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

    无声者在呻吟

    郭于华（1956-），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口述历史研究。著有《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在乡野中阅读生命》等。

    父母期待子女遵从传统孝道，年青一代对待父母则讲求等价交换。

    中国农村这些年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延续数千年的乡村秩序被破坏了，搞出一套新的东西，比如当年的土改运动，过去公认这类运动是共产党动员底层民众的一大动力，最终将国民党赶到了海峡对岸。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常年做底层社会的口述史研究，试图探讨社会结构中各种力量如何造成个体生命的遭遇。她认同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尔迪厄[1]的看法，认为“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体遭遇的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郭于华注意到，今天陕北一些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仍叫自己“受苦人”，这种苦既是身体的感受，也是精神的体验。农民对苦难最常见的解释是“命苦”。为什么财主家有钱？因为人家祖上积德，勤俭，精明能干。为什么有的人家道中落？因为他祖上没积德。这话不仅带有宿命论意味，还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这种宿命论的解释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和释放内心焦虑的方式。当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叫“虚假意识”（falseconsciousness），农民被蒙蔽了，阶级意识不强。

    共产党闹革命之后，将农村简单分为几个阶级，如地主、富农、贫下中农。以前农村另有一套分类方式，如财主、东家、“受苦人”；或者按人品分为“人气”和“铜气”，为人正派、人缘好就是有“人气”，有信誉、容易借到钱就是有“铜气”。

    土改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诉苦，让贫农诉说备受压迫之苦，整个过程非常仪式化，斗争大会像剧场一样。土地改革和“诉苦运动”一来，原有社会分类方式被彻底打碎，过去农民几代人省吃俭用才能翻身，共产党使他们一夜翻身，“诉苦运动”便成为建立国家政权、塑造认同观的手段。

    除了社会身份的变化，农村的养老问题也在变革。《倾听底层》里有一篇文章很精彩，题为《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河北某村有位76岁的老汉，轮流到三个儿子家吃住。大儿媳和孙女对他很不友善，有一次甚至动粗，而长子未加干涉。他觉得长子太不孝，将其告上法庭。最终长子每月出60元赡养费，由两个弟弟照顾父亲，从此父子互不往来。

    这类事情我们听说过很多。到底农村老人生活得如何？郭于华深入调查后发现，有的老人“单着”，自己有力气就下地干活，孩子们自立门户，有时给点钱；有的老人“吃轮饭”，由几个子女分担赡养义务；少数老人比较特殊，跟儿子不分家，这种老人往往身边只有一个儿子，而且本身有点财产或社会地位。

    费孝通[2]先生认为，西方代际关系是“接力模式”，中国则是“反馈模式”。西方父母有义务抚养子女，子女则未必赡养父母，而是着力培育自己的下一代，一代代就像接力赛。中国是父母养大子女后，轮到子女来照顾父母，这是一种交换关系，但不像市场契约下的物质交换那么简单，而是牵涉到亲情问题和社会观念。比如父母亡故后，子女有义务挑选墓地，操办葬礼，前往祭奠。子孙后代在享受祖宗的荫庇时，要做些事情来回报，比如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郭于华认为，现在中国代际冲突的重点是：父母强调养育之恩，认为子女回报父母天经地义；子女则注重财物方面，主要看父母给予他们什么东西，以及对他们好不好。父母期待子女遵从传统孝道，年青一代对待父母则讲求等价交换。

    今天许多人觉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其实背后是制度问题。在传统宗族制度下，老人是家庭权力尤其是经济权力的掌有者，钱和地都归他管。现在通常是晚辈更有钱，因为父辈年轻时赶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一穷二白。农村过去那套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日趋瓦解，维系传统孝道的宗族观念随之消解，处于新旧夹缝中的老人如何是好？空谈新道德建设恐怕没用。

    （主讲梁文道）

    《底层立场》

    政府勿为失职开脱责任

    于建嵘（1962-），湖南衡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等。

    政治权力的集团性垄断和社会各利益群体缺乏最为基本和公平的博弈，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风险因素。

    但凡关注今天中国现状的人，自然会注意群体性事件和维稳工程。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旧文《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出路》中提到：1993年至2004年，全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从8709宗增至近70，000宗，涉及人数从70万人增至300多万人。于先生认为中国已进入“风险社会”，政治权力的集团性垄断和社会各利益群体缺乏最为基本和公平的博弈，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风险因素。

