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神秘的失踪

    1952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在上海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其使命是把战争中防原子弹、防细菌战、防化学战作为重点科研课题。

    此时，朝鲜战争炮火正酣。美军上将麦克阿瑟叫嚣，“要对中国东北扔30-50颗原子弹”；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宣称，“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使新中国领导人和最高统帅部做出重大决策：研制自己的核武器，同时开创中国军事医学研究新领域，以对付敌人发动的核战争。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原子弹通通都是纸老虎，没什么可怕的。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但是，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于是，一支入朝参战的部队在归国途中神秘地失踪了，一批着名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昆虫学家相继在各自的岗位上神秘地失踪了，一些医学界的专家教授也随之隐姓埋名神秘地失踪了……

    几年之后，当生命与尊严的宏大叙事主题浑厚低沉而坚定有力地展开于一朵蘑菇云腾空绽放时，人们才知道，他们创造了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壮举！

    这年3月，领受中央军委重托、负责创建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沈克非出任该院副院长（总后勤部副部长贺诚任院长），主管全院的科研工作，还亲自任实验外科系主任。

    沈克非不负重望，对各研究单位的设置和招揽人才殚精竭虑，以至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之后，立即就有一大批学有所长且在各项研究上卓存成就的科学家踊跃而来，投身到军事医学领域--被人号称“八百罗汉”。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许从此一辈子不可能“出名”，默默无闻将伴随一生，但你不能不对他们肃然起敬。有人曾跟沈克非开玩笑：从你这“八百罗汉”的院里飞出来一只苍蝇，都很可能是名高级知识分子！

    此寸的盛志勇由沈克非推荐出任实验外科系副研究员、后任副主任。他作为“八瓦罗汉”中的一员，也同样是心甘情愿义无返顾地从医学界名人的光环中走进隐姓埋名的军事医学科研队伍。

    继大型中心血库建成之后，盛志勇与沈克非共同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实验外科学工作基地，这也是我军第一个野战外科实验基地。除了创伤、烧伤研究与治疗以外，还承担国家科技规划中有关“组织保存与移植”的课题，涉及某础理论、生物免疫等诸多领域。

    盛志勇说，进行战伤外科研究，是为了解决常规战争中的战伤救治，如果战争中敌对方使用原子弹或生化武器，战伤救治就面临许多陌生而又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作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外科系，我们的课题就是要从这方面早做准备。

    他说，实验外科的目的是为临床服务的，而临床必须依靠理论研究来提高。理论研究必须面向临床--在当时，就是面向战场，面向战争的多样化和残酷性。医疗手术队从一开始接治伤员的情况看，大都属于战伤外科的范畴。

    实验外科系组建后，关于对火器伤的研究、对清创术的研究、对创伤弹道学的研究、对同种异体皮移植的研究、对低容量性战（创）伤休克的研究等等，就成为实验外科数十年来一直承担的重点研究课题。

    此外，实验外科系还组织一些专家收集査阅有关日本广岛、长崎受原子弹轰炸后的情况以及各国专家对此问题的看法等文献，并草拟了一个研究计划，经上级审批后决定把“三防”列为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中心任务。

    盛志勇讲到一位同事---位着名的微生物学、免疫学专家，从那个时候起研究了一辈子的跳蚤。

    听起来真让人难以置信：一位专家怎么能一辈子就对付一种小小的跳蚤呢？那跳蚤有什么可研究的？值得搭上一辈子吗？这一辈子也不觉得乏味吗？

    朝鲜战争中，美国在战场上，甚至在我国东北使用了生物细菌武器，可是美国不承认。这位专家研究了那些由现场捉到的跳蚤之后宣布：这是美国跳蚤，得克萨斯州才有的那种跳蚤！

    采访中，笔者还听说有一位专家，他研究的课题是--“老鼠被触怒或惊恐后发出的叫声是受大脑的哪部分神经的支配”？他拿老鼠做试验，对人下结论，以期找出精神病患者的反常行为究竟是受大脑的哪部分神经的支配。美国人很欣赏他的研究，也许是因为他们那里的精神病患者太多的缘故吧？

    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在佳木斯等地建立了分点，盛志勇时常要和沈克非一起去跑“点”，因为那里除了外科学系的实验研究以外，还有微生物流行病学等好几个学系的实验研究。“为了把工作做好，我们不得不到那些实验点去看看……一切的劳累和困苦都踩在脚板下了，乐此不疲。”

