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革命叙事缺陷

    高华（1954-2011），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当代中国史研究。著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革命年代》等。

    我们很熟悉这种“革命叙事”，其“宏大叙述”影响甚深，就连日常生活语言都烙下痕迹。

    高华教授去世后，很多人缅怀他。他在当代中国史学界的地位很重要，唯一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文集《革命年代》我先后买了三本，皆不知被谁拿走，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是在香港出版的论文集，部分文章跟《革命年代》重合。其中一篇题为《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很能体现高华教授毕生治学之关怀所在。

    高华教授发现，当代中国有关近现代史的叙述，大致分为两种类型：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革命叙事”主要论证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现代化叙事”则主要论证10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这两种叙事方式均存在缺陷。在“现代化叙事”中，中国内部因素经常被不经意地忽略了，而“革命叙事”对中国历史学的负面影响更大。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革命叙事”逐渐走向僵化和教条主义，过分追求“宏大叙述”。基本特点是：第一，预设立场，无限制地扩张历史学的宣传、教化功能。以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为指导，有选择地剪裁史料来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对复杂的历史进程做简化的“必然性”解释，遮蔽许多丰富鲜活的历史层面。第二，在叙述方式上，频繁使用某种不言自明或无法证明的集合性语汇。第三，在语言运用上，过分诉诸感情，具有某种居高临下的训导式风格。

    我们很熟悉这种“革命叙事”，其“宏大叙述”影响甚深，就连日常生活语言都烙下痕迹。高华教授认为这相当不妙，我们应持一种客观中性的“灰色历史观”，不要故意忽略那些互相冲突的资料和观点，对重大现象的研究不要故意回避事实，不要只进行概念的推理和演绎。

    假如摆脱革命史观来看中国当代史，可能会有点敏感。过去常说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甚至连“当代史”的说法都未必成立。高华教授认为，1840年以后该传统已被打破，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修当代史。

    1949年后，修当代史长期提不上议事日程，主要是因为社会已有高度统一的新意识形态提供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全部解释，形成对全体社会成员统一的认识和叙述的要求。这种规范以“大叙述”“大概念”为基本框架，辅之以简明化的材料，以凸显所谓历史铁的逻辑演进规律，忽略差异性和历史面相的多重性。

    “革命叙事”强调1949年就是一个分水岭，过去是个晦暗无光的世界，现在迎来无限光明。这个间隔将20世纪的历史截为两段，视彼此毫无关联。高华教授认为，应跨越这种人为的间隔。他特别注重1949年前后的延续性，认为一些历史性的长时段因素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并未因1949年新政权的统治而中断。很多原以为建国后诞生的现象，其实根源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埋下。

    这本书收录了另一篇重要文章，题为《阶级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主要谈“阶级出身论”。这套理论在1949年后兴起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其思想背景是马列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它并不是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甚至不符合原典马克思主义，更接近于“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历史传统。

    中国共产党对“阶级出身论”的合理性未多论及，长期以来，它只是依存于阶级斗争理论的范畴之下。在争取革命胜利的阶段，它是一种动员手段，旨在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革命成功后，它被用来清算敌对阶级，改造和重建社会。

    “阶级出身论”不是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却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尽管它产生了很多副作用，使得党内和民间社会曾经一度保持长期的紧张情绪，却有助于建成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国家结构。

    身为优秀的历史学家，高华教授敏感地注意到一些易被忽略的史料，然后发挥小说家般的想象力进行解读。他在《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一文中引述的资料就非常有意思。曾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1]在回忆录中提到，1957年7月上旬，毛泽东不辞酷暑到南京，为抓“右派”找部分高干谈话。毛泽东质问道：“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江渭清回答：“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毛泽东大发雷霆，拍着沙发旁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毛泽东乃“一国之尊”，为何直接干预一个省委内部的“反右运动”？高华教授分析道：1957年夏，就在毛泽东赴南方推动“反右运动”之际，北京已开始大抓党内“右派”，但尚未在中央与国家机关的党内正副部级实职高干中展开。毛泽东可能有所不满，希望从地方领导干部中抓一批“右派”，以证实自己“党内外右派配合向党进攻”的论断。

    江渭清圆熟地避开毛泽东的攻势，表态说：“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毛泽东挺信任江渭清，这时怒气消了，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然后，毛泽东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

    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江渭清回答：“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高华教授分析道：上述一问一答，颇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精神面貌，毛在特殊情况下也有纳谏的“雅量”，关键要看是谁进谏、进谏的态度和涉及的问题。江渭清态度恭敬，虽有口角顶撞，但私心只是为了保护部属。毛泽东对他一向有好感，知道他绝非蓄意抗上，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当场抓住他不放。

    （主讲梁文道）

    《士人风骨》

    “颂圣”折弯士人道统

    资中筠（1930-），祖籍湖南耒阳，生于上海。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著有《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等。

    肯定、否定，都是我自己的，有无价值，以此为准，还不至于要凭借曾为大人物（不论中外）服务来抬高自己。

    资中筠先生风度翩翩，见者无不倾倒。很多女性说，但愿自己红颜老去时，也能这么好看。资先生是当今学术界最受尊敬的老前辈之一，晚年推出五册《资中筠自选集》[2]，广受赞誉。

    资先生有一篇文章很有趣，题为《关于我的履历》。公共场合常有人提及她“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有时还加上“参加过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起初她不以为意，后来愈感不是滋味。为澄清自己并非此类靠曾担任高层翻译而“吸引眼球”之人，她说自己年轻时“被分配做了十几年翻译，并非初衷。那时‘此身非我有’，工作不是自选的。后来越来越感到厌倦，对因工作关系而得以见‘大场面’，接近‘大人物’，兴趣索然”。

    资先生有点不解：工作半个多世纪，仅短短五六年有过帮领导人翻译的经历，难道其他都不足道？她自谦后半生虽碌碌无大成就，但多少有所思考，“形诸文字，任人评说。肯定、否定，都是我自己的，有无价值，以此为准，还不至于要凭借曾为大人物（不论中外）服务来抬高自己”。

    为坚守独立人格，资先生不厌其烦以正视听，风骨卓然。然而像她这样坚守知识分子道统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关于这个问题，她在《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中分析透彻，令人震撼。

    资先生追溯先秦诸子百家，看看当时的大思想家是如何与政治人物打交道的。她发现孟子“与‘王’谈话是教训的口吻，一副‘帝王师’的架势，是后来的‘士’所艳羡、向往而再也做不到的。孟子表达了当时儒家治国的最高理想，现在经常引用的‘君轻民贵’之类的话，虽然不能附会为现代民主原则和民本思想，但在等级制度正在发展、巩固的时代，提醒在位者重视‘民’，已属难能可贵。他以特有的坦率而透彻的风格，提出的理想社会和对君主提出的要求，是专制君主不愿意也做不到的”。

    战国后期，知识分子的气度已变。《战国策》里那帮人不再是“帝王师”，只是舌辩之士，用舌头混饭吃。他们只是“谋士”，总是准备上、中、下三策供君主选择。他们的目标是助王称霸，不再是促王行仁义。他们讲究的是“术”，不是“道”。从道德层面看，他们也不再坚持原则和人格独立。此后，读书人日益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经典著作仅仅被当作治国的工具。

    在尊崇孔孟之道的时代，“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特点：第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有家国情怀。第二，重名节，讲骨气，士林有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如“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第三，“颂圣文化”，将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见用则“皇恩浩荡”，获罪则“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

    士人这三大精神特质，在五四时期有了一个鲜明变化。知识分子告别“颂圣文化”，正是新文化运动的精髓。当时虽是专制政府，高压统治，甚至搞暗杀，但知识分子总体上保持着气节和价值共识。比如张奚若[3]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言，被蒋介石打断后拂袖而去，从此拒绝参加。知识分子敢跟政权作对，不怕官员的脸色。

