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势紧张的柬埔寨
当我们决定去柬埔寨首都金边时,朋友们纷纷警告:此时去不得,红色高棉(Khmer Rouge)最近动作频繁,外国人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台湾的中文报纸很少提柬埔寨,英文报纸在那一阵却常有显著报道。11月3日就有这么两则新闻。
一则内容是:“路透社11月2日于金边报道,在反叛军处决了三位西方人质后,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警告观光客避免造访该国。他表示柬埔寨正处于战争状态,‘显然并不安全’。‘这些卑鄙、不容宽恕的杀人凶手必须对这三位年轻人的死亡负责。我在此对他们发出最严厉的谴责。’”
被害的三位人质是英国人马克·斯莱特(Mark Slater),28岁;法国人让-米歇尔·布拉凯(Jean-Michel Braquet),27岁;澳大利亚人戴维·威尔森(David Wilson),29岁。三人于去年7月26日在一次柬埔寨南方的火车袭击事件中,被红色高棉军挟持。
另一则内容是:“美联社11月2日于金边报导:位于柬埔寨西北某省的副首长于星期三说,红色高棉军游击队绑架了71位村民,并强制他们步行四天抵达一处游击队基地后,处决了其中的50位。”
一位英国朋友用传真劝阻我们:“现在去金边太冒险了,是不是要考虑延期……”台北老友则建议我们干脆取消此行,因为“没什么事比老命更重要”!
举棋不定之下,我们发了封传真到瑞士,问约好在金边碰面的丹尼尔·施瓦茨:“最近柬埔寨情形紧张,需不需要把行程延后?”
丹尼尔满不在乎地回了传真:“你们不要那么紧张,金边是首都,很平静的。只要我们不离开市区,安全没问题。那个地方我熟得很,只要跟着我,保管没事!”
既然如此,还怕什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次去金边的任务,是要察看一批十分吓人的照片。几个月前跟丹尼尔在巴黎碰面,他拿了13张来自金边的照片影印稿给我们以及当时也在场的老友陈传兴看,大家都被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到底是什么影像,能有这样大的力量?
摄影史上最令人震撼的肖像
柬埔寨的原独裁者波尔布特(Pol Pot)于掌权时期(1975-1979),在金边设立了一个代号为“S-21”的秘密监狱。每个男女老幼在进来时,都被拍下档案照片,接着便会开始历经一连串惨无人道的折磨与拷问。绝大部分人都是被挂上“莫须有”的罪名,却没有一位能获释,迟早都会被处决。
丹尼尔给我们看的,正是那秘密监狱中的13位囚犯肖像。照片并非惨不忍睹,有些人的表情还特别安详,被拍下的有军人、平民、少女、小孩,以及怀抱婴儿的母亲。
每个人都瞪着镜头,眼睛睁得大大的。有的一脸茫然,似乎还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的人神色恐惧,为前方巨大而不可测的危险而惊惶;有的人好像已知道自己的命运,显得出奇地宁静,就像是在借着这个最后的机会,透过相机镜头对世人说:“这是我,虽然渺小,但曾经存在。”
就摄影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照片的水平也非常高。构图不能再简单了,就像是证件照半身像,然而,人物的精神和意志却穿透纸面、直入人心。在这个特殊的例子里,照片的效果与摄影师的功力无关,之所以扣人心弦,纯粹是被摄人物因处境而自然产生的心灵反射。有几张照片,毫无疑问可称得上摄影史上最强而有力的肖像,其不朽的艺术价值,不但不逊于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的作品,更凌驾于伊文·潘(Irving Penn)、理查德·埃夫登(Richard Avedon)的作品之上。
半年前,丹尼尔受我们之托,一直在帮《摄影家》杂志筹备“东南亚摄影专号”。他的想法是,把在柬埔寨看到的这一组照片列为专号内的一个小单元,可这13张照片让我觉得,应该把更多有关作品好好编辑,让它们发展成一集专号。
“这批照片一共有几张?”我迫不及待地问。丹尼尔回答:“可多了!当然并不是每张都这么强,但好的也不少。”
在我表明考虑做专集后,丹尼尔的表情是兴奋之中带点怀疑:“这个构想太好了,但实在很大胆,你真的想做整本专号吗,不怕有碍杂志销路?”
“好照片的数量要够多,我才会考虑做整本专号。至于销路问题,就先放在一边吧!”
“那你最好亲自跑一趟金边,跟发现和整理这些照片的两位美国人--克里斯·赖利(Chris Riley)和道格拉斯·尼文(Douglas Niven)见面。”
就这样,我们和丹尼尔在巴黎蒙巴那斯大道上的圆顶咖啡(La Coupole),定下了金边的约会。
美金比人重要
我们如期上路。原以为办签证要花上一些时间,没想到旅行社说柬埔寨是落地签证,只要备好大头照和美金,随到随办就行了。
在东南亚地区,泰国航空的航线算是最多的了,无论要去哪国都成,只不过都得在曼谷转机。在转机室已经有感觉,在这敏感时期,几乎没有外国观光客去柬埔寨,仅见的几位西方人,从穿着打扮以及所背的DOMKE相机袋,可以确定他们是摄影记者。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发生了?
金边国际机场又小又冷清,整个机场只有我们这架小飞机。飞机从跑道上转弯以后,慢慢滑到入境大厅的门前。原以为下了飞机,走几步路进去就行了,没想到所有乘客都被拦下,听指挥排队上了一辆巴士。人人一脸狐疑,想的大概都是同一件事:难道入境关口是在别处?但四下张望,明明只有这一栋平房!
接下来发生的事真是既滑稽又荒唐,巴士在原地打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也就是说,车头和车尾互换了一个方向,大家还没来得及坐定,就又被赶了下来。没错,那平房正是入境处。近在咫尺的目的地还得又排队又坐车的,真是搞不懂他们的思维逻辑!
狭窄的入境处摆了几张长条写字台,每位旅客领了表格就站在台边填写。资料填完,大家排成一列,把护照、表格以及20元美金交给一排端坐的男办事员。他们共有五位:一位收件,一位填写,一位收钱,一位盖章,一位发件。没计算机,一切手写,表格马马虎虎瞄过,美金却是看了又看,好像人是假的不要紧,钱可不能假。一个老美缴的钞票比较脏旧,经办人员非要他换一张,搞得他哇哇叫!
