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贵清

    肖贵清，男，法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客座研究员，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干部教育人才库首批入选专家，国内多所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社科研究项目11项，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10余部，发表论文80余篇，多次获省级以上教学和科研成果奖。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具有内在逻辑的三个基本方面，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三者统一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分析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内在联系和有机统一，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理论体系 制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248]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内在逻辑的三个基本方面，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理论形成发展和制度创新完善提供实践基础

    任何理论不会凭空产生，任何制度也不会是空中楼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制度的确立，源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对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源头，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持续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249]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全面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内涵，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又增加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内容，使其内涵更为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50]

    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一个不断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过程。这些成功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成功的经验，具体化为制度、体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启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和制度自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创造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首先就是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能够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相继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讲话，针对苏联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这是毛泽东在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理论自觉的表现。遗憾的是，由于还没有形成高度的制度自觉，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理论成果没有能够以制度的形式及时确立下来，也导致后来的探索出现了严重曲折。改革开放以后，在不断总结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强调理论自觉的同时，也强调要有高度的制度自觉。他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251]这是在道路探索过程中理论自觉的表现。而他又特别强调：“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252]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的制度自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仅启发了理论自觉和制度自觉，也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253]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不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也不是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抄照搬而来，而只能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而逐步发展。正是在道路艰辛而曲折的探索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国情和面临的复杂问题有了更为全面和清晰的认识。包括对现阶段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各方面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才形成了诸如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使中国共产党人有了坚定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为了能够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价值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从实践上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价值，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自信的基础。另一方面，探索道路的实践是理论形成和制度确立的实践基础，也是检验理论真理性和制度合理性的标准。道路的成功开辟，离不开正确理论的指导，也离不开合理制度的保障。道路的成功开辟，又同时能够证明指导道路探索的理论是正确的，为道路探索提供保障的制度是合理的。改革开放以来，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真理性，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也坚定了党和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赢得了国际上的尊重，从另一个侧面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自信。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不仅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问题，而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认为，虽然中国国情特殊，但中国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独立自主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和实践等方面，也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找不仅自身发展，而且还要在融入国际秩序同时又真正保持独立和保护自己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的国家来讲，中国提供了新路。”[254]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道路拓展和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理论源于实践，实践的深入和发展必然伴随着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和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进行了科学分析和判断，进一步丰富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发展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25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集中概括，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系统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必需的理论支撑。江泽民曾经一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道路探索和制度完善的重要意义，指出“要使党和国家的发展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则一切新的发展都谈不上”。[25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是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指明了方向。理论源于实践，实践也需要理论来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实践，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既伴随着对中国现实国情认识的深入，也伴随着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入。而这种认识只有达到理论的高度，才能促进道路的探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过程中，我们早就遇到了在中国现实基础上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问题，并且在实际中，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但是，由于没有能够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没有能够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因此导致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断出现反复，也导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遭遇严重挫折。其实，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每到关键节点，都是通过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来推动道路探索的发展。当邓小平作出世界主题已经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要在和平的环境下与资本主义竞争这样的判断时，我们打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的传统观念，创造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以借鉴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果来战胜资本主义。当我们意识到在当前中国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不可避免要发展市场经济时，我们打破了只有资本主义才可以发展市场经济的理论桎梏，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正是因为不断的理论创新，才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断前进。也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才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提供了理论引领和规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制度是为理论指导实践提供保障，没有理论创新就不会有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在探索的实践中，总是会不断遇到新事物新问题，也总会制定一些政策措施来解决这些新事物新问题。只有当对这些新事物新问题的认识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时候，才会把处理这些新事物新问题的政策措施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所以，总是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然后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并随着理论的逐渐成熟，然后才有制度的逐步完善。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正是先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才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先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才确立了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制度和法律体系，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制度体制建设也日趋合理完善。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都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确立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强调创新时才特别强调理论创新的重要性。提出要以“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257]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要“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258]

    理论不仅对制度具有引领作用，还有规范作用，即通过制度与理论对照，纠正制度体系中与理论不相符甚至相违背的机制体制，从而修正和完善制度。制度服务于理论，制度创新必须以理论为界限。理论是对客观事物的高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的制度创新，应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规范，如果我们的制度创新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就会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不仅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会适得其反。例如，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经济制度就应该搞完全的私有化方向改革，政治制度就应该朝着西方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改革。这样的改革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制度创新是不是合理，在被实践检验之前，应该首先以理论为参考，这样才可以规避因为制度不合理可能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造成的危害。比如，用科学发展观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具体的体制和机制，如果有违反以人为本、公平公正、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和原则的，应当予以纠正，以使制度更加完善合理。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道路拓展和理论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制度是道路探索和理论创新的重要保障，制度建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对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制度得以确立，从而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十分重视加强制度建设，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不断完善，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建设不断发展。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并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25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符合我国国情，是建立在我国现实生产力基础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诚如邓小平所言，制度“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60]制度的这些特点决定了道路的拓展和理论的创新必须以坚持并完善制度为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鲜明体现，在道路探索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不能有丝毫动摇。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道路的进一步探索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保证。如果说理论指引着道路探索的方向，那么制度则保障道路的探索不会偏离正确方向。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不会偏离正确方向提供了坚实保障。因为有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作为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的探索，无论如何都不会走上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所谓“民主政治道路”，不会改变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因为有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保障，经济体制无论怎样改革，都不可能转向私有制，走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总而言之，正是因为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才不会成为一些西方学者所谓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或者是“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在中国特殊国情基础上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理论创新不能脱离中国实际，更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为理论创新划定了一个鲜明的界限，决定了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不会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发展到丢掉马克思主义的邪路上去。所以，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我们的改革开放理论才不会成为全盘西化的理论，我们的市场经济理论才不会成为完全自由化、绝对私有化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理论创新不是要改旗易帜，不是要丢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只能是在中国国情基础上围绕建设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确立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和理论创新的成果。道路探索的进步和理论创新的成果都以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为体现，制度的完善程度代表了道路发展和理论成熟的程度。如果没有制度的确立作为保障，道路的探索可能会走回头路，理论的创新也可能出现倒退。毛泽东对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曾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但因为没有能够及时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使得道路的探索遭遇严重曲折，理论的创新不仅停滞，甚至还出现了严重的曲折。因此，我们应该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不断把道路探索和理论创新的成果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只有理论创新的成果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才有可能，也只有道路探索的成果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道路的探索才能够继续向前推进一步。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理论的创新、制度的完善，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实践永无止境，道路的探索、理论的创新、制度的完善也不会终结。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也只有继续坚持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以制度完善为保障，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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