    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军医大学野战外科研究所所长王正国教授，1956年中业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军医系，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外科系工作。至今他仍为当时能被分配到实验外科系感到特别庆幸，因为他的志愿就是毕业后做一名外科医生，能够在着名外科专家沈克非教授和盛志勇教授指导下工作、学习，有所建树。他如愿以偿。他于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当得知笔者一行专程来重庆向他了解当年沈克非、盛志勇创建军事医学实验外科系的情况，他马上亲自给几位专家教授打电话，请他们来办公室一起座谈。很快，刘荫秋、陈惠荪、朱佩芳、练伟坤、侯淦泉等老教授相继赶到。还有黄文华教授也接到通知，在三民大西南医院等候采访。王正国教授风趣地说：我们这些人当年都是盛志勇的“嫡系部队”，创建实验外科系，沈克非教授点名要盛老来军事医学科学院，盛老就点我们的“将”，还有同济的、二医大的华积德教授等也来盛老说，搞军事医学研究，是不图名利的，甚至一辈子没有人知道。那时，大家只有一个心思：一切服从需要，对付敌人的核威胁、核讹作以及在战争中使用的生化武器。不久，由沈克非、盛志勇教授倡议组建的上海急症外科医院，我们也大都参加了，而且是医院的主力军。

    刘荫秋：1957年我本来是要去苏联留学，结果没去，就去了急症外科医院，盛志勇任总症外科医院普外科主任，他就派我到北京宣武医院脑外科进修，从事冲击伤、烧伤和弹道学的研究，确实受益匪浅，后来我就分配到野战外科研究所……

    陈惠荪：我也是刚进到军事医学科学院，盛志勇教授就叫我搞脑外伤研究，也派我去北京宣武医院学习，并叮嘱我要注重临床与科研结合。不久，两部边境发生战事，盛教授和我，还有黄文华的丈夫赵雄医、孟宪钧等人就奉命奔赴中印边境……

    朱佩芳：我和黄文华等几位同志从事复合伤及放射病理研究。当时的野战外科实验所设在一所被没收的资本家的宅子里，直接在盛老的指导下进行探索研究。可以打个比方说吧，野战外科研究所是他的“大儿子”，三〇四烧伤研究所是他的“二儿子”，因为他是奠基人。60年代初，盛老去了解放军总医院，我们就下到重庆搞“大三线”……

    练伟坤：我今年65岁，那时算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是小弟弟，但在我眼里，盛老很平易近人，有什么疑难问题找到他，他都不厌其烦地给你讲解，给你做实验，所以我们很愿意听他讲课……

    侯淦泉：我被分配到野战外科研究所动物实验室，跟老鼠、兔子、鸡、狗等家禽小动物打交道，像宝贝似的伺候它们，有时还得抱出来、撵出来遛遛，透透空气，晒晒太阳。一次，盛老跟我一起去遛狗，他说，我们搞野战外科研究，不能没有动物实验室，这些小动物使命重大……

    ……

    下午，我们来到了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见到了已80岁的黄文华教授，她是黄家驷教授的侄女。令人吃惊的是，她的听力早在40年前几乎全部丧失，只有靠助听器才能微弱地听到这个世界目的声音。尽管我们跟她交谈的距离很近，说话的声音很大，像喊话，但她听着还是很费力，不时将脸侧过来靠近我们听或发问。

    她说，她是在参加抗美援朝医疗手术队时认识盛志勇的，听说他刚从美国回来就参加抗美援朝，心里一定承受着很大的震动。她叔叔黄家驷对她说，盛志勇这个人很能干，临床与研究都是一把好手。不久，盛志勇协助沈克非组建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外科系，她就到了外科实验室搞复合创伤研究。她说我以前在临床，做研究是跟盛教授学的。

    “您的听力是怎么丧失的？”

    “这与我从事的研究有关，说具体点，与动物实验有关，与狗有关。不光是我一个人，好些同事的耳朵都聋了。当时也不知为什么，偏偏给我的耳朵留了点听力的残余，但是没有助听器，周围的世界一片死寂……”

