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不在我》

    知错就改？不！

    卡罗尔·塔夫里斯（CarolTavris，1944-），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著有Anger：TheMisunderstoodEmotion（1982年）、TheMismeasureofWoman（1992年）等。

    艾略特·阿伦森（ElliotAronson，1932-），美国心理学家，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等高校，唯一获得美国心理学会授予的杰出写作、教学与研究三项大奖的心理学家。著有《社会性动物》《社会心理学》等。

    我们永远喜欢将手指向别人，就连举世公认的暴君都觉得自己是好人。

    每隔一两年就有人预言世界末日的降临，假如预测失误，他们会觉得自己太傻吗？不，他们更坚信原来那套看法。1954年12月21日，美国曾经有一帮人相信世界会毁灭。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1]混进人群中，想知道万一预言不准会发生什么事。

    12月20日，这帮人聚在一起祈祷，非常惶恐地等待飞碟来接他们。午夜时分，院子里没有飞碟出现的迹象，人群开始有点紧张。半夜2点，飞碟还不来，他们越来越焦虑。凌晨4点45分，领导者玛丽安·科琪（MarianKeech）说她感应到新启示，世界全靠他们坚定的信仰和祈祷获得拯救。这帮人本来很绝望，听了之后欣喜若狂。信念坚定的成员打电话向媒体报告这个“奇迹”，抓住行人宣扬他们这套信仰。预言失败并未击倒他们，反而让他们更固执己见。

    费斯廷格由此获得灵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认知失调。当人怀有不一致的认知、态度、信念时，就会产生这种精神紧张状态。一个人明知抽烟不好，自己却是老烟枪，心理压力就很大。为了减轻不适感，最好是戒烟，戒不掉就用一套套说辞来说服自己，比如说有些人戒烟之后身体更差、有些人抽一辈子烟也长命得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错不在我》一书正是研究为何我们明知犯错却不肯认错，反而发明更多说法来维持原有见解，甚至将错误变成证明自己正确的新证据，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我们对认知一致的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面对反证时，会想方设法加以批评、扭曲或者去除。这种偏见会延伸入潜意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性取向歧视等，有时是我们维持自我一致性的产物。比如某一族群的人很令你讨厌，而你觉得自己是好人，不能随随便便讨厌无辜的人，于是找出一堆歧视的理由。每个民族都会编造一些歧视其他民族的理由，这是一种自我辩护和自我调节。

    我们无法接受自己也是一个坏人，有些机关甚至养成“我们是正义联盟的一分子”的心态。检察官常常做出错误的检控，即使被揭发也不认错。一想到让无辜的人莫名其妙被关押了几十年，他们为了不否定自己的能力，就会努力证明自己不可能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

    有很多外在诱因让他们否认自己的误判，而内在诱因让他们相信自己是正直的、有能力的人，从来不会随随便便将人定罪。当新证据摊在眼前告诉他们相反的事实，他们会认为证据不够充分，这个人一副坏人模样，无论如何总会犯罪。

    我们很难承认错误，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自己正确，错的永远是别人。大部分人认为对抗外敌时，政府一定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所以政府干什么都是对的。当年美国莫名其妙去炸伊拉克，尽管后来证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子虚乌有，但很多美国人相信只是尚未找到证据而已。他们太信任既有信念，证据再多也无法推翻成见。

    就连举世公认的暴君都觉得自己是好人。有学者访问几位著名独裁者，包括中非“食人皇帝”博卡萨[2]，他们都宣称谋杀乃至吃掉敌人都是为了国家好，不然就会天下大乱。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暴君，反而觉得自己是为国牺牲，是挨人痛骂的最大爱国者。

    有位作家写道，身为出于爱而压迫人民的人，所产生的认知失调程度可总结为“小杜瓦利埃在海地”。海地以前是个独裁国家，有张传单写着“身为海地不可逆转的民主奠基人，我愿意接受历史法庭的审判”，签名则是终身总统让-克洛德·杜瓦利埃[3]。就连希特勒都说德国人只是在“自卫”而已，因为一战战胜国用《凡尔赛条约》羞辱德国。

    我们永远喜欢将手指向别人，就连夫妻吵架也是这样。偏见形成之后，我们将对方的优点当作背景视而不见，只注意对方的缺点。我们对偏见的维持，有时比维持婚姻、友情、亲情还重视。

    （主讲梁文道）

    《怀旧制造厂：记忆、时间、变老》

    人老，记忆不老

    杜威·德拉埃斯马（DouweDraaisma，1953-），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心理学史教授，专攻人类记忆的本质和运作方式。著有《记忆的隐喻：心灵的观念史》《误入歧途的心灵》《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记忆如何塑造我们的过去》等。

    很多人到了七八十岁忍不住要写自传，这其实是一种记忆驱使的冲动。

    有些老人的回忆录把年轻时代写得栩栩如生，我不禁有点怀疑：那是真的吗？一个七老八十的人真的能记得那么清晰，连当年的语气都记忆犹新？这似乎不太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偏差吧。

    荷兰心理学史教授杜威·德拉埃斯马是位记忆研究专家，在《怀旧制造厂：记忆、时间、变老》一书中告诉我们：人们写自传时，记忆似乎会发生变化，并非记忆变得不可靠了，而是一件事情以不同于当年的另一种方式被表述出来。

    比起年轻人，老年人对这种变化更有经验。因为一个六旬之人经历过20岁，而一个年轻人不知道年过花甲是什么感觉。经历人生漫漫长路上的各种意外、挫折和欣喜之后，你记住这些东西的方式不同，它们的含义也就不同，记忆过程中会有一些细节上的修改来印证或支持你后来的解读。

    这似乎不足为奇，但我们仍然要问，那些细节真的记得住吗？

    直到最近20年心理学家才承认，对于回忆来说，可靠或许并非最重要，重要的是回忆的力量正在起作用。记忆在人到老年时重新返回，比中年时期更频繁地出现在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情景也更鲜明。

    德国作家格拉斯[4]的自传《剥洋葱》出版时备受瞩目，因为他承认并忏悔年轻时参加纳粹党卫军的不光彩历史。有记者问他：“当人到了几乎八十岁的时候，所有这些事情离您一定非常遥远了吧？”格拉斯回答：“不是这样的，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宛如昨日。如果要我准确地说出1996年我做了哪次旅行，我非得瞧一眼哪本记事本不可。但上了年纪之后，对童年阶段的记忆反倒清晰了许多。至于什么时候是写一些自传的恰当时间，显然也和年龄有关。”

    这种说法很有趣。通常说老人记性不太好，因为他们容易丧失“预期记忆”。这是一种负责计划的记忆，即打算做什么的记忆。往事总是跟其他事情交织在一起，有背景，有脉络，所以好记些。然而我们有时发现人越老，年轻时的记忆越清晰。二三十岁的人可能记不清十几岁的事情，到了60岁反而记忆分外清晰，而且回忆自动涌现，无法操控。难怪很多人到了七八十岁忍不住要写自传，这其实是一种记忆驱使的冲动。

