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铜的高贵跌落到这乞丐般的收破烂队伍里，心理落差挺大，但手里提着轻飘的牙膏皮、橘子皮，脑海中还是有铜的光芒在闪耀，心里温暖了许多。

    纳凉

    太阳落山的时候，各家把门前的空地简单作一些清扫，然后洒水，让滚烫的地面冷却下来。相隔半小时左右，最重要的道具出场，各家各户把竹床抬出来，依次排开，必须尽早，否则，位置就没有了。要想在已摆好的竹床方阵中加上一张，是非常麻烦的事情，费尽口舌不说，还要发动很多人挪动竹床。

    正戏开场了，大家纷纷拿来枕头、毯子，还有人拿来收音机，坐上自家竹床开始纳凉。

    不管是工作累了，或是玩累了的人只要一坐上竹床，心情就可以得到放松，那时也没有手机、传呼机，固定电话也极少，所以，纳凉几乎是没有任何干扰的。可以选择和谈得投机的人围坐一起，可以随意走动，到入睡的时候再去找自己的竹床。印象最深的就是听鬼故事了，每天，在百鸟归林的喧嚣平静下来之后，蝙蝠开始在夜空里来回穿梭，像连续剧的鬼故事也便开讲了。讲故事的一般是有丰富阅历、曾经走南闯北的人。因为是居住在水边，有关水怪的故事就特别多，后来又延伸到各种鬼了，有吊死鬼、生产鬼（因生小孩而死的妇人）、无头鬼？？听多了这样的故事，尿急时，想到旁边去放松也不敢去，几个人一起走路时，不敢走在前面，也不敢走最后一个，生怕被鬼抓走。摆竹床时，从不敢摆在竹床方阵的边沿。天天胆战心惊，天天又喜欢听那些故事。

    纳凉的人大多在后半夜近凌晨的时候会把竹床搬回家继续睡，因为早上有一场露水会把毯子淋湿。也有睡沉了的，一觉到了天亮，这时人来人往，恢复了市声的喧闹，那纳凉的人仍然在睡，姿态怪异，引起路人的窃笑。有人干脆纳凉纳到房顶上，在平顶屋面上铺一张席子也就天人合一了。

    在小镇上几乎家家都有纳凉的习惯，纳凉时除了听到鬼故事，当然还有许多有趣的传闻。纳凉的场所是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你可以选择倾听，也可以选择随意地表达。幼年时对人的了解，对世界的认识，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纳凉中完成的。

    纳凉少不了是要看星空的，躺下来，感觉满天的星星在注视着自己，这时我会想到牛郎织女的传说，想到巨大的银河系，比银河系更大的星系。偶尔有流星划过，听大人说这是地球上又有一个人死去了。平躺在竹床上，心已穿越了时空，去感悟生命和时间。用童稚的心去体会，感觉不知身在何处，似乎思绪已进入无限。看星空愈久，愈感到孤独。回望四周，一片沉寂，人们大多已睡去，偶尔一只萤火虫飞来，挑着小灯笼，使寂静的世界更显寂静。

    纳凉晚会在寂静中收场，但它作为我童年生活中一幕大戏已融入我的生命历程，它给我许多书本上体会不到的东西，以天为被，以地为床，那时，像我这样的孩子都可以随意地亲近自然，这真是我们的幸运，虽然有几分夜的恐惧，却使童年更值得回味。

    一杯冰绿豆

    小时候与父亲在一起的记忆非常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本来就很少在一起相处。父亲面对的主要是成人世界，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一并冲他而去，哪有心情光顾我的童心世界。

    但也有例外，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夜晚，父亲说带我出去走走。这意外的邀请让我受宠若惊，什么原因使他想起了家里还有一个小儿子，一个放任于野外，吃饭、睡觉才记得回家的孩子？我们沿着喧闹的街道一路往前，父亲把我带入一家冰饮室，服务员热情地跟父亲打招呼，好像他们是熟人。父亲为我买了一杯冰绿豆，已热得喉咙冒烟的我如获至宝，平时我拿零钱自己买过冰绿豆，但每次只见冰水满满，绿豆只是薄薄一层沉淀在杯底。而这一杯冰绿豆，端上来就注定我要一生记住它，厚厚的绿豆层几乎占了一半，能喝上这样的冰绿豆简直是太奢侈了。我端着玻璃杯，迟疑良久，父亲的话语打消了我的困惑，他说：“赶紧喝吧！”

    以前，我就有猛喝冰水，以至于头部阵阵发紧、头痛欲裂的经历，但这次没有，绿豆的冰凉沁入我的心脾，一整个夏天我都不觉得热了。由于沉淀的绿豆太多，我必须借助勺子，多爽心的一杯冰绿豆！想到那一杯冰绿豆，我就会想起我的父亲。小时候，他虽然极少有时间陪我，但有那一杯冰绿豆排除掉我内心的燥热也就足矣。

    父爱往往是无言的，当我自己也成为父亲之后，我才更深地体会到父亲对儿子的那种默默的关切。父亲的爱心往往在细小的事情中体现出来。

    我不知道父亲看着我喝下那一杯冰绿豆时是怎样一种心情，平日里他极少抽时间和我在一起，他的内心是否有几分内疚？他是否想到了自己的童年，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曾经给予过的温暖？那一杯意外中增加了绿豆分量的冰绿豆，竟然穿越了时空，让我至今久久不能释怀。父亲和祖父都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坦然地走进了先辈的行列。他们在世的时候，是否处心积虑地思考过如何给自己的儿子多一点父爱？

    看电影

    那时，县城只有一家电影院，要放什么新电影大家很快就会知道，人们口口相传，从不用做广告。心动不如行动，直奔电影院，晚了是买不到票的。听说有人挑一担石灰粉，说是电影院搞维修，瞒天过海进去过，但我们不至于此。

    买票是一场异常艰难的混战。小小的售票窗口，只能伸进去几只手，大群人往那里挤，有的人手伸进去了，售票员根本看不到他的脸，只看到一些手攥着纸币或硬币在那里晃，售票员也不管谁是谁，根据所收钱的多少，塞上相应几张票到那些手里就告完事。人挤人，人踩人，有的人竟然从别人肩膀上一路踩过去，嘈杂声、叫骂声，不绝于耳，但哪又管得了这么多，能买到票就行。

    我学会了一种买票的绝招，每次靠墙从侧面挤过去，由几个人在旁边猛力推，往往挤开一大片，战果辉煌，屡屡得手。

    学校包场看电影则免去了买票之苦，全年级或全校时常不上课，排长队浩浩荡荡去看电影。那时，电影院里楼上楼下叽叽喳喳好不热闹，放映前老师会用喇叭高喊：大家请安静！大家很快静下来，我们知道看电影有任务的，就是回去每人必须写一篇“观后感”。一部电影总有几句经典的话可以让我们交口相传，比如看过《英雄儿女》后，回到学校，在走廊、教室到处都响起一片模仿英雄王成的声音：向我开炮！向我开炮！看过抗战影片，便到处听到模仿日本鬼子的声音：你的，什么的干活，统统死啦死啦的！那时，我们真以为日本人是这样说话的。