    那些动物，那些狗大都是从某地实验场或遭受到某种放射性毒素感染后拿来做创伤研究实验的。不知从何日起，从事这些动物实验的人们感到身体不适，有的发怔发呆，反应迟钝；有的发烧头晕，吃药无效；最突出的病症就是耳鸣，一天到晚两耳轰轰作响，渐渐听力下降，直至完全丧失。当时军事医学科学院已迁至北京，面对这种情况，院领导就组织有关专家为这些从事复合创伤研究的专家会诊，又送到三〇一、三〇九等医院诊治，都说他们得的是一种很怪的病，很难确诊。后来诊断为肺炎杆菌感染。有的专家认为，当时这种病只有服用一种叫新霉素的药才能起到抑制的效果。可是，北京各大医院无这种药。此时黄文华已处于病危状态。院医贺诚速派人去香港买药。药店老板说，这种药是控制药，由医院诊断出是什么病，并开据处方才准卖。买药人说，不要过问太仔细，反正得的是一种怪怪的病，就需要这种药……后经有关部门与港方交涉，终于买回来了药。有的人治愈了，有的虽保住了生命，却成了聋子，黄文华就是其中的一个。

    “您这几十年是怎样过来的？还能从事您的职业吗？”黄教授说：“临床没法再做了，就只好搞创伤免疫学的研究，那年我和赵雄飞就一起来到重庆三医大，在黎鳌教授的烧伤研究所工作……”

    她的丈夫赵雄飞教授是南京医学院毕业的高才生，平时喜爱搞个小发明、小革新的物件，比如真空管、电容器、温控箱之类。当年，盛志勇正是因为喜欢他这个特长，把他“拨”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参加组建实验外科系。盛志勇说，我们的实验室太需要这样的能手了，一些仪器部件可以自己动手做。而且任何高精尖仪器他很快就能操作、摆弄。正是因为同在实验外科系，赵雄飞与中正医学院毕业的黄文华相识相爱了。黄文华说，她家的电视机、计算机，还有健身器等，大都是丈夫赵雄飞购买来零件自己组装的。有好几次，一些同事给我打电话，他们感到很纳闷，也很惊奇地问我，黄教授你是不是出现奇迹了，你的耳朵好了吧？我说没有啊！他们说那你怎么能听到电话铃响接电话？我说是我那一口子的杰作，给我特意制作了电话灯，一有电话来，那灯就亮……

    赵雄飞教授因在医院做理疗，我们未能见到他。我们只有怀着景仰之情，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为黄文华教授，为当年那些在共和国军事医学科学领域默默无闻做出贡献以至不惜以损伤自己身体和生命为代价的人们祝福，他们是共和国的无名英雄！

    人们也许不会忘记，与震撼世界的“两弹一星”并驾齐名的是我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完成的“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呢学防护研究”。1986年初，当朱壬葆教授在人民大会堂领奖台上，高高举起我国首次颁发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别奖”奖杯时，世界诸多国家的政治家、军事家们不禁发出这样的惊叹：中国政府公开奖励这一成果，不仅揭开了中国军事医学研究的神秘面纱，而且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拥有了一尊先进的防御原子、生物、化学等特种武器伤害的科学盾牌！这表明中国的甲事医学科学研究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这里面有外科研究做出的贡献。

    直到1958年秋，军事医学科学院搬迁至北京，沈克非教授又调回上海第一医学院任副院长，而盛志勇却与他从事的军事外科创伤、烧伤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此期间，盛志勇的名字一直在中山医院“留存”着，而人却神秘地“失踪”了……虽然他时常会收到亲人和医院他的那些同事们的来信问候，且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他从事的研究以及对战火侵袭的东北大地以神奇的诗情画意般的想像和向往，但是，他只能把要对亲人和同事们表达的情感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他知道，这诗情画意般的想像和向往里，展列出苍苍的长白山，辽阔的黑土地，烂漫的白桦林和一张张向目葵般盛开的笑脸……这是人们对和平最虔诚、最美好、最朴素、最纯真的心态，是对生命与尊严的尊重和对爱与敬畏的思考。这些情愫根植于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这是一个博大而深层的背景。战争正是在这个背景中展开，在凝重的生与死的大主题中展开。

    在人们善良的祝愿与期盼中，战争似乎就像一个童话，那从血火中进发出的光荣与梦想、胜利与荣耀、憧憬与渴望无不闪动着瑰丽的童话色彩。但他说，希望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童话。