    评论集《底层立场》中还收录一篇文章，题为《不是“人道关怀”，而是政府责任》。2009年，一群湖南工人集体上访，要求深圳市政府出面解决尘肺病赔偿问题。这些工人曾在深圳建筑工地从事风钻工作，后来患上职业病，却因无法证明与用工单位的劳动关系而难获法定赔偿。因职业病的赔偿责任主要由用工单位承担，他们需要证明是否真的在那儿打过工，然而他们的雇佣关系证明已散失，或者以前是非正式雇佣关系。深圳市政府的解决办法是“法律框架、人道关怀”——既然法律无法解决问题，只好人道关怀。于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政府本来就对外来务工人员负有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所谓“人道关怀”是一种伪善。

    于先生指出：首先，深圳市政府并未尽到尘肺病的防治责任。尘肺病是一种职业病，影响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各级政府本应领导防治工作。其次，农民工在劳动关系中得不到保护，是政府的失职。再次，社会保障未能全民覆盖，农民工享受不到平等的社会福利，也是政府的问题。

    尽管于先生说话尖锐，仍经常被政府部门邀请去讲课。他其实不是异见分子，总是苦口婆心地站在政府的角度，建议政府如何把事情做好。虽然他持底层立场，但话是说给政府听的，总在替政府着想。于先生认为，很多人对农民抱有误解，认为农民的维权行动向来很愚蠢。但在他看来，农民是以法抗争，从法律与政策中寻找行动依据。他接触过大量农村上访人员，惊讶于他们对法律与政策的了解程度。

    农民维权是在合法的前提下，希望得到公平对待，然而地方政府部门滥用警力去截访，这不是让政府公信力沦亡吗？于先生认为，上访事件并非政治问题，而是利益问题。政府若视之为政治问题，就会感到很严重；若看成利益问题，恢复各种合法渠道，使社会底层的合法权益有所保障，则不会有太大的政治问题。

    （主讲梁文道）

    《黑暗的声音》

    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

    夏榆（1964-），作家。生于山西大同矿区，高中辍学顶替退休的父亲当矿工，青年时期漂流京城。2002年任《南方周末》文化记者，2012年辞职潜心创作。著有《黑暗纪》《我的神明长眠不醒》《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等。

    阅读是他在黑暗中的一个通道。

    一个从社会底层出来的人，如何回视底层社会呢？夏榆是位很特殊的作家，曾任《南方周末》文化记者多年，却不像一般大报记者是科班出身，而是矿工出身。他在山西矿区长大，当过矿工，后来漂泊到北京，进入文化出版行业。基于这种人生经历，他创作的内容有很多独特之处。

    《黑暗的声音》的一个重要主题是“黑色”。黑色是矿区的主色调，一般人觉得脏，夏榆却有另一番解读：“习惯了看到父亲归来时携带的黑色，因为矿井净水的短缺，父亲经常不洗澡就会回家。他的面孔和手臂是黑的，衣服也是黑的。只要他的动作幅度大的时候就会有煤屑落下来。记得我最初看见父亲的黑是害怕的，甚至是嫌恶的，但是等我看见白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白比黑更令我畏惧。黑对于我的意义，则是日常的，平安的，吉祥的。”白色的绷带，意味着矿工的伤残。

    矿工的身体经常被炭黑遮蔽，夏榆渴望一泓清水来洗涤自己，然而矿区的水总是污浊的。工友陈美良带他去水库游泳，他第一次看见辽阔的清水。对于常年待在矿井里的人来说，到了水库才知道辽阔的清水多么美丽。陈美良很喜欢在水库里游泳，后来可能是游往深水区时被藤蔓绊住了，或者是扎猛子时头部撞到坚硬的石头，生命飞逝在清水里。

    年轻的矿工夏榆，听闻身边太多人的死亡：好伙伴赵松梦想当摇滚乐手，有一天在矿井里垒石墙，窑顶塌了下来，身体被截成两半；工友刘生是个很有活力的中年人，业余时间做点小本生意，有一天下井时睡在硐室里用铁管焊制的长椅上，不知何故再没醒来；矿区附近有火车经过，年轻人喜欢扒车，其中一个技术最好的人从飞驰的火车上摔下来，被巨大的车轮卷起来拖行数十米……矿区保健站有位外科医生叫七虎，原是游手好闲的小流氓，后来去省里一家医院学了一年技术，回乡后专门医治矿工。他简单而冷酷地给受伤的矿工截肢，那些人多半成了他的牺牲品，下半身和下半生全毁了。终于有一天，他面临考验。弟弟被钢缆弄断双腿，他除了做出截肢的决定，无能为力。这一次，他终于感受到悲痛，抱住那双已离开弟弟身体的大腿哭倒在地。