    除了看革命影片，随着政策的逐渐放宽，慢慢可以看到外国故事片。看电影《望乡》的时候，简直是万人空巷。放映之前人们纷纷传说这部电影很暴露、很黄之类，吊足了那些大人的胃口，其实，这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反映二战时慰安妇悲惨命运的电影，但在当时，只能看几个样板戏的年代刚刚结束，放这部电影犹如石破天惊，人们争先恐后地奔往电影院，由于当时也没有少儿不宜之类的概念，所以，看这部电影的人群里也夹杂了不少的小孩，大人们那种狂热、那种饥渴感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电影并不暴露，倒是他们那种贪婪的目光、那种兴奋的表情暴露无遗。美丽女主角穿着紧身牛仔裤的身姿的每一次扭摆，每一句磁性十足的对白和独白都可以雷倒一大片，多少人的魂魄都被她牵引。一部严肃的影片，被多少人当做一部情色片来欣赏！

    每逢寒暑假，很长一段时间我是逢电影必看，只要身在电影院，内心就安静。电影故事里主角的悲喜就是我的悲喜，伤心时泪如雨下，高兴时狂笑不止。只有在电影院里才可以这样尽情表露自己的情感，而不至于被别人认为是疯子。

    看电影看得多，什么片子一时想不起太多，但看电影的趣事倒记得不少。有一次放计划生育教育片，因为有些性知识的画面和镜头，很多人都不好意思，都是等电影院熄灯后悄悄溜到座位上。临近开演，镇文化站的刘站长拿着手电筒在查找座位，不知是谁认出了他，大喊他的名字，说：“刘站长！你也来了！”寂静中整个电影院的人都听到了那个人的声音，刘站长吓得手一抖，电筒在地上滚出去很远，刘站长半天也缓不过神来。

    有一对乡下夫妻买票时非要买两张连号的，他们可能是第一次看电影，不知道电影是分单、双号的，结果一进电影院便傻眼了，一个坐东，一个坐西，也不知道找人换个座位。结果电影开演后，他们不时隔着那么多座位大声用乡音交换体会，引得大家一片哄笑。

    现在的电影院与当年相比，已是极其奢华，有球幕电影，有3D电影，有令人震撼的音响，座位可以调节，温度可以控制，甚至会根据故事情节喷射不同的气味，但令人感动的片子少了，也很难找到那时看电影的那种兴奋感。

    我少年时的许多美梦，都是因为“打豆腐”而被破坏的。尤其在冬天，覆盖在厚厚棉被底下的单瘦身躯，好不容易睡到热烫了，却必须掀开被子，迷蒙中穿衣戴帽，战战兢兢，弯腰拔鞋，完成这系列动作，然后到厨房拿上一个搪瓷碗，带上昨晚母亲放在碗里的一枚2分或5分硬币，推开门，投入到凌晨的刺骨寒风之中。

    “打豆腐”其实是买豆腐，“打”是这个小镇的叫法，很多东西都叫“打”，如“打家具”、“打酱油”、“打鱼”？？直到现在城里人还叫“打的”、“打麻将”、“打电话”、“打折”？？看来中国人自古到今都跟“打”较上了劲。“打豆腐”的豆腐是水豆腐，非常稀薄的豆浆凝结而成，是经不起“打”的。但打豆腐几乎是我每天的必修课，清晨早早地起床，冷得哆哆嗦嗦地来到县城里的豆腐店排队，起初来的人零零星星，但大家都自觉地排队，有的人把空碗放在地上，碗里放入2分或5分钱，人便走了，也算是在排队。人来5多了，也不见乱，大家都信奉着那一只空碗代表着一个排队的

    打豆腐人。往往几只空碗后几个人排，几个人之后排几只空碗，人们冷得不停地蹦跳着，用嘴对着快冻僵的手呵气，对话时，每个人嘴里都随着口齿的闭合喷出白气，很是滑稽。

    巨大的木桶推出来了，木桶里呈凝固状白花花的豆腐冒着浓浓的热气，人群一下躁动起来，刚才还井然有序的队伍，突然不见了。许多人像弹簧一样蹦起来拼命往里挤，这或许也是取暖的一种方式。我个子小，这反倒是优势，穿过人缝，我挤到大木桶的边沿，发现同时往前伸的有许多只手，手里都攥着所带的零钱，被热气包裹着的声音震荡着木桶里被舀去一块块豆腐后留下的圆弧形小水面。

    那卖豆腐的人不动声色，专注地舀着豆腐，娴熟地挥舞着铁勺，像一位侠客，笑傲江湖。天天如此，他习惯了那叫喊声。见他胸前挂一块大的油布，点点豆花随油布的滑腻，四溅而去。他神色凝重，知道到最后总会成为被辱骂的对象，豆腐很快没了，尤其是节假日，来的人多，豆腐没了就没了，那些拿着空碗垂头丧气的人，只有改日再来。中午，他们家里便没了豆腐这一道几乎天天要吃的主菜。

    去买豆腐的一般不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也不是家庭主妇，而是像我这样在家里做点杂务的人。为了解决一大家子的吃喝，豆腐多加一些水放点葱花一煮便是一道大菜，所以每次我都是早早起床，奋力拼搏，几乎没有空碗而归过。中午放学回家，能够喝上几口泛着点点油花滚烫的水豆腐，心里美艳无比，这里毕竟有一份自己的劳动。

    扯布

    那时，买布不叫“买布”，叫“扯布”，很有力的一个“扯”字。一次，无意中走入小镇最大的那家布店，亲眼目睹了“扯布”。

    在票证年代，不是谁都可以去“扯布”的，要凭布票，那时票比钱管用，光有钱很多东西是买不到的，钱也买不到票，因为票是绝对按计划的，谁会有盈余？走入布店的人肯定是有布票的，那时布票的单位精确到寸，一般家庭一次买几尺布就算奢侈了。

    走进布店，只见一节高高的柜台上凌空架设了几条铁丝，通往下面的柜台，像公交车的缆线，铁丝的顶端夹满了铁夹子，夹好票据的铁夹在铁丝中来回穿梭。高柜台上那位营业员最为潇洒，把下面送上的铁夹子里的票据或钱收下，找完零，“啪啪”盖几个章，又往下用力一推，“哗”的一声，铁夹子直奔下面的柜台，不偏不倚，不轻不重，恰到好处。俨然是古代的传令官，把御旨一一送达，干净利落。蛛丝般的线路通往各处，铁夹子满天飞舞，忙而不乱，精确到达，那场面真叫壮观。

    我瞪大好奇的眼睛，挪步来到柜台旁，见布店的大柜台上，摆了几大卷布，布面一层层绕着，最里面是一块木板，布面颜色简单，不是灰就是蓝，有的有一点暗纹，但极不醒目，若有若无。售货员走过来收了票和钱之后，就把铁夹往上一推，用力翻动厚重的布卷，用皮尺丈量好之后，用彩色粉块画一小条印记，然后，用大剪子剪开一条缝，两手一撕，一块符合尺寸的布就扯下来了。买布人的眼睛死死盯着她的每一个动作，生怕撕口会有歪斜少了布。售货员明显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一般不会有差错。但听大人们说遇上熟悉的售货员，她多给你一点尺寸也是有可能的，就如认识食堂里的厨师，他为你打菜时多放一块红烧肉，难怪计划经济时代，很多岗位都很吃香。很多年之后，我做过一份木材尺量员的工作，量木材的时候，旁边有人拼命给我递香烟，对这一点，我算是深有体会了。

