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勒摄影节的全盛时期

    尽管每年7月在法国普罗旺斯地区举行的“阿尔勒国际摄影节”已不再吸引我们，但几年前在阿尔勒全盛时期所做的两次造访，除了见识到法国人如何推动摄影文化外，亲身经历的点点滴滴也依旧鲜明。

    1970年开始的阿尔勒摄影节，最近几年无论在国际媒体或与会人士的评价上，都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个全世界最早、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摄影节，已因失去大部分的赞助来源，而逐渐步入衰老期。各界对展览以及活动质量的怨言越来越多，摄影节即将停办的传说也越来越盛，甚至在去年就有“第25届是最后一届”的说法。

    今年，有关第26届活动的新闻稿依旧发布了，但主题走向与节目内容让人大感不解，也使关心此摄影节前途的人为其原始精神的荡然无存而扼腕。

    今年摄影节的艺术总监米歇尔·努希萨尼（Michel Nuridsany）原为一名摄影评论家，经常对阿尔勒摄影节提出严苛批判。现在轮到他掌舵，没想到新闻摄影与纯摄影的项目完全被剔除，代之以工商企业和婚纱方面的应用摄影。光从此现象就可断言，“阿尔勒”已不再是“阿尔勒”了！算我们运气好，能在阿尔勒摄影节的黄金时代见识到她的风采。

    1991年，我们从图卢兹来到阿尔勒，抵达小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告诉卢西恩·克拉格我们已到。然而，打电话询问，他家、摄影节办公室以及克拉格夫人尤兰达负责的“梵高基金会”都说不知道他在哪里。

    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先打开《米其林旅游指南》了解了一下阿尔勒的背景，却发现这位老兄的名字赫然在列，真是够神气的！小书开宗明义地介绍：

    中古时代为罗马人首都及主要宗教中心的阿尔勒，现今依旧保存了光辉的过去。两座出色的“高卢-罗马”古迹是圆形竞技场与剧院，罗马艺术的两颗宝石则是修道院和圣汤斐之入口（Doorway of St．Tromphime）。

    邻近地区卡马尔格（Camargue）的农业发展，使阿尔勒扮演着农产品市场中心的角色，园艺、绵羊繁殖饲养以及稻米都以其为中心。然而，此城在各种轻工业、商业与文化功能方面也表现卓越。著名的“阿尔勒艺术节”享有普罗旺斯原创性代表的声誉，每年节庆都推出高质量的民俗展示、演奏会、歌剧、舞蹈和戏剧活动。“卡马尔格斗牛节”也依旧延续着多年传统。

    一年一次，由当地出生的著名摄影家卢西恩·克拉格所创立的“阿尔勒国际摄影节”均会举办一系列高质量摄影展和活动。此项目以及于1982年创立的“国立摄影学校”（I‘Ecole Nationale de la Photographie），使阿尔勒成为摄影首府之一。

    第二天一睁眼，我们又打了几通电话找卢西恩，还是没成功，只有带着他给我们的几个地址，依照旅馆提供的摄影节资料和地图一一寻去，顺便了解一下各活动的举办场所。

    全民皆摄影

    多隆恩河由北而南流过，将阿尔勒一分为二。整个城很小，以建于罗马时期的圆形竞技场及旁边的罗马剧场为中心，所有街道向四方辐射，曲折迂回，逛上个把钟头就可有清楚概念。走着走着，街上人渐渐多起来，从胸前挂着的相机、手上提着的相片保存匣，就可知道他们是来参加摄影节的外地人。大街小巷的海报、广告牌、临时展览场也一一就绪了。几乎每个巷口都有一人高的路标竖立着，指示人们最近的展厅怎么去。

    用“全民皆兵”来形容节庆期间的阿尔勒，一点也不夸张。法国人在七八月习惯到外地度假，许多店家门口都会挂着“九月再见”的牌子，阿尔勒的生意人则不，个个摩拳擦掌，笑脸迎客，准备在摄影节期间大发利市。

