮。交战备粮还要验收质量？这可是在此之前压根儿没有想到的新问题，瞎瓜急眼了：妈的屄，还讲不讲政治路线了？但粮管所主任却偏是不买他的账，质问他：你们卖这么差的粮食就是讲路线了？瞎瓜没辄，连忙派人去请示李光明。李光明还没赶到，田怀勋已被粮管所主任请到了现场——战备粮的交售工作本该人武部长分管。田怀勋对瞎瓜说：这些粮食都是战备粮，如果出现问题，一旦帝修反向中国人民猖狂进攻，解放军吃了这样的粮食怎么打仗？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再者，田家坪大队倒也不必交售到十三万斤粮食，这些霉变的稻谷，可以拉回去，社员们度春荒还是有用的。瞎瓜六神无主之际，李光明赶到了，强令粮管所主任收下所有霉变的粮食：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如果你不想当右派的话，就不要成为大跃进的绊脚石。粮管所主任被吓得可怜巴巴地，他拿眼睛征询田怀勋的意见，田怀勋又能拗得过李光明么？只好叹口气说：既然李主任发话了，还说什么呢？开秤吧。

    这次交售战备粮，田家坪大队全体社员送了好多趟，两天两夜才交售完毕，无论怎么说都是田家坪大队历史上最荣耀、最风光的一次了。其场景被胡秘书拍了照片，在地区的报纸上发表了。

    5

    瞎瓜到县里参加劳模大会的次日，我接到通知，到公社参加一个培训班。我很奇怪，土改以来，是从来没有通知我参加过上级的会议的。我参加大队和生产队的会议，一般就是挨批斗，是低头认罪。莫非我的问题严重了？要升级了？我不安地赶到了公社。到了公社，我在办公室门口喊了声“报告”，胡秘书看到是我，连忙招手让我进门，给我递了茶：乐师傅来了，先安排你住下来。

    他居然热情地称呼我“乐师傅”，我颇感意外。胡秘书拿着一串钥匙给我开了一间客房门，安排我住下。我壮着胆子问他是什么会议，他说是大跃进民歌创作培训班，培训期十五天，全县几十号人到佷山公社来参加这个会议，很热闹的。又一个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在楼道里遇上了邓美娇。我连忙垂立在一旁，向她低头认罪，没想到她摆摆手：钟乐叔，这又不是在大队里，何必这么拘谨？她的随意和大度再一次让我吃惊。我试探着问：你是在开什么会？她笑道：跟你一样，也参加民歌创作培训班呀。我心里疑惑，民歌创作培训班，她凭什么参加？她对喊山歌根本没兴趣，而且五音不全；至于“创作”，她只有一个脱盲水平，斗大的字认不了三升……不过，这不是我这个富农分子该关心的问题啦。

    一会儿，胡秘书通知我到他办公室去谈话。我去了，他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女人，我一看，是赵同志，就是当年在田家坪指导土改的那位美貌女子赵虹，我记得她是县文化科的。胡秘书掩上了门，赵虹站起来对我说：乐师傅来了，请坐，请坐。这是我今天第三次听到对我过于客气的招呼了。我坐下了，但也只是把屁股略微地挨着椅子，半欠着身子，没敢坐得太踏实。

    胡秘书说：乐师傅，赵同志要代表组织跟你谈话。

    赵虹说：乐师傅，我土改那阵子就晓得你是佷山镇最有名的民间艺人，对你很敬佩。过去对你有不恭敬的地方，也是党的工作需要，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这一次，也是党的工作需要，是大跃进的需要，为了你的特殊情况，我们专门请示过县委的。

    我点点头，不好说什么，也不知道她想说什么。

    我们这次通知你来，是让你参加全县大跃进民歌创作培训班。我们破格让你作为正式代表之一，这是很高的政治荣誉了，所以我们说的确是破例。但是鉴于你的政治身份，你没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作品的权利，这是被严格禁止的。所以，我们决定你只能参与一些修改稿件之类的工作，帮助别的政治面貌好的同志讨论和修改稿件。

    我松了一口气，原来是这样呀，我心里想，像我这种富农分子，你们说话能对我客气一点，对我能不打不骂，让我多多少少地感觉到做人的尊严，我就已经感到非常幸福了。至于说发表作品，那是我想都没敢想的，是一种过于奢侈的事情，那对我的确是无所谓的。我问：我能帮谁修改？怎么修改？

    我们经与公社主任李光明同志商议，他的意见，由你负责帮邓美娇同志修改作品。邓美娇同志是你们大队妇女主任，你熟悉吧？

    当然熟悉了。我看着她长大的，何况她当妇女主任后，对我也没有特别的欺辱，顶多就是带头喊过一些“打倒富农分子田钟乐”之类的口号。我能理解她，既然她当了干部，喊一喊口号那是她的工作职责。所以我对赵虹表态说：我同意。

    赵虹和胡秘书都满意地微笑了。

    第二天上午，创作培训班开幕了。开课之前，我不知我是不是该站到会议室前面去低头认罪？后来赵虹进来了，指给我坐在最后面的角落里。这是一个微妙的变化。要知道，土改以来几乎所有的会议上，我都是要站在前面低头认罪的，而这次我却是享受的一个普通人的待遇。虽然赵虹只是让我坐在最后一排不引人注目的位置，但毕竟是“坐”。“坐”与“站”（还要低头认罪），这里面的差别可以说是天上地下。

    李光明和赵虹在台上就坐。李光明显然看到了坐在最后一排的我，稍作停留，又把目光巡望到坐在最前排的邓美娇脸上。他讲了话，向全体学员表示欢迎，并祝创作丰收。上午半天，基本上是赵虹在讲课，进行培训。她用了眼下外面的报纸上发表的大跃进民歌作案例，讲了如何从传统山民歌里去粗取精，如何去除民歌中郎呀姐呀的糟粕，并进行点化，变形创新。她给全县学员们打气，说大家一定能利用这几天时间，创作出一批高质量的好作品，向“大跃进”献礼，向人民公社献礼。