    几乎所有自传都呈现一个模式：七八十岁的人回忆一生时，最近几年占的分量最少，童年的事情稍多些，花最多时间书写的是二三十岁。那是一生之中最具影响性、界定性的一刻，到老年就会突然涌现，提醒自己曾经走过什么样的路。

    如果你问年轻人和老人一件最近发生的事，如果都记错时间的话，年轻人会觉得就在不久前，老人则会把它提前很多年。这是记忆的“望远镜现象”：最近的事情推远了，久远的事情反而拉近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说孙子好久没来看他了，其实可能上个星期甚至前天刚刚见过面。

    有些老人本来很爱读书，后来完全失去兴趣。是否因为刺激大脑记忆的东西越来越少，以致老人的记性不断衰退？答案相反。大不如前的记性封锁了越来越多原先带着乐趣去探索的领域，老人不再回复来信，不再理解纪录片的内容，慢慢陷入沉默。最重要的是，他连自己忘记什么都已经忘记了。

    （主讲梁文道）

    《洗脑术：思想控制的荒唐史》

    揉捏大脑橡皮泥

    多米尼克·斯垂特菲尔德（DominicStreatfeild，1969-），英国作家、独立纪录片制片人。擅长军事与安全题材，拍摄探索频道“恐怖时代”系列纪录片等。《洗脑术》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官书架”推荐书目，另著有《可卡因传奇》等。

    对付洗脑术，本身就像洗脑。

    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惨重，为什么会死伤那么多人？一个原因是中国军队太过仁慈，把枪举向天空以免射伤敌方。这是真的吗？

    说这话的是一位英国士兵。他被中朝军队俘虏了，过段时间在电台说，他得到中朝人民的宽待，现在出来坦白交代。这太离谱了吧？在彭德怀将军的率领下，人家要打死我们，我们却不射杀人家，这可能吗？当时就有这么一批英美战俘出来“坦白交代”，比如说美军不断对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其实后来发现美军并未发动细菌战。

    战俘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这就涉及洗脑术。《洗脑术：思想控制的荒唐史》所说的洗脑术，并非广义上针对社会层面的大规模洗脑，比如广告、政治宣传，而是针对个人的思想控制。那位英国士兵的话，很明显是思想控制的结果。战争结束后，朝鲜释放了很多战俘回国，但有20多人坚决不回去。这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才是出路，资本主义太过腐朽，他们的国家攻打共产主义国家是背叛了二战时期为正义作战的光荣传统。这件事立即引起西方情报部门的注意。他们并非第一次注意到共产主义阵营这种奇怪的现象。当年斯大林搞“大清洗”运动的时候，西方外交官在著名的莫斯科大审判[5]中发现：很多受审者自列宁时代就投身革命，一上法庭却说他们叛国，而且坦白到歇斯底里的程度，说他们背叛了共产主义，背叛了革命，请处以极刑。最后他们全部被枪决，而他们居然感激涕零。

    从那时起，西方情报部门一直在研究共产主义阵营如何洗脑。当然，英美国家也很懂得洗脑。他们发现苏联的审讯方法很有效，后来也效仿。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存在一种古怪的经验交流，双方从投诚者口中套出对方的招数，然后互相学习洗脑术。

    苏联厉害之处是，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大量运用行为心理学和其他心理学法门来洗脑。有些审讯方法今天已耳熟能详：犯人意识到不彻底屈服则审讯不会结束，于是编造罪行，向审讯人员摇尾乞怜。通过这种方式，犯人说服自己的确犯下这些罪行，再难分清真实与虚构。最有名的审讯方法是“魔法屋”：屋子本身和里面物体的形状均不规则，让犯人丧失正常的方向感和空间感。屋里的灯不停转动，在墙上投射出旋转的图像。家具摆设半透明，床倾斜的角度让人难以入眠，屋里还隐藏扬声器播放各种奇怪的声音。用餐时间经常变动，有时仅间隔五分钟，以扰乱犯人的时间感。犯人被下安眠药，有时赤身裸体地睡觉，醒来却穿戴整齐，有时和衣而睡，醒来却一丝不挂。这些都是为了扰乱犯人的心志。

    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发明了一个更厉害的洗脑术——感官剥夺，灵感来自苏联。犯人被关在注满94.8华氏度（约35摄氏度）液体胶的水箱里，赤身裸体，四肢被绑，头部包在类似潜水员头盔的东西里来维持呼吸，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这样让感官全部丧失，讯息无法进入大脑，久而久之会把人逼疯。英国有特种兵参观过这种方法，结果想出一个办法来对付：专心盯着自己的阳具，做各种色情想象，让大脑和感官保持活跃。

    洗脑术有很多，最生理性的是直接下药，比如LSD（一种迷幻药），还有催眠术，或者一连串心理酷刑，让一个人的心房慢慢崩溃，思想意识渐渐模糊，然后整个人彻底改变。

    对付洗脑术，本身就像洗脑。当年英国情报部门跟爱尔兰共和军斗争时，常常抓人来审讯，用各种洗脑术使之意志软弱、思想改变甚至完全转向。走漏风声后，爱尔兰共和军认为必须认真应对洗脑术，方法是先自行经历一回。这是当时情报部门和特种部队必须做的事。在被敌方抓获之前，他们已历经无数酷刑和恐怖的心理实验，只不过是自己人施加在自己人身上罢了。

    如果有人被洗脑了，你得给他反洗脑。反洗脑是逆向操作，但程序其实一样。20世纪70年代，美国有一个叫福特·格林的人用“思想解毒”的方法对付所谓邪教。他经常绑架“误入歧途”的信徒，用各种方法恐吓对方，让对方大哭、吼叫、呻吟直至崩溃，然后他迅速介入以重建对方的信仰，最后宣称已将此人挽救回正常世界。

    可笑的是，这位思想解毒者的妹妹凯瑟琳·格林却是统一教信徒。韩国统一教教主文鲜明[6]已去世，他创立的宗教引发很多争议。很多人觉得统一教很古怪，甚至有人觉得是邪教。成员脱离原来的社会圈子，似乎失去一个人应有的自我控制，有时甚至并非自主择偶，而是由教主“钦定”。这种婚姻会出现古怪的现象，比如凯瑟琳·格林嫁给一个陌生的日本男人，她不会说日文，丈夫也不会说英文。

    统一教等很多宗教惹人诟病的地方在于，不是一开始就跟你说明在传教。耶稣会说，你们跟随我吧，我带领你们走向天国。统一教则说我们有很快乐的生活方式，搞半天才跟你挑明，而你往往已不想离开。对新加入集体生活的成员，他们尽量让你和朋友隔离，经常又唱歌又游戏，把你们搞得很忙，不让你们有私下交流和反省的机会。每当你给家人打电话，他们会很友善地站在旁边，让你不好意思说坏话。他们还会把你原来生活的那个世界描绘得十分恐怖，说你的家人不赞成你跟他们在一起，是因为你的家人已背离正道。