    夏榆喜欢在矿井看书，用过期报纸包好封皮，外罩塑胶袋，揣在怀里带到井下。从外表看，他和其他矿工无异，脸和手都是黑的。只要有时间，他就拿着矿灯看书，工友觉得他很另类。夏榆说，阅读是他在黑暗中的一个通道：“在人的尘世生活的场景之下，在土地、河流、山脉、森林、草木之下是沉厚的漫无际涯的黑暗。我就是黑暗中的一粒尘埃。如果我关闭手中的矿灯，在光消失以后，我就消失在黑暗之中。那时候我的肉体是没有意义的。我的肉体和黑暗之中的岩石、煤炭、木头一样成为纯粹的物质。我亮起灯的时候，我就是黑暗中异质的事物。而我在黑暗中，在一盏矿灯的映照之下阅读，我的姿态和形影就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稀有标本。”他还喜欢写作，因母亲喜欢文字，所以会鼓励他。父亲则不然，觉得写作不够男子气，对他施行冷酷的阳刚教育。

    夏榆中学时的班主任当过矿工，有个脚趾被塌落的煤砸断，改行当老师后希望培养出几名大学生。他劝夏榆的朋友L好好念书。后来L考上城里一所会计学校，却莫名其妙被警察逮捕了，劳改了一阵子，被学校开除了。终于有一天，L写信跟夏榆说，我们去北京吧，北京是一座有王法的城市。

    夏榆真的去了北京，觉得那里代表着光明与秩序。他成为“盲流”的一分子，一出火车站就看到很多跟自己相似的人，眼神迷离，神情茫然，不知该往何处去。在北京四处游荡之后，他终于等来一份工作——在一家艺术公司做文字编辑。那是一个庞大如同车间的公司，很像他早年见过的工厂。对于在矿井工作过的人来说，工厂如同天堂。矿工最向往的是工厂，因为那里干净明亮，阳光会从窗户照进来，不同于幽深不见天日的矿井。

    这种背景出身的作家关注什么东西呢？夏榆写过一篇著名散文叫《失踪的生活》，谈在京居无定所的外地人的通信问题。1998年，他从北京的东边搬到西边，想找一个新的邮址。当时海淀区西苑乡有个邮寄处，其实就是乡政府办公室的窗台。窗台蒙满灰尘，每天从邮局送来的信件堆积在那里。有个三尺见方的竹筐，积满逾期未取的信件。夏榆发现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姐姐，冬天来了，我这里很冷。盼你能寄来棉衣。千万千万。”明信片来自京城远郊一个劳改营地。看着歪扭的字迹，他想到一个被铁窗和镣铐围困的人，在严冬里孤立无助。他牵挂着这件事，后来看见又来了一张明信片：“姐，我病了，昨天发烧了，这里的天气更冷了，盼姐能寄棉衣给我。千万千万。”终于，夏榆忍不住去找这位姐姐，希望将这个吁求转达给她。房东说，你来晚了，她两个星期前割脉自杀了……夏榆未感震惊，在外漂流几年，已听惯类似的故事。

    （主讲梁文道）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农民收入增加源于非农经济

    黄宗智（PhilipC.C.Huang，1940-），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荣休教授。著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等。

    新的消费模式带动农村生产项目的改变，农民投入的劳动力仍如以前密集，但养鸡鸭、种果蔬的产值增加了，所以收入提高了。

    “三农”问题谈论了十几年，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呢？国内一些学者认为，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明确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产权一旦明确，很多问题迎刃而解。有人则认为土地一旦私有化，就会出现土地兼并现象，农民卖掉赖以糊口的土地后，若无其他谋生技能就会很凄惨。这是一个涉及意识形态争论的大问题，主张前者的一般称为右派，主张后者的称为左派。

    黄宗智是国际赫赫有名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也被视为左派健将，当然他本人并不认同这种划分。2004年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后，他的写作目标读者群从美国学术界转向中国学术界。他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农业的一个基本特色，农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劳动力产出或产值的提高。一块地过去需要10个劳动力，现在5个劳动力就有同样产量，这才叫发展。中国自明清以来一直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总产量提高了，但人均投入产出比并未提高。例如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有人以为种水稻不如种棉花有利可图，实际上种棉花所需的劳动投入是水稻的18倍，收益却远远达不到这个比例。

