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萍

    郑萍，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教育学博士，专攻日本战前的修身教育、早期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近期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的毛泽东研究、日本左翼思潮研究。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有一批日本的共产主义者，把变革日本社会的理念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密切联系起来，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践运动。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与建设、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左翼社会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和谐音与不和谐音”，更可以看到他们“不断尝试超越国境”的努力。中西功是其代表人物。

    【关键词】中西功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 同文书院 满铁调查部

    一 为中国革命奉献了青春的共产主义者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在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满铁调查机关左翼系分类表”中备案的人员有89人，被划分到“左翼意识最强、可能与满铁社外有联系者”分类的有尾崎秀实（东京）、安斋库治、中西功（上海）、尾崎庄太郎（北京）”等人，同时，中西功等人还被划分在“同文书院系中左翼意识最强之部分”。[218]

    东亚同文书院（以下简称“同文书院”）是东亚同文会在上海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成立于1901年，废止于1945年日本战败。成立之初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精通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人才，但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不断增强，外务省乃至日本军方委托同文书院学生进行中国情报调查的情况增多，使得同文书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间谍活动”的性质。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和被赋予的特殊性质中，同文书院的学生却参加了反战运动，出现了一批同情并支持中国革命、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这些年轻人甚至可以说为中国革命奉献了青春，有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西功也是其中一分子。

    中西功（1910年9月～1973年8月），1929年4月进入同文书院学习。时任院长的是日后出任日本内阁总理的近卫文！中西功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雨中成长，培养了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并践行了“真正的国际主义的斗争”。在中国方面的记载中，他还是一个日籍中共党员。[219]

    到同文书院的第二年，该校学生们就展开了要求校方改革教学、改善生活的活动。学生们举行全校罢课，开展自主学习，并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会。师从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学习归来的中共党员王学文，被邀请做研究会辅导员，为学生们“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据中西功在回忆录《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雨中》介绍，研究会成员经常参加王学文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研究会，聆听王学文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当前的革命性质的说明，深受启蒙。通过了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中西功对中国工人、农民同地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进行的斗争表示同情，这是一年前他在日本的农村时绝没有想到的，但中国和上海的现实无条件地迫使他改变了思想，产生了斗志和勇气。中西功从这个时期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同文书院宿舍里随处可见的《资本论》以及布哈林、斯大林全集等，[220]为他提供了理论修养的良好条件。

    1931年1月，中西功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文支部，组织者是该校学生安斋库治，而王学文是这个支部活动的指导者。中西功回忆道：他欣赏这个组织中充满的同志式的友情，认为这是自己唯一要走的一条路。[221]中西功还与西里龙夫等许多在校生参加“日支斗争同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集会演讲等，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思想。通过理论思考和初步实践，中西功逐渐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之后，从没有动摇过。尽管因此遭到校方的停学处分以及警察逮捕，也没有放弃信仰。

    在1932年1月的“上海事变”后，同文书院的学生为表示反战决心，全体要求返回日本。回国后，中西功进入东京的岩村三千夫创办的“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下设的“中国问题研究会”工作，不久被捕。1932年5月被释放后返回故乡，从事农民运动。1933年4～5月间开始，经尾崎秀实介绍，在大阪的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工作了约半年时间。

    中西功再次来到中国是1934年5月。这时，他经尾崎秀实介绍进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大连总部总务部资料课工作。中西功在回忆录中讲，一踏上大连的土地，他就感受到了日本残酷的殖民地政策和中国人民的全民抗战情绪，而回到中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处于分散状态中的上海时代的日本同志取得联系，鼓励大家的斗志，积极为重新开展革命活动做准备。1936年5月，他利用出差的机会，在上海再次见到王学文，恢复了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为日后组织日本同志开展革命活动做好了准备。