一出海关,就看到瘦瘦高高的丹尼尔迎上前来。他和他的标准打扮,永远叫人看了亲切--虽旧却保养得很好的黑色皮夹克、黑色牛仔裤、永不离脖的黑白格子围巾。这回,他已在东南亚待了一个多月,脸庞晒得黑黑的,有四分之一越南血统的他,看起来更像东方人了。
在东方得自在的丹尼尔
我和内人去过丹尼尔位于苏黎世的家。跟他在瑞士相处的那几天,老是听到他抱怨西方社会的麻木不仁,时常喃喃诉说,他随时都在数日子,期盼下一次到东南亚出任务的时候。丹尼尔是个极好的摄影家,也是瑞士摄影记者中的“东南亚通”,因为他平均每年总会在这个区域待上三四个月,甚至更久。眼前的他不但生龙活虎,而且显得开心极了!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是“我只有在东方才能真正地创作”,看来的确不假!
来自不同国家的友人在第三国相见,感觉特别好,双方都既非主人也非客人,心情更轻松。丹尼尔与我们拥抱、问好,两手抓起我们的行李,长手长脚地就往外走。一堆出租车司机蜂拥而上,丹尼尔却挥挥手叫他们走,原来他每次到金边都包同一辆出租车,出入都有专属司机接送。
上车后,丹尼尔笑嘻嘻地从前座回过头来说:“我这个司机人脉可广了,他开出租车是兼差,没事就溜出来赚外快。你们猜他的正业是什么?”
左猜右猜都不对。丹尼尔卖足了关子,才得意地宣布:“他是警察,原来还是刑事组的,有一天翘班开车,在街头被上司碰个正着,所以被降级,调去指挥交通。虽然溜班更方便了,可是他一肚子牢骚,因为被降调很没面子!”
黑黑瘦瘦、40岁左右的司机看起来颇精明,但只懂必要的几句英文,见我们开心,也热络地陪着大笑,不知晓不晓得我们笑的是他。
离开机场后,一路都是石子路,车子一过便尘土飞扬。马路两旁的房子矮小破旧,风景荒凉,人烟稀少。我们问丹尼尔机场是不是离市区很远,答案却是:“市区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这里的政府很腐败,钱几乎都被官员贪光了!波尔布特当权时,老百姓被杀的被杀、逃的逃,金边几乎成为空城,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有人陆续搬进来。”
我们打量经过的建筑,东指西指,丹尼尔便为我们解惑。像是该拆掉的几栋破楼房是一所大学,两三栋灰扑扑的平房是医院,稍微坚固点的是国防部。外表有点样子的多为外国使馆,日本大使馆尤其让人眼睛一亮,是栋漆得白白新新的法式殖民建筑。直到抵达市中心,还是没有柏油路,真不知世上还有哪个国家的首都是这样的。
总算到了一个人车比较稠密的地区,最醒目的就是那栋老旧但造型独特、充满现代感的球顶圆形大建筑,占地面积不小。丹尼尔告诉我们,那是法国人在殖民时期盖的,从前做什么他不清楚,但现在是中央市场。
“第一好”的旅馆房间
下榻之处就在市场正对面,招牌除了标示着法文La Paillot,居然还有“荣华饭店”几个中文字。
我问:“这家饭店敢情是中国人开的?”丹尼尔摇头,说是一位住在这里很久的瑞士人开的,但他并不是捧家乡人的场,而是因为这家老店有摄影记者的传统,从越战时期开始,这就是战地记者喜欢的落脚处。几位大名鼎鼎的摄影记者,如唐·麦库林(Don McCullin)等,都曾是La Paillot的常客。
“楼下是餐厅,”丹尼尔领着我们绕过,从旁边的窄楼梯往上爬,“我给你们订的是全旅馆第二好的房间,因为我已经住了第一好的。照规矩,如果有两个以上的摄影记者同时入住,比较资深的有权享用最好的那间。我跟前辈来总住不到,所以一个人来的时候一定要住这间过过瘾!”
看他讲得喜滋滋的,我们忍不住先去参观那“第一好”的房间。推开油漆剥落的木门,里面平平常常地放着铺着旧床单的大床,桌椅、衣柜、小电视、小冰箱,无一不简陋。唯一有点意思的就是那面让空间显得不那么单调的斜墙。此外,房间位于旅馆顶楼,也就是第三层楼的边间,视野开阔。看丹尼尔心满意足的模样,可见任何具备传统意义的事物,其魅力均不可小觑!
“第二好”的在二楼。虽然也面街,有小阳台,可视野被乱七八糟的电线搞得惨不忍睹。其他的陈设则是大同小异,感觉不像住旅馆,倒像在台湾最偏僻的乡下农家借宿。
急忙打开行李,把衣物收到门钮一拉就掉的橱柜里,迅速到地板凹凸不平的浴室冲个热水澡。在柜台登记的时候,女服务员告诉我们,由于电力不足,整个金边都必须分区停电,旅馆从下午3点开始停电一个小时。3点一到,嘎嘎作响的冷气机果然在一阵剧烈晃动后停止了呼吸,仿佛中了弹的蛮牛。室内温度开始急速上升,12月的金边竟然热得有如夏天的台湾。除了打开窗户别无他法,街头的喧嚣乘着热风肆无忌惮地冲进来。心情倒是意外地平静下来,一路至此,没有感觉到丝毫不安--丹尼尔是对的!
说曹操,曹操就到,丹尼尔敲门入房。“我知道你性子急(其实他的性子也不慢),已经帮你约好了克里斯和道格。咱们现在就去法新社(Agence France Presse),他俩已经把照片准备好了,等着我们。”
先前丹尼尔就提过,道格是法新社驻金边记者,克里斯则曾是法新社驻香港记者。为了让照片重见天日,克里斯离职后专门为这项计划奔波--在美国找经费,在柬埔寨和道格一起整理这批照片。
刚走到旅馆门口,“丹尼尔的车”就滑过来,一尺不差地停在我们面前。丹尼尔很喜欢和司机逗趣,常常反复学着司机的口音,怪腔怪调地讲些简单的英文字句,把司机逗得叽叽呱呱笑。
“Now--go--Agence France--You know?”
“Yes--Go--Now!”
