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发儿射进我腹部的这颗五四式手枪子弹，没能当场要了我的命，医生说它刚好从左肋与胃部之间的空隙里穿了过去。如果再往上一点，我肯定当场死掉。当他的子弹误中我的那一瞬间，他自己也吓呆了，在场的人都吓呆了。他当时跑上来抱住我，然后马上把我送进了公社医院。我当时还有着一丝清醒，看到他冲着医生挥舞着手枪，说如果不能抢救成功，他就把医院里的人全都杀光。后来他这个造反司令虽然公事繁忙，但却时常到病房里来看望我，和巴霖、水水轮流守夜。当我的身体已在康复中时，一次病房里没人，他要我告诉他是不是真的是郑孝雄之孙、郑龙之子，我见没必要再隐瞒，便如实地告诉了他一切情况。他当场给我跪下磕了三个响头：如此大恩大德，我这辈子都报答不了了。我微笑着说：我们爷儿俩，一家人别说两家话。

    那次武斗后不久，文革形势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公社人武部突然根据上级命令接管了公社的权力，实行军管。田怀勋兼职代理公社革委会主任职务。原来的革委会主任胡学环“靠边站”，而且进了县里的“五七干校”。我暗暗地为怀勋高兴。不管怎么说，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地登上了佷山公社政治舞台，拥有了权力。他是烈士遗孤，为人又这么正派，经历丰富，理应受到重视，获得政治生命。

    根据工农兵结合、老中青结合的理论，新的公社革委会把“娇司令”结合进了领导班子，“娇司令”担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职务。而同样是“司令”的发儿因为武斗中抢枪并开枪打伤了我而被县公安局来人抓去坐牢了。他是在我的病房里被抓的。当他被来人喝令跪下，一双胳膊被反捡到背后五花大绑的时候，看到他脸上涨起的紫色，水水大哭着说，你们别抓我哥哥好不好？你们别抓他呀！我心里也格外的痛，比他当时开枪打伤我时更痛。不管我和水水痛不痛，他总之是被带走了。为了给发儿减轻罪责，我伤还没痊愈便到公社向大权在握的田怀勋求情，让他帮忙把发儿从监狱里弄回来，田怀勋却表示爱莫能助，说这是一次在全县造成了极其恶劣影响的“打砸抢”事件，甚至在宜昌市军分区都是挂了号的，是县人武部主持县革委工作后所办的最大一起案件，谁也说不了人情。后来发儿的判决一直等了两年才下来，从重处理，要坐十年牢。

    发儿去坐牢后，屋子一下子显得空荡荡的了。水水好长时间不说话，看起来可怜巴巴的。没过多长时间，巴霖前夫家的公佬爹得病死了，那边派人冒着暴雨来把信。巴霖改嫁过来七年多了，一直没去看望过他们。没去看望当然原因是很多的，那些年我们受管制，外出都得向大队革委会报告，一般的走亲戚之类的，扣工分不说，也肯定得不到批准。再说那种情况下，我们自身难保，哪有走亲戚的心情？但是巴霖时常念叨着那家的爹妈对她的好，并且因为挂念他们而时常暗自流泪。这次公佬爹病死了，还剩下婆姥，怎么也该过去看望，对婆佬也是一种安慰。而且巴霖还要带水水一起去，让婆姥看看水水。

    临走前的那天夜里，玉露来了：巴霖明天要回花草坪？我很惊讶：这你也晓得？她笑嗔道：你的什么事能瞒得过我？不像你，得了新欢忘记故人了吧？我现在也自觉，尽量少来打扰你。我委屈地说：巴霖是个好女人，但是在我心里，她又怎么能跟你相提并论呢？玉露说：不跟你说这个，让你小看我，把我当作争风吃醋的女人了。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明天，还是别让巴霖去了吧。我奇怪地问：怎么啦？玉露说：我也说不好。反正不去为妙。这时一个雷硬是从天上掉到我床前，“轰隆”一声把我炸醒了，我起来撒了泡尿，天上还扯着金钩闪，雷声不断。

    早上，天居然放晴了，我对巴霖说了这个不祥的梦，并建议她放弃这次回花草坪，但是巴霖却摇摇头。好不容易请了假，不去哪行呀。你看，天都晓得遂人心愿哩，晓得我要出门，雨就停了。我无话可说，只好让她上路了。

    巴霖带着水水在花草坪住了两个晚上，第三天下午回来的时候，在对河的渡口那里遇上了“娇司令”。“娇司令”这天不知什么事去了花草坪大队，然后她救了水水，她自己却被洪水卷走了，后来竟连尸首都没有找到。巴霖的尸首也没有找到，我们田家被发儿毁坏的祖园里，在覃玉露和田钟韵的衣冠冢旁边，又多了一座巴霖的衣冠冢。

    “娇司令”救水水的事，后来省报以《农民女诗人 舍身救女孩》为题，以通栏标题作了很隆重的报道。文章摘要如下：

    那天清江里的洪水一个劲儿地猛涨，洪水发出的吼叫声几里路外都听得到。著名农民女诗人、佷山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邓美娇同志因为要赶回公社参加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会议，所以明知有危险，但她还是在心里默诵了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勇敢地命令渡船老板解缆开船。据渡船负责同志回忆说，当时还有一对母女在等渡，女的叫巴霖，是田家坪村的一个“五类分子”，她的女儿叫田若水，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对母女已等了两个多小时了，但是因为洪水太大，渡船负责同志一直没同意开船。后来邓美娇同志来了，她似乎跟这两母女是熟人，朝她们点了点头，但是她没跟她们讲话。然后邓美娇命令开船送人。虽然这天清江上游的洪峰已经来到了，开船很危险，但渡船负责同志仍然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这天，清江水情异常复杂，不仅洪水来势很猛，而且上游不时地飘下来一些树木、屋架、箱子、柜子、死猪、死羊等杂物。渡船负责同志有着高超的驾船技术，他一一小心地避开它们，渡船顺利地驶过了江心，靠近彼岸。但不巧的是，这时上游方向飘来一根大木料，朝船头撞来。只觉得一阵巨大的震动，船侧翻了过来，船上的人差不多同时落入水中。但邓美娇同志在落水的过程中，却心里想着那个名叫田若水的小女孩，她一把抓住了女孩，并带着她向岸边划去。洪水太大，明明看到很近，但是邓美娇同志却怎么也划不到岸边去。这时，渡船负责同志划到邓美娇身边，抓住她的胳膊，要把她救到岸上去，邓美娇同志却把小女孩田若水推到他面前，示意他先把她送到岸上。他只好奋勇划水，把女孩托举上岸，当他马上回过头来看邓美娇同志时，却已经不见了她的身影。显然，她把生的希望推给了女孩，把死亡的威胁留给了自己，此时她已经沉入江水之中被吞没了，后来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邓美娇成了社会各界学习的先进典型，活学活用伟人著作的先进典型。有文章说，著名农民女诗人邓美娇的英年早逝，是社会主义新文艺的重大损失；她虽然离开了人世，但是她将在她美丽的诗句中获得永生，在人民的心中获得永生。

    有记者来我家里采访水水，他们向只有六岁的水水询问当时的情形，水水能说的不多，她当时吓得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所以更多的情况都是那个渡船负责同志提供的。那位同志比我大十几岁的样子，我当年去玉露家的时候也曾坐过他的渡船，那时他还年轻着，仿佛一眨眼他也就老了。

    赵虹也来了，她说是县革委会拨专款让她整理邓美娇的诗集。赵虹离婚了，儿子的抚养权倒是在她名下，一个曾经美满的三口之家就这样破碎不堪。她在佷山公社呆了十来天，将邓美娇生前发表的新民歌作品进行了搜集整理。在公社客房里，她完成了初步的整理，密密麻麻，厚厚的一沓都是她的手稿，书名《公社带我上卫星》，共收录八十九首新民歌。当然这些新民歌全是出自我的手笔。本来我应该全力帮助赵虹的，但我此时正陷于失去巴霖之痛之中，她便也没怎么指望我，只是在她实在弄不清楚的时候问我一下。我很感激她的体谅。

    赵虹还写了一个“整理后记”：邓美娇从小生活在民歌沃土里，受到濡染，所以她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十分喜爱民歌，后来受大跃进时代精神之鼓舞，她开始创作了大量的新民歌在《人民日报》、《诗刊》、《湖北日报》等报刊发表，其代表作《公社带我上卫星》还被译介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成为中国当代著名农民女诗人。

    对此赵虹很歉意，觉得对不起我，因为她是最清楚内情的人，是始作俑者，但为了维护“英雄”形象，只能这样处理，而且这也是县革委会的意见。当然我估计县革委会的领导并不晓得这些作品出笼的内情。我淡然一笑说：我怎么会跟一个死去的女人计较呢？再说，她是水水的恩人哪！她欠我再多，也已经拿她的生命还上了。

    2

    我既当爸爸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的扶养着水水成长。可喜的是，水水从小就有文艺方面的爱好，喜欢唱歌跳舞，但她不愿意跟我学唱民歌，说这些土得掉渣的东西有什么学头？何况还是“四旧”。她学一些时髦的歌曲，什么“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呀，什么“洪湖水，浪打浪”呀，什么“红岩上红梅开”呀，等等，还有一些革命样板戏，她都喜欢。她常被抽到学校革命文艺宣传队排演文艺节目，但是因为她的成分高，所以读小学的时候，她没有演过主要角色。比如在演样板戏的时候，水水当然最想演的角色是《红灯记》中的李铁梅，但是老师总不让她演这个角色，令她非常沮丧，回到家里来甚至跟我怄气。

    她读到初中时，遇上一件事情。学校宣传队队长是高二的一个男生，名叫皮宏程，演李玉和。学校领导让皮宏程自己挑选一个女生演女主角铁梅，皮宏程居然说服老师，让他大张旗鼓地在学校搞了一次公开选拔铁梅的活动。这活动很超前，跟眼下搞的才艺展示或者选校花什么的相似。现在看起来没什么，但当时是没听说过这种搞法的。水水满怀期待地报名了，而且在这个活动中脱颖而出，成了铁梅的候选人之一。候选人是三个，皮宏程认为水水形象漂亮，且演技最好，便决定由她来演李铁梅。当学校领导提出她的成分高，在政治上是不是说得过去的疑问时，皮宏程抠着头皮，犟着说，又不是推荐选拔上大学，不就是演一个小节目吗？有那么认真的必要吗？校领导不以为然地说，但是这个节目是整台节目里最核心的一个节目哦。当然后来校领导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没坚持反对了，于是“铁梅”那根长长的假辫子终于落到了水水头上。那天水水回到家里，对我讲这个事的时候，激动得泪光莹莹。我猜想，就是从那时候起，水水的目光，就时刻追踪着皮宏程这个可爱的小伙子了。后来他们排练了一段时间的节目，开始在公社内各单位和各村巡回演出，再后来还曾经参加全县样板戏会演。他们来田家坪大队演出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到皮宏程，当然只是在台下看他表演，他身材瘦高，扮相帅极了。我也看到水水在台上表演铁梅，她把长辫子捋在手里，唱那个：“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我非常为我女儿自豪。

    春季某日晚上水水告诉我说，皮宏程报名参军，考上了。征兵这事儿正好是怀勋负责的。我问去哪里当兵？水水说去福建。当兵是一件幸福的事，农村青年要想有一个好前程，无非是两条出路，一是推荐上工农兵大学，二就是当兵。水水羞红着脸央求说：爸爸，我想求你一件事。水水可没这么对我说过话，我很奇怪：什么事？水水捏着衣角说：我想请宏程哥来我家住一晚。您看行吗？我爽快地说：同学来家玩，好呀，只是我们家穷，没什么招待。水水说：这倒没什么关系，人家也不是没饭吃才来我们家的。

    皮宏程当天晚上就来了，见到我，很礼貌地叫我“乐伯伯”。水水像一只开心的小兔子蹦蹦跳跳的。水水做饭的时候，我跟皮宏程闲聊，他主动地说：我常听我爹讲起您呐。我奇怪地问：你爹讲我什么？原来，他就是我的老友、“竹林七贤”之一皮薰阶的儿子，巫岭村的。我大笑起来：多年前我就见过你的。不会吧，我没有印象呀？你当然是没印象了。大跃进那年，公社搞大跃进民歌培训班，你爹也参加了，当时他背篓里装着你，你才一岁多哩。你爹照顾不了你，第二天只好请假回家了。你父亲现在可还好？谢谢您，我爹还好，强壮得很，除了血压有点偏高外，别的都好。晚上，水水拿出一双绣花鞋垫塞给皮宏程，让他试穿。那鞋垫上绣的是一对戏水的鸳鸯鸟。宏程放进他的解放鞋里，正好合脚。水水是什么时候做成的鞋垫，我都不晓得哩，这小鬼精灵。第二天天刚亮，皮宏程要走了，公社在佷山码头上组织了隆重的欢送会，敲锣打鼓，新兵们穿上了新军装，披红戴花，水水自然送他到码头上去了……