    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黄宗智认为，关键在于人口和劳动力相对过剩。这么多过剩劳动力如何安顿？只能让他们非常密集地聚在小块土地上劳作，形成小农经济。如果把美国大农场模式搬进中国，会有几亿人不知道该干吗。小农经济造成的普遍状况是长期贫困，一时半会儿饿不死，要吃饱也很困难。黄宗智认为中国自明朝以来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不过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隐性农业革命”。近年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模式，既不同于英格兰模式来自种植和畜牧的结合，也不同于东亚模式来自现代科学选种和化肥效益。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来自食品消费变化导致的农业结构转型，源自非农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增加。过去中国人的食品消费是“八成粮食、一成蔬菜、一成肉食”，现在蔬菜和肉食所占比例提高了。新的消费模式带动农村生产项目的改变，农民投入的劳动力仍如以前密集，但养鸡鸭、种果蔬的产值增加了，所以收入提高了。

    这种“隐性农业革命”意味着什么？中国人口众多，就业不足，传统失业就是无地可耕。一旦农民活不下去，国家就会出乱子。黄宗智认为今天中国的小农经济面临发展契机：第一，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第二，人口膨胀压力受到一定控制；第三，城市化、工业化吸引了很多农民工，其余农民则采用新技术经营农业，比如用塑料拱棚种菜，虽然投入每亩地的劳动力比以前多，但产值也比原来高，意味着用更少的土地吸纳了更多就业人口。

    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3]认为，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是稀缺资源，理性经济人不可能为零报酬而劳动。黄宗智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家庭为了生存，可以在土地上继续投入劳动力，哪怕边际报酬近乎零。如果是资本家在经营农场，那他早就不干了。但是，一个家庭不能不干，不然吃什么呢？

    黄宗智也不同意刘易斯[4]的观点。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并存，形成“二元经济”，只要城市化、工业化继续开展下去，传统领域的剩余劳动力会全部被吸纳，收入普遍会提高。黄宗智认为，“二元经济”忽略了城镇较高收入经济与农村较低收入经济之间的非正规经济，比如农民进城打工，非正规经济的规模相当庞大，城镇的工业、服务业再发展，恐怕亦难全部吸纳。

    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有没有解决之道呢？黄宗智认为应该“就地解决”，让农民安心种地，使生产出来的东西产值增加，从而改善生活。关于土地的权属问题，黄宗智认为土地承包制应该保留，在此基础上建立以小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组织，而不是将土地卖给资本家去搞集约式大农场。一旦土地私有化，农民卖掉土地就一无所有，连非正规经济里的农民工都无退路。农民进城打工风险很大，没有任何保障，万一失业，回到农村还有土地可以勉强度日。

    （主讲梁文道）

    《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灵魂深处闹革命

    应星（1968-），重庆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院长。著有《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身体暴力逐渐瓦解了村庄作为“道义共同体”的传统，破坏了村庄传统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

    应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社会学者，所著《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2001年）是研究上访现象的力作。在维稳成为主流政治话语的形势下，近作《“气”与抗争政治》（2011年）大受欢迎。相形之下，《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2009年）就不那么引人瞩目了。然而在他的“农村研究三部曲”中，这本著作同样极具现实参考价值。

    1949年后，新政权面临“人的改造”问题。共产党认为旧社会那套道德逻辑不符合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必须重新树立新道德，推行新德治[5]，人人都要“灵魂深处闹革命”。《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一书，主要探讨共产党推行的新德治在农村的运作及其效果。

    这本书有理论深度，似乎很枯燥，幸好应星擅长叙事，讲了很多令人大开眼界的案例。这本书沿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的地名“柳坪村”——这是个假名，因为按照田野调查的惯例，不能轻易透露调查对象的真名。书中一个核心人物是保农会武装队长王保卓，他虽是贫农出身，却不爱干农活，喜欢掺和事，像个小流氓。他在地主家帮工时勾引人家女儿，被发现后逃往外地。1949年返乡，他积极投入对昔日地主的斗争中，很快当上武装队长。政治斗争形势千变万化，他处事圆滑，见风使舵，总算站稳脚跟。

    20世纪50年代初，以清匪反霸和农村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运动建立了一套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新德治。一种非友即敌、红黑对立的社会成员分类方式，一套以诉苦、批斗、工作组为核心的权力技术，使得身体暴力在阶级斗争中具有了合法性。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身体暴力逐渐瓦解了村庄作为“道义共同体”的传统，破坏了村庄传统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阶级斗争慢慢演化为内部斗争。很少有人能够避免引火烧身，施暴者可能一夜之间沦为受难者。

