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娜

    李丽娜，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党委书记。

    【摘要】如何用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使人民能够凝聚在主流价值的旗帜之下，是现阶段意识形态领域的关键问题。通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可以勾画出思想传播过程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坚定的信仰者和实践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主体；切实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基础；自由探讨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前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社会条件 早期传播

    当今社会，由于社会改革力度的加强，使利益群体的分化不断加剧。这种状况使人们在改革开放中既体会到了经济富裕的满足，同时也体会到了价值的迷失。这对于民族创造力的发挥，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都意味着一种危机。如何用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使人民能够凝聚在主流价值的旗帜之下，是现阶段意识形态领域的关键问题。本文力图透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勾画出思想传播过程所需要的社会条件，为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提供有益的启发。

    一 坚定的信仰者和实践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主体

    就思想的传播过程而言，大众化的前提是精英化。也就是说，任何思想只有被社会的精英阶层所认同，并且将这种思想的传播当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才是它大众化的起点。从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不断地探索解救中国之道。“中华民国”建立后，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是，一是中华民族依然要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二是在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状况依然严重。因此，中国的仁人志士依然要思考民族振兴的路径。因此，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从大的环境来看，是由于它适合了中国社会精英寻求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道的需要。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在中国社会充当了两个角色。一是思想传播者。从李大钊所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陈独秀所写的《20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新青年宣言》、《谈政治》、《和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等文章，蔡和森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以及李达所写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等，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信仰，所以他们通过办刊物，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与不同观点的讨论、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等角度，积极热情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了很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投身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行列，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起点。

    二是思想的实践者和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并不仅仅需要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的传播，而且需要脚踏实地的实践者。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还在于有毛泽东等一大批深刻了解中国社会实际、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社会实际中来的人。从一般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目标设定到在广大农村实行土地革命目标的调整；从照搬苏联的城市中心暴动的革命方式，到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思路的形成；从完全依靠城市工人阶级到动员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参加革命，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克服了教条主义地照搬理论的错误，一步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与胜利，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没有这些创造性地运用理论的先驱者，中国革命就不会成功，马克思主义也就不会成为今天的主流意识形态了。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方面必须具有真信、真传并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的传播者；同时，理论的实践者又不能拘泥于某一具体论断的局限而削足适履。必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概括发展出适应社会现实的理论，这样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持久的思想指导。因此，当我们抱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的效果与我们付出的努力不相当时，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中，还有多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众多传播者一生相随的精神信仰，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对其传播效果差而大惊小怪了。

    二 切实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基础

    在20世纪20年代，为了中国社会的复兴，中国的知识分子放眼世界寻求各种方法。而这种探索，最终是要解决中国社会的自身问题。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为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并在中国得以传播，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与中国现实需要的相契合。

    首先，关注到产业工人的利益需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也是中国工业化的早期，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民族资本，对于中国工人的剥削和压榨都是非常残酷的。而中国共产党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伸张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己任，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基本理念作为目标，围绕着增进劳动者的知识（实行强迫义务教育）、提高劳动者的地位（采用无限制的普通选举法；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改良司法制度、废止死刑，实行废止肉刑）、改造劳动者的生活（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制定保护童工、女工的法律及一般工厂卫生工人保险法；征收累进率的所得税）[121]三个方面入手，对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使广大工人在痛苦的深渊中看到了未来的光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逐步意识到，要想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必须积极地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

    其次，关注到农民的利益与需求。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任何思想要在中国进行大众化的传播，不能争取到农民，就不能算是成功的大众化。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思想家们，不仅在工人阶级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只有将广大的农民动员起来，并切实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革命才能成功。从早期彭湃的《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一封信》（1924）、《中共中央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1924）、蔡和森的《今年“五一”之广东农民运动》（1925）、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1925），到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以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等，这些重要文献都充分说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充分关注到了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认识到中国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如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关注到这一群体的利益，那是不可能成功的。毛泽东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落实为“打土豪、分田地”这样很具体的目标，并将农民引导到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来。

    再次，关注到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也是中国众多矛盾中的一个。因此，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旗帜下，将更多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形成抵抗外国侵略者的统一战线，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中一直坚持的。

    总之，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无论是阐述还是要传播什么思想，都必须要关注社会的需求，要关注社会最底层群众的利益和他们的感受。也就是说，要想成为大众化的思想，一定是为大众所认同。而今，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但是，我们意识到的一种危险是，马克思主义正在成为大众话语体系中越来越不熟悉的东西。或者说在形式上维护，而在实际上并不相关的东西，这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真正危险之所在。政党一定是要代表特定群体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所要代表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在具体的实践中，共产党可以体现这种价值取向，那么，这就具备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如果在现实中，党员干部并不是真正地执行带有马克思主义价值特征的政策，甚至政策与价值取向完全相反，那么要想传播这种理论，并让大众接受这种理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 自由探讨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前提

    在思想传播的过程中，任何思想的大众化过程，都是在与异己力量的抗争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就是在与各种思想的斗争中不断被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的。具体而言，它大致经历了三次论战。

    第一次是与胡适实用主义的论战。针对胡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利用《新青年》杂志，同胡适展开公开论争。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就是这一论战中形成的理论成果。在论战的过程中，他们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全面地介绍苏俄的社会制度、经济政策、农业制度、婚姻制度、平民教育、儿童教育和职工运动等各方面情况，使更多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了解到俄国社会现状，澄清了人们对苏俄的谣传和误解，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次是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1920年9月，针对梁启超、张东荪鼓吹劳资合作的“基特尔社会主义”。李达撰写了《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陈独秀的《独秀复东荪先生信》、《社会主义批评》等文章。通过这场争论，使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们认清了张东荪改良主义的本质，坚定了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坚持社会革命，反对社会改良的政治立场。

    第三次是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在陈独秀等同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争论还未结束，又开始了另一场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无政府主义思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主张无政府、无国家，个人绝对自由等。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时，无政府主义者就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攻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扶强欺弱。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剖析了国家的阶级实质。他指出：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才可望废除财产私有制度，改变不平等的经济状况。他在《答郑贤宗》一文中还指出：无政府党绝对不要国家政治法律的主张，是抹杀资本阶级与非资本阶级国家的区别，为不劳动的资本阶级利用。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看，真理是不怕辩论的。真理在辩论的过程得到认识，人们在辩论的过程中凝聚了对真理的共识。凡是在争论中能够存留下来并得到人们认同的东西，一定是有生命力的。因此，任何国家和民族如果能够允许思想的自由讨论，其实就是为国家获得真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

    总之，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我们可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需要一些不是为了金钱、地位、名誉而忠实于理论本身的信仰者；也需要理论具备解释和预见社会生活的能力；还需要政府提供一种自由讨论的空间。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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