    这一年里，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位伟人去世了。后来，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比如开始给像我这样的地主富农分子摘帽了。这顶帽子一戴快三十年了，无比沉重，现在突然摘了下来，陡然感到腰杆挺直了，见到大队老书记瞎瓜时我都不用低头喊报告了。比如高考制度恢复了，家庭成分有问题的学生可以不再需要推荐选拔，而是可以凭自己的学习成绩考高中、考大学了。这对于水水来说是好消息。水水聪明，虽然平时因为参加宣传活动而掉课多，但她的成绩还是很不错，因此她初中毕业后考上了佷山高中。她出落得个头儿高挑，肤色像粉嫩的水蜜桃。我老觉得她像覃玉露，且越看越像。水水在几年时间里，一直跟皮宏程鸿雁传书，信件都是送到大队里来的，多数时候是我帮水水收信，信封上盖着有部队标志的三角信戳。水水常常娇嗔地嘱咐我，不准偷看信件。我当然是很自觉的，从不晓得他俩写来写去的写些什么。我觉得做父亲的私拆女儿的信那是很下作的事。当父亲的总是体贴女儿的，而体贴女儿要紧的就是保护女儿的感情。水水时常会盼宏程的信，但她在我面前刻意掩饰。其实我是过来人，什么不明白呀？如果有一段日子没收到宏程的信件，水水就坐立不安。水水还曾经对我说过，想考上一所福建的大学，看海去。

    3

    近些年来，不少文化学者对清江流域文化的研究都涉及到道教文化，并认为清江流域受道教文化影响最深。我读到一些专著和研究文章，不一一列举，但其中我想华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导刘守华先生和长阳著名文化人龚发达先生、长阳作家肖国松老师是不能不重点提及的。

    龚发达在解放后曾任县文化科长、文化局长等职务，现年八十多岁，他是解放后最为资深的当地文化人。有意思的是，他小时候就是道士出身，所以他对道教文化颇有研究，出版过几本相关书籍，我从他的书籍中知道了道教文化、道教音乐等。作家肖国松的一些作品也涉及到道教文化，给我一些启发。

    刘守华先生有一本《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专著，书中指出：“土家族的民间信仰深受道教影响……以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为例，明末清初时，全县计有道教宫观八十多处。全真派道士多为外来人，均住观内，但人数不多。正一派道士都是本地人，住在家里，他们人数多，分布在每个村寨。两派道士，住观道士只是暮鼓晨钟，做早晚功课，一旦有斋醮法事活动，即请山下的正一道士上山担任各种科仪法事活动。”

    前面提到的龚发达先生，当年就属于正一道道士。

    长阳的中武当天柱山，在今天的道教界颇有地位，香火旺盛。

    总之这些研究表明，清江流域的土家人跟道教的渊源颇深。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中，随处可见道教影响。当然这毫不奇怪，道教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正如鲁迅曾说过：“中国的根祗全在道教。”当然，刘守华教授还说过这样的观点：“儒道互补，共同构建中华文化。”

    在本书中，亦随处可见道教对书中人物的影响。比如田钟乐的孩子们的取名，都与道教文化有关。他的两个儿子分别起名“道”与“德”，这二字都是道教中的关键词，还有水水的名字，来源于老子的“上善若水”。还有，将来田钟乐会有一个名叫田仁恕的外孙，“仁”字和“恕”字也是与道教文化有关的。

    如果说起个名儿用了几个相关道教文化的关键词这是在做表面文章的话，那么也还有更多的地方表明本书跟道教文化的关涉。比如本书体现道教“万物有灵”的理念，在写法上打通生死界线。道教认为“灵魂不死”，打通“三界”（仙界、地界、人世界）。本书整体上是以田钟乐的亡灵在叙述，表明田钟乐的精神未死，而覃玉露不也是一直以亡灵的形态在参与本书的进程吗？自然中的万物，在本书中都不是作为背景或舞台出现的，而是颇具生命力，成为参与者，成为本书叙事中的主人公。自然物象都是隐喻，比如古槐树、母猫花花、向王庙及神像、郑家楼、桂花树、民歌《花彤彤的姐》等等。清江更不用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符号，它象征一个民族，也象征生命的柔韧与顽强、生生不息等。

    道教张扬“野生”，崇尚“和谐”、“自然”。本书选择的一个表现题材民歌就是野生的，它全然来自民间。野生的东西，带着它充沛的元气和生命激情，纯净，天然，和谐，返璞归真，令人向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喜爱民歌的道理。

    再就是关于田钟乐的生活态度，可以概括为“诗化人生”四个字，而这也关系到道教。道家追求“无为”、“不争”，超脱世俗困扰，钟情乡野闲适自然的生活，这些都对田钟乐的“诗化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道家“贵生”，珍爱生命，而在田钟乐漫长的一生中，都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诗化人生”是田钟乐的生命追求，也体现着清江流域的土家人对于“幸福”的理解。“诗化人生”与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以技术的方式对待自然持批判态度。清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南曲段子《春去夏来》中有唱段“钓得鲜鱼沽美酒，一无烦恼二无忧，风波浪里消岁月，荷叶林中度春秋”，即是这种理念的真实写照。

    田钟乐青少年时代血气方刚，受叔父影响参加过革命，但受到挫折后有些看破红尘的味道，变成了一个社会边缘人。“革命”离他很遥远了，民歌离他近了。他的一生可谓多灾之难、九死一生，但再大的苦难也不能把他打垮。他的生命，像清江岸边的芭茅一样柔韧，虽然命贱，但顽强地活着，且活出了盎然诗意。这主要体现在他看淡现实名利，以亲近自然为乐，以简朴生活为乐，追求快乐逍遥，追求高雅文化享受，着力寻找心灵的幸福与和谐。他的名字“钟乐”正含此意。

    对中国的普通民众而言，活下来不容易，所以其实不管社会如何变革，他们的“第一要务”就是“活着”。九死一生地活着，九死未悔地活着。从长远的历史看，“革命”或许是阶段性的，而活下去，并且活得幸福，才是最重要的主题和人民的生命追求。

    4

    那天是个周末，我和水水正在吃午饭，房门一暗，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满嘴胡茬的青年站在门口，挡住了光线。这是谁呢？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来人却在叫“爸爸，水水”。原来他是发儿。我告诉水水说：这是你哥哥回来了。水水还愣着。也难怪，十年了，他被带走的那年，水水才七岁，对哥哥的印象很淡薄了，在她成长着的这些年，哥哥成了一个模糊的影子。

    发儿坐牢的第二年就被送到千里外的沙洋劳改农场去了。他在县看守所关押的时候，我曾带水水去看望过一次，带了点儿他喜欢吃的东西，隔着铁窗讲了几句话。他那时在铁窗里面给我下跪了，哭着诉说他的悔恨。后来他到沙洋劳改，因为太远，交通不便，我就没办法去探望他，只给他寄过几封信，但他很少回信，偶尔回信，也只是寥寥数句。现在我看到他皮肤变黑了，长胡茬了，胳膊肌肉充满了力量，手掌则非常粗糙，又黑又脏，还有一些裂口。我问起他在劳改农场的情况，做些什么劳动，是不是很苦很累，以及管教干部打不打人，饭是不是吃得饱等等，但发儿似乎不愿意讲这些，我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发儿向生产队交上了介绍信，然后参加劳动，给家里挣工分了。不管怎么说，这个家多了一个硬劳力。我已过了城里工人退休的年龄，也该稍微歇息歇息了，就乐得在家里做做家务，喂猪，种自留地。发儿显得沉默寡言。我让水水多给哥哥一些关心，水水的确也懂得心疼人，她从学校回来，总是变着法儿给哥哥做好吃的东西。她做鞋垫则总是同时做三双，有发儿和我的，另一双则寄往福建。

    有一天还没到收工的时候，突然三位民兵捆着发儿，把他押回家来，其中一个是我侄儿田跃进。五年前跃进他爸田怀勋突然病世了，那时据说正准备调他到县革委会去当副主任哩。我自然为他高兴，更为世勋叔叔欣慰，“将门虎子”，怀勋弟弟终于有出息了。但可惜他没来得及走马上任，便住进了县医院，不几天被确诊是肝腹水，而且是晚期。我去县医院看望过他，帮着守护了几天，一个月后他就死了。在他的病床前，我其实是怀着很重的心思的，主要是他给他菊香嫂嫂的几斤救命粮被我贪污了，当时我以为这只是一件小事，但后来事实表明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甚至是一桩罪行：我的贪污直接导致了菊香的死亡。如果我没有贪污那些粮食，菊香可能现在还活着，且正坐在我的位置上，在医院里帮着照顾怀勋。而更为严重的是，我对于我的这个罪行，说不出口，我无法做到坦然地向田怀勋讲这件事。后来直到他在医院去世，我都没有讲出这件事。他将永远不会得知这件事的真相了。这件事像我心里的一块阴影、一个病灶，便一直存活在我的灵魂里，而且它不仅不会消失，反而日益长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杀死了菊香。而且，菊香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还拿出了最后的粮食来接济我和发儿。她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用她无私的光芒照亮了我内心的丑恶、卑污、下作、苟且。我曾经那么蹂躏她，那么欺负她，那么漠视她……怀勋的尸骨运回我们田家祖园安葬的时候，我弟媳吕芳菲躺在床上输液，光是流泪。我便建议她对前来参加治丧的公社主任胡学环提些要求——他早已恢复了职务，主要是关于田合作和田跃进的户口“农转非”问题以及“接班”问题。所谓“农转非”，是指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所谓“接班”，是指子女在父母辈离开工作岗位后而进行顶职接替，是那个时代就业的一种重要方式。胡学环被请来在吕芳菲的病床前主持了家庭会议，我也作为田家亲属代表参加了。问题由吕芳菲提出来，但胡学环为难地说：虽然田部长在世的时候对我本人很关照，他的事我应该帮忙安排好，但这几件事都是非常为难的事，不在政策的框框内。我晓得问题的症结主要是吕芳菲是农村户口。按政策，儿女的户口问题都是随母亲的，田芳菲本来已经有希望解决商品粮户口——县人武部领导都表过态的，但还没来得及解决好怀勋就死了，她的农转非问题一下子变得不大可能了，所以田合作和田跃进都还是农业户口。既是农业户口，也就不好安排工作，不能“接班”。吕芳菲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便哭得更加伤心。在这种时候，我想我说话得强硬些，我对胡学环说：田怀勋是田世勋的儿子，是烈士遗孤。这个情况你应该清楚吧？田世勋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贡献大不大？他的后代，怎么着也该有所安慰吧？田跃进现在还小，但田合作已十六岁了，你们应该考虑安排就业了。这个要求我们认为是毫不过分的。如果这点想法也不能帮忙解决，我们先把田怀勋的遗体放几天再说。胡学环脸色愠怒，他看我曾是富农分子，却居然有胆子这样跟他说话，恨不得把我抓起来扔进监狱里去，但是现在政策不同以往了，我已摘帽了，他奈何我不得，只能强忍着。后来胡学环犹豫了许久，总算表态安排田合作到公社服装厂去上班，稍后再考虑设法转成商品粮户口。田合作当时正在读高一，自然不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便弃学进了服装厂。田跃进还小，还在读初中，他不喜欢读书，倒是学校的劳动积极分子。

    田跃进把发儿交给我，我看到发儿被捆绑着，而且鼻青脸肿的，嘴角和衣服上还有些血渍，吓了一跳。发儿犯什么罪了？三个民兵便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我听得又气又急。原来社里歇晌时，发儿冷不防把一位妇女按倒在地上，并当着众人的面把那妇女的裤子扯到了膝弯下，裤子都被扯破了。那妇女三十多岁了，平时也是很泼辣的，开玩笑时什么话都敢说，还敢当众脱生产队长的裤子。从来都是男人怕她的辣劲儿的，没想到这天她怎么让发儿按倒在地了。她的辣劲儿没有了，吓得大哭。几位民兵冲上去把发儿掀翻在地，拳打脚踢。本来民兵们把发儿捆起来准备送到公社去，结果发现发儿嘿嘿地傻笑着，眼神都是直直的。他有神经病。有人这么惊呼着。于是队长让民兵把发儿给我送到家来了。民兵们还凶狠地对我教训说：你把他看紧点儿，别让他再祸害女人。

    民兵们走后，我也不晓得他这病该怎么治。送精神病院？倒是听说过有精神病院，但在哪里？送发儿去得花多少钱？我都不清楚。想到要花很多钱，我便不愿意多想了，而只好请赤脚医生帮忙弄了草药来熬了他喝。喝了两副药后，他似乎清醒些了。爸爸，我怎么了？干嘛要捆着我？我不晓得怎么对他解释才好，只好给他松了绑，恢复了他的自由。他喝了五副药，我觉得他跟健康人无异了，于是给他停了药，再要多喝药我也没钱给他买。后来我在想他的病因，精神失常，是什么原因呢？发儿从小跟我一起长大，他没有这样的病根呀。那么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他在劳改期间，受到了什么刺激，导致了这种病。但每次问起发儿这十年在农场是怎么度过的，他都从不细讲，讳莫如深。