像这样引人发笑的对答,几乎每隔一段路就要重复一次!
克里斯和道格
法新社就在日本大使馆旁边,也是殖民时期留下来的老房子,高围墙、大铁栅,给人门禁森严的感觉。丹尼尔显然是常客,大剌剌地把铁门打开后,便领着我们直闯办公室找人。
道格是个典型的美国青年,有一张娃娃脸和可乐喝多了的身材,心里想什么脸上出现的就是什么。克里斯与他年纪相当,却显得沉稳内敛多了,像个小老头儿似的。后来才知道,他在大学时修过几年佛学课。
握完手,寒暄几句,喝了两口冰可乐,我再也按捺不住地问:“可以马上看照片吗?”两位年轻人笑道:“早就准备好了!”
办公室的一张长桌被整理得干干净净,正中央放着一个大大的无酸照片保存盒。不用说,里面应该就是他们筛选过的“S-21”档案照片,也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几个月前在巴黎看到那13张影印稿的冲击,现在不但回来了,而且还加倍地沉重。首批虽然是丹尼尔的精心挑选,可是盒内这些近百张的肖像,至少有三分之一并不逊色,照片的放大质量好得不得了!
细问之下,才知他俩下的功夫可大了!当初他们在“托斯连罪行博物馆”(Tuol Sleng,为保留“S-21”监狱原貌而成立的博物馆)看到这批6cm×6cm正方形胶卷时,这些胶片正被随意放置着,全都快报销了,每张底片都罩着厚厚的灰尘。两人费了许多口舌,让女馆长明白这些影像记录的重要性,并授权他们为这些底片建档,并做永久保存处理。
克里斯到美国募得所需经费,用货柜把暗房装备及耗材运到金边,一个工作中心就这样从无到有地成立了。每张底片都要用清洁剂与去霉剂清理干净,再放入无酸的底片保存袋。由他们整理出的底片共计六千张,每一张都被压成样片并一一建档。接下来,他们再将筛选出的一百多张底片放大成三套11cm×14cm的传统纤维纸基相片。所有处理步骤都达到了博物馆级的永久保存收藏标准。一切就绪后,两人开始积极联络美国与海外的知名出版社、杂志社,寻求让史料公之于世的机会。
据估计,在“S-21”被拍照存证的柬埔寨人有15000名之多,而这只是波尔布特掌权时期受迫害的一小部分人民。据说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多达100万的柬埔寨平民(平均每7人当中即有1人)死于饥饿、营养不良、医疗延误或治疗不当。另有20万人,包括照片上所有的人,均被视为国家敌人而惨遭处决。纳粹杀害犹太人的史实众人皆知,相较之下,晓得柬埔寨这段悲剧的世人却是少之又少。
然而,道格和克里斯的努力却到处碰壁,以市场为取向的各国出版界,对这批照片的态度是避之唯恐不及。来自小小台湾岛的我们,是目前唯一对他俩工作表示过兴趣,并专程前来金边探望他们的人。
这一大盒照片,如果光看13张,会觉得它们是摄影艺术的巅峰之作,但超过某一数量之后,就不可能再用看艺术品的眼光欣赏。每一张脸孔、每一双眼睛都在跟你诉说,诉说他们的恐惧、他们的记挂,诉说他们的过往、他们的希望与绝望……一张又一张,每一张都是面对死亡的脸孔,叫人打心底深处起寒战,令人跟他们一样害怕!
把照片放回盒里,一时之间,真不知要说些什么才好。丹尼尔、克里斯和道格也都一语不发,目不转睛地瞧着我,担心我会像别的出版人一样婉拒他们。灌下一大杯水,我理理思绪后才开口:“我知道,人们会不忍看这些照片,甚至故意回避事实。我也知道,这会使该期杂志销路下跌。可是我仍然要出版,而且要出整本专号。”
三个人愣了一下,然后高兴地笑起来!丹尼尔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做了一个了不起的编辑决定。我相信,要是阿诺德·库伯勒(Arnold Kübler)仍在世,看到这些照片也一定会下同样的决定!”
阿诺德·库伯勒是丹尼尔和我聊天时经常会提到的名字,他是瑞士文化杂志DU的创办人及首任主编。截至目前,这本杂志已经办了53年,出过640多期,且始终坚持着创办之初所秉持的人文精神。《摄影家》杂志第15期(1994年8月号)正是以摄影角度出发,向DU致敬的专号。
丹尼尔正是DU杂志的摄影师与摄影顾问,我们也是从制作那本专集开始认识并成为好友的。
老外爱吃辣
道格和克里斯坚持晚饭一定要做东,一行人分乘汽车和摩托车来到了一家叫“皇家”的泰国菜餐厅。
端上桌的菜多,饭多,酒也多。蛮地道的泰国口味,米饭是用小草篓一份一份蒸的,酒则是清一色的冰镇日本啤酒。菜色有凉拌、红烩、清炖,每-道几乎都是辣的,而且比我们在台北习惯的泰国菜辣很多!鱼露的辣,生辣椒、辣椒粉、辣椒酱的辣,生葱、生蒜的辣,咖喱的辣……生的辣,熟的也辣,热的辣,冷的也辣,倒是辣得不单调,掺着椰汁的甘甜、牛奶的浓郁、柠檬的清香。
以我们对辣的忍受度,把食物往嘴里送的顺序不得不调整为菜一口、饭两口、啤酒三口--不,是一杯!看道格、丹尼尔和克里斯眉飞色舞的样子,下次若有人说老外不爱或是不能吃辣,我们肯定会报以冷笑。
先前在办公室的严肃气氛一扫而空,故事和笑话一个接一个出笼。世界真是越来越小了,各国文化的界限也益趋薄弱,瑞士人、美国人和中国人在柬埔寨人开的泰国馆子里喝日本啤酒。世界大同,一切都再和谐不过了!总之,这顿饭真是过瘾到了极点。回旅馆后,我们发现嘴唇肿了一圈;再就是,第二天上厕所感到特别辛苦。
分手前跟道格和克里斯约好,隔天去Tuol Sleng看看:一来,为了编好杂志,得了解现场;二来,需要拍几张他俩在现场的照片。
“那地方我去过,拷打犯人的刑具和原来的禁闭室完全保留原样,感觉简直和当年一样阴森恐怖!”回旅馆的路上,丹尼尔这么表示,“明天我可不陪你们去了,这种地方,去一次要过很久才消化得了!不过,我会做一个很好的安排,在去看丑陋的景象之前,先带你们看看美的东西,免得你们对柬埔寨的印象过于黑暗!我叫柜台明天6点morning call!”