    这听起来就是洗脑术，但问题是，对付这种洗脑术的人也不是好东西。1993年，纽约一位思想解毒者计划劫持一名异教徒，结果在街上绑错人，被判入狱七年。有人把一个女孩从狂热思想中“解救”出来，胜利地叫嚷道：“你们会为此感到欣慰的，你们的女儿变回基督徒了。”女孩的父母倒吸了一口气，女儿以前可是犹太教徒啊！由此可见，思想解毒者本身也带有宗教狂热。

    洗脑也好，反洗脑也罢，其实都是洗脑。我们不要过度关注这种事情，否则就陷入古灵精怪的阴谋论。我们动不动就认为是CIA的阴谋，其实可能并无证据。然而对坚信不移的人来说，没有证据则意味着有很多证据。

    （主讲梁文道）

    《中情局罪与罚：CIA60年秘史存灰》

    CIA家丑外扬

    蒂姆·韦纳（TimWeiner，1957-），《纽约时报》记者，两度普利策奖得主。《中情局罪与罚：CIA60年秘史存灰》于2007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另著有《FBI罪与罚：联邦调查局的百年忠诚与背叛》等。

    CIA不是很牛嘛，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中情局罪与罚：CIA60年秘史存灰》（LegacyofAshes：TheHistoryoftheCIA）出版后非常轰动。CIA特地在官网上做出回应，批评这本书不够严谨，推荐大家看一些前情报人员更客观的回忆录。一个国家情报部门会跳出来给一本书发“书评”，的确很罕见。到底孰是孰非，读者不妨自己判断。

    该书作者蒂姆·韦纳是一位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资深记者。他写书之前做了很长时间的资料搜证工作，查阅了美国政府和中情局已公开的大量档案，访问了前中情局头目等众多知情者，最终写出这本关于CIA历史的权威之作，并于2007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BookAward）。

    翻完这部50万字的巨著，读者会觉得有些意犹未尽，因为要写透美国中情局的历史恐怕还得十几本书，CIA的故事实在太多了。这本书揭开了很多政治秘闻，比如中国台湾读者发现他们怀疑多年的事情被证实了：在台湾核武计划完成前夕，核心成员张宪义[7]上校突然带走所有资料跑去美国，紧接着美国政府就通令制止台湾继续研发核武器。当时有很多人怀疑是CIA从中做了手脚。中情局老特工李洁明[8]在这本书中证实：张宪义早就被CIA吸收，在台湾潜伏了20多年。

    李洁明自幼在中国长大，是一个著名的“中国通”，20世纪80年代末曾任美国驻华大使。早在1951年他就加入美国中情局，曾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做分站站长。美国让这个CIA老特工出任驻华大使，其背后的用意不难揣测。以前中国领导人经常说什么要警惕外国颠覆势力的阴谋，现在看来未必全是杞人忧天。

    蒂姆·韦纳将中情局做的事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职工作，即搜集情报，另一类是在国外搞政变阴谋。冷战时期，CIA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想方设法阻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继续赤化世界，曾经策划过很多针对中国的行动，不过大多破产了。这些行动中活跃着李洁明的身影，可惜这本书对他出任驻华大使的经历着墨不多。

    这本书还揭发美国参与了1965年推翻印尼前总统苏加诺[9]的政变，因为美国害怕苏加诺会越来越倒向共产主义阵营。这场政变牵连非常广，屠杀了包括印尼共产党在内的数十万人。最令人震惊的是，印尼资深外交官亚当·马利克[10]一直被视为民族解放英雄，但据蒂姆·韦纳披露，他是美国中情局派驻印尼的最高级别卧底。马利克曾协助CIA调查印尼政府里面的“赤化分子”，然后把他们干掉。

    当然，CIA一直否认干过这些事。当时美国国会还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美国在印尼这场政变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国会参议院主席问驻印尼大使，我们是不是参与了政变？知情的大使说，绝对没有。参议院主席又问，我们是否意图要参与？大使回答说，不，我们从来不想参与。参议院主席继续问，中央情报局有参与吗？大使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CIA还策划颠覆过中南美洲政权，支持当地极右翼军事独裁政权。这些地区最残暴的军事独裁者，几乎都是美国中情局的好朋友。美国一贯奉行的政策是：宁要法西斯主义，也不要共产主义，不妨用法西斯主义去打击共产主义。

    美国中情局在国外搞颠覆活动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比如古巴猪湾事件[11]。稍有智商的人一开始就知道这绝对是场灾难，然而CIA这群高智商的人独断专行，再三保证绝对会成功。结果这支由美国中情局训练出来的古巴流亡者军队全军覆没，一百多人被打死，一千多人被俘虏，成为CIA历史上最著名的污点之一。

    本来美国政府并未设立情报部门，二战期间只有一个临时编凑的军事情报机构。战后为了成为“世界领袖”，美国决定专设一个情报部门，搜集世界各国信息并及时向总统汇报。杜鲁门总统最初以为这个部门要干的事无非是每天向他提供国外的参考消息，没想到CIA最后越演变越复杂。

    CIA一开始在苏联和东欧搞情报工作还要靠老大哥英国帮忙。自伊丽莎白一世以来，英国就是著名的间谍王国。英国情报人员冷静、客观、狡猾、现实，而美国情报人员经常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早期成员都特别反共。当年有个头目人物曾说，斯大林才是真正的邪恶化身，比起他，希特勒只不过像是童子军罢了。不难想象这种人在搜集情报时会有失偏颇，会误判形势，所以说后来整个冷战局面闹得不可开交，多少跟这帮人有关。

    CIA素来缺乏外语人才，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英明神武”的特工们个个精通十八般武艺，懂多国外语。CIA特工往往要靠当地情报部门的协助才能开展工作，多数时候还要依赖高科技，依赖推理乃至猜测，因此他们搜集的外国情报常常错误百出。有一点他们倒是做得不错，那就是监视本土国民。早在斯诺登披露“棱镜计划”

    之前，美国总统约翰逊[12]就于1967年下令监视国民，比如嬉皮士、反越战人士等，看看是否有共党分子渗透进来。当时的监视规模相当庞大。美国历届总统其实对CIA的情报搜集工作都非常不满，抱怨这是一个濒临崩溃的机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结束总统任期前说，他受够了八年来情报部门的失败，现在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将“历史灰烬”

    （legacyofashes）遗留给后继者。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CIA犯下的错误多得离谱。比如苏联崩溃前半年，美国中情局还在预言苏共会支撑很久。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在科索沃战争中遭北约轰炸，很多人不相信是误炸。然而根据蒂姆·韦纳的说法，科索沃战争由美国中情局负责向北约空军提供军事打击目标，当时他们主要依赖一份科索沃的旅游地图，然后提供了几百张照片，其中那张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照片被挑中了，认为那是塞尔维亚一个军事基地。CIA不是很牛嘛，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有时候出于政治目的，CIA还会扭曲情报，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伊拉克战争。当时中情局给美国政府提供了几吨重的资料，分析说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后这些武器根本没有找到。CIA就这样用不靠谱的情报决定了一场战争的命运。