    我们当年的“竹林七贤”里，来了我和吕少南、皮薰阶三人。张九鼎在解放前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而他的女儿张炳若和女婿涂鑫不久后便迁回了宜都老家，留在长阳只能令他们感到窒息。他们是何时离开长阳的，我不知道。他们临走时并未跟我招呼，我自然也没能赶上为他们送行。刘星道土改时被当作恶霸地主镇压了。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多么儒雅的一介书生，甚至也没听说过他有多少劣迹甚至血债？“竹林七贤”十几年之后这样残缺不全，幸好我们三人幸存下来了。能活着是多么不容易，而且我跟吕少南还成了亲戚，他二女儿吕芳菲嫁给了我弟弟田怀勋。但是我们三个人见面后，却没有觉得那种重逢的惊喜，空气显得太沉闷。当年在一起意气风发的，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相互欣赏，但是现在，大家的处境都很艰难，感情上也都已显得麻木和疲惫，所以见了面，都无话可说。皮薰阶接到通知是背篓里背着孩子来的，他老婆跟一个外地的货郎跑了，留下一个不满周岁的儿子，叫皮宏程。薰阶来了只一天，好歹就请假回去了。他这种状态哪能安心参加创作培训班？

    来公社后，我并没有到我兄弟田怀勋的寝室里去拜访，因为我的身份是这样的卑贱，而他是公社人武部长，虽然排名在第九，但总是一个领导干部，我得自觉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让他尴尬。后来在楼道里碰上了。哥。这是他自抗美援朝回乡几年以来，第一次叫我一声“哥”。我听到我心里有一种冰河解冻的声音。晚上到我寝室里去吃饭？我婉拒道：怕不好吧？影响你的政治前途。他略带尴尬地说：既然来了，哪有不去坐坐的？

    我是第一次到他寝室。他的寝室只有十来个平米，除了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洗脸架，洗脸架上有洗脸盆和放了牙刷的搪瓷缸，再没有什么摆设了，但在我看来，他这里简直就是天堂。他从厨房里端来一钵猪蹄云豆汤，还有豆腐和白菜。他客气地说：哥，你使劲地吃吧。我说：好，只是让你破费了。这话里透着一种生分，而且两兄弟再无话可说了。吃完了，我抹抹嘴：我走了。他说：好，有空你再来。但是我培训期间再没去过他那儿。

    后来的好些天时间里，主要是进行大跃进民歌创作。给学员们发了纸和笔，自己在寝室里创作，由赵虹进行辅导和修改。有时也根据需要集中听课，学员之间也相互交流，并且数次穿插召开赛诗会。邓美娇最初写过几首“诗”，那是狗屁不通的，都没办法修改，赵虹看过也只有叹息的份儿，后来邓美娇干脆不用写了，我写的直接就算她写的。我写的容易通过，即使个别地方要修改，赵虹也是很客气地跟我商量探讨。这样的培训班对我来说，真是非常惬意的，我不会挨打受骂，不用时刻作低头认罪状，不用给人下跪，不用干那么重的体力活，生产队里还得给我记工分，而且我还感到颇受尊重。

    这期间邓美娇告诉我，瞎瓜从县里开会回来，又组织了全大队四百名强劳力去火烧坪公社参加炼钢大会战了。我们田家大院的劳动力，能去的都去了，除了瞎瓜的婆娘和儿媳妇钱岩米没去，菊香是残疾人没去，吕芳菲刚生了儿子田跃进没去，李小虫的女人算老人没去，其他人都去炼钢了。出发之前，各家各户的铁器全部清理了一遍，都上缴给集体，用于炼钢炼铁。据说党中央号召在钢铁生产上也要超英赶美，为此全县共土法上马，建了四百座炼钢楼。全大队共五百二十名劳动力，抽去四百名强劳力后，剩下在家里的都是老弱病残。我在心里暗自庆幸，因为参加这个创作培训班，我倒也逃过了参加这次大会战。

    学员们不断有新作品写出来，我也每天能写出一两首，其中有一首“五句子”《公社带我上卫星》是这么写的：

    贫下中农有干劲，

    泰山也能举头顶。

    水稻亩产三万九，

    四百钢炉赶美英。

    公社带我上卫星。

    我倒不觉得这首“五句子”有什么好，很直白，没什么艺术性，像是在喊高调子，声嘶力竭的感觉，但是赵虹看到这首“五句子”却非常惊喜，连忙递给邓美娇看，问邓美娇觉得怎么样。邓美娇看了说：这不是写的我们大队、我们长阳县的事吗？还很有气势哩。赵虹打长途电话把这首新民歌一字一句地报给了《宜昌报》的一位编辑，《宜昌报》第三天便发表了出来。作者是邓美娇。第四天《湖北日报》进行了转载。再过了两天，北京的《诗刊》打电话通知赵虹，说是看中了《公社带我上卫星》，将发表在下一期。这首“五句子”短诗，居然成了此次培训班最重大的收获，虽然外界只知邓美娇不知田钟乐，却也值得我开心一下，总算我还有一些价值吧？培训班还没有结束，我们已经在省报副刊上看到了这首诗。

    6

    培训班结束时，赵虹和胡秘书再次找我谈话，邓美娇也在场。胡秘书对我说：公社李主任发话了，给你一个任务，到过年前，完成五十首新民歌的创作，每写一首民歌可以抵一个劳动日，计十个工分。不过，也仍然只能用邓美娇的笔名发表。你写了以后，就及时地交给邓美娇同志，由邓美娇同志再送到李主任手中。李主任对这件事高度重视，他是要亲自审稿的。

    这样的工作，我没话说，太便宜我了。赵虹问我有没有别的意见，我连忙摇摇头。我哪敢有意见呀，这么好的差事，我怕我回答得慢了，好事丢了。

    我回到我的窝棚里，坚持了一段时间的新民歌写作。邓美娇过两三天就来找我拿稿子，不过不是到我的窝棚里。我这窝棚不是她能坐得下来的，而是叫我的名字“田钟乐”，让我送到门外交给她。

    如此，邓美娇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省里、市里的报刊上，而且不断地收到稿费。居然有稿费单，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而且我是从别人的口中才得知的。三块、五块的。这么高的稿费呀，在农业社劳动一天的分值才三四毛钱，一首诗的稿费相当于好多个工日哩。邓美娇从来没有拿稿费单给我看过，我不晓得稿费单是什么样子。后来她把刊发了《公社带我上卫星》的《诗刊》拿来我看了，居然就发在当期《诗刊》的头题位置上，并配发了邓美娇的一张照片。然后她兴奋地拿回家去了。我有些失落，为什么不是由我收藏呢？像是我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混走且跟了别人姓了的感觉。再不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大跃进民歌精选》，这首诗又被收录在靠前的位置，在第五首诗。于是影响被进一步放大，省报、市报都派了记者前来采访了邓美娇，回去后发表了记者专访文章，称邓美娇为“农民诗人”，并配发了她拄着锄头劳动，正在用白毛巾擦脖子上的汗水的照片。后来，她几次参加省市的创作会议。为了参加会议，她总是要写发言稿，讲创作《公社带我上卫星》的创作体会，但她哪里写得出来？于是她又来找我写发言稿，并且强调李主任要亲自把关审稿的，让我好好写。但是她从来不说感谢之类的话。或许在她看来，我是富农分子，我帮她写讲话稿，已经是对我天大的抬举了，还用得着跟我客气吗？或者她让我写我哪敢不写？我写的稿子中，偶尔会有几个生字，她是不认识的，于是她又让我告诉她认字，直到她读几遍，自己觉得比较流畅了，才从我这里心满意足地离开。她去开会回来，随后报纸上就少不了又有关于她的专访文章和照片发表。