    1949年之后，情况发生变化。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结果被上级严厉批评，学校党支部深刻检讨。借此事件，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开展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

    过去经常搞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几乎都写过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资先生说“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你“清高”就要挨骂，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却要来问你。你有骨气也要挨批，对人民必须折腰。“旧道德”也要反对，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当时甚至鼓励投机，过去士大夫视之为丑恶，如今“投革命之机”越快越好。

    资先生认为，士人道统的衰落与知识分子自身也有关系。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日留学生则主要为自己谋前程，即使选择回国发展，大多也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社会改造。她慨叹：“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资先生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是得利者，便以各种“理论”

    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辩护。还有一部分所谓的“文人”因夸张地、超越起码人道底线地“颂圣”而名利双收。

    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如今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排外、仇外，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这些论调大多殊途同归。资先生指出，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这种言论具有一定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将一切不满转向洋人。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

    中国知识分子难道要继续这样丢人现眼吗？或许是时候重拾失落已久的士人道统了。

    （主讲梁文道）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

    盛世言论最不自由

    王汎森（1958-），台湾云林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师从余英时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著有《章太炎的思想》《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等。

    这些禁忌在大清律例里找不到一丝痕迹，却像无边无际的海洋裹挟着一切，连皇子都要自我压抑。

    今天常说康雍乾三朝是盛世，却忘记了这一时期也是文字狱最盛之时。文字狱历朝皆有，尤以清代最多。现在很多人把《四库全书》当宝，殊不知这套书恰恰是禁书运动的成果，里面收录的都是所谓“政治正确”的书，那些不正确、不健康、不道德的内容早被剔除得干干净净。

    清代的文字狱是如何开展的？文字狱如何影响了社会风气？论文集《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里最有趣的一篇文章就谈了这个问题。作者王汎森是台湾“中研院”院士，也是台湾史学界数一数二的重量级人物。我曾有幸在一个饭局上结识他，他的朋友张大春[4]告诉我，王汎森这辈子没用过圆珠笔。这怎么可能？

    怎么这个年代还有这样的人？后来我发现王汎森果然随身携带毛笔，连写个联系方式也用毛笔！论及文字狱的文章题为《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看到这个题目，对理论敏感的人会联想到福柯[5]，因为“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个概念来自他。在清朝皇权专制下，政治、道德、权力等各种力量就像水分子的毛细管作用一样，渗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些力量交织在一起，像风一样吹掠而过，形成无处不在的影响，在老百姓最微细、最日常、最私密的空间里发挥着作用。在那个文字狱盛行的年代，议论时政是很容易玩火自焚的，题献颂诗也可能马失前蹄。换句话说，你骂政府会死，拍错马屁也会死，最后只好缄默——这就是权力追求的压制效果。

    乾隆皇帝对皇权的自我想象是非常有趣的。他想做一位千古帝王，自以为文化水准高人一等，喜欢为文化定标准，很多前朝流传下来的书画珍品上都留有他的题字，斗大一个印盖下去，特别破坏品位。他还有一种独特的历史观，认为本朝人应忠于本朝——你活在什么政权底下，就该好好听它的话，跟你是什么种族无关。

    乾隆当年搞《四库全书》，最初想搞成类似《大藏经》那样的全书，后来决定趁此机会广泛搜罗民间的禁书。什么是禁书？那年头有很多敏感词，比如皇帝御用的“赦”字，老百姓不能用；“汉”“明”“清”“夷”等字也不能随便用；称呼清军不能叫“清师”，而应叫“大兵”“王师”。我们翻遍《明史》找不到“千钧一发”这个词，因为清朝施行“剃发令”，你说一根头发可以系千钧重量，是不是你对剃发很不满呢？

    风声鹤唳的文字狱导致很多冤案的出现。有人跟别人结下仇怨，就诬告对方藏有禁书，或者写的东西犯忌。仅这一条，就足以下狱！思想控制如此严密，当时很多文人都不敢出书。郑板桥曾刊刻一部诗集，千叮万嘱说以后不准再刻它。有的人刻完书就把雕版砸烂，防止有人添加敏感字眼拿来对付后代子孙。有些书未必是禁书，大家却不敢看，害怕里面有敏感内容。看都不敢，遑论收藏！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有位朝鲜使臣记载：京师有位诗人送他一幅画，上面写着“石湖渔隐图”。这听起来挺诗情画意，大臣翁方纲[6]却在旁边警告说，千万不许再提，盛世安得有隐？天下太平，你要当隐士，可见别有隐情，是不是对当朝不满？

    在那种氛围下，大家都不敢随便说话，互相欺瞒以求自卫。这些禁忌在大清律例里找不到一丝痕迹，却像无边无际的海洋裹挟着一切，连皇子都要自我压抑。乾隆没登基以前，虽贵为皇子也不敢随便议论本朝和明朝的历史。对于满汉之别，清朝出的很多书都在这个问题上语焉不详。国学大师钱穆说他年少时听老师讲皇帝是满洲人，我们是汉人，竟然大吃一惊，因为他以前读的书里根本就不敢碰触这个禁忌。

    康乾盛世是满清最强势之时，为何这种时候文字狱反倒登峰造极？一般认为政府缺乏自信才会搞文字狱，难道当时清政府对自己没有信心吗？王汎森认为，禁忌措施有时候取决于政府有没有能力去执行，而不是政府有没有自信。正因为天下太平，国力昌盛，政府才更有能力去实施罗织文网的浩大工程。

    （主讲梁文道）

    《群经通论》

    经学并非一方净土

    周予同（1898-1981），浙江瑞安人，经学史专家。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曾任复旦大学教授、《辞海》副主编。著有《经学和经学史》《孔子、孔圣和朱熹》等。

    读“六经”不能只看表面文字。

    今天有人叫嚷着复苏国学，比较大众化的是提倡读经。很多小孩跟以前上私塾一样，被家长送去某些机构读经。问题是，你读的是什么经呢？

    关于什么经该读，什么经不该读，哪些经为真，哪些经为伪，在经学领域曾经充满争议。今天有必要重温经学史著作，比如周予同先生的《经今古文学》。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最近收录于《群经通论》一书。周予同先生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学史家之一，师承钱玄同。编校者朱维铮[7]先生拿手本行也是经学史研究，师承周予同先生。

    用历史的眼光去看传统经学，我们会发现原来有很多纠结。经学始于西汉初年，西汉末年出现今文学与古文学之争[8]，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有200多年之久。1925年，周予同先生首创“经今古文学”一词，指明经学是一部争论史。

    关于“六经”[9]的排序，今古文学家差异很大。古文学家依“六经”产生年代的早晚排列，今文学家则按内容程度的深浅排列。古文学家认为《易经》的八卦是伏羲画的，因此位列“六经”之首。与古文学家《易》《书》《诗》《礼》《乐》《春秋》的次序不同，今文学家的排序颇有教育家排列课程的意味。他们视《诗》《书》《礼》《乐》为普通教育或初级教育的课程，因此列在前；《易》《春秋》是孔子哲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的思想所在，乃专门教育或高级教育的课程，因此列在后。

    两派对“六经”的排列不同，源于对孔子的看法有异。古文学家认为“六经皆史”，孔子只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将前代史料加以整理，传授给后人而已。在他们眼里，孔子是史学家。他们并不是蔑视孔子，因为民族的存亡与历史紧密相联，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不灭，乃因有详密而不绝的史籍在传承。而古代史籍的继往开来者，首推孔子。

