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一天我正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打炮眼哩，接到通知让我提前收工回家去，有人找我。我很奇怪，什么人找我，还能让我提前回家？我回到我的窝棚，看到赵虹穿一件黄色军大衣，背着一只军用挎包，站在窝棚外面，大队书记瞎瓜在陪着她说着什么。这让我非常惊讶。我这个窝棚，土改后这么多年，除了田怀勋来过数得出的几次，再没有别的干部来过，莫说像赵虹这样的县里干部。瞎瓜平时看到我，一张脸总是像暴雨前的老天乌云陡黑的，但这会儿我注意到他脸上的肌肉倒还比较放松。我连忙请他们进门，给他们找椅子让座。我家里只有一把还能坐人的木椅，我让给赵虹坐了，另有一把没有靠背的椅子，给瞎瓜坐了，我自己就没地方坐了，于是我往火垅里加了柴，把火拨旺，便在一旁恭敬地站着。这些年我习惯了对干部作低头认罪状。我低着头却暗自在想，赵虹看起来还跟当年没什么变化。我这么腌躜的窝棚里坐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该有多么不适宜呵。

    乐师傅你也坐嘛，别站着呀，我们是老朋友了，你也坐呀。

    这话我吓了一跳。什么时候我跟她成老朋友了？我不一直是斗争对象吗？但我终于弄明白了她的来意，原来文化部门传达中央精神，倡导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所以县文教科要开展对县内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工作。文教科里包括搞文化的和搞教育的两块，文化这一块人手本来少，全县面大线长，便从县歌舞团和其他单位抽调了上十个人，各人负责一个公社，在重点掌握的民间艺人里面采风，挖掘各类民间艺术，要记词儿，也要记谱儿。赵虹因为对佷山公社熟些，所以她主动要求来了佷山，而我则成了她的第一个采风对象。瞎瓜强调说：上级领导来了，这是政治任务，你要老老实实地配合，不能乱说乱动，明白吗？我连连点头：明白，明白。赵虹却拦住了瞎瓜的话头：瞎瓜书记，话不是这么说，这次我是来拜乐师傅为师的。县领导给我们交待了政策，不管采风对象的成分有多高，在艺术上都要虚心求教。要给采风对象记工分。要与采风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瞎瓜一听笑了：同吃同住同劳动，怎么个同法儿呀？您看田钟乐这个穷死烂样儿吧。您就别管这些了，到了田家坪，生活住宿都由我来安排就是了。不，不，我还是在乐师傅这里吃饭吧，我会按规定，每餐饭给乐师傅交半斤粮票三毛钱的。

    瞎瓜在我这窝棚里是呆不住的，他说有事先去忙了。赵虹说要在我这里吃饭，我便开始琢磨晚上吃什么？这两年，社里允许我们种自留园子了，可以种一点小菜，我们能吃得饱肚子了，但生活仍然是艰苦的，我跟田明发两个人吃得很随意，有时候没菜，囫囵着也吃一餐饭。我没喂猪，倒不是懒，实在是没有饲料粮喂猪，所以一年到头吃不上猪肉。连碗筷也没有多余的，只有两个碗，其中有一个碗有了很大的一个缺耙齿，是曾经在地上摔过；再加上窝棚里怎么看都是脏兮兮的……赵虹却把话题转到工作上来了：乐师傅，我们开始工作吧，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把自己最喜欢的民歌唱给我听。

    唱歌，这对我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坐在火垅边上，我的嘴巴一张开，歌儿就像打开蜂笼的蜜蜂，全都争着、抢着、挤着，翅膀叠着翅膀地想从我的喉咙里往外跑。我打玉露去了以后，在无数个痛苦的日子里，总是要哼上几句民歌，借以宽解自己的愁绪。有歌，有酒，才觉得日子不至于那么过不去，觉得生命还有些色彩。近些年生活一直困难，没多少钱来买酒喝，熬得慌。我给赵虹唱了好多民歌。不是简单地唱一遍，而是得一遍一遍地唱给她听，她要记下词儿，还要记谱儿，然后核对，挺麻烦的，不过我不嫌麻烦，我倒希望这样的时光能够停留。赵虹问我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我自然告诉她是《花彤彤的姐》。“姐儿嘛住在花草坪，身穿花衣花围裙……”每唱一遍，都让我感到回到了年青的时光，与玉露在清江边的沙滩上追逐，在花草坪的草地上狂欢……

    田明发背着书包回家来了。他在佷山中学读初三了。他跑学，每天晚上都回家来。这天傍晚他到家时，我对赵虹介绍说这是我儿子田明发，赵虹惊奇地说：你小时候我看到过，一晃就这么大了？我让发儿叫她“赵同志”。赵虹微笑说：发儿，叫我虹姑吧。对她的这个说法，我是有顾虑的，难道我们这样富农分子家的孩子也可以这么跟工作同志套近乎？发儿红着脸叫了声虹姑好，然后他便自己从书包里拿出来几本作业，坐下来，放到膝盖上做起来。家里连桌子也没有，田明发一直就在膝盖上写作业。这时田怀勋的女儿田合作也放学回家了，她带着弟弟田跃进过来找田明发一起玩耍，但是看到家里有生人，吐一吐舌头，拉着他的弟弟退了出去。田合作在门外向田明发招手，但田明发却摆摆手，示意还在做作业。赵虹喜欢地说：发儿真是自觉，好孩子。我微笑着自豪地说：他学习不错，在班上总是最好的。发儿很勤奋，回家也勤快，看得到事情，择菜，刮洋芋，洗碗，遇到什么事就帮忙做什么事。这孩子让我感到欣慰，觉得我跟他真是有缘分，像我亲生的一样，我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没了，现在身边有这么个听话的儿子，对我是一种安慰。

    瞎瓜家里的饭熟了之后，便过来叫赵虹去吃饭，而我这时候还没有想出该做什么饭客人吃哩，心里歉意，但却不知该说什么好。赵虹说：正忙着采风哩。瞎瓜便说：工作要紧，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赵虹还犹豫着，我只好说：赵同志您先去吃饭吧，吃饭要紧。赵虹这才说：行，乐师傅跟发儿也早点吃饭，我晚上再来打搅一会儿。

    我跟发儿自己胡乱对付一下，怎么都是一餐饭。晚上我又接着给赵虹唱民歌。晚上赵虹住宿也是在瞎瓜家里。几天里，赵虹采风很辛苦。她有时候会自言自语：我男人不会耽误接儿子回家吧？儿子晚上没有妈妈不会哭吧？这样我晓得了她的男人是县医院的外科医生，他俩有了一个刚上小学的儿子。

    这期间邓美娇来看过赵虹，还请赵虹在她家里去吃了两餐饭。李光明没有亏待她，把她安排到公社邮电所当了工人，吃上了皇粮。邓美娇后来有过一次短命的婚姻。她嫁给了田疙瘩。田疙瘩一直没娶到媳妇，所以并不嫌弃她的名声不好，后来在李光明垮台以后，她终于同意嫁给田疙瘩了。他如愿以偿，但是他俩的婚姻很短暂，不到一年时间又离婚了。两人依旧各过各的，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幸好还没有孩子，没有什么拉扯。