这个瑞士佬的守时和做事的一板一眼,我们早就领教过了。上次他来台湾,我们去桃园接机,那天人特别多,十分嘈杂,眼看着他出关往大厅另一头走,我们赶紧挤过去,却发现他不见了!怎么也找不着,我们只好在回台北后打电话到帮他订的旅馆试试看,这才晓得,他已安然入住!见面时问他,到底在机场等了几分钟。他一本正经地回答;“三分钟。”
“三分钟?!”我们瞪大了眼睛。
他却依旧严肃地回答:“你们做事的质量一向让我佩服,我想,像你们这么专业的人,要不就是准时前来,要不就是根本没办法赶来。”
还来不及反应,他又接着解释:“有时,精准性可是攸关性命安危的!前辈战地记者常说,跟线民有约,时间一过就要立刻走人,否则,天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回到旅馆已11点多。金边的夜晚相当冷清,跟丹尼尔道过晚安后,我们立刻回房睡觉,怕的是休息不够,明天清晨“专业”不了!
金边仙子
天光乍亮,警察司机早在旅馆楼下等候了。我们上了车,司机和丹尼尔又是一番“Go--Now”之后,咯咯笑着发动了车子。问丹尼尔究竟要带我们去看什么,他神秘兮兮地笑着答:“去了就知道!”
车子往闹区外开,一路上人来人往,准备上工、上学的大人和小孩,有的骑脚踏车,有的走路。摩托车很少,私家汽车更是罕见,大多为出租车。
一天之始,无人显得匆忙,一切都是慢悠悠的。出租车往一个古式建筑的大院落笔直开进去,赶紧打量一下入口处的大木匾,上面除了柬埔寨文,还有法文Ecole Royale de Beaux Arts--原来是皇家艺术学校!
到了这会儿,丹尼尔才说:“选此刻来,是因为学生们每天都在7点开始练习传统柬埔寨舞蹈。这个时候光线最好。练舞之处是在二楼的凉亭式表演台,只有一面是墙,晨光毫无阻拦地斜射进来,真是美极了!”
来得正是时候,凉台上那群叽叽喳喳的小女孩,正三三两两地凑在一块儿换舞衣。只见她们个个眉清目秀,年纪从八九岁到十四五岁不等。
柬埔寨传统舞服在图片上看到过,上半身是一截贴身小衣,下半身是臀部宽松、下摆收拢的裤子。没看到她们换舞衣前,还不知其中奥妙。那些五颜六色的舞裤,原来是在上台前才变出来的:看似裤子,其实是一匹又宽又长的布。首先得由两个同伴把布匹拉开当屏风,在隐蔽处把日常衣物换掉后,布匹高度就从头部降到腰部。女孩把布的一头紧紧勒在腰间,另一头由同伴拉着不动,女孩再整个人朝同伴卷过去,把下半身裹起来。裹个几层后,将剩下的布从背后经胯下拉到腰际,再围几圈,塞在腰里。最后,系上一条既能固定,又有装饰作用的金属腰带,便大功告成!
阳光像金箔般地洒进来,一大片一大片的,比丹尼尔的形容不知美了多少倍!乐师们来了,换好舞衣的这群女孩依序进场,各就各位。伴奏用的是东南亚地区常见的打击乐器,有大大小小的铜锣、皮鼓、木琴等。趁着乐师调音,所有舞者都盘坐在地上,两手交互着把手掌反折,使掌、臂之间的关节柔软、曲度加大。手势变化是这种舞蹈的关键所在,折手掌正是每天练舞前必行的热身运动。
班长点过名后,一位头发灰白、满脸沧桑、腰杆却挺得笔直的老妇人手摇纸扇,施施然地走进来。丹尼尔靠过来轻声细语:“这位舞蹈老师以前是皇宫里的舞者,所有宫女在波尔布特时期都被杀光了,只有她躲过一劫。整个柬埔寨只有她一个人懂得正统民族舞蹈舞步,现在,她全凭一己的记忆,要把差一点就会失传的一支支舞码传承给后代。”
乐曲开始响起。节奏、旋律与曲调都十分简单,且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然而,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却使人不由自主地顺着节拍吐纳,随着旋律摇晃。舞者静穆凝神,像入定般眼观鼻、鼻观心,没有任何表情。轻踩莲步,以仅约一个脚掌的幅度,带动身躯往前后左右移动,上半身几乎不动,全靠两只手臂与手掌展现复杂细腻的情感。四肢的伸展空间局限于最小范围之内,却能把有限的肢体语言化为无尽的风情。
动作看似不大,却必须在举手投足之间精确掌握分寸,精力的消耗可想而知。不久之后,舞者古铜色的脸庞开始微微发汗,细细的汗珠在朝阳之下闪烁,把神采辉映得更为动人。古乐铮铮、金光罩身,未上舞台前的乡气稚女,此时个个都成了姿态曼妙、气韵非凡的仙子。
丹尼尔跟我怕错过这么美的光线,按快门的手几乎没停过。直到太阳升高、光线不再那么好了,我们才暂时收工,好好坐下来当个欣赏者。
皇家艺术学校
“每次到金边,我一定会来这里逛逛。这个国家战乱不断,政府腐败没效率,市景荒凉,百姓又穷又苦。来到柬埔寨,会让人觉得这是一块没有希望的土地,百姓是何其不幸!任何有‘心’的人在这里待上几天都会沮丧无比。幸好还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来--从她们的舞蹈艺术里,我不只看到美和善,还看到希望!”