    在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后，中西功认为必须以上海为据点正式开展活动。于是，经过他的私下活动，1938年5月被调任满铁上海事务所，并如期分配到“支那派遣军特务部第四班（思想班）”工作，后来又调到新成立的满铁调查部“支那抗战力调查委员会”，实际推进调查工作，1940年还被授以“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名义。

    中西功在满铁调查所期间的工作，最值得关注的一项是，1939～1940年间，由他实际主持进行的“支那抗战力调查”。来自满铁各调查部的人员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进行考察后得出结论：中国不会被打败。中西功等人试图通过这个结论来牵制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而这个报告也确实受到日本军政高层的极大关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1940年开始，中西功曾就这个调查报告，在满铁内部，在东京的日军陆军省、参谋本部、海军省、内阁各省，在长春的关东军司令部、北京的北支派遣军司令部、南京的支那派遣总军司令部等作了无数场报告。但最终招来的却是当局的大镇压，导致当时近2000人的满铁调查部事实上的解体。[222]

    在中西功的号召和联络下，满铁调查所内分散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地区的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新庄宪光等多名日本同志逐渐与中共情报工作者取得联系。之后，这个被日本特高警察称为“中国共产党谍报团”的松散组织，多方配合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运动。就中西功个人来讲，他向中共党员陈一峰、程和生等人提供了大量的情报。1943年10月，日本《特高月报》发布的统计称中西功收集的情报超过200余件。日本特高认为：日军常常遭遇共军的游击战，时而碰上预想之外的苦战……很明显地，横行在占领区内的间谍团的策动也构成其重要原因。他们的活动，完全是献身性的，全然没有考虑过对自己活动的报酬，为了收集准确的情报，忘记了自身的危险，其所作所为的彻底性，反倒令我们惊叹。[223]

    中西功的基本想法是，日本人民要与反对侵略的中国以及世界人民真正地团结起来，通过国际反战斗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样，不仅能开辟亚洲各国新的革命斗争，也能开辟日本人民的新的革命斗争，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的斗争。因此，在中日战争全面展开的形势下，作为日本共产主义者的基本任务是，彻底拥护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的抗战斗争，促使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失败。为此，他积极组织在华日本左翼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情报、帮助中共对日本士兵进行宣传工作、对中国经济进行基础性调查研究以资中共确立基本方针，另外也包括向中共组织提供活动经费等。

    1942年6月，在“佐尔格事件”之后，受所谓的“中共谍报团”之嫌，中西功在上海遭逮捕，随后引渡到东京警视厅，被关进东京都内的巢鸭监狱，经受了漫长的审讯。中西功坚信中国革命必胜。在东京的警视厅审讯中他一再强调：“再过三年，日本将败。然后我就会大模大样地走出去。”[224]中西功被日本检察机关以违反治安维护法和外患罪起诉。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的那天，中西功接受第一次公审，之后被日本检察方判死刑。

    1945年10月，根据二战后美国占领军释放政治犯的命令，中西功被释放出狱，从此开始了他作为职业政治家的生涯。1946年6月加入日本共产党，曾任日共中央委员。1947年4月，参加日本战后举行的第一次参议院选举并当选。中西功与二战后重建的日本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之间，就革命纲领和方针问题，从重建的筹划时期开始，就存在意见分歧。1950年1月，在关于日共的路线论争中，与党中央的主流派（所感派）产生意见对立，被开除党籍，并辞去议员工作。他曾一度组成“团结派”（也称“中西派”）进行论战，直至1955年才恢复党籍。之后，在日共中央工会对策部任职，1958～1963年，任日共神奈川县委员会委员长。二战后，中西功长期从事日本共产党的建设和日本问题研究，但他一直积极促进日本与中国的友好交流。对于当时中日两国迟迟不能恢复邦交的原因，中西功指出“责任不在中国，而在日本”，是因为日本“对中国追求特殊的政治目的”而导致的。[225]令人欣慰的是，中西功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1972年9月，中日两国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这是中西功这个为了中日两国的和平而奋斗了一生的共产主义者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二 日本中共党史及中国问题研究的先行者

