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来费功夫的签证

    立陶宛，一个有点熟悉，又有点抽象的名词。在华沙机场搭乘波兰航空前往她的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时，我们还不晓得到底能不能进入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土。

    这趟旅行主要是为了去考纳斯（Kaunas）参加我在立陶宛六个城市摄影巡回展的开幕典礼。在日子敲定之前，我跟安排展览的亚历山德拉斯·马奇加斯卡（Aleksandras Macijauskas）已陆续通了两年多的信。但因为彼此工作都忙，到立陶宛的传真电报又很难发通，因此任何细节都要等双方空下来时靠书信沟通，往返相当费时。

    决定成行后，旅行社警告我们，办立陶宛签证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一方面请旅行社好歹先试试看，一方面写信请马奇加斯卡探询落地签证的可能性。马奇加斯卡的回信久等不到，来自旅行社的消息却显示，他们想尽法子也没能替我们搞到签证。

    立陶宛在东南亚几乎没设大使馆，北京本来有一个，但最近也撤馆了。“没辙了，不然你们到巴黎时，去找立陶宛大使馆碰碰运气。此外，机票也要做好准备，万一进不去，就立即转机回台湾。”旅行社这么建议。

    老友刘俐正好在巴黎度假，帮我们打听后传真告知，如资料齐全，工作天至少要一个星期。照计划我们只能在巴黎停留三天，因此这条路也行不通。

    马奇加斯卡可也没闲着。他铆足了劲让我们在出发前一天收到“立陶宛摄影协会”的正式展览邀请函，以及一封立陶宛文的传真电报。传真上印有我们的英文姓名和护照资料，想必是他替我们搞到的签证。可是，海关会不会承认传真文件呢？一切但凭老天爷的意思了！

    小巧亲切的海关

    从巴黎前往华沙转机，波兰航空的小飞机载运量是72人，可是，连机长、空服人员都算上还不到15位。我和内人打趣：“莫非这又是个外国人不爱去的古怪地方？”

    飞机降落在维尔纽斯，整个停机坪空荡荡的，冷清的情况跟金边、河内等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差不多。然而，小巧的空航大楼却是造型现代而有趣，很像放大的积木房屋。

    一踏进入境室，就觉得气氛跟所造访过的其他国家都不一样。通关处只有一个走道、一个闸口，前方没几步之处，紧临着一座小小的，也是唯一的行李转台。整个环境一目了然，没有森严、闭锁的那一套。警卫和境管人员个个优雅又优哉，非但不令人望而生畏，反而油然感到亲切。制服还是一种粉粉的草绿，没有一般军服的严肃、僵硬，有点像流行时装。

    还真不像国门重地，寥寥几位通关旅客，看起来就像在排队买一场不卖座的电影票。我们想紧张也紧张不起来，只觉得这个国家特别友善，入境一定没问题！

    递上护照和传真影印本时，年轻的女官员先是一愣，然后微笑着叫我们等一等，腼腆的模样，仿佛不合规矩的是她而不是我们。她拿着资料离开柜台，空手回来，示意我们在旁边坐一会儿。

    所有过程都令人轻松自在，在等待期间，我们还在安全人员的指点下，暂时入境领了行李，在迎宾大厅上了厕所、换了钱，再暂时出境，回到通关处坐好，继续等待签证批准。这种仿佛在邻居客厅、前后院悠然出入的感觉，让我们在讶异、好玩之余，也不禁对立陶宛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维尔纽斯就在你口袋

    来迎接的是两位女士，一位是立陶宛摄影协会的秘书梅丽塔，一位是英文翻译裘姬达。两个人都长得很好看，打扮简单，却显得朴实高雅。两人笑盈盈地递上一大束鲜花并说：“我们以为要接的是对六十几岁的老夫妻，没想到你们这么年轻！”

    在前往市区的小旅行车上，女士们简单地说明了所安排的节目后，话题就开始绕着东方与台湾转起来。显然立陶宛很少有亚洲人造访，梅丽塔和裘姬达对台湾很陌生，对华人更是好奇，说前一天晚上才仔细查过地图，现在终于知道台湾在哪里了！说真的，我们也是在起程之前，才从地图上搞清楚“波罗的海三小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立陶宛究竟是在地球上的哪个角落。

    立陶宛真的是“小”国，首都中心最主要的杰地尼莫（Gedinimo）大道，看起来就像是法国小镇不起眼的小街。马路两旁，两列等高的三楼洋房造型简单、颜色淡雅，矮小的行道树整齐划一。已经傍晚六七点了，天色还是很亮，街上车子没几辆，行人也很少，整个环境干净清爽得不像现实世界，倒像刻意搭出来的电影布景。

    下榻旅馆就在这条大道上，英文流利的裘姬达指指另一头高耸的建筑，说：“教堂后面就是老城区，用过晚餐，若是不累可去逛逛。”梳洗完毕，还有半个钟头空档，趁两位女士来接我们吃饭前，正好可翻看旅馆卖的旅游书--薄薄的《维尔纽斯就在你口袋》。

    虽然《摄影家》杂志做过《立陶宛摄影专号》（No.21，1995年8月号），可是关于这个国家的种种，我们还是知道得太少！立陶宛对世界开放门户的时间还不长，这本小书抓住了观光客想了解立陶宛的心理，在史实与国情的简述方面特别下功夫。

    由记载看来，立陶宛几世纪以来的国运相当坎坷。在异族列强的欺压下，一介小国的人民以血泪砌成奋斗史，读来令人凄然。

    立陶宛简史

    立陶宛的兴起与强盛，起于对抗“十字军”日耳曼武士的宗教狂热。她是欧洲所谓的“异教徒”国家中，最后被转化为天主教的。

    11世纪，立陶宛首度在史书中被提及，属远古印欧系的一支。

    12世纪，立陶宛的第一位国王明道加斯（Mindaugas）联合所有部落首领击溃立窝尼亚（Livonia，现在的拉脱维亚南部及爱沙尼亚北部）后，巩固了立陶宛的国土，使之成为一个强盛的“大公国”。

    14世纪，杰地尼莫大公国建立了维尔纽斯，大公裘葛拉为了抵御东方的条顿人，积极与西方的莫斯科、波兰结盟，娶波兰公主，改信天主教。在鼎盛时期，王朝同时统御波兰及立陶宛两国的领土。

    15世纪，波兰－立陶宛联邦击败条顿人，立陶宛领土从波罗的海进而延伸至黑海。

    16世纪，文艺复兴的思潮带来许多影响，较显著的是书籍的印行以及维尔纽斯大学的创设。波兰和立陶宛合并为一个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独裁者治理。波兰语在稍后成为官方语言。

    17世纪，与俄国和瑞典两国的战争使共和国资源衰竭，再加上内部纷争不断，领土终于被俄国、奥地利与普鲁士瓜分。俄国进而吞灭立陶宛。

    19世纪，严密监控与俄国沙皇日益加剧的高压法条促使爱国主义燃烧，导致全国人民觉醒。知识分子以重生立陶宛文为理想，号召民众响应。绰号“刽子手”的莫斯科伯爵前往维尔纽斯重整秩序，迫使数以千计的立陶宛人移民北美洲。变本加厉的压迫，反而使立陶宛民族的文化与传统复兴，有史以来的第一份立陶宛文报纸创立。