    李光明的垮台，是缘于当时有人以“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名义写了一封匿名信给县革委会主任，反映了田家坪大队饿死三百多人的真相，那时全县到处都有饿死人的情况，但是出现像田家坪大队这样的“重灾区”，县革委会主任倒也吓了一跳，于是连夜派来了调查组和医疗队，在田氏祠堂办起了肿病医院，把得了肿病濒临死亡的人都收进肿病医院进行治疗。县里还给田家坪大队调拨了一万斤救济粮食，大家都吃上了粮食，后来才没有再死人。后来县革委会把对“田家坪事件”负有重大责任的李光明给予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并把他抓去劳改了。后来我一生中再没见过这个人，也不知道他的下落。那个胡秘书倒是因此有机会接替李光明当了公社“一把手”主任，成了“田家坪事件”的最大受益人。我私下里认为他可能就是那个以“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名义给县革委会写信的人。当然也不一定是他。我觉得我弟弟田怀勋也有写信的可能，他一向都很正直很勇敢，是“将门虎子”，这么多人因为大饥饿而死亡的事件，他不太可能无动于衷。

    对几年前的那次新民歌培训班，赵虹推心置腹地对我说：当时，以你乐师傅的富农成分，的确在外面是不能发表作品的，上级有明确规定，但是让你帮邓美娇修改诗，实际上是替她写诗，这却是李光明有意栽培邓美娇。李光明还几次对我说，建议我们把邓美娇调到县文化馆哩。其实我们已经有这个考虑，毕竟邓美娇出名了，我们需要树这个典型，如果李光明不倒台的话，这事儿也许就做成了。后来他倒台了，我们就没再提这事儿，还让她留在佷山邮政所工作。我们晓得委屈你了，但是没办法，现在抓阶级斗争，政策就是这样。我苦笑着：赵同志别放在心上。这有什么呢？我替邓美娇写一首诗还可以挣十二个工分，又不费体力劳动，我觉得我很赚了哩。赵虹说：那就好，那就好。

    赵虹还说：这次采风结束后，将编选一部书，书名暂定为《长阳民间文艺搜存录》。如果这部书能印出来，凡是向你搜集的民歌，我一定争取给你署名，不为别的，也可以证明这是你对国家的贡献嘛。但是如果县领导硬是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

    赵虹还央求我讲关于红六军成立和七十七烈士的故事。我说，我是专政对象，讲这些合适吗？赵虹诚恳地说：你是亲历者，你讲的最真实。她的话，让我的思绪回到了那遥远的年代……重新回忆起田世勋，以及黎步咏、江河等，联想到后来生命中发生的林林总总，以及面对的太多的生命之消殒，我想通了很多事情，至少我还活着，跟那些真正的英雄们相比，命运怎么待我我都不会再觉得委屈和不公。赵虹在我这里的采风搞了五天加五个晚上，她还要去找别的艺人采风。比如“竹林七贤”中幸存的吕少南、皮薰阶等。那天离开的时候，瞎瓜也来了，是来送行。她对瞎瓜交待说：菊香去世三四年了，她本来跟乐师傅是两夫妻嘛，她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让乐师傅爷儿俩住回去吧，像乐师傅这样的民间艺人我们要多关心关心。

    赵同志发话了，这事好办。瞎瓜对我说：你跟发儿今晚就住过去吧。

    赵虹满意地点点头：还有，乐师傅也还不到五十岁，没个女人怎么过日子？很造孽。你们看着有合适的，就帮着介绍给他。我下回来，也好在他家讨口饭吃。

    我心里一暖。这话，玉露也对我说过，而且说过多次了。

    2

    赵虹离开后的当天，瞎瓜让我和发儿搬到了菊香原来住的两间房里。菊香死后，这两间房几年没住人了，我费了点儿功夫打扫，然后点燃了烟火，房子便有了人气。发儿放学回家，高兴坏了，这里看看，那里瞅瞅：天哪，我们住这么好的房子？看到发儿这么兴奋，我倒也替他开心。这房子已多年失修，烟熏火燎，墙壁斑驳，被雨水冲刷出一些裂缝，简直是摇摇欲坠，还有了不少的老鼠洞，土墙被掏空了的感觉，虽比我们这几年住的那千脚落地、八面透风的窝棚强了不少，却实在也算不得什么好，但发儿可怜呀，他从记事起就跟着我住窝棚哩，今天他当然惊喜了。我可没有什么好激动的，整个这栋田家大院本来过去全是我们家的。但这样的言语，在这样的年头，是千万不能对发儿提起的，否则小孩子容易说漏嘴，传出去，那就是算“变天账”，是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

    睡在菊香生前睡的这张床上，眼前浮现出她临死前那万般苍老的容颜，那瘦小得像婴孩似的身体，不由得感慨万端。我没有想到，我能活到现在，竟是菊香这个东倒西歪的瘸腿怨妇救了我。在我饿得奄奄一息的时候，她把她偷偷保存着的仅有的一点点粮食拿出来，让我跟发儿活下来，而她自己却活活饿死了。她是替我死的。她大我六岁，如果不是命运安排她给我冲喜而成为我的婆娘，如果她是我的姐姐的话，她倒的确是一个慈爱的姐姐。

    发儿在我脚那头早就睡得很香了，我还醒着。我在想，那年菊香死后，我没有钱给她买棺材，而且我也已经饿得连到山上砍树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用她自己床上的草席把她裹了，把她拖到我母亲的坟旁边，掘了个小坑，草草地下葬了，让她给我母亲作伴。她和我母亲，田家的两代女人，死后都没有睡上棺材。不晓得她的冤魂是不是已经安息？她这间很久没人住的房子里会不会闹鬼。我不怕闹鬼，在这个房间里出入的鬼，也一定是菊香吧。我想她是多么善良的女人呢，就是做鬼也吓不了人。我甚至隐隐希望她出现，我想如果我见到她的亡灵，一定要当面向她说一声感谢，还要表达我永远的愧疚。

    睡意上来了，但我还是努力地睁着眼睛，等待有什么异常情况出现。下半夜了，天气好像起了变化，房顶上的风声凄厉地叫着，雪籽儿敲打着瓦片……这时我看见玉露飘然而入，在我的床前侧身而坐。这真是意外的惊喜哩。我想要挣起来，玉露却拿手按住了我。我想对玉露说的话真是太多了。这天玉露又说起帮我再找个女人的话题，我说玉露你几次三番地说这话了，怎么可能呢？我忘不了你的。你别再催我了，我这条命活在世上本来就是赚的，苦一点又怕什么？再说，我成分这么高，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往火坑里跳的。但是玉露狡黠地一笑：你不关心菊香姐姐吗？你怎么说这么个话？我刚才正在想，今天在她的房间里，或许能见到她的亡灵，能跟她说上几句道歉的话哩。——我曾贪昧了她的粮食，她却舍命救我。玉露神秘地说：今天我也正是为此而来哩。怎么？你得救菊香姐姐一下。她怎么啦？我怎么救？在阴间，怨妇一般都是没什么好的。明晚十二点，菊香姐姐就要下油锅了。

    你怎么晓得？

    我跟黑白无常关系很熟，消息当然灵通了。

    那怎么办？你快想办法解救呀。

    解救得靠你。你是活人，你有阳气，才能驱散鬼气，解救菊香姐姐。就看你肯不肯听我的吩咐去做了。

    听，听，你快说。

    明天夜里十二点钟，在那古槐树下，菊香姐姐会现一会儿身，因为阎君要罚她在向王庙跪拜请罪。只有这个时候你可以救她。

    怎么救？

    你肯听我的？

    只要能救得她，能报答她于万一，我当然听你的话了。

    那你听我说。……玉露如此这般的一番话，玄之又玄，但我又不能不相信她的话，她是不会骗我的，何况她是为了救菊香不被下油锅呢。菊香虽然并不是我之所深爱，但她是一个多么善良的女人呵，这样的女人在阴间要被下油锅？真是岂有此理。原来阴间也是如此不公的。这事儿我还管定了，就算换我自己下油锅，我也是心甘情愿的。我一走神遐想，玉露站起来，朝我挥挥手，身子一个漂亮的旋转，便像轻烟一样的消失。我一急，醒了，原来是一场梦。