    想到当时售货员“扯布”的动作实在是洒脱，“嘶”的一声，就决定了你布的尺寸，那种自信和不容分说，使你总是蜷缩着身子悻悻而去，心里盘算着这块布适合给家里的谁做一件什么式样的衣服。在票证时代，柜台总是高大的，柜台里的人同样高大。

    那是一个民风强悍的地方，民间习武成风，宗族势力强大，打架事件习以为常，小打不断，大打就变成了械斗，也就是俗称的“杀阵”。

    我们是外来户，现在想来我们这样一个小小家庭在那里一路风雨飘摇，能安稳生活实属不易。小时候便听过许多“五百钱”的传说，说是谁对谁有仇，有“五百钱”的人只要轻轻对他点一下，过不了几天那人便会气绝身亡。那时，有“五百钱”这种绝招的人是极其神秘的，听人们说有这种功夫的人一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出来，功夫的最高境界便是“五百钱”。在与外地人打架时，只要一听说是丰城人，一般都不敢惹，“五百钱”让周边那些村镇的人闻风丧胆。

    那时，父亲是单位领导，有时批评下属言语太重，好心人过后都会提醒他，千万不要太得罪人，说不定那人有“五百钱”。我见过父亲单位上的一个职工酒后练武，他手提一块巨大的石头在自己的胸膛上猛砸，毫发无损，据说他隔了几米远一拳头打过去，可以让一头猪大叫一声落荒而逃。他有一次用五根手指往二楼地板上戳，整个二楼十几间房的地板全都轰轰作响，据说他就有“五百钱”，只是据说，因为“五百钱”是绝不会表演给人看的，所有的高人都不露声色。生活在那样一个地方，时常听到高人过招的故事，时常笼罩于一种英武气息之中，明朝的抗倭名将、军事家、诗人邓子龙便是丰城人。这座城市崇尚刀剑等利器，以至老城区最大的镇就叫“剑光镇”。始建于清嘉庆的剑匣亭，便是因纪念晋朝县令雷焕掘狱基所得到的内盛“龙泉、左阿”雌雄两宝剑的剑匣而建。可能是武侠文化的代代相承，我们小时候都学一点举杠铃、摔跤之类，也有的去练铁砂掌、板凳功，真正走上习武之路。

    最恐怖的还是“杀阵”。在县城附近有几个大姓，经常为土地、水源或是谁受了欺负之类引发大的冲突。那时，所有同村同姓的人都必须召回，无论是上班的不上班的、做官的不做官的、本地的外地的，无论男女都必须赶回来，这是全村的大事，关系到许多家庭的生死安危。杀阵时，走在最前面的武艺高强，一手拿木锅盖，一手拿砍刀，锅盖有点像古时的盾牌，可以抵挡对方的砍刀，双方头领首先对砍，后面簇拥的战斗方阵紧随其后，随时准备发动攻击。一次“杀阵”往往有许多死伤，那种场面如果写入小说，加上细节描写，加上虚构，绝对波澜壮观。只是这样的械斗往往没有多少正义的成分，大多是为宗族利益。由于血液里有一些彪悍的基因，民间怨气始终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在“文革”后。

    红木椅

    老戏台还发生过冲击并砸烂乡政府的事。父亲单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大院，也经常有老百姓冲进来闹事，所以小时候经常看见单位领导与周边的人吵架，当时个小，我从下面看见吵闹时大人腿上的肉不停地抖。

    其实，民风强悍与见义勇为也是不相分离的。我们这家外来户虽然在很多当地人的家族活动中是排除在外的，也受过不少威胁和恐吓，但没有真正受到祸害。一次，父亲在赣江游泳时由于游得太远，身体又太胖，下沉时，被人发现，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奋力把他救了上来。这事一时在我们左邻右舍传为佳话。

    风风雨雨，我们这个家在那时候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就连“文革”，父亲也没有挨打受批，这是否得益于当时在公安局当保卫科长的姐夫，不太清楚，我也没有问过他们。后来，父亲还是调回了老家，离开了他工作了十六年的地方，也把我带离，但我整整十六年的童年、少年时代却永久地留存在那里。

    照片

    穿过岁月的悠远与照片中童年的我对视，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照片已经微微泛黄，却引出我许多的童年回忆。应该感谢那台老式的凤凰120相机，它所捕捉到的童年影像成为我过往岁月的见证。照片如此真实地把自己的过去完整地留存了下来，并可以随时随地展示。

    当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要拥有一台照相机是不可能的，是在县公安局保卫科工作的姐夫，破案侦查拍照的相机有时里面会多几张胶片，直接洗掉可惜，他便叫上大姐和她的女同事，有时也带上我一起去拍照。大姐和女同事都很年轻，怎么拍怎么漂亮，那时姐姐和姐夫新婚不久，姐夫精神饱满，不停地按动快门。我想，时常出入犯罪现场拍摄了不少破案证据照片的这台相机，一下子摇身一变来拍这一群年轻女性，真的是反差蛮大，但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在快乐的笑声中，姐夫一个劲地拍下去。有时，他们一群人出去拍照，要拍合影，就对好焦距，调好光圈，让我帮忙拍，看着相机方格子里晃动的人影，在相机平稳、感觉图像清晰后平生第一次按下快门。由于技术原因，拍出模糊图像的事是常有的，那时，大家照相非常认真，摆姿势要摆个半天，直到拍照的人和拍摄对象腰酸背痛，才开喊“一、二？？啪”。

    那些照片时间越长越显得珍贵。在相册里还保留了一张我一周岁时的照片，应该是在照相馆照的，那时，每家的小孩到了周岁一般要去照一张照片，不穿衣服，赤身面对镜头，照片洗出来，也赤身面对所有看照片的人，童趣盎然。有时候，旁人看到我这张照片都哑然失笑，觉得挺有意思。

    有一张全家福也非常珍贵。照片中父亲标准的军人坐姿，可以看出他一生的严谨，他左臂戴着黑纱，显然是婆婆刚刚去世后，我们全家拍了这张合影。大哥穿着军装，他是从部队请假回来奔丧的。二哥的发型有些滑稽。我大概六七岁，大大的头，宽大的衣服遮掩了身子的瘦小。外甥被祖父抱在身旁。一家人神态各异，表露着不同的心境。