    挣脱锁链迎向自由

    进入20世纪后，立陶宛人的命运不但未见好转，还倍受蹂躏。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立陶宛自治受到鼓舞，在德国人的监控下，国会于1918年宣告“立陶宛民国”成立，但旋即于1920年德意志帝国与波兰、苏联共产党启战后瓦解。波兰迅速占领维尔纽斯，立陶宛迁都考纳斯。1939年，希特勒与斯大林为划分东欧势力范围而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立陶宛被苏维埃和纳粹轮番占领。1941年到1944年，纳粹在立陶宛辅助队的帮助下，消灭了超过20万犹太人。

    1944年，红军重返立陶宛将其并入苏联共和国。25万立陶宛人被遣送至古拉格群岛。立陶宛地下军从事游击战直到1953年。

    让人佩服的是，尽管历经40年的“苏维埃化”，立陶宛人从未丧失国家认同，而他们也终于挨到了拨云见日时。在近代所发生的事件当中，最为人民所津津乐道的包括：

    1988年，500位知识界代表发起“立陶宛革新运动”，主张“开放、民主、主权”。25万人聚集首都，以突显令立陶宛并入苏联的秘密公约已签订49年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立陶宛独立，黄、绿、红的三色国旗于杰地尼莫城堡升起--黄色代表土地，绿色代表田野，红色代表为立陶宛流过的鲜血。

    1989年，约200万立陶宛、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人手牵手连成650公里长的人链，抗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立陶宛共产党宣布脱离苏联共党。

    1990年，30万群众在维尔纽斯向戈尔巴乔夫示威，拥护独立的政党候选人在50年来的首度选举中获压倒性胜利。最高议会宣告立陶宛恢复独立。莫斯科对立陶宛实施经济封锁，苏维埃军队猛烈攻击并占领电视台及其他重要据点。

    1991年，莫斯科未尽其功，苏维埃军队撤离占领据点：列宁雕像从Lukiskiu广场中被移走。立陶宛的独立被世界各国陆续承认。

    1993年8月31日，最后一支苏维埃军队撤离。几世纪以来笼罩在异族统治阴影下的立陶宛总算完全挣脱了锁链，迎向自由！

    看完这段文字，心里觉得踏实了许多，能够略知这个国家的历史背景，才有助于了解当地友人，以及他们所做的事。

    饮食清淡人瑞多

    两位女士请我们在附近菜馆用餐。从没吃过立陶宛菜，我们兴致勃勃地坐下，准备好好来个味觉探险。结论是：立陶宛人饮食简单、清淡，量也很少，怪不得一个胖子也看不到！

    菜馆摆设有点公共食堂的味道，客人不多，每张桌子中央放着一盘切成小片的黑面包。座位前除了刀叉、餐巾，还有一个装好食物的碟子，上面摊着三四片冷肉和腌菜。吃完前菜才是点主菜的时候，大家捧着老老实实、毫不花哨的菜单，分别要了鸡卷和鱼。对中国人来说，主菜的分量依然含蓄，可听到二位女士直呼“吃得好饱啊”，也只有缩起小腹、入乡随俗。

    后来发现，碰见的立陶宛人吃得都很少，在吃方面花功夫的兴趣也不大。从前物资匮乏，让国民养成了节俭的习惯，许多人一天只吃早餐和一顿主餐，其他时间饿了就吃点面包、饼干。老百姓几乎都在家里用餐，因为上馆子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每人每月的平均工资只够两人在高级餐厅享用一顿。

    吃得少又清淡，让立陶宛人普遍长寿。全国人口才300多万，超过100岁的就有500多位，有几位人瑞甚至已经140多岁了！

    饭后已经快10点了，天色却还没暗透。梅、裘提议带我们四处逛逛，我们婉谢，请她俩早点回家休息，自个儿在暮色中信步朝老城方向走去。

    路的那一头是大教堂广场（Arkikatedra Bazilika），古代异教徒为祭祀雷神而立下广场基础，如今中央立着一座巴洛克式的教堂与灯塔模样的钟楼。此教堂为明多加斯大王于12世纪所建，现已成为立陶宛的地标。粉刷成白色的教堂外墙与壁上的石雕有些粗糙，建筑内部也是空荡荡的，不像我们惯见的布满石像或木雕的教堂，这儿仅有数十幅油画挂在墙壁与柱子上，算是勉强填补了一些空虚。比起欧洲各国，这样的大教堂算是简陋而寒酸的了。

    后来才知道，这座教堂在苏联时期被破坏得惨不忍睹。当地友人表示，当时一切宗教信仰均被禁止，好好一座圣殿古迹竟被拆得一干二净，把内部空间当汽车修理厂用。直到俄共撤离，人们才把大教堂重新整修，装点门面的那些宗教绘画，还是向美术馆商借来的！

    站在广场四下打量，正要判断老城区的方位时，就见许多青年男女成群结队地从四面八方拥来，朝一条石板路走去。有热闹可看了，这么盛大的聚会当然不能错过。我们一路跟着人群走，只见古意盎然的房舍愈来愈多--这不正是老城区吗？

    流行文化无孔不入

    音乐从前方传来，我们到了立陶宛美术馆前。广场中央搭了座临时舞台，上千少男少女挤在一块儿，随着震天价响的热门音乐起舞。从许多方面来说，立陶宛仍是当今世界上相当封闭的国度，然而此时此刻，流行音乐已无孔不入地侵入了新一代立陶宛子民的心智。

    他们面容纯真，显示出尚未遭到物质文化的污染，然而举手投足之间，姿态与纽约、东京、台北的任何青少年一模一样！美国的饶舌音乐充斥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同背景、肤色的人模仿着同一个MTV里的偶像。这些重摇滚被全世界青少年视为至宝，让他们借着嘶吼喊叫来宣泄情绪。不同地域、文化、种族的人士，也因此拥有同样的品位。

    内人与我是现场“唯二”的亚洲人，尽管好奇的眼光不断从四面八方投射过来，我们还是一头钻进热力四射的人堆里，好好观察这里的人们。

    立陶宛女孩实在是漂亮，男孩也十分俊美。和我们去过的许多国家相比，此地俊男美女比例之高，令人印象深刻！即使是中老年人，也大部分看起来亲切、舒服。总的说来，立陶宛人是美的，美在五官均衡，美在心地单纯、气质优雅。

    音乐越来越吵，年轻人的情绪越来越高昂，舞姿也越飙越狂野了！周边停了几辆警车，警察稀疏地部署在几个角落，以防场面失控。在众人皆醉之处，我们的独醒反而显得不正常，只有打道回旅馆。

    隔天打听，才知道这是立陶宛首度举办的大型露天舞会。我们瞎猫碰死老鼠，赶上了“立陶宛奥林匹克大会”。全球立陶宛侨胞回祖国来参加一系列的运动比赛与庆祝活动，这个露天舞会与另一项正在进行的“全球立陶宛小姐”选美都是其中的节目。