    然而，战争本身并不温情脉脉。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的那颗名叫“小男孩”的原子弹，听起来多么天真烂漫，多么富有诗意啊！紧接着美国又在日本的长崎投下原子弹，名字仍叫“小男孩”。在此之前，无论东方还是两方，人们都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个战争频仍的世界将悄悄地进人核时代，天才的科学家们正在为原子核这个东西是否存在而争论不休：Atom（原子），这个希腊文名词的意思是“不可分割”。人们当时搞不懂，这个“不可分割”的东西怎么还有个“核”呢？一些着名的科学家都说“原子不存在”，而有的坚持原子存在的科学家如奥地利的波耳兹曼竟在一片唾骂讥讽中孤愤自杀。富有作意的“小男孩”令人难以想像地投向了广岛和长崎，小小原子核裂变和聚变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从此改变了世界的战备格局，给人类的命运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此之前，人们诅咒战争说，打吧，打吧，世界大战再打上一千次一万次，无非这地球被战火烧成煤球！可是原子弹的出现，人类开始胆战心惊地意识到，很难说这个地球某一天在太阳系家族里还能否存在！至今世界上庞大的核武器库存是以把地球毁灭几十次！其实，用不了几十次，一次就够了！当然，原子能在人类良知的驾驭下可以忠实地为人类服务，提供强大的能源为人类造福……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核时代已经到来，核弹、核能这柄被科学砺炼铸造的“双刃剑”时时刻刻高悬在全人类的头上，以灾难和希望的两种光芒让人们忽而恐惧、忽而惊喜……

    他把话题收住说，再美妙的诗意也无法消解战争的残酷。但是战争的残酷却更能刺激人们对生命与尊严的关注。战争的残酷不是教人仇恨，而是教人爱与敬畏--即对生命与尊严的尊重和珍视。当然，决不是说应该忘掉仇恨，忘掉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

    他对亲人和同事们说，经过惨烈的战争之后，生命和尊严会重新回到这个世界。

    2.在老百姓的记忆里，上海有个“外伤医院”

    1956年春天。此时仍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氏的沈克非与盛志勇正探讨一个新的构想：在和平的日子里，军事民学外科的临床与研究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发展趋势？能不能由军事民学科学院外科和第二军医大学外科联合创建上海急症外科医院？

    “显然，这个新构想，并非不切实际的幻想，或是一觉醒来突发的奇想，而是我们在和平的目子里对战伤、创伤外科急诊的构思……”盛志勇今天谈起这个“新构想”依然津津乐道。因为他和沈克非同属“进攻型”性格者，最崇尚创新思维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在探讨创建上海急症外科医院的问题上，两人的思考是相融相通的：虽然朝鲜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人们又可以享受和平的阳光，但是纵观人类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不是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就是被战争的太阳所照耀……“火光、刀光、血光、泪光惊心骇目，哭声、叫声、哀声、怨声震耳销魂……”人类的生存命运始终被战争的链条紧紧贯穿；人类争取的利平，只是战争的间歇状态，或者叫做“假寝休眠”状态，一支走进和平花园的队伍最容易淡忘战争的存在。

    “和平了，我们的野战外科怎么生存下去？”沈克非只是沉吟了一下，把话打住，将凝重的目光投向盛志勇。

    盛志勇说为更好地结合临床与实验研究，很需要把缺乏临床知识的年轻研究人员像赶鸭子下水一样，分期分批送到临床外科工作。一旦战事又起，就能立即组成强有力的医疗手术队伍开赴前线。这就是说，我们要办的是一个能够平时和战时相结合的急症外科。

    沈克非连连点头：“我们需要尽快组建一个应付突发事件的急症外科医院。这也是我们从抗美援朝医疗队得出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应当珍视。”

    盛志勇说：“我院外科和第二军医大学外科联手创办，一定会办得很出色，因为我们这些搞外科的毕竟经受过战争的洗礼，积累了不少战伤创伤经验。”

    沈克非说“急症外科的基础仍然是普通外科。普外虽然是一个古老专业，但它是基础、是窗口、是龙头，其他外科都是从这分支出去的。”

    盛志虎当然听出了老师的话意，话里蕴含着一种期待和信任，于是便说：“那我就干普外吧。”

    沈克非欣然点头，深情的眼眸里和微翘的嘴角上流露出溢于言表的愉悦与自信。

    这是思想者的心有灵犀！

    这是拓荒者的同舟共济！

    这是追求者的一拍即合！

    沈克非、盛志勇把创办急症外科医院的“构想”给时任第二军医大学校长的吴之理（后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一说，吴校长当即表示赞同经过磋商论证，联名向总后卫生部申请报批。