    每个店面都配合主办单位，在入口、橱窗贴上摄影节的标志及展览海报。有些露天咖啡座干脆就开放场地，每桌一幅照片地成了临时艺廊。那种摄影即生活、生活即摄影的现象，叫乍到此地的摄影人不感动也难！而成千上万来自全球的摄影人，回报此城的方式，便是让她旅馆全满，餐馆、酒馆、咖啡馆座无虚席，书店、商店川流不息。

    那一年是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第500年，因此当届主题是“发现”，展出内容以中南美洲摄影家的作品为主。大部分展览厅在没正式开幕前都不让人进，我们就每个地点都试着先找找看，熟悉一下，以免遗漏大约16个场子中的二十几个大展厅。

    蒂娜与爱德华

    逛到一个种满五颜六色鲜艳花朵的四方庭院，也就是“梵高空间”（Espace Van Gogh）时，看到一些人进进出出地在布置会场。进去一看，墙面贴的字样显示此乃当届大展之一--“蒂娜·莫多蒂和爱德华·韦斯顿：墨西哥之旅”（Tina Modotti &；Edward Weston：A trip to Mexico）。

    才在纳闷，明天摄影节就要开幕了，怎么现在还在布置？一张熟悉的脸孔突然出现在眼前--正是找了大半天的卢西恩。满脸倦容的他跟我们拥抱问好，手向身后一挥，说道：“这个展览是我负责的，直到最后关头才把韦斯顿最重要的几张作品从纽约现代美术馆借到手。只有短短几天来为展览重新编辑、布置，我已经两个晚上没睡觉了，直到刚刚才布置好。你们既然来了，就先看看吧！”

    一边墙挂着爱德华·韦斯顿的作品，一边墙挂着蒂娜·莫多蒂的作品，当中一个玻璃柜摆着彼此写给对方的情书。蒂娜于1896年生于意大利的乌迪内（Udine），跟随家人移民到美国旧金山。成年后搬到洛杉矶，在那里遇到了富于影响力的美国画意派摄影家爱德华·韦斯顿。那时她25岁，他比她大10岁。1921年在墨西哥，蒂娜是爱德华的学生、缪斯，以及由迭戈·里韦拉（Diego Rivera）掌控的艺术圈引导者。回到美国之后，却是一切都变了。爱德华烧掉画意内容的底片，开始拍蔬菜、灰狼岬的岩石以及浴室等题材。

    这个展览把两人在墨西哥的爱情与艺术，以缠绵悱恻的书信及动人的影像做了最浪漫的呈现，观之令人动容。

    卢西恩问我们感想如何，我们据实以告：“太好了！你的辛苦是值得的。”他耸耸肩，做了一个“小case”的表情，说：“还有的忙咧！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世界各地都有朋友来。我一下子法文，一下子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头都快昏了！”

    说着说着，几位达官贵人和一群新闻记者风一样地走进来参观。效率专家卢西恩一边挥手招呼客人，一边掏出他的名片，在上面写了几个字，让我们到摄影节接待处去办贵宾证。有了那张证件，我们就可在所有场合通行无阻，并参与限制人数的集会。

    大会登记处组织得非常好，所有与会者因身份不同（摄影者、记者、杂志、美术馆、艺廊、参展者、赞助者……）而取得不同颜色的证件。证照现场拍摄，加上头衔、姓名在计算机上处理好后，直接由打印机输出，再每人发给一袋厚厚的资料。由于我们的资料袋里被多放了几张晚宴邀请卡，使我们有幸见到了一些心仪已久的摄影大师。

    参展的摄影大师通常会出席自己的展览开幕，之后就尽可能地躲起来或提早离开，因为在这里他们就像超级巨星，走到哪儿都会引起一阵骚动，到处被人包围、追逐。

    抢镜头和躲镜头的都是拍照的，围观的也是摄影工作者。这种情景坦白讲，除了滑稽、荒谬，还令人有点不自在。每个人都可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突破重围或争先恐后抢镜头的表情、动作，而那一面通常是极不可爱的。

    爱流浪的考德尔卡

    摄影节的开幕晚宴非常盛大，丰盛的自助餐露天设在古罗马剧场里，各种餐点奢侈地摆满由十几张长桌拼成的长龙上，桌面所有空隙都被酒类和其他饮料占据着。在摄影节的全盛时期，活动经费多到吓死人的主办单位，就像电影中描述的古罗马君王一样，慷慨地怂恿宾客们狂食纵饮。而周遭那古罗马遗迹的圆柱与残垣断壁，还真让人有时光倒转的错觉。