    后来，二哥也入伍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听说他们的部队也奔赴前线了，家里人非常担心，天天等着他的回信，可能是部队担心泄密，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他的音讯，母亲几乎天天要去邮局等消息。二哥年龄不大但经历的事情非常多，他当过食堂采购员、下过放、挖过煤，在煤矿还差点遇上瓦斯爆炸，我们相信他的福分，终于，家里收到了他的来信，他在信里说反击战已经结束，部队已经凯旋，在战场他还立了功。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们寄来了一张上前线之前拍的两寸免冠照片，照片里他理了光头，目光专注，神情泰然。二哥说他们前面那个排打得只剩几个人，战场上死伤惨重，他们是作为后续部队增补上去的。我们通过这张两寸照片推断战争的残酷，也通过这张照片知道了二哥的平安回归。邻居们争相传看这照片，二哥真正成为自卫反击战的英雄了。

    那年月，拍照不像现在这么方便，都是数码相机，还可以连拍。那时，也没有真正摄影的概念，纯粹的风景照几乎没有见过，所见过的都是大头照、夫妻照、集体合影照。因为照片的稀少，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像我们小学毕业，一张同学合影照都没有，许多的回忆只能通过脑海里模糊的印象来进行描绘，由此，更感觉那些幸存下来的老照片可贵。

    石磨

    冻米糖

    小时候的冻米糖能吃出一种年味来。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拿出自做的冻米糖来招待拜年的客人。那时，大家住的都是平房，走家串户很是方便，不管是左邻右舍，还是外地亲戚来拜年，抬腿便可进门。每家端出来的点心林林总总，有花生、瓜子、糖果、酥糖、饼干、大麻枣......但最普通最具特色的便是冻米糖。

    冻米糖的做工是很有讲究的，首先是选定上好的糯米，煮熟，然后晾干，摊放在竹筛上放在太阳底下晒。由于冻米糖一般选择在入冬后开始做，那时，阳光已经很柔和了，所以，把熟糯米晒成一粒一粒需要一些时日。时间日复一日地过去，每天，大人们凌晨把铺满糯米的筛子一个个摆出来，黄昏又一个个收回屋里，很是辛苦。因为怕鸡、鸭偷食，又必须晒在高处，有时就直接晒在屋顶上。遇上结冰冻霜的天气，糯米被冻成硬硬的一小团一小团，然后我们又花时间一粒一粒地把它们掰开。好的冻米糖往往又是要受过霜冻的，晒过之后还仅仅是冻米，做成冻米糖的程序还在后面。

    真正开始做冻米糖的时候犹如一场盛大的典礼，家里几乎所有的大人、小孩都围在炉灶前。像我们这样姊妹较多的大家庭，做冻米糖的场面更大，一方面围看的人多，更主要的是，冻米糖做好想先尝尝的人也多，还有左邻右舍的小朋友。那时还是烧柴，手拉风箱发出“啼咕、哒哒”的声音，火越烧越旺，铁锅烧热后，把一块块黄色的米糖放入锅中，米糖一加热很快变成粘稠的液态。其实，米糖在融化之前也是可以吃的。小镇的大街小巷就有换米糖的老头来来往往，我们用鸡毛、牙膏皮去换米糖吃。

    炒冻米之前需先把一些细砂放入锅中加热、翻炒，然后把冻米放入，这样冻米不易烧焦。冻米在迅速升温的铁锅和砂子之间膨胀、炒熟，赶紧起锅，然后用细纹筛子把砂子筛去，得到干净、香喷喷的冻米。后面的程序简单了，把冻米放入液态的米糖里，不断搅拌，同时不断加入冻米，在比例适当之时就可以起锅了。用模板把它压成长方形，在冷却之前用刀切成一片片，香气袭人的冻米糖就做好了。

    做好的冻米糖一般用瓦罐或铁桶密封好，待过年的时候才拿出来吃。当然，也会放一些在外面让小孩们尝尝，但一点点吃终归是不过瘾的，于是，便开始了寻找与藏匿冻米糖的游戏，不断地被发现，又不断地转移存放的地方。几乎家家如此，家家都有由于偷吃冻米糖而挨打的小孩。

    总算盼来了大年三十，冻米糖可以敞开吃了，但到了初一，又开始进入计划时期。因为要待客，冻米糖成为桌上的必备，客人走了，往往要收起来，每次又只能吃一点。寻找冻米糖的游戏重又开始。这冻米糖现在看来原料极其简单，但那时却是我们美好的零食，也是我们联系亲情的纽带。在那物资匮乏的时代，我们没见过现在超市里如此名目繁多的食品，冻米糖才是我们能偶尔吃到的美食，它那样香醇，那样甘甜，那样韵味绵长，那样令人回味！

    那时的母亲

    小学时，不记得是犯了什么错，被老师叫到黑板前罚站，又说要通知家长来，我默默地站在全班同学前，老师正常上课。通知家长的信息不记得是通过什么渠道发出的（那时还没有电话）。那是冬天，教室外飘着雪花，来的是母亲，她头扎围巾，棉衣上布满了正在融化的雪花，她推开教室门，看见正在罚站的我没说什么，只是轻声地和老师打招呼，满脸歉意，像是自己犯了什么错一样，怯怯地站在教室门外。我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看见匆匆赶来的母亲，我心里阵阵心酸。正在为一家人的生计忙碌的她，因为儿子的顽皮，又赶到学校来接受老师的询问了。

    小时候，最怕的就是老师说叫家长来。自小虽然很少挨打，但叫家长来比挨打还难受。一是在同学们面前自尊丢尽，二是给家里添了极大的麻烦。父亲在单位工作，母亲专职做家务，在生活都很困难的年代，要养活一大家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全家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除了祖父有时做点零工，帮持一下，一家的衣食都由母亲来盘算。应该说母亲是非常能干的，我们共有兄弟姐妹七个，小姐姐寄养在乡下，其余都在身边。小时候，我们是大的带小的，小的大了又带更小的。不断生育，母亲身体的付出自不必说，她还必须为了一日三餐而操心，种菜、养猪、养鸡、洗衣服，天天如此。那年月，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走过来的。我看过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青春靓丽，她和父亲的结婚照就放在家里的柜子上，刚刚结婚的那段日子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几乎没有看过母亲穿新衣裳，在家里有时出于好奇，我从樟木箱底翻到过母亲陪嫁时的银镯和各种头饰，据祖父说早年在乡下我们家日子还算是比较殷实的，太公在村里开了大磨房，在乡下建了大大的房子，梁柱一个人都抱不过来，但后来家里败落了。父母新婚不久遭了土匪的抢劫，幸好人没有意外。母亲为了家里每一个人有一口饭吃省吃俭用，有时，她竟去干体力活，去扛木头，推大板车，赚点钱养家。母亲做梦都想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她希望像其他新社会的女性一样有单位同事，有集体和组织的感觉。她还真短暂地在什么地方工作过，但每次工作不久又因为生育、带小孩不能再去上班。我不知道在操持家务方面母亲和旧式妇女有什么区别，也不知道她当家做主的幸福感从哪里体现出来。记忆中，她总是不停地带养小孩，带了自己的儿女，又带外孙、外孙女，母亲在无休止的操劳中几乎要崩溃。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不记得是因为什么事母亲和父亲发生了争执，他们大吵了一架之后，母亲出走了。那时，我还小，总等母亲，总不见她回来，我开始哭个不停。父亲可能是受不了我的哭声，见不得小孩的可怜，又到处去寻找。现在想来，母亲可能也是一肚子的苦水无处诉说，母亲被找回来时一身湿透。后来，母亲到哪，我都是紧紧跟随，生怕她又突然不见了。