    今文学家则视孔子为“素王”，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其位。他们认为“六经”大部分乃孔子所作，里面固然有前代的史料，但那只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工具。孔子看重的不是文字事实，而是微言大义。因此，读“六经”不能只看表面文字。

    《群经通论》还收录了一篇重要文章，很有时代意义。《〈春秋〉与〈春秋〉学》一文写于抗战时期，开篇写道：“中国儒教的经典里有两部怪书：一部是《周易》，一部是《春秋》。”周予同先生认为，《易经》内容五花八门，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曾大于《春秋》，后来沦为少数人研究的“史料”，而《春秋》至今仍被很多人利用。

    周予同先生说：“近年来，有些莫名其妙的’儒教徒‘想建立’新的道统‘，他们硬将孔子套上了一套时装，要孔子一方面接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衣钵，一方面做现代政论家和他们自己的先遣队。这不仅蒙蔽了孔子的真相，而且涂改了中国的古史。”

    这种思想的来源就是《春秋》：“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拿着犀利的现代武器，由中国的东北屠杀过来；一面又捧着发霉的古代经典，说这在提倡东洋文化，这在施行’王道‘。所谓’王道‘的来源是什么呢？又不是在《春秋》这部怪书里吗？同时，受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卵翼的汉奸们，如’伪满‘，如’冀东‘[10]，他们所施行的奴化政策中的’读经‘是在读什么经呢？不也是以《春秋》大义为主吗？孔子的《春秋》竟成为汉奸们的理论，这真是使人有点’感慨系之‘了！”

    为什么呢？《春秋》是喜欢讲“托古改制”的今文学家最喜欢的一部经典。他们试图阐发《春秋》里面的微言大义，将古代的东西加以改造，成为以古制今的权威依据。

    （主讲梁文道）

    《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

    天才的责任就是做自己

    瑞·蒙克（RayMonk，1957-），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哲学教授，主要研究数学哲学、分析哲学史。著有HowtoReadWittgenstein（2005年），另著有哲学家罗素、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Oppenheimer）传记。

    “天才”是一种要为之拼争的东西，需要你努力去发现，而这本身就是一种责任。

    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11]，在总结亚里士多德的生平时说：他出生，他工作，他死去。

    我们关注一位哲学家往往只关注其思想，其他似乎不重要。然而有些哲学家的生平格外引人瞩目，比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2]。他与海德格尔并称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宗师之一，有关他的传记、小说、影视等将近一万种。这些东西足以装满一座小图书馆，可以称为“维特根斯坦学”。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出生于奥地利维特根斯坦家族[13]。这是奥匈帝国时期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至今仍是名门望族。这个犹太家族极力将自己同化成日耳曼人，某些家族成员甚至有反犹倾向。这个家族酷爱艺术，跟很多大艺术家来往，出过很多了不起的人物。

    19岁的维特根斯坦跑到英国念新兴的航空工程，后来背弃家庭的冀望，转而研究哲学。1911年10月18日，他跑到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拜访罗素[14]，想搞清楚自己有无哲学天赋。听过几星期数理逻辑课后，他征询罗素的意见，却得到模棱两可的答复。1912年，他将手稿拿给罗素看，终于得到肯定。罗素一开始是他的导师，后来亦师亦友，甚至变成他的学生。后来罗素评价说，他“也许是我所知道的传统观念里的天才的最完美范例，激情、深刻、强烈和强势”。

    一战期间，维特根斯坦作为志愿兵加入奥地利军队，后来当过战俘。战争结束后，他跑去小学教书，在农村待着，远离剑桥那种高等的学术文化氛围。像他这样的人物，任何国家都会像国宝一样捧着，不让他离开最尊贵的大学教席。然而二战期间，他曾放下剑桥大学的教学工作，跑去医院当药房勤务工和实验室制药技师。他放弃继承的财产，过着俭朴甚至穷困的生活，靠工作乃至体力劳动来养活自己。

    这样的故事是不是很吸引人？在维特根斯坦诸多传记之中，有一本独一无二。自1991年出版至今，英国哲学教授瑞·蒙克的《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一直是对此人生平最翔实、最深刻的解读。好的哲学家传记不多，好的译作更少。有一本书叫《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1951》，是维特根斯坦晚年与鲍斯玛[15]的谈话录。

    这是相当重要的文献，可以一窥晚年维特根斯坦的思路。然而中译本的翻译问题不胜枚举，例如将得克萨斯州大学（UniversityofTexas）译作“坦萨斯大学”，将温室（greenhouse）直接译成“绿房子”。

    译者有时对原文理解有误，例如有一次在山顶赏月，维特根斯坦说，如果只有月亮，将无法阅读和写作。听起来他似乎很喜欢阅读和写作，但事实上他不太喜欢阅读。原来这句话译错了，维特根斯坦原意是说，如果只有月亮就好了，那就不用阅读和写作了。

    与之相反，单看《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的书名，就已经译得比谁都好了。英文标题为LudwigWittgenstein：TheDutyofGenius，副标题直译是“天才的责任”。大家都知道维特根斯坦是天才，这本书是讲天才对社会负有某种责任吗？不是。中文版译作“天才之为责任”，译得太漂亮了！我们一般理解“天才”是天生有某种才华，但本书重点是谈“天才”是一种要为之拼争的东西，需要你努力去发现，而这本身就是一种责任。

    八九岁时，维特根斯坦第一次哲学思考的问题是：“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当时他未找到满意的答案，只好下结论说：在那种情况下，撒谎没任何错。他早年温良恭俭，是个听话、顺从的孩子，有时会牺牲真相。他的学习成绩不太出色，当时没人觉得他是天才。

    少年维特根斯坦与成年维特根斯坦判若两人，后者非常尖锐，绝不妥协，实话实说，经常暴怒。1913年，他在挪威闭门思考哲学问题时，罗素写信说看不懂他写的东西，想请他再解释一下。老师摆出一副虚心请教的模样，他却回信说：“我请求你自己思考这些事情；我无法忍受重写甚至第一遍时我也是怀着极度厌恶写出的文字解释。”

    他曾经帮姐姐设计房子，锁匠问道：“工程师先生，一毫米对你真的这么要紧吗？”他没等锁匠说完就吼道：“是的！”与少年时期容忍不诚实相反，成年维特根斯坦身上有令人既钦佩又敬畏之处——不留情面的诚实。因此，很多人怕他，却又膜拜他。瑞·蒙克指出，维特根斯坦性格的转变源于一个信念，即危机的根源是他自己。他的一生仿佛是一场与自己本性的战斗，他一直在努力做真实的自己。

    当有人说G.E.摩尔[16]孩子般的单纯值得赞扬时，维特根斯坦提出异议：“因为你谈的单纯不是一个人为之拼争的单纯，而是出自天然的免于诱惑。”他要的不是一种天然的单纯，而是要你努力与自己拼斗，不断认识和雕琢自己，然后成为你自己。率真、诚实乃至天才，都是他拼争来的。

    维特根斯坦参战，并不纯粹因为爱国，主要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直面死亡，在终极考验面前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改进自己。他不像罗素是公共知识分子，能对很多社会事务做出明晰判断，因为他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我是谁”“我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维特根斯坦早年深受魏宁格[17]的影响。在《性与性格》这本极度贬斥女性的书里，魏宁格提到男人与天才之责任的关系。魏宁格认为，天才是最高的道德，因此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男人具有天才的潜能，必须找到真实的、更高的自我，而通向自我发现的一种途径是爱：“在爱中，男人只爱他自己。爱的不是他的经验自我，不是软弱和粗俗，不是他外表显出的挫败和卑微；而是爱他想要成为的一切，爱他应该成为的一切，爱他的最真和最深的清晰本性-免于一切必然性的束缚和尘世的败污。”