    普罗旺斯的夏夜，天空仿佛永远不会暗，夜越深，天空就越蓝。在一根石柱后面的草地上，一个人孤独地盘腿而坐，很认真地吃着瓷碟里的食物。他一头乱发，满脸络腮胡子，一件脏脏旧旧的草绿军服夹克--不正是一向不轻易露脸的摄影大师约瑟夫·考德尔卡（Josef Koudelka）吗？没错。我们趋前致意，他举杯点头微笑。

    那时我们的摄影家出版社才刚出版了法兰克·霍瓦特（Frank Horvat）的《摄影大师对话录》（Entre Vue），里面有一篇考德尔卡在近20年来所接受的第一次专访。我们的话匣子由此打开，他态度和蔼，话却很少，微笑、聆听时居多，不知是害羞还是懒得搭讪。

    传闻中的考德尔卡，生活方式就像自己一辈子最钟情的摄影主题--吉卜赛人一样，随身带个睡袋，四处流浪，处处为家。一辈子粗茶淡饭的他，从来就是只愿为自己的兴趣而拍。许多欧洲朋友提到他，在赞叹其苦行僧式的工作精神之余，也会加上一句：“脾气的古怪也相当少见！”

    当他结婚时，大家都以为他的生活会开始正常了。没想到，当女儿长到六七岁时，他还是离婚了。平常跟着母亲生活的小女儿，那年也在阿尔勒跟他相处了几天。

    在1985年出版的《当代摄影大师》一书中，我写过一篇有关考德尔卡的文章。那时的我还没去过欧洲，对考德尔卡的了解全来自于他的《吉卜赛人》摄影集以及瑞士CAMERA杂志以他为专号的那一期。关于他的文字资料只有一篇，是他在还没成为国际知名人物前，于祖国捷克所接受的一篇采访。

    由于他的个人资料不足，我把撰写这篇文章的角度偏重于影像的开创性。在新闻摄影史上，考德尔卡可说是新一代的宗师--他的照片戏剧性强烈，再平凡的人于他的镜头之中，都会将一生的尊严在刹那间放出光彩。

    那一届的阿尔勒摄影节并没展出考德尔卡的作品，倒是在临近的小镇尼姆（Nimes）有个会外展，展示着他的“吉卜赛人”系列。此展览加入了一些很少曝光的作品，因此吸引许多人搭乘主办单位安排的大型游览车前往。

    考德尔卡在我心中一直有很特别的分量，在阿尔勒能见到他本人，对我的意义极大。

    出尽风头的萨尔加多

    在同一年，我们也有幸见到了另外一位大师--红极一时的萨巴斯提奥·萨尔加多。

    原籍巴西的萨尔加多是那年摄影节最出风头的人，作品《另一个美洲》自然也是当届的重头戏。那充满人道精神的摄影作品被布置在一所教堂里，让悲天悯人的影像更富宗教意味。

    十年前，摄影圈还没他这号人物，但如今他的气势与声望已远远超出了一些前辈大师。在阿尔勒期间，只要他一出现就会引起骚动，接着人潮就会朝他涌去。

    50岁不到的萨尔加多头发稀白，看起来比实际岁数要大。他美丽的夫人蕾丽亚和10岁的智障儿总与他形影不离，看得出家庭生活相当幸福。蕾丽亚的能干是出了名的，她不但是萨尔加多所有影集的图片编辑，也是所有展览的组织、营销者。萨尔加多的成功，蕾丽亚居功甚大。

    萨尔加多也是个话不多的人，几乎所有问题都由身边的夫人代答。他最常做的事，就是摸摸儿子的头，或是蹲下来跟儿子聊天。观察他和爱儿之间的关系，可以了解他作品中那股救赎的力量来自何处。

    那时，大家都已听说了萨尔加多伉俪正在筹备一个大型展览，名为“工人”，计划庞大，全世界从事不同行业的劳工阶级都会被尽可能地呈现。社会主义意识极强的萨尔加多，拍这个题材真是再适合不过了。