    5

    水水高中快毕业那一阵子，十分刻苦用功。她常说“头悬梁锥刺骨”这句话。的确这句话是她那时的状态。她告诉我学校里老师常号召说，要“把十年动乱的损失夺回来”，不用功是没有前途的。她是走读生，晚上回到家里，总得复习，做习题，有时候搞到凌晨一两点钟才肯上床睡觉。老师们也非常看好她，把她作为佷山中学高考上线的种子选手在培养。天气越来越热了，水水有一次在教室里晕倒了，老师把她带到医院检查，倒没什么大事，就是太累，太热，又兼营养不良，医生给她开了药，输液，然后建议她在家休息几天，不要太玩儿命了。学校派了两名学生把水水送回了家，然后嘱咐说要让她在家休息两天再回学校复习。

    那几天我也病了，是胃炎，咳嗽，低烧，浑身无力。老毛病了，常言说久病成良医，这病我自己就会看。我去大队赤脚医生那里买药，两三里路，来去时间并不长，但灾难恰巧就发生在那会儿。回到家里的时候，我没看到发儿，不知他跑哪里去了；我看到的是家里像是刚发生过战争，或者刚被抄家，一地的狼藉。碗、杯子、衣服、枕巾、被褥……本来不该躺在地上的家什，这会儿全躺在地上，在错误的地点上，而且都被摔砸得破碎不堪。我惊呆了，连忙喊水水，水水没应声，发儿也不在。我跑到厨房里一看，水水倒在灶前面的地上。她衣衫不整，头发蓬乱着。我看到地上有一滩血迹，顺着血迹我看到她裸露出来的手腕处有伤口，伤口还在冒血。地上有一把菜刀，刀刃上还沾着血迹。我脑子里“轰”地一声，有了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我意识到水水出事了，她可能被人强暴，然后她想不开而割腕自杀。强暴她的人，我首先想到了发儿。这狗日的有前科。水水还没死，只是奄奄一息，她眼睛微睁着，看到我，她射出那么一种绝望和无助的眼神。我仿佛听到我的心脏碎裂的声音，零落一地。发儿这狗日的，看我不把你碎尸万段。

    我略懂一点急救常识，那是年轻时在战争中学到的。我连忙用布条把水水的手腕绑扎起来，不让它继续流血。第一要紧的是救水水。于是我叫了田跃进，卸了一块门板做担架，用一条毯子把水水裹了，抬起来就走。田跃进这会儿已读完初中，回生产队里当了社员，是基干民兵。我们一路小跑着，把水水送到了镇上的医院里抢救。那天我像浸在冰窖里似的，浑身没有一丁点力气，我是拼着性命抬着水水在奔跑，我晓得我是在跟死神抢时间，如果我脚下稍微慢一点，水水就有可能死亡，而我绝不能看着水水在我眼前死掉……

    水水被医生们用小车推着穿过长长的甬道，送进了急救室。我跟田跃进焦急地在门外等候。田跃进这才问我水水是怎么回事？我刚要说出实情的时候，突然犹豫了一下。这时我已经从暴怒中冷静下来了。如果一个小时前发儿在我面前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砍死，但现在我在想，发儿是不是强暴了水水，这还只是我的猜测，但到底是不是他做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具体情况，等水水能说话的时候才能搞清楚。如果是发儿干的，我估计也是他突然旧病复发，失去控制才做下的。要说责任，也与我没钱让他住精神病院，他的病情没有得到彻底的治疗有关系。唉，命运呵，你怎么这么冷酷无情呢？再说家丑不可外扬。我没有将情况全部告诉给田跃进，我只说水水也许是有什么事情一时想不开吧。

    水水失血过多，经抢救，输了血，保住了性命，但是她在几天时间里一直不说话。她的老师和同学们来看望的人不少。这说明水水人缘很好。但水水一概一言不发，不肯跟任何人说话。这么好的水水，为什么如此命苦呢？没人的时候，我就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发儿干的？她明明听到了，却反而把眼睛闭上了。我看到几颗泪珠从她的眼角滚落出来。一切都明白了，就是发儿作的孽。老天爷呵，我想不通呀，这叫什么命运？难道我从血盆里把他抱回家，把他一把屎一把尿的养大，就是为了让他祸害我的亲生女儿？

    这天晚上，发儿到病房里来了。我愣了一下。我不晓得他是怎么找来的，也不知他现在清醒过来没有。水水听到动静，扭过头来，看到了发儿，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然后朝墙角里躲去，看那样子，恨不得墙角里有一条缝让她钻进去。我狠狠地一拳头，击中了发儿的下颌骨，把他打翻在地，然后我用脚踢他，边踢边骂。水水却尖叫道：别打了，爸爸。我这才停了手。水水指着发儿说：滚，滚出去，我不要看到你。发儿委屈地说：我这两天脑子里都是空白，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这会儿才清醒些。我问队里人，你们在哪里，家里怎么没有人？他们躲我，笑我，让我到医院来找你们。我到底做错什么了，让你们这么恨我？我恨恨地说：你狗日的做的好事。发儿似乎明白了他做的事情，愣了一下，然后在地上“卟嗵”跪下了，朝着水水磕着响头。地上有了醒目的红色，那是他额头上的血，我开始想这是他该磕的，但怕他磕死了，便抓住他的肩膀制止：你妈个屄，你还嫌闹的乱子不够大？发儿挺直了身子：虽然事情是我犯病才发生的，但我害了妹妹，死有余辜，您让我死还不行吗？我骂道：你死了，问题就都解决了？水水就好了？我拼命地把发儿拉到外面的走廊里：你先回家里去，不要到医院来，来了没有任何作用，只能增加对水水的刺激。我好说歹说把他轰走了。

    眼看高考的日期临近了，水水的伤势也该恢复得差不多了，却常常望着天花板出神。我守在她的病床前，给她说高考的事，希望她能振作起来，回校去复习备考，不知她听进去了没有。我像一只啼血的杜鹃，喉咙都说破了，她才说一句：爸爸，您当我死了吧，我什么事都不想了。这话说得我心寒。

    我想到皮宏程。水水出的这事儿，该怎么告诉他呢？

    我要给水水办出院手续了。水水突然说：爸爸，如果您要我好好活着，我只有嫁给发儿哥哥了；否则还是活不成。我听了脑子里一炸：嫁给发儿？是他作践了你呀。水水脸都不动一下：我不是一个好女人了，哪个男人还肯要我？是他做下的，他当然得要了。再说他虽不是您亲生的，却是我哥。他那种想女人的疯病，以前听人说，只要有了女人，就自然不会再犯了，比什么药都灵验。

    6

    水水出院了，回到家里，一刻也没消停，便开始收扫洗抹地做家务。这些天家里既乱又脏，经过水水的一番拾掇，立马变得干净整洁。屋顶上又升起了袅袅娜娜的炊烟。天刚黑的时候，发儿回来了，诚惶诚恐，大气都不敢吭一声的样子。一会儿水水便端菜上桌了，她见到发儿，看不出憎恨和激动，显得很平静。我们一起默默地吃饭，彼此咀嚼的声音显得格外清亮，但我的泪掉在饭碗里，我是和着泪下咽的。

    晚饭后我看到水水伏在桌上写什么，似乎写得并不顺利，因为桌上、地上有不少被撕碎的纸片，一如她凌乱的思绪。写到下半夜了，我起来解溲，看到她还在油灯下写着，便提醒说时间不早了，该睡觉了，写什么明天接着写又不是不行。水水转过头来，拢一拢头发：爹，我给宏程写最后一封信，一会儿就好，您睡吧。

    我很为水水的情绪发愁，无法入睡，这孩子会怎么样呢？

    “最后一封信”是什么意思呢？

    唉，生为我的女儿，本来就让她受苦了，现在又被发儿害成这样子。

    屋外有公鸡在悲愤地打鸣了，此起彼伏。水水房间里有动静了，似乎写完了，然后我看到油灯的灯影移动，她端着油灯，推开了发儿的房门。门轴发出“吱儿”的悲鸣，我听起来像是打雷的声音，我晓得要发生什么事情，心里像被刀子捅了一样的难受，但是我没有力气起床，我也不晓得我该做什么……

    这叫什么日子呀，狗日的郑孝雄，阴魂不散，存心叫我活不舒展……

    7

    那一阵子，一直下着连阴雨，下了多长时间我也不记得，开始还记记日子，后来索性不记了，你再怎么记日子它还是阴雨天。好在再后来天终于放晴了，天晴的日子，大队改叫了村，生产队改称了村民小组，土地已经下放到农户了，叫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当了三十多年书记的瞎瓜终于下台了，他也回到土地上种他的责任田，而且据说他媳妇钱岩米嫌他不会干活，只是吃闲饭，便把他分出来单过。我们一家三口，分到了十亩水旱地。我分到的这些地，全部是我们家在土改前的地，它们曾被作为土改时的胜利果实分给了贫雇农，而现在又回到了我的手中。

    这天家里来了两个陌生客人，像是干部，自称是县党史办的。他俩一老一少，老的姓钱，少的姓王。当然老钱也只是五十出头，比我小多了。我有些愕然：你们是县党史办的？想必与中共历史有关，却来找我干什么？老钱问：您是不是认识一位名叫吴华达的老红军？

    柚子头？我愣了一下。

    对了，当时人们都叫他“柚子头”。

    我想起来了。时间太过久远了，我已忘了他的本名，说“柚子头”我当然是印象深的。可为什么又来追问这个？是不是又要追查我那段当改组派的历史？难道又要搞什么运动了？历次政治运动中，为了我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我曾无数次地被整得死去活来。

    老田同志，您不要有顾虑。哈哈，中央早就说过，再不搞政治运动了。这回呀，是北京有人关心您了。

    北京有人关心我？我在想，我是不是听错了。他还称我“同志”哩。

    是的。老田同志，您是不是认识吴华达将军？

    吴华达？将军？

    是呀。您认识吗？

    怎么啦？

    吴华达是解放军总政的一位将军，是从我们长阳出发，最后走完长征路的唯一一位老红军呀。

    原来柚子头成了将军？当年我成为改组派，糊里糊涂地要被镇压掉，他悄悄递给我一只无柄的小刀，解救了我。后来我一直没听说过关于他的消息，也没地方可以打问，不知他是死是活。当夜深人静，我偶尔想起一些旧事的时候，曾暗想，战争中死了多少人呵，他多半也已经不在人世了。原来他竟走过长征路，现在成了将军了，这真是让我意外。我们在乡下，加上我成分高，长期受管制，这些信息，无论如何是传不到我的耳朵里的。

    您应该认识吴将军吧？您可能不知道，当时长阳红军参加长征的总共十三人，而后来在长征途中有死的，有伤的，有掉队的，最后真正爬完雪山、走过草地而幸存下来的，就只有吴将军一人。解放后，吴将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多次挨整，还举家被下放到东北农村劳动改造十多年，三年前才被解放出来，恢复了政治待遇。因为多种原因，解放后他一直没有回过长阳。去年我们的县长为了发展县属工业，到北京争取一个化肥厂项目，去拜见了吴将军。说起来这个化肥厂项目对我们县真是意义重大，被“四人帮”影响这么多年，我们这个革命老苏区县还是这么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呵，所以县里很着急，县里操办这个化肥厂项目好几年了，是一个财政自给项目，需要省计委立项，但一直没有运作到位，具体情况我们不清楚，估计是上面没有人帮忙说话吧。所以县长就专程去北京拜见了吴将军。吴将军那时正在北京三零一医院住院，说是肝上有问题，好像是肝硬化。他是在病房里接待县长一行的。说起县里的事情，吴将军最关心的竟是一件旧事。您猜猜是什么事？

    老钱在卖关子哩，这家伙，我哪里猜得到？我又不是诸葛亮。

    吴将军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给以黎步咏为代表的长阳改组派平反的问题。

    当年我参加了湘鄂西特委书记胡天康安排的对黎步咏师长执行枪决的行动，并亲自行刑，这是我这一辈子无数个错误中的最大的一个错误，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我那时明知上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作为下级军官，还是得被迫执行……所以我这些年在政治运动中挨整，从未抱怨过，倒觉得是自己活该，也是对黎师长的一种赎罪。……我们的党最可贵的一点，就是有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的勇气，现在纠正了多少冤假错案呵。当年整肃长阳改组派，明摆着就是一件历史沉冤，为什么至今得不到纠正？