丹尼尔的心境我了解,但那份惆怅却一时赶不走。看完练舞他想离开,我和内人却希望到学校的其他部门看看。他来过太多次,不想再逛,便独自钻进车内打盹儿。
在“皇家艺术学校”,除了舞蹈科,我们还参观了音乐、美术、戏剧等科系。音乐科除了教授本国传统音乐,还设有西洋古典音乐组。老师一对一地指点不知名的传统乐器,也有外国老师教导小提琴、大提琴、钢琴、法国号以及各式管弦乐器。原来,学校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经费赞助,否则,以国家贫穷的程度,还真无法维持精英教学制度。
逛着逛着,来到位于操场边的一栋高大建筑,外表像体育馆,里面却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宽阔教室。原来这所学校还有杂技科!一进门就好像到了一个马戏团:最高处有空中飞人荡秋千,半空有人走钢丝,地板上有人翻筋斗。此外,还有同时摇十几个呼啦圈的,丢接木瓶的,练软骨功的……大部分学生的动作依然生疏,在老师的指导下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几个同样的动作。平常只能见到杂耍表演是如何地出神入化,在这儿才亲眼看到了那些毫无闪失的动作,是如何在严格纪律与超凡毅力之下,点点滴滴地磨炼而成。
艺术学校把杂技也纳为一科,想想还蛮有道理。精致文化固然重要,通俗技艺也应该顾及,文化与技艺都来自民间,也应该回到民间,两者均需要传承与推展。
皇家艺术学校的见闻让人感慨万千。我们所遇到的每位当地人,不管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看起来都是那样温和、善良又好礼。这样的民族,怎么会出现波尔布特那样的大屠夫?“S-21”里的狱卒,又怎能那般折磨自己的同胞?人性的最善与极恶,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又为何能同时存在?
烟商的第二春
回旅馆后,我们三人在餐厅享用美味的河粉与清凉的空调。室内一片宁静,窗外亮得炫目,太阳高升,中央市场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挂钟指向10点钟,该去托斯连罪行博物馆和道格、克里斯会面了。丹尼尔要去政府机关申请拍照许可,不能陪同。“我帮你们另外雇了一辆出租车,算是你们包的。去哪里就跟司机说一声,可是不到傍晚不能付钱,否则他会拿到钱就回家睡觉,找都找不到!”丹尼尔交代司机载我们去“托斯连”,然后自行离去。
被丹尼尔称为“Little Man”的这位司机,除了长得更黑更瘦,个子也比一般柬埔寨人更矮。他脚蹬塑胶拖鞋,头顶一蓬粗发,看似严肃腼腆,笑起来却比警察司机更大声、更歇斯底里。我们猜,是不是笑得越夸张,就表示越友善?但他们虽然爱笑,却笑得很不自然。
金边市区绕来绕去给人的感觉都差不多,阳光虽然灿烂,亮晃晃的首都看起来却像一个贫瘠的小乡村。市面上的广告牌虽然寥寥可数,却可知道,即使在这消费能力不高的“城市”,日本产品也已领先诸国,为抢滩做了准备。
最抢眼的就属“阿兰·德龙”牌(Alain Delon)香烟,风流俊美的德龙先生在木板油漆画里叼着香烟,眼神暧昧,嘴角微翘,炫耀着不足为外人道的满足感。这样的影像,这样的煽动效果,让以前、现在与未来的烟枪如何能不蠢蠢欲“抽”!
这个品牌的市场占有率显然不坏。听人说,香烟供应商专门在乡镇里放映阿兰·德龙的电影,不但免费欣赏,还分送这位“男人中的男人”所爱的香烟。西方各国在公共场所实施禁烟令,搞得香烟制造商在发迹地域没得混。瞧,神通广大的他们,不又在第三世界找到了第二春?
托斯连罪行博物馆
托斯连罪行博物馆的外观不像一般的监狱,事实上,它原先也只是一所普普通通的中学,被波尔布特人马改造用来监禁、折磨人犯。博物馆不收门票,只在入口处的凉亭里摆了个捐献箱。几位男管理员懒洋洋地斜靠在亭里的竹椅上聊天,一位略懂英文的起身跟我们打招呼,脸上挤出一团笑:“美国人来电话,有事要处理,迟一点才来。”
我和内人也在凉亭里坐下,才几分钟就感觉疲惫不堪、昏昏欲睡。也难怪炎热地区的人们比较懒散,天气郁沉沉、黏糊糊的,实在是让人提不起劲儿做事。看来这儿平常也没什么访客,管理员们除了聊聊天、烧烧水、扫扫地,就是拿着细长的竹竿在几株椰树下打椰子。
一切都是那样沉闷与单调,从坐的这个角度打量,光秃秃的院子里,只有两排灰扑扑的旧楼房以及几只无精打采的狗。整个地方怎么看都叫人觉得平淡、乏味,丹尼尔所谓的“阴森之气”不知从何而来?
“波!波!波!”摩托车声由远而近,在门口聊天的管理员回头殷勤大喊:“美国人来了!”团团尘土扬起,摩托车上一前一后坐着灰头土脸的道格与克里斯。道格身穿夏威夷花衬衫,脸架墨镜,肩背专业摄影记者的标志--黑皮DOMKE相机袋,不酷也难。克里斯则依旧是白衣、卡其裤、布帽、旧公文包,学佛的嘛!
摩托车一停好,道格就嚷着:“抱歉来迟了,今天的大事表没拿到不能出门,万一漏掉什么重要新闻,跟总部可不好交代!我给你们带了一份柬埔寨皇后的行事历,也许你们有兴趣到她公开露面的地方去瞧瞧。”
“皇后对我们的吸引力不大。”我们笑道,谢了他的好意,一行人顺着黄土路向内院走去。
托斯连的主建筑是一落呈“n”字形的三层楼房,原本应是运动场的空地上排着几列水泥丘、竖着十来根水泥桩。克里斯神情肃穆地讲道:“当年越南人攻进来时,这儿躺着许多已被处决但还来不及掩埋的尸体。越南人后来协助成立了这间博物馆,并将坟墓设在原处作为罪证。”
气氛霎时凝重起来,恐惧、不安之感霍然上身,紧紧地揪着胸口不放。随着两位年轻人,我们轻手轻脚地往坟场左边的一栋建筑走去。一排曾是教室的五六间房,当年被用来行刑、拷问。室内空荡荡的,只有一张生锈得厉害的铁床架摆在中央。架上搁着锈渍或血渍斑斑的铁条与弹药盒。光秃秃的墙壁上悬着一幅拷问时拍下的黑白照片,泛黄的影像上呈现着一模一样的铁床,不同的是架上瘫着已被至死、面孔模糊的人犯,架下有一摊血水。照片无声无息,却逼得人不由自主地把眼光移到自己脚下。受难者的鲜血仿佛才被清除,空间里似乎仍弥漫着光阴无法抹灭的血腥味。
第二间,第三间……每间都大同小异,差别只有墙上的影像:照片的拍摄角度不同,铁床上的形体有大有小,地上那摊血的面积不一……一个发现让我突然毛骨悚然--每间行刑室的地板都是用大块白色和土黄色瓷砖铺成的,花色与规格跟皇家艺术学校的练舞亭完全一样!