    魏宁格认为，男人应该爱的不是女人，而是他自己的灵魂。男人摆脱与女人的性关系，只是肉体生活的灭绝，取而代之的将是精神生活的完全发展。魏宁格提倡的是柏拉图式的爱，认为任何其他所谓的爱都属于感官王国。性的吸引随身体的接近而增加，爱则在爱人缺席时最强。

    这些有点胡扯的话影响了维特根斯坦一生的人生态度。他一辈子都在追求苦行僧似的精神修炼，喜欢精神之爱。他是同性恋者，并非没有肉欲，但他鄙视肉欲，甚至感到愧疚。

    贯穿维特根斯坦一生的两大主题，一是逻辑，一是罪。经过奋力挣扎的一生，他临终前托人转告朋友们：“告诉他们我过了极好的一生。”（TellthemI’vehadawonderfullife.）或许是因为，这位天才已尽到“对自己的责任”。

    （主讲梁文道）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

    不戴面具的求真者

    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Bernhard，1931-1989），奥地利作家，出生于荷兰，母亲未婚先孕生下他。高中辍学后，曾在食品店当学徒。年轻时就患有严重的肺病，在绝望中开始阅读和写作，涉猎诗、小说、散文等，一生获得诸多文学奖项。著有《严寒》《精神错乱》《历代大师》等。

    他太讨人厌，因为他太要求真实。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个性和声名引得很多人围绕他进行二次创作，比如奥地利大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伯恩哈德是德语文坛最富争议的作家之一，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他固执、冷酷、尖锐，毫不留情地批判一切，可是他非常喜欢维特根斯坦，在作品中常常提及。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由三篇小说构成，其中《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场友谊》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保尔正是伯恩哈德的好友。保尔·维特根斯坦是一个非常睿智的天才，对音乐拥有无与伦比的鉴赏力。年轻时他喜欢赛车，有点玩世不恭。他一生中常常处于疯癫状态，频繁出入精神病院。1967年，患有肺痨的伯恩哈德在一家肺病专科医院接受治疗，恰巧保尔住进了附近一家精神病院。两所医院位于同一座山上，两人的病房仅隔200多米远。

    小说《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场友谊》几无情节可言，行文却带有强烈的伯恩哈德特色。其中一个特色是不分段，可能让有些人读起来不耐烦，并且啰里啰唆，刚提到一个话题，转而又开始谈其他，然后再回过头来接续前话。可是很奇怪，这种写作风格让我想起另一位大作家萨缪尔·贝克特[18]。贝克特的语言奉行极简主义，简约得不能再简约。两人一个多言一个寡语，表现出来的气质却极为相似。他们洞察事物的眼神如此犀利，笔锋尖锐而深刻，展现出人世间的种种荒诞。

    伯恩哈德写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喜欢用黑体字强调某些东西。比如为了说明精神病对保尔来说是一种常态，他写道：“保尔在孩童时期，体内就埋伏下所谓精神病的种子，一种从未精确界定的疾病。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作为一个精神有毛病的婴儿出生到这个世上的，一开始就患有了那种后来控制、左右了保尔一生的所谓精神疾病。直到他去世这种精神疾患一直伴随着他，成为他生命中自然而然的事情，如同其他人不为这种病所折磨度过一生一样。他的所谓精神病的治疗过程，充分证明了医生和医学的无能为力，令人极其沮丧。”

    伯恩哈德观察世界的角度很冷酷，比如他揭示医院的麻木不仁：“既然医生对待那些我目睹死去的人，完全与对待我一样，跟他们说同样的词语，进行同样的谈话，开同样的玩笑，那么我的前景跟那些已经死去的人相比，也就不会有什么两样。他们在赫尔曼病房悄然死去，不为人注意，没有叫喊，没有呼救，常常是全然无声无息地就走了。一大清早他们空出的病床就放到了走廊上，更换铺盖罩套，准备给下一个病人。护士小姐们径自微笑着做着事情，并不理会我们从旁经过看到了这一切。”

    小说中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身影在哪儿呢？他经常被拿来与侄子保尔对照：“维特根斯坦家族一百多年来素以制造武器和机器著称，直到最后终于生产出路德维希和保尔，前者是划时代的著名哲学家，后者至少在维也纳其知名度并不比路德维希小，或者正是在那里他是更有名的疯癫者，从根本上说，他同他叔叔路德维希一样具有哲学头脑，他的叔叔路德维希反过来也与其侄子保尔一样疯癫，这一位，路德维希，以他的哲学造就了他的名声，另一位，保尔，以他的疯癫。这一位，路德维希，也许更富于哲学头脑，另一位，保尔，也许更为疯癫；我们相信这一位具有哲学头脑的维特根斯坦是哲学家，可能只是因为他把他的哲学写成了书，而不是他的疯癫，我们认为那另一位，保尔，他是疯子，因为他压抑了他的哲学，没有发表它、公开它，只是把他的疯癫展示了出来。”

    疯癫是天才的特质，伯恩哈德认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保尔·维特根斯坦都是“伟大的、富于个性的、持续不断令人激动不安的、具有颠覆性的思想者”，“他们两位绝对都是非同寻常的人，拥有非同寻常的大脑，这一位出版了他的大脑，另一位没有。我甚至可以说，这一位将其大脑所思付之于文字发表，而另一位则将其大脑所思付之于实践”。

    伯恩哈德认为，保尔叔侄与生俱来非常富有，然而在自我独立意识的引导下，走上一条违背家庭意志的道路：“表面上看，恰好放弃了维特根斯坦家族的价值观，即享受优越富有和呵护备至的生活，最终为自我拯救步入追求精神的生涯。他很早，就像他叔叔数十年前所做的那样，可以说是从家里溜之乎也，放弃家庭提供的一切成就了他们的条件，也像他叔叔以前的下场一样，成为被其家庭认为是无耻之尤的人。路德维希成了无耻之尤的哲学家，保尔则是一个无耻之尤的疯癫者。”

    保尔对伯恩哈德说，他叔叔是维特根斯坦家族最疯癫者。伯恩哈德发现：“就我所知，维特根斯坦家人一辈子都因为此人而感到丢脸。他们总是认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与保尔·维特根斯坦没什么两样，都是傻瓜一个，是那些总对怪僻的事情敏感的外国人把他给捧起来的，他们颇觉好笑地摇着头说，全世界都上了他们家那个傻瓜的当，那个废物突然在英国成了名人了，成了思想界的伟人，真让他们开心。维特根斯坦家人毫不客气地将他们的哲学家拒之门外，对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尊敬，直到今天他们都不拿正眼瞧他。像看待保尔一样，他们直到今天还把路德维希看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维特根斯坦家的叛徒。像对待保尔一样，他们也把路德维希排斥在外。如同他们在保尔在世时一直为其感到羞耻，他们直至今日还为路德维希感到羞耻。”

    伯恩哈德觉得这不仅是维特根斯坦家族的问题，也是奥地利整个国家的问题：“即使路德维希后来相当有名了，也没有能改变他们对这位哲学家的轻蔑，他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这也不奇怪，归根到底，在这个国家里直到今天也没有他的地位，人们几乎都不认识他。维也纳人甚至今天仍不承认弗洛伊德，这是事实，甚至没有真正地了解他，这是事实。他们头脑太愚钝了。维特根斯坦家也是如此。”