    大跃进形势一片大好，到火烧坪公社参加炼钢大会战的社员们传来好消息，他们炼钢也放了卫星，炼出了多少吨多少吨的钢铁。后来有一天李小虫回家过了一夜，我们在上茅厕时遇上了，简单地交谈过几句。他撇撇嘴，悄悄地说：砍倒了那么多大树、古树，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都砍成亮脚林子了，有什么用？后来炉子里结出来的只是几百斤生铁疙瘩。我吓了一跳，连忙摇摇头，示意他这样的话不必再说，到此为止。我心里还有更深的疑虑，这个深秋初冬的时节，本该种上的洋芋、麦子、油菜，各生产队都因为主要劳动力在外炼钢铁，基本上没怎么下种，好多的田亩都荒芜了。如此下去，明年吃什么呢？不过，这根本不是我这个富农分子该研究的问题，不说也罢。总之是不会饿死人的，社会主义制度总是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大办钢铁到底没能支撑多久。雪花飘飞的日子，外出炼钢的劳动力都回来了。这时播种季节显然已经过去，误了一个季节，但是大家也没闲着，大队要做的事情很多，瞎瓜又开始带领社员战天斗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准备再创新的辉煌。

    一个令人不安的话题在社员中悄悄流传，那就是生产队的粮食越来越少了，明年肯定得闹饥荒。田家坪大队其他生产队的食堂情况也大致如此。而人们想到秋冬之际因为缺少劳力而没怎么种上洋芋麦子等夏粮，心里便更是不寒而栗了。为了节约粮食，食堂里的伙食也悄悄发生了改变。比如猪肉炖粉条吧，由每天一餐改为了两天一餐，后来改为三天一餐，再后来改为一星期打一次牙祭，再后来，很难再看到肉星，再后来，连油星也看不到了。

    食堂成立之初，大米饭、苞谷面饭是根据各人饭量大小随便吃，后来改成每餐定量，大人三两，小孩子二两，再改为一天只吃两餐，再慢慢减到每人每天只能吃二两粮食，吃粥，或者吃掺了菜叶子的“瓜菜代”……发儿总是喊“爸爸，我吃不饱”。吃不饱，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我也吃不饱，我常常饿得胃疼，心里慌，头上冒冷汗，何况十来岁的正长身体的孩子？于是我每天都把盛给我的本来就很少的饭，往发儿的碗里拨一点，尽量让他多吃一点。

    “饥寒”两个汉字，它们总是连在一起，越是饥饿，越是会感到寒冷；而越是寒冷，则越会感到饥饿。别人家过冬还有柴禾取暖，我则是柴禾也没有。生产队分柴时，分给我的总是最少的，不够烤火，于是我只好每天早起，捡了牛粪用来取暖。

    人都没粮吃，猪又哪有饲料？过年前，大队养猪场杀了三头猪，都很瘦弱，半边猪只有二十斤左右，全大队这么多人，大年三十这天，食堂里只给每人分到了二两炒肉，再加三两米饭。而因为我是富农分子，我只得到了二两米饭，猪肉是没有的……除夕之夜，菊香意外地到我家里来了。她靠在我家不能遮风的门框上，那会儿我和发儿正在烤牛粪火，而我肚子里正闹空城计，咕咕地响着。我不知她来干什么。自从离婚后，我们从没相互串门儿，似乎忘了彼此的存在。我没有力气说话，我拿眼睛望着她，等着她开口。她一瘸一瘸地走过来，在我面前站着。我家只有两把木椅，而且其中一把是瘸了腿修补过的。我连忙把发儿拉过来，抱到膝上，把他屁股底下的椅子让给菊香。菊香坐下了，我们还是无言。后来她这样开了头：钱岩米想要个孩子。

    钱岩米还没有开怀，所以有人说她光是奶子挺得凶，不顶用。还有人说，向三旭那个愣头青管不了事，钱岩米那丘田，都是她公爹瞎瓜帮忙种着。不过这些闲言碎语，我是从不参与的，我自己的烦心事还忙不过来哩。这时听菊香如此说，我脑子没转过弯来，她要不要孩子与我什么关系？菊香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能不能把发儿过继给我三旭兄弟？我一听，火气就冲上了脑门。想把发儿从我这里夺走？我呸。

    可是，我看你这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哟。反正也不是你的儿子。你把他送给向三旭了，你才吃得饱饭。

    是瞎瓜让你来的？

    你让大队书记高兴了，不会吃亏的。

    你滚。

    菊香叹一口气，转身一瘸一瘸地出去了。

    7

    树液在开始鼓胀涌动，柳芽挣扎着探出头来，提着花篮到处抛洒的春姑娘如约而来。而这一阵子，食堂里的伙食却越来越差了。田疙瘩当这个事务长也不容易呵，遭骂不说，还得考虑怎么把伙食撑下去。他让队里安排社员去打野菜，采榔树皮，采青桐麻树皮，采黄荆树叶，白苎麻叶，紫菜，蒿子，鱼腥草，蕨菜，等等，只要能吃的野菜，都拌进了饭里。饭里越来越少见饭粒，满眼多是野菜了。开始吃的时候，人们还有一点儿新鲜感，因为这些野菜和树皮都是春天刚生长出来的，透着鲜嫩，但是过几天，当这些野菜开始增加了纤维，开始木质化的时候，野菜饭变得粗糙，难以下咽。最难吃的是兔儿泥，吃的时候容易饱，但却不易拉出来，梗在屁眼门口，得用手指去挖。