    黎步咏师长之死，我是亲眼目睹，太冤了，太惨了，而且因为此事，我对柚子头是有一种成见的。他亲手行刑枪杀黎步咏、江河的那一幕，我至今想起来就心里发紧。他这样的历史罪人居然还活着？而且居然当了将军？但是听刚才老钱所说，柚子头自己这几十年也应该是忏悔着的，这使我听着还算顺耳。虽然现在黎步咏师长的骨头早已化为尘土了，而且他没有后人——记得他的妻子和腹中的胎儿被邓甲山活活整死了——但是若能平反昭雪，他泉下有知，相信他也会感到安慰的。这天大的冤屈若得不到昭雪，真是天理难容。而我，内心也是对黎师长有愧的，当时我在胡天康面前真诚称赞黎师长的话，胡天康居然说那是把黎步咏打成改组派的“证据”，但是我知道我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胡天康他们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说什么他们都要拿来给黎师长定罪。尽管我知道这个道理，但我却也一直心存对黎师长的愧疚。

    他的冤案有没有平反希望？

    总的来说应该是有希望的。最近几年中央纠正历史错误的决心是很大的，但是因为黎步咏一案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牵涉面甚广，所以解决起来难度相当之大。当时在红军的各个部门，在湘鄂西根据地，因各种原因被当作改组派杀害的长阳籍红军多达三四千人，具体人数不详，其中直接受黎步咏牵连而被杀害的红军就有三百多人，真是惨绝人寰。这些被杀的人都该平反昭雪。长阳的红军几乎是被自己人杀绝了。如果这些人未曾被错杀，而能够有一部分人幸存下来，长阳一定也像鄂东的红安县一样是“将军县”，但现在我们长阳官至少将以上的，只剩下吴将军一人。总之，黎步咏、江河一案，并不是我们长阳县能够解决定案的，可能要上报到中央军委。而如果将视野扩大到整个湘鄂西红军，以改组派之名义被错杀的则可能达上十万人。目前，应该说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基本成熟了，不仅是吴将军在呼吁，在军委领导里，从湘鄂西根据地走出去的老同志们都一直在呼吁此事。我们猜测，这个问题在近期是有望得到解决的。我们县党史办正在按照上级党史办的安排，在收集相关历史资料和相关的证人证言。今天来看望您，其中一个任务，也是要请您写一份证明材料，把您了解的情况都向我们反映清楚。近期县委将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为改组派平反问题，形成长阳方面的意见再上报到省党史办。遗憾的是，当年晓得改组派情况的老红军，现在还活着的人，已经不多了；不过我们已经联系上了十多位老红军。

    情况真是复杂。老钱说了一些健在的老红军的名字，有一些名字我听说过，有的我不清楚。这些人，据说都是当年因各种原因回家（比如开小差逃跑、行军和战斗中掉队、因受伤而留在当地养伤等）而幸存下来，活到现在。当年跟我有过一定交情的人，竟一个也没有。由此看来，我真是一个“老不死的”了。为什么罪孽深重的人反而会活得长？这实在太不公平了。

    我特意问他们听说过田宜生这个名字没有？老钱说，这人倒是有记载的，当时长阳红军合并到红二军团，在鹤峰县时，他也被当作改组派杀掉了。

    我想起一件悬案。胡天康那次出示的黎步咏写的一封信，是被当作黎步咏是改组派的罪证的。我曾怀疑这封信是与田宜生有关的，很可能是田宜生参与伪造的，是敌人的反间计。这事儿我们听说过，老钱撇撇嘴说，年代久远了，哪里说得清楚呢？党史办为此事问过吴华达将军，吴将军也说不清楚此事。而当时在场的其他人，都已不在人世了。甚至田宜生本人，后来居然也被当作改组派镇压了，这更成了一桩悬案。

    我唯有叹息。

    吴华达将军还专门让县长帮忙找到您，他说如果您还活着的话，他回县最想见的人就是您。还说，您当年救过他的命，是他的恩人，否则哪有他这个将军呢？还说，他爱听您唱歌，如果见上面，还要听您唱歌哩。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奉县长之命，登门来拜访您的原因。

    我可不愿意承认我是他的救命恩人，再说，他当年不也是救了我一命吗？如果没有他救我，我也活不到今天。所以，他不欠我什么。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自己也是一个太需要忏悔的人，我自己便对黎师长有愧，所以难得柚子头这么尽心尽意地为黎步咏的事奔走，我决定宽宥柚子头了。我希望为黎师长平反的事早日落实能尽到一份责任，这也会减轻我的罪孽。

    那天我按老钱、小王的要求，详细谈了我记忆中的黎步咏、江河和长阳改组派的情况，包括我对于柚子头的成见和对田宜生的怀疑，他们做了记录，我签了字，按了手印。那天他俩在我家里吃了饭。田明发杀了一只长得很壮的公鸡，水水拿出最好的手艺，做了满桌子菜。这几年，粮食接连丰收，猪也肯长肉了，生活水平是明显提高了，也有了买酒的钱。来了贵客，我们当然舍得招待。这天我喝醉了。近来我时不时地会喝醉。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一个人喝闷酒可以喝醉；心情好的时候，陪朋友喝酒也是逢酒必醉。对于我的这一个嗜好，水水有些看不惯，也很替我担心，她常常提醒我不要喝醉，但是我哪里管得住自己呢？

    没过多久，田家坪来了一辆吉普车。我没当回事儿，过了一会儿却听到田明发在喊：爹，爹，县长来看望您了，快出来。田明发现在学了点儿泥瓦匠手艺，但他没正式拜过师，我看他就是个混饭吃的搞法，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这两天他恰好在家。听到他的喊声，我衔着长烟杆跑出来一看，见来了一大队人马，走在最前面的有两位，一位我认识，是镇委书记王廉奉，他以前到我们村里来指导过分田到户，另一位方脸宽额的显然是县长。王廉奉殷勤地在边走边向他说着什么，几位村干部也紧紧地跟随在他们的后面。县长上前热情地握着我的手：您是钟乐老吧？我刚在北京向吴将军报告了您的情况，吴将军嘱咐我说，你若有机会到佷山镇去，一定要到他家里去代我慰问。我今天就是代表吴将军来看望您老人家的。以后，您有什么困难就给王廉奉说，王廉奉不肯解决的，您就告诉我，我不会轻饶了他的。王廉奉连忙说：我哪敢不执行县长指示？我摇摇头说：我是不敢劳烦领导们的。

    这天，县长给我送来了两包尿素，几位干部帮着从车上搬了下来。最近几年农村化肥供应紧张，拿着钱都买不到这东西，好多地方都发生了抢购风潮。

    8

    水水和发儿的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注定不幸福的，他俩经常冷战，吵架，具体原因我不全清楚，但我晓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发儿老爱赌博，而且经常输。虽然他只是打打小牌，但总输，把他当泥瓦匠挣的工资输掉，很少有钱拿回家用，最近的一次甚至把家里刚收获的苞谷偷偷地卖掉了两百斤，那可是我跟水水劳动的血汗成果呵，简直是气死人了，也难怪这次水水大发雷霆之怒，她第一次把家里的茶杯、碗摔碎在地上。发儿狼狈地逃走时，跟一个人撞了一个满怀，但是发儿没顾得上跟来人打招呼，看了来人一眼便自顾自地跑出了家门。我那时一个人在喝闷酒。他俩吵架什么的我从不插言。这时我抬眼看，竟是皮宏程，他穿一件摘除了帽徽领章的草绿色军装，戴着军帽，倒是大半新的，跟我点了点头，然后默默从地上捡拾摔脆的茶杯和碗的残骸。我站起来要跟宏程说话的时候，水水也注意到宏程的存在，她愣了一下，然后捂着脸，哭出声来了，跑进了内室，关上了门。我们听到她强忍着的哽咽，然后就没有声音了。我跟宏程打了招呼，给他让座，给他倒了杯凉茶。他端着茶杯，却没有坐下，而是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水水的房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你是不是转业了？是的，转业了，回乡了，安排在镇文化站当站长。本来部队首长是不让我回来的，有继续提拔的机会，但是我牵挂着水水，硬是犟着转业了。我是来看望水水的，好多年没见了，后来水水不让写信，我们失去了联系，现在转业回到家乡，报到后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您和水水。我心里很难受。替宏程难受，替水水难受，也是我自己难受。我不知该怎么对他说这些事，不知从哪里说起。水水结婚了，四年前就结婚了，谢谢你对她的关心。皮宏程脸色难看，但看不出太大的激动，只是不解，我想他应该早就晓得了水水结婚的事。他哆嗦着嘴唇，为什么？为什么水水就结婚了？我不知说什么好，发儿犯病的事我说不出口，发儿有了水水后倒是一次也没有再犯过病，但我同样也说不出口。半晌，我走到水水房门前。水水，宏程来了，你出来说话呀。你让他走吧，我不配见他，不配跟他说话。我转达了水水的话。其实不用转达，宏程已经都听到了。他又站了一会儿，好长好长的一会儿，一声没吭，然后他跟我告辞。临走时他把茶杯放在桌上，茶杯里的水他一口也没喝。

    我胃痛，偶尔还会有几声咳嗽，夜深了我无法入睡。我在想，明天得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这个老毛病，这些年时不时地会发作几天，只是今天疼得比以往厉害，还冒酸水、呕吐。水水一天没开房门，她沉浸在她自己的伤痛里。有人敲门，我强撑着起来开了门，是发儿醉醺醺地回来了。我从不问他在哪里喝酒或者打牌的事，我对他的怨恨真是像天上的积雨云越积越厚了。我好后悔当初做好事收养了他狗日的。我心里难受的时候宁愿打自己的耳光。他带着几分讨好的神情对我笑着说：爹，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借给我两百块钱行不行？我本来是不愿意责备他什么的，但忍不住说：你又输了这么多？哪哟，爹你太小看发儿了，今天是王廉奉书记在街上碰上了我，拉我去上馆子，喝酒的时候，他透露镇政府的厕所要维修，他们的预算是五百块钱，我就想，这活儿我一定得接下来。爹你借我两百块钱，我要给王书记送个人情。你疯了吧？你以前一直帮人家做工，也没见你单独搞过工程，这样的业务你接得下来？即使能接下来，怕是赚不到两百块钱，你就要给王书记送两百？人家王书记的工资听说也才五六十块钱，相当于他小半年的工资。这您就不懂了，我即使赚不到两百，即使是个亏帐，也要送上这个人情——好多人想送还送不上哩。您想呵，只要他接受了这两百，以后他就会想着我，有业务的时候就会帮着我，这叫放长线钓大鱼。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呀，我不听。爹您听不听没关系，您借我两百块钱就是了，就算这是我最后一次找您借钱。您对我是大恩大德，何必在这两百块钱上计较我？没办法，我身上刚好还有两百块钱，是我好不容易才攒到的，只好给他了，而这就意味着我没钱去看病弄药了。这不是冤孽是什么？没什么，我的老毛病也死不了人，悄悄地忍上两天也许就会好些。

    不久，发儿就真把重修镇政府厕所的活儿揽上手了，他找了两个小工，带着几分得意开工了。活儿一个月就结束了，然后他又请王书记吃饭。王书记对他说，你挣这几个小钱哪买得起单，我不要你请，我请你，你把你爹请到镇里来，佷山饭店，看县长的面子，我好歹也该招待你爹一次了。

    我本不想去吃这个饭，这么些年从没有当官的请我吃饭，我怕折寿，但是发儿坚持一定要让我去参加，说是我去了，以后他再从王书记手里接工程就好办了。没办法，我推脱不了，虽然王书记收了两百块钱的大礼让我心里不舒服，但为了发儿我还是去了佷山饭店，就是从前沈成东的那个饭店。那个饭店解放后实行公私合营，成了集体企业，不过一直都还开着饭店。沈成东本人在二十年前就病死了。沈大熙起义成功，但不知怎么的还是坐了二十年监狱。出狱后给他平反了，说他是有功之臣，后来当过几年县政协副主席。再后来听说他退休了，常住在县城里，倒是儿孙满堂。

    王廉奉倒是热情好客，他口口声声称我是“老革命”、“老红军”，让我心里既觉得不适应又有几分欣慰，总之心情颇为复杂吧，我想我哪配这么高贵的称呼？这是胜利者才能享受的称呼和尊荣，而我呢，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是被当年红军判了死刑的，而且我参加革命的代价太高了，三位亲人惨死，至今令我负疚……后来他又说代表县长给我敬酒……看来受人敬重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那天我不知不觉又喝高了，是王廉奉让镇里的吉普车司机把我送回家的。从此以后，发儿在王廉奉的关照下接二连三地承包了好几桩工程，虽然都是一些小活儿，比如一条小水沟啦，一堵围墙啦，一个校门啦等等，不过他打牌的时间比以前少多了，这倒让我心里踏实一些。