    玉露在我梦中所讲的事情，是真是假呢？

    我应该相信玉露；再说为了救菊香，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次日白天，天空继续纷纷扬扬地下了一整天大雪，到夜晚时大地上已覆盖了尺把厚的积雪。夜渐深了，眼看快到十二点，我按玉露交待的不打火把，摸索着往向王庙方向进发。好在这段路我非常熟，闭着眼睛也不会走差了。走到向王庙的时候，应该刚好十二点的样子，我恰好真的看到一个女人跪在廪君与盐水女神的神像面前。夜间光线非常弱，看不得蛮清楚，但凭着轮廓可以看清，的确是一个女人。这正好说明玉露说的都是真的。我想起玉露的话，该我冲上去了，但是我有一丝犹豫，她真是菊香吗？我突然冲上去，如果她不知情而挣扎呢？我有那么大的力气制伏她，一直把她抱回房里吗？但我的犹豫是短暂的，我顾不得多想，因为我担心菊香会一下子消失，而她马上就要被投进油锅了……我迅速冲上去，一把搂住了菊香，并按玉露交待的吻住了她的嘴唇。我以为她会挣扎，没想到她却丝毫没有挣扎的企图，而且简直就是在迎合我，把舌头送进我的嘴唇里了。她的舌尖香香的，那么湿润温软，唤起了我久违的记忆。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被调动起来，投入地拥吻起来。我感到菊香不像是亡灵那般虚无，而是实在的，可拥可握的；不是冰冷的，而是温热的。我在搂抱她的时候，她很自然地贴紧了我的身子，让我这多年未碰过女人的身体部位突然蓬勃起来……这样，倒不用我费很大的力气把她抱回家了，而是我们相互拥吻着不肯松开，一起往我的家的方向挪移。我觉得像做梦似的，晕晕乎乎，但心里很受用，有些情不自禁……门本来是虚掩着的，我用屁股抵开了它，到了房间我们仍然拥吻着，我把她放倒在床上……

    3

    次日我们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在屋檐下挂着了。我这才发现，睡在我身边的并不是菊香，而是一个陌生的妇女。她居然有几分眉清目秀的感觉，可惜的是脸上没什么血色，有一种沧桑感。她显然在我之前就醒来了，侧着身子在观察着我。当我的目光和她的目光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她有点儿羞赧，下意识地把被子往裸露的胸脯前拥了拥，朝我一笑，算是打过招呼了。

    已经是我的女人了，我心里涌起对她的怜惜，伸过胳膊搂了搂她，她便也很自然的把脸贴近我的脸。多么美妙温馨的感觉呵。我好奇地问她：你是谁？昨晚跪在向王庙前干什么？我叫巴霖，是对岸花草坪村的人。我男人解放前当过甲长，家里有几十亩耕地，土改时我男人便被当作反革命抓去坐牢，两年后病死在牢里了。

    死了？

    嗯。是的。可惜我连个孩子都没有给男人留下。我生过一个儿子，得天花死了，后来想再生，可是我男人自个儿短命，哪能怨我呢？

    这种乱世，哪能怨你这个女人？

    是的，我们那死鬼跟我本来很恩爱，但他说没了就没了。留下我一个女人家孤苦伶仃的。前两个晚上，我连续两夜做梦，梦中有一个年轻女人对我说，我想帮你，如果你想见你们家死鬼男人一面，就于夜间十二点到向王庙前跪下，请阎王爷开恩，让你男人现个身。你男人要去转世投胎了，如果你这次没来，以后就永远也见不着了。她还说，如果你男人现身了，抱你，吻你，你千万不能说话，跟他走就行了，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惊喜。于是，我就按这个女人说的，夜里十二点的时候，在那里跪下，求阎王爷让我男人现身，我也好见他一面。

    我顿时明白了。哪有什么菊香下油锅这回事呀？哪有什么巴霖的男人转世投胎这回事呀？这一切，都是玉露有意撮合的。玉露帮我相中了巴霖，又做媒，让我跟巴霖走到一起。玉露如此苦心，我只好接受了。的确，我的生活这么糟，我需要女人。不过我怎么也不可能从心里放下玉露，这一点对巴霖是不公平的，但是男人女人在一起有时候就是为了过日子，又能有什么太高的奢求呢。于是我跟巴霖商量结婚的事，巴霖也想找男人，而且她婆家的父母也是早建议她改嫁。她才不到四十岁，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哩，没个男人怎么行？只是因为她也是属于“五类分子”，哪有男人愿意娶她？

    我找到瞎瓜，对他提出了要跟巴霖结婚的事。因为有赵虹的话在前，瞎瓜倒没有说不答应，只是冷笑了一下：你们俩真是臭味相投，歪锅对瘪灶。当时巴霖也在身边，这么刺耳的话，我想巴霖听着也会非常难受。幸好，我们这些年都已经被时运把心磨出了一层硬茧子，哪有什么咽不下去的话？瞎瓜在我们的申请书上签了意见。后来巴霖回花草坪大队去盖公章的时候，费了一点周折。大队书记说，巴霖不经请假擅自离队三四天时间，到哪里去了，跟什么人搞了什么坏事，要交待清楚，而且五类分子能不能结婚，这是个新动向，得向上级请示。巴霖带着泪痕回来，我连夜找到田怀勋那里，正好婚姻登记工作是他在分管，他当即给大队书记打了电话，大队书记在电话里连连点头：田部长亲自发下话来，那当然没问题了。但是他还是让生产队扣了巴霖五十个工分，折算成分值是一块五毛钱左右，巴霖好不心疼。我们去公社拿手续的时候，巴霖说起这事儿，田怀勋说：这还得了？妈的屄，敢对我阳奉阴违呀。他气冲冲地准备打电话责骂那个书记，我连忙拉住他说：算了，只要我们能结婚，他爱扣扣吧。我俩什么样的苦日子没经历过，扣几个工分算个球。

    婚后的日子，我们过得很恩爱。我给巴霖讲了我跟玉露的故事，当然也讲菊香，讲我的幸福，也讲我的愧疚。巴霖非常理解我的所有感受，她说我是一个懂感情的男人，还说她命苦，但现在突然命运好转了，玉露送给她这么好一个男人，简直不可思议。她说要给玉露烧纸，给玉露叩头以示感谢。她还说：当然我也要给菊香姐姐叩头，我得着她的好男人了。她硬是拉着我双双跪在地上，双手合十，为玉露和菊香祷告，祝她们在阴间里比在人间过得幸福，祝她们都能够升入天堂。