    两年后，这个数百张作品的大型展览和同时出版的专书果然轰动一时，令全球摄影界大为折服。萨尔加多的事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同时也离开待了多年的马格兰图片社，自立门户，由蕾丽亚一手负责将他的作品推广至全世界。

    在这个展览的筹备期，我们和蕾丽亚通过几封信，获得她的同意，把台北列入未来“工人”世界巡回展的一站。谁知把线牵好之后，却因为公家单位做事拖拖拉拉，硬是把千载难逢的一个好展览弄得不了了之，想到就令我扼腕！

    重受肯定的马丁·昌比

    摄影节的展览实在是太多了，短短几天，即使是走马观花也不容易。影像多到某个程度之后，会觉得眼睛都看疲了、看伤了。

    老实说，除非是特别强的作品，一般展览很难让人留下任何印象，目光扫过，几乎不会有任何感觉。到最后，甚至会让人想逃避这些铺天盖地的影像，只想看天空、水面或单纯的风景。当然，像我们这样认真观赏的人不多，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展场水泄不通，但更多展场却门可罗雀的原因了！

    此时回忆，在这么多的展览当中，也只有几个依旧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重新受到肯定的秘鲁摄影家马丁·昌比（Martin Chambi 1881-1973）的作品。

    摄影节是这么推介这个展览的：

    昌比的作品是非凡的。在他身后，约有18000件照片被登录，其中的11000张是玻璃版。以他在世的年代而言，这数字是很惊人的。昌比的摄影焦点是秘鲁，更确切地说，是个叫库斯科（Cuzco）的地方及其周围地区。从1920到1950年之间，昌比完整记录了一个年代的风俗、建筑、景观与秘鲁民众的日常生活。

    昌比的工作室也是传奇。这位“光的手艺人”和林布朗的仰慕者，发明了氛围光新的清晰度。他不断实验自然光与人造光的密度，用镜头捕捉了库斯科社会的每一个阶层。

    热爱大自然，且深深地被土著文化所吸引的他，曾踏勘印加帝国（Inca）活跃的秘鲁安第斯山区。身为印第安人后代的他，在揭露奎其瓦印第安人（Quechua Indians）过去与现在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为其辩护。

    这位孜孜不倦的摄影家把明信片也引进了他的国家。这个世界正是经由他制作的明信片而得知在20世纪交接的年代里，有关库斯科与马丘比丘（Machu Picchu）的种种资料。

    1950年的一场大地震摧毁了这个区域，使这位快活而狂热的人为之绝望，进而逐渐放弃了摄影。马丁·昌比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最早的摄影家之一，遗留给人类异乎寻常的艺术与文化遗产。

    记得第一次看到昌比的作品，是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卡塔鲁那自治区。当地的文化部出版品展示中心有一本刚出版的马丁·昌比摄影集。尽管我一向有广泛收集世界各国摄影集的习惯，但这个名字却从来没听过。他的作品，当下就令我极为震惊之极！

    有时候，一个人诞生的地方不对，命运就会很不同。像这么了不起的摄影家，若是生长在欧美，早就集四方荣耀于一身了。但身为秘鲁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若非那年阿尔勒摄影节的重点放在中南美洲，昌比的作品不容易有机会在国际舞台如此隆重地亮相。

    魔幻写实摄影家伊托碧黛

    另外还有一位我心仪已久的墨西哥女摄影家格拉谢拉·伊图尔维德（Graciela lturbide）的作品回顾，也令我回味再三。

    生于1942年的伊图尔维德原本是建筑师，曾担任墨西哥具影响力的摄影家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布拉沃（Manuel Alvarez Bravo）的助手十年，在该国摄影界有领导地位，也是当代摄影家中最专注于新闻摄影的人士之一。

    她所拍的有关墨西哥日常生活的照片，焦点放在仪式以及基督教偶像崇拜的混合上，叙述既是天使又是乞丐的孩童故事，以美洲大陆文学中常见的“魔幻现实主义”（magic realism）手法处理现实世界。

    同样的脉络出现在她对死亡仪式，和前巴拿马总统托里霍斯（Torrijos）的友谊，移民旧金山的“丘罗士”（Ghulos）墨西哥人的故事，以及她和墨西哥女性的同胞情结上。