    参与阶级斗争的人经常是在泄私愤，平常看你不爽，这时候抓住机会整你。新政权需要拿“恶霸”的身体来树立人民革命政权的权威性，这与村民宣泄身体怨恨的需要不谋而合。外引的革命与内生的仇怨于是在庄严宏大的仪式中结合，这与其说是阶级政治的展开，不如说是身体政治的展开。

    阶级斗争破坏了社会约束机制，比如在大饥荒年代，有人偷粮食吃，大家就毒打他，甚至打死他。以前农村对小偷的惩罚适度，现在为什么手段如此残酷？干部觉得自己的权威被冒犯了，而且担心若不强力镇压，上级领导会认为他路线不够坚定。“基层干部权力的扩展方向必须与国家所规定的斗争大方向相一致，才可能为国家所支持或默许。如果基层干部对粮食偷盗问题心慈手软、迟疑不决，那就必然会遭到上级的严厉斥责或严肃处理。”

    人家想活命才偷粮食吃，你们活生生把他打死，抢回来的粮食应该归还人民公社吧？不，领导带头吃了。在这帮人眼中，只要跟对了领导，就能捞到好处。“尽管吃小灶主要是干部们的特权，但是积极分子总是可以或多或少沾点光。这是在生命异常脆弱的时候，为了身体上的自救，甚至仅仅是为了舔点干部小灶上的油星，也使有些人心甘情愿地积极投身到打人的游戏中去。”

    有些人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借此机会积极表现给领导看，以洗脱地主分子的“原罪”。其中有些人在土地改革中被批斗过，一股怨恨的情绪积聚在体内。他们忍辱负重地活着，那股怨恨终于在新一轮政治运动中找到了宣泄口，以“正义者”的身份毒打偷盗者，从中体验到复仇的快感。

    由于害怕遭受身体暴力的惩罚，新的人身依附现象出现了，比如跟着领导走。忠诚无私是党员干部的核心原则，然而在农村贯彻得变形了。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人往往成为普通农民人身依附的对象。

    跟随领导残酷拷打偷粮者的积极分子，表现出来的就是变形的“忠诚无私”。

    1954年，王保卓成为柳坪村第一位共产党员，此后官运亨通。他一向生活作风不好，对党却很忠诚。忠诚就要对党说真话。1959年闹饥荒，区委硬性分配给他们公社大量粮食征购任务，王保卓调查之后反映说农村确实无粮，结果被撤职。也就是说，真话不能全说，要懂得变通，这才是干部成熟的表现。

    那是王保卓第一次受到处分，后来又被起用了。尽管他又因贪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他凭借坦白交代的态度获得党组织原谅。1976年，他终于被“双开”了。有些地主出身的女人，希望依靠成分较好的男人来洗刷阶级阴影，他就经常占这种便宜。在那个讲“阶级出身论”的年代，他与地主子女的性关系被视为跨越了阶级的界限，党组织无法容忍阶级沟壑被身体关系所填平。生活作风是个可大可小的问题，有时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利器。在政治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能否获得上级的庇护。这次他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企图诬陷领导，最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通过一场场政治运动，新政权希望推展新的道德观，然而运动变来变去，以致最终丧失了标准。缺乏理性规范的新德治让人无所适从，人们只好跟着派系走，残酷地斗来斗去。

    （主讲梁文道）

    《夏村社会：中国“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1976-2006）》

    乡土社会新涟漪

    萧楼（1972-），本名章伟，浙江三门人。社会学博士，长期从事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著有《村落的政治》等。

    村里没多少人农耕，基本上都在搞“水泥庄稼”——农民将土地转让给开发商，或者出租房屋，然后靠租金吃饭。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一个著名说法：中国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一圈一圈的波纹从中间扩散出去；西方社会则像在捆柴，每个个体是一根柴，一些个体捆成一个个团体，由此构成整个社会。[6]中国社会以“己”为中心，扩展出去有父母、子女、配偶等近亲，然后是亲戚，一直到村里、乡里乃至全天下的人。

    “差序格局”的说法是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是否应有所修正和发展呢？传统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巨变，动力主要来自1949年后新政权发动的一场场政治运动。费孝通先生晚年对“差序格局”的局限有所反思，曾提出用“场”[7]的概念来补充，可惜未能系统阐述。