    母亲仍然没有一份可以拿退休工资的工作，直到她过了退休的年龄也没有单位让她退休，这可能是母亲一辈子的遗憾。

    父亲的名字

    父亲有午休的习惯，夏天，他喜欢把竹床摆在门口那条长长的过廊睡。过廊里有阵阵凉风吹过，父亲称那里为“小庐山”。但很快，他的美滋滋的午休被打破。起初是隐隐约约的声音，后来，越来越响，有排山倒海之势，一群小孩同时高喊着他的名字。一时，我不知所措，小时候，在我们那个地方谁喊别人父亲的名字，便是给对方最大的侮辱。父亲反应过来了，翻身跃起，拔腿便去追，追了很长一段距离，没追上，又悻悻而归。这样反复数次，他的午休被搅得支离破碎。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一听到别人叫父亲的名字，我就会感到极大的侮辱，身边的小朋友也一样，要在心理上惩罚谁便是大家齐声喊他父亲的名字，只叫名字，不需要任何修饰语或任何侮辱性的话，就足够了。有时，两个帮派的小朋友互叫着对方领头人的父亲的名字，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是极具杀伤力的。喊对方父亲的名字就像英国贵族互扔白手套，是决斗的表示，那时谁都明白这一点，捍卫父亲的名字便是捍卫自己的尊严。可是，每次都是一群人用声音将父亲和我包围，对手太多使我找不到对手，或者说我根本就是因为恐惧，不知道如何去还击。

    有一次，我突然听到有人喊我邻居（也是同学）父亲的名字，我父亲被人喊已习以为常，因为他是单位领导，是很多职工很讨厌的人，可我那同学的父亲，普通人一个，还经常义务给大家接电修水管，是一个蛮低调的人。可能问题就在这里，他低调是因为他成分不好，据说他原来是空军飞行员，因为发现他的成分不好，才把他从部队遣送到地方的。一群小孩用执著的童音将他包围，齐声喊他的名字，还加上“地主”两个字。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喊完名字还加上其他修饰语的。那声音纠缠不断，挥之不去，可以想象他们家在那唯成分论的年代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他的儿子长得非常英俊，坚持身体锻炼，就是因为成分的原因不能去当兵。看来，也有人被别人喊着自己父亲的名字，承受着比我更深刻的痛苦。可那时，我也没有那份自觉，也时常加入高喊别人父亲名字的队伍之中去。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性，我们被别人伤害着，同时又无知地去伤害着别人。

    名字只是一个人的称谓而已，但一群人异口同声地喊，无休止地喊，就能产生一种威慑力量，不需要什么实物性的武器，张开嘴，蹦几个字出去就是武器，可以毫不在乎被喊人或是他的家人的感受。只为了自己的痛快，只一味地喊下去，直到地老天荒、人心冷漠。

    对于父亲的名字，我几乎有一种神经质的敏感，只要听到父亲姓后面的两个字，我就会浑身一哆嗦，惊出一身冷汗。可偏偏父亲的名字出现频率很高。他叫杨熙祈，平常为了节省比画，他便写成“杨西奇”，“西奇”与“稀奇”是谐音的，平常有人说，这样的东西很稀奇，那样东西很稀奇，我都以为是有所指的。所以，我要捍卫的面太广了，也就无法捍卫。让他们去叫吧，喊吧，我已身心疲惫。很多年之后，我到妻子湖南乡下表弟家，发现他家用来做圆柱的每根石柱上面都刻了“西奇”两个字，我一愣，父亲的名字在这样一个地方意外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把儿子叫过来郑重其事地跟他说：这立柱的牌子用的是你公公的名字。儿子很平静地回答：是吗？便没有再问什么。儿子完全没有经历过那个神州大地处处莺歌燕舞，同时也是一片怒吼的年代，他根本不用担心许多跟他一样大小的人齐声大喊他爸爸的名字，有时，他直呼我的名字，我还会感到亲切，这便是时代的变化。

    不觉中我也快到父亲当年的年龄了，当然我不用去追那些齐声喊自己名字的小孩，我所处的时代，许多比我还年轻的人都绞尽脑汁为自己取一个容易让人记住的名字，丝毫不需要躲避，喊的人越多越出名，演唱会上成千上万的粉丝齐声高喊自己的名字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多少人借助现代传媒，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名字，有人喊，多么美妙，哪里有必要像我父亲那样一边怒吼着一边去追，义愤填膺。

    我们

    “文革”正式爆发的时候，我三岁了，等到我进入少年时代，开始明白事理的时候，“文革”结束了。但我的启蒙教育阶段，我的童年无时无刻不在“文革”的气氛笼罩之中。虽然，在“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打砸抢的时候，我们手无缚鸡之力，但我们听到、感觉到的尽是高昂的革命歌曲和一片砸烂之声。我们有近乎荒废的小学教育，有连绵不绝的游行、义务劳动、扫墓、文艺演出。我们的小学作文中开篇一般都会写上“阳光灿烂，红旗飘飘，我们胸前戴着鲜艳的红领巾来到？？”这样的句子。那时的天气好像从来都是阳光灿烂的。

    进入初中，“文革”正好结束，我也正好告别童年时代。我们这一代人玩的时候，四野狂奔，天马行空，必须读书的时候，也齐聚课堂，严格规范。1964年，龙年出生的人是时代的幸运儿，躲过了大动荡的风潮，少年时的激情没有去放纵，去危害社会的正常秩序，童年时与天地自然相融，培育了细腻而敏感的心灵。常说那数百万人曾冲击政府机关，现在残害知识分子的“红卫兵”哪里去了？但幸好那时我们还没有长大，不在其列，当我们也有一杆红缨枪的时候，“文革”已接近尾声，我们无从去发挥，红缨枪只是象征性的装饰物，要知道十年动乱之中，成人世界里可是真刀真枪地干啊。“文革”对我们创伤不深，“文革”对我们的影响却不小，我们所有的童年时光几乎都被它所包容，不容分说。

    入夜时，我也曾跟比自己大的小孩，在成分不好的人家的窗户外，把耳壳贴在玻璃上，听他们是不是在偷听敌台，他们不是一直在想着复辟吗？他们一定会通过什么方式与国外或台湾联系。我们随时关注着身边会不会有特务出现，但那时我们又确实太小，真有什么发现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举报，就是举报我们也说不清子丑寅卯。我们还特别关注厕所的墙壁是否有反动标语出现，在那样的隐蔽之处出现“打倒XXX”的字迹的几率极高，书写者可能并不完全理解“打倒”两个字的含义，却偏偏喜欢写，越是避之不及，越是神秘，越想去涂鸦，不喜欢谁，和谁吵了架，便到厕所的墙面上去“打倒”他。出于好奇，有人用歪歪斜斜的字迹去写“打倒”某某领袖，这可是学校的大事件，全校大会小会查，有线广播不断追问，让隐蔽的阶级敌人惶惶不可终日。确有嫌疑者当着我们的面被公安带走，其结局也无从知晓。只是人人心惊胆战，上课时经常被老师要求写几行“打倒XXX”、“XXX万岁”的字，据说是为了核对反动标语的字迹。有时，甚至要求我们用左手、右手分别写，这样可以避免漏网之鱼。