    伊图尔维德一直是我上课必介绍给学生的一位风格强烈的摄影家。她的作品有一种紧张的气氛。人物和环境、光线和景物、事件和时空都充满矛盾的关系，好像在她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现在、过去与未来都同时存在于她所选择的画面里。

    在当今全球众多摄影家中，格拉谢拉·伊图尔维德是作品极容易辨识的一位。有机会看到她的原作，原先的敬佩之情又加深了许多！

    塞尔希奥·拉腊因的“瓦尔帕莱索”

    值得一提的，还有智利摄影家塞尔希奥·拉腊因（Sergio Larrain）的展览“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

    环绕南美洲南端海岬（Cape Horn）的所有船只，在横过麦哲伦海峡（Strait of Magellan）时，从船上发出来的第一个呼叫声就是“瓦尔帕莱索”。瓦尔帕莱索是一个港口，经过几个月不确定的航行后，水手在此爆发他们对生命、酒精和性的渴求。

    塞尔希奥·拉腊因刚开始拿相机就是在这里拍照的；1957年发表的《女孩们下楼来》，就是他那特殊风格所呈现的第一个成果。

    拉腊因于1959年加入“马格兰”，并决定与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合作一本有关瓦尔帕莱索的书，但此书从未完成。

    拉腊因全神贯注地拍摄这个城市，让瓦尔帕莱索白天与夜晚的美毫不设防地展现。摄影家自己也因此而得到解放。他用“手里握着的长方形”捕捉了若不是他，我们就无法看见的现实片断。这些自由的表达有时会使人不安，却也最能为拉腊因的凝视下定义。

    拉腊因的照片粒子很粗，拍照的方式也很即兴，构图更是不按常规，大部分都是利用大广角镜头，将近景和远景的透视感做不合理的夸张。尽管身为“马格兰”的一员，他的作品曝光率却非常低，低到令人不晓得他是“马格兰”成员。

    为了这个展览，他终于为瓦尔帕莱索出了开本小小、薄薄的册子。从外观看来，实在很难令人相信那是本摄影集。然而，展出的每张作品都被放得很大，原先那种粗糙的粒子被加倍强调，使画面里的海港景色弥漫着一股令人眩晕的氛围。

    在那届阿尔勒摄影节，拉腊因的作品并没引起太大的注意。即使是一个最具声望的图片经纪社旗下的优秀摄影家，没有其他方面的配合，也很难在世界影坛上崭露头角。

    希望与失望交杂

    跟每位来到阿尔勒的人一样，在参观展览之余，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大同小异的人生戏码在上演，自己有时也不由自主地成了某出戏里的龙套。

    在阿尔勒，摄影是艺术，是文化，是理想，是生活方式，但也是商品。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摄影节已存在了二十几年，而在现代社会之中，任何没有商业价值的事物，即便能生存，要壮大、持久也是极为困难的。

    很多摄影者头一回来到这儿，几乎立刻就会兴奋不已，热情一触即发。周遭的一切，除了摄影还是摄影。在这世上，还有哪里比阿尔勒更让自己有归宿感？

    然而，在看到太多同行使出浑身解数，以求媒体、画廊或经纪人青睐时，会不会很快就凉了半截？在看到那么多的好照片就像市场里的番茄、青椒一样摊在那里任人检视、批评，内心会是如何地惶然？在下定决心把自己的心血拿出来亮相时，是否挺得住在整个过程中遇到的有形无形的屈辱与折磨？

    有位看来蛮活跃，对我们也很友善的美国人，有次聊起来，幽幽地表示：“我第一次来阿尔勒时，完全不能适应这里的生态。准备好的作品，到后来一件也没拿出来。”

    “但是，”这位乐观、坚强的年轻人接着说，“从第二年起，我就有备而来了。现在，所有的游戏规则我都清楚了！”

    我们后来注意到，在短短的会期里，他几乎不放弃任何机会跟可能对他有帮助的人接近，勤奋地出现在每一个重要场合。不晓得他是否成功地为自己争取到了发表或销售作品的机会。

    记得我们曾问过一位摄影博物馆馆长对阿尔勒摄影节的看法如何。馆长还没开口，他那直率可爱的夫人便说：“要是没有那些拍照的，一切就太完美了！”

