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宜秋

    王宜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思想、中共党史。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探索过程。是探索就会有失误，有失误就要纠正。从失误走向成功、由失败走向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轨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纠错机制在实践和认识两个方面发生作用，而后者更为关键。纠正失误，总结成功和失败正反两方面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机制 纠错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探索过程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他们理论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也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他们的学说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之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头是马克思主义，一头是中国具体实际，中间是“结合”。既要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要弄清楚什么是中国实际，更要在“结合”上下工夫。结合的过程既是一个认识过程又是一个实践过程，而且首先是一个实践过程，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和提炼出反映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规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的过程又是一个探索过程，走过大大小小的弯路，出现反反复复的曲折，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深刻认识中国实际，才逐渐接近真理。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作一个探索过程，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识的目的是实践。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认识运动中的第一次飞跃，认识的结果仍然是观念的存在；把观念的存在变成现实的存在，这是认识的第二次飞跃，即从认识到实践到飞跃。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143]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经历两次飞跃并不意味着认识的结束。事物是复杂多变的，即使是对于个别的、具体的失误认识，也要经历多次反复。事物是一个过程，认识也是一个过程。“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144]

    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更是人的认识无限发展的辩证运动过程。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这样的多次反复，某一个思想、理论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期的结果，这只是对于某一个别事物或某一类事物的认识运动。实践永无止境，认识也永无止境。正如毛泽东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145]

    据此我们也可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探索过程具有长期性。毛泽东领导共产党人干新民主主义革命、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探索，邓小平带领共产党人搞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探索，邓小平之后乃至当前的实践，依然是在探索进程中。

    1962年，在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后，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历程，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探索过程的重要思想。他指出：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毛泽东之所以在这次会上讲这些，是想引导全党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146]

    邓小平领导下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邓小平曾经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他曾反复强调，搞改革要不怕犯错误，勇于实践，勇于创新，在探索中前进。“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147]“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148]“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149]他在1987年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以后还会遇到风险、困难，包括我们自己还会犯错误。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150]他鼓励全党不要怕犯错误，大胆试，大胆闯，但绝不是主张知错犯错，也不是主张盲目蛮干。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151]这种及时总结经验、避免犯大错误的方法，被陈云同志形象地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讲话称：“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152]。

    邓小平对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说”完全赞同。这表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还远远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也并没有终止，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研究和探索的产物，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虽然我们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但是，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国际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国内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可以说，这是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出现了很多前所未遇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需要我们作出新的解释、新的概括、新的回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要不断向前发展，作出新的理论创造。

    二 从失误走向成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轨迹

    是探索就会有失误。目标和方向、道路和路径、方法和手段等等这些要素，在探索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偏移或缺失，失误在所难免。毛泽东说：“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153]

    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出现过许多挫折，有过重大的失误。其中有两次是在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是在大革命后期，当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的斗争越演越烈之际，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很难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以致在右倾机会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时的共产党中央还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放弃了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据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据1927年11月的统计，中共党员的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154]“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地做好各种准备，便匆忙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党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但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在群众运动中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但缺少成熟的领导艺术；在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但因没有充裕时间培养干部，未能形成各个层次的骨干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党做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提出了正确的思想，但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妥善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党还不善于识别和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敌人，不善于识别和正确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同盟者。”[155]毛泽东后来总结道：“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156]

    第二次重大失误和错误发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有1930年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在纠正李立三错误的时候，出现了比其更“左”的王明的“左”倾错误。从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导致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军队由三十万变成二万五千人，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白区的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

    党中央连续不断发生“左”倾错误，固然与当时共产国际不正确的干预分不开，但也是由于大革命失败后，没有从党的指导思想上认真清理一直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许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仍然缺乏完整的、统一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对于党内的许多人就有极大的迷惑作用，使人们不容易识别其错误和危害。由于王明等人直接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使得一部分本来不赞成或批评王明的人转而赞同并支持他，这种情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处于幼年时期的特点。”[157]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也发生过失误。邓小平曾说过，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957年发生了反右扩大化，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发动了反右倾斗争，1958年开始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在党中央占主导地位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尽管出现过不少曲折，犯过不少错误，但这些挫折都没能阻止中国共产党探索前进的脚步，它善于从总结经验教训中开辟未来，继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认识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党必须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党能够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发现错误、纠正错误，通过总结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有推动和领导北伐战争胜利的经验，也有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葬送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教训；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经验，也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使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的失败教训。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反复对比，为党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党对这些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日趋成熟。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二十年的“左”的错误实践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邓小平指出：“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也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15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实现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开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全面、深刻地总结和汲取了这29年历史中的经验教训。