今晨,在一模一样的地板上,我触及了人类的至美,而此时此刻,却目击了人类的极恶。
地狱图
整排刑房的外墙上挂着一块大木板,上漆柬埔寨文和英文的“S-21监狱人犯安全守则”:
(1)务必根据问题答话,不得拒绝回答。
(2)不得编造借口隐藏事实,绝对禁止辩驳。
(3)不要自不量力,你只不过是个胆敢阻挠革命的家伙。
(4)被问到的问题应立刻回答,不得浪费时间思考。
(5)不必谈论个人道德或革命精神。
(6)接受鞭打或电击时,严禁哭叫。
(7)不许做任何事,好好坐着听候命令。
(8)没有命令就保持安静。要你做什么,立刻照做,不得反抗。
(9)不得编造有关柬埔寨共党之谎言,以掩饰你的顶撞与不忠。
(10)凡不遵守以上规定者,将受到电线抽打的惩罚。
(11)违反任何一条规定,将施以十下鞭打或五下电击。
没人开口,最多只是交换沉重的眼神。两个年轻人比了个手势,示意我们到另外一栋建筑去。一楼的几个房间被打通,布置为资料展览室,陈列一些书信和文献,墙上贴满了尺寸不等的受害者遗像。克里斯和道格就是被这满屋子的肖像所震撼,开始想为亡者做点什么的。
二楼所有空间都被草率砌成的清水砖墙隔成小间小间的单人囚室。空间小得连平躺都没办法,只能蹲坐。囚禁于此的人,待遇还不如被饲养的动物。
三楼看得出曾是一个大通铺,地板上散乱地堆放着人犯遗留的衣物用品。叠成小山的烂布堆里夹杂着一些破盆残瓦,腐朽的军帽、破旧不堪的布鞋,促狭似的这边冒出半个头、那边露出一只脚。克里斯叹一口气:“这些衣物本来多到满坑满谷,可是陆续被溜进来的穷人偷得差不多了。博物馆缺乏经费,无力防止,再这样下去,史迹迟早不保!”
剩下的一栋楼房,就是博物馆的办公室。在参观克里斯和道格为博物馆建立的档案保存室时,我发现,尽管所有底片、样片跟放大出来的照片都经过耐久处理与无酸保存,可是房内并无恒湿、恒温控制,影像档案的储存环境不够理想。道格无奈地表示:“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接下来的事最好能由政府单位出面处理。可是这个国家这么穷,博物馆不收门票,又得不到任何赞助,经费实在难筹……”
离开之前,克里斯特别请人拿来钥匙,让我们看看-间平常不对外开放的大会议室。“S-21”只有七位生还者,其中一位所作的大型壁画陈列于此,内容描绘狱卒折磨、杀害人犯甚至婴儿的种种情形,跟地狱图已没什么差别了。我只觉得胃里翻滚,直想夺门呕吐!
那天中午,丹尼尔好心地请我们到殖民风味极浓的“似曾相识”(Deja-Vu)餐厅享用法国菜,可我们根本就吃不下任何东西。难受的情绪延续了整个下午,直到傍晚开始正式采访道格和克里斯,专注工作时,纠结才得到舒解。
访小吴哥窟
任务完成,无事一身轻。丹尼尔建议,不妨搭机去柬埔寨最值得观光的吴哥窟(Angkor Wat)看看。吴哥窟为昔日高棉古都“吴哥”(Angkor)的一部分,被公认为人类文明八大奇迹之一。从图片、纪录片早看过这雄伟又神秘的古建筑群,自然非常向往。可细问之下,要好好欣赏,起码得花五天到一星期。由于接下去的行程都安排好了,无法抽出时间,只能作罢。
丹尼尔见我们一副遗憾的样子,想了想又说:“要不然,你们去离金边最近的小吴哥窟好了,在那里多少可以体会一下吴哥王朝的盛况。”
第二天,Little Man充当向导,载我们出去玩了一天。出发前,丹尼尔特别交代:“不要在外面乱吃乱喝,现剖的椰子汁喝喝无妨,午餐最好就买些有出厂包装的饼干。还有就是,天黑之前要回来,因为晚上跟路透社的摄影记者聚餐。”
车子一出金边,马路两旁的稻田就多起来,可田里几乎没水,稻子渴得奄奄一息。Little Man叽里呱啦说了几句,意思大概是:“我们这儿已经好久没下雨了,农人叫苦连天,老天再不开恩,这一季的收成就全完了!”
越行越偏僻,黄土路越来越窄。车子有时行在拓宽的田埂上,有时穿梭于高耸的甘蔗林间,虽然太阳就在当空,也叫人不禁担心,会不会从哪儿突然跳出身怀武器的红色高棉游击队员?
拿枪的土匪没碰上,牵牛的农夫倒是遇到好几位。表情沉重的他们个个又黑又瘦,连身旁的黑色耕牛也是筋骨毕露。想起台湾拉车的黄牛、耕田的水牛,不是只只肥满,就是头头粗壮。同样是牛,生在台湾也比生在柬埔寨幸福!
车子在崎岖不平的路上不停地颠簸,搞得人头昏脑涨。没想到目的地这么远,都已经过了好几个村落了。几次问Little Man还有多远,他都回答“快了”。每经过村庄,总会在摊贩聚集的小市集上看到好些位卖法国面包的小贩。这种面包棒除了整条卖,也切成小块卖,一小截对剖的面包里薄薄地涂了一层红色的酱汁(搞不好又是辣椒)。农民与工人三三两两地或蹲或站,捧着面包嚼得津津有味。可以想见,法国人在殖民时期带来的食品,已成为相当普及的市井小民点心。
又通过一片丛林,车子突然被两条汉子拦下来。还以为发生了什么状况,原来却是小吴哥窟到了,他们是来收门票的!没门,没栅,更没收据,这个生意好做!