    巴霖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她跟瞎瓜、邓蚂蚁子、吕芳菲这几户邻居很快熟悉起来。巴霖跟发儿也相处得不错，这是我最满意的地方。后来巴霖的肚子一天天鼓涨了起来，不过可不是像大饥饿时的那种大肚子病，而是她给我怀了一个孩子。巴霖怀足月后，生了一个女儿，我给她取名田若水。若水出生的那天，邮递员给我送了一封信来，赵虹寄来的，一个大信封里装着的是厚厚的一本书，《长阳民间文艺搜存录》。书里收录了十来位县内文艺工作者搜集的百多件山歌、南曲、民间故事等作品，在书的最前面便是赵虹搜集的10首民歌。民歌有谱有词儿，而且更让我开心的是，在赵虹收集的这10首民歌的末尾，都注明了“传唱者田钟乐”字样，我的名字算是第一回上了书。按赵虹说的，真的要流芳百世了。

    4

    若水会说话了，会叫爸爸、妈妈、哥哥了，可以歪歪扭扭走路了。……发儿现在回家多了一件事，就是带若水玩儿。若水看到发儿回家，就高兴得咯咯地笑。发儿做作业的时候，她就要夺发儿的笔和纸，在纸上瞎划，画一些谁也不认识的线条和圈圈。发儿作业完成了，就把若水抱在膝头上，陪她玩翻叉的游戏，或者唱“虫虫飞”的儿歌。时光，就在这种亲情的氛围中飞快地流逝，一晃，发儿读到初三了。按他的成绩，考到县一中读书是毫无问题的。然后或许可以像当年田世勋一样到北京上大学。后来有一阵子，发儿回到家里，总是闷闷不乐的。问他遇到什么事情了，他也像个闷葫芦不肯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闷坏了可不好。于是我想方设法逗他开口说话，后来他告诉我，他入不了团，写了三次申请，别的比他成绩差、表现差的同学都入团了，偏他入不了团。我便启发他想一想自己做错了什么没有？是不是没有主动与同学们搞好团结？是不是对老师不礼貌了。后来我问多遍了，他才情绪冲动地望着我说：你为什么要是富农分子？说完他抱着膝盖蹲在地上委屈地大哭起来。我愣住了，无话可说。若水则用小手摸着他的脸说：哥哥不哭，爱哭的娃娃不乖。

    他这种哭诉，是打我的脸。我一直小心地隐藏着他的身世之谜。我为了把他养大，付出了多少？甚至还包括菊香的死。如果不是为了让发儿活下来，菊香又何至于饿死？没想到，现在我这个富农分子倒成了让他委屈至此的根源？但是这些话，我怎么能对发儿讲呢？我心里滴着血，却还要好好地安慰发儿：发儿，不是说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吗？你不急，入团的事慢慢来争取，好吗？发儿绝望地摇摇头：他们不会要我的。我哪一点儿不如人了？他们也太欺负人了。发儿又咬牙切齿地说：我会做给他们看看的。

    我的心往下一沉。我不晓得这些事情对发儿的伤害到底有多深，我也无法想象他想怎样做给他们看看。不久红卫兵大串连开始了，上面通知红卫兵们可以到北京天安门去受伟大领袖接见，而且沿途设有接待站，吃饭不要钱，坐火车不要钱，发儿便决定去北京。但是同学们讥笑他，你这个富农子女也想去？学校不给发儿开证明单。发儿那天是哭着回家的。不去不行吗？不行。我死也要去北京。我只好连忙带他去求田怀勋帮忙。田怀勋倒也没推辞，就给他写了个证明，盖了公社人武部的公章。发儿有了证明单，终于可以成行了，但是原先打算去的同学们现在却一个个地不想去了，因为家长们觉得孩子们太小，外面乱糟糟的，出这么远的门不放心。发儿回家来对我说了，我说：都不去，你也就别去了？一个人出门怎么能行？发儿摇摇头：他们都是懦夫，我一个人也非去不可。我沉吟着说：还是不去的好。发儿的眼珠子都急红了：谁想阻挡我革命，成为革命的绊脚石，谁就注定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他都说得这么生硬了，我噎了一下，没敢再往下说。结果佷山中学就只有发儿一个人成行了，像个独行侠。那时长阳到宜昌还没有通公路哩，发儿徒步走到了县城，又走过了长江边的红花套，再从红花套搭“汉宜号”客船到了宜昌。宜昌火车站里的红卫兵简直像过江之鲫，发儿拼命地挤上了车，座位也没有，只好站着，两天两夜后，到了北京。那天他半夜到达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等待了八个多小时，伟大领袖终于出现在城楼上。前面的红卫兵都在呼着口号，拼命地叫喊，疯狂地挥舞着红旗，没红旗的就舞动军帽，挡住了视线，发儿根本没办法看到他想看到的伟大领袖、革命舵手。他使劲地蹦着跳着，也还是看不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仍然激动万分，并且在烈日下昏倒在地。他这些年一直营养不良，体质太弱，又这么累，不昏倒才怪哩。幸好也没有太严重的后果，有人惊叫起来，有人拿水壶喂了他几口水，还喂了人丹丸子给他吃，再把他挪到后面人少的地方，他就醒过来了。等他清醒的时候，伟大领袖已经离开了城楼，接见仪式结束了。

    发儿回到佷山中学，现在他在这所中学里可了不得了，他是唯一受到了伟大领袖接见的红卫兵，他的身上仿佛镀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要高看他一眼。突然有一天早晨，天刚麻麻亮，我和巴霖正准备起床上工时，发儿带着二十几个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回来了。红卫兵们都站在门外，发儿一个人先进房里来了。我吃了一惊：出了什么事？发儿突然在我面前单膝跪地：爸爸，我是回来“破四旧”的。我要从自己家里开始破起。我说：我们家里穷到这个样子，有什么“四旧”可破？发儿说：总还有可破的，比如田家祖园里，那么多墓碑和坟头，都是“四旧”的东西。

    什么？简直是岂有此理，发儿要破我们田家祖园？连他那么凶恶的爷爷郑孝雄都没有做到这一步，难道是郑孝雄阴魂不散，要让发儿代表郑家来坏我风水毁我田家么？这是我绝对不能答应的。但是我们田郑两家的恩怨，我又不能对这个还不明事理的孩子说清楚。我断然地说：这不行。发儿抢了一把菜刀横在自己脖子上，恶狠狠地看着我：如果你不让我带头“破四旧”，我就马上死在你面前。只当你没生我这个儿子，我们爷儿俩就此告别了。我气得浑身发抖，不知该如何是好。发儿可不是说着好玩儿，他既然带了这么多红卫兵回家来“破四旧”，是志在必得的，如果我阻拦，肯定会出现血案。我们爷儿俩相互恶狠狠地瞪着，都像是要吃掉对方，若水虽然还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但是这种紧张的气氛吓得她哇哇大哭起来，但是发儿也丝毫没有退让的表示。巴霖看着不对，连忙上来把我拉住：该来的总会来的。你莫把发儿为难了。她又说：死人总要给活人让路吧？巴霖说的有理，听了她的话我冷静了不少。这些年，我们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什么苦难没有品尝过？我已经习惯于逆来顺受了。特别是巴霖这句“死人总要给活人让路”的话，对我是一个触动。我摆摆手，对发儿说：你想怎么“破”就怎么“破”吧。

    发儿这才放下了菜刀，招呼外面等候的红卫兵们进来。他手里举起一本红宝书，大声地说：红卫兵战友们，我们是佷山中学“造反有理”战斗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卫兵。没错，我是出生在这个富农之家，我不能选择家庭出生，但是，我坚决选择革命，选择坚决与这个家庭划清界限。今天，我就要带头从我家开始“破四旧”。田钟乐，巴霖，你们听好了，跟我读最高指示。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我第一次见这架势，心里虽然不爽，但既然已作了退让，就索性退让到谷底：好，好。