    虽然是生活在一个离权力中心很远的小镇，但政治的威慑力仍然是无比强劲。林彪事件后，大人们口口相传，说是你逃跑就逃跑干吗还要带三只鸡呢？也没有谁出来纠正，那时我们这个偏僻的小镇谁也不知道什么是“三叉戟”。在神州大地唱遍《祝酒歌》的时候，我们也该举起内心的酒杯与童年时代告别了。接着就是在《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歌声中，我们无暇留恋大自然中的桃花柳絮，重返校园，真正有了学习的压力。

    在水一方

    其实一场旷日持久的谩骂才刚开始。清晨，或是在睡梦中，有位妇人，在水一方，扯开喉咙破口大骂，河东狮吼。迷蒙中，依稀听得清好像是昨晚她家丢了什么东西，水塘另一边所有的人家都成了嫌疑对象，于是乎，不问青红皂白——开骂。

    看骂街的人越来越多，隔着小水塘，声波推动着水波，竟也兴风作浪，妇人越骂越亢奋，从早晨骂到天色昏黄，欲三天三夜不止。开始只是满腹狐疑，骂着骂着竟浮想联翩、骂有所指。那些各自忙碌的耳朵，有一只似乎听出了言外之意，顿有所悟，于是对骂。有时加上剧烈的姿体语言，手臂伸出，双掌相拍，一顿足，爆发出一句极具杀伤力的脏话。这样隔着一片不甚开阔的水面，你来我往，声浪推动波浪，有时浪与浪僵持住，好像是怒气相抵，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骂人或许有益于健康，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健身运动，排除郁闷，畅达精神，骂人者一般身体健硕，声若宏钟，气壮如牛。

    我们仔细分辨过骂的内容，妇人们出口成章，运用了我小学课文中几乎所有的修辞手法，语不伤人死不休。对骂者的难度更大，要倾听良久，找到突破口，一跃而出，点住死穴。这绝对是一项需要脑力和体力的运动，童年时时能听到这些骂阵的声音，以至于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那些谩骂声犹在耳鼓。有这样的漫骂声作为童年的底衬，若干年后，听到“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这样的歌词，竟首先觉得不是那么真实，优美的旋律如何去衬托在水一方那位彪悍的妇人，我无从知晓。

    镀铜时代

    那时，看见铜眼睛都会发绿光，大街小巷、湖滨江岸、荒漠土丘、废品堆、垃圾堆，我们发了疯一样，到处去找。有时还真是去掘地三尺，听说子弹头是铜做的，我们便带上锄头到打靶场去挖。我们把一大堆坑坑洼洼的子弹头拿到废品收购点去卖的时候，那个老头吓了一跳，诡异的眼神好像是在问：这帮小毛头从哪里弄出这么多子弹头！后来他抛过来一句话：“这是镀铜的，子弹里面是铁，只能当铁卖！”

    后来，我们把目光延伸到了各类电器，拆开的旧收音机里一圈圈的铜丝就是货真价实的铜。弄到一台报废的收音机，便迫不及待地把它拆开，看见阳光下那熠熠生辉的铜线圈，我们个个心花怒放，笑得合不拢嘴。我们贪婪地捕捉着所有有关铜的信息，只要说哪里有铜，我们必然奋不顾身，立即前往。听人说，家对面不远的农机厂里便有不少的铜，整块整块的。但一想，不对呀，到工厂里去捡铜应该算偷吧。而此时，耀眼的铜的光辉在我的眼前升起，它纯粹如黄金般的色泽对我有不容分说的征服力。那时，没有见过黄金，黄金只是传说中的东西，而铜伸手可触，它有着火焰一般的颜色，高贵富丽。在我眼里铜便就是金子。

    还是去了那工厂，由我小时候玩得最好的伙伴引路，他爸爸是那机床厂的车间主任，他谎称是去找他爸爸，在门卫那里我们很轻易地过了关。进到车间，看到一台台巨大的车床，铁器到处都是，还有厚厚的待切割的铁板，唯独没有看见金光闪闪的铜。我们不断地找又不断地失望，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不能让人看出，我们是冲着铜来的。

    这段少年时期的特殊体验，使我想到人似乎天生有做小偷的可能。还好那次我们没有找到真正的铜，所以这里我也不必费尽心思地来洗刷少年时期的鲁莽。不妙的是，那时我们还真被人盯上了，我们走着走着，发现农机厂与外面的街道在此处只有一墙之隔，顽皮的天性使我们不想回头走大门出去，而是想爬上围墙边的那棵树，直接翻墙而去。但不幸的是，那几个工人以为我们是小偷，急速追过来，在我们正欲越墙远走高飞之际，把我们扯了下来，一番盘问，一番搜查，他们一无所获，但他们似乎不想就此罢休，还是把我们扣留了下来。我那小伙伴受不了，拼死抵抗，拼死突围，而越这样那些大人越把他看得更紧，不让走，他们应该知道他是车间主任的儿子，车间主任的儿子翻墙更不让走。但我们毕竟没有偷盗，毕竟清白，所以，小伙伴反抗剧烈，大声号叫，奋力撕咬。天色也渐晚，车间主任始终没出现，他们还是决定放人了。

    经历了这一场惊心动魄，并没有改变我们对铜的痴迷，偶尔我们也会卖一些废铜，换了钱去买零食吃，更多的铜还是如珍宝藏起来。一次不记得是谁弄到一块冶炼还没有完全成形的铜块，铜块呈流动的液态形状，横切面有断裂的痕迹，犬牙交错，铜的那种本质的光亮非常高贵。

    更高境界的铜是红铜，凭我们磨破鞋、跑酸腿的经历，我们知道它是真正的稀罕物。在市场上红铜比黄铜要贵出许多。在小朋友之间，拥有红铜是无比开心的事。

    我们收集铜，并没有什么很明确的目的，小时候的爱好常常没有充分的理由。后来，我们又开始收集牙膏皮、鸡胗子、橘子皮，甚至还有牛骨头，这些东西的主要作用就是卖钱，然后用钱买零食和小人书，但收这些东西比铜的收集要低俗多了，卖这些东西在废品收购店等待收购时往往要排长队，而不像铜的收购有专门的通道。从铜的高贵跌落到这乞丐般的收破烂队伍里，心理落差挺大，但手里提着轻飘的牙膏皮、橘子皮，脑海中还是有铜的光芒在闪耀，心里便温暖了许多。

    铜的坚韧成为我少年时光信念的一种支撑，对它的痴迷，成为我困顿生活中一种微茫希望。铜的光芒，可以以枪炮子弹的形式投射于战场，也可以是香熏烟绕中佛的面孔，慈悲中注视着人间的平和而宁静。