一下车,七八位妇人与小女孩便拥上来,缠着我们推销鲜花、香烛和纪念品。本想买些鲜花供奉神明,没想到价格十分离谱,虽然比起台湾的消费仍算小钱,可被当“凯子”敲的滋味实在不好。我们摇摇手表示不买了,随着Little Man往古迹行去,谁知刹那之间身后便响起一阵降价声,几乎是每踏两步就会听到一个新价,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望春风
小吴哥窟是一座由石块建成的庙宇,周围高墙也是由巨石堆砌而成,中央是几座石头堆成的尖塔。围墙内绿树成荫、花香扑鼻,雅致得让人一走进来就神清气爽、心平气和。首先注意到的是一株古树下的弄筝老人:面目清朗,清癯似神仙,盘腿坐在极干净的黄土地上,身旁那座小香炉,随着清脆奥妙的乐声散放着袅袅香烟,直达天庭……
冷不防,幽幽古乐忽然转为台湾民谣《望春风》,敢情此翁也知我们是一对“台胞”,特以乐声传情,表达欢迎。正襟危坐的他目不斜视,一派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不知是否清楚《望春风》的歌词:
独夜无伴守灯下,春风对面吹。
十七八岁未出嫁,想着少年家。
果然标致面肉白,谁家人子弟。
想要问伊惊歹势,心内弹琵琶。
我们朝最近的一座尖塔走去,外墙布满了佛菩萨的壁雕。经年累月风蚀,雕像细部多不能辨识,仅剩模糊轮廓。塔内隔成几个小石室,每间供奉着一尊石雕大佛像,由一位身裹短衫长裙、头发剃到贴头皮的老妇负责看管。
佛像叫人一见就触目惊心,因为每尊的头部都被砍掉了。香火鼎盛,佛像周围摆满了信徒供奉的鲜花和水果,只是雕像无头,读不到神明的表情。Little Man说,佛头被卖到泰国去了,至于是何时被砍,是外国人还是本地人干的,就听不懂了。不过,最后那句话我们还是明白的:“吴哥窟的神像头都是好好的,下次你们来再租我的车,我带你们去!”他比画着向我们表示,小吴哥窟不过是柬埔寨排名第二十几位的古迹,意思是:实在没看头啦!
把整个院落绕一圈,在树下消磨一会儿,喝了现剖椰子水。正要离去,一辆游览车迎面开来,吐出几十位喧闹的亚洲人。几天下来,在金边几乎没见过任何游客的影子,是哪儿的人胆子这么大,敢在这个敏感时期组团造访柬埔寨?睁大眼观察,还没走近,此起彼落的闽南话已告诉我们--又是咱们不怕死的同胞!也难怪,台湾报纸对红色高棉军刚处决三位外国观光客的事只字未提。
刚才包围我们的那群小贩一哄而上,内院那厢的“望春风”奏得更响亮了!
台湾同胞买得兴起,其中一位男士还掏出柬钞一路打赏。他的同伴凑趣说:“上次我去大陆也是到处散钱,真爽啊,换算成台币也值不了多少钱嘛!”听了羞愧难当,只有落荒而逃……
回程似乎比来时更远,天气也更闷热。已经看过一遍的景色有如老片重播,越看越累!尽管车子依旧颠簸,也妨碍不了我们东倒西歪、频频打瞌睡,百般挣扎才不至于沉沉睡去。
回到旅馆,我们倒头就睡,直到傍晚丹尼尔敲门才醒。
在异国寻根的记者
聚餐之处是个小酒馆,名为“猫”,招牌是“CAT”三个字母的花体,凑成一只伸懒腰的黑猫,这是住在金边的外国人最喜欢去的场所之一。入口紧阖,一旁站着荷枪实弹的警卫。大门漆色与镶边装饰很有美国五六十年代的味道。
入内灯光昏黄、烟雾弥漫,布置上大量运用原木和绳索,最醒目的就是两张桌球台。最里面的一个角里,道格与两位朋友已占据了一张大桌子,克里斯则是有事没来。两位新朋友是路透社驻金边记者--美国籍的理查·佛格跟他的菲律宾籍女友。丹尼尔跟他们很熟,一见面就叽里呱啦地交换工作状况及东南亚地区的最新消息。
一位身着越南仕女服的女侍拿来几本菜单,供应的食物不外乎美式汉堡、牛排、薯条、玉米、炸鸡、比萨等。
“你们喜欢吃什么?”不好意思说菜单上所有的食物我都没兴趣,所以表示没意见。
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来三张特大号比萨、半打啤酒。
服务员才转身离开,理查就咕哝:“这位新来的真不懂事,居然敢穿越南装,要是在乡下,肯定会被红色高棉游击队抹脖子。越南人帮着把波尔布特推翻、逼到边界,被红色高棉军视为大仇人。就是在金边,最好也少穿这种衣服……”
比萨和啤酒入肚,话题转到最近三位西方人被处决的事件上,我们也顺便了解了这事的来龙去脉。干记者的他们认为,这些观光客错在不应搭乘危险性高的火车,而且前往的是红色高棉军惯常出没的外省。游击队本来是想挟持人质,制造机会与政府谈判,交换被拘禁的同志。柬埔寨当局跟西方大使馆误判游击队不会当真动人质,想拖一拖,却没想到红色高棉分子无此耐性,三位年轻人也就成了牺牲品。
有关最近缺雨、各省的旱害状况、哪区农民预定何时去内政部门负责人官邸抗议等,除了官方统一发表的新闻,每个人显然都有自己的消息渠道。看得出这些外籍记者之间有一种同僚默契。尽管分属的媒体竞争激烈,在海外的他们却相当照应彼此。借着聚会通消息、换情报,内容除了世界大事,还包括其他同人的小事--某人正在伺候从总部来视察的上司;某人的老婆受不了形同分居的日子,要跟他离婚;某人的工作合约期满,公司没跟他续约……白天在第一现场冲锋陷阵的紧张与焦虑,通过一杯接一杯的啤酒浇灌,暂时得到了化解。
旁观的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群人有自我放逐的共通性。比如说,理查有20多年没在美国居住,道格大学一毕业就忙着往国外钻,丹尼尔则是到东南亚才能创作……他们似乎没法在自己生长的土地上找到认同,反而把异国当成故乡般地追寻着另一个根。长年在外奔波的他们,又多半不能拥有长期的婚姻关系或终身伴侣。伴侣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不在,而终于回家之后,他们仿佛变了个人。无以言状的经历使他们改变。
记者们接着又认真地讨论一场全国性祈雨大会的细节。这也是丹尼尔此行的目的之一:近年来他奔走东南亚,为的就是进行一个米食文化的摄影专题报道。靠天吃饭的农民为大旱祈雨,是个不能错过的场景,更何况是全国性的事件。可惜的是,届时我们必须去别的国家,无法目睹其盛况。
酒兴一来就不想停,离开“猫”之后,这帮人还想喝第二摊。都快12点了,在形同宵禁的金边夜晚,我们随着几位老金边在冷清的街道上晃啊晃,居然到处客满,其中两三家小酒馆的桌椅已摆到了门外。简陋的露天座上,三五成群地聚着消磨夜晚的洋人,其中有好几位一看就知道是记者。
我是一喝过酒就想睡觉的人,经过白天的颠簸,早已哈欠连天。幸好旅馆就在眼前,跟大伙在门口道过晚安后,我们便回房就寝。兴致不减的他们,还不知会耗到什么时候。
兽性与神性
应我们的要求,在金边的最后一天,丹尼尔又陪我们去了一次皇家艺术学校。这回只看跳舞不拍照,特别能随舞者进入那令人忘忧的世界。这趟来金边,就是只看跳舞也值了!