    萧楼是位很有雄心壮志的社会人类学学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撰著《夏村社会》，试图延续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思路，发展出一个更新锐的模型来捕捉中国农村的变化，同时跟西方学术前沿进行对话。这本书饱含学术话语，让我感觉作者有点用力过猛，某些观念的澄清似乎没必要巨细毕究，否则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大概是费孝通《江村经济》树立的典范，这类书很多都拿一个村庄说事，假定透过一个样本村就能反映中国农村的状况，尽管研究对象有无代表性尚待商榷。萧楼选择的田野调查对象“夏村”是浙江的一个村落，其实它已经不是传统农村，因为早就城镇化，村里没多少人农耕，基本上都在搞“水泥庄稼”——农民将土地转让给开发商，或者出租房屋，然后靠租金吃饭。

    萧楼在夏村做过多年田野调查，试图全景式地描述村庄1976年至2006年的变迁过程。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计划，涉及夏村30年的政治、经济、习俗、历史记忆等。在浙江这种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村庄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紧密相连，外部力量的影响也会融入乡村文化。

    《夏村社会》试图告诉我们，传统由血亲、姻亲等人伦关系构成的“差序格局”并未消失，只是新丢进了一块“石子”——职业，个体多了一个职业身份，比如老板、自雇者、雇工等，由此构建出新的关系网。在乡土社会里，这两套关系网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影响，形成动态的“差序场”[8]。

    夏村是一个没有农业的村庄，村民要么自雇，要么被雇。除了老板、自雇者、雇工，还有农村常见的一类人——闲人。有些年轻人总是混在一起，晚上娱乐，白天在熟人的店铺里休息，或者在熟悉的工厂里聊天。除少数人被雇为保安、店员，大部分人都在“玩”。

    这些人靠什么生存呢？萧楼困惑不解，后来发现其中的奥秘。有个年轻人说，他在并无血缘关系的“兄弟”的店里混，没有工资，也没钱入股，只是有时候帮忙料理一下，然后“兄弟”抛包烟给他，或者一起下馆子。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传统的亲属结构，夏村的年青一代就以“拟亲”的方式修复，重新建构自己的社会关系。

    （主讲梁文道）

    《中国在梁庄》

    落寞乡村的生存镜像

    梁鸿（1973-），河南邓州人。文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著有《出梁庄记》等。

    在农民眼里，他们只是被拯救者，不是主人翁，好与不好只能被动接受。

    有些书试图通过一个村庄看透整个中国，这种方法有问题吗？很难说某个村就代表中国农村，能否令人信服主要看作者的功力。梁鸿是搞文学研究出身的年轻学者，写过很多备受好评的论文，《中国在梁庄》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尝试。她回河南老家“穰县梁庄”[9]待了将近五个月，记录下所见所闻。这本书不是科学的田野调查，近似于纪实文学，未夹杂太多意识形态、学术方法和理论术语，读者较易接受。

    去过农村的人可能会觉得中国很多村庄像梁庄一样，弥漫着灰沉感觉。在农村普遍困顿的状况下，出现了一些骇人听闻却又似乎不足为奇的现象。比如2006年1月23日，穰县公安局从镇上高中带走一位少年，因他涉嫌奸杀一名82岁的老太太。2004年4月2日，人们发现老太太朝着门的方向斜躺在床上，脚耷拉在地上，下身赤裸，地上、床上、身上全是血，头部被砸了一个大窟窿。公安局很快确定是强奸案，但不久宣布是一起偶发性案件，可能是过路人所为，于是不了了之。2005年省公安厅要求“命案必破”，老太太的女儿再次告状，县公安局才派人驻村调查。村里有些男人被反复审问，其中两人患上精神病。

    公安局经过DNA检测，锁定犯罪嫌疑人王家少年。村民非常震撼，因为这位少年内向斯文，不像干这种事的人。原来有一天晚上，王家少年在DVD机上看了一张黄碟，半夜起来小便时，走到老太太住的小屋，用锄头和砖头将她杀害，然后实施强奸。王家人试图减轻孩子的罪行，找人做假证，说他未满18周岁。但老太太的女儿死活不肯放过他，拼命要求法院判处其死刑。后来梁鸿去见被关押的少年，发现那是一个单纯、善良、内向又有些教养的孩子，顿时崩溃得哭了。

    梁庄处于一种精神委顿的状态，有人觉得教育是出路，但现实又如何呢？梁庄原来有一所小学，是一个有围墙的四方大院子，院子中间有一根旗杆，以前每天早晚升降旗。然而小学已关闭将近10年，院子空旷处早被开垦成菜地，不锈钢旗杆被校长卖掉，只剩水泥底座。曾经有村民承包校舍养猪，白天在院里放养，晚上赶进教室。校门口墙上的标语“梁庄小学，教书育人”，被人改成“梁庄猪场，教书育人”。后来教育局认为不雅观，才不让养猪。

