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云

    龚云，1971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建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主要研究党建党史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责任，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的重要使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的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成果，其中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的贡献。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概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证、传播就是一个例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包含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直接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贡献，也凝聚了从事学术研究、以学术为革命武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的心血。以陈望道、李达、王学文、沈志远、陈翰笙、范文澜、胡绳、李鼎声（即李平心）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的论证、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的论证、传播，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说过，社会主义是群众性的事业。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责任，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的重要使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的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成果，其中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的贡献。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概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证、传播就是一个例证。本文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证、传播中的作用为例，阐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理论基石。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2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决定了：

    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

    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区别和互相统一的，而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

    中国革命的动力：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的同盟军；

    中国革命的最终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中国革命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步骤。第一步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间经过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其中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革命的第一步，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又分为两个范畴：1919年以前的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1919年以后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1919年五四运动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

    可以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在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包含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直接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贡献，也凝聚了从事学术研究、以学术为革命武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的心血。以陈望道、李达、王学文、沈志远、陈翰笙、范文澜、胡绳、李鼎声（即李平心）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的形成、论证、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的论证主要是通过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和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现实问题的论战来进行的。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之时，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在中国运用的重要问题。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救国之道唯在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在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多数派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123]张东荪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这篇文章发表后，陈望道、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发表文章进行了批驳。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辩驳。由于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缺乏建立在扎实研究上的实证性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断停留在一般性论述上，缺乏理论的说服力。

    中共“二大”至中共“五大”期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列宁的殖民地理论，在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形态时，多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社会，但在1928年中共“六大”以前，还没有出现将帝国主义侵略下已开始分化瓦解的中国封建经济明确称为“半封建”经济；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和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在国内国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共产国际内部，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拉狄克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托洛茨基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封建主义压迫中国已经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残余的残余”。拉狄克认为中国早已是一个商业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商业资本在中国已有久远的历史，已经蚕食了封建势力，所以“中国农村中的农民斗争与其说是反对封建残余不如说是反对资产阶级”[124]。斯大林等人认为封建势力是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力量，帝国主义就是通过他们实行中国统治，中国是“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还有许多半封建制度残留着”[125]。共产国际内部的这种争论，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采纳了斯大林等人的看法，注意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及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变化两个方面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特点，坚持和阐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但未明确提出和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范畴[126]，而且也缺乏科学论证。

    大革命失败后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直接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问题。1928年11月1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说：“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国产党成长以前，摆在我们的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所以这一问题是旧的；同时，在最近三年伟大的革命时期中，革命进展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使革命动力和革命阶段起了上述之巨大变动（指的是资产阶级公开背叛革命）。所以，在这样的历史事变之后，提出这问题，人们自然感觉是新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127]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立论的根据是：如果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封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如果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民族民主革命；如果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所以说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直接关系着中国革命的性质。

    1929年1月，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开始运用一些统计资料，论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并在第二年4月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多篇文章，开展了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

    当时，论战的交点集中在中国的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关键又取决于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和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地位等三大问题。以严灵峰和任曙为代表的“托陈派”认为，帝国主义的扩展“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商品化的发展和农机的使用，使“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商品经济支配之下”，“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性的生产，便日益崩溃，以至到微不足称的残余地位”[128]。

    以王学文、沈志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经济就其主要势力及其发展方向来说，乃是个保有强大封建关系，而在走向殖民地的资本主义途中，这可以说中国一方面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统治之下，使全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仍然保持了强有力的封建关系”[129]，驳斥了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和是一个“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份及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的观点。

    这次论战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内涵逐渐明确，并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以王学文、沈志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看待中国近代史的。以中国社会性质为核心的论战，极大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的强大说服力，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者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考察中国近代史的尝试，这次论战中所捍卫的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见解的影响。“现在你随便拉住一个稍稍留心中国经济问题的人，问他中国经济如何，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复你：中国经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经济。”[130]

    这次论战也有历史局限。首先，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缺乏完整准确的诠释。在社会性质论战中，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着重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和半殖民地性，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确切含义未有统一公认的诠释；其次，缺乏资料准备和理论准备。第三，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缺乏历史的考察。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论证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时，主要局限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各种经济成分所占比重的静态分析，缺乏对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历史考察。[131]

    同时论战对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农村缺乏深入论述，这就需要对农村社会性质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和论战。这个工作是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完成的，他们从农村经济方面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使国统区知识分子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和中国农业改造的道路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的土地革命有了正确的理解。

    1928～1934年，“中国农村派”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同时，他们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进行了专门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们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用阶级分析法去分析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派”进行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为：“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他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132]例如，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成员有45人，在调查前学习了《资本论》的有关章节，重点研究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力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农村生产关系、社会性质，并按照这种理论设计了调查方案。他们用阶级关系、地位来对农户进行分类，即将农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以此取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类法，即将农户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或分为小农户、较大农家、大农家、更大农家。

    他们的调查成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专题论文或论著。

    在农村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中国农村派”1935年同“托派”围绕农村社会性质进行了论战。他们认为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农业生产中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界（人与土地，机械、肥料等）的关系”，亦即“地主与农民间的关系”，“农村与都市经济以至国际市场（对殖民地而言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133]；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核心问题；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农村经济直接间接地更隶属于列强资本的支配，它使中国农村中半封建的剥削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起着更酷烈的作用。同时我们说，这种变化并没有使农村结构起了质的变化；它只是使中国的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格外尖锐了罢了”。[134]