    （主讲梁文道）

    《我这样一个间谍》

    世界因我而不同

    赖瑞·寇博（LarryJ.Kolb，1953-），美国间谍，曾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土安全部从事间谍工作。著有AmericaatNight（2007年）。

    在我们的日常世界之外，存在一个普通人看不见的世界，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发现它。

    《中情局罪与罚：CIA60年秘史存灰》将美国中情局说得非常不堪，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CIA特工几乎无所不能？原来塑造正面形象也是CIA的一种策略。CIA元老艾伦·杜勒斯[13]很早就策划过一个行动，鼓动美国的主流媒体报道CIA令人喜闻乐见的消息。后来大众文化热衷于宣扬CIA的功绩，这层烟雾将CIA的真实面目掩盖了。

    赖瑞·寇博为CIA做过间谍工作，但他不是CIA的直属员工。CIA需要的人手很多，又没那么多编制，于是请了很多外援，把工作外派出去。这有点像建筑工程层层转包，管理松散，好处是这些人不是国家公务员，可以干一些非法的事情。

    赖瑞·寇博在一个间谍家庭长大，父亲是CIA早期重要的头目。他从小跟着父亲在日本、德国等地到处跑，极少在一个地方待上三年。他耳濡目染了不少情报人员的职业习惯，比如情报人员一般很爱看间谍小说，可以借虚构的故事宣泄一番；外出吃饭时，他父亲总是选择面朝门口、背对墙壁的位置坐下；野餐的地点也要精心选择，地形要居高临下，以便掌控全局又能迅速逃生。

    做情报工作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交际手腕。赖瑞·寇博的父亲很善于交际应酬，功力可谓炉火纯青。不管三教九流，凡是有利用价值的人，他父亲都会设法结交：某人刚立下大功，他就寄张贺卡；某位夫人生日，他就派人送花；若没空赴宴，他会送上几箱美酒赔礼道歉；经常邀人来家里共进晚餐，每顿饭局都由他埋单……这些都是情报人员的重要工作内容。

    赖瑞·寇博起初并未子承父业，而是当了一名商人。他继承了父亲的交际能力，在国际名流圈周旋，与世界各地的王公贵族、富商绅士都能搭上线。后来他被吸收为美国情报人员，2004年出版《我这样一个间谍》（Overworld：TheLifeandTimesofaReluctantSpy）时，正在迈阿密海滩躲避印度人的通缉和刺杀，因为他策划了一场政治阴谋，以打击印度某派政治势力。

    虽然在间谍家庭受过熏陶，但要成为一名情报人员，赖瑞·寇博还是要接受一些专业训练。父亲的老战友开车带他逛旧金山，指着风挡玻璃说，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他说看到前面有一个弯道，绕过一道布满青苔的斜坡。父亲的战友说，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交通阻塞点，他每到一个城市就开始观察主要道路每小时可以驶进多少辆坦克，注意桥梁、电视台、广播电台、发电厂、水库等重要设施的分布位置，衡量需要动用多少兵力去攻防。赖瑞·寇博说旧金山真是太美了，海边那些渔船多漂亮。父亲的战友说，你应该从情报人员的角度来观察这座城市，那些渔船平时出海打鱼，但每年会固定几次暗中跟苏联潜水艇或拖船在外海合作，偷偷将人和货物带进带出。

    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特的视角是情报人员必须具备的素质。难怪这本书取名Overworld，意即在我们的日常世界之外，存在一个普通人看不见的世界，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发现它。那么，到底什么叫间谍呢？有个拉脱维亚的小清洁工每个星期固定把海军上将办公室纸篓里的垃圾暗中交给联络人，换取300美元的报酬，结果被人当成间谍。

    不过，现在情报机构大多通过公开渠道来搜集情报，然后加以分析。情报以公开方式获得，谍报则由间谍或特务负责搜集。在CIA上班的人未必就是间谍，因为有些人只是像时事评论员一样看看外国报纸，分析外国政治局势、经济状况而已。一般人对间谍的认知来源于小说或影视剧。那里头经常会看到特工手里持有好几本护照，好像护照很容易就能搞到。实际情况是一个特工不可能拿到那么多护照，因为护照一旦申请使用就会进入系统，留下痕迹。特工会利用政策上的漏洞来申请护照，比如美国只要求你寄一份申请表和两张照片，把出生证明或旧护照的资料一并寄过去，就会给你发一个新护照。很多美国人一辈子不打算出国，你花点小钱让他们把出生证明给你，用他们的名字申请，然后换上自己的照片，这样就搞到护照了。

    （主讲梁文道）

    《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

    宣传机器在说谎

    兰德尔·彼特沃克（RandallL.Bytwerk），美国加尔文学院（CalvinCollege）传播学教授，致力于研究德国宣传领域，创办GermanPropagandaArchive（德国宣传档案）网站。著有《国家社会主义的里程碑式演讲》等。

    宣传是让大部分人弯下脊梁成为顺从者的东西。

    很多年前我跟香港一群文化人受邀去中国内地交流，当地宣传部长递来一张中英文名片，结果我们吓坏了。名片上“宣传”一词译为“propaganda”，殊不知这是一个非常坏的字眼，让人想起极权政府利用宣传机器说谎的形象。

    过去基督教宣传教义也叫“propaganda”，但这个词后来恶名昭彰，源于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14]搞的那一套。此后，整个英语世界对它的认识就很糟糕。宣传在中国虽是很“伟光正”的事情，但你若想跟国际接轨，恐怕换一个字眼如“公关”会更好。

    宣传到底是什么东西？兰德尔·彼特沃克教授认为，宣传是让大部分人弯下脊梁成为顺从者的东西。他很喜欢F.M.康福德[15]的定义：宣传是“一种非常接近于不用像欺骗敌人那样欺骗朋友的艺术”。这个说法很绕，也很有趣。雅克·埃吕尔[16]有一个定义更具可操作性：“宣传是由一个组织化群体采取的一系列方法，通过心理操纵达到心理上的统一进而融入一个组织，它想在由个体组成的大众群体行动中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参与。”

    以前德国人也觉得“宣传”不是好字眼，纳粹德国却成功地将其树立为正面形象。政府告诉国民“最正确”的东西叫作宣传，敌人煽动颠覆政权叫作鼓动。

    德国先后有过两个迥异的政权，一个是极右派的纳粹德国，一个是左派的民主德国。两个政权用的宣传方法很相似，短期内为德国人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从而形成两个不同的社会体系。