    很快，上级的批文下来了。

    事不宜迟，说干就干。沈克非、吴之理、盛志勇等披挂上阵，调兵遗将。

    仅两个来月的时间，上海急症外科医院就组建起来了。屠开元教授任院长兼骨科主任，盛志勇出任普通外科主任。

    急症外科医院就设在最热闹的南京路与汉口路地界（即以前的永安公司后面），是上海市的中心地带。房子是一座老式旅馆，经过一番改建，开设了200个床位。其中100个床位完全是骨科，由屠开元教授主持；另100个床位为除骨科以外的外科急诊之用，包括急性阑尾炎、胆囊炎、肠梗阻等所有外科急诊，皆由盛志勇负责--用他的话说“从头到脚什么病都治”。

    急症外科医院是上海惟一的抢救临床各类创伤和其他外科急症的医院。当时国际目都还没有这样的外科急症专业和规模的医院。而医院里人才荟萃，组织严密，处理各类外科急症迅速、正确，很快在上海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由于医院地处市中心，收治的各类外科急症病人很多，开办不到一年就收治800多例急性阑尾炎。“前来就诊的患者，从急诊室到手术室，只需三五分钟就把一切都办妥了，不像现在有的医院看病，拖拖拉拉的，需要办这手续那手续，还要找这个找那个，看病难成为老百姓的一大心病，结果很多该早治快治的病就这样被拖延了，耽误了……”盛老在回首创办急症外科医院的经历时，很注重效果的他总是于“时空转换”或“夹叙夹议”中，用他的思想之刀解剖世象，针砭时弊。

    急症外科医院收治的病人多，而治愈率如何呢？

    “普外伤治愈率百分之百，即使是严重创伤的治愈率也高达98%以上……”他说。

    “在医院存在的三年中，仅重伤者的治疗就有5000多例，而常见的外伤、骨头伤--比如戳伤、骨折等患者治疗就达1万多例。”他接着说。

    他清楚地记得，那年夏天，上海遭受强台风袭击，台风过后，许多因砸伤、摔伤、车祸撞伤的病人被抬进医院得到厂及时的救治。为此，医院收到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赠送的奖医和锦旗。

    直到现在，在上海市老姓的记忆里还都知道上海初个“外伤医院”。

    虽然它已成为历史，但人们记住了--它是共和国第一代医学外科专家创造的杰作。

    3.殿堂·讲堂

    急症外科座院的创建，无疑给年轻的外科医生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机会，使他们的临床水平得到很快提高。

    事实证明，急症外科医院不仅是培养普通急症外科和创伤治疗人才的良好基地，同时也是培养战伤外科人才的“用武之地”。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外科医生和研究人员走进来做临床培训，补充知识、积累经验，然后操握过硬的本领走向各自的岗位，用他们的话形容--“像一只只羽毛丰满的云雀飞出了巢穴，勇敢地去迎接风雨，搏击长空。”“走进这里，就如同投进了炽烈的熔炉，只要你是块‘料’，经过千锤百炼就能炉火纯青。”

    王正国院士说：“我在沈阳军医系学习的时候，就看过由沈克非、盛志勇编着的一本书，很是羡慕，那时出版一本书确实是很神圣，很了不起的事情。同时也得知，盛志勇教授是上海红十字医院外科‘一把刀’。人称‘小老虎’，厉害着呢！院长崔之义患胆囊炎做手术，点名要他来做。我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后，见盛老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于是我就找我的女朋友朱佩芳借钱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样就可以和盛老一起每天骑车上下班。这绝没有跟老师‘拉关系’、‘套近乎’之嫌，只是想跟若他多学点、多切磋。上海急症外科医院一组建，我们作为他的‘嫡系部队’呼啦啦地就去了……”

    王正国的夫人朱佩芳说：“上海急症外科医院，打的是沈克非教授的旗，盛志勇教授具体操办，很是红火了一阵子！那里人才济济，大家都争着去。”

    黄文华教授说当时的几个军民大学、野战医院和地方的一些医院都派人来进修。现在二医大西南民院的几位骨科教授都是那时去的。

    ……

    可以想见，急症外科医院对于年轻的外科闵生们是多么向往，走进来的心情俨如步入神圣的殿堂。

    每天都有急诊患者被抬进来，每天也都有被治愈的患者迈动自己的双脚走出去。

    时而也有人抱着匾或锦旗前来答谢，那情形犹如朝觐者一样虔诚。

    治好了的是病人，医术得到提高的是医生。一举两得。给千家万户带来了福音，社会也就增添了更多的祥和。

    经过这座“熔炉”的炼造，实验外科系的人员大都被培养成为既有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又能做实验研究工作的人才，为以后建立第三军医大学的野战外科研究所和烧伤研究所，以及部队各大医院外科，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领衔“主刀”。