    独立后的立陶宛，不遗余力地凝聚海内外同胞的向心力。他们虽然需要调适的方面还很多，但人人对前途充满了希望。这种精神反映在国民身上，使我们看到的老百姓，几乎个个都流露着单纯向上、乐观奋斗的好质量。

    以我们的坏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到某种程度时，绝大多数的人就会开始拼命追求物质享受，导致精神生活枯竭、人际关系疏离，人性的珍贵质量开始流失。到那时，可爱的立陶宛人是否有能力抵挡这种宿命？

    立陶宛摄影协会

    第二天早上10点，裘姬达接我们去立陶宛摄影协会与大家见面。这里的摄影协会影响力非常大，全国摄影家无论功力强弱，几乎都是协会成员。几位被公认为当今最好的立陶宛摄影家，都是该协会的重要干部或各地分会负责人。这种优秀艺术家也是好行政人员的例子，在全世界并不多见。

    车子抵达位于老城区维尔纽斯大学后方的一栋老楼房时，四方形的院落里，已有七八位先生、女士在等着我们了。其中有两张熟悉面孔，我看过照片，是《摄影家》杂志《立陶宛专号》所介绍的其中两位摄影家：史特西·兹维格兹达（Stasys Zvirgzdas）及罗穆亚尔达斯·波哲斯基（Romualdas Pozerskis）。

    前者是现任会长，后者则是专程开车来带我们去考纳斯的。兹维格兹达以高超的暗房技术将古文明与末世纪影像组合在一个画面中，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悲悯感慨。如今看到他时表情凝重，颇能体会他的忧时忧国。“在《摄影家》刊登的作品，是我在俄共统治时期完成的。”听他这么说，让我更明白了那些照片令人郁闷的原因。波哲斯基与他刚好相反，总是神采奕奕、乐观开朗。他在《摄影家》所发表的“最后的家”系列，充满了对养老院同胞的关怀。

    才跟大伙儿一一握完手，寒暄几句，我们就被带到会长办公室，因为《维尔纽斯日报》的记者已经等候多时了。年纪五十多岁、微胖、满头银发的记者显然来头不小，大剌剌地坐在兹维格兹达的办公桌上，面前摊着纸、笔，手里握着迷你录音机。我们才坐下，他就把录音键一按，单刀直入：“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来这里？”

    接下来的问题让我明白，我们的来访是件相当稀罕的事。这里亚洲人很少来，中国人来开摄影展更是头一遭。也因为如此，他的问题除了在摄影及文化交流方面打转外，也很想借由我们的口中了解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谈着谈着，他突然冒出一句：“你们有办法像这样经常在世界各地旅行，一定很富有啰？”

    “在台湾我们一点都算不上是有钱人，能这样旅行的人太多了！”

    采访结束后，兹维格兹达拿了许多的会员作品给我们看，并赠送了一些纪念品。中午时分，大家在会议室边围着大桌子闲聊，边享用梅丽塔准备的茶水、点心。

    “真羡慕你们有这么好的聚会地点！”我由衷地表示。一人接腔，众人立即大笑！听过翻译，我们也不由得笑了。无巧不成书，立陶宛摄影协会的总会与考纳斯分会，地点在很早以前都是妓女户隔壁。

    下午由波哲斯基、维吉妮亚夫妻招待我们。从我们下飞机开始，这些热情的朋友就把每天的节目都安排好了。由于协会成员平常各有职业，所有行政工作、访客接待均由大家义务分摊，他们彼此非常团结，感情很好。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这样被全天候地照顾着，深感当地人的好客，实在是跟我们中国人很像！

    在国家独立之前，立陶宛摄影协会的组织非常大，当地教会将整栋大楼免费借给他们当行政中心。纵使教会现已将大半产业出租给外国企业办公，协会依然颇具规模，除了办公室、教室，尚有一个小小图书馆、一间迷你器材供应中心。在几分钟的路程外，还有一栋由独栋古楼改成的摄影艺廊。我的摄影展巡回也将会在此举行。

    离开协会后，波哲斯基夫妻带我们去老街溜达。整座老城保存得相当完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1994年列为人类文明遗产。

    老城区有很多教堂，一些重要的古建筑被改成美术馆或博物馆，比较著名的除了大教堂广场，还有建于13世纪的维尔纽斯城堡博物馆、16世纪所建的要塞“黎明之门”以及在苏联时期，曾经囚禁、审问过成千上万国民的“KGB博物馆”。在此博物馆担任导游与讲解员的，多为当年的人犯。

    冥想殿堂

    时间不够，每处名胜只能匆匆一瞥，倒是午后的一场大雨，让我们留在维尔纽斯大学的时间较长。这所创立于1579年的学府，外貌精致典雅，建筑年代在巴洛克风兴起之前，因此细部装饰并未过度烦琐，整体呈现出肃穆质朴之美。暑假期间未见教授、学子，但一踏进校园，便能感受到一股浓厚的书卷气。

    “学校放假，可是所属书店仍然营业，这是你们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波哲斯基大力推荐，我们也就欣然前往。店面位于四方院的一隅，外表平常，可一推门进去，就会立刻被震住！屋顶低矮，天花板呈弧形，于各方位联结着一个个拱形门，划分出不同的书籍陈列区。空间并不大，可是所有天花板、拱门、柱子上都铺满了缤纷夺目的精细壁画。起先还以为这是古时候的藏宝窖，细细观察，才发觉壁画都是近代所作，因为在众多圣经或神话人物当中，穿插着现代西服打扮的绅士肖像。

    “他们是维尔纽斯大学创校以来最具声望、最有贡献的教授，而壁画全是出自该校学生之手。”波哲斯基这么一说，我们恍然大悟。学府尊师重道、缅怀师恩之风，已在这家书店表露无遗，令人观之动容！

    书店只提供人文、艺术、社会及政经类读本，无论是平放或立摆的书，在宗教壁画的笼罩之下，均显得格外神圣，提醒着读者，每一本书都是智慧的结晶，涵藏着无数真理与启示。

    到任何国家，只要时间许可，我都会逛逛当地知名的老书店。到目前为止，这所大学的书店的确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它虽是书店，但更像是冥思的殿堂，重新唤起人们肩负道德伦常、知识传承的责任感。

    传奇人物苏卡斯

    雨停了，该去考纳斯了。波哲斯基说，上路之前，要先去拜访摄影协会的创办人、前任会长安塔纳斯·苏卡斯（Antanas Sutkus）。“他是受所有人尊敬的大家长，一手凝聚、组织了全国的摄影人士。在担任会长的二十几年里，他不知营救过多少摄影家的性命财产。此外，他还是一位极优秀的摄影家。”

    “这么重要的摄影家，当初你们为何没建议将他包括在《立陶宛专号》内？”

    “有啊！”波哲斯基无奈地表示，“马奇加斯卡跟他起码催过十次稿，他每次都说好，可是始终没交。近几年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情绪这样低落，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也是因为这样，才不得不辞去会长职务。”

    这席话让我对苏卡斯的好奇心大增，一路上都在猜测他是个怎样的人。车子驶往郊外，在一处老旧住宅区内停下。波哲斯基招呼我们下车：“这是他的工作室，家在城里。”