    一个雨天的傍晚，皮宏程又来家了，带了一大包礼品。我跟宏程打过招呼后，本想避让一下，让他跟水水说说话，但又觉得不妥当，如果此事让发儿晓得了，算是怎么回事呢？水水给宏程递过一杯茶后，却什么话不肯说。我看得出宏程有好多话想说，却也没办法说，只好尴尬地由我陪着左一句右一句地闲聊。我问到他父亲皮薰阶，他说两个月以前已经谢世了，没什么要紧的病，只是有一天摔了一跤，倒也没有明显的伤势，家里人都没怎么在意，让他卧床休息，哪想到当晚便死了，医生说可能是脑溢血之类的病吧。我不由得感叹，我还没来得及去跟这位仁兄见上面叙旧，他便走了。我还感叹他走的时候没受什么折磨，悄然辞世，难道不是最好的死法？让我生出几分羡慕来。“竹林七贤”中，吕芳菲她爹吕少南是死于肺癌，死前卧床两年多，我去探望过两次，那才真叫折磨。相比之下，皮薰阶算是有福的。谁晓得我将来是怎么个死法呢？后来我们换了话题，宏程说今天来家的原因，是镇里要排练几个节目到县里参加农村文艺会演。他便想到了我和水水。他说晓得我是优秀的民间艺人，想请我出山唱歌，我说自从文革遭到红卫兵小将当封资修黑货进行批斗以来，我从此闭口，二十余年再没唱过山歌，现在也不想唱，算了，这事儿你还是让年轻人唱吧。宏程见请不动我，说既然您是这样想的，那过一段日子再说，您能唱的这些山民歌，我觉得都是很有艺术价值的，是民族民间的文化瑰宝，我们是要抢救保护的哩，不可完全废掉了。谢谢你的关心，反正目前我还不想唱，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那么，我想请水水出山，参加表演节目，当年我跟水水合作表演，记忆犹新呐，她嗓子多好，比山泉水还清亮。我看到水水的眼神亮了一下，但随即又熄灭了。她咬着嘴唇，摇摇头。我看看情形，便对宏程说，这事儿，也等以后再说吧，水水目前是不会参加演节目的。宏程失望地起身告别的时候，天已黑了，水水站起身做出送客的样子，没有说要做饭吃，没有挽留。皮宏程走到道场边上的时候，发儿收工回来了。咦，是皮站长吧？怎么我刚回来你就要走？来，再坐会儿，吃了饭再走。不了，时间不早了，我改天再来。发儿回到屋里，当着我的面对水水说：老朋友来了，怎么都不留人家住一晚呢？水水呸道：关你什么事？她这才去做一家人的晚饭。这一刻，我觉得有那么一丝心慌，倒好像我和水水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似的。

    9

    村委会来人叫我接一个长途电话。哪里电话？是北京长途，你快点儿。北京长途？谁能给我打这样一个长途呢？握着了听筒，那边传来一个急切的但是有几分苍老的声音：是你吗？你是钟乐？

    是我。你是哪位？

    你这个老不死的。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

    的确我没听出来。

    我是柚子头呀。

    哎呀，我说是哪个哩。老伙计，你好吗？去年听说你在住院，现在呢？

    哎呀，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我一直住在医院里，最近刚刚出院回家休息了几天。

    柚子头说，他一直想念家乡，本来平反后一直是准备回乡一趟的，但是身体不做主，只好长期住在医院里，边治疗，边工作，力所能及地做一些事情。比如家乡要建一个化肥厂的事，经过他介绍，县长去找他在国家计委、经贸委工作的一些老战友，项目已经批准下来，马上就要开工了。还有，为黎步咏和江河等一大批当年以改组派名义被冤杀的同志平反的事，虽然非常艰难，遇到一些阻力，但终于获得了一个满意的结局，已经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复。

    我是有罪的人，罪该万死。我知道你肯定对我有不好的看法。莫说你，我自己便看不起我自己。但是钟乐，我又想我不能死，我死了，黎师长的奇冤更不得申，在北京得有人替他们说话，替他们奔走呵。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在争取，在呼吁。现在，事情总算有了眉目，就是死，我也可以瞑目了。

    他的话让我有了一丝感动。老伙计，你辛苦了，黎师长地下有知，也会感谢你的。

    我哪里敢要人家感谢？这是我的事，是我这些年活着的目的。对了，我正是要告诉你，县里马上要召开化肥厂开工典礼和黎步咏、江河平反昭雪大会，我已经预定了三天后的机票，跟老伴儿一起回长阳来。回长阳，我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你，希望你能到县里去等着我，咱们哥儿俩一起好好地乐几天。

    行呵，我们好好乐几天。

    我会让县长通知你，并且安排人和车接你去县里的。

    这个倒不必，我自己坐船去。

    你别跟他们客气，你一生不容易，当年也是参加打过江山的人，现在咱们坐江山了，享受一下又怎么啦？对了，老伙计，我想听你唱一支长阳山歌，现在就想听。

    我沉吟了一下。我可是二十来年没唱过歌了，喉咙怕是哑了，唱不出来了。

    不行，你就唱一支替我解解渴吧。

    我没法拒绝这样一位特别的朋友的小小要求，其实我虽然一直没有开口唱过，不过一些民歌熟悉的旋律却是一直回荡在我的心头的，所以我便唱了那支《红军歌》：红军本姓天，住在清江边，哪个来捉我，除非是神仙。

    我清晰地听到了来自听筒另一端的哽咽。

    我们说了再见。可是过了七八天，总也没有等到县里的会议通知，我也不晓得怎么打柚子头的电话，他也没再打电话过来，我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儿，便让发儿找王廉奉问问，也许他晓得点儿什么。发儿那天回话给我说，柚子头将军在北京去世了，是突发的脑溢血，遗体已经在八宝山公墓安葬。什么？天啦，柚子头，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约好的要好好聚聚的，你这家伙就这样不守信用？我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心痛难忍，当天晚上就发起高烧来，伴有咳嗽。发儿和水水把我送到镇上的医院，医生诊断了一下，说是感冒引起胃炎，让我住院治疗，否则有生命危险。我只好住了几天，就在我快要出院时，王廉奉来病房看我了，给我送来了一份《平反通知书》，说是经县党史办调查核实并报上级批准，田钟乐同志的改组派罪名不成立，特发文为之恢复名誉。王廉奉说，黎步咏、江河平反昭雪大会已经召开了，本来邀请的出席会议老红军名单上是有您的，但是因为听说了您在住院，属于特殊情况，县里就没通知您参加会议了。我对此事很生气很生气，粗暴地把给我的《平反通知书》撕成两半，丢在地上。王廉奉连忙把它捡起来，说是县里可能考虑不周，对我赔礼道歉。你赔礼道歉有什么用？你晓不晓得，参加黎步咏、江河平反昭雪大会比我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如果我晓得会议召开的时间，我虽在病中，就是爬，我也会从佷山爬到县里的会场上去的。我个人平不平反，又有多大的意义呢？说白了我现在就是一个种田的老百姓，我要这平反有鸡巴用。我说完这番话，觉得好疲倦，我闭上了眼睛，朝里墙转过了身子，又挥挥手，让他们都出去。王廉奉知趣地退出了病房。

    10

    瞎瓜老得那么快，是我绝没想到的。难道不当支部书记就跟谁抽去了他的脊梁骨似的？仿佛有一段日子没看到他了，然后向三旭登门磕头，说是父亲去世了，请我们大家帮忙把他送上山。看来再伟大再不可一世的人物，也是要死的，死了也是需要在最卑贱的人的帮助下才能入土为安的。我自从应柚子头的要求，开口唱了那支《红军歌》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参加了村里的一班老朋友的六合班子，哪里有红白喜事，别人总是要请我去唱歌的，喜事场中唱情歌，唱南曲，白事场上跳撒叶尔嗬，唱丧鼓歌。这次送瞎瓜上山时听人议论，说他可能死在床上三五天了，尸体都发馊了，也不知死于什么病，总之是老了之后儿子媳妇都不肯管他。

    发儿很刻意地经营着跟王廉奉的关系，逢年过节，总是给王廉奉送钱送物，不管他自己是不是赚到了钱。后来在王廉奉的鼓动下，发儿创立了田家坪村土建工程队，办下了个体经营执照。这事儿我还是看好的，总是一件正经事儿。只是发儿现在脾气越来越不成样子了，说话显得趾高气扬，让乡亲们看着不舒服。我想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他有郑孝雄的血统，他是不会甘居人下的，他在文革中当过那么大的一个造反司令，指挥过那么多手下人，后来坐牢让他的性情压抑了整整十年，现在他好像又找到了当年的那种感觉。我想好在他现在还只是一个手头并不宽裕的小老板而已，要是真的整大了，我倒替他担心。我为此提醒过他几次，水水也看不惯他，时不时地对他冷嘲热讽几句，但是有什么用呢？他还是他那个劲儿。

    水水跟发儿结婚实在是命运的恶作剧，也是缘于她的善良，她怎么可能完全从心底摆脱对发儿的厌恶，怎么可能找到她的幸福感呢？皮宏程一直爱着水水，到现在没有结婚。皮宏程一日不结婚，水水心里就会感到一日的沉重。这一阵子水水和发儿吵架的密度在增加，应该说不是吵架而是冷战，水水总是横着眼睛一副不屑的样子，这样更是激怒发儿。发儿时不时地会提到皮宏程的名字，还会提到水水结婚几年了没有怀上孩子这件事。我也不晓得这是怎么回事。我只是感觉他们俩的裂痕是如此的深，似乎很难弥合。我希望水水能怀上一个孩子，我想当外公，当然我更希望的是有了孩子后，他俩的夫妻感情能有所改善，毕竟孩子是一种纽带。

    发儿心里也是苦闷的。越苦闷他的脾气越大。有一次他动手打了向三旭的养子向兴龙。向兴龙跟着发儿做工三四年了，这次是他自己在本子上记的打工的天数跟发儿记的天数有三天的误差，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向兴龙就嘴里不干不净了，在吵架时骂发儿心毒，注定断子绝孙，等等，发儿火了，拿起一根木棒，劈头盖脸地给向兴龙一顿毒打。当木棒落到向兴龙腿子上的时候，人们听到了骨头碎裂的声音。麻烦大了，发儿也吓住了，再加上身边的工人们劝阻，发儿才住了手。向兴龙被送进医院，经检查，腿子断了。向三旭哪里肯依，带着几个人要动手打死发儿，发儿倒也不怕事，双方又动了手，幸好派出所干警及时赶到现场，制止了血拼。派出所给了发儿拘留十五天的行政处罚，我去求王廉奉打招呼，发儿只进去五天就出来了，但拿钱消灾是免不了的。这件事后来向兴龙在医院住了四个多月，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总共花了一万七八千块钱。发儿当时虽然攒了几千块钱，但哪里够用？他向一些朋友借钱，然后向信用社贷款三千元。我和水水手里好不容易攒的七八百元钱也都贴进去了，最后还负债整整一万二。而且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的，也影响了他正经的做事挣钱。到过年的时候，他还不上这些钱，甚至不敢回家过年，只好在外躲债。他连续两年过年时都在外躲债。我和水水在农田里勤扒苦挣，多喂了四头猪，想办法帮他还债。到第二年秋后，水水觉得怀上了，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水水想喝一点蜂蜜，想吃核桃，却舍不得拿钱买……这还不算，我从跟他做工的乡亲们的嘴里含糊其辞地听说了发儿跟这个女人好跟那个女人好的消息，这话我不知传到水水的耳朵里去了没有，我在她面前根本不敢提及，怕她太伤心；不提及我又怕发儿自以为是，不知收敛，将来不知是什么后果……

    这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镇政府打到村委会来的，让我到县委统战部去参加一个会议。我不去，我都七十好几的人了，离天远离土近，普通老百姓一个，也不想追求什么功名利禄，跑到统战部去开什么会哟。镇办公室的人说那不行，是一定要去的，县里的部长说，就是捆也把他捆来。我没犯法，捆我干什么？都什么年代了？我可不吃这一套。办公室的人就说，部长是打个比方，不是说真要捆您，而是说我们无论如何要把您弄到县里去。我们派车送您去还不行吗？对我一个糟老头子，有这个必要？有什么会议是非要我参加不可的呢？我还是不去。办公室的人说，您肯定要去的，肯定有大事，不过现在还不能告诉您，部长说，要给您蛮大的一个惊喜。

    简直有点儿云里雾里，把我给弄糊涂了。后来还是水水力劝我去参加会议，我才去。镇里安排了一辆吉普车送我到县里去。记忆中这是我跟玉露在外流浪回乡后第一次赴县城。我心情颇不平静。特别是想到要路过隔河岩镇，那里是黎步咏的出生地——现在总算等到了昭雪，也是玉露投江的地方。到了隔河岩，我让司机在江边停留了一会儿，我要凭吊一下玉露，但是这一带范围很大，玉露当年带着孩子们藏在哪个山洞里来着？