    诚然，这里更是一个授业、传道、解惑的讲堂--

    盛志勇语重心长地对他的学生们讲，直到今天他还是这么讲：要学好外科，做一名出类拔萃的外科医生，需要两方面的基础：一方面要有很好的局部解剖学的功底；另一方面就是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必须首先是一个好的内科医生，一个会开刀的人不见得是一个好的外科医生。

    盛志勇经常向他的学生讲他的老师沈克非：沈教授做手术时常提醒助手，将要切开的下层组织有什么神经血管，其走向如何，应加以保护。沈教授为何对解剖这样熟悉？其秘诀是，他在做手术前都要看一遍有关解剖学的内容，手术后还要再看一遍，并亲自写手术记录，从不叫别人代写。经验丰富的沈教授还这样认真地对待工作、对待患者，实为我们效法的楷模。

    盛志勇讲，沈教授缝合皮肤时，令助手以小钩两端牵引，再用直针并排贯穿创口，认为满意后，再拔针逐一结扎。沈教授风趣地问助手，这是何氏缝皮法？助手们都茫然不知。沈教授说这是“沈氏缝皮法”！沈教授缝合皮肤的方法都如此推敲，这种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与钻研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值得我们效法和尊崇！

    盛志勇讲，沈教授再忙也坚持査房，有一次查房时他曾风趣地问当班的医生们：你们如果患了阑尾炎，是愿意找“大”大夫做手术呢，还是愿意找“小”大大做手术？“大”大夫手术快，一刀就直达腹膜，不到10分钟即完成手术；而“小”大夫做手术是一层一层地切开，手术时间长。医生们的回答都是愿找“小”大夫做手术。这是沈教授对青年人的教导、信任与希望，同时是对做手术图快又马虎、粗糙的作风的指责。大家都盼望沈教授来查房，何又提心吊胆怕答不出教授的提问，所以都细心地准备。可是，沈教授总是出人意料地提出问题，并且一问到底，从住院医师问到主治医师，一直问到谁都答不上来，这时他会给你作精辟而独到的讲解，每次都让你获得绝非从书本上能学到的知识。

    ……

    让共和国和中华医学界感到骄傲与自豪的是，1956年由沈克非主编也是惟一的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第一部大型高级参考书《外科学》出版了。该书出版后，在短短6年中重印6次，供不应求。鉴于第一版出版后在外科学方面又有不少新的发展，于1964年又编写了第二版，篇幅增加至1700余页，150余万字，绝大多数章节几乎达到彻底重新编写的程度，并且增加了不少新的章节，如战伤外科等。

    而盛志勇不仅是沈克非麾下最得力和最出色的干将，也是这部巨着的主力编者。

    4.事情正在起变化

    盛志勇感到不解的事情发生了。

    “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通知，比我立即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参加会议和学习。我感到挺纳闷，我在急症外科医院干得好好的，怎么叫回去参加什么会议，学什么习呢？那会议、那学习再重要，能有这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要？可又一想，会不会又发生了什么战事？那正好，只要一声令下，我们立马就能组成一支快速反应医疗队奔赴战场。”

    可是，事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并没有什么战事发生，而是叫他回去参加反右斗争学习班。

    什么是反右，他搞不懂，但只好服从。他从急症外科医院间到了军事医学科学院。而此时全院的工作已经停止，全体人员都投入到以反右斗争为中心的工作中去了。

    这是1957年夏天。

    人们在沐浴五月灿烂的阳光时，着实感受到反右斗争芒刺的灼热和冷酷。

    让我们重温一下这场斗争。

    5月15目，毛泽东就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中，极少数人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的事实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全党阅读。文章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分子遥相呼应。强调现在应该开始注总批判修正主义。还说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此后，即在个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由于运动中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许多革命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

    作为军事医学科研领域的最高学府，军事医学科学院也就成为反右斗争的“重灾区”。一批资深的医学科研人员因发表不同意见、提出不同看法甚至在学术研究上持有不同观点，皆被当做“右派言论”、“阶级斗争新动向”、“以学术权威向党进攻”等罪状，受到无情的打击和批判。