    那是一所五层公寓的顶楼，楼梯一路都是灰扑扑的，看来不常打理。门一开，只见屋里堆满了照片档案盒，层层相叠，毫无空隙，让人喘不过气来。剩下的空间极其狭窄，只够摆张小茶几与几张椅子。56岁的苏卡斯坐在靠窗的沙发上，戴着墨镜，咬着烟斗，大口大口地喷出团团浓烟。逆光下的前会长，与我们所见过的他的同胞都不一样，粗犷、霸气，不像摄影家，倒似革命领袖。

    “啊--好怀念的烟味！”波哲斯基深深吸了一口气，“以前在协会办公室，闻到这个味道，就晓得会长到了！”

    苏卡斯站起来跟我握手。我为《立陶宛专号》未能将他的作品纳入表示遗憾，他却很干脆地回答：“那是我的错！”

    喝过茶，我急着想看他的作品，年轻的苏卡斯夫人也就欣然捧出一大摞、百来张的20cm×24cm大照片。空间太小，我只好蹲下来，在脚跟前一一翻看这些照片。

    对命运的质疑与控诉

    “哇！”我不由自主地喊出来。苏卡斯的作品实在是太好、太有力了！事实上，有好几张影像都曾在一些重要摄影刊物上看过。他所拍的那幅光头学生肖像，经常被用作出版品的封面：脖子结着领巾，眼神空洞，表情极不快乐，深刻反映了按快门时的苏联儿童的处境。我从不知这幅作品的创作者不是俄国人，而是立陶宛人，而这位摄影家此刻就坐在我面前！

    苏卡斯的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精，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作品多半是120相机所摄的正方形构图，主题最多的是小孩，但他表现的并非是童稚、纯真，而是借由儿童影射极权制度下被扭曲的平民生活。照片中的人物，无论男女老幼，眼神都像一把刀，深深划进观者的心窝里。那是对命运的质疑与控诉，让人看了不寒而栗！

    毫无疑问，苏卡斯是当今世上的重量级大师！然而，他虽然在共产主义国家赫赫有名，但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名气却远不及一些西方大国的二三流摄影师，就连我费心完成的《立陶宛专号》也把他给漏掉了！看完这组作品，我觉得对他极为抱歉，也自认这本专号没有成功。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提议在《摄影家》杂志的未来一期中隆重介绍苏卡斯的作品，而他也很慷慨地表示：“要什么照片随你挑！”

    之后，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辛苦的访问录音。内人将我的提问翻译成英文，苏卡斯夫人再将英文翻译成立陶宛文。苏卡斯回答时，顺序再反过来。从彼此对话可知，我俩对摄影的信念非常接近，在性情方面也有相通之处。他摘掉了墨镜，不再遮掩的眼神，明白显示他是条血性汉子。

    “苏联时期，立陶宛的物质极度匮乏。可是，无论生活多么艰苦，在你镜头下的同胞都让人感到一股坚韧的生命力，带着一种高贵气质与不可侵犯的尊严。现在国家自由了，人民生活也改变了，你从前最擅长捕捉的立陶宛灵魂，现在依旧存在吗？”

    他心急地等到冗长、辗转的翻译完成后，脸色整个凝重起来，说：“没有了！立陶宛的精神和灵魂只留在照片里。一切都变了，什么都不一样了……”

    “那，今后你要拍什么呢？”

    “只想拍空房子，再也不拍人了！”

    这句话由他嘴里说出来，让人格外心痛！因为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是以肖像手法来表现立陶宛人的处境。这几年的变迁，显然使他对人生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让他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对人性的信心！

    感慨万千地离开苏卡斯的工作室，手上提着他托付给我的五十张原作以及他最近出版的十册展览目录。我小心携带着这些立陶宛的灵魂，决定尽快将它们好好呈现在《摄影家》杂志上，并将展览目录推荐给有联系的各国摄影机构。也唯有如此，才能为这位了不起的摄影家略尽心意。

    不曾被攻克的堡垒

    立陶宛拥有汽车的人很少，即使有，也多半是原来生产的老车。波哲斯基显然特别有办法，开的居然是西德进口车。

    “你还挺资本主义的嘛！”我们跟他打趣。他笑嘻嘻地表示：“头些年大家还在揣摩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生活。有天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说最近景况好，想多赚点钱，每天从早上7点忙到晚上9点还不能休息。累得半死时，突然恍然大悟，原来现在过的就是资本主义生活啊！”

    汽车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上奔驰，前后左右鲜见来车，十分钟能遇上一两部车就挺让人兴奋了！对我们来说，车流量这么小的高速公路，还真是奇特。相信老波夫妇也难以想象台湾高速公路时时车水马龙、日日严重塞车的景况。

    “这样一路到考纳斯，景观太没变化，不如改走小路，绕到特拉凯（Trakai）看看！”老波建议。特拉凯在600年前曾是立陶宛大公国首都，如今是卡莱特人（Karaites）的聚落。他们是立陶宛最小的族群，现存人口不及200人，属土耳其族，奉行类似犹太教的宗教。祖先于14世纪被立陶宛大公从克里米亚带来助战，之后便世世代代于此定居。

    抵达特拉凯已是傍晚7点多，逛了一圈，没遇到卡莱特人，倒是在嘉维斯湖（Galves）旁逗留了好一会儿。湖中小岛有座14世纪的红砖城堡，如今被改成特拉凯博物馆，专展史前时期以及立陶宛大公国的遗物。

    四周一片宁静，脚下湖水清澈见底，几只白鹅无声滑行。光线依旧明亮，只是天边多了一抹夕阳，把绿树之间的城堡映得红艳艳的。一切美得让人不相信是真的，这般场景，我们只在广告片上看过，老波他们却是司空见惯。此趟旅途特别长，离开台北已将近一个月，立陶宛是最后一站，也是最能让我们放松的一站，放松到让人开始想家。

    “该上路啰，考纳斯在等你们呢！”老波轻轻催促，临上车时，他骄傲地指着湖心的红砖城堡告诉我们：“历史显示，无论敌人多么强大，这座城堡从来不曾被攻克过！”

    现实中的立陶宛自古以来就经常被强邻侵占，然而，立陶宛精神就像人民心中的红砖堡垒，从来也没被攻克过。遥想被讥为“贪婪之岛”的台湾，大家依旧有相信的事吗？有多少人的内心依旧矗立着精神堡垒？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晚上9点多抵达立陶宛第二大城考纳斯，天色终于暗了，上旅馆前，老波先开车绕了一圈，让我们熟悉环境。

    75年前，当首都和第一大城维尔纽斯被波兰占领时，考纳斯曾是临时首都。直到如今，在许多立陶宛人的心目中，考纳斯依旧是比维尔纽斯更纯粹的立陶宛城市，因为此地居民有87%是立陶宛人，而首都只有53%是立陶宛人（其余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等）。

    考纳斯比维尔纽斯更小，看起来就像个小镇，市内也分老城区、新城区，任何角落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老城区面积约1.06平方公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幸运地未曾受损，到处可见哥特及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中心地带为商店围绕的市政厅，许多都是16世纪的建筑。