    发儿大声读道：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革命有理，造反无罪。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

    他念一句，我跟巴霖就一起跟着读一句。读完了，发儿宣布说：现在，“破四旧”开始。他挥挥手，红卫兵小将们在我家里查抄起来。我的家只有这两间小屋，里面的内容一眼如故。红卫兵小将们却还是非常认真，把我的东西翻得稀烂，床上的被子也被扔到地上，还要检查被子里藏没藏着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结果，只看见有一对鸳鸯戏水的枕头，但也早就破旧不堪，甚至看不清本来颜色了。这对枕头，是我跟巴霖结婚时，巴霖亲手绣的。红卫兵们像发现了新大陆，拿给发儿，发儿命令道：剪了。红卫兵们汇报说，再也找不出什么“四旧”了。发儿说：要查就查个彻底。还是他熟悉家里情况，他看到了我挂在墙上的三弦琴：这不是“四旧”是什么？他把它取下来，扔在地上，准备用脚去踹，我连忙央求道：这东西别踩了吧。这三弦琴是我当年在松滋县流浪时自制的，我拿着这把三弦琴，跟玉露走了好多地方，靠它伴奏演唱糊口。睹物思人，看到它，我便会随时想起玉露呵。如果被发儿踹坏，我会心疼死的。但是发儿推开了我，抬起脚，不由分说便把三弦琴踹成了几大块。

    几个红卫兵后来又在我箱子底里找出一本书，就是两年前赵虹给我寄来的《长阳民间文艺搜存录》。他们拿不准这东西是不是“四旧”，便拿给发儿看，发儿翻了几页，看到了我的名字，自言自语地说：富农分子的名字怎么还上书了呢？这正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再一看文字内容，发儿的脸色严峻起来：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呀？什么花上加花爱死人，真是恶心。……还南腔北调任我唱哩。你一个富农分子，什么东西都任你唱？做梦吧。现在是什么时代？是人民的时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你富农分子居然敢做这样的美梦？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说：我哪敢做什么美梦呀，这都是古时候传下来的词儿，可不是我这么写的。既然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果然是“四旧”了。“四旧”的东西，你们大家说，我们该不该扫除掉？几个红卫兵连忙跟着嚷起来：当然要扫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正如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发儿一边说着，一边把这本书一页一页地撕开，丢进火里，看着火的利齿飞快地嚼碎它，并把它咽进肚里。

    抄家结束，发儿便带着他的战斗队去了田家祖园。我心痛不已，又无法制止，只好跟着他们来到祖园。他们先到了世勋叔叔的墓前，墓碑上刻写着一副“志业长留简册，声名永耀河山”的墓联。有孩子在惊呼：这里有一个军长的墓哟，怎么回事？这山旮旯里还会有军长？日白的吧？发儿说：这倒是真的。红六军军长田世勋是我幺爷爷，被狗日的恶霸地主郑孝雄给杀害了。这里埋的只是他的尸身，他的头被郑孝雄拿到县里请赏去了，后来不知下落。

    这么大的领导？还砸不砸？

    大领导怕什么？只要是“四旧”，就非砸不可；不仅墓碑要砸，坟头也得给他平了。若他还在人世，也要支持我们革命小将的行动的！

    世勋叔叔的坟墓尚且难以幸免，其他亲人的更不用说了，他们拿着锄头、钢钎、铁镐之类的工具，一起发力，嗨嗬嗨嗬的一通乱砸，若干块碑石被砸断，碑上的数处雕刻图案和对联被毁坏，墓前祭祀用的几只香炉被推倒，坟头大部分都被刨平……正在不远处薅苞谷草的社员们都纷纷围拢来看稀奇。所幸的是，发儿和他的红卫兵小将们到底年小体弱，砸碑、刨坟头做起来挺费劲的，没闹腾多久，他们就臂酸手软，一个个累得不行了，田家祖园才没有遭到彻底的破坏。但是，这对于祖居在此地约七八百年的田家来说，无疑是一场从未有过的浩劫。长眠在地下的祖宗魂灵都被惊扰，不得安宁呵。他们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一直是跪在地上的，我欲哭无泪，只在心里哭喊道：祖先们，你们受惊扰了，而我没有能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真是罪过，罪过呵，钟乐再三请求您们宽恕！

    眼看太阳要落山了，发儿和他的红卫兵小将们又累又饿，但是他们热情高涨，带着胜利的喜悦，高唱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的“语录歌”，往山下走去。走过田家大院的时候，发儿突然头痛欲裂，以至于在地上打滚，甚至跪着、倒立着都不能解决问题，鬼哭狼嚎，丑态真是百出。几十名红卫兵小将围着他，都不知所措。看他那份痛苦的样子，我既恨又同情，本不想管他，但心生恻隐，还是走过去对他说：发儿，你估计是撞到煞气了，祖宗们今天岂有不生气动怒的？

    胡说八道，什么货色？田钟乐你知罪不知罪？一名女红卫兵冲上来，一把将我推翻在地，还狠狠地踹了我一脚。

    眼看势头不好，巴霖上来把我拉回屋里。

    眼看发儿的头疼还是没见好转，我便自做主张在屋后的野地里烧了一沓纸钱——自然是要回避着红卫兵小将们，念叨道：列祖列宗，还有世勋叔叔、玉露、菊香，你们都来拿点钱，发儿年轻不懂事，也是受时势所驱策，你们多担待些。等条件成熟的时候，我再来给你们重修坟茔……

    过了一会儿，发儿头不疼了。发儿站起来，浑身轻快。红卫兵小将们顿时欢呼雀跃，然后列队返回。路过古槐树下的向王庙时，小将们请示发儿，向王庙还砸不砸，发儿眼睛一横：砸，怎么不砸？凡是“四旧”的东西，都跟革命者势不两立，都要砸他个稀巴烂。于是红卫兵小将们一起动手，砸了向王庙，把廪君和盐水女神的神像，扔进了不远处的一个废弃的石灰窑里。

    5

    文革离当下尚不太遥远，人们对文革还有着或深或浅的记忆。本章所写的几件文革往事，比如几个主要的“造反司令部”，以及两大司令部在街头相遇，互不相让，并进而发生哄抢军火库以及发生枪击事件，都是在长阳的土地上真实地发生过的，在好几部本地文化人出版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载。

    这里我需要提请亲爱的读者朋友注意的是，本书是一曲民族文化的颂歌，也是哀歌和挽歌。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民族文化多次受到“革命”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而以“文化”的名义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是民族文化遭遇的最大一次浩劫。近三十年，民族文化又遭遇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民族文化的不少品种都濒临“人亡艺绝”的险境。如果本书能够唤起读者朋友对于民族文化的危机感，我便很欣慰了。

    本书进行到这里，发儿渐渐长大了。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郑孝雄的血液，郑孝雄的阴魂正从发儿的血液中苏醒，像那条被农夫抱在怀里的冻僵的蛇一样醒来。发儿带头砸了田家祖园，让田家长眠在地下的老祖宗们都遭受侮辱而不得安宁。往后，发儿还会做出什么超乎我们想象的事来呢？