    乐爷爷，隔河岩马上要建大坝了，清江水电梯级开发。司机这样介绍。

    哦？我有点心不在焉。

    你们呆在这里，我去把鬼子引开。明白吗？

    阿姨，您千万别出去冒险了。

    放心吧，我跑山路快，鬼子是追不上我的。

    听说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将来正是坝轴线哩。

    “砰、砰砰……”哪里有枪声响起。

    “花姑娘，花姑娘的干活……”鬼子朝玉露追过去。玉露像一只矫健的山兔，拼命地朝江边奔跑着，鬼子们一路呜里哇啦的乱叫，但就是落下她一大截。眼看她就要甩开鬼子了，但是，她突然脚下一虚，摔倒在地。

    ……我揪心地用双手捂住了眼睛。

    一切都无迹可循。我只好在江边随便找了一处地方，往江里投了在镇上买好的一盒水饺，洒了一杯苞谷酒，然后在礁石上跪了下来，双手合十，拜了三拜。我在心里默默地对玉露说：我来晚了，请原谅我吧。当年正在战乱中，我甚至不能到这里来寻回你的尸身，真是罪过。后来的四十多年里，我一直恶运缠身，甚至都没有走出过佷山镇一步！我满心满眼尽是凄凉，却奇怪地没有眼泪涌出，我想是我此生流了太多的泪，泪水早已干涸了吧。

    时间不早了，县里领导还等着我们哩。我们走吧？司机把我扶了起来，上了车。我还在琢磨司机的话。在玉露当年投江的地方，不久的将来就会崛起一座现代化的大坝，这倒是意味深长的。

    不多会便到了县城，县城的面貌变化真大。车直接进了县招待所院子，县委统战部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把我安顿到一个很高级的房间里住下了。里面有一大张床，床单洁白得耀眼，有宽大的沙发，坐上去很松软，有可以坐着解溲的卫生间。我简直弄不明白，何以要让我享受这么奢华的待遇？要统战我？我又不是什么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我只是一个种田的老百姓而已。我摇摇头，真想不明白。

    后来我听到一阵脚步声响起，很多人朝我这房间里走来。

    我打开门，看到为首的竟是胡学环。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乐师傅，好多年没见到你了。

    他旁边的人介绍说这是我们胡部长。原来他现在当着县委统战部部长，他也显得很苍老喽。

    胡学环指指他身后的一位穿着白西装、吊带裤的男人说：钟乐老，来，我考考你，这位先生你认识吗？

    他指的这位先生，也该近六十岁了吧？他的装束跟我们内地人比起来，分明有些不同，透着怪异。他看起来有几分眼熟，让我觉得很亲切，但我又似乎没见过此人。我有些难为情地摇摇头：恕我眼拙，我好像不认识。没想到那位白西装居然上前握着我的手：爹，我是文德呀，您真的认不出我来了？

    文德？

    是呀，我是您的二儿子文德呀。我是从台湾回来的。您不相信？我真是文德呀，您看我的长命锁。他解开脖子那里的衬衣纽扣，露出一把银质的长命锁，上面赫然就是一个“德”字。

    你真是文德？我们以为你早就死了呀。

    爹，我没死，您看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那年，我在南京，被迫跟着中央军撤退到了台湾，后来就一直没办法跟您寄信了，联系不上了。所以，您们以为我死了，也是很正常的。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感到一阵旋晕，眼前一黑，差点儿栽倒在地。文德和胡部长连忙把我扶着，让我在沙发上坐好。服务员给我递过一杯糖水，我喝下了，又闭着眼睛休息了几分钟，才感觉好些了。

    胡部长和工作人员都退下了，我跟文德俩人留下在房间里说话。原来，文德和文道、怀勋一起策划，把郑孝雄打个半死之后，被迫逃亡，后来文德和怀勋一起被川军抓了壮丁，参加了国军，后来文德跟怀勋两人的部队分开了，文德辗转到了南京。在南京给家里寄出最后一封信后，便被裹挟着漂洋过海地到了台湾，到台湾后他还是很受重用的，渐渐地官至国军团长。台海隔绝的这几十年，最初军官们都是跃跃欲试要反攻大陆，想回到家乡的，但后来年长月久，越来越没了指望。眼看人到中年，他才不得不娶了一个台湾高山族女子结了婚，生下一个女儿名叫田诗清，是思念家乡清江的意思。这次他是一个人先回家探探路，以后还打算带她们母女回乡探亲哩。

    我也说了这边的情况，包括文道在剿匪中牺牲，母亲菊香怎样在大饥饿中饿死而我至今怀着深深的歉疚，田怀勋得肝腹水死了，田怀勋的两个孩子田合作和田跃进情况都不怎么好……当我讲到我收养了郑孝雄之子，并改姓为田明发，田明发与水水的婚姻一团糟，以及田明发这两年的逃债时，文德叹息道：真是冤孽，怎么会是郑孝雄的孙子，这太意外了。

    一会儿工作人员来请我们去宴会厅用餐。县委统战部举行了隆重的欢迎晚宴，宴会上胡学环致了欢迎辞，还请来了县歌舞团的几位男女演员表演了几个简单的歌舞节目，一时气氛非常浓烈。第二天胡学环又亲自陪同，用轿车陪送我们回到家乡佷山田家坪。回到家里，文德见到了同父异母的妹妹，挺着大肚子却仍然那么美丽可爱的水水。水水有些拘谨地叫了“哥哥”，文德激动地走上前，把水水抱在怀里，水水有那么一瞬间的生涩，从文德的肩头看了看我，我点点头，水水便也展开双臂紧紧地拥抱了文德。这一刻，我泪水再也忍不住滴嗒滚落。问起田明发，他正在三十里外的一处建筑工地做事儿，我连忙请了村人去通知他回来。

    文德到田家祖园祭奠了爷爷、婆婆、世勋伯伯和母亲菊香、覃玉露阿姨、小妈巴霖以及列祖列宗，然后在家里吃了水水亲手做的晚餐。晚餐很丰盛，是田合作给水水当的下手。田合作的男人是镇服装厂的车间副主任，看样子很能干，他们的女儿三岁了，这会儿跑得看不见踪影；田跃进和他的新婚妻子也来了，他俩是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吃饭的时候那女子好歹不肯坐到桌上来，透出可爱的拘谨。这时田明发从工地上赶回来了，他跟文德的见面有几分尴尬，但是文德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如果不注意观察，是看不出他眼里的厌恶的。大家坐在桌上开饭了，文德那个馋呵，不停地称赞水水的饭菜跟当年他妈妈和玉露阿姨的饭菜一样可口，水水呢则露出了满足的微笑。

    吃过晚饭，胡学环和随同前来的工作人员回县里去了，留下文德独自在家好好地玩了三天。到第三天的下午，文德趁着发儿不在旁边的时候，将包里的一捆五万元钱拿出来递给我，说是给我的养老钱，还有给水水和她腹中孩子的见面礼。我和水水都表示不要他的钱，说我们现在农村经济形势还不错，吃得饱穿得暖，如果不是田明发欠下一屁股债，我们就算好过日子的了。可文德动情地说：台海隔绝几十年没能回家，我对您们亏欠得太多了，这次好不容易回来了，我对亲人总得有所表示的，否则更是不孝之子了；您们不肯收下这点钱，难道是想让我继续担个不孝的罪名吗？这些年我在台湾过得也很难，女方家里很穷，在经济上总是指靠着我，再加上结婚和养孩子花了不少钱……眼看就到了要退休的年龄了，还要给我女儿田诗清留下一些扶养费，所以这笔钱虽然显得寒酸，但暂时也只能这样了。说起来真是惭愧呀。他这番话说得我和水水是非接下这笔钱不可了，不接下这笔钱倒好像我们不理解他似的。文德嘱咐说：水水妹妹，这笔钱，你没必要让发儿晓得，不许补贴他的乱七八糟的债务，你好好地给爹留着，也保证你和没出世的侄儿的急需。好吗？水水犹豫着点了点头。

    11

    文德走后，我和水水隐瞒着这笔钱。听水水说，发儿问过文德回家给没给钱，水水说没给，发儿是不相信的，因为这个时期本县还有好些个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的人，基本上都是给了家里一笔钱的，所以发儿对水水的话半信半疑，并不屑地说，一个穷光蛋也好意思回大陆？水水不高兴地说，没钱就不能要爹和妹妹了？

    令我伤心欲绝的是，这次文德的大陆之行，是他的第一次，竟也成了绝唱。他所乘坐的飞机，在取道香港返回台北机场准备着陆的时候，因为起落架发生故障，只好迫降在郊外的一个农场。在与地面的剧烈撞击中，事故发生了，当场死亡二人，重伤五人。文德就是在这次事故中死掉的。几个月后，县委统战部才将噩耗传达到我这里，叫我节哀，我沉默好些天，竟连一滴眼泪也没有流。或许是我对于死亡已经麻木了。隔着海峡，我也无法参加处理他的后事，也不知他那把长命锁会怎么样了？还有我幼小的孙女田诗清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水水的预产期眼看到了，她为了节约钱，也为了隐瞒着文德给的钱不露馅儿，不肯到镇医院去住院分娩，而是决定在家里生产，只请了一个村里的保健员帮着接生。结果发生难产，看来水水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一个乖顺的家伙。幸亏保健员及时判断出了危险，也幸亏田家坪到镇上的医院不算远，我们组织了人将水水抬到医院进行了抢救，水水剖腹产下了一子。我给他提前就取好了名字，叫田仁恕。恕儿嗓门可真大，有一次他哭叫的时候，一位护士竟下意识地捂了一下耳朵。出院的时候，发儿手里只有两百多块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从文德给的钱中拿出了一千多元结了账。我假称是我这几年悄悄攒的钱。

    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家里闯来了五六位陌生人，他们是来讨债的。这几年来家里讨债的一拨又一拨，一次又一次，无不是大闹天宫，凶神恶煞，我们已经是见惯不惊了，但这一次闹得比哪次都凶。他们对发儿喝叱怒骂，并拿出匕首架到水水的脖子上，威胁着说今晚要不到账就杀了襁褓中的儿子仁恕。仁恕眼睛晶亮晶亮地望着来人，一眨一眨的，或许他觉得稀奇好玩儿吧？水水吓得连忙用求救的眼神看着我，我忙说：你们不要伤人，我们还钱，我们还钱。我从我房间的被褥底下翻出了一捆钱，他们跟着进来了，一把抢过，幸好他们只拿了发儿所欠的一万块钱（此前发儿已还了两千了），其余的钱他们没要，扔在地上。然后他们扬长而去了。一家人吓得屁滚尿流，幸好没出大事。水水让发儿快去派出所报警，发儿却说：怎么报警，我们家明明有钱，却一直不还人家钱，还有理了不成？人家也只是要了他们的钱，没再做出什么别的犯法的事来。都怪你们藏着钱不说实话，否则也没有这番惊吓。我想一想，也觉得这家丑不可外扬，报警到底也是张扬了我们田家的丑事，便说这件事只好叹口气算了，反正也是还人家钱了，不欠债一身轻松。

    晚上睡在床上，我左思右想，今天发生的这一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还完了账，发儿脸上的气色比前一阵子可好多了，又有些趾高气扬起来。这期间王廉奉已经任了县建设局局长了，发儿觉得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好机会，便在原有的工程队基础上重新注册，成立了长阳清江建筑工程公司。他在县城桂花园街租下几间房作办公室，需要预付租金并进行简单的装修，而且公司要接建筑业务，也需要投入周转资金，他回到家里好说歹说，要我们把剩下的三万多元全部借给他，他说他会发大财的，而且一定会一分不少且加利息偿还。我和水水便也动心了，他这毕竟是做正经事，我们本来恨他不成器，但这时却没有不支持他一下的道理，所以，文德所给的剩下的钱，全部交给了发儿。发儿就用这些钱起步，进行公关，明里争暗里斗，终于承包到了县环卫局的一栋两层办公楼。其实工程也很小，但这毕竟是他独立地揽下了第一桩像模像样的工程。

    有一天发儿回家来，竟开回来一辆旧吉普车，从副驾驶座上跳下来一个年轻妖艳的女人，提着一个小坤包朝屋子里走来。我和水水疑惑地看着这个女人走进家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的秘书，叫赵美儿。水水，快做饭吧，我们可饿坏了。水水极不情愿，却还是得去做饭，便把不到半岁的仁恕递到发儿手中。发儿本来没抱过孩子，不知怎么抱着孩子才让孩子受用，再加上仁恕认生，便哭了起来，那个赵美儿连忙说，看你这个大老爷儿们，不会抱孩子吧？来，让我抱抱，乖，不哭哟。仁恕真的不哭了，不过一会儿，他竟拉了一泡屎，弄得赵美儿手上、衣服上到处都是黄色的稀屎，赵美儿脸色陡变，恨不得把仁恕扔在地上。我连忙将仁恕接了过来，给他洗了小身子，换了衣裳。水水很快做了个七八个菜，看起来还算丰盛，后来从吃饭到晚上上床睡觉，我没听到水水说过一句话。