    即使是野菜饭、野菜汤，也是需要油的，但是油也非常缺乏。因为没有饲料粮，去年下半年以来，大队养猪场便没喂几头猪了，过年才杀三头猪，那一点可怜的猪油也早已吃光了。菜油也早已吃光了，而离新一年的油菜籽出来榨油还有一些时日，所以食堂里的炊事员们便开动脑筋想办法：一般正常的用油办法，是在炒菜之前锅里先烧油，再炒菜，但是现在改革为炒菜之前不放油，等菜汤盛进钵子里以后，再滴两滴油，让油漂在汤面上，这样看起来菜汤的表面倒是有一点油星。

    即使生活再艰苦，大家都瘦得只剩下个骨头架子了，钱岩米却还是那么白胖白胖的。每次打饭时看到她，就想厨子肯定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了。天底下没有饿死的厨子。下辈子如果转世投胎，一定得投胎当厨子。

    一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在离我窝棚不远的地方，响起向三旭打人、骂人的声音，以及李小虫哭爹喊娘的声音。我从窝棚里跑出来，悄悄地看到了这一幕，还看到瞎瓜和田疙瘩也赶上来了。

    李小虫由开始的高声怪叫到渐渐地没有声气了。我一想坏了，如果没有人解交，今天恐怕得真的打死人了，但我一个富农分子，平日里看到向三旭就汗毛倒竖，哪敢管这样的闲事？我急得心如刀绞，但还是忍不住假意咳嗽了几声。瞎瓜一定听到了我的咳嗽，而且大约也怕打出了人命不好收场，便喝住了向三旭：算了，算了，教训他一顿，让他晓得厉害就行了。他们四个人才丢下李小虫，大声狂气地往田家大院走来。

    他们前脚走，我后脚便跑拢去，把李小虫扶了起来：不要紧吧？他有气无力，但悲愤地说：只是受了些皮外伤，不打紧。我是佃农，又是烈属，他们也敢这么往死里打我？

    李小虫不知什么事路过食堂那里，看到后边偏屋的瓦缝里有灯光泻出来，然后他走拢听到有人在说笑。这时候应该早都收班回家了，怎么还会有人？他绕到后门，推了推门，门在里面反锁着。这时他闻到了一种很香的气味，是腊猪蹄子的香味儿。李小虫的馋涎都流到下巴上了。他注意到后墙上有一个后窗，但是很高，窗子也不大，他搬了块石头垫了脚，踮起脚尖朝里一看，原来还真有人在吃火锅。他怒了，抱一块大石头，“轰”地砸门。门不禁砸，一下子就开了，他冲进去，然后愣住了，里面有事务长田疙瘩，瞎瓜俩口子，向三旭和钱岩米，而且桌上还有酒。李小虫本来好酒量，但他有几个月没闻到过酒了。

    李小虫本来想克制一下，但他到底没克制住，凶狠地问：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你从来都很小心谨慎的，怎么这回这么胆大，完全不顾后果了？我问。

    狗急了也跳墙。气愤至极，哪里顾得上后果？

    屋里人都吓傻了，不知该说什么了，过了几秒钟，还是向三旭反问：你什么意思？

    社员们都挨饥受饿，你们怎么能偷偷吃这么好的东西呢？

    田疙瘩连忙把李小虫往外推，边劝他说：李老头儿，有话我俩到外面去说。

    李小虫梗起脖子说：我怕什么？我一个离天远离土近之人，我还怕谁了？我还是光荣烈属，我怕谁了？你想讨好他瞎瓜，我不想。好多事，我早就想说，忍了又忍，我今天偏要说了。我们挨饿，就是因为你瞎瓜想当劳模、想出风头搞拐了的。我们大队，应该交那么多公粮吗？接待外面的干部来，大吃大喝，简直像蝗虫，吃的都是我们大家的口粮。

    钱岩米乖巧地拿了一套碗筷，摆到桌子上：李老儿，您别生气了，一起吃饭吧。来，给李老儿倒酒。

    李小虫气得指着在场的人说：你们都是干部，干部家属，你们竟然搞这种特权，像不像话？不是贪污腐化是什么？你们怎么对全大队的群众交代？

    说罢，他竟一手把桌上找给他的酒杯和碗筷都扫翻在地上，深夜里杯碗“哗啦啦”落地和破碎的声音，格外清晰，格外传得远。接着，他干脆把桌子也掀翻了，火锅里的汤，溅到了瞎瓜和他的婆娘身上，他婆娘烫得哇哇地大哭起来。向三旭冲上来，抓住李小虫的衣领，眼里喷出火来，骂道：老不死的，你想搞什么？

    李小虫说：我搞什么？我就是要向全大队的社员揭露你们的特权。让大伙看一看，你们吃的什么，喝的什么？

    向三旭冲动地卡住李小虫的喉咙：老子看你敢说，老子看你敢说。

    李小虫被卡得喘不过气来，拼命地推开向三旭，转身往外跑，边跑边说：老子拿一柄锣，现在就让大伙儿都来看你们在搞什么。

    瞎瓜气急败坏地：快抓住他，抓住他。

    向三旭毒打李小虫的时候，田疙瘩和瞎瓜也赶上来了，田疙瘩急得在一旁说：李老儿，我喊你喊爹，这事儿你当没看见好不好？

    李小虫还嘴硬：大不了你们打死我，老子不怕。

    别说不怕。算我求你了，你可千万别跟他们硬来。我把他送回他的家里，对他婆娘也作了交代：千万别让他再逞强，鸡蛋还能跟石头硬碰？算了，好好休养几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他婆娘急得只晓得哭，对我连连点头。后来，他果然还是忍下了这口气，没再生事。

    8

    在这美好的季节里，田家坪大队不少人不合时宜地出现了水肿。然后一天早上起床后，我发现我的腿脚也木础础的，把裤管捋起来一看，我也开始水肿，腿肚子上一按就是一个坑，半天回不起来。我连忙看发儿，他还好。

    好多人水肿，仅田家大院，除了我以外还有李小虫两口子和菊香水肿。菊香是头上肿，脸显得胖。过去有句古话叫做“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回的水肿，还真的就是男的脚上肿女人脸上肿。我饿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没什么可想的，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这一阵子，到处缺粮，田疙瘩这个事务长还是有能耐的，他到处请人买黑市粮，却也没地方可买，整个佷山公社怕也没有多少余粮。然后他该想的办法都想尽了，生产队里的五头牛，一头骡子，都陆续被宰杀，被吃掉了。本来这些大牲畜都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但是现在大家活命要紧，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大队养猪场里的一头得病死了的母猪，本来已经挖坑埋掉了，但是田疙瘩带着我和李小虫去把它挖起来，弄回食堂里让大家吃掉了。我本来不忍心吃死猪肉，而且还是母猪肉，但是大家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吃了几餐。那一阵子，争抢食物的事也时有发生，食堂里经常有人为此吵架打架。