离开学校后,丹尼尔带我们来到湄公河畔的小公园。这条河正对着皇宫,从老挝一直流下来,由北到南地贯穿柬埔寨,再流经越南的国境出海。
河边永远是人们最爱亲近之处,这里看起来正是金边市民的休闲场所。那天刚好是假日,整个地区显得生气蓬勃,好不热闹!小贩们或是提着草篮,或是顶着竹簸,四处兜售一片片凤梨、小米糕,一袋袋螺蛳、蜜饯,或是一粒粒小小的白水煮鸡蛋。
腼腆的情侣们轻声细语、低头傻笑,开怀的父母们看着孩子跑来跑去,无忧无虑的少男少女边笑闹边吃零食,特别时髦的还会拎着手提录放音机晃来晃去。无论老少,人人看起来都十分纯朴,有的还会害羞地对我们微笑。在凉亭歇息时,几位跟小贩买糕饼的少女,竟然慷慨地多买了一份递来。住在大都市的我们,已不记得有多久不曾体验到陌生人的温情了,心头涌上的那份感动,真是难以形容。
心念一转,“托斯连”的惨状又硬生生地闯进脑海。谁能想象,这么善良纯朴的环境,竟会孵育出如此凶残之人?我不由得想起,在采访时道格谈及的观感:
我在这里住了很久,根据亲身体验以及对柬埔寨人民、文化的了解,我认为他们的快乐是属于表层的,内心其实隐藏着某些东西,让他们极端不快乐。在历史上,柬埔寨始终是邻国吞食的对象,民族自尊长期受损,再加上内部争斗不断,民不聊生。当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又刚好有这么一小撮人愿意为领袖卖命,在掌握权力后,他们就会顺着领袖的意志,借机铲灭与他们为敌,或仅仅是理念不同的人。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类同时具备了兽性与神性。在某种处境下,一个人的某一面受到激发,让他因而有所行动,这实际的作为便决定了他是圣人或恶魔。换句话说,在金边的S-21监狱所发生的一切罪行,并不是不可能于另一个时空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其他人身上。
无论如何,在这风和日丽的下午,看着饱受忧患的柬埔寨老百姓能在湄公河的潺潺流水旁,轻松愉悦地度过一段好时光,真是令人高兴!
活着就有希望
丹尼尔虽然有意在最后一天带我们多去几处玩玩,可离开河边后,却不得不表示:“说实在的,整个金边能走走的地方,就只有这么多了,接下来就随便逛好了!”
在前几天没有经过的路段,我们看到一个空旷的广场、一座蛮特别的米黄色西式建筑。想不到一问之下,竟是火车站。从没见过人烟如此稀少的火车站!原来,当局已暂时关闭从此开出的一条火车线,原因是红色高棉游击队经常在偏郊劫车掳人,如今,火车已成为极不安全的交通工具。
那么,必须旅行的老百姓怎么办呢?丹尼尔指指广场对面人群聚集的街头,然后回答:“由于公共巴士也不多,所以大多数人只好搭野鸡车。那些老旧的出租车会把客人塞到不能塞为止,连同爬在车顶、站在车外的人加起来,通常一辆车可以载到近20个大人小孩!车速奇慢,还常常抛锚,但老百姓也没别的选择!”
这一天,我们坐的又是Little Man的车。在经过一座围墙很高的监狱时,丹尼尔突然想起了一件好玩的事,忍俊不禁地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必须在附近拍照,吩咐Little Man载他来这个监狱。Little Man起先说什么都不肯来,最后终于顺从地来了之后,车才停好,便跑去躲在远远的电线杆后面,害怕得全身发抖!
在丹尼尔看来,那的确是件滑稽的事,何况Little Man本来就是个既古怪又有趣的小家伙!但是,在台湾也曾历经戒严时期、听闻过白色恐怖的我们,却完全可以了解监狱对柬埔寨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老一辈人常说,饱汉不知饿汉饥。瑞士人自由、富裕,国度安定繁荣了几百年,对社稷动荡不安的体会,到底是隔了一层。
回到台北之后,我们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在和丹尼尔、道格、克里斯以及撰文的大卫、陈德乐博士通信讨论作专集的事。一有空我就一遍一遍地看着这些肖像,思考如何把这一期编到最好。老是瞪着一张张绝望的面孔,心情难以开朗,直到快截稿时都觉得心里空空的,好像整本专集少了些什么。
有天早晨看到丹尼尔的传真。原来,一个月前他又跑到金边待了一个星期,并且做了一件令我感激万分的事--他在金边找到了“S-21”七位生还者中的一位,并且为他拍了张相片!接到用快递寄来的这张照片时,我高兴极了,很快把那一期的草样略作调整,将生还者的肖像放在整本专集的结尾。几个月来的编辑工作终于结束了。
尽管生还者的脸孔满布沧桑,但是,活着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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