    好多个夜晚，发儿不在家，我听到水水隐忍的哭声。后来有一天水水告诉我说：发儿提出来要离婚了。我虽然预感到他们的婚姻里迟早会发生点什么，但是当它真的到来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很愤怒：他敢。水水冷笑道：他有什么不敢的？我也冷笑道：他不晓得他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吗？要不是我从血盆里抱养他，能有他的小命吗？他不晓得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才结婚的吗？养不家的狼崽子。水水说：也不全怪他，我嫁给他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我想得通。离了，对我也是一种解脱，我还年轻，说不定我还可以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我问：他要跟那个什么赵美儿狐狸精结婚？水水不屑地说：应该是吧，好像那个臭女人也是离过婚的，还带着一个女儿。不过既然离婚，管他跟哪个女人结婚呢？那是他的自由。我说：反正我不甘心。水水说：没什么不甘心的，离婚反倒是一件好事，只是我不会把恕儿给他的，恕儿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说：对，恕儿是我们田家的孩子，我来帮你带，只是当年他强暴你，影响了你的婚姻，耽误的是你的青春，现在还想不要你了，能便宜了他？水水说：不，我不会要他一分钱，最多让他给点恕儿的生活费，他是恕儿他爹，应该的。我不甘心地说：但他亏欠你太多，他是当老板的人，讲的就是一个钱字……文德拿回来的五万块钱，基本是他用了，这笔钱你总得帮我讨要吧？这里面还有我养老的钱哩。水水说：行，这五万块钱我会找他讨要的。

    发儿和水水协议离婚了。水水是怎么跟发儿谈的，水水不肯多说，反正他同意把孩子留下给水水。水水以为他会争着要恕儿的，没想到发儿本也没打算要这个孩子，不过我想这也正是情理之中的，他还会嫌恕儿是个累赘哩。文德的五万块钱，发儿只还了五千，余欠的四万五他打了个欠条，他说现在没办法，外面欠好多的债，等以后有钱了再还。发儿的扶养费，他主动承诺每个月给三十块钱。他跟水水一起到镇民政办了离婚证回来，走到我跟前，跪了下来。你这是干什么？有这个必要吗？您的大恩大德，我只有来世再报了。我挥挥手。我不想听你说什么，你滚吧。他往外走了几步，我又叫住了他：我想问一件事，你想说就说，不想说就算了。

    您问吧。

    那次家里来一帮人，拿着刀逼走一万块钱，是你用的苦肉计？

    您怎么这么想？

    你对我说个实话总可以吧？来的人刚好只逼走这个一万块，如果不是你请他们来的，他们有这么“善良”？

    随您怎么想吧，反正我被人冤屈得也多。发儿并不恼怒，却也没做解释，转身便走了。

    12

    得知水水离婚后，上门提亲的人不少，什么有几个臭钱而离了婚的个体老板呀，什么丧了偶的镇干部呀，等等，这些人，水水一个也不见。后来皮宏程就来了，水水很欢迎他来，但是依我看水水表现的热情也是有限度的。皮宏程来，我就会借着有什么事情离开，让他跟水水多交往，我想如果他俩能成就一段婚姻，倒也是水水的福气。他俩曾经是恋人，皮宏程为了水水而一直没有结婚，现在他们之间应该说没有障碍了，他俩结婚是最合适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俩却并没有谈婚论嫁，我就奇怪了，我想只要皮宏程常来，这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呀。水水，你跟宏程的事到底有没有进展？我跟他能有什么事？您觉得最合适，我觉得不一定最合适哩。人家是没结过婚的人，而我是残花败柳；人家有地位，我就是一农妇，我还带着个孩子，我可不愿意拖累人家，那多没劲儿呀？但是皮宏程却还是照常十天半月地来看望我们，并总是不空着两只手来，总记得给恕儿带些水果和小吃，他跟恕儿结下了很好的关系，甚至恕儿有一次问水水：妈妈，皮伯伯是不是我的爸爸呀？水水恼怒地要打恕儿。你胡说些什么呀？恕儿就吓得直往我的身子背后躲。

    皮宏程有一次来玩，说起县文化局与佷山镇正在一起筹办“美娇诗会”。赵虹局长的意见是这个会就定在佷山镇开，而且一定要邀请您出席。这会儿正在全县征文，要设立“美娇诗歌奖”。宏程激情地说：邓美娇同志的诗作《公社带我上卫星》，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我们清江的骄傲……我心里暗暗好笑，这事儿不怪他，他哪里晓得她那些破诗都是由我炮制的呢？我点头：如果在佷山开会，我愿意出席，即使不为别的，就凭美娇曾是水水的救命恩人我也该捧场。正式开会的前一天下午，赵虹到我家来了，算是专程来看望我的，令我安慰。她带了由某出版社出版的邓美娇诗集《公社带我上卫星》，我接过手，翻了翻，便顺手搁在旁边的窗台上了。赵虹头发白了不少，虽然当着局长，但她说已经写了辞职报告，准备退居二线了。她笑着说：我们什么事没见过呀，看得穿了，老朽了，让年轻人上，他们才能跟这个时代真正合拍。问起她的情况，她说她跟前夫的儿子现在在美国读博士，后来她又结了一次婚，他是城关中学的一位老教师，前年已退休在家了，她自己虽没再生育，但对方有一个女儿，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市某单位工作，已成家了，她跟这个女儿的关系有些紧张，女儿从来没有叫过她一声“妈”。真是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呵，哪怕她贵为局长，也有她的难处和委屈。后来她透露一个信息。省政府已经开会决议在清江隔河岩筑水电大坝，开发清江，造福人民。长阳清江沿岸的十个乡镇要淹没，自然也包括佷山镇。千年佷山古镇，不久就要淹没在水底下了。这个消息以前我们都已听说过，不过都是民间传说，今天经赵虹的口说出来，那就是官方消息了。我们这里是不是要移民，往哪里移？这还说不准，淹没线是确定在185米以下，具体哪些农户要搬迁，得以测量队测量的数据为准。说了一会儿话，她说还要去瞎瓜家里看看，我才告诉她，瞎瓜好几年前已经走了。说起瞎瓜的凄凉晚境，我们又一起感慨了一番。

    第二天上午我参加了由赵虹主持的“美娇诗会”。会上每人发了一本那诗集，还有一大叠早已打印好的资料。首先是一些诗人上台领取了诗歌奖证，然后一批年轻人眉飞色舞地上台朗诵诗作，或者宣读论文。上了年岁的也有几位，朗诵的是旧体诗或者民歌体。年青人的诗，我读不懂也听不懂，既不押韵，又那么拗口，长句子短句子一点儿也不依规矩，我都听得要打瞌睡了。后来有人在念论文，我也觉得很枯燥，如果不是冲着赵虹和邓美娇，我就该退场了，才懒得受这份罪。后来我听到一位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的发言，吸引了我的注意。听了不少同志对于邓美娇的大力赞扬，我这里有一些不合时宜的观点想要就教于各位方家。我认为，邓美娇是一个特定时代造就的农民诗人，他的作品明显带有那个时代所烙印的浮夸虚假痕迹，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图解政治的传声筒、工具，这使邓美娇及她的创作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实在说，邓美娇的诗，年轻人不喜欢。今天的诗歌，要面向心灵写作，写出属于个人的独特的东西。我们今天在这里隆重纪念邓美娇，因为她对于中国文坛毕竟是有意义的，她是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中国诗坛的缩影，她创造了属于她所处时代的辉煌，是中国当代文学无法回避的话题和典型。但是，我们纪念她，并不是要全面继承她的诗歌创作理念，而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中，要向民歌学习、吸收、借鉴。民歌走过了几千年的道路，有着它独特的美学价值，是古人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更是一条值得引起重视的诗歌之路。最后，我斗胆进言，“美娇诗会”以后不必再举办了，“美娇诗歌奖”以后也不必再搞第二届，不是说不赞成搞这类活动，而是这个活动的名称是值得商榷的，可以研究一下更具时代感的名称。

    后来“美娇诗会”和“美娇诗歌奖”真的再没搞过了，“首届”竟成绝响，此为后话。

    这位年青人的发言简直是给赵虹的当头一棒，会场上顿时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虽然邓美娇是利用了我的劳动成果，但是这些诗毕竟是出自我的笔下，这位年轻人在否定邓美娇的同时也是顺便否定了我，让我一时也难以接受。不过我倒很欣赏这位年轻人的思想勇气。我侧眼看看赵虹，我估计她会很受伤，但愿她能沉得住气，我看到赵虹脸色果然有点儿难看，不过她还是很有风度的，她在这位年轻人离开讲台后，称赞说刚才涂永嘉同志的发言很精彩，有独到之处，并且说诗会欢迎各种观点的碰撞，云云。我这才记住了涂永嘉这个名字。我向身边的与会青年人打听，有人介绍说涂永嘉是县文化馆的一位馆员，某大学中文系刚分来的大学生。上午快结束时，赵虹客气地点名让我发言，我站起来摆了摆手，表示没什么可讲的，赵虹倒也没有再勉强我。散会后，跟赵虹一起往餐厅里走去，赵虹对我嘀咕道：你看到了吧，有些年青人自以为是，不知天高地厚，狂到了什么程度？她以为我会附和她一句，其实我想的没这么严重。我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观念，何况他说的也还是很有道理的，或许不少人都跟他有相同的看法，只不过是由他表达出来了而已。

    吃饭的时候，没想到那位涂永嘉请了皮宏程作陪，主动地端着酒杯向我走来。皮宏程向我作了介绍：乐伯伯，永嘉的爷爷、奶奶都是您的朋友，您猜猜他们是谁？我一时没想起来，涂永嘉又提醒说：我爷爷姓涂，奶奶姓张。您再想想？这一提醒，让我想起了很久远的往事。你是张九鼎的曾孙，涂鑫和张炳若的孙子？涂永嘉高兴地说：谢谢您记得我的亲人。我说：看到你我真开心，我们“竹林七贤”有你和宏程这么好的传人，命运也算待我们不薄了。

    涂永嘉说起这一家人的经历。原来，张九鼎被国民党特务在县城清江边的沙滩上活活打死后，涂鑫带着张炳若连夜逃出了长阳，回到宜都，后来又辗转回到爷爷涂鑫的老家贵州乡下。涂永嘉说：我爷爷在文革中硬是被整死了，奶奶后来又改嫁过一次。奶奶一直念叨着清江，怀念着家乡，可是她自己是回不来了，她便希望我读完大学能够回到她牵挂的第二故乡长阳来工作，也算是她的一份感情寄托，所以我后来便满足了她的这一愿望。我奶奶老了，老爱怀旧，时常说起“竹林七贤”时代的旧事，都让我听厌倦了，不过我骨子里还是对您们那个传奇时代充满向往的，对您们的民间艺术也很有兴趣，对我太公和爷爷奶奶的这块土地充满感情。

    我听了自然非常感动。我们三人碰了杯，然后涂永嘉央求说：我还听奶奶说您那支《花彤彤的姐》非常有名，您现在能不能唱给我们大家听一遍，让我们年轻人也饱饱耳福？今天开心，我喝得又有点儿高了，带着酒意，我豪情地说：哈哈，炳若还记得这个？好，承她记得，我自然推脱不得，就给你们唱一遍。皮宏程对赵虹耳语了几句，赵虹连忙拍了拍巴掌，让大家安静，说著名的老民歌手、“竹林七贤”之一的田钟乐先生给大家献上一曲《花彤彤的姐》，大家鼓掌。她起了头，我便在热烈的掌声中大大方方地唱了起来：

    花彤彤的姐儿，

    姐儿嘛花彤彤，

    花彤彤的姐儿住在花草坪。

    身穿花衣服，

    系的花围裙，

    踩个绣花鞋，

    头戴茶花香喷喷。

    金色蜜蜂嗡嗡嗡，

    多情最是采花人。

    不怕山高水又险，

    不怕风急雨又淋……

    13

    隔河岩水电大坝建设启动了。据说全县有四万人需要移民，工程量很大，而且为了赶工期，催得很急，而补偿标准又偏低。佷山镇开始整体迁建到对岸的花草坪，在那里建一个新的佷山镇。不仅所有的居民、镇直单位要搬迁，连七十七烈士纪念碑也要进行搬迁复建，新的佷山镇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皮宏程的文化站也开始兴建。有一天皮宏程拿来设计图纸给我看过，是一栋三层的楼房，五百多个平米，比原来的一层楼平房强多了。但是新镇虽好，一些古老的东西却也是让人难于割舍的，比如佷山镇那些古老的民宅、青石板街、上桥、下桥等等，那些代表着佷山镇千年历史文化的古迹，将要全部淹没到水库底部，桥梁、楼房还得被炸掉，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损失。