    水肿病来势很猛，我的肚子胀鼓鼓的，一天到晚觉得饱饱的，奇怪的是并不觉得饿，也不觉得头昏、胃疼、心慌和流冷汗了——大约是麻木了。大队赤脚医生弄了些草药熬汤给我们喝，还算见效，我喝了六七天，而这时候刚好有新洋芋可吃，居然就消肿了。就是这样的时刻，瞎瓜出席了全县又一年度的劳模表彰大会，并在会上作了经验交流，而且得到了一件奖品——军用毛毯。毛毯上印着“长阳县劳动模范”字样。后来我们都晓得，瞎瓜在县里，没有汇报田家坪大队出现的饥饿，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

    春耕生产开始了，社员们克服饥饿带来的病痛和乏力，开始播种。大牲畜没有了，社员们用肩膀扛起犁绳，翻耕土地，播下了苞谷和水稻。但是后来连续四十多天没有下雨，旱情严重，虽然生产队组织男女老少挑水进行抗旱，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旱灾造成的损失很可怕。

    又一次大面积的水肿病开始了。这一次的水肿似乎比上一次更凶猛，我的肚子肿得像怀了四五个月的身孕，胀得生疼生疼的。还是吃大队医生的草药，这一次却十天半月的过去了仍不见效果。社员们私下里便流传一种治肿病的咒语，几乎每家每户都念这个咒语。我本不信这个邪，但是为了生存，也只好跟着做，具体就是每天早晚两次，用一碗冷水搁在大门口，然后跪下来对着天空，念叨“嘿嘎吟噔”七七四十九遍。也许是一种求生欲导致的幻觉吧，我在念过一星期的咒语之后，觉得的确消了一些肿，但是也没有全消。然后这可能真的是幻觉，因为没过几天，我仍然觉得肿胀得厉害了。后来大队医生说，得采取祖传的一个办法，就是用银针在肚子上戳，把肚子里的积液排出来。这个办法到底会怎么样？大家都没底，医生自己也没底，所以谁也不愿意带这个头。于是瞎瓜对医生说：让田钟乐试试吧。

    我是理所当然的试验品。瞎瓜根本就不需要跟我商量，而只是对医生作出了一个安排，一如我与菊香的离婚，他只是“宣布”。我就想，我活得太久了，玉露一直还等着我哩，死又有什么可怕的呢？而这样在试验中死去，还可以给大家试探一条路子出来，何乐而不为？赤脚医生来到了我的窝棚。你怕不怕疼，是不是需要人扶着？扶什么呢？关公当年刮骨疗毒没有要人扶着吧。赤脚医生呸道，你这家伙还敢自比关公呀？我连忙说我真说漏嘴了，我自己掌嘴还不行吗？我左右开弓掴了自己两个嘴巴子。算我走运，我饿得没力气，所以掴得不算疼。赤脚医生倒笑了，没再说什么，点上了煤油灯，然后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支寒光闪闪的大银针，四五寸长，在火焰上烧红了之后，朝我的肚子上狠狠地扎进去，烧红的银针与皮肉交锋时发出“滋滋”的声响，而且冒出那种烧猪肉一样的臭烟气来。当赤脚医生的银针拔出来的时候，我的肚子里的积液随之汹涌而出，流了满满一脸盆。我不晓得我怎么能流出这么多臭水来，我不晓得我的肚子还有这么大的容量。那是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涎答答的液体，乌黑乌黑，腥臭逼人。

    我的身体试验证明了这种治疗方法是不错的，我休养了三五天之后，慢慢地恢复了一些力气。但是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仍然没粮食吃，仍然头昏，仍然没力气。

    我曾建议李小虫打银针，但他没接受：我无儿无女，这世上也没什么可留念的，饿死了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何苦挨这银针？我说：谁愿意当饿死鬼呀？饿死鬼是冤情最大也最凶恶的鬼，打入十八层地狱，甚至连阎王爷都害怕，不肯安排转世投胎的。

    那天我还对李小虫讲了一个好吃包婆婆的经。说的是快过年了，一个杀猪佬天天出门杀猪，天天吃肉；一个教书先生天天出门给人写对联，也有肉吃。有个好吃包婆婆没人请，她就自己找上门去，所以人们都讨厌她了。一天，在一户人家吃饭，杀猪佬和教书先生提出，今天各人要赞个四句才能吃饭。四句后面，是“尖尖、圆圆、千千万、万万千”外加一个“没有”。杀猪佬说：我的刀儿尖尖，盆儿圆圆，大猪杀了千千万，小猪杀了万万千。失过手没有呢？没有。说完，杀猪佬吃了起来。教书先生说：我的笔儿尖尖，砚池儿圆圆，大字写了千千万，小字写了万万千，写错过字没有呢？没有。说完，教书先生也就吃了起来。他俩以为好吃包婆婆没文化，说不了四句，结果好吃包婆婆也来了四句：我的筷子尖尖，碗儿圆圆，大户人家的吃了千千万，小户人家的吃了万万千。我还过情没有呢？没有。她也吃起来了。

    李小虫撇撇嘴，极度疲惫地说：我可不想欠你什么，免得在那边不敢见你的面——我也讲一个好吃包蹲在箱子里的经你听。有三兄弟，老大驾船，老二教书，老三好吃懒做。别人家一弄好吃的，老三就去哒，不吃不走。这天，老大家里正要弄好吃的，把老二也约来，就是不让老三来，他们躲到船上去弄哒吃。老三闻到船上香气，猜到他们在弄好吃的，而把他甩哒，就想了一个主意，弄一口红漆木箱，蹲在里头，放下河，盖了盖子。老大老二正要吃饭，河里漂来了这口箱子，以为得了宝，把箱子拉到船上，打开盖子，老三蹦了出来，见到酒肉，就要往桌上坐。老大就说，那得每个人说四句子，说好了才能吃。老二出了题目，四句子要说“不明不白、明明白白、容易容易、难得难得”。老三说，行，就依你们。老大就说：雪在天上不明不白，落在地上明明白白，雪化成水容易容易，水化成雪难得难得。老大说完就吃起来了。老二说：墨在砚池里不明不白，写在纸上明明白白，墨变成字容易容易，字变成墨难得难得。老二说完也吃起来了。老三就说：我在箱子里不明不白，箱子打开明明白白，吃你们的容易容易，你们吃我的难得难得。老三也就大吃起来，老大老二无话可说。