    盛志勇感到惊异，感到困惑，感到优虑，无论怎么想，一时间也弄不明白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尽管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但他还是弄不明白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他也曾带着这个“疑惑”去询问过副院长沈克非，而沈克作的“疑惑”比他还重。沈克非说，也许天晓得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大规模地搞运动，我们的外科学研究和外科队伍就功亏-篑，就拖垮了，就完了！

    但这话只有他两人一块说说，若被传出去或被人窃听到打了“小报告”，两个人无疑都会打成“双料右派”。

    盛志勇说，既然弄不明白，那就保持沉默，叫开会就开会，叫学就学习。即使有时间也不敢看书，尤其是一些外文资料和业务书刊，惟恐被划到“那边”去。

    沈克非说，这个问题就留给政治家们去解决吧，等运动一过，我们还要惨淡经营我们的“生意”。眼下就沉默，井水不犯河水。忍着点，等着吧。

    二人相视无言。

    反右整风整了一年多，令人惊诧的坏消息不断传来：许多地方部门和高等院校都挖出了“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

    紧接着，是北京大学批判该校校长马寅初。先是《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根据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内容而写成的《新人口论》一文，呼吁要重视竹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继而在北大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政治观点进行批判。随后在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对马寅初进行公开的指名批判。而马寅初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要坚持真理，“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此时，康生断言，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他在北京大学宣称马寅初的“马”是“马尔萨斯”的“马”，他下令“要像批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于是，对马寅初的批判史加激烈、升温，并撤销了马寅初的北大校长职务。

    对马寅初的批判成为全国反右斗争的一个“样板”，各地的反右斗争也骤然升级，各地也都在揪大大小小的马寅初式的人物……

    笔者最早听到“马寅初”的名字，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一篇批判《反动人口论》的文章中。那时刚念初中，稍谙世事，虽然对马寅初的人口论不甚了了，但对领袖的教导“此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这一脍炙人口的语录耳熟能详，只是对人们要吃饭要穿衣要干活等问题想得太少，甚至没想。到了80年代，人们又提起马寅初的人口论，并且流行这样一种假设：当初要是听了马寅初先生的话，中国就不会有这么多亿人，中国人的吃饭、穿衣、住房、就业等问题就不会面临今天这样如此严峻的形势，让七八亿人来享用现在的国民经济总收入要比今天的12多亿人来花销要松快得多，这就好比三个人的饭五个人来吃……对这种假设，我似乎是在人们的附和中表示认同，无疑，这是一种长期教化与陶冶的结果：人们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有意无意地发现，“大脑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于是，人们从不敢思考变得不再思考或懒得思考，人脑的功能似乎只限于接收与记忆，不再用于思考与输出。久而久之，便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失去了主见，这些大脑要么成了一张白纸，写上什么就是什么；要么是一种复印件，人家说个什么，你就出个什么。这一切似已过去，其负面影响却是久远的。

    而这一次听盛老提及“马寅初”的名字，不由使我想起在最近的一本《书摘》杂志上看到的马寅初先生写于50年代末的《附带声明》，这是对那场针对他的政治讨伐的勇敢回答，文章仅有1500来字，却是字字铁骨，句句热肠。如文章中小标题所说：一、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二、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马寅初接受挑战，当是丝毫不让，据理力争，铁骨自在；马寅初言表感谢，更是晓情明意，有分有寸，热肠袭人。他的慷慨陈词，读之无不令人佩服其不屈权势，为真理而战的豪气与胆魄；他的肺腑衷言，更叫人见出先生“友情重，真理尤重”的执着精神。他在文中写道：“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会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伹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承担一切后果……”文章的最后一段更让人过目难忘，感慨万端：“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总的劝告，心中万万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能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两段文字“情、理、义”倶在，读后，任何一个稍有良心或良知的人都会通过先生简朴而真诚的文字把握到一个高贵的灵魂，并会于不知不觉中抬起眼眉，肃然仰视，有如面对一种精神，面对一座高山。他的思想是一座山，他的人格也是一座山，两座山重叠出的冯寅初先生，孤傲而又孤独地标示着20世纪下半叶中国学者的精神高度，岌岌然，巍巍然，让活着的与将要出世的人们高山仰止。

    ……

    就此打住。我们再追随着盛老的思绪，把镜头转向“那个时期”的上海。

    在上海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二军医大学揪出的马寅初式的代表人物是吴之理。

    吴之理先是受到批判，随之被撤销其第二军医大学校长职务及兼任急症外科医院院长职务，后被发落到空军某单位去广。

    又换了一个校长，据说是位老红军。这位老红军校长目台后，首先挥起的权力之刀，就是把急症外科医院给砍了。他认为第二军医大学的医务太忙了，而军事医学科学院也有自己的事要做嘛，为啥子非要两家掺和在一块，搞啥子急症外科呢！有这个必要吗？