    两个德国政权热衷于搞宣传，背后有无一套理论做支撑呢？其实纳粹的宣传策略够坦白，比如戈培尔有过“大谎与小谎”的比较，认为大谎比小谎更易让人相信，因为小谎易被揭穿。你说市长挪用公款，不如说犹太人正在世界范围内搞阴谋，后者更有说服力。谎言太大就不好证明，很难被驳倒，这是纳粹宣传的要旨之一。纳粹宣传时讲究激情、意志、力量，他们喜欢培养擅长口头演说的宣传干部，让他们在公众集会上慷慨激昂，用手势、声线、动作、语言去打动大众。相反，东德马列主义很少讲情感，而且特别注重书面语。然而书面语在日常演说中不太有效，他们便重视宣传小册子。他们发展出一种党八股，写任何东西都要符合要求。为了让宣传更有力，东德出版过很多类似新旧教义问答的东西。这样一个国家必然充斥各式各样的文件，任何最新指示都要补充在“教义”问答里。东德宣传官员总有处理不完的文件，总有接收不完的指示，常常搞不清哪个是重点，终日沉没于卷宗之间。一个政权搞宣传，是想将自认为最正确的想法灌输给国民。当你不断胜利时，宣传很容易，失败时怎么办？当年纳粹德国攻打斯大林格勒，国内媒体不断告诉人民说敌人快被消灭了，最后打输了怎么宣传？他们先是沉默，而一沉默人民就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他们开始谈虚的东西，大谈特谈德军的英勇和牺牲精神，以此来掩饰失败的尴尬。

    1989年柏林墙倒塌，连东德的执政党都很惊讶，难道过去的宣传无效吗？1945年至1961年，约有270万人离开东德。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始建当天，就有155，042人离开，其中半数在25岁以下。为什么老百姓要跑去“腐朽”的西德呢？东德政府需要掩饰明显的失败，只好说无辜的同胞是被那边的资本家所引诱，而那些坏蛋二战期间利用犹太人和犯人为他们做苦役，现在同胞跑到那边去就会面临同样可怕的命运。于是，修建柏林墙变成一场胜利。东德媒体说：“现在秩序与透明性（clarity）获得了胜利。孩子们被保护着免遭绑票者威胁，家庭则免受那些试图引诱其成员之人的诱导，而工厂免受来自西方的猎头（headhunters）的侵扰。”

    政府这么宣传，老百姓到底信不信呢？宣传要有效，始终需要老百姓配合。老百姓未必喜欢那些东西，设法让他们参与宣传活动是最佳方法。当一个人或多或少承担了宣传工作，就算他感觉那些东西是假的，但人的本能让他很难长期说谎，于是慢慢就会屈服直至认同，成为同谋。

    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都没有新闻审查制度，如何控制重要的宣传机器新闻媒体呢？纳粹德国是私人拥有传媒机构，于是国家实行中央控制，让新闻工作者文责自负。虽然避免官方直接审查，但纳粹党人会引导新闻媒体：“你们不仅应该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也应知道政府正在想什么，并且知道如何最有效地向人们解释这些内容。我们想要一个愿同政府共事的新闻界，正如政府也想同新闻媒体合作一样。”新闻工作者即使犯下很次要的错误都可能立即被解雇，于是形成有效的自我审查体系。

    民主德国的传媒机构属于国家，新闻工作者的政治背景比专业背景更重要。主管宣传的部门每周开工作会议，指示哪些东西不准碰。如果你还犯错，后果就很凄惨。这种自我审查比事先审查有效得多。新闻工作者有着相当低的自我认同：“我们没有地位，不管是在人民中间，还是在党的机构中……我们被整个党的机构看成是笔墨仆人/操刀代笔者（inklackeys），有人会给予他们命令的人。我们没有被认真对待。人民说我们是国家的宫廷弄臣/小丑（courtfool）。”宣传的后盾当然是武力，甚至是暴力。有人站出来质疑纳粹，挑战希特勒，结果被捕甚至被杀。政府通过塑造这种气氛让老百姓觉得那些人不是因为有良心，而是因为做错事该受罚，大家乖乖的就不会有事。大部分人明白这个道理后，就任由自己的脊梁被弯曲，并以未感不适的方式为自己的漠然同意辩护。“在弯曲人们的脊梁时，极权主义体系误解了人性，从而唤起了人类以往的最糟糕一面，而不是新人最优秀的品质。”

    类似柏林墙倒塌的失败总会发生，比如经济表现太糟糕，如何让老百姓陪你一起接受失败呢？只能是弯曲现实，让现实跟随理论走，而不是让现实来修正理论。其实，老百姓知道现实是什么，但他们必须假装同意。

    极权主义国家的民意调查很不靠谱，几乎所有人百分百拥戴领导集体，全国上下似乎一条心，然而柏林墙拆掉不久，整个国家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轰然倒下。“强迫的忠诚是表面的，20世纪的强大独裁政权，因为它们的喧嚣与骚动，没能创造出有能力建立一个千年世俗王国的新人类。借用圣经的隐喻，它们那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房子，根本无法抵抗暴风雨的肆虐。”

    （主讲梁文道）

    《大脑操纵-行销不能说的秘密》

    小心有人窃听你的大脑

    道格拉斯·洛西可夫（DouglasRushkoff，1961-），美国媒体理论家，任教于新学院大学（NewSchoolUniversity）。著有《网络空间》《媒体病毒》《公司化的生活》等，《大脑操纵》于2002年获媒介生态协会颁发的麦克卢汉奖。

    现代公关的逻辑是有错一定要承认，接下来就是操纵媒体准确传播你的讯息。

    政治意识形态，日常生活禁忌，潜规则……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在给我们洗脑？广告。

    对于来自商业力量的东西，我们如何对待？有人觉得无可厚非，有人则要求绝对自由，抗拒所有广告和公关宣传。在美国等成熟资本主义国家，很多学者在研究如何摆脱商业影响。互联网一出现，他们振臂欢呼人民将大获全胜。早期一些理论家甚至粗俗地让年轻人将牛仔裤剪得破破烂烂，认为这是对抗资本主义的方法，你不按规矩穿就自由了。

    这样理解自由很容易庸俗化，不过仍有人沿着这条路线追溯下去，道格拉斯·洛西可夫就是典范。这位很有影响力的媒体理论家发明了几个很关键的概念，比如“mediavirus”（媒体病毒）就成为病毒式营销的理论基础。

    洛西可夫是新媒体的吹鼓手，很多年前就预言未来科技将是一种解放力量，让人懂得自我判断，摆脱诸如广告带来的诱惑。然而他的理论很快就被商业机构利用，演变出更厉害的宣传手法。他本人似乎也缺乏免疫力，经常被商业机构邀请去演讲，告诉他们过去那一套已不管用，因此常被人批评说他是向资本家投降。

    Coercion：WhyWeListentoWhat“They”Say一书于1999年出版，台湾中文版《大脑操纵》于2008年出版。虽是一本老书，很多东西已经过时，但内容读来仍很有趣。比如20世纪90年代，雪碧打出一则广告语：“Imageisnothing.Thirstiseverything.”（形象不重要，口渴才重要。）广告历来喜欢塑造美好形象，让人觉得会变得青春、漂亮、愉快。然而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单纯地被这种形象广告诱骗很不酷，要变得实际一点。针对这种潜在消费者，广告商就说买这个产品不是为了形象，而是东西本身就是好。这又是一次成功的广告宣传，打动了自以为不会上当的人。