    就在这天夜里，李小虫先是用一根麻绳残忍地勒死了他那病婆娘，然后他自己在房梁上吊死了。瞎瓜这次做了一件好事，安排两具棺材安葬了他俩。

    9

    这期间，村里饿死了一些人。有的人走着走着，像喝醉了酒一样，歪倒在路边，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有的人在床上饿死几天了才被人发现，尸体都开始腐烂了；有的人走不稳路，栽倒到悬崖下面，尸体摔成了八大瓣，血肉淋漓……

    早一点饿死的人倒有福，有棺材可埋，后来死亡的人多起来之后，再没有棺材可埋了，大队干部便安排社员在山上砍几根树，让木匠随便钉一个木箱子，草草掩埋。村里的小学这一段也停了课，放了长假。什么时候复课，不得而知。那一段时间，社员们早已无法正常上工生产了，好多人病饿得不能做农田里的活儿，而还有力气勉强能够做事的人，主要的活儿就是安埋死者。一个离奇的故事在悄悄传说着，邻生产队有一次三名社员帮人家掩埋了一个死孩子，但他们实在饿得受不了，竟悄悄地把死孩子的尸体刨起来，剖开成几大块，分了肉回家吃了，连肠肝肚肺都没有放过。

    饿死鬼一天比一天地多起来。传说人的火眼高，不易看到鬼——如果能看到鬼，现在饿死鬼这么多，岂不是到处都鬼影瞳瞳？而狗的火眼低，容易见鬼。那一阵子，每天夜里，全大队的狗都时常无缘无故狂吠，远远近近的狗吠成一片。尽管那阵子因为饥饿，不少的人家把狗也杀了，裹了肚腹，狗也日渐稀少了；活着的狗也都一日比一日瘦弱，但是似乎并不妨碍它们尽职尽责地狂吠。

    李光明到田家坪大队来过一次。他仍然像从前那样端着架式指导工作，在瞎瓜和邓美娇的陪同下走访了几个农户，却被人指桑骂槐地骂得没趣，不敢再继续走访社员，灰溜溜地走了。他这次来，没有强调让我再替邓美娇写新民歌的事。关于李光明和邓美娇之间的传说很多，他老家是火烧坪公社的，传说有一次他老婆从老家来看他，恰好把他和邓美娇堵在房间里了，也不知是真是假。在这样的饥饿年景里，大家都没力气关心这些事情。

    大饥饿开始死人后，田怀勋倒是时常回家来。他一直沉默寡言，但他力所能及地为社员办事，哪家饿死了人，他便像孝子似的帮忙安排后事。有一天很晚了，他到我这窝棚里来坐了一会儿。他没来过我这窝棚，所以他的到来让我有一丝诧异：难得你来，一定有事吧？他摇摇头：哪有什么事？就是心里太苦，来走动走动。

    苦？当人武部长也心里苦？我略带嘲讽。

    人武部长，屁权没有。唉，真窝囊。他一脸的愁苦。我倒不是想当官，而是眼看着这么多乡亲饿死，而李光明还在向县里汇报说形势一片大好，气死人了。前几天公社开会，我在会上只说了一句调子不能唱得太高了，李光明说你是不是想反党？他差点儿要把我打成右派。我还算幸运的，他最后竟然放了我一马，处分没落下来。现在我看到田家坪这么个状况，而我又拿不出粮食来救济大家，束手无策，真是一种煎熬。我每个月也就二十七斤粮票，再怎么节约，也仅仅能保证我们家不饿死人，救不了全大队的百姓。其实吧，我是见过死人的，在朝鲜87号高地，一个营的兄弟差不多都死光了。可是那也没有现在这么窝囊，这么凄惨。

    他所说的87号高地的战斗故事，我是听讲过的。他没有直接跟我讲，是他在佷山小学给全体师生讲抗美援朝战斗故事，后来发儿转述给我的。发儿这阵子已在读二年级了，他成绩不错，天分好，在班上当了学习委员。田怀勋在87号高地时，还只是一个班长。那场战斗打得万分残酷，阵地上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而且有的被炸断了胳膊，有的被炸掉了大腿，有的炸没了脑袋。当时排长以上的军官都死光了，最后营长也中了弹，临死前问，活着的谁是党员？只有田怀勋是党员。营长就指示说：你……就是……营长……替我指……，然后话没说完就断气了。就这样，田怀勋在火线上从班长突击提拔到营长了。清点人数的时候，全营只剩下不到二十名战士了。幸好战场旁边有一个岩洞，他巧妙地指挥战士们，在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士兵借助飞机和坦克的火力发起冲锋时，就躲进山洞里，等敌人冲上高地时，就用步话机联系志愿军炮兵向阵地上开炮，所以敌人冲上来也占不到任何便宜，等炮弹炸得敌人屁滚尿流的时候，他就带着战士们从山洞里冲出来，向残敌猛射，迅速夺回阵地。就这样几次三番，他和剩下的这批战士们保住了阵地。他在阻击敌人的最后一次冲锋时，被一块弹片炸伤了大腿骨，差点儿死掉，回国住院治疗了几个月，伤愈后复员回乡。部队上曾授予他一等功勋章。

    我试探着问：眼下这么多人饿死，县里领导是不是知情？

    田怀勋叹息道：也许晓得？他们不会都是瞎子吧？谁知道呢？但现在这情况，我还真不晓得该向谁反映。放卫星，超卖粮食，这都是按上面的要求搞的，而且听说全县到处有饿死人的情况。现在这个时代，一不小心就成右派言论了，谁敢往上说？

    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默然。

    10

    稻谷已经在开始灌浆了。因为缺少种子和遭遇了严重的旱情，春播季节好多田亩都没播上，而播上了的，后来又因为饥荒而没有人来锄草施肥，所以这一年肯定又是歉收之年，但是，毕竟再过一个多月就可以接上秋粮了，这给还没有饿死的人们巨大的生存鼓舞。只要坚持一段时间，就能活下去。就在这时，传来了一个令人绝望的消息，各生产队的食堂开始断粮了。食堂里的饭，再也见不到一粒粮食。发儿天天饿得哭：爸爸，我饿，我饿……但是，我能拿什么给他充饥呢？