    全盛时期的阿尔勒，把在摄影领域寻求机会的人从世界各地吸引而来，混杂在这个大缸子里各取所需。拍照的人毕竟比媒体、机构的数量超出太多太多，素质也不一。这对和蔼的夫妻表示，当年与会阿尔勒摄影节，整个会期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应付不完的摄影者。在他们坐着、站着，甚至走着的时候，都有人拿作品前来求教，搞得他们不堪其扰。

    市中心一个叫FORUM的露天咖啡座是许多与会人员歇息的地方，而阿拉坦旅馆（Arlatan）中庭，就是后进拿照片请前辈指教之处。这也是摄影艺廊或经纪人发掘新秀的场所，在摄影节期间，俨然成为一个各方人士的交谊中心。

    来自西方的穷摄影家们，攒了旅费来到阿尔勒，晚上窝睡袋，白天啃面包，追求的就是那鲤鱼跃龙门、一步登天的传奇。在那里，许许多多等待被发掘的艺术家，尤其是第一次来的，或是危机感特别强的，没头苍蝇似的见到队伍就排，看到人群就钻，有时甚至搞不清楚打交道的对象，就急急忙忙地展开邀约。

    大牌摄影师自然老神在在。他们是摄影节的熟面孔，住最好的旅店，上最好的馆子，和老朋友把酒言欢，和同行交换市场情报，从容自在地谈几笔新生意，交几个新朋友。他们携家带眷地来度假，时时沐浴在艳羡的目光之中，给初出道者提供了“有为者亦若是”的丰富想象材料。

    视觉冲击与现实冲击

    在幻灯片放映会方面，当届一共有6场，共放了12个节目。内容并不拘于“发现”或“美洲”，“向罗密欧·马丁内斯（Romeo Martinez，1911-1990，瑞士CAMERA杂志前主编）致敬”“科学与摄影”“撒切尔时代”“医疗无国界”等，都是其中的节目。

    大部分节目其实都已不再纯粹表现摄影。照片在此成了多媒体的一部分，放映节奏及背景音乐喧宾夺主，所有影像在如此搭配之下，都变得零碎而片断。观众接受着一幕幕的视觉冲击，早已把影像的内涵抛诸脑后。

    我们并没有观赏每场晚会，仅参加的两场，都被卢西恩硬安排到第一排与他和市长等贵宾同坐，很让我们见识了他的霸气跟在阿尔勒呼风唤雨的本事。

    卢西恩办事能力之强为摄影家中少见，人更是聪明得不得了。26年前，他与其他几位先生一手策划并创立了阿尔勒这个摄影王国，将摄影推向市场大众。他深谙各种公关造势之道，也熟稔一切市场通路，在摄影景气好的时候，吃香的喝辣的，风光了好些日子，但也不免为自己树立了一些敌人。

    有一天看完晚会，我们信步随着卢西恩到附近他家里小酌一杯。那位年轻的美国摄影家也带了两三位同伴靠过来，想借着一路上跟我们聊天，顺势也混去卢西恩家。

    我们早知他想结识权大势大的卢西恩，却也不想点破。没想到行至克宅，卢西恩先让我们进去，转头对其他人说：“对不起，你们没被邀请！”然后就毫不客气地把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或许这也是“摄影节文化”的一部分，却让我们的心中百味杂陈！

    点石成金的莱博城

    在阿尔勒那几天，卢西恩虽忙得不可开交，但依然极尽地主之谊。除了邀请我们去他家的私人晚宴，还开车带我们去莱博（Les Beaux de Provence）以及毕加索生前常去创作陶艺的一个窑场。此外，生平第一次见识的斗牛，也是那年他请我们在阿尔勒古竞技场看的。

    莱博是一个不能不提的妙地方。小城坐落在两百多米高的岩脊上，公元前5世纪居住于此的凯特人将之命名为Bau，意思是普罗旺斯的陡峭岩石。据说，其北方的地狱谷（Val d’Enfer）就是触发但丁写《神曲·地狱篇》之处。