    今天很多人有公关危机，比如政府官员、娱乐名人，还有商业机构。20世纪90年代，美国一家服装公司被人攻击，说它在第三世界国家找的代工工厂都是血汗工厂。老板很头疼，跑去咨询一位公关高手。公关高手首先问是否属实，老板坚决表示他不知道这回事。公关高手就说，你应该走的路相当清楚——你必须起来领导反血汗工厂战斗，而且要认真去做。

    公关高手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当你被揭发一个所谓丑闻，如果是假的，你要起来反抗；如果是真的，你要坦白交代，绝对不要掩饰错误，不要尝试转移焦点。重点在于，你认错之后如何将公共形象扭向有利的一面。那位服装公司老板于是摇身变成人权斗士、白宫说客，劝说企业主们成立反血汗工厂联盟，以示自己跟血汗工厂斗争到底。

    传统公关意在利用媒体去掩盖事实、说谎和转移焦点，让错事显得没错。现代公关的逻辑则是有错一定要承认，因为今天任何媒体手段都骗不了网民，接下来就是操纵媒体准确传播你的讯息。不要把媒体变成用来隐瞒事实的工具，因为事实就摆在那儿。危机公关重点不在于隐瞒事实，而在于引导大家从另一个方向认识事实。这难道不是一种很高级的大脑操纵术吗？

    （主讲梁文道）

    The Tyranny of Choice

    选择越多并不越幸福

    蕾娜塔·莎莉塞（RenataSalecl，1962-），斯洛文尼亚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卢布尔雅那大学法学院犯罪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著有The Spoils of Freedom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After the Fall of Socialism （1994 年）、On Anxiety （2004 年）等。

    正因为有上帝规定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才有选择的自由。

    一家公司因社会经济动荡裁员，老板迫不得已裁掉一名年轻人。过去如果一个人勤勤恳恳工作，莫名其妙被炒鱿鱼，会骂老板，会认为华尔街那帮贪婪的金融家把钱赚光，剩下他们在受罪。不，这位年轻人的反应是问老板，你能不能告诉我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这样我下一份工作才会表现更出色。老板坚持解释说他的表现没任何问题，但年轻人仍穷追不舍。

    这位老板吓一跳。今天大部分人被教导得像那个年轻人一样，当你的人生陷入困境，你不会认为是社会集体的问题，而是个人的问题。现在每个人被迫学会自我反省，本应有的社会批判变为自我批评。这真的是一个好社会吗？

    很多人觉得现代社会比以前自由，因为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各种品牌的手机，然而这种消费的自由能叫作选择的自由吗？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结婚对象，而过去连人生意义都是宗教给的。我们可以选择信不信宗教，可以规划自己的人生，难道生活不幸福吗？

    TheTyrannyofChoice（《选择的暴政》）告诉我们，这样的幸福其实充满焦虑。蕾娜塔·莎莉塞是斯洛文尼亚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另一个身份是齐泽克[17]的前妻。两人均为受精神分析大师拉康[18]影响的新一代思想家，因蕾娜塔·莎莉塞的作品易读些，有时比齐泽克的作品更畅销。这本书受到很多主流媒体的称赞，然而中译本《选择》介绍作者时说是南非人，居然连国籍都搞错！这本书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现在能够选择人生的去向，就像能够选择墙纸和护发素一样。在充满选择的时代，一个矛盾的现象是，与之并生形形色色的顾问。美国流行一种职业叫生命教练（LifeCoach），现已传入中国。难道人生像球队一样需要教练吗？没错。我们面对选择无所适从，面对困难不知所措，需要有人帮我们制订人生规划，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在一个典型的消费社会里，所有东西变得可以选择，我们却茫然失措。我们选择人生大事的态度，就像选择消费品一样。选择伴侣时，每个人脑子里有一本账簿，算计着好处与坏处。陀思妥耶夫斯基[19]的《卡拉马佐夫兄弟》（TheBrothersKaramazov）有句名言：假如上帝不存在，我们做任何事都被允许了。拉康则颠倒过来说：假如上帝不存在，我们做任何事都被禁止了。我们的选择需要界限，正因为有上帝规定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才有选择的自由。面对无限选择的时候，我们只好给自己画线，或者找顾问咨询。

    今天有各种各样像生命教练一样的人，从选择房子到选择旅游地点都有人指导你，书店里充斥着心灵鸡汤之类的书。美国有位杂志编辑拿自己的人生做实验，看看凡事都听这些指南有何后果。经过两年实验，这位编辑学会减肥，学会布置家庭，学会做更好的伴侣，学会当更称职的父母，最后患上严重的焦虑症。

    威尔·弗格森[20]有部小说叫《幸福》（Happiness），讲述社会上突然流传一本自助手册，教大家过快乐而满足的人生。这本小手册如病毒般感染所有人，大家疯狂爱上它，并跟随它的建议生活。每个人降低欲望，停止购买不必要的东西，不买化妆品，不做整容手术，注销会员卡，关上办公室大门，门口挂着“钓鱼去了”的牌子，非常快乐地享受人生。

    这个虚构的社会最后如何呢？工厂倒闭，消费链断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濒临崩溃。商人们决定找出小手册的作者，叫他改变自己的态度，写书鼓励大家好好工作、疯狂消费。结果发现作者是一个住在房车里的老人，并非来自印度的伟大精神导师。这个老人患有癌症，为了替孙子赚生活费，东拼西凑写出了这本书。

    今天有太多的专家建议，如果你什么都听，就得精神病；如果所有人都听，社会就停摆。这表明我们的社会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每个人必须选择，如果不选择、不消费，社会将停止运转。这样的选择，我们自由吗？我们快乐吗？将一切看成自己的选择，并且要承担后果，结果是什么？我们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责问自己是否做错事，产生无穷的焦虑感。

    这个时代很关心“我是谁”的问题。每个人被教导要做你自己，什么都要表现你自己的风格，于是变得好疲惫。以前你用服饰展示自己就够了，现在连家用电器都要表现你的风格，一切无不跟你发生关系。人们不再计较上帝怎么看你，而在乎别人怎么看你。难怪我们比以前焦虑，因为你以前怕的只是上帝，现在怕所有人的眼球。

    那么，我们希望成为什么人呢？有人参加电视婚恋节目，不是想相亲，而是想亮相。今天很多人想做名人，因为发现名人也是凡人。以前名人有点神秘，现在为何没有星味？八卦杂志太多了，微博太多了，名人的缺点暴露无遗。这拉近了我们与名人的距离，觉得自己也能当名人。

    年轻女孩可能想模仿希尔顿酒店的小公主帕丽斯·希尔顿[21]，希望穿那种亮闪闪的衣服，过那种奢华、高调、放荡的生活。这些女孩真的百分百认同帕丽斯·希尔顿吗？不是。帕丽斯·希尔顿只是一个化身，令她们感觉自由与快乐，不必过沉闷无聊的生活。