    通过论战，他们得出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结论。陈翰笙后来回忆道：“从1928年至1934年，在6年的时间里，我们农村社会调查团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脚踏实地的调查，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加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使我们终于得出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结论。”“过了不久，我更明确地看到中国就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135]

    这次论战，再次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结论，扩大了“中国农村派”的观点影响。受他们的观点影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李景汉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农村问题》一书中也认为：“农村的主要问题是由社会生产关系而起的阶级的冲突的问题，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问题。农业生产的根本工具是土地，因之土地问题可说是农村问题的基点。”“农村问题之解决的最大障碍是现有的土地制度。土地问题解决了以后，农村问题才有解决之可能。我们亦要认清土地问题之重心是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技术。”[136]

    这次论战中，“中国农村派”毫不讳言自己“反帝反封”的革命目的，“我们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讨论，目的不在学院式的争辩，而在根据具体的事实跟经验，决定目前中国农业改造运动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与性质”。[137]陈翰笙后来回忆道：“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这次农村社会调查，其范围、时间、影响都是空前的。我终于能够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充分的事实来驳斥马季亚尔及中国托派的谬论，也揭穿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关于‘农村复兴’的谎言，为我党在农村实行正确的策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38]

    这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学理论证，为当时社会广泛接受。毛泽东思想的这个重要概念和关于中国革命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石。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中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的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证，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三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的传播，主要通过20世纪30～40年代，李鼎声（李平心）、范文澜、胡绳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社会性质大论战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对近代中国社会演变进行历史考察，从近代中国历史的演变论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传播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李鼎声193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写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之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接受了这次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近代社会性质的观点。

    李鼎声认为中国近代史指的是“自鸦片战争直到今日的中国历史”，明末清初不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才是中国近代史的发端。因为明末清初不过是两个朝代的交替期，不能代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鸦片战争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浪涛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鸦片战争后，中国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思想文化上都表现出巨大的历史转变。[139]

    他认为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国近代在西方侵略下，被纳入世界近代史的范畴，但中国近代却不是一个独立资本主义国家，因为“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只是展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却没有支配着全国经济”。因此，“中国的近代史完全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史相提并论，后者是资本主义的发达史，而前者却是一部中国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及国民经济受着帝国主义破坏的历史，这部编年史是血与火来写成的”[140]。李鼎声对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内涵的界定，不仅继承了社会性质大论战时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而且更具学理性，有助于国统区的民众对中国共产党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解释。

    李鼎声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一种全新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充分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比其他中国近代史专著更具说服力地阐释了中国近代历史和现实国情，所以一出版，很快就在全社会风行起来，多次再版，成为在国统区一部影响很大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这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强大威力。胡绳在20世纪30年代就称这本书是当时“最好”的一本中国近代史著作。[141]当时的许多人通过阅读这本书，更清楚地理解和认识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1942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发出研究近代中国百年史的号召。依据这个号召，党中央组织人力编写四部著作，负责人分别是：经济史陈伯达，政治史范文澜，军事史郭化若，文化史欧阳山。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就是在接受这个任务后，以毛泽东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述为依据，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进行初步研究的结果。

    范文澜1943年开始撰写《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5年写完，1946年在延安出版，1947年9月又由华北新华书店翻印，在根据地先后印行多种版次。1947年本书还以“武波”为笔名在上海和重庆分别出版。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论断，在占有大量史料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近代中国是怎样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该书以毛泽东的“两个过程”为基本线索，叙述了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是怎样侵略与勾结，通过多次战争，一步一步地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中国人民在这一过程中，又是如何反对外国侵略者和他们的走狗清政府的。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作为20世纪40年代国共斗争的产物，从学术的角度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正确，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毛泽东思想这种政治话语系统的重要历史佐证，显现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色彩，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这本书在国共决战的生死关头，帮助人民认识到只有跟随中国共产党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是最好的政治选择。国民党所代表的政治前途，历史已证明了是一条民族不独立、人民不富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中间势力所代表的资本主义道路，也为历史所证明是走不通的，只有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当时，许多爱国者正是接受了这本书所表达的政治观点而投奔解放区的。所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在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关键时刻，起到了推动政治发展的作用。

    胡绳1948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研究对象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与革命史中的若干问题的一个：从鸦片战争到1925～1927年的大革命的前夜的帝国主义列强与半殖民地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作者着重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以及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怎样地损害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142]。从这一研究目的出发，胡绳构建的分析框架是一个政治史的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作者分析的是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在中国统治阶级和中国人民引起了什么样不同的反应。帝国主义是如何一步一步地与中国反动势力勾结起来的，中国的反动势力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投降帝国主义的，并最终变为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工具；中国人民是如何对外来侵略做出反应的，在反抗外来侵略者中逐渐成长起来。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进一步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使更多中国人在国共决战的关键阶段，认清了近代中国发展的方向，选择了跟中国共产党走。这本书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价值，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一样，这本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着重研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是阐发毛泽东阶级斗争史观和阶级分析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与范文澜的史著一起，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派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做到了家喻户晓。

    总之，在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属于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战线斗争一个必要方面和革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配合了武装革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学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社会发展也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抨击了中国国情特殊论，指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通过中国近代史和社会性质的研究，论证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为中国革命对象，任务、动力的判断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和历史依据；在国共决战期间，以范文澜、胡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围绕关系到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课题，通过中国近代史和革命史的研究，批判改良主义道路，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实面目，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发挥了批判的武器的作用，成为革命的有力工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的论证、传播，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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