    老波把车停在广场边，指着街角的一栋砖造老建筑，说：“这就是摄影协会的考纳斯分会，隔壁是协会艺廊，也是你作品展出的地方。明天大伙儿都会来参加展览开幕！”

    艺廊原名考纳斯摄影艺廊，如今已更名为富士摄影艺廊，因为大部分展览经费都是由富士胶片公司赞助的。好在该公司并不干涉经营，一切决策都听马奇加斯卡的。考纳斯分会是全国最活跃的，大部分国际摄影活动都由马奇加斯卡在此策划。

    天已经够黑了，街灯却依旧合着眼，立陶宛人的节俭与惜物，从小地方就看得出来。能生活在单纯朴素的环境里，其实也是一种福气。

    旅馆在新城区，一路上几乎看不到车辆与行人，整个城市寂静异常。正想问，老波就开腔了：“是啊，这里一到晚上就是这么冷清！前阵子本地报纸还讨论过，为何考纳斯不像许多欧洲城市，天一黑就不见人影。有人说是电视的影响，有人说街上不像以前那么安全，我倒觉得这跟生活形态有关。我们的老百姓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哪像西班牙人，午休时间长达四五个钟头，夜晚当然精力充沛，只想往外跑！”

    摸不着头绪的用餐时间

    “立陶宛”旅馆是我们在考纳斯四天的下榻处，虽说位于城中心，周遭还是沉静得很。旅馆规模不大，陈设老旧，可是入口处的镶铜旋转门、楼梯间的彩色镶嵌玻璃，仍能让人想见她过去的风光。维吉妮亚说，从前一切国营，“立陶宛”是考纳斯最好的旅馆。开放后，私人企业买不起，政府又没整修经费，气势已比不上后来新建的旅馆。

    管理依旧保留着国营风格，每层楼都有带枪看守的警卫，可说是最令人有安全感的旅馆。除此之外，环境单调朴素，看起来就像给公务人员出差过夜的。不仅看起来像，我们很快就发现，住起来也像！每天都得自己铺床单，罩被套，然后去柜台领早餐票；被单、枕头套自然是一套用到退房。

    行李安顿好，老波夫妇带我们上他家吃晚饭。那一整天，除了早餐跟日间塞过的几片饼干，我们还没吃到任何东西，肚子真是饿瘪了！

    有关用餐时间，我们始终没摸着头绪，除了早餐在旅馆按时吃，其他用餐时间视陪伴友人而定，差异不可谓不大。大部分人一天只吃两餐，有些在12点左右吃，有些在下午2点吃，有些在下午5点吃，还有些到晚上10点多才吃。总之，入乡随俗、客随主便的我们，在立陶宛的那几天几乎总是处于饥饿状态，时时羡慕着当地人那铁打的肠胃！

    路灯已亮，才晚上10点多，路上冷清得却像三更半夜。老波家在老城犹太区，是一栋有小院子的公寓。指着坍塌的围墙，他无奈地耸耸肩表示：“院子是公产，还没从政府手里买下之前，谁也不会去修它！”

    老波在此拥有两层空间，一层当工作室，一层当住家。在脱离苏联独立之后，政府除了发还土地及不动产给提供拥有证明的百姓，还让所有公民以低廉价钱向国家购买一套房子。艺术家们除了住处，还可得到一间工作室，多令人羡慕啊！

    “每户人家只能有一次优惠购屋机会。”老波说，“那时凑不出买屋钱的人，现在都后悔得要命，因为现在的价钱，即使在优惠条件下，也比几年前要贵好多倍！”

    他们家很宽敞，工作室更是大得叫人咋舌，虽然家具、设备都很基本，但夫妻俩的满足已写在脸上。

    “你们老说台湾人有钱，可是在台湾，要千万富翁才住得起你们这样的房子！”我们跟他们打趣，老波却强调，其实他们国家的经济还不是很好，国民所得也低。目前每月平均薪资是388立特（litas，不到美金100元），官方的贫穷线是50立特（约美金11.5元）。“我们夫妻都有工作，收入算是很好了，可还是经常感觉钱不够用。真不知一般老百姓是怎么过日子的！”

    终于要吃饭了！维吉妮亚在工作室的壁炉旁摆了张小桌子，铺上桌巾，摆好餐具，点上蜡烛，放上音乐，还开了一瓶立陶宛香槟酒。气氛好极了，包心菜卷也相当美味！主人的盛情不用怀疑，可是，感觉仍然像是吃了顿减肥餐。香槟喝完上伏特加，主人频频劝酒，兴致高昂，客人把食物扫得一干二净，若有所失。

    我们对立陶宛菜的渴求，大概就是从那个晚上开始的……

    老波的改装放大机

    饭后，老波拿了些作品给我们看。他是非常用功的摄影家，效率也很高，作品得过许多新闻报道类大奖。暗房技术精湛，但放大机却是简陋的波兰机，这让我大为好奇。

    “据我对这款机器的了解，它好像无法达到你照片上的高解像力。”

    老波得意地笑了，答：“你说得一点也没错，我把它改装过！你看这灯头，原来的220伏特钨丝灯泡，被我换成了12伏特的工业用直流电小灯泡，灯罩内部原来的银色也被我完全涂黑了。像这样，光线无法反射，只能笔直地从我在灯泡前所加的毛玻璃穿过去，射到聚光镜、底片、镜头和相纸上。这样放出来的照片，连最角落的粒子都会锐利无比地显现出来！”

    原来，老波在拍照之前是学工程的，难怪手艺这么好！要是他哪天生产放大机，我非买一部不可！老波替《立陶宛晨报》（Lietuvos Rytas）旗下的周刊工作，另外也在大学兼摄影课，接拍一些零星的案子。这份周刊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每期主题都以图片故事来表现。由于人手少，几乎所有图片故事都是由他一人担纲完成的。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工作量如此大，发表作品又这么多，他仍能维持一定的水平，且每期周刊总有一两张杰作，旺盛的创作力令人钦羡！

    老波显然在这里干得过瘾之至，等我们翻完那一大沓杂志，他朝我们顽皮地挤挤眼睛，道：“朋友都说，这份刊物应该改名叫《波哲斯基周报》！”

    意义重大的展览

    第二天中午，老波带我们到摄影协会办公室。除了亚历山德拉斯·马奇加斯卡，《摄影家》所介绍的摄影家：罗穆亚尔德斯·拉考司卡（Romualdas Rakauskas）、朱斯凯利·罗马斯（Juskelis Romas）、约拿·达尼乌纳斯（Jonas Daniunas）、阿尔贝塔斯·史文希欧尼斯（Albertas Svencionis）以及史妮歌乐·米契可维修特（Snieguole Michelkeviciute）也都在等我们了，一张张笑盈盈的脸孔真挚又热情。

    他们之中，有的腼腆，有的开朗，可是，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立陶宛专号》的喝彩，同时也对这么高质量的杂志如何生存感到好奇。这跟在世界各地碰到的情形一样，大部分人都以为我们有财团或政府单位支持，当听到内人与我既是创办人，又是主编、艺术编辑、美工完稿与搬书小工时，都惊讶极了！