    没办法，这对于我笔下的主人公田钟乐来说，或许正是命中注定吧，该着他承受更多的苦难。

    实际上这也是作家的吊诡：我不如此书写，作品哪会抓得住人呢？

    6

    经过这场从自己家里开始的革命，发儿在佷山镇完全树立起了一个“造反英雄”的形象，再没有任何红卫兵敢于看不起他，也再没有人计较他是富农分子的儿子了。他率领着他的“造反有理”战斗队所向披靡，把“破四旧”战果进一步扩大，首先是田家坪，所有的墓碑，所有人家香案上供奉的菩萨和祖宗牌位，全都遭到了扫荡，被横扫一空，落得真叫个干净。在这一过程中没有遇到过任何阻力。后来“破四旧”的战火扩大到全公社。全公社境内的十几个土地庙、六座向王庙，都遭到了毁灭。

    发儿的“造反有理战斗队”改称“佷山红色造反司令部”（简称“佷红司”）了，他成了文革中佷山公社的第一个司令，而且他跟县里的造反派组织也有了联系，县里一位造反司令送给他一支手枪，虽没有子弹，但他别在腰间，不知多神气。他手下迅速聚集起三百多名干将，主要成员是佷山中学的学生和部分老师，其中还包括不少公社机关干部和各大队的青年农民。发儿敢闯敢干，花样儿百出。他领导“破四旧”取得了辉煌战果之后，又转而把大字报贴得满街都是，学校的校长，公社主任胡学环，这些人都成了“走资派”，都成了大字报攻击的对象，他可以随时带人抄他们的家，把人捆起来，进行批斗，办学习班，实施打骂，而且这时候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否则那就是反对毛主席的红卫兵，就是反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就会遭到更疯狂的对待。

    发儿虽“英雄”，但并不能完全控制局势。这一阵子整个社会都是混乱失控了的，佷山公社内各单位、各大队的造反司令部、战斗队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总数达到一百多个，简直遍地司令。有的一个人就是一个战斗队，有的夫妻俩会分属不同的司令部。好多司令部和战斗队都效仿发儿的新搞法，但是这些司令部或者战斗队之间，通常是相互不服，相互指责，并且时不时地要开展大辩论，总之好像进入了一个群雄并起的年代，社会杂乱无序。就连我们田家坪村，也成立了七八个战斗队，而我和巴霖，时不时地就要被这些战斗队喊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批斗大会。我挨批斗早已成了家常便饭，即使要挨打罚跪，我也能够应付，丝毫不觉得委屈，想一想田世勋、黎步咏，还有我的玉露吧，至少我还活着；我痛苦的是巴霖的挨批斗，她是女人，哪里能受得这样的折磨呢？而且她还要想办法照顾幼小的女儿若水。每次若水看到我和巴霖挨批斗，总要吓得大哭，有一次还跑得不见了，那天我们一直找到下半夜，才在一堆谷草堆里找到她，她像个木头人一样呆愣着，头上沾满谷草屑，浑身瑟瑟发抖。瞎瓜也被大队的几个战斗队当作“走资派”批斗过多次了，他家里的那张雕龙描龙的滴水床也早被造反派拆掉，搬到道场上点火烧了。现在他这个“走资派”早就不能发号施令了，也常常遭到批斗，而我几乎每次都要给他陪斗，但我开心：狗日的瞎瓜，你也会有今天呵。

    这期间我遭到的最惨的一次游斗，是佷山工农兵联盟司令部（简称“佷工司”）在烟台子组织的那次批斗。“佷工司”是以工人为主体的司令部，邓美娇是司令，但邓美娇现在已经不叫邓美娇，而改了名字叫“邓克思”了。人们也叫她“娇司令”。她这个司令部影响力仅次于发儿的“佷红司”，而且“佷工司”因为控制着对外通讯联络用的长途电话和可以大造舆论的广播站，所以在声势上甚至超过了“佷红司”。她跟我们田家坪大队和东边的龙潭大队等几个战斗队联合行动，把他们的“五类分子”和“走资派”也押到田家坪来，所以这天共有八个批斗对象。田家坪的批斗对象中有我和瞎瓜。批斗对象都头戴着纸糊的高帽子。“高帽子”两尺高、上尖下圆，上面用黑字写着被批斗人的身份，然后用红笔划一个大叉叉，这让我想起了当年我与世勋叔叔被押上法场的情景，而且也是在烟台子。瞎瓜头上的高帽子上写着“走资派瞎瓜”，我的高帽子上写的是“反革命分子田钟乐”。那天参加批斗会的战斗队员上百人，分别被混编成了四个方队：土枪队、大刀队、红缨枪队、马鞭队。每个方队二十多人。整个会场，有一股凛冽的杀气。那天被通知来参加大会的群众，则有上千人。

    大会开始的时候，“娇司令”在台上点名：把“反革命分子”田钟乐押上台来。便有两个造反干将上来抓住我的胳膊，反扭着，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我推上了审判台。每押上一个坏分子上来，台下便有人领呼“坚决打倒”、“彻底砸烂”、“一举粉碎”、“再踏上一只脚”之类的口号，气势磅礴，响遏行云。

    游斗开始了。首先是让我们这些坏分子在大操场上跑圈子，由土枪方队的干将们押阵。佷山镇猎人多，会制土枪、土铳药的人不少，土枪队那是真枪实弹。我们开跑前，土枪队的人先集中对天鸣枪，以示震慑我们坏分子，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然后我们被喝斥着开跑，谁跑慢了，脊背上、屁股上就得挨上一枪托。

    接下来是大刀队执法。大刀队里有两种刀，一种是四尺长四寸宽的大马刀，刀柄上系红绸。过去闹红军时，好多战士都背着这种大刀。另一种刀是日本军刀，也不知他们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些刀都磨得很锋利，寒光逼人。他们还嘹亮地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他们押着我们跑圈的时候，的确令人胆战心寒。

    再是红缨枪队上场，枪上都系着红绸。

    最后是马鞭队押阵。马鞭子全是由酒杯粗的金竹根做成的，三四尺长，竹节一楞一楞的，既硬结又富有弹性，在手中使劲一抡，发出“呜呜”的响声。这个马鞭队是最可怕的，我们跑到此时，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但马鞭队的小青年们才不管这一套哩，他们追上我们就是狠狠的抽鞭子，把“阶级仇、民族恨”全发泄在我们这些“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身上。一鞭子“嗨”到脊背上，立马就是一条紫黑色的血痕。

    游斗结束，还有“架土飞机”的节目。每四个造反派上来对付我们一个批斗对象。一个造反派抓左臂，揪左边的头发；一个造反派抓右臂，揪右边头发；一个造反派抓双脚。这样，批斗对象就像飞机一样腾空离地了。这还不算，还有一个造反派用食指和中指头，钩住批斗对象的两个鼻孔，使劲的往前拖。“娇司令”一声令下，一架“土飞机”便在大操场上飞快地转了起来。他们架我的“土飞机”的时候，我的鼻孔被抓坏了，鲜血直流，但我拼命地忍住疼痛，一声不吭……这是我受皮肉之苦最为严重的一次，我身上到处是伤痕，不知流了多少鲜血，在床上躺了一个月才恢复元气。

    7

    我养伤期间，赵虹突然来了。我对赵虹的出现很惊讶，不为别的，文革这么乱，各单位都已经瘫痪了，她跑到佷山来干什么？她忙自我介绍说，是因为在文革之前，她曾打报告向省民政厅要了一千块钱，准备在佷山建一座“红六军军长田世勋纪念碑”。反正这会儿县里也闹腾得很，无法正常上班，她就跑到佷山来。