    伯恩哈德经常将矛头对准祖国。有一次为了找一份《新苏黎世报》[19]，他和保尔跑遍大半个奥地利，满怀希望奔赴各个著名城市，结果徒劳无功。他痛骂道：“当时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注重精神的人，无法在一个找不到《新苏黎世报》的地方生存。你想啊，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一年到头，哪怕是在一个仅有一家小旅馆的弹丸之地都能读到《新苏黎世报》。可是在我们这儿却不行！在这样一些鼎鼎大名的地方竟然找不到一张《新苏黎世报》，甚至萨尔茨堡[20]也没有，这不能不让我们怒火中烧，更加憎恨我们这个落后的、狭隘顽固的国家，明明乡巴佬一个，却又令人十分厌恶的狂妄。”他认为奥地利的报纸只能用来擦屁股。

    有趣的是，伯恩哈德如此痛批祖国，国家仍颁发给他很多文学奖。自1963年出版第一部长篇散文《严寒》，他平均每年有一两部作品问世，获过很多奖项。1970年，年仅39岁的他获得德语文学最高奖——毕希纳文学奖[21]。然而经历很多颁奖仪式之后，他觉得获奖是一种羞辱。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公开宣布不再接受任何文学奖。他曾被德国国际笔会[22]主席两次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他声称即使获奖也拒绝接受。

    伯恩哈德的锋芒个性经常使得颁奖活动不欢而散。最著名的一次是1968年在奥地利国家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他一上台就致辞说“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接着说“国家注定是一个不断走向崩溃的造物，人民注定是卑劣和弱智……”，结果文化部长拂袖而去，文化界名流相继退场。第二天，奥地利报纸说他“狂妄”，是“玷污自己家园的人”。同年他获得另一奖项，颁奖单位不敢公开举行仪式，只是私下将奖金和证书寄给他。

    伯恩哈德在《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场友谊》中写道：“我获得了国家文学奖，当时报纸报道说，这次颁奖最终以一场丑闻而告结束。颁奖典礼在政府接待大厅里举行，那位向我致所谓贺词的部长，讲的尽是些不着调的话，是他的一位主管文学的官员为他写的稿子，他在台上照本宣科，比如，说我写过一本关于南海的书，当然是胡说八道了，我什么时候写过这样的书。这还不算，那位部长还改了我的国籍，在讲话里竟说我是荷兰人，我从来都是奥地利人。他在讲话中还说我是专门写历险小说的，实际上我对这种题材一无所知。他还多次说我是外国人，做客奥地利等等。”

    伯恩哈德说：“我在颁奖前匆忙地、很不情愿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几句话，可能稍微带一点哲理性，其实我只是说人是可怜的，注定要死亡的，我的讲话总共没有超过三分钟，这时那位部长便怒不可遏地从他的座位上跳了起来，朝我挥着拳头，他其实根本没有听懂我的话。他气急败坏地当着众人的面骂我是条狗，当即离开大厅，在身后把玻璃门重重地摔回去，致使门玻璃‘砰’的一声变成了一堆碎片。所有在场的人都跳了起来，惊讶地望着那位离去的部长。一霎时大厅里，像人们常说的那样鸦雀无声。随后发生了让人匪夷所思的一幕：那一伙我称为投机之徒的人，紧跟着扬长而去的部长走出大厅，离开之前也都向我示威，不仅漫骂而且挥着拳头……整个参加仪式的那帮人，几百位吃政府俸禄的艺术家们，尤其是作家，即所谓我的同事，以及其随从，都匆忙跟着那位部长走了……”

    伯恩哈德觉得颁奖“实际上是在贬损一个人，而且是以最羞辱人的方式。我想，只因为我每次总是考虑到它能给我带来金钱，我才忍受得住，只不过出于这个理由，我才走进各个市政厅的古老建筑，出现在各个礼堂里举行的无聊的颁奖仪式上”。他说40岁之前一直承受着各种颁奖仪式带来的耻辱，“让人在我头上拉屎撒尿，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颁奖是什么，就是往一个人的头上拉屎撒尿。接受一种奖项与让人在自己头上排泄粪便毫无二致。我一直感觉颁奖就是可以设想的最大的侮辱，绝不是什么提高。道理很简单。每一项奖都是由那些外行颁发的，他们想要做的就是要在你的头上拉屎撒尿，当你去接受这项奖时，他们就逮着机会了，痛痛快快地在你头上排泄一番。他们这样做也是理所当然的，谁让你低三下四地去接受什么大奖呢”。因为“接受了各种各样的奖项，于是我把自己给毁了，把自己弄得成了卑鄙无耻之徒，成了让人讨厌的家伙”。

    这些话很过分，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无论对人对己，伯恩哈德一向毫不留情，这种气质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很相似。当别人称维特根斯坦为大哲学家时，他说：“称我为真之寻求者，我就满意了。”哲学乃是为了求真，然而大部分哲学家只是书面上的求真，维特根斯坦则在生活中一以贯之。伯恩哈德同样求真，以至厌恶这个污浊的世界。他太讨人厌，因为他太要求真实。

    （主讲梁文道）

    《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

    放弃信仰等于放弃自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1917-2012），英国历史学家。生于埃及亚历山大港，在维也纳和柏林长大，1933年定居英国。剑桥大学博士，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荣誉教授，1978年当选英国科学院院士。著有《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等。

    如果我们放弃了寻找圣杯，就等于放弃了我们自己。

    我一直对20世纪前半叶的中欧[23]文化、历史很感兴趣，那里出现了太多如维特根斯坦、弗洛伊德等闪耀的文化巨星。在动荡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欧的政治团体日益激进，有些人投向了共产主义的怀抱，有些人则转向法西斯。灿若繁星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很多人因犹太血统被迫逃亡，被驱逐出境，甚至被送入集中营。

    我喜欢阅读当年在那里生活过的重要人物的传记，管窥那个时代的记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世界级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忠贞不贰的共产党员。他爱好爵士乐，曾用笔名写过不少乐评。这位左派史学大师生于1917年，回顾他的一生几乎等于回顾整个20世纪。他的传记《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给人一种印象：那个时代并不像现在这样国与国之间界线分明，尤其对犹太人来说，世界就是个地球村，可以到处迁徙。

    霍布斯鲍姆的父亲是犹太裔英国人，母亲是奥地利人。父母于一战期间结婚，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生下霍布斯鲍姆。两岁时他随父母移居维也纳，父母相继去世后，他于1931年到柏林投靠亲戚。1933年纳粹掌权，他回伦敦定居，在一所文法学校念中学。1936年，他入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并加入英国共产党[24]。20世纪60年代，他频繁前往拉丁美洲，有一次还偶然担任了切·格瓦拉[25]的翻译。他的一生多姿多彩，自传内容也相当丰富。

    历史学家写自传有个优点：客观冷静的职业精神，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一般人写自传或回忆录往往将过去浪漫化，或者遗忘很多重要事情，以符合叙事主线。历史学家检视自己的一生时，需要把持客观的职业标准，同时注意不过分集中于个人经历的描述，而将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样本，观察社会如何造就人。

    在柏林度过的两年时光，霍布斯鲍姆目睹了纳粹的兴起。为什么在左翼势力最强大的时候，纳粹却能让整个社会向右转？霍布斯鲍姆认为是因为德国共产党[26]太愚蠢，总以为最大的敌人是跟自己路线比较接近的社会民主党[27]，而不是纳粹党。德国共产党当然知道纳粹主义的恐怖，但他们认为没什么比混淆视听的同路人更可怕。他们认为德国社民党中间偏左的路线实质是向资产阶级投降，所以他们先要做左翼内部的路线斗争，打算斗垮同路人之后再去对付希特勒。这是当时左派势力强大最后却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霍布斯鲍姆在维也纳接触过很多犹太人，发现他们对漂泊不定或远离故土习以为常，并不像犹太复国主义者那样主张建国。他自己虽然也是犹太人，却不喜欢以时髦的“迫害下的牺牲者”身份说话。他认为不应凭借犹太人对世界的独特贡献以及曾经遭受的大屠杀，宣称自己享有独一无二的资格来唤醒世人良知。身为历史学家，他在乎的是：“一个于公元2000年占全球人口0.25%的族群（并且我生而为其中一员），是否有正当理由来宣称自己是‘神的选民’或特殊的人群。”他认为，正确或错误、正义或不义的事物，都既不会在身上佩戴种族标签，也不会在手中挥舞国旗。一个人正确与否、正义与否，并非与生俱来，跟种族、国家无关。