    我告诉他们，《摄影家》杂志之所以被大家看重，跟时机很有关系。欧美各国经济不景气，本来就凤毛麟角的严肃摄影杂志接二连三地停办，纪实摄影的发表园地越来越少。世上许多摄影家都愿意免费提供作品，希望我们的杂志能撑久一点，而我们能回报的，就是用最有力的编排、最好的纸张、最棒的印刷，将他们的杰作最忠实地复制。

    展览下午5点开幕，马奇加斯卡带我们到楼下画廊看照片顺序有无需要调整。空间呈长方形，我那涵盖“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和“四季”等单元的70多幅作品，依序排在四面墙壁与当中两根大柱子上，其中一本书上的序被翻译成立陶宛文挂在入口处。尽管画廊经费短缺，海报印刷品质不佳，裱框与衬纸略显粗糙，我却对一切都满意极了！这个展览对我意义非凡，距离这么遥远的两个地方，因为摄影而彼此有了接触。而我若不是以摄影为志，可能一辈子也不会造访这个国度，也没有机会认识这群可爱的朋友。

    开幕酒会简单而隆重。除了两朵鲜红的玫瑰花，摄影协会还特别印制了一份用皮面衬套装裱的感谢状，由马奇加斯卡郑重地交给我。它代表了珍贵的纪念与厚实的情谊。

    温暖无比的同志情

    酒会结束后，我们回到马奇加斯卡的办公室，每位摄影家都准备了最近的作品请我过目。

    立陶宛摄影家的照片内容多半有主题，很少漫无目标、随兴所至地去拍。罗马斯在做完那组很美术性的染色作品后，就专注于以写实手法拍摄考纳斯的十几座废弃战壕。拉考司卡曾致力于表现立陶宛农民的生活，最新体裁则是借由裸体来歌颂少女的青春。年轻的史文希欧尼斯从彩色的拼贴作品转回黑白纪录。女摄影家米契可维修特则从男性人体转向风景。

    他们从一个主题跳向另一个主题时，表现手法的差异性，简直不像出自于同一个人。勇于创新，不重复自己，可说是立陶宛摄影家的共同特色。

    马奇加斯卡的最新作品依然让我赞叹不已。有一个系列以墓碑上的死者肖像为主题，因为立陶宛人认为，死者的灵魂会永远绕着在世的亲人不散，眷恋他们，也保护他们。这组照片他依旧用超广角镜头来表现，借景深把墓碑与后面的景物压缩成一个平面，形成生死两个世界的对照。令人称奇的是，在这么一大沓照片当中，很少看到意念的重复，每张作品都有个别内涵，耐人寻味地诉说着生者与死者之间那怎么也断不了的牵连。

    马奇加斯卡是以“市集”系列作品扬名立万的，很多人都以为那是他的登峰造极之作，要超越如此富有原创性的风格实在是太难了！若非亲眼看到他产量如此多、质量如此佳的其他作品，我也会这么认为。他的眼睛充满了对外在世界的好奇，心中随时燃烧着炽热的创作火焰，丝毫没有被庞杂的行政工作阻碍！这一点是让我最羡慕的地方。

    看完照片，大伙儿又开了香槟，七嘴八舌地询问关于中国文化、台湾情形、我对摄影前途的看法、在学校怎么教学等问题。人人抢着讲话，把担任翻译的英文老师--史文希欧尼斯的太太忙得人仰马翻。

    有人说：“你们帮了立陶宛人的忙，就是所有立陶宛人的朋友！”听到我们曾想卖房子办杂志时，又有人说：“你们要是把房子卖掉了，我们就从这里运砖头去台湾帮你们盖新房子！”搞得我们眼眶发热……

    讨论告一段落，马奇加斯卡要我们夫妻坐好，正感好奇，就见在场的所有朋友都站起来，挥舞着手里的酒杯，扯开喉咙为我们唱了一首雄伟热情的立陶宛民歌。“歌词的意思是祝人快乐、长寿，希望你们和《摄影家》杂志都长命百岁！”

    我们感激地频频道谢，他们却笑嘻嘻地表示：“我们这是在为自己打算啊！《摄影家》办久一点，我们的作品才有好园地发表嘛！”

    “越穷的人越慷慨”--这句话一点也没错！在很多富裕的国家，摄影界人士有自筑围墙的情形，在这儿却让我有完全不同的感受。那一天，在离家万里的小国立陶宛，我体会到了一份澎湃的摄影同志之情，令我至今一想到就温暖不已！

    小国也有摄影博物馆

    接下来的几天，马奇加斯卡为我们安排的都是“文化观光”项目。第一对向导是他的儿子马立欧和未来的儿媳妇裘姬达。两位年轻人长得真好看，这好看，除了五官清秀，最主要的是摩登社会青年人身上少见的谦恭、温良与持重。

    首先，我们去了立陶宛的第三大城，也就是考纳斯北方168公里的苏列（Siauliu），参观“苏列摄影博物馆”（Siauliu Fotografijos Muziejus），也是我的展览巡回的其中一站。

    苏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几乎被夷为平地，除了一所教堂是古迹之外，整个市区均为新建。创立于1967年的这座摄影博物馆位于市中心最大的一条人行道上，馆中设备同样朴素简单，所陈列的收藏品虽然不多，但经过细心整理与陈列，仍然可以让人对立陶宛摄影史的发展一目了然。

    除了摄影光学与化学的发展史料，展览橱窗还依年代顺序，列出立陶宛著名摄影家的作品及著作。从早期用达盖尔摄影术创作的摄影家，到现今依旧活跃的当代名家苏卡斯、马奇加斯卡等人都在列。

    除了常设收藏品空间，还有两个面积不小的画廊也有展览。那天展出的是一位立陶宛摄影家的“世界各地的女人”以及一位立裔美籍的摄影家作品回顾。

    这么一个小国家的一座小城内，却有如此精心规划的摄影机构与终年不断的展览活动，真是叫人替民众高兴！见微知著，立陶宛的摄影人才辈出，不是没有道理的。

    十字架之丘

    下午继续开车北上，来到离拉脱维亚边境不远的一个圣地--位于多蒙台（Domantai）和尤盖夏（Jurgaiciai）两个村落之间、靠近卡贝河（Kulpe）的“十字架之丘”（Kryziu Kalnas）。

    这个奇妙的小山丘，直到14世纪都是一座抵御敌人的要塞。人们会称呼她为“十字架之丘”，是因为在山丘顶上散布着各式各样的十字架。自古以来，立陶宛农民就有制作大十字架，将其高高竖在住家附近，以驱邪避凶的习俗。

    没有资料显示第一座十字架是何时出现在山丘上的，但据信是14世纪末15世纪初，当天主教势力在国度稳固后。1831年后，十字架开始在山丘上涌现，19世纪末的数目大约为150座，1914年是200座，而到了1940年，丘上已有400座大型十字架以及数以千计的小十字架。

    从1961年到1975年间，苏联试着摧毁这座独特的宗教圣地，推倒5000余座十字架。然而，举国重生之后，为数更多的十字架出现在山丘上。不仅邻近区域，立陶宛国内以及全球各地都有人们千里迢迢而来。如今，“十字架之丘”已声名远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世界各地专程带着他们的十字架来，在赞颂天主的同时，也祈求他的悲悯，在为往生亲人祈祷时，也为活着的所爱祈福。