    我连忙把她拉到巴霖跟前，向巴霖作了介绍。巴霖以前就听我说过赵虹，两年前赵虹找瞎瓜帮我要了两间菊香住过的房，又曾对瞎瓜说要他帮我找个女人，“我下回来，也好在他家讨口饭吃。”这话犹在耳畔。我能跟巴霖结婚，说起来也有赵虹的功劳，这会儿巴霖见到赵虹便很高兴。巴霖好歹要请赵虹吃饭。想起上一次赵虹来找我采风五天，饭都没吃上一餐，我真是惭愧，现在我家里有了女人，去年杀了一头猪，“购半留半”，便有请客吃饭的条件了。巴霖麻利地开始做饭，我去请田怀勋一家人也一起过来吃饭——正好赵虹说还有事要见田怀勋。田怀勋这一阵子总是躲在家里，反正公社机关已经无法正常上班了，幸好他又不是公社的主要领导，造反派也没有兴趣太注意他。我与田怀勋虽为堂兄弟，但两家人却是一直很少相互走动的，更不用说在一起吃餐饭，现在是赵虹来了，才创造了这个机会。为了这份温暖，我也该感谢赵虹。吕芳菲还客套，或许是不习惯，不肯过来，田怀勋说，你们妯娌也该融洽一些，去吧，合作跟跃进也都去吧。于是他们一家人都过来了。吕芳菲便到灶上帮巴霖烧火，合作跟跃进带着若水一边去疯玩儿了。

    说是请赵虹吃饭，也没什么菜蔬，但我们跟赵虹交谈得很融洽。聊到我前一段被“娇司令”领导的批斗会打伤的事，大家只有摇头的份儿。这年头，谁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赵虹这阵子在县里也挨整了，也戴高帽子游街了，她被造反派们批判为“黑线人物”，说她编辑《长阳民间艺术搜存录》是贩卖的“封资修黑货”，全县文艺战线的“破四旧”正是从她开始。更让她痛苦的是她的在县医院工作的外科医生丈夫竟贴出“大字报”揭发她，说她曾把一张刊登有毛主席语录的报纸做了解溲纸。这让造反派们简直激怒了，把她送进公安局关了一个多月，后来觉得她也到底没有多大的罪，再说监狱也是人满为患，她便又被放出来。那天她回家，推开家门，床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激情肉搏之中。

    突然定格。

    女人她认识，是男人手下的美貌护士。

    滚。

    赵虹拿起一把菜刀，狂乱地挥舞着，男人女人都吓坏了，提着衣裤飞快地逃出门外。

    她一怒之下，把家里砸了个稀巴烂，就跑到佷山来了。

    哈哈哈哈。赵虹放肆地笑起来，接着她哭了，泪眼婆娑。我和世勋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幸好赵虹及时地止住了哭泣，话题转到来佷山建“红六军军长田世勋纪念碑”的事。这倒是一件正经事，但这时公社领导层都瘫痪了，公社主任胡学环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赵虹便想到田怀勋，因为田怀勋是田世勋之子，又是公社人武部长，建“红六军军长田世勋纪念碑”的事儿必得找他商量。因为赵虹手里有一千块钱专款这个物质基础，田怀勋便很高兴，但却对纪念碑的名称问题提出疑问，建议另改名称：我父亲一个人能有多大的贡献呢？再说我也不愿意为自己的父亲来建一座碑，这显得也太那个了。赵虹有点发愣：你又何必谦虚？田怀勋说：我可不是谦虚，的确如果我父亲有灵在天，他也不会同意为他个人建一座纪念碑的——我父亲之牺牲哪里是为个人谋取功名呢？赵虹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了，一方面也因为田怀勋的话颇有几分道理。我看看他俩出现僵持，这才建议说：要不，就建一座“七十七烈士纪念碑”？

    几年前，在烟台子那里发掘出了七十七具红军遗骸，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听了我的建议，赵虹点点头：不错，这样命名也很好。

    田怀勋也完全赞成这个建议。

    纪念碑的名称定下来了。赵虹感慨地对田怀勋说：我没想到给你父亲立碑的事还会在你这里遭到否决，不过我是真心佩服你，你真是将门虎子。田怀勋说：你千万别这么说，我只有惭愧二字。我在很多事情上都是愧对革命先烈的。赵虹说：我真没见到过像你这么正直的干部。田怀勋摇摇头说：不，很多事我的确有愧，比如大跃进后期田家坪大队饿死三百人，但当时的政治形势压迫着我，我大气都不敢喘，什么话也不敢说。只是后来见饿死的人太多了，才终于忍不住写了一封匿名信，向县革委会主任反映这个情况。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该死的是我。这么多人都饿死了，而我还苟活于世，有何脸面？而且这话，我到今天才敢对你们讲起。

    说完他长叹一声，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到此时也才晓得那封匿名信是我堂弟怀勋所写，顿时为他感到骄傲。赵虹热情地握住田怀勋的手：我们当时听说有匿名信引起了县革委会主任的重视，但没想到是你写的呀！怀勋，你千万不要自责。在那种政治形势下，哪个人敢公开批评大跃进呢？

    我也赞叹道：你那封信挽救了多少人的性命！要不是你，后来还得再饿死几百人。

    这天晚上怀勋和赵虹都没有把我当外人看，他们是在我家的火垅里商量了立“七十七烈士纪念碑”的大事。方案是由田怀勋牵头调集各大队民兵，搞一次大会战，用半个月时间来建纪念碑。纪念碑的地点，就选在烈士们牺牲的烟台子那里。后来田怀勋就调动民兵行动起来了。这一阵子，别的什么都乱套了，幸好民兵还能够召集。本来纪念碑更改名称应该报省民政厅批准的，但民政部门自上而下也都乱了套，没有人管事了，所以赵虹说：这事我做主了，只要是对的，我们先做起来再说。建碑过程中，发儿曾到烟台子看过，他用怀疑的眼神在那里转了一圈，幸好赵虹正在工地上，向他进行了一番解释，说这是为革命烈士立的纪念碑，自然是“革命”的，跟“四旧”根本扯不上边儿，发儿没吭一声地走了。

    8

    赵虹住在公社客房里，和田怀勋一起领导各大队派来的民工搞大会战，并请了一些工匠，按照图纸进行施工。“七十七烈士纪念碑”很快就立起来了，它高十二米，呈上细下粗的方形，碑身白色，上书“七十七烈士纪念碑”几个大字，碑顶上则是一把象征革命烈火的红色火炬。它是那么巍峨，那么雄壮，与碧水蓝天相映衬，构成了一副庄严和谐的景观。

    而这一时期，佷山公社的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纪念碑的建成，各造反派组织都表示了非同寻常的热情，都对赵虹和田怀勋表示，要举行游行活动来庆贺。那天夜晚下雪了，我们早早睡下了，突然外面人声嘈杂，有人在田怀勋的房外面敲门。怀勋叔叔，开门。一听是发儿的声音，我连忙披衣起床。发儿自从“破四旧”毁坏祖园以来，四五个月没有回过家了，我虽然很生他的气，但也很无奈，很挂念他。我希望他平安，不要搞出什么事来才好。所以他深夜回来而且带着这么多人，我觉得奇怪，肯定是有紧急的事情发生。发儿，怎么回事？你睡吧，我是回来找怀勋叔叔的。现在深更半夜了，人家都睡了，你找他搞什么嘛？我们是公事，跟你没关系，你睡你的。我噎了一下。不过不管发儿怎么对待我，我都不会跟他计较。这时田怀勋也起床了，出来问发儿：什么事？发儿说：我俩借一步说话。他跟田怀勋走到道场角落里，在那里说什么，我无法听清，后来我看到发儿跟田怀勋开始大声地争吵起来。发儿挥舞着拳头，大声地对田怀勋吼叫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毛主席的话你敢不听么？我警告你，不要站错了队伍，不要站到与人民为敌的立场上去了。田怀勋也激动地说：毛主席也曾教导我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也警告你，你正在往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你得悬崖勒马，紧急刹车了。发儿说：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代表“佷红司”把你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田怀勋说：你的本事我见识过了，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但是你记住，毛主席说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发儿凶狠地说：如果我不是看你是我的叔叔，我……他对他手下的一帮人说：算了，我们走，这榆木疙瘩，以后再找他算帐。