    于是，经这位领导这么一句话，就把刚刚创办三年的上海急症外科医院取消了，从此再也不复存在了。

    “很可惜，很可惜啊！”年过八旬的盛志勇教授大脑中蝉翼般闪现着当年急症外科医院创建时的繁忙之景和被取消的冷落之景。

    当初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医院？

    因为打仗。

    从朝鲜战争来看，我们的军事医学没有治伤的经验，在参加抗美援朝手术医疗队中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战伤。以后再发生战争你怎么办？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们那些受伤的战士因得不到很好的救治而死去吗？

    盛老的情绪有些激动。但他努力克制着：摆摆手、摇摇头，继而哈哈一笑了之。这时你会发现，他的克制力特别强，而克制力来自于一个人的忍耐能力。

    忍耐，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久经历练的品质。

    5.历史的选择

    1959年国庆前夕，一些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应邀前来参加中华人医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

    一天上午，盛志勇突然接到通知，参与一位意外受伤患者的会沴治疗。

    患者无疑是一个重要人物。同事们猜测着。

    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位重要人物究竟是谁。

    盛志勇在没有与患者见面之前也不知道接受治疗的患者究竟是谁。

    他甚至跟家人没来得及打声招呼，就匆匆赶到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会诊室为患者医治伤情。

    直到这时他才知道，患者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副总理黎清毅。在一次意外交通事故中黎清毅不慎腿部受伤骨折，盛志勇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及时赶来为他治疗。

    已是9月下旬，离国庆庆典的日子越来越近。

    周恩来前来医院看望黎清毅副总理时，对盛志勇和治疗小组的医生们寄予厚望：要尽一切所能，保证黎清毅副总理能够不失外交礼仪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10周年庆典。

    时间紧迫。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显然遇到严峻挑战。

    这位越南的副总理说，机会难得，就是拄着拐杖或者坐轮椅，也要到天安门城楼上观看中国盛大的节了庆典，以表达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最友好的祝愿。

    根据他的骨折伤情，即使经过十分有效的治疗，恢复得很快，也不可能在几天之内痊愈。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拄着拐杖或者坐着轮椅上天安门城楼；盛志勇和治疗小组的同志们立下诺言：10月1日，人们将会看到这位越南的副总理和其他友好使者一起，迈动着双脚一步一步登上天安门城楼。

    首先进行消肿、消炎、化瘀治疗，时后对骨折部位进行复位加固护理。

    盛志勇说，时间不允许他和同事们对这位富有特殊使命患者的这条腿束手无策。

    三天后，瘀肿已消退。

    黎清毅急着下床在地板上踱步。显然，被加同护理的腿脚迈起步来不那么灵便，一拐一拐的……

    为此，盛志勇想了各种办法，为他赶做了一双具有保护性的特制鞋。黎清毅穿上感到非常舒适，也非常满意。

    10月1目，黎清毅穿着这双特制鞋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后，黎清毅回医院继续治疗，他十分感激地对盛志勇说，这双鞋完成了它的使命，我想把它留作纪念。

    半个月后，黎清毅的腿伤已基本治愈。盛志勇遵照周恩来的嘱托，亲自护送他回越南。黎清毅给周恩来发报对中国医生表示感谢，并祝愿中越友谊万古长青。

    笔者在采访盛志勇教授时，出于对他职业的“情感流向”的探寻，特别留意他为越南副总理治伤的这个鲜为人知的经历。因为关键人物总是关键时刻的历史见证人。

    这在盛志勇教授的档案里并无记载。

    我想是否与后来发生的某种“历史原因”有关而被“忽略”了呢？

    然而，在盛老十分清晰的记忆里，历史事件和人物总是那么鲜活生动地呈现在你眼前，尽管他叙说得很简练，甚至“一言以蔽之”。直到后来他踏着硝烟到“自卫还击”的南国边陲抢救伤员，他对“友谊”的理解更多了几分珍视和体恤。

    历史的选择，总是有着偶然和必然的联系：

    1961年4月，盛志勇从军事医学科学院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就任创伤外科、烧伤科主任。

    啊，敬爱的盛老，您当时是否理解，这个历史的选择，对您的人生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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