    中西功是一位日本中国研究的先行者。自从进入“满铁”调查所，中西功就开始使用笔名“大村达夫”发表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论文。特别是“西安事变”之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大势，这迫使日本各方面重新认识中国形势、分析中日之间的局势。于是，不少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开始倾向于反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不尽相同。其中，矢内原忠雄基本认为，中国的民族统一和解放，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必然发展，主要依靠浙江的财阀和国民党的力量便可完成，而不需要中国人民的强烈的民族解放运动。[226]对此，中西功、尾崎庄太郎、尾崎秀实等人进行了反驳。中西功在天津的《支那问题研究所所报》上发表论文《支那问题之所在》，指出矢内原论文的不足和错误，试图“阐明正确的中国认识和反战斗争的方法”。中西功认为矢内原没有看到中国的现实状况，也就是没有看到以中国的工农力量和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力量，也没有看到日本存在的反战、反军斗争和日中两国人民共同斗争的趋势。[227]中西功等人引起的这场争论，“引起各方面异常的反响”，日本国内和在中国的日本研究者纷纷参与讨论，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一场“封建论争”。这是中西功等人试图“通过理论调查研究进行宣传启蒙、并给予理论基础来支援中共的活动”的所为。[228]

    在“满铁”期间，由于中西功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得到中国同志的大力援助，[229]或深入苏区进行实地考察，或通过中国同志得到中共出版的诸如《解放》《文献》《时论丛刊》《求知文丛》《译报周刊》《上海周报》《内地通信》等刊物资料[230]，因此，他撰写的对中国经济社会形势的分析论文具有一定的分量和影响力。1938年以后，因为当时已经不能合法地发表具有实质性内容的论文，于是他把重点放在坚持调查的自主性、科学性上，以此来抵抗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1939年～1940年，由他实际主持的“支那抗战力调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支那抗战力调查”是中西功在满铁调查成果中备受关注的一份。来自满铁各调查部的人员参与了这项调查：大连的具岛兼三郎、白井行幸，北京的尾崎庄太郎、东京的尾崎秀实等，试图通过“科学的调查”结论来牵制日本的侵华行动。调查从1939年7月至1940年5月进行，报告分为5篇：总篇、政治篇、战时经济政策篇、内地经济篇、外援篇，共10册。作为项目负责人，中西功之所以对报告结果充满信心，是因为他对于他们使用的方法论充满了信心。中西功指出：当时日本的统治者，尽管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来调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但出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对于中国人民的无限的力量，以及可以将之转化为现实的抗战力的中国革命的理论视而不见；而他们的调查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进行了考察，在调查分析中，特别留意了中国的抗战力形成的特殊性，即指出中国抗战力形成的基本因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性质、百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的民族发展、广泛存在的落后的农村经济、国外条件、日本对占领地区的经营和游击战以及政治经济战，关注这些因素的可变性，进行阶段性分析。中西功等人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在日战区的发展，使它开始具有有力的政治发言权，他们不仅开始牵制日军，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着国民党的对日投降政策。因此，该调查得出结论：对日作战的战斗力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民众力量，无论日本如何进行军事攻击和经济封锁，中国也不会被打败；日本要想解决中国问题，唯有谋求政治解决。[231]

    中西功在二战后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建树也不可忽视，特别是他在日本投降的第二年就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论著，开启了日本左翼阵营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先河。中西功认为，日本近百年来的中国研究并不低迷，但对中国的认识基本都是错误的。战前，日本甚至拥有世界最高水平的研究和调查，但采取了世界第一糟糕的对中国政策，通过战争和暴力摧毁了日本的中国研究。二战后，日本对中国的认识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但是，不以中国的现实为依据，而是从日本特定阶层的利益和愿望出发来关注中国的某些方面，并向国民进行宣传，这种倾向丝毫没有减退。[232]因此，二战后，中西功积极推进中国研究，希望日本各方正确地掌握中国的真实的历史方向，采取稳定的对中政策。他与同人于1946年1月创建了“中国研究所”，是这个堪称引领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代表性民间机构的创始人之一。