    中国人多半关注苏共或东欧共产党的历史，很少看到西欧也有共产主义的同路人。比如英国也有共产党，只不过永远是在野党，冷战时期甚至受到压迫。霍布斯鲍姆是一名坚贞的共产党员，这个身份令他遭受到一种较为温和的英式迫害，教职生涯难以一帆风顺。

    冷战时期的西方共产党不仅遭受资本主义阵营的压迫，还饱受社会主义阵营的刺激，比如匈牙利十月事件[28]、“布拉格之春”[29]等。对他们来说，最大的考验是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30]，因为以前骂斯大林的人多是党外人士，现在则变成了党内斗争。此事发生后，许多西方共产党员纷纷退党。

    身为左派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不得不承认：“苏联以及绝大多数依照其模式建立起来的国家与社会——亦即曾为我们带来鼓舞的1917年‘十月革命’之产物——都已经彻底崩溃，只留下一片物质上与道德上的废墟。”

    尽管共产主义沧海桑田，霍布斯鲍姆却始终没有放弃信仰。共产党的魅力在哪儿？他认为：“列宁主义政党的成功秘诀，并不在于梦想自己将站在街头障碍物后面进行抗争，甚至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说。那可用两个用语加以总结：‘决策必须贯彻执行’以及‘党的纪律高于一切’。共产党吸引人之处，在于它能够完成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党内的生活则可说是极尽反对修辞文采之能事。这或许协助创造了那种乏味至极、简直令人厌烦的文化，而当它由党的出版品刊登出来时，就成为晦涩不堪、令人难以卒读的‘报告’，而各国共产党便从苏联的实际做法当中把‘报告’接收了过来。”

    在共产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之前，共产党员无从期待获得任何奖励。职业革命家的命运可能是入狱、流放或者死亡，所以不讲求浪漫主义，不崇尚个人恐怖主义，强调要有冷酷的纪律和决心。正如布莱希特[31]在《致后生晚辈们》一诗中所言：“我进食于战役之间，在谋杀者当中席地而眠。”共产党的政治术语弥漫着“刚毅”的味道，诸如“绝不妥协”“不屈不挠”“硬如钢铁”“坚如磐石”。霍布斯鲍姆指出：“布尔什维克的本质，就是以刚毅——甚至冷酷无情——的态度，于革命之前、之际与之后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那是因应时代状况而必须出现的反应。”

    霍布斯鲍姆在剑桥大学念书时，周围很多人都是共产党员，然而学校非常宽容，允许他们自由活动。1941年，剑桥大学遭一枚炸弹袭击，一名女共产党员被一根倒下来的梁柱压得动弹不得。眼看就要被炸弹引发的大火烧死时，她高声喊道：“我们的党万岁！斯大林万岁……斯大林万岁！”后来她被救出，双腿自膝盖以下截肢。

    霍布斯鲍姆回忆说：“在那个年代，若一位党员把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献给共产党、斯大林或同志们，我们都不会对此感到诧异。

    （当时外国共产党员对斯大林的一致观点都发自肺腑、未受强迫、因信息有限而无瑕疵。其真诚的程度，与我们大多数人1953年获悉斯大林死讯后的心中哀思不分轩轾。而在他生前，没有任何苏联公民愿意——或胆敢——把他昵称为‘乔大叔’[32]，或像意大利人那般称之为‘大胡子’。）党就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为党献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得到的回馈，则是从党那边确认自己已经胜利在望，并且感受到同志情谊。”

    有趣的是，身为资深马克思主义学者，霍布斯鲍姆认为共产党本不应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共产主义不同于那些在19世纪末叶成形、大多也受到卡尔·马克思理论启发与鼓舞的工人阶级政党，本来并未被设计成一种群众运动；共产主义后来之所以变成了群众运动，完全出于历史的偶然。就这一点来说，那违反了——而且确确实实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上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传统的立场是期待每一位自视为‘工人’的人，都要认同各个本质上属于工人的政党，而它们的本质通常已经用党名（‘工党’）清楚标示出来。”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比同时代的人更了解社会主义阵营的弊端。一位东德剧作家在剧本《圆桌武士》[33]中写道：兰斯洛特武士说，外面的人们已经不想知道关于圣杯和圆桌的事情，他们再也不相信我们的正义与我们的梦想。对人民而言，圆桌武士只是一帮笨蛋、白痴和罪犯。亚瑟王则说，重要的不是圣杯，而是坚持寻觅圣杯的态度，因为“如果我们放弃了寻找圣杯，就等于放弃了我们自己”。这或许就是霍布斯鲍姆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理由。

    （主讲梁文道）

    《斯坦纳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

    灰暗年代需要闪亮心灵

    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1929-），美国文学批评家。生于巴黎，1940年移居纽约，现居剑桥，任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特别研究员（ExtraordinaryFellow）。著有《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剧之死》《通天塔之后》等。

    越是在极权统治下，艺术家的心灵可能越闪亮。

    成长于中欧的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一辈子信仰共产主义，相信这是对抗不公正社会的一种武器。然而不抱这种想法的人，如何审视20世纪前半叶的动荡年代呢？

    乔治·斯坦纳是当今世界上最博学的人文学者之一，写作时信手拈来就是典故，让人感觉像是在炫学。他和霍布斯鲍姆一样至少掌握了七八种语言，这种人在中国早就成大师了，这在西方却是人文学者很常见的一种专业训练。

    斯坦纳的父亲是犹太人，曾任奥地利中央银行资深法务人员。尽管拥有大好前程，他却总有一股不祥的预感。在闪亮耀目、自由开放的维也纳文化下，他嗅出一种对犹太人有系统的、教条式的仇恨即将爆发。1924年，他带着家人离开维也纳，移居巴黎。五年后，斯坦纳出生。

    斯坦纳的父亲精研法律和经济学，并广泛涉猎思想史、生物史、艺术史等领域。尽管他从事金融业，却不希望儿子步他后尘：“我宁愿你不了解债券和股票的差别。”他希望儿子日后成为一名教师或治学严谨的学者。斯坦纳不负所望，晚年他深情回忆父亲的启发式教育：“一直要等到我把读完的书写下摘要，让他检查过后，我才可以买新书。如果我不懂其中某个段落，我得大声读给他听，我父亲的选择和建议往往令我大为赞服。通常念出来后，我就明白了。如果我还是不懂，就得把相关的部分抄下来。这么一来，就能够豁然开朗。”

    斯坦纳从小学习法文、英文和德文三种语言，以至于分不清母语是什么，同时还跟随一位逃难的学者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快过六岁生日的一个深冬之夜，父亲的一个举动影响了他的一生。父亲以前讲过《伊利亚特》[34]的故事给他听，他一直想阅读这本书，但没有得到允许。那天晚上，父亲打开一本1793年的德译本，指导他阅读。父亲发现有些地方译得不够完整，就摊开希腊文原著查看，然后反复朗诵，也让斯坦纳跟着一起读。那天晚上父亲种下的这颗种子日后慢慢发芽，最终斯坦纳成为一位驰名世界的人文大师。