    （主讲梁文道）

    《沉默串谋者-日常生活中的缄默与纵容》

    沉默也犯罪

    伊唯塔·杰鲁巴维（EviatarZerubavel，又译伊维塔·泽鲁巴维尔，1948-），生于以色列。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美国罗格斯大学社会学教授。著有《七日周期》《完美界线》《时间地图》等。

    对公然展现在眼前的罪恶，如果我们采取勿视、勿听、勿言的态度，就成为同谋。

    两三百年前，天主教有些修士存在鸡奸问题，却找不到恰当的字眼去形容这个不算罕见的罪行。于是，鸡奸成为无名之罪。想将社会上一些事情当成背景视而不见时，最佳办法是不给取名字，就像早期对鸡奸的做法一样。

    日常生活也有禁忌，我们一般选择委婉的说法。比如在高级餐厅吃饭，你会不会问服务员，我去哪里撒尿？不，你会说，请问洗手间在哪里？

    当年纳粹德国的医生参与集中营工作，明明是在毒气室干活，却委婉地说是在做医学工作或科学工作。住在集中营附近的居民对于烟雾和恶臭从何而来想必了然于胸，却装作一无所知，以让自己显得无辜。

    一个社会在威权统治下，总是有很多政治禁忌，例如有些历史事件不能碰，触到政府的痛处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发现国家存在严重问题，我们却佯装看不见，以示不知者无罪。这种行为恰恰使我们处于同谋状态。避而不谈的做法暧昧不明，沉默背后的微妙社会动态隐而不宣。有时大家甚至不会说：“这个东西很敏感，我们别谈了。”连承认敏感的存在都是危险的，我们被禁止谈论“我们被禁止谈论什么”。

    英语有句谚语叫“房间里的大象”（elephantintheroom），用来形容这种状况。房间里明明有头大象，体积庞大，晃来晃去，大家却假装看不见。有些事人所共见人所共知，大家却沉默以对，拒绝承认事实的存在。

    “房间里的大象”这类谚语，中文肯定比英语丰富——中国人不是更喜欢心照不宣吗？社会学家伊唯塔·杰鲁巴维以此谚为题，写作TheElephantintheRoom：SilenceandDenialinEverydayLife一书。台湾把它译作《沉默串谋者-日常生活中的缄默与纵容》，中国内地胡缠[22]译得也相当好，书名就叫《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

    “房间里的大象”这种现象有很多故事，《皇帝的新装》不就是吗？大家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却假装说很漂亮，直到小孩戳穿谎言。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言，是社会通行的消极沉默态度。对公然展现在眼前的罪恶，如果我们采取勿视、勿听、勿言的态度，就成为同谋。

    世界有太多问题，有些我们注意不到，就会被当成背景过滤掉。通过感官进入大脑的讯息很多，我们通常只专注于一点。比如你在家听音乐，周围其实有很多噪声，但你似乎没听见。注意力的集中，使人忽略某些背景。一个科学家关注什么东西，取决于集中注意力的特定习惯，以及专业训练过程中养成的特定认知取向。一个专家受行业规范的影响，跟研究主题无关的东西就变成背景，比如心脏科医生不会太关心病人的着装。

    社会有很多力量在引导我们的注意力，那些不被关注的东西就成为背景。更可怕的是，那些背景有时会被我们故意忽略，成为“房间里的大象”。大象的存在会扭曲房中人的心态，大家担心自己一谈大象，就会被人联想到是在谈那头不能谈的大象。最后房中人连“大象”这个字眼都不用，仿佛不知道地球上存在这种生物。

    然而这头大象太大了，难免撞倒一些东西，把房间搞得一塌糊涂。这时候，大家忙着收拾残局。平时假装大象不存在，现在只好做古灵精怪的解释。比如说，房间里的玻璃瓶怎么突然碎了？因为瓶子质量不好，风一吹就碎了。在这样一个国家，人们经历了多少扭曲呀！明明是房间里的大象撞碎了玻璃瓶，大家偏偏说是蚊子踩碎的。沉默会给人以压力，别人的沉默让你不得不沉默，于是集体沉默越卷越大。目睹一位同事对规章制度置若罔闻，另一位同事也是如此，规章制度不重要的印象就得到强化。恶性循环由此产生，破坏规章制度的人越来越多。面对禁忌，如果有人说实话，后果如何？答案很简单：大家不会感激他。我们看《皇帝的新装》笑得很开心，然而现实中说真话的人很讨厌，因为他羞辱了整个说谎群体的面子。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说出本国历史上黑暗血腥的一面，不仅得罪了政府，也触怒了同胞。一桩阴暗的历史事件压抑久了，就成为国家尊严之所系，揭穿了岂不有损尊严？

    （主讲梁文道）

    《信任的力量》

    信任是人权和民主的基础

    昂诺娜·欧妮尔（OnoraO‘Neill，1941-），英国哲学家，剑桥大学教授。1999年获封女男爵（Baroness O’Neill of Bengarve），2007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名誉会员。著有《生物伦理学中的自主与信任》（Autonomy and Trust in Bioethics，2002年）等。

    正因为所有的保证都不可能完美，所以才需要信任。

    信任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假如你对什么都不信任，你可能一天都活不下去：早上洗漱时要相信水龙头出来的水没问题；过马路时要相信红绿灯真的管用，车子看到红灯不会冲撞过来；晚上睡觉时要相信房子不是“豆腐渣工程”，楼板不会突然塌下来……今天大家都在谈信任危机，如何解决信任缺失呢？很多人强调人权和民主，但英国重量级哲学家昂诺娜·欧妮尔认为：人权和民主并不是信任的基础，恰恰相反，信任才是人权和民主的基础。信任这个基础奠立之后，才能谈人权、民主、司法公正、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因为这些东西的实现需要社会成员之间互相合作，而合作的基础就是信任。

    昂诺娜·欧妮尔是哈佛大学博士，美国哲学泰斗约翰·罗尔斯[23]晚年的学生。她曾任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NewnhamCollege，Cambridge）院长、英国科学院院长，现任英国平等与人权委员会（EqualityandHumanRightsCommission）主席。她不仅学术地位非常高，还很罕见地被英国女王册封为男爵，担任英国上议院中立议员。2002年，她受邀于BBC著名的“里思讲座”[24]，做关于信任的主题演讲，随后结集出版《信任的力量》（AQuestionofTrust）一书。有意思的是，昂诺娜·欧妮尔从《论语》开始谈起：“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相对于经济和国防，人民的信任是最重要的。经历过二战的昂诺娜·欧妮尔有切身体会，她认为如果政府受到人民信赖，即使一时粮食短缺，也不会动摇国本。

    谈信任危机的时候，我们总是在谴责别人。然而一个可信赖的社会的营建，需要我们每个人负起责任。最简单的是，我们对自己应做的事要尽到责任。假如你随便乱来，又怎么能要求人家提供给你的牛奶没问题呢？《信任的力量》一书核心的观点是：假如每个人都做好本职工作，不自欺欺人，信任的资源就会积累起来，社会制度会变得可靠。