    它曾是要塞，但于12世纪被废弃。19世纪中叶，有人在那片光秃秃的山头上发现铝土矿，经过长时间、大面积的开采，矿土于20世纪末完全耗尽。世代在此落脚的十几户居民，只有靠凿山挖壁卖石块营生，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有一天，石头城来了个“点石成金”的活神仙，竟让这些人家全成了大富豪。

    这一点也不是神话。活神仙是位极有创意的建筑师，取得居民的信任后，他把所有采石场做了一番规划。石头尽管挖了朝外卖吧，可怎么挖就有讲究了，必须照建筑师的规划挖。

    就这样，一边挖一边变出了一座教堂，一边凿一边创造了一座歌剧院……接着，酒窖、餐馆、咖啡厅等也慢慢成形--统统都是从岩石山中挖成的。

    深邃辽阔的空间令人心旷神怡，既古典又现代的格局令人着迷。最优秀的音乐家和表演艺术家在此演出，一流的多媒体秀在此上映，顶尖的厨师在此献艺……观光客络绎不绝。光是停车场的收入，就能让地主笑花了脸。

    我们那天到这里已近傍晚，由于当晚卢西恩要在家开派对，不能多逛，只能领着我们在城郊走走，同时听他叙述莱博如何脱胎换骨的故事。同行的还有两位来自南美的乐师和歌手，卢西恩替主办单位把他们邀请来，在其中一天的晚会中表演。

    走着走着，来到一个竖着两三座石墙的空旷采石场。远看还以为这里面一堵堵的石墙都是大石块堆成，走近才晓得，每堵墙都是石山的一部分，巨大的墙面是经过一大方块一大方块凿取、切割后的面貌。

    天高气爽，头顶蓝天白云的我们，仿佛置身于古希腊的废墟之中。那位年轻歌手一时兴起，爬上一面平坦有如舞台的石块，张开双臂，引吭高歌了一段优美万分的歌剧。靠坐在石堆之中的我们，聆听着有如天籁的歌声，恍惚之间，分不清自己是在普罗旺斯还是外星球……

    临别祝福

    当天晚上，卢西恩在家里大宴宾客，总共请了三四十位他的老友或与业务有关的各路神圣。其中包括法国文化部官员、柯达美国和法国总裁、意大利出版集团老版、德国“科隆摄影博览会”创始人、“马格兰”总裁等。

    卢西恩是个品位极高的人，家中布置自非等闲，又大又舒适的屋子里，除了典雅的家具外，还放满了艺术收藏品。触目所及，全是世上名气响亮的画家、雕塑家的作品。光是毕加索的画、雕塑与陶艺，客厅里就有好几件，因为毕加索在世时，是卢西恩二女儿的教父。

    卢西恩说，他拥有的所有艺术品都是人家送他，或是他用自己拍的照片与艺术家本人交换的。艺术无价，在这儿的确可以得到佐证。想想看，照片可以换到毕加索、夏卡尔的原作啊！怪就怪在，墙上未见任何摄影作品。

    自助式的晚餐是在二楼中庭的院子里摆开来的。主人特地请了一位摩洛哥厨师烹煮摩洛哥美食--小米和羊肉、烤鸡等。看得出来，克府经常宴客。贵妇模样的卢西恩夫人与两个貌美如花的女儿，优雅至极地穿梭在客人之间，举手投足、言语笑容之间，分寸掌握得分毫不差。吃喝，谈笑……那一夜就在主、客都非常尽兴的情况下圆满结束。

    隔天，也是我们在阿尔勒的最后一天，卢西恩招待我们和意大利摄影家佛朗哥·丰塔纳（Franco Fontana）与几位其他友人看斗牛。皮肤晒成古铜色的丰塔纳热情豪爽，夫人是典型的意大利美女，时髦艳丽。他的摄影事业非常成功，是来阿尔勒朝圣的年轻人的偶像。

    阿尔勒的斗牛表演，情形大致与本书之前描述的塞维利亚斗牛相同。只是阿尔勒的场面比塞维利亚更华丽，噱头较多，带给我们的震撼也更大。毕竟，在此之前，我们只从电影上看过斗牛，拍得再逼真，与令人战栗的现场终究有差距。