    二战时期斯坦纳一家逃离欧洲，移居纽约。那个恐怖的时代让斯坦纳目睹了人类的残酷无情：“‘语言动物’能够以无比的勇气、利他精神与关爱来行动，但同样地也会有野蛮、自私、抢地盘心态，以及各种形式的不理性行为，他/她的知性怠惰与物质贪婪习性是无止境的。这种奇怪的双重性会为了毁灭的目的而毁灭。野蛮部族是一个极端，街头破坏者又是另一个极端。人们从虐待行为里找到复杂的滋味。”

    作为一名人文学者，斯坦纳发现“同样的物种也发展出各种完全无私心的热情和精神层次的技艺。纯数学、音乐、诗、哲学玄想、某些艺术模式，全都是无私心的。它们存在，灿然光耀，毫无用处”。在历史的无人性与冷漠之中，最纯粹的艺术家将“无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由此“构成了无与伦比的尊严，残忍我族的‘高贵尊荣’。或许这种数学家、作曲家、诗人、画家、逻辑学家或认识论学者的‘骄傲’，和宗教或世俗的圣人在某方面救赎了人类”。

    伟大的艺术往往面临着被迫害的危险，艺术家有时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斯坦纳说：“未被道出的个人贫困、荒谬、孤立、默默无闻，更不用说基于意识形态-政治理由而加诸的极刑，一直伴随着伟大艺术、文学，或是哲学研究的诞生。”严肃文学、音乐及思想往往在暴政下产生。詹姆斯·乔伊斯[35]说：“挤压我们，我们是橄榄。”博尔赫斯[36]补充说：“检查制度是隐喻之母。”越是在极权统治下，艺术家的心灵可能越闪亮。

    斯坦纳是个有点保守的、老派的精英学者，讨厌时髦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一大堆五花八门的理论。他认为如今高雅艺术失去了耀眼的光芒，逐渐消逝在通俗文化的口水之中。他慨叹“在资本主义晚期，金钱大声咆哮，将时间和空间包装起来”，但他觉得文人没有权利去强行推动“高等”文化，把深奥的东西硬塞给普通人。

    斯坦纳认为，我们需要一种不再残酷的政治制度，让20世纪折磨人类的痛苦不复存在。“开放民主的社会是有疗效的。它们努力缓和痛苦、降低仇恨。”他自认为是柏拉图式无政府主义者：“我的政治总之是尝试支持任何社会秩序，即使只是最起码地，能够降低人类环境的仇恨与痛苦的累积，让隐私与优异均有喘息的空间。”

    （主讲梁文道）

    《自我分析纲要》

    知识分子不是超人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1930-2002），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1954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1982年起任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deFrance）社会学教授。著有《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等。

    知识分子参与政治行动，比如街头示威、联名上书，其实是在投资声望。

    现在哲学很冷门，然而念哲学的人总有一种自豪感，觉得哲学乃各门学问之中的“国王”，是“知识中的知识”。他们自认为思考的是人类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比如生命的意义、知识如何产生等。

    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尔迪厄本来是念哲学出身的，后来却反叛了。身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法国思想家之一，他不像福柯、德勒兹[37]、德里达[38]、巴迪欧[39]这些人以哲学家的面目出现，也不像罗兰·巴特[40]以文学批评家的姿态出场。他有一套很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比如统计、田野调查、实证研究，在法国学术界显得有点另类。

    1951年，21岁的布尔迪厄以外省乡下人的身份踏入法国“精英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41]。这所学校不同于一般的师范院校，是法国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学府。在全法国“学院中的学院”念哲学，很多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可以主宰一切知识领域。布尔迪厄看不惯这种态度，他觉得哲学家明明生活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却自以为能够对整个世界发声；他们跟现实相当隔离，又不喜欢具体的实证研究，只是一味空谈理念，提出一些非常激进甚至不负责任的主张。

    布尔迪厄猛烈批判以萨特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指责他们自以为是“全能知识分子”（totalintellectual）。萨特给人制造出一种错误印象：知识分子可以独立于任何权威，仿佛生活在真空中。布尔迪厄不相信知识分子能够完全独立，不受社会的制约。那些自认为在思考最重大问题的哲学家，常常忘记思考一些最基础的问题：是谁让他们过上这么好的生活，天天坐在咖啡馆里跟人聊天？是谁让他们拥有如此声望，大家要洗耳恭听？这一切依赖于各种社会条件，诸如学术机构的支持、大众媒体对“知识明星”的追捧等。

    为什么知识分子总是上电视？布尔迪厄认为是为了声名。知识分子参与政治行动，比如街头示威、联名上书，其实是在投资声望。站在社会运动的前线，在别人看来似乎是在冒险，对知识分子而言，却是赚取声望的好机会。

    身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布尔迪厄一生奋力了解社会各个面相潜藏的规则，然后试图提供理论说明。他总是用非常客观冷静的眼光，“毒辣”地分析每个人所受制的社会结构。《自我分析纲要》（SketchforaSelf-Analysis）是他逝世前一个月写成的类似自传的书，但他坚称这不是自传。他用以前剖析别人的那套严苛方法来分析自己，只可惜这本书太薄，并且他对自己的剖析也不够严酷。布尔迪厄曾经无情地抨击法国的学术体制，认为它非常不公平，只遴选出少数精英，而这些精英的父辈本来也大多是精英。尽管如此，他本人却在这种学术体制下获益良多：出身乡下工人家庭，却能挤进法国最高学府，最后跻身学术殿堂——法兰西公学院[42]。这个法国最古老的学术机构有点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却少很多，每一学科领域只选一位公认最牛的学者任教授，然后由他自定题目公开法兰西公学（CollègedeFrance）讲课。

    面对法兰西公学院的热情拥抱，布尔迪厄曾几次拒绝，然而最终不再推辞。就职演说是确认“精英中的精英”的一个重要仪式，他决定当天上台再次猛烈批判一通。虽然他讨厌知识分子上电视，最终他自己也上电视开了学术讲座，尽管内容是批判电视媒体[43]。这种颇有点像行为艺术的选择或许是他处理矛盾处境的最佳方法吧。

    （主讲梁文道）

    [1]江渭清（1910-2000），湖南平江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至1959年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因与毛泽东的老部下谭震林关系密切，深得信任与重用。1996年出版《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

    [2]《资中筠自选集》按题材分为五卷-《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201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

    [3]张奚若（1889-1973），陕西大荔人，曾任国民政府高等教育处处长、西南联大教授等职。1941年3月1日，他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抨击国民党当局时，蒋介石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他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下次接到开会通知和路费，当即回电报说“无政可议，路费退回”。

    [4]张大春（1957-），台湾作家。著有《四喜忧国》《公寓导游》《城邦暴力团》等。

    [5]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著有《疯癫与文明》等。

    [6]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官至内阁学士，曾任《四库全书》纂修官。

    [7]朱维铮（1936-2012），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经学史、史学史、思想文化史、晚清学术史。著有《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等。

    [8]西汉官方所用经书以隶书书写，因隶书在当时属于现代文字，故称今文。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秘藏的古书陆续出现，因这些经书用“古籀文字”书写，故称古文。西汉末年，刘歆大力推崇古文，开启经今古文的争论。

    [9]“经”的外延在历史上不断变化，除了“六经”，还有“五经”“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二十一经”等说法。今文学家认为“经”是孔子著作的专称，只有《诗》《书》《礼》《乐》《易》《春秋》才可称经。古文学家则认为“经”是一切书籍的通称。

    [10]”冀东“，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前身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日本成立的傀儡政权，存在于1935年11月25日至1938年2月1日。

    [11]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德国弗赖堡大学哲学博士，1933年至1934年任该校校长，因支持纳粹主义名誉受损。著有《存在与时间》等。