    现代社会依赖各种制度来建立信任感，然而我们面临的一个古老问题是：谁来监督监督者？（Whoshallguardtheguardians？）比如我们觉得水质有问题，有专家说没问题，于是我们找其他专家来检测。为了确保这些专家不说谎，我们找谁监督呢？找媒体。那么，谁来监督媒体呢？如此循环下去，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昂诺娜·欧妮尔认为，正因为所有的保证都不可能完美，所以才需要信任。既然信任建立在没有保证的情况下，误信难免发生，不是别人让我们失望，就是我们让别人失望。恰恰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保证的世界里，信任才成为非常珍贵的社会资产。

    昂诺娜·欧妮尔提出一个刺耳的观点：信任危机源于我们的“怀疑文化”（cultureofsuspicion）。近些年世界流行一种管理文化，从政府部门、公益组织到私营企业，所有机构都建立严密的稽考制度，每一层级一天到晚提交报告，每一关口都设立检查环节。比如教师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教书育人，而是填写各种教学与研究进度报告，然后由别人来审核。这似乎是为了让每个人尽职尽责，然而昂诺娜·欧妮尔认为这只会让人疲于奔命，不留一点自我衡量的空间，根本谈不上信任。

    一切透明化之后，是否就会赢得信任呢？非也。昂诺娜·欧妮尔认为信任的本质跟公开化、透明化并无必然联系。比如你开家庭会议说，为了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互信，从今天开始所有房间都用透明墙，大家不要有隐私。这样能增强彼此的信任吗？当然不能！信任的前提之一是我信任你，所以让你保留一定的隐私。隐私需要被尊重，透明化让隐私无所遁形，表明我们之间并不相互信任。当所有人都拿着放大镜看你，你不透明就很可疑：你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你是不是居心叵测？信任无法通过透明化的稽核来获得。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学会信任。

    （主讲梁文道）

    [1]利昂·费斯廷格（LeonFestinger，1919-1989），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艾略特·阿伦森的博士生导师。对心理学的两大贡献是，提出社会比较理论（socialcomparisontheory）和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dissonancetheory）。

    [2]让-贝德尔·博卡萨（Jean-BédelBokassa，1921-1996），1966年任中非共和国总统，1976年改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次年加冕为中非帝国皇帝，1979年在政变中被推翻，1987年被指控犯有杀人罪、侵吞国家财产罪等，有人做证说他曾经食人肉。

    [3]让-克洛德·杜瓦利埃（Jean-ClaudeDuvalier，1951-），1971年在父亲去世后继任海地总统，1985年以所谓“99.98%的赞成票”被确认为“终身总统”，次年在首都太子港总罢工中携家眷逃亡，2011年获准回国。

    [4]君特·格拉斯（GünterGrass，1927-），生于但泽市（今波兰格但斯克），德国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是“但泽三部曲”——《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

    [5]1934年年底，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SergeiMironovichKirov，1886-1934）遇刺引发了“大清洗”运动。1936年至1938年，苏联举行三次莫斯科大审判，邀请西方记者、外交使团和独立观察人士旁听，受审者主要是苏联共产党及政府前领导人。

    [6]文鲜明（SunMyungMoon，1920-2012），生于今朝鲜平安北道，1954年在韩国创立统一教，1971年移居美国传教。同时创建商业帝国，并涉足媒体，1982年创办右翼报纸《华盛顿时报》，2000年收购合众国际社。

    [7]张宪义（1945-），核能物理学家。美国田纳西大学核工程博士，曾任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长。1988年1月12日举家逃往美国，将诸多机密资料转交美国政府，随后在美国国会秘密听证会上指证台湾核武已接近完成阶段。

    [8]李洁明（JamesR.Lilley，1928-2009），生于中国青岛。曾于1981年至1984年担任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1989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91年离任返美，出任国防部助理部长。

    [9]苏加诺（Sukarno，1901-1970），印度尼西亚首任总统，1965年9月30日发生政变后，总统权力被军人集团褫夺，1967年被撤销总统职权并遭软禁，1970年病逝。

    [10]亚当·马利克（AdamMalik，1917-1984），年轻时当过记者，1959年任印度尼西亚驻苏联及波兰大使，1966年任外交部长，1978年任副总统。

    [11]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一支由1000多名古巴流亡者组成的雇佣军，于1961年4月17日从古巴西南海岸猪湾入侵，企图推翻由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Castro）领导的古巴革命政府，最终失败。

    [12]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BainesJohnson，1908-1973），1961年任美国副总统，1963年在约翰·肯尼迪遇刺当日宣誓就任总统，1965年连任总统。

    [13]艾伦·杜勒斯（AllenDulles，1893-1969），美国外交官和情报专家，1953年出任中情局局长，1961年因古巴吉隆滩战役（又名猪湾事件）失败而被解职。

    [14]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JosephGoebbels，1897-1945），纳粹德国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长，被视为“宣传的天才”“创造希特勒的人”，以铁腕维护希特勒政权和纳粹德国。在希特勒自杀不久后，戈培尔毒杀了自己的六个孩子，然后让纳粹党卫军开枪将他和妻子击毙。

    [15]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FrancisMacdonaldCornford，1874-1943），英国古典文学家、诗人，曾任教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16]雅克·埃吕尔（JacquesEllul，1912-1994），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神学家，技术自主论的代表人物。著有《宣传》《技术社会》等。

    [17]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i？ek，1949-），斯洛文尼亚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评论家，致力于研究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著有《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等诸多作品。

    [18]雅克·拉康（JacquesLacan，1901-1981），生于巴黎，法国精神分析学家、精神科医生，致力于重新解读弗洛伊德理论。

    [19]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Dostoevsky，1821-1881），俄国作家《。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后期最重要的长篇小说，探讨的主题是“上帝是否存在”。

    [20]威尔·弗格森（WillFerguson，1964-），加拿大作家。多伦多约克大学毕业，作品以幽默地观察加拿大历史与文化见长。著有WhyIHateCanadians（1997年）、419：ANovel（2012年）等。

    [21]帕丽斯·希尔顿（ParisHilton，1981-），美国名模、演员、歌手、商人，希尔顿集团继承人之一，自主创业并拥有自己的品牌，新时代ItGirl（物质女孩）的代表。

    [22]胡缠，本名许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后赴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电影导演专业，回国后与友人创办英语培训机构。

    [23]约翰·罗尔斯（JohnRawls，1921-2002），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等，许多学生成为政治哲学和伦理学领域的重要人物。著有《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万民法》等。

    [24]里思讲座（ReithLectures），英国广播公司（BBC）1948年开播，每年邀请一位著名学者做一系列广播讲座，于BBC全球服务（BBCWorldService）和第四电台（BBCRadio4）播出。该讲座旨在弘扬BBC第一任总裁约翰·里思（JohnReith，1889-1971）“公共广播服务”的理念，促进公众理解和讨论当前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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