    发儿看也没看我一眼，便带着那帮人气呼呼地走了。田怀勋也气得浑身发抖。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气愤难平的。我把他拉到我的火垅里，把火拨亮，给他倒了杯酒，让他暖暖身子，也顺一顺气。怀勋喝了两口酒，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才带着哭腔叹道：你抱养的好儿子。你们刚才说什么了？发儿找你要干什么？你的发儿要找我借二十条步枪，一千发子弹。这的确是非同小可，我惊问：他要干什么？

    原来，这天白天，发儿的“佷红司”和“娇司令”的“佷工司”同时组织了游行庆祝活动，但是两派之间又不可能统一行动，事前无法相互协调，各游各的行，所以当“佷红司”从西向东，“佷工司”从东向西，双方游到上桥的时候，两支队伍不可避免地相遇了。桥面本来很狭窄，这会儿被双方的人马堵住了。在此之前，本来双方都是对头，本来相互都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老子天下第一”的，哪个该退让？退让就会输了气势。于是双方打起了针锋相对的“语录战”和“口号战”：

    “佷红司”喊：坚决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造反行动。

    “佷工司”就呼：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

    “佷红司”喊：革命有理，造反无罪。

    “佷工司”就呼：反对假夺权，真保皇。

    “佷红司”喊：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佷工司”就呼：巩固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

    怎么说到借枪了呢？我问田怀勋。

    事态还在进一步的发展着哩。

    “语录战”和“口号战”从上午十点半一直打到下午五点多钟，双方都筋疲力尽，所有的人都口干舌燥，饥饿难耐，而且傍晚时分天气也变了，江边吹刮起凄冷的江风，飘起了雪花，好多人衣服穿得单薄，在江风的肆虐下浑身哆嗦，但即便如此，双方仍谁也不肯后撤半步。于是双方都派人到餐馆买来包子馒头，轮流吃饭，轮流喊话。看看天黑下来，双方都准备发扬战争年代革命军人那种打夜战、连续作战的作风了，“佷工司”的人便去把广播系统迅速架设了起来，并选择桥东的佷山中学学生宿舍楼楼顶架设了工作台，不停地播放毛主席语录，并播放严令“佷红司”后退，不要阻拦工农联盟队伍前进的《紧急通告》。发儿这边一看处于宣传上的劣势，急了，连忙召开紧急会议，一边安排会刻字的师生刻钢板，向人群散发传单，一边组织动员了三十名敢死队员，随时准备为了革命事业抛头颅撒热血，该冲锋的时候冲上去攻打“佷工司”。发儿派了些人分头准备武器，能找到木棒、钢钎、大刀的，都立即去找。但是听到传言说，“佷工司”的人也在准备武器，而且他们本来就有几十支土铳，这些信息让发儿的“佷红司”感到更加紧张。如果在武器上不能占到优势地位，那么流血牺牲的岂不都是“佷红司”的人？

    发儿这才回来找我的，要借枪。

    这可怎么办？谁能劝解他们呀？如果两边真打起来，吃亏的就是发儿他们了。田怀勋说：两个司令部，一个比一个厉害，像两头红了眼的牛，角顶角的，谁能劝解得了？刚才发儿那凶神恶煞的样子，你亲眼看到了的。哎呀，我怎么眼皮跳呢？我问：是左眼皮跳，还是右眼皮跳？田怀勋说：右眼皮。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说不定真会出什么大事哩。发儿他们该不会去我的库房里抢枪吧？我问：你库房里？田怀勋说：对呀，我库房里有些武器。前不久在县人武部领了三十条枪，一门六零炮，是搞了民兵训练的，还没来得及还给县人武部。还有一箱手榴弹。

    发儿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我感觉不好，连忙对田怀勋说：快，事不迟宜，我俩到镇上去看看。

    我本来是一个富农分子，是一个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但这事儿与我的发儿有关，我自然不能无动于衷，得陪田怀勋走一趟，说不定就能帮上什么忙。田怀勋点点头，站起来就跟我一起往外走。

    下雪路滑，我们打着火把，摔了好几回跤才来到佷山公社。公社人武部的库房正好是原来关押过覃国华，后来土改时又关押过我的那间牢房，没有人看守，只不过平时挂了一把大锁。我们赶到的时候，看到大锁已被人砸开了，房门虚掩着。推门一看，里面的枪支、子弹、手榴弹、六零炮，全没有了。显然，发儿已带人来抢走了这些武器。田怀勋担心赵虹安全：赵虹一个人住在客房里，不知是不是安全？我先要去看一下，然后再去上桥那里。我说：要不我先去上桥看看情况吧？田怀勋说：也好。你先去，我随后就到。

    我加快了脚步，迅速赶到上桥。这时天上还一直下着小雪，但是上桥两边点着数百支火把，热闹异常。远远地我看到上桥两边排开了阵势，双方都端着枪，做着瞄准姿势，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只不过邓美娇这边都是土铳，武器上逊色不少，而发儿持着手枪，其他人一色汉阳造步枪，手榴弹，更有一门六零炮，格外威势。如果双方真的打起来了，得死多少人算完呀？这时，发儿和邓美娇两个司令分别叉着腰，站在各自队伍的最前面，正在吵骂着。

    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三岁时患肺热，导致了肺脓肿，要不是我爹给你们家借两块大洋，你早就不在这世上了。这钱到现在你们家都没还。

    哈哈，你以为你是谁？你跟田钟乐有什么关系？

    我跟我爹有什么关系？这还用得着回答你吗？而你呢？你不过是跟公社某人有皮绊关系，你所有的新民歌都是我爹替你写的，你是拿人家的屁股做脸。

    “娇司令”冲上去，“啪”地煽了发儿一个耳光：狗屁你爹。你威风什么？告诉你吧，你是大土匪、大恶霸郑孝雄的孙子，郑龙之子，你是从小被田钟乐抱养的。你不晓得你爷爷和你爹欠着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多少血债吧？

    发儿脸涨得通红，大怒：你敢造谣惑众？老子一枪崩了你。

    说时迟，那时快，发儿掏出手枪就朝邓美娇开了一枪。这时我正好赶到了他们中间，我大喝一声：发儿，不要开……话还没说完，我已经挺身而出，挡在了邓美娇面前。发儿的子弹射进了我的腹部。我像喝醉了酒一样，摇摇晃晃地一手捂住腹部，一手朝发儿摆了摆，再说不出话来。我看到我的腹部那里一朵鲜艳的玫瑰倏然绽放。

    天在旋转，地在旋转，人群也在旋转。人们都惊呆了，双方的敢死队员忘记了开枪。发儿自己也丢下手枪，大喊一声“爹……”，朝我跑了过来。

    在往地上倒去的瞬间，我看到邓美娇花容失色，捂住了嘴巴，看到田怀勋和赵虹正快步朝我跑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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