    二战结束后，中西功相继出版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46年6月）、《中国共产党史——苏维埃革命时代》（194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民族统一战线》（1946年11月）、《武汉的革命与反革命》（1948年4月）。这些著作的出版，弥补了战前以来，日本左翼关于中国共产党研究出版物逊色于右翼的状况，[233]为战后的中共党史研究奠定了基础。而这些著作的草稿，实际上撰写于中西功被关押的日本的监狱中。在狱中，中西功判断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痛感有必要把我们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学到的东西留给后人”。于是，他参照一些被作为“证据”而被扣押的书籍材料等，并主要“全凭自己的记忆”，完成了一套《中国共产党史》。各卷分别是，序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概观中国革命的特征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基本问题。第1卷《新民主主义的发生时代》，从统一战线政策的立场上，梳理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孙文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相关问题。第2卷《第一次大革命时代》，记述1925～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面对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如何犯下错误，之后，在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时，这些教训如何发挥作用。第3卷《“苏维埃革命”时代》，整理了中共如何在激烈的斗争中接受考验，他们实行的苏维埃革命以及采取的政策为什么必然会发展成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另有第4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共》，但未完成。获得自由后的中西功，从大部头的稿件中筛选出一部分他认为对处理战后日本问题最有用的内容整理出版，这就是上述1946～1948年期间出版的著作。

    《中国共产党史——苏维埃革命时代》是中西功认为他撰写的中共党史中最有所贡献的部分。这本书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激烈的斗争中接受考验，实行苏维埃革命以及采取的政策为什么必然会发展成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特别将重点放在随客观形势变化而采取的战术变化以及苏区政策的相关问题上。中西功认为，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仍旧存在许多难点和弱点乃至错误，但正是这个时代，考验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最终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达到了一个“高水平”。他高度评价道，在一个工人阶级队伍并不发达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仅仅20几年的时间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革命经验，作为一个拥有一百五十万党员的大党，成为支配东亚命运的力量。这个党不仅力量强大，这个党的领导层和全体党员具有的政治水平极其高。因此最终产生了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导者，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指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无懈可击”。[234]

    时隔20年后，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回顾自身亲历的中国革命，审视此间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它的领导人毛泽东，中西功有颇多的感想，于是再次提笔，于1969年写成了《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史的再探讨》。全书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作用进行了重新审视，对“今天的毛泽东思想”（1957年、1958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本质进行了批评性的论述。在这本书中，中西功指出近50年来的中国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经历了“非常具有特色的四个时期”：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苏维埃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民主革命时期；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中共“八大”之前的第一个时期，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各方面进行了摸索，最终在“八大”上确定了中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奠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基础的路线，是中共最坚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235]“只要中国还存在社会主义体制，就必将被再生产、继续存在的路线。”[236]而对于“八大”以后的第二个时期，中西功认为它进行了一百八十度的、异常的路线大转变，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乃至全体中国人民碰到了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问题，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基础、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延安时代采取的民族民主革命方式之间出现了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成为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237]

    三 中西功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

    中西功对毛泽东的评价，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界，分为前后两种评价。[238]首先，他高度肯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贡献，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毛泽东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具有的高度理论水平而最终成就的伟大领导人，毛泽东关于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理论就是一个光辉的成果。他在《中国共产党史——苏维埃革命时代》一书中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20多年的奋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仅壮大了党的力量，并且培养了党的领导层和全体党员的高度的政治和理论水平，因此最终产生了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导者，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指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无懈可击。中西功把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归结为，在于他们在各个历史关头，勇于面对问题，谦虚地从事实、失败、从大众的创意中学习，彻底地检讨自己的队伍，纠正错误，确立新政策，并与最大多数的地区和人民结成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