    多年以后，报社的同事从铜业公司采访回来，说是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件非同寻常的礼品——一个铜脸盆，这让我羡慕了很长一段时间。铜业公司我去采访过很多次，到车间看过电解铜的全过程，却从未见过铜脸盆，同事可能是运气好，遇上他们什么项目的剪彩活动，所以每个人都有了那个特殊的纪念品。我想象着，用铜脸盆洗脸不知道是什么感受。少年时弄到好铜的往往也是身边的伙伴，在那为了寻找铜近乎流浪的日子里，铜的光芒是一会儿远一会儿近。

    在痴迷诗歌的年代，我读过海子的诗《亚洲铜》，铜坚硬的质地曾穿越这位早逝的诗人的心房，他这样写道：“亚洲铜，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亚洲铜，亚洲铜/爱怀疑飞翔的鸟，淹没一切的是海水/你的主人却是青草，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守着野花的手掌和秘密/亚洲铜，亚洲铜/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子，它是屈原遗落在河滩上的白鞋子/让我们一起和河流穿上它吧/亚洲铜，亚洲铜/击鼓之后，我们把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

    后来回过几次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得知在我们经常找铜的河州那一带，经过多年的累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废品收购市场，市场内还有专门的铜加工基地，他们与全国的铜加工行业形成网络。看来有不少人收集铜的情结比我还深，让自己一辈子的工作和生活都笼罩在铜的光芒之中。

    朦胧意识

    对人体结构的认识大多是在公共澡堂完成的，但对女性人体却几乎没有可能见到。时常听到有人偷看女人洗澡被人痛打的故事：有人透过水雾蒙蒙的玻璃，有人在墙上钻洞，有人装扮成女人到女人洗澡的那边去，竟还有人偷看女人上厕所？？那是一个严厉禁止男女随意交往的年代，婚外男女的交往被说成是不正当男女关系，更进一步地叫“偷人”。

    夏天衣裙翩跹，短衣短袖是最让那些单身汉难以忍受的，女人的身体似乎会散发出一种天然的芳香，整个的街道小巷充盈着女人的气息，公狗和母狗也互相追逐着，在草丛里打滚。有时，看见一位老汉牵着一头种猪去交配，那头猪浑身毛色透亮，红红的屁股后面垂挂着两块圆圆的肉蛋，眼珠泛红光，满嘴白泡沫，一副脑满肠肥的样子，据说它每餐要吃十几个鸡蛋，它迈着笨重的步子前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也不知道“交配”这个词，只知道种猪的这一副蹒跚仪态是冲着母猪而去的。

    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伙伴们捉迷藏，男女混在一起玩，躲在阁楼上偶尔玩过亲嘴游戏，只是出于好奇，其实只是碰碰嘴唇而已。但因为是偷着做的，生怕被大人撞见，忍不住怦怦地心跳。在单位办公楼的一楼，住在南边的是一个个子高大的中年男人，有几次发现他把和我们一起玩的小女孩叫到他的房间，半天不出来，据女孩说他把她叫到房间里给她糖果吃，然后对她摸这摸那的。这个人老婆在乡下，长期独居，每次都把我们这些男孩支开，唯独叫一个女孩进去，眼神鬼鬼祟祟的，我们不明白他想干什么。

    小镇上每年都会有一次秋季公审大会，那些被判了刑的罪犯要公开示众，死刑犯绑在解放牌汽车后厢的最前面，胸前挂着木牌，白纸黑字的写着“XX犯”，汽车两侧站满了其他罪犯，他们是去刑场看如何处决死刑犯的，这叫“陪靶”。死刑犯的名字上用红笔打了一个巨大的“X”，也有犯了强奸罪被枪毙的，叫“强奸犯”。那时，我们也不明白“强奸”两个字的意思，只是一路跟着看热闹。

    成人世界的性压抑与性苦闷等等我们体会不到。纳凉时，常听人说，有人半夜趁女人熟睡时去解她的裤子，女人被惊醒后大叫，旁边的人从睡梦中醒来扑上去把他扭送到公安机关。

    我不明白成人世界为什么总是发生一些男男女女的事情，难道他们的身体不受大脑的控制吗？那时父亲单位总是大会小会不断，一次一位领导在念大批判之类的文章，夏天他只穿了一条短裤，架着一条腿在忘情地大声诵读，正在一旁玩耍的我看见有人直向我这使眼色，原来从我们这个角度看他短裤里的东西一览无余，按现在的说法这叫“走光”。而他念得激动时慷慨激昂，身体也随之一抖一抖，我们更是一片窃笑。

    女生有许多神秘之处其实我也不会去探究，但偶尔还真有点朦朦胧胧的感觉，捉迷藏时我无意一把抓到女同学的头发，我感觉到那丝丝缕缕的特别，赶紧松开，那种温热感让我许久平静不下来，我不知道如何去描述。小时候对于异性的想象，也绝无不洁的成分。后来，我在大姐家偶然翻到一本生理卫生方面的书，我偷偷看了许多，但一知半解。

    三老头

    如果说雨是阴柔的，如南方人细腻而多愁的性格，那雪便代表了北方人的粗犷，劈头盖脸，扬扬洒洒。雪的白而有形，恰与雨的若隐若现形成鲜明的对比。我生长在只有冬天才偶尔见到一次下雪的南方，有时一整年见不到一片雪花。这个星期天晚起，推开房门，竟与一场漫天大雪不期而遇，这绝对代表了北方阳刚之气的大雪被阵阵狂风吹拂过来，让我打了一个冷战，同时又激活了我记忆中的某些东西。这些天，我记叙着自己的童年往事，时常沉湎于对我出生的那个南方小镇的回忆之中。这场大雪，使我想起同样被大雪覆盖过的那片土地，还有那些过往岁月里艰辛生活着的人们。有三个男人，准确地说是三个老头，在我出生之前他们就在这小镇生活了许多年，他们粗糙而贫贱的外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写他们，我就无法将这小镇的风貌呈现出来。

    戆妹仔

    戆妹仔从街上走过的时候，时常有一群小孩尾随。在见到真正的戆妹仔之前便知道他是小镇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神出鬼没，很少有机会能见到他，平时不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一旦他在人较多的街市上出现，便会引起一片骚动，尤其是小孩，追着他一遍遍地喊：戆妹仔！戆妹仔！他并无反应，依然独来独往，赤裸着上身，扛着鱼竿，身上总穿戴着一些让人莫名其妙的挂件。他的这一扮相使他成为小镇上一个奇异的人物，而且，每次见到他，他身上吊吊挂挂的东西都不一样。戆妹仔脖子后面有一个奇怪的大肉包，他全身晒得黝黑，那隆起的肉包更显得油亮，远远地便可以看见他那独特的标记。

    有关戆妹仔的传说有许多版本，其中说得最多的是说他一般在赣江边转悠，有时捕鱼，有时替人打捞尸体，有时，有人会给他点钱。打捞尸体的说法看来还是成立的，从他那身怪异的穿着便可以看出来。那时候赣江几乎是每年夏季都有溺水者，茫茫赣江，要把死者的尸体打捞上来并非易事，打捞尸体要有好水性，还要会看水流看天气，一般下雨打雷时，尸体易浮出水面。那时又没有什么交通工具，要发现目标只有两条腿沿着赣江的堤坝走，一走往往就是几天，风餐露宿，一般的人哪吃得了这样的苦。