    梁鸿曾在梁庄生活近20年，回想以前梁庄小学最兴旺时，上学钟声一响，村民的敬重之心油然而生。然而现在大家挣钱第一，虽然也为孩子的学习焦虑，却不会心痛。乡村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淡薄，大家眼睁睁看着学校荒败。有人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最后还得出去打工。“读书无用论”越来越得到认同，很多人觉得与其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不如早点出来打工，起码不用交学费，也不用让家人背一屁股债。

    在这种状况下，政府做了些什么呢？穰县有个文化茶馆，原本应该搞远程电视教学，或者像县委书记说的恢复传统戏曲、舞狮等艺术，现在却成了“麻将馆”！基层民主也一直存在问题，从村支书与乡党委书记的关系可见一斑。村支书仰赖乡党委书记得到职位，若不想干了，乡党委书记却拿他没办法。事实上，村支书的身份很暧昧：不是国家干部，却承担着落实国家政策的重责；不是官，却是个大事小事都有人找的“大人物”。如果村里有钱，当干部或许能捞点好处；如果是个穷村，当干部是义务劳动，很少有人愿意当。

    中国农民对政治似乎很冷淡，始终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在农民眼里，他们只是被拯救者，不是主人翁，好与不好只能被动接受。梁鸿指出问题所在：农民并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权利，你要他关心生计以外的事情，首先得给他权利；农民真正拥有东西，才会觉得是主人翁，如果你长期只是给他一点好处，他自然只能当个被喂养的孩子。

    （主讲梁文道）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农民素质问题站不住脚

    熊培云（1973-），江西永修人。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南开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专栏作家，思想国网站创始人。著有《思想国》《重新发现社会》《自由在高处》等。

    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

    某省电视台拍摄农民聚在一起打麻将的场面，以此反映农民的素质。记者问乡干部，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精神追求？乡干部快人快语顶回去，你说我们打麻将没精神追求，你们搞电视的做出什么好东西让我们追求了吗？这话说得太对了！任何歧视农民的人应该反省自己的说法是否客观。

    关于农村教育问题，有一则故事在汶川大地震后常被提及。1939年，中国纪实摄影先行者孙明经[10]骑马入川康科考。他发现西康地区的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有些县政府却破烂不堪。他好奇地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的回答是：“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县长口中的“刘主席”，是著名大地主刘文彩[11]的弟弟刘文辉[12]。这话有点野蛮，然而今昔对比，不能不令人慨叹。

    这两则故事出自《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这本书，作者是经常撰写评论文章的熊培云。这本书相当受欢迎，风头跟《中国在梁庄》一样劲。两本书都试图以小见大，《中国在梁庄》谈华中地区河南某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谈华东地区江西某村。相较而言，熊培云做了更大范围的思考，整合古今关于农民的说法，尤其是民国知识分子对农民问题的看法。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权利。当年可以分地，于是农民高高兴兴参加革命。然而农民拥有地权只是昙花一现，1953年就迎来了农业合作化浪潮，几年间又悉数交公。当时就算拥有私人土地也没有出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让你无法在市场里自由交换，连给自己产品定价的权利都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消失，他们有了新称呼——社员。改革开放后搞起了承包制，土地也没有真正回到农民手中。

    熊培云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昔日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日则是“普天之下，莫非国土”，二者是土地所有制的两个极端。“莫非王土”意即天下的土地只属于王一人，“莫非国土”则是天下的土地属于所有人，然而不属于具体的个人，属于抽象的集体，终究不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当农民失去土地而又不能自由流向城市时，他们面临着双重尴尬。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农民即使流入城市也不是市民，回到农村后又不真正拥有土地。熊培云认为，这不是“农民拥有土地”，而是“土地拥有农民”。

    过去60多年，农村不断被牺牲，连一棵树都不放过。为了绿化城市，很多乡镇的古树被树贩子盗走或买走，有些则直接被政府拔走。大城市在建设“森林型生态城市”的口号下，热衷于“大树进城”，挪来深山老林里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大树。房地产商以百年古树为卖点，标榜所建楼盘是生态小区的典范。然而“人挪活，树挪死”，即使24小时不间断喷水，仍有70%的大树变成干柴。每当熊培云看到城里某处突然多了一棵古树，他想到的是：“这是谁的故乡被拐卖到了这个角落？”