    [12]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LudwigJosefJohannWittgenstein，1889-1951），生于维也纳，1939年加入英国国籍，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分析哲学创始人之一。1908年入读英国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1911年就读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929年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7年辞去剑桥大学教授职务，1951年因前列腺癌逝世。著有《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等。

    [13]维特根斯坦家族是欧洲最显赫的豪门家族之一，发迹于拿破仑时代。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祖父经营羊毛进出口生意，父亲学工程出身，后来成为奥匈帝国钢铁工业的领军人物。

    [14]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生于威尔士贵族家庭，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分析哲学创始人之一。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英国皇家学会成员，英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有《数学原理》《西方哲学史》等。

    [15]奥伊兹·鲍斯玛（OetsKolkBouwsma，1898-1978），美国哲学家。曾任教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UniversityofNebraska）、得克萨斯州大学，1949年在维特根斯坦访问康奈尔大学期间与之结识，此后多次与之探讨哲学。

    [16]乔治·爱德华·摩尔（GeorgeEdwardMoore，1873-1958），英国哲学家，分析哲学创始人之一。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英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剑桥大学精神哲学、逻辑学教授。著有《伦理学原理》等。

    [17]奥托·魏宁格（OttoWeininger，1880-1903），生于维也纳，奥地利哲学家。1902年获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03年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充出版《性与性格》，同年10月饮弹自尽。

    [18]萨缪尔·贝克特（SamuelBeckett，1906-1989），爱尔兰作家，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生于都柏林，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37年起定居巴黎。著有小说《马洛伊》（又译《莫洛伊》）、《马洛纳之死》（又译《马龙之死》）、《无名的人》（又译《无法称呼的人》）等，剧本《等待戈多》（1952年）乃荒诞派戏剧的奠基之作。

    [19]《新苏黎世报》（NeueZürcherZeitung），瑞士出版的德文日报，前身是1780年创刊的《苏黎世报》，1821年更为现名。以高品质著称，以报道国际新闻见长，在欧洲德语区有着广泛影响。

    [20]萨尔茨堡（Salzburg），奥地利萨尔茨堡州首府，全国第四大城市。这座奥地利历史最悠久的城市，是莫扎特、卡拉扬的故乡，拥有众多剧院、音乐厅、电影院、博物馆等文化场所。

    [21]毕希纳文学奖（GeorgBüchnerPrize），德语文学最重要的奖项之一，有“诺贝尔文学奖风向标”之称。1923年设立于德国，以德国剧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Büchner，1813-1837）的名字命名。最初表彰包括演员、歌唱家在内的艺术家，1951年起仅限于奖励德语作家，由德国语言文学研究院（GermanAcademyforLanguageandLiterature）颁发。

    [22]国际笔会（InternationalPEN，IPEN）创立于1921年，总部设在伦敦，是一个世界性的非政治、非政府作家组织。“PEN”由Poets（诗人）、Essayists（散文家）和Novelists（小说家）的首字母组成。目前世界各地已有100多个分会，主张创作自由，保护作家免受政治压迫。

    [23]中欧指波罗的海以南、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欧洲中部地区，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国、奥地利、列支敦士登和瑞士八个国家。

    [24]英国共产党（CommunistPartyofGreatBritain，CPGB），1920年成立，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发生三次大分裂，1991年更名为“民主左翼”（DemocraticLeft）。

    [25]切·格瓦拉（CheGuevara，1928-1967），生于阿根廷，20世纪50年代参加古巴革命，曾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等职。1965年前往刚果、玻利维亚发动共产主义革命，1967年被玻政府军俘虏后杀害。

    [26]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ParteiDeutschlands，KPD），1918年成立，1933年希特勒执政后遭查禁，潜入地下活动。1946年，苏联占领区的德共组织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德国统一社会党，成为东德的执政党。美、英、法占领区的德国共产党则于1956年被取缔，1968年重新组建，更名为DeutscheKommunistischePartei（简称DKP）。

    [27]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Deutschlands，SPD），简称社民党，德国现存最古老的政党。早期倡导社会主义革命，后来主张通过民主选举以合法手段掌权。魏玛共和国期间执政，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遭禁，二战后重新组建。

    [28]匈牙利十月事件发生在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部分学生及民众因不满政府照搬苏联模式，举行示威游行并推倒斯大林铜像，而后引发流血冲突。执政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请苏联出兵干预，苏军于11月4日控制匈牙利全境。

    [29]“布拉格之春”指捷克斯洛伐克于1968年1月开始的一场倡导“人道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化运动，同年8月遭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而夭折。

    [30]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的种种罪行。以色列情报机构获得报告文本后，交给美国中央情报局，7月4日刊登于《纽约时报》，在全球引发轩然大波。

    [31]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1898-1956），德国戏剧家、诗人。青年时投身工人运动，战后曾任民主德国艺术科学院副院长。《致后生晚辈们》写于1934年至1939年流亡丹麦期间，是一首不押韵的政治长诗。

    [32]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1879-1953）英文名为JosephStalin，”Joe“（乔）是”Joseph“的昵称，丘吉尔、罗斯福等英美官员戏称斯大林为”乔大叔“（UncleJoe）。

    [33]“圆桌武士”（KnightsoftheRoundTable），常译为“圆桌骑士”，是西方流传的一则古老传说，讲述中古不列颠最富传奇色彩的国王亚瑟王（KingArthur）及其手下一群威猛武士的故事。圣杯（HolyGrail）指传说中耶稣受难时盛放鲜血的圣餐杯，下落不明。兰斯洛特（SirLancelot，又译朗斯洛）是著名的圆桌武士之一，与王后的恋情曝光后引起政治纷争。

    [34]《伊利亚特》（TheIliad，又译《伊利昂纪》），由古希腊盲诗人荷马创作的长篇叙事史诗，与《奥德赛》（TheOdyssey，又译《奥德修纪》）构成《荷马史诗》。

    [35]詹姆斯·乔伊斯（JamesJoyce，1882-1941），生于都柏林，爱尔兰作家，意识流小说大师。著有《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等。

    [36]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LuisBorges，1899-1986），阿根廷作家。著有《交叉小径的花园》（又译《小径分岔的花园》）、《虚构集》等。

    [37]吉尔·德勒兹（GillesDeleuze，1925-1995），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1995年因不堪肺病折磨自杀。著有《差异与重复》《反俄狄浦斯》等。

    [38]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1930-2004），法国哲学家，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执教20年。著有《书写与差异》《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等。

    [39]阿兰·巴迪欧（AlainBadiou，1937-），法国哲学家。1961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曾在该校执教，现任欧洲研究院（EGS）哲学教授。著有《存在与事件》《模式的概念》等。

    [40]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1915-1980），法国文学批评家、哲学家，法兰西公学院文学与符号学教授。著有《写作的零度》《神话学》等。

    [41]巴黎高等师范学校（？colenormalesupérieuredeParis，ENS），创办于1794年，法国最具选拔性和挑战性的高等教育机构，集科研与文教于一体。迄今已有220年历史，培育出众多杰出人才，被视为法国一大传奇。

    [42]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deFrance），不同于法兰西学院（InstitutdeFrance）及其下设机构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fran？aise）。法兰西公学院由国王法兰西斯一世（Fran？oisI，1494-1547）创办于1530年，位于巴黎，实行“开门办学”，面向社会大众传授前沿知识。目前设52个教席，一位教授退休后，由教授们在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新人选，以研究成果为选择标准。

    [43]1996年3月18日，皮埃尔·布尔迪厄录制了两期电视讲座——《关于电视》和《记者场与电视》。该讲座属法兰西公学院系列课程，同年5月由巴黎一台播出，随后结集出版《关于电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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