    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基本上比较顺利，不是绝对没有错误和挫折，但是比较小的、短时的、局部的，没有出现过比较大的、较长时期的、全局性的错误。结束毛泽东晚年错误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至今，也比较顺利。不能说没有错误和挫折，但没有发生大的失误。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发展机制是纠错的机制

    如前所述，从失误走向成功、由失败走向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轨迹。这种转折，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主体主观努力的结果。毛泽东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的历史时指出，“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指出：“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159]纠正失误，总结成功和失败正反两方面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发展机制，是纠错的机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纠错机制，一般来说，在实践和认识两个方面发生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个过程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个是实践，一个是理论。前者体现为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后者体现为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具有民族特点的理论。

    在实践这个维度上，一方面，实践中的错误是活生生摆在眼前的，实践的主体在碰壁之后必须另辟蹊径。比如，毛泽东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时，目标是夺取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直到长沙久攻不下，毛泽东才带领起义部队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罗霄山脉地区进军，寻求发展的立足点。这可以说是在试错中不断纠错，逐步达到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我们如果确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探索过程，就要允许付出探索的代价，试错就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主体，中国共产党可以启动组织程序，以更换领导者的方式争取达到纠错的目的。例如，瞿秋白替换陈独秀、李立三取代瞿秋白，等等。

    在理论这个维度上，纠错机制的意义和作用不在于理论自身，而在于校正掌握理论和发展理论的主体在思想方法上的偏差，实现其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的转变。思想方法错了，对理论的理解就有误，对形势和任务的认识就不正确，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就不对，实践的结果当然也就是错的。因此，思想方法是否正确，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兴衰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实践主体的思想方法有问题，即使走马灯般地更换领导人，也不能纠正实践中的失误，革命事业还会不断遭受挫折。中国共产党在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之前即是如此。陈独秀之后换了瞿秋白，瞿秋白之后是向忠发，然后是李立三，再后来是王明，除了陈独秀是犯了右倾错误，其余都是犯了“左”倾错误，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左”。

    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初期，还存在另外一种纠错方式，就是由苏共和共产国际在理论上包办代替、指点迷津。这种方式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才彻底终结。这是一种“被纠错”。

    比如，中国共产党“一大”确立的党纲，是社会主义的纲领。毛泽东曾说过，这个纲领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革命，是空想的。中共“二大”修正了“一大”党纲，提出了民主革命的低级纲领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高级纲领，提出民主革命纲领的依据是，中国虽然名为共和，但内部是在封建式的军阀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半独立国家。这一结论，来自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及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半殖民地国家”、“半独立国”也是列宁对中国等国家国情分析的概念。这种被动纠错，有时候可以解决书本上的问题，但不能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有时候是用一种错误代替另一种错误，根本原因还在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都是从纠错开始的。没有对错误思想路线的清算，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确立，就不可能产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1930年初，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遭到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斥责和批判。为了回答这种错误的批判，他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深刻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60]毛泽东的见解当时还不被全党接受，教条主义在党内占了上风，造成1934年的大失败。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发挥《反对本本主义》中的思想，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61]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把中国革命的这一基本经验概括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公式。1942年发动延安整风，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彻底清算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中，系统论述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提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使之成为全党共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就是在这种“结合”中形成的全部科学结论及其逻辑体系，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特别是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形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破除超阶段的“左”的观念，坚持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破除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式，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坚持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上的这一系列“破除”和“坚持”，概括起来，就是拨乱反正，重新回到毛泽东提出的而他晚年却又违背了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上来。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境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1993年9月，邓小平与其弟邓垦有一番重要谈话，其中既有他对主政中国期间发展思路的总结，又有他对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出现新问题的洞察。他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62]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但是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没有跟上，出现了种种矛盾，比如：物质财富总量不断增加与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矛盾，做大“蛋糕”与做好“蛋糕”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都为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以往旧的发展方式的校正。在总结经验、纠正失误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创新。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破解邓小平晚年所忧虑的发展困境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我们的改革有碎片化倾向，缺乏顶层设计，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分配、教育、医疗、房价等问题，政策调整迟缓，反映了我们从主观上还没有完全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要随时准备坚持真理，也要随时准备修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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