    涨大水时从赣江上游会飘下来无名尸体，有时候尸体很多，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原因而死的，男女老幼的尸体都有，听大人们说在水中男人的尸体脸朝下，女人的尸体脸朝上。有人在木排上用大网捕鱼，起网时，感觉异常沉重，以为是条大鱼，待网底渐渐浮上水面才发现那竟是一具尸体！那时，第一个反应是叫戆妹仔去处理。听说，戆妹仔也捞起过许多无名尸体，稍作整理，再在江边找块僻静的地方草草埋掉。由于总是独来独往，他掩埋无名尸体的细节，没有谁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戆妹仔打捞尸体，时常是没有报酬的。

    明明是个男人，为什么叫他“戆妹仔”？对于这个称呼许多年我都百思不得其解。尤其那“戆”字，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写，大家都念“港”，但写成“港”似有不妥，因为我们小镇旁的那条河叫赣江，与“港”是不挨边的。还是在写这篇短文时，我翻阅字典竟意外地发现了这个“戆”字也念“港”，这太好了，谁给他取了一个与赣江有关的名字，“戆”是鲁莽、傻头傻脑的意思。这与他还有些符合，而“戆”的写法，“赣”底下一个“心”，不禁使人产生“赣江之心”的联想，这对他似乎是一种抬举。戆妹仔不过是赣江边的一个捞尸者，他也不像有什么宗教信仰，不懂如何为那些不明原因的死难者超度灵魂，他不要报酬，有时是根本不知道向谁要报酬。以他的经济状况他也不可能对死者厚葬，俗话说：打个坑埋人，裹尸的席子可能都找不到一张。戆妹仔生活在小镇的边缘，他从来都是个边缘人，没谁知道他来自哪里、什么时候去世的也没谁知道。没了便没了，江边那些偏僻处的孤坟是不是有他一冢，更无从知晓。

    姑爷

    所有人都叫他“姑爷”，包括年龄比他大的人，“姑爷”成了他的专用名词。以至于，我乡下的亲姑爷来了，我都叫不习惯。

    姑爷是一位头发蓬乱的老头，背有些驼，不高的个子就更显矮了。没有谁知道他的实际年龄，也没有人知道他有没有亲戚，应该说他是孤老一个，没有奇迹发生，直到多年后，我离开那个小镇，也没有见过他任何一个或贫或富的远房亲戚。

    姑爷住在靠湖的那间洞穴般的小屋子里，那是临时搭建的一间说有多破烂就有多破烂的小木屋，里面塞满了他从各处捡来的可用或不可用的杂物，那屋子我路过时尝试着进去过，里面散发着奇异的臭味，进去第二个人便没办法转身。原本四处游荡、什么垃圾场的臭味都习以为常的我，还是被那味道推了出来。在那样阴暗而潮湿的屋子里生活的姑爷居然没见过他生病，可见他生命力之顽强。

    姑爷没有任何职业，也没有听说过他有任何退休工资之类，他完全是靠邻里的施舍和自己一些收收捡捡过日子，到了晚上便像老鼠一样躲进他的不成其为屋子的屋子里去，不见透出半点灯光。有时，他去捡水塘里浮出水面的瘟猪仔吃，傍晚，扇起炉火，把瘟猪仔洗净剁碎放入那口好像几十年没有洗涮过的鼎锅里煮。许久，揭开鼎锅，竟有一股奇异的肉香飘出来，姑爷向好奇地观看的我们招手，示意我们过去，我们唯恐避之不及，只远远地看，没有谁敢过去，平日里再缺少食物，也不至于到让我们食腐肉的地步。但吃了瘟猪肉的姑爷，身体居然毫无二致，明显没有得猪流感之类的病。看似老朽，生活在最底层，衣食无着落，行动迟缓的姑爷竟然有一副钢铁般的肠胃。姑爷的故事，其实也不叫故事，他日日重复着自己贫乏的生活，没有感情的起落，没有悲喜，心如那一湖发绿发臭的水塘，但他却顽强地生活着，远离人世的争斗，远离尘俗的纠葛，以他那老迈的身体与时间抗衡着。

    姑爷的逝去对这座小镇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我搜遍了童年的记忆也没查到他是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去世的。这位生命力顽强的老头，一生邋遢不堪，走时却如此干净而彻底。

    白老头

    小镇的夏天极其炎热，从赣江水面上吹过来的风像被火烤过一样，吹得人愈加烦躁。尤其在中午，连风也凝固了似的，人们就像坐在闷罐车里一样，张开嘴，大口地呼吸，汗流浃背。可怜那些狗，由于披着一身的皮毛，浑身上下没有一根排汗的汗腺，只好把舌头长长地伸出来，长串的口水往下滴，像拉风箱一样地喘着粗气。沉闷中听到卖凉粉的声音，喝凉粉是一种绝佳的解暑方式，凉粉一般直接兑井水喝下去，夏天的井水清凉无比，天气越热井水却越凉，越深的井水越凉。听到卖凉粉的叫卖声，我赶紧找备好的零钱去买。

    卖凉粉者挑着两大木桶凉粉沿街而卖，在小镇上有几个卖凉粉的人轮番而来，有时也会擦肩交错而过。炎热时，凉粉吃得多了，我发现有一位白胡子老头的凉粉最好吃，他一般不叫卖，只要把一担凉粉在街头一放，便会引得小朋友趋之若鹜。白胡子老头有着满头银发，皮肤竟娇嫩如婴孩，精神矍铄，他舀凉粉的动作也异常洒脱，几秒钟，一只蓝边碗里面便装满了黑黑的凉粉。

    家里也做过凉粉，夏季，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凉粉草（也叫“仙人草”），用大铁锅煮出草汁，再加上薯粉之类，做好几大脸盆的凉粉，等完全凝固后，用刀切成一长条一长条，再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冲上凉开水，可以吃上好几天。但这凉粉确实比不上白胡子老头做的，白胡子老头是有真功夫才能这样走街串巷的。他无须言语，满头的银发远看便是旗帜，大人小孩一看见便会一拥而上。他的凉粉的确做得精到，黑而有柔韧性，别人的凉粉一般都较稀松，而他不知用什么方法把凉粉做得硬硬爽爽、清凉可口。

    现在想来，在那绝对禁止商品交易的年代，白胡子老头挑一担凉粉走四方，也该是有些勇气的。可他从来话语不多，从来都是来去匆匆，来时是一担黑亮清凉的凉粉，去时渺无声息。这样美妙的凉粉本该让更多人来分享的，那时白胡子老头卖凉粉是小商小贩的行为，是“资本主义尾巴”，或许是社会的日益开明逐渐默许了他的这种行为。

    白胡子老头总是那么风尘仆仆，他用自己的辛劳，给我的童年吹来了一股清凉，他也成为我写的这三个老头中唯一不具有鬼魅色彩的人。他的白眉白须在阳光和清风里飘逸，奔忙中的身影在我的童年里留下一道美丽而殷实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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