    我幸运地得到了田怀勋的一点周济。那天夜深了，他是假装上厕所，避开家人出来找我的。他悄悄地送了一小袋苞谷面给我：我家里的粮食也根本不够吃，芳菲也有肿病了，我是偷偷给你们拿来的，千万别让芳菲晓得，她要是晓得了骂也得骂死我的。我掂了掂，有五六斤苞谷面。怀勋又说：对了，这里面也有菊香嫂嫂一份。你们从小养我，我无以报答，但心里是记着的，总想到了关键时刻帮帮你们，但我的确也只有这点能耐了。你帮我转给她呀，我不耽搁时间了，怕芳菲起疑心。他匆忙地回家去了。

    太好了，有了这点粮食我和发儿又可以吃几天稀粥了。当然，其中有菊香一份。怀勋让我转给菊香，当然是知道我会转给菊香的，我跟她虽然离婚了，但毕竟一夜夫妻百日恩嘛，我当然会转到的。但是这天深夜，当我拎着面袋走到菊香门口的时候，却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说不定菊香还藏有粮食呢？她一个人的生活总是很好对付。但我和发儿却是只有这么一点点粮食，而这点粮食又能吃得了几天？算了吧，人不知鬼不觉的，我送与没送，哪个晓得？想来，即使我没送，田怀勋也不会过于计较此事吧？

    我鬼使神差地把几斤苞谷面全藏起来，独吞了。

    的确这点粮食没能维持几天，我又没吃的了，于是我的水肿病又犯了，肚子胀得老高，不觉得饿，脑子昏沉沉的，夜里像是睡着了其实又醒着，混淆了夜与昼的概念。水肿病对田家坪人已经不稀奇了，大家已经掌握到它的规律，一般来说水肿病是“三起三落”，第三次水肿再消肿的时候，黑白无常就会前来拿魂了。因此我想我的大限也快到了，我活不到接秋粮的那一天了。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我不觉得悲哀，我很平静，或许死亡对我而言倒是一种愉快的归宿，是值得向往的事，因为死亡可以帮助我跟我的玉露相聚。但是想一想发儿，我不能让这么幼小的生命也随我而去呀，我得安排他的活路。于是我想起了那个夜晚菊香对我说过的话：把发儿送给向三旭。再缺粮，向三旭家里却是没有一个人得水肿病的。所以，如果想要发儿不饿死，送给向三旭倒真是唯一的出路了。

    这次是我主动找到钱岩米的。我守候在她回家的路上，向她笑了一下。她有点儿奇怪我的笑容，因为我从来没向她笑过。你有事吗？是的，我想找你商量个事儿。找我商量？你需要一个养子吗？养子？是呵。你的意思？我想把发儿托付给你。钱岩米一听，立即来精神了：你说的是真的？你舍得？你不会后悔？

    他又不是我的亲生儿子，我哪里舍不得呢？

    可是他这么大了，我养得亲吗？

    只要你喂他吃饱了，喝足了，怎么会养不亲呢？这是什么年头呵。

    那倒是。那我现在就去带他回家？

    我还没跟发儿说哩。要不，我明天送你家去？

    钱岩米走了，我的心却像被抽空了一样。不光是心，简直连筋骨都被抽掉了。我不晓得我是怎么走回家的，我不晓得该如何对发儿说这件事。但是我不得不说。我把发儿抱在面前，不知不觉，脸上就泪如泉涌了。发儿懂事地帮我擦泪水：爸爸，你怎么哭啦？又受哪个欺负了？我摇摇头：没有。发儿安慰我：哪个欺负了你，你就告诉我，我长大了给你报仇。我把发儿更紧地抱在怀里。后来我问发儿：发儿，爸爸养不活你，想把你送给别人。你要有新的爸爸妈妈了。你明白吗？发儿摇摇头：是不是我做错事了，爸爸不要我了？不是，你没做错什么，只是我养不活你。你跟着我老是饿肚子，但你跟着新爸爸新妈妈，能吃得饱，长得好。发儿似乎听懂了，也急了，连忙说：爸爸，不要把我送给别人，好不好？我只要你做我的爸爸。我一看发儿不肯让我送人，便直言相告：你晓得我要把你送给哪个？就是向三旭和他女人。他们是田家坪最好过的人家了，他们家不会缺粮的。发儿却哭道：爸爸，不嘛，不嘛。反正我不去人家家里，不去不去。

    我好不容易把发儿哄上床，让他睡下了，这时有人轻轻敲门。谁呢？我打开门一看，是菊香。我很意外。菊香跟我离婚后，是从没来过我的窝棚的。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是不是前几天田怀勋给我粮食，让我转给她一份，后来田怀勋告诉她了，她来找我讨要那份粮食的？我全吃光了，要粮食没有，要命有一条，命也是马上就可能死掉的贱命，我怕个屁。于是我冷冷地问：有事？我看着她的脸，胖胖的，蜡黄蜡黄，头发乱蓬蓬的白了好多。要不，她就是受田岩米的委托，来说发儿的事的，怕我变卦？她说的却是：嗯，我这里还有点儿粮食，给你。粮食？是呵。全大队都断粮了，你怎么还有粮食？她笑了一下，有点儿得意：女人总比男人会过日子，更有存算。喏，这一小袋糙米，你和发儿留着吃。我接过来掂了一掂，不多，有四五斤的样子吧。我想我的生与死倒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这一小袋糙米，明天我就可以不把发儿送给钱岩米了，这是多么意外的惊喜。你把粮食送给我们了，你自己怎么办？我已经伸出手去了，却又想起怀勋曾送给她的苞谷面被我私瞒了，觉得哪好意思再接她的糙米？可她凄凄地说：用不着你操心，我比你会照顾自己。她居然笑了一下，然后把粮袋塞进我手里：我走了。

    第二天，我找到钱岩米：发儿不愿意离开我，没办法，这事儿只好算了。

    你敢拿老娘开涮？

    我连忙打自己耳光：我怎么可能呢？的确是发儿不愿意，我也没办法。我罪该万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过，我在打自己耳光，装得像个傻屄的时候，自个儿倒是偷着在乐。

    粮食是最好的药，我又死不了了。连着几天夜里能悄悄地煮粥吃，我身体有所恢复。这回是菊香救了我的命。几天后的一个深夜，玉露来到了我的床前。她还是那么健康鲜活的样子。乐哥哥，你快去送菊香姐姐一程吧，她不行了。