    有一年，熊培云回县城参加图书馆开馆仪式，发现沿途田地种了很多树。为何农田还要搞绿化？原来是省里要求种的，叫作“一大四小”工程[13]。当时江西省森林覆盖率已超过60%，全国名列第二，哪里用得着搞绿化工程？后来新闻调查说，江西强占耕地建225亿元绿化林，砍大树种小树，有些杨树已有一二十年树龄也被砍掉。老百姓戏谑说，“一大四小”工程就是“砍一棵大树种四棵小树”。

    不仅省级决策机制有问题，基层政治同样问题多多。熊培云遇到一位开明的镇党委书记，这个人很大胆地说，“党政分开”喊了很多年，但目前来看不如不分开，因为大事由书记拍板、政府执行，出了问题则由政府负责，作为决策者的书记却没有责任，这种权责不统一的制度设计不就是为了保护书记吗？这位镇党委书记还谈到乡镇政权的尴尬：乡镇名义上是一级政权，实际上有名无实，什么也决定不了，现实是上面决策、下面执行，出了事由乡干部背黑锅，乡镇干部有点像“人体盾牌”。

    城里人常常横加指责，说农民素质不好，没有精神追求，甚至不太爱国。抗战之初，有人呼吁农民从军报国，结果发现很多人不愿意，要么花钱躲兵役，要么外逃，要么谎报年龄。日本鬼子来了，农民为何这么“不爱国”？熊培云认为，晚清以来中国兵祸连连，农民对战争已经麻木。据统计，1929年中国兵额达220多万，军费开支占全国支出的92%，而世界五大强国的合计兵额仅206.6万。在这种状况下，武昌发生过村民殴打大学生宣传员的事件，说你们是帮政府压迫我们，我们先打死你们再去打日本人。

    到底农民的素质有没有问题？熊培云认为，没必要去讨论子虚乌有的农民性或者国民性问题，农民并不愚昧，只是艰辛，而这应归咎于时代。“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

    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当市民不排队，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当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却没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决没有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当海选出现混乱，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民主需要持之以恒的训练。在我眼里，从来没有什么国民性，有的只是人性、观念与权力的作为。”

    （主讲梁文道）

    [1]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1930-2002），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曾开展历时三年的大规模调查，主要以社会底层为访谈对象，展现普通人的社会疾苦并揭示背后根源。著有《世界的苦难》（TheWeightoftheWorld：SocialSufferinginContemporarySociety）。

    [2]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一生实地调查与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著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

    [3]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1902-1998），美国经济学家。曾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7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4]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ArthurLewis，1915-1991），英国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先驱。1979年与西奥多·舒尔茨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5]应星认为传统德治主要靠士大夫的自我修行，新德治则面向人民，试图在去自我、去家庭、去血缘的基础上建立以“人民”概念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新德治彻底颠覆传统的社会地位结构，将原本最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塑造为国家政治的主体，这就需要一整套“塑造新人”的治理技术。

    [6]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认为，西方社会像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而中国社会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与西方个人主义不同，中国是自我主义，以“己”为中心，讲究推己及人。

    [7]1997年，费孝通在《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一文中认为：“场就是一种能量从中心向四周辐射所构成的覆盖面。在这一片面积里，所受不同强度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深浅、浓淡等等。但是划不出一条有和无的界线。”

    [8]“差序场”的两颗“石子”，指家庭和职业。萧楼认为，“差序场”是个人家庭生活空间和职业行为空间的复合体，超越了血缘和地缘关系。“差序场”的稳定运行，取决于家庭和职业关系的平衡。

    [9]“穰县梁庄”是个虚构的地名，“穰县”为邓州市的旧称，梁鸿家乡为邓州市张村镇宋庄。

    [10]孙明经（1911-1992），祖籍山东，生于南京。摄影家，被蔡元培誉为”拿摄影机写游记的今日徐霞客“。1936年于金陵大学开创中国电影与播音高等教育，1937年至1944年有过四次行程超万里的科考拍摄，1952年参与创建中央电影学校（今北京电影学院）。

    [11]刘文彩（1887-1949），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人，仰仗弟弟刘文辉的权势发家致富。

    [12]刘文辉（1895-1976），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任国民政府四川省政府主席、西康省政府主席，1949年年底投诚共产党。

    [13]在2005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60.05%的基础上，江西省2008年提出建设“一大四小”工程：“一大”即抓好宜林荒山造林，确保到201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63%；“四小”即抓好县城和市政府所在地的绿化，抓好乡镇政府所在地的绿化，抓好农村自然村的绿化，抓好基础设施、工业园区、矿山裸露地的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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