    田家坪村那棵古槐树以及改革开放后重新修建的向王庙也要被淹没、被毁掉。曾被发儿他们“破四旧”扔进了石灰窑里的廪君与盐水女神神像，这时已找到了，而这尊神像据说是巴文化的图腾物，当长阳县向国务院申报成立土家族自治县的时候，这尊神像成了有力的证据之一。后来清江库区搞旅游的时候，这尊石像被供奉到风景区武落钟离山上的石神庙里，供人祭祀，此为后话。

    田家坪村有五十多户人家需要移民，约占全村总户数的三分之一。田家大院的几户人家都被确定为移民户。移民户主要以“后靠”方式进行搬迁安置，后靠就是就地往淹没线以上搬迁，找合适的地方建房和重新分配土地。政府针对移民户都搞了实物测量，就是测了房屋面积、土地面积、经济作物的棵数，然后根据政府用红头文件下达的实物补偿标准，按进度领取移民补偿费。对此我不能不感到伤感。我对田家大院有一种难以舍弃的感情。方圆百里，怕是难得找到田家大院这么大规模的古色古香的建筑物了。令我稍感安慰的是田家祖园因为地势较高，刚好在淹没线以上三米，不用搬迁，否则那么多在九泉之下的亲人将不得安宁，他们的睡梦将被惊扰。

    这一时期，皮宏程跟水水的事情有了进展，水水虽然觉得对皮宏程不公平，但是她毕竟是爱皮宏程的，哪里经得住皮宏程坚持不渝的苦苦追求？水水已经羞涩地对他点头了，并且承诺说：等移民新居建成以后，就去把证拿了，然后请乡亲们喝酒吧。

    那天是宏程最开心的一天。为了这个承诺，宏程付出太多。那天晚上，水水特意做了个腊猪蹄火锅，以干土豆砣垫锅底，还炒了七八个菜，我跟宏程喝了好多酒，却还不觉得醉。

    我们的新居就选在离田家大院约五里路的泉水湾，那里的海拔比这里高出三十米的样子。水水在建新居的过程中唱的是主角，没日没夜地操劳着。皮宏程能写会画，水水便请他帮着设计了一张两层楼的图纸。这设计图纸我一看就很喜欢，它依山就势，一楼地平下面是一种吊脚楼式的设计，用混凝土立柱支撑着，地平线以下的空间设计了猪圈和牛栏，这是典型的土家族建筑风格。楼上则是很有现代感觉的设计，有宽阔的走廊和窗户，顶层盖瓦，设计了隔热层。

    我们抓紧开始建房，请工匠，买材料，都是以水水为主在操持。那些卖建材的黑心生意人，抓住大移民的机遇拼命涨价，到建房后期建材价格比建房初期的预算要翻了一番了，移民迁建的补偿款本来估摸着是基本够用的，结果因为涨价，眼睁睁地把田明发所还的那五千块钱也用进去了不算，还另欠下了上万元的债务。水水心疼钱，情绪便显得有些急躁，时不时会因为一些小事情而窝上一肚子火，或者暗自流泪，甚至时常跟我也顶上几句。皮宏程在这一时期给了水水很大的安慰，他的体贴让她感觉到一种心灵的依靠。

    经过几个月的忙碌和辛苦，新居终于建成了。好多人都来参观我们的新居，楼上楼下地看，满旮旯里都看遍。乡亲们都称赞说：水水，你的房子是建得最漂亮的移民房，你真能干呵。

    特别是那些不是移民户的乡亲，更是对我们羡慕得不行：乐伯伯，水水，你们讨了移民政策的好，发财了。恭喜恭喜呵！

    其实哪里是发什么财呢？说真的我宁愿住原来的田家大院，那房子住着心里踏实。

    水水虽然累得黑瘦黑瘦的，至少瘦了十五斤，但她是骄傲的，脸上总是挂着兴奋的微笑。

    我和水水翻农历选定了一个适宜乔迁的日子搬家，也找好了田跃进的农用车，但是这天田跃进来找水水商量，能不能把搬家的时间推后一天？田跃进当然是有理由的，主要是他这个车一直是黑车，本来农用车在乡间拉货，就一直没有办牌照，但是这天镇里管交通的人找到他了，要求他马上去县里办牌照，还限了日期，否则要罚款，这样田跃进就只好推迟一天帮我们搬家了。这一阵子，好多移民户都要建房和搬迁，田跃进的业务实在太忙。水水自然很体谅田跃进，想也没想，就同意推迟一天时间搬家。我心里本来有一点疑惑，主要是本来选定了一个好日子，不愿意田跃进这么改期，但是水水已答应在前了，我也不便再说什么，于是就推迟了一天。

    搬家的头天夜里，老母猫花花无缘无故地怪叫了一阵子。本来她是一只安静的猫，但现在怪叫，而且带着几分凄厉。我心里哆嗦了一下，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到搬家，其实我们又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可搬呢？无非是一些旧家具和日用的炊具、农具、被褥、坛坛罐罐。夜里下了一阵小雨，我在想，但愿能天晴就好了。老天爷是多么的善解人意，第二天早上天真的放晴了，旭日从云彩里钻了出来，雨后的天空格外澄碧，让人心旷神怡。皮宏程本来说这天早上来帮忙搬家的，但可能是有什么事情耽误了还没有赶到。田跃进倒是来得早。水水焦急地盼宏程来，后来见宏程老没来，便说：我们不等宏程了，装车吧。

    农用车小，一车没能装下，便留下一部分东西准备再跑一趟，所以我跟仁恕就没有上车，留在原地等车再来接我们。水水坐进了驾驶室。我嘱咐田跃进说：才下了雨，路滑，你慢点儿开。田跃进说：您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我开了三四年车了，新车都开成旧车了，老师傅了，没事儿。水水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笑着跟仁恕招手。仁恕也要上车，水水说：恕儿乖，恕儿听话，先跟爷爷一起玩着，妈妈一会儿来接你。

    车开走了。大约二十多分钟后，灾难降临了，农用车在滚水崖路段滑下了十多丈深的山谷之中。田跃进在感觉到危险时及时地推开车门跳了出来，水水却没有这么幸运，随着农用车一起滑了下去。田跃进后来的解释是说，当时雨后路上有点儿泥浆，车子打滑，加油往上冲了两次都没有成功，然后他在往后倒车的时候，感觉到刹车失灵，后轮竟滑到崖边悬空……我们在谷底找到水水的时候，她早已气绝身亡。可怜水水连尸身都不是完整的，破碎零乱，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天哪，为什么死的不是我这条不值钱的老命？为什么老天爷一再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强加到我的头上？经历了太多的可爱生命的消殒，我已经不晓得如何悲伤了，脑子处于麻木状态，我唯一强烈的反应就是不停地咳嗽，但我还记得请人照顾仁恕，不让他去现场，不让这种过于残酷的场面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太深的记忆。皮宏程赶来了，他抱着水水的尸体，脸贴着她的脸，不哭，只嘀咕着：不是说好新房建好后，就要跟我结婚吗？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不算话呢？……就这样，几个小时过去了，乡亲们谁劝他他也不肯松手，只好由我去劝他。宏程，时间不早了，让水水早点儿回家吧？皮宏程这才对水水说：水水，是哦，太阳都落山了，我背你回家。乡亲们要帮他，但他不让别人插手，只是在我的帮助下，把水水捆绑在他的背上，然后独自背着水水，从谷底一步一步地爬到了公路上……

    14

    前一阵子，趁着移民建房的机会，我也花了几千元钱把田家祖园复修了一下——它曾经遭到发儿“破四旧”的疯狂毁坏。因为手头不宽裕，复修是很简单的，但是毕竟这些故去的祖宗们、亲人们都有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家。现在，在玉露和巴霖的衣冠冢旁边，又添了一座水水的新坟。

    三天后的凌晨是圆坟的时刻。传说在这个时刻，即将远走的亡灵会在望乡台上回望故乡，可以最后看一眼亲人。我带着仁恕，让他披着长长的白孝帕在他妈妈的坟前跪拜，以便让水水看到他，然后安心地踏上黄泉路。宏程也在，他给水水烧了好多的纸。

    这坟里埋的人，理应是我。水水是替我死的。我太对不起水水了。水水是我的亲骨肉，可是我当年为什么要从血盆里阴差阳错地抱回田明发这个杂种呢？如果不是这个错误，发生在水水身上的灾难或许就可以避免，水水就可以像天下无数的女儿一样，享有幸福的爱情，而不至于把人生搞得这么惨痛，不会遭遇这么多不幸；如果在大饥饿年代我把发儿送给了钱岩米，发儿生活在另外一个环境里，或许水水的灾难也可以避免；如果我早点告诉发儿，他本来就是一个坏种，是我收养了他，那么他的气焰就会适当收敛，他就不会在“文革”中跳得那样高，不会助长他的兽性。我为什么在发现田明发的病情后没有把田明发送到精神病院去？或者至少坚持让他多吃几副治疗精神病的药，而让他得到彻底的康复呢？还有，是我默认了水水跟发儿的婚姻，让水水更深地陷入到她的命运的深谷中去，而如果我坚决反对，水水的命运则应该是另一种样子……

    如果昨天在搬运坛坛罐罐时，是我坐在农用车上，而不是水水，那么死的人自然是我。为什么我没有主动坐上去，而让水水在那时坐上去了呢？命运是何等的险恶！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一生罪错无数，而几乎所有的错误都是我的“选择”错误。如果我在世勋叔叔生前选择了坚决地阻止他去见郑孝雄而不是在丢硬币时作弊；如果日本鬼子来长阳时我选择了自己去县城找三个孩子而不是让玉露去；如果我选择了更多地善待菊香；如果我选择不贪污那份怀勋给菊香的苞谷面……一切的一切，都是另一种局面。

    我已经是一个没用的“老不死”，早该死了，再多活下去，只是增加我的罪孽，而水水却还年轻，她还应该承担把仁恕抚养大的义务，而且她跟皮宏程的爱情还等着圆梦，她还没有真正过过好日子哩。

    ……祭完，宏程抹了抹泪水：乐伯伯，我想，我在镇上也就是一个人过日子，新文化站房子也宽敞，要不，您和仁恕跟我一起去住吧？我们相互也有个照应。我摇摇头：不，我还是就住在我们的新居里，水水好不容易操心建成它，我们住在这里对水水也是一个安慰，再者，这么多亲人的坟墓都在这里，我和仁恕就在这里守着他们。至于仁恕，你放心，我身体还硬朗，还能撑得住，只要我活着，我就会将他拉扯大、教育好的，这样我才能对得起水水和那些死去的亲人。宏程反复劝说，我也没有答应，我晓得他的善良，晓得他是好心好意，但我觉得仁恕毕竟不是宏程的孩子，我也不是宏程的老子，我凭什么要给他增加这么大的负担呢？再说水水不在了，宏程还要结婚，还要生儿育女，会有他新的生活。水水建的这么好的房子，没有人住是太可惜了，甚至转卖也是对不住水水的辛劳的，我们住在新居里，新居就会有人气，说不定田家就还会有兴旺的时候。

    这一阵子我咳嗽得厉害，还伴有发烧，浑身没有半两力气，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去找村医弄了几副中药来熬，但始终不见效。宏程再来看我的时候，就劝我到镇上的医院去看医生。他说移民复建的新医院很不错，添了一些新设备。若有什么问题应该早点儿查出来。我说没事，一台老破车了有什么好查的？过几天就会好，再说我跟死神结伴走过多少回呀，死对于我而言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宏程说，可是如果有什么问题，仁恕怎么办？我一想对呀，仁恕还小，我还得好好地活着，就为了仁恕我也不能死呀。还有，仁恕天生一副好嗓子，他这么小，但记性却不差，我教给他的民歌，他很容易就学会了，用他稚嫩的嗓音唱得那么动听，所以，我还想活着的时候多教他一些民歌哩。

    于是我听宏程的，到镇上的医院里去做了个彩超。医生说我胃上有个黑点子。我问黑点子是什么意思？医生说这我说不准，也不敢随便说，你得到市里的大医院去检查。恰好宏程打听到镇政府有一辆小车要到市里去办事，他就陪我随车到市里去做了个核磁共振。诊断结果上赫然写着“胃癌”。我们把片子和结论拿到门诊室，门诊医生指着片子上的一个黑点对宏程说：你爹的病兆位置在左肋与胃之间，这里过去是不是受过什么伤？我立即想起这里正是发儿打我的那颗子弹穿过的部位。二十多年来，这个部位在一些阴雨天里往往会隐隐作疼，我也没当回事，没想到现在弄出了一个大动静，成了可怕的癌。

    命运呵，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本来不惧怕死亡，而且几次三番地求死过，但是我现在却是不能死呵，我肩上有了一份责任，我要替水水活着，要把外孙仁恕拉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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