    还没来此地之前，我已从波哲斯基最近拍摄的一个专集中看到过此处的照片：排成一列的朝圣民众手拉着手，从密密麻麻的十字架山坡底下徒步而过。教徒们形成的人链，把画面上原本就有的宗教气息烘托得更为浓厚。我看过很多表现宗教力量的照片，波哲斯基的这张作品，无疑是同类作品中最具震撼力的之一。

    车子离开公路，缓缓驶向黄沙一片的旷野之中。老远就看到，在那一望无垠的平地上，山丘如刺猬般。来到坡脚抬眼观望，天空蔚蓝而深邃，阳光亮得叫人晕眩。白云低低地笼罩着数不清的十字架，仿佛在护卫着这块万民瞻仰的圣地。

    小小的停车场上挤满了游览车与小客车，肃穆的心灵福地俨然成为观光胜地。卖纪念品的摊贩在入口处两旁一纵列地等候生意上门，随团体而来的游客围坐在地上享用自备午餐。一对又一对穿着结婚礼服的新人与亲属络绎赶来。结婚当天来插上一根十字架，向丘顶的圣母玛丽亚祈祷平安，已不只是仪式，而是时尚了！

    马立欧说：“以前这里很神圣，是立陶宛人心灵的寄托，现在却被赶时髦的人弄得像市集。我以前经常来，现在却挺不愿意来了。”

    尽管有些世俗化，但在我们看来，十字架之丘依旧是个令人感动的奇迹。这些无法计数、每天都在增加的十字架，已从整个小丘蔓延到了平地。高达两三层楼的巨型十字架平地拔起，小到像耳坠子的十字架成堆成串地依附在大十字架上，有木雕的、铁铸的，也有陶塑的、石刻的、玻璃的。有的雕工精细、彩石镶嵌，有的只是一直一横的小棒子，有的已开始生锈、腐朽，有的则还带着新刷的油漆味。

    这些十字架就像是森林里的树木一样，是活的，是有生命周期的。它们一代代地绵延，把人们内心深处渴求安宁的愿望会聚成不可撼动的力量，传播四方。

    几道不错的立陶宛菜

    离开十字架之丘后，马立欧建议到一家小馆去尝尝地道的立陶宛家常菜。车子开了半天，来到乡野中一座有大风车的磨坊前停下来。

    见我们满脸迷惑，马立欧笑着说：“这就是我说的餐厅呀！”磨坊内的圆形空间布置得好似老农舍，触目所及都是已有年代的老木头桌椅，非常朴拙、非常可爱。遗憾的是，音响震耳欲聋，播放的是极其聒噪的美国摇滚乐。在我们的坚持之下，店家终于关了音响，顿时天下太平，一片祥和。

    马立欧点了几样不同的菜色与一大瓦罐酒，这种用黑面包发酵做成的饮料叫Gira，淡褐色，味道稍甜，口感比啤酒稍稠，酒精度却较低。第一口有点不习惯，令人猜想马尿会不会就是这种味道！不过，第二口就觉得挺开胃了。年轻人解释：“立陶宛的每个家庭都会用吃剩的黑面包做Gira。我妈妈做的Gira，那才叫好喝呢！”

    连同这一餐，几天下来吃过的立陶宛食物，印象深刻的有几种：

    Saltibarsciai为粉红色的冷汤，用酸奶、黄瓜和甜菜根做成。味道咸中带酸，很爽口，立陶宛人夏天最喜欢喝。

    Troskinys是用小陶罐炖煮的食物，看起来就像我们的“佛跳墙”，只不过里面没有汤汁，材料也是最平民化的切成小块小块的牛肉、洋芋、番茄与腌黄瓜。食物炖得烂熟，吃起来虽不怎么令人惊艳，可是很抵饱，而且肉是肉味、瓜是瓜味。咱们的“佛跳墙”好料一堆，却都被熬成了同一个味道，不过那又是另一种好滋味了！

    Balandeliai是卷心菜，在立陶宛文中也有“鸽子”之意，菜叶裹着调过味的碎牛肉、猪肉与饭粒。上菜时淋上烹煮逼出来的汤汁，菜卷吃完，清甜的菜汤也不能错过。

    Kijevo Kotletas是炸鸡卷，取名基辅鸡，可能跟俄国菜有渊源。薄片鸡胸肉把切成丁的红萝卜、玉米、豌豆裹起来，在稠蛋汁里一拖，沾上面包粉，用热油炸。端上桌的鸡卷还冒着热气，餐刀一切，红、黄、绿相间的蔬菜粒顺着鲜香的鸡汁流出来，好看又好吃！

    Cepelinou很像我们的彰化肉丸，形状椭圆而饱满，乳白色的外皮很是可爱的，里面包着碎肉。用马铃薯做的外皮口感比彰化肉丸硬实，可咬第一口就让人亲切感油然而生，立刻开始想家。

    Blyneliai是用鸡蛋、面粉摊的薄饼，里面可包任何食物，咸的甜的都成。我们吃过的那种是包肉，还有一种包小蓝莓酱与奶酥，再把酸奶酪覆在饼皮上。

    立陶宛菜基本上是“简单、清淡”四字，没有复杂讲究的烹调法，就是老老实实地展现食物原味，吃起来爽口，可又感觉不出特别之处。我们吃过的几样菜，感觉除了基本调味品外，很少添加香料，别说花椒、八角了，就是葱、姜、蒜与辣椒也没见用上。无论什么菜色，吃起来都是咸淡适中，口味不偏不倚。总而言之，虽没特色，却很容易让人亲近，吃起来还行。

    神父不见了

    马立欧年纪轻轻的，办起事来却是相当有效率。看天色还早，他又开了一大段路，带我们到一个叫Dotnuvos Vlenuoeynos的小镇，因为此地有个修道院，主持是位博学多闻、享誉全国、备受尊敬的老神父，姓Staniskovas。

    神父出现时显得很匆忙，可是态度慈祥和蔼，一见面就通过翻译问：“除了中文和英文，你们会讲哪一国语言？”原来，神父懂十几种语言，可惜的是，偏不包括我们熟悉的，我们只好用简单的法文和他寒暄一番。不一会儿有家人抱着新生儿来受洗，他就忙着主持仪式去了。

    马立欧告诉我们，神父每天从早忙到晚，一刻也不得闲，除了教区的例行事务，还要为从全国各地专程前来的民众祈福、解惑。苏联时期，宗教活动被禁止，所有神职人员都被遣回家乡，而神父在一个叫Paberlc的地方组织了一个收容所，专门帮助酒鬼和吸毒的人戒瘾，让许多人都脱离了苦海。

    “也是在那段期间，”马立欧说，“Staniskovas神父开始把自己与其他神父似乎不再有机会穿的圣袍都收集、保存起来。他走遍立陶宛和邻近国家，竟然渐渐收藏了好几万件。年代最早的还有13世纪的，真不知他是如何办到的。这批东西现在已经成了立陶宛的珍贵财产，其中一小部分就在修道院里，我带你们去看。”