    什么？她怎么会走呢？她有粮食的。

    你晓得什么呀？她是藏着点儿粮食，但自己没舍得吃，全给了你和发儿。

    天哪，我都做了些什么呀？我连忙对玉露说：你不是认识无常吗？你快对他们说说，让他们到闫王爷那里，把生死簿上的寿限改一下。求你，快去。乐哥哥说笑了，我要是有这个本事，我自己还想活着陪你一生一世哩。而且，我也不愿意看着菊香姐姐死呀。阎王爷那里，是从来不徇私情的，谁开口也没用。不是常说“闫王叫你三更死，绝不留你到五更”吗？我不耐烦地摆摆手说：你不肯帮这个忙，那就算我没说。玉露急得跌脚道：乐哥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气死我了。她这句话经不起推敲，她似乎忘了她本来是个亡灵。

    我连忙叫醒了发儿，一起赶到菊香那边。她的门紧闭着，敲了一会儿也没见她来开门，我便不管不顾，一脚踹开，冲进了她的房里。我大声地叫着她的名字，还没看到人，首先闻到的却是一股烧糊的肉臭味儿，仔细一看，却见菊香歪倒在灶膛前面。灶膛前有一堆火，火里有一颗还没烧熟的红苕，菊香的左臂正在滋滋地燃烧着，左手都已经烧成黑炭头了。她看起来是想去火中取那烧着的红苕，手快伸到红苕跟前，却已经因为饥饿而没有力气把苕拿起来，以至于饿毙在灶膛前……

    菊香的死，给我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我是罪魁祸首。她本来可以好好地活下去。她不是死于饥饿，而是死于我对她的冷漠。而她以她的死，烛照出了我的卑污。或许，在菊香的眼里，我连死都是不配的。

    11

    《长阳县志》“大事年表”关于1959年有一句话的记载：“本年，全县饥荒严重，都镇湾公社社林管理区因病、饿死亡数百人。”

    这让我惊奇。多么简洁的一句话呀，数百人的死亡之大事件，写得如此轻松。

    也许因为某种原因，县志作者不便写得太详细。但是我仍然要感谢作者对于历史真实的尊重。毕竟，他记下了这惨痛的一笔。

    《中共长阳历史大事记》则有一段关于1959年“12月24日”的记载：“中共长阳县委向宜都工委汇报‘社林事件’始末。都镇湾公社社林管理区共七个生产队，3061人，由于自然条件差，灾害频繁等客观因素，该管理区粮食一直缺乏，也由于干部中存在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生活，最终导致了1959年1月至11月死亡272人（占总人口的8.88%）的重大事件。到12月上旬，该管理区还有633人等待治疗。事件发生后，县委立即派工作组率医疗队前往，并督促都镇湾公社党委迅速按照每人每天半斤粮食的标准，给断粮的生产队供应了一个月的口粮，共29335斤。医疗队就近建立两处临时医院，集中160名重病人治疗，控制了死亡事件的再次发生。1960年6月2日，县委在查清事实后，决定对该事件负有责任的九名干部进行组织处理，并对两名主要责任人提起公诉，处于刑罚。”

    后来出版的《中共长阳简史》中对“社林事件”的记载大致相同，只是死亡人数增加到299人：“震惊全省的长阳县都镇湾人民公社社林管理区发生的‘社林事件’，便是当时人民群众生活境况的真实例证。该管理区全年累计病死、饿死299人，占全管理区总人口的10%。事件发生后，县委立即派工作组率医疗队前往，并督促都镇湾公社党委迅速按照每人每天半斤粮的标准，给断粮的生产队供应了一个月的口粮，共29333斤。医疗队就近建立了两处临时医院，就地集中治疗160名重症病人，以控制病魔蔓延和死亡事故的再次发生。事后，县委在查清事实后，决定对该事件负有责任的九名干部进行组织处理，司法部门对两名负有主要责任的干部提起公诉，处于刑罚。‘社林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深刻反思，吸取教训。全县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众志成城，奋发图强，终于克服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致的历史面貌。当时的社林管理区（下辖红花园、雷家坡、塘坊河、樟木垒四个大队）几乎所有家庭、所有人都没有粮食吃，得病（即浮肿病）的人应在千人以上，死亡人数是299人。当时没有死亡的人，也头脑中停止了思维，正在等待死神来收割生命。确切地说，这是一种人间地狱的景象。毫无疑问，这成了清江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九名直接责任人受到处分，两名主要责任人被提起诉讼，处于刑罚，这是大快人心的事。但是，这起事件真的只有这九个人应该承担责任吗？我们的追诉，止于此九人吗？

    没有看到关于全县在大饥饿中死亡人数的统计数字，但是我猜测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社林事件”跟本书作者羊角岩还有着一种直接而深刻的联系。我的亲生爷爷刘正道，不幸正是饿死于“社林事件”。

    我爷爷是社林管理区雷家坡大队人，据说他是个败家子，他的上几辈人手中还有一些宅院与田产，但到了他的手中，在解放前些年便已败落得住窝棚了。大跃进那一阵子，我父亲刘天祝才十几岁，因家贫只读了两年书便已辍学。他们父子俩相依为命。后来大饥饿开始了，自然最该饿死的便是我爷爷这样的人。在县党史文献上记载的县委派来医疗队建立临时医院时，我爷爷便作为重症病人住进了医院，打过银针。我父亲向我描述过当时打银针，一针扎进肚子，然后用脸盆接一满盆涎答答的黑色积液的情景。这是我父亲亲眼所见。

    后来我爷爷还是死去了，因为当时他已经病（饿）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再说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药品来挽救生命。

    我爷爷饿死后，亲邻们用一床破草席裹了草草掩埋，连棺材都没有睡上一口。

    人有很多种死法，但活活饿死应该是最惨痛的死法之一。

    我父亲成了孤儿，到处流浪，吃百家饭长大。再后来，他流浪到清江南岸，在都镇湾公社高桥大队第四小队，经人介绍在我姥爷家（也是一个贫农家庭）当了上门女婿，从此定居下来。然后有了我，以及我的大妹刘群英、弟弟刘爱国和小妹刘凤琴。

    所幸我父亲没有在那场大饥饿中饿死，否则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没有羊角岩，也没有这部长篇小说《花彤彤的姐》了。为此我万分地感谢上苍给予了我生命的权利。我虽然是在那场大饥饿之后几年出生的，但我也算是幸存者。我对上苍所做的回报就是一定要写这本书，表达对于生命的崇敬，否则我就对不起我那饿死鬼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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