    中西功剖析毛泽东，认为毛泽东虽然是一个民族解放主义者，但没有成为社会主义者。他在《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一书中指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卓越的战士，但当中国革命已经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时，毛泽东落后于时代，没有跟上社会主义发展的步伐，把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因此，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种做法沿用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中西功指出，“只要翻开《毛泽东选集》看一看，就知道毛泽东曾经每每强调必须搞清这两种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错误和偏向，必定都是与混淆了这个基本问题相关联”。[239]而毛泽东屡屡警戒的错误，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恰恰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今天的‘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们身上出现，导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陷入混乱，也迫使中西功不得不对他倾注了半生精力、与之一路合作过来的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产生疑问。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西功论述道：第一次大革命以及苏维埃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尚未成熟，西安事变以后是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发展时期。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毛泽东本人第一次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了理论阐述，这个报告，对于之后毛泽东在理论上、政治上的飞跃性成长来讲，具有划时代意义。1945年中共七大上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毛泽东思想”，但那时的“毛泽东思想”与“今天的‘毛泽东思想’”（即1957年、1958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在政治内容、对事物的看法、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上，都大不相同。

    “今天的‘毛泽东思想’”并不停留在“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根支柱性政策层面，它是贯穿于中国内外的全面性的一个政策体系。[240]今天，对“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解释存在的缺陷，非常不同的思想和政治方针都同样用“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名称，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毛泽东思想”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处于人各一样的“毛泽东思想”观——实际上是各人的主观——的状态。[241]“今天的‘毛泽东思想’”的特征表现为思想第一、神话、政治先行、武力革命一边倒、国民生活的政治化、军事化、民族主义，[242]其社会基础并非“无产阶级的家族体系，而是产生复古主义（保守主义）、平等主义、无政府主义、英雄崇拜等倾向的小农式的‘家族体系’的残余”。[243]

    中西功认为，中共“七大”上确定“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之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党内存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对中共党史的一些不实记述、对毛选的修订等，都是这种个人崇拜现象的表现。他甚至把中共“七大”上确定“毛泽东思想”视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开始。因此，中西功在《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今天的‘毛泽东思想’”提出了颇多批评。

    实际上，在对中国研究、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认识的问题上，中西功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方法论。他指出，必须认清当前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他对于套用某种框架，如“开发经济学”的观点、“后进国革命”的范畴来“积极地说明”、解释、肯定“今天的‘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对于有关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在历史上，诸如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上的态度和作用等，也提出必须尊重历史真相的意见。透过文章我们能够读到，中西功想要强调的，正是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对待党以及党的领导人的思想发展史的问题。中西功的这些思考，在他的著作出版的那个年代，的确可以说是比较具有前瞻性和深刻的警示作用的。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若干历史问题都已经进行了重新评价，并且，近年来，在新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仍在不断地进行着客观审视，提出了颇多的新认识。至于中西功指出的具体历史事件，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映了毛泽东怎样的思想动态，毛泽东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如何对待毛泽东著作的修改问题等，我们还可以继续研究。

    中西功自1929年到中国，1973年去世，他几乎与毛泽东同步亲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设。这样一个对中国社会有较多了解、亲身参加过中国革命、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日本共产党员，他的政治见解、学术观点十分值得我们参考借鉴。而像中西功这样的一批日本左翼人士，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超越了国界，把支援中国革命与实现本国的革命结合起来，与中国共产党人并肩奋斗。二战结束后，他们纷纷回到自己的祖国，投入各自国家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建设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也开始了重新审视，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也开始提出他们的看法，其中不乏批评意见。其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本身也承认的，由于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曲折的道路导致的，而第二个原因应该可以说是中日两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具体实践和认识出现了不同造成的。二战后，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政治、经济、社会条件迥异的国家进行社会变革活动，必定会出现纲领和策略上的差异。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差异的存在，就不能很好地对待“日本的左翼社会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和谐音与不和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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