    就在教堂后方的四合院里，一排房舍的二楼有个很大的房间，像大衣柜那样满满排列、吊挂着令人大开眼界的收藏。这些圣袍看起来多半旧旧的，样式大致相同，但颜色与布料却各有千秋，领口、袖口以及胸前背后的刺绣变化多端，无一雷同。虽没有时间慢慢欣赏，但确实能领会它们的珍贵。

    明知这些圣袍是收藏品，可是纯粹把他们当收藏品看又有点不习惯。从小到大，见过的所有圣袍都是穿在某位神父身上的：有圣袍就有神父，有神父就有圣袍，这是永远不变的印象。刚踏入这个大房间时，就好像突然看到这许多神父都不见了，小小心惊了一下！

    两位国宝艺术家

    第二天，我们的导游换成罗马斯和老波的学生明多卡斯及其女友克丽丝汀娜。

    人多好办事，立陶宛人不作兴独来独往。每次的向导组合都有其道理，就拿今天来说，中年的罗马斯见识丰富，年轻的明多卡斯会说英文，有部旧汽车，至于可爱的克丽斯汀娜，当然是来陪伴那陪伴我们的明多卡斯的！

    立陶宛人曾长期受异国统治，因此个个都非常爱国，对立陶宛文化引以为傲的情形，特别让人感动。摄影协会显然希望我们能充分了解立陶宛，因此这一天安排的项目是参观国立瑟琉尼斯（Ciurlionis）美术馆，以及位于郊外的立陶宛民俗村。

    美术馆虽然规模不大、藏品不多，却让我们的视觉及心灵受到极大的洗礼。两间永久典藏室分别陈列着两位国宝的艺术作品。一位素人女雕塑家Elzbieta Daugviliene （1886-1959）的作品实在是够特别了，在全世界还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她用针线把树皮一针针地缝在帆布上，制成像树干般的巨型雕塑，借以表现立陶宛农民反抗外敌入侵的情景。乍看之下，这些作品仿佛是从树上冒出来的古树精灵，代替立陶宛人向世间诉说他们的悲哀。树皮纹路跟人物肢体交缠，活生生地化为一幕幕令人过目难忘的受难图。

    Daugviliene为土生土长的考纳斯人，父亲于1863年死于反抗俄国沙皇运动，因此她自小由祖母一手带大，从小便得做工赚钱。1919年她结婚后以园艺工作谋生，一肩扛起包括祖母、子女、公婆以及夫家祖父母的一大家子生计，并于1930年起开始展现自己深埋已久的艺术天分，把最擅长的女红与园艺结合，创造了这几尊独一无二的树皮雕塑，每尊雕塑都花费许多年才得以完成。

    另一位艺术家，就是美术馆以其为名的瑟琉尼斯（Mikalojus Konstantinas Ciurlionis，1875-1911）。他是作曲家，也是画家，因受手风琴师父亲的启蒙，少年时期就读于管弦乐学校，及长于“华沙音乐学校”研习音乐作曲，也同时在“华沙美术学校”学过两年绘画。成年后，他组织及强化音乐界与绘画界，在推动立陶宛文化的工作上有过重要贡献。可惜46岁那年他感染重病，英年早逝。

    他可谓立陶宛的第一位杰出作曲家，所创作之音乐包括交响曲、清唱剧、序曲、弦乐四重奏、合唱曲、民歌、钢琴曲。然而，使其声名大噪的却是绘画。他起初是象征主义者，但很快就在自我探索下创造出了独特而复杂的风格与学派。他在帆布上表达大自然的基本特征和隐喻，无限自由地重新安排大自然的旨意，在空间与结构上呈现出强烈节奏感；绘画反映了探讨哲学跟宇宙的动机、民间传说和对神话的渴慕，以及自我的宇宙观。

    这位奇才的绘画作品，神秘主义的味道非常浓厚，用色淡雅，笔触轻飘，景物颜色与轮廓有如罩在一层薄雾之后。画作里的光线不是清晨就是暮色，带点像莫奈所捕捉的光线意境，却比早期的印象派多添了一份超现实色彩。

    瑟琉尼斯极受立陶宛人尊崇，罗马斯告诉我们，他的作品跟美术史上的其他派别都不同，风格完全属于自己，也属于纯粹的立陶宛。可惜的是，他虽然在音乐和绘画上的创作量惊人，却来不及培养直接传人，稳固学派。如今，举国上下决意不让任何一张瑟琉尼斯的画流出国内，因此三百余张画作从不外借。

    “世人要看瑟琉尼斯的真迹，就只有到我们考纳斯来看！”罗马斯以骄傲的口气说。

    传统生活的再现

    民俗村位于考纳斯西边的9公里处，占地广大，公园经精心规划，建设了早期立陶宛人的生活聚落。这个国家国土虽小，却在东南西北四大区域各有饶富特色的生活样貌。在古时候，这些地域除了建筑样貌与老百姓服饰各异，习俗也有差别，只是经过上数百年的演变，差异性在今天已不易觉察。

    民俗村里十分忠实地重现了这些立陶宛的传统，在文化传承的任务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村里的地形、河流均按原地比例重整新辟，所有建筑的一砖一瓦都由原始房舍拆下，再逐一还原，屋内的家具、用品也都是古董。

    难得的是，整个民俗村并无明显的刻意规划痕迹，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历史上的某个时空。看我们对每栋房屋和周遭环境仔细欣赏的样子，罗马斯开心地表示：“你俩真好，对我们的东西这么感兴趣。我带过很多外国宾客来此，有的人不但没兴趣，还会显得不耐烦呢！”

    之后，我们在民俗村里用了不知该算午餐还是晚餐的一顿饭，好在我们的胃已经完完全全地习惯本地菜和本地的用餐时间了。每回用餐都有新发现--在这顿饭的最后，我们喝到了据说在一般餐馆里没有的薄荷茶（Metu Arbata）。每份除了一瓦壶热茶、一只陶杯，还有一小碟稠稠的、呈半固体状的蜂蜜。每个人依自己口味把适量的蜂蜜舀在茶杯里，热茶一冲，立刻香味四溢。啜饮半口，精神为之一振，东跑西跑的疲累，随着袅袅上升的热气霎时化无！

    回家

    第二天，我们必须返回维尔纽斯，以便搭清晨的航班去巴黎转机回台北，将近一个月的旅程，也就在立陶宛这个可爱的国家完美结束。

    为了送我们到机场，明多卡斯与克丽丝汀娜凌晨4点多就到旅馆来接我们。我们摸着黑在旅馆门口上了他那老旧的苏联汽车，两口行李箱满满的，大部分是书籍，把轮胎压得扁扁的。

    车子从寂静无声的市区驶向空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一路上的湖面与草地都披着晨雾的轻纱。我们要离开了，而一切都还未苏醒，望着清新的大地，想到对一切都抱着新希望的立陶宛朋友，我不禁在心中默默祷告：但愿受尽强国欺压的立陶宛老百姓，如今再也不会做被异族统治的噩梦；但愿友人们所憧憬的生活实现时，滋味会像他们所梦到的那样美！

    明多卡斯打断我们的思绪，笑眯眯地指着前面，说：“我们要去的，正是太阳要升起的方向！”

    是的，我们来自东方，我们的家就在遥远的那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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