    那生平所看的第一场斗牛，令我们极为不忍，还没终场就先行离去。和卢西恩打招呼时，他正拿着相机在场子里跑来跑去地抢镜头，笑呵呵地与我们挥手，银白色的头发在金色阳光下飞扬，看来十分可亲。在创作中的他，显得单纯又快乐。

    聪明绝顶、精力充沛的卢西恩非常精干，又非常复杂，在台北和阿尔勒看到的他，时而感性，时而理性，时而热情奔放，时而冷酷异常，时而温柔细腻，时而犀利跋扈，变化快得让人跟不上。想到他来台北时，曾跟我们谈及童年时期与寡母相守的贫苦和青年时期形单影只地力争上游……

    在阿尔勒的所闻所见，让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能力，同时，衷心希望他会有个福厚的晚年，不必永远都像陀螺一般地在名利的圈圈里打转。

    再访阿尔勒

    尽管阿尔勒国际摄影节的影响力逐年减低，但她带给全世界摄影人士的影响和启发都是不可磨灭的。

    拍了20多年照片的我，第一次去阿尔勒时，特别关心摄影者的处境，也很能体会他们的心境。没想到第二年再去阿尔勒，我成了个办杂志的人，并且配合当届摄影节，出了一本专刊（《摄影家》杂志No．3“Arles‘92特辑”）。世事变化，我们第二次再去阿尔勒，观察事情也有了不同的角度。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阿尔勒所经历的事情，就和上-次大不相同了。上一回是观察、玩耍的性质大，这一回可是结结实实来干活的。

    筹备阿尔勒摄影节专号

    决定做这本专号时，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幸好，我们驻巴黎编辑法兰克·霍瓦特（Frank Horvat）是个效率奇高的人，同时也拜传真机以及国际快递服务所赐，让我们在短短两个月之内，不但把杂志编好、印好，还空运了1000本去阿尔勒摄影节会场。除了作为摄影节的公关刊物，也是我们这本杂志在国际上的正式露脸。

    现在回想起来，那阵子的忙碌与紧张，真是和打仗没什么两样。

    摄影节的公关处在巴黎，从他们寄来的资料显示，那一届的摄影节并无特定主题。此外，所展出的内容也比上一届要逊色。我们得到了充分配合，可以自由按喜欢的方式编这本专号，不必迁就主办单位。考虑之下，我们采用了当届最受瞩目的三个大展为素材，作者包括已逝的西班牙国宝--荷西·奥尔蒂斯-埃查圭、英国新闻摄影的重量级人物唐·麦库林（Don McCullin）以及英国年轻一代摄影家中蹿红极快的马丁·帕尔（Martin Parr），此外，再加上那时还在世的台湾本土摄影家张才，以及大师威廉·克莱因的专访与作品。

    作业初期，外国人对智慧财产权的保护周到，着实让我们手忙脚乱了一阵子。首先，埃查圭的家属只愿意让大师的作品在阿尔勒展出，不允许媒体披露。因此，纵然我们已有从其他渠道得来的高质量作品复制正片，也不能使用。幸好巴黎“观察图片经纪社”（Agence VU）的总裁克里斯蒂安·柯若勒（Christian Caujoll）费尽千辛万苦，及时取得埃查圭50张影像的代理权，这也使我们的刊载计划露出了曙光。

    柯若勒很愿意让我们使用这些照片。问题是，我看中的好几张精彩作品都不在这50张范围之内。虽然求好心切，想呈现埃查圭最好的作品，无奈一再努力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只有就这50张影像重新挑选、编辑。更可惜的是，图片社寄来的复制作品，质量不是很好，但迫于时间逼近，也只有无奈地用了。

    唐·麦库林的情形也很特殊。他在几十年的摄影生涯里，所拍的照片都一定要由自己亲自放大。在暗房里的他就像修道院的僧侣一样，进行的不只是技术工作，还是心灵苦修。他放照片的速度很慢，直到摄影节逼近都还没放完展览照片，更别提给媒体的制版材料了。

    最后，在“联系图片经纪社”（Contact Press Image）总裁罗伯特·普莱奇（Robert Pledge）的协助下，在巴黎所能搜罗到的麦库林作品用快递寄给了我们。打开包裹时，我真是感动极了，因为每张照片都是展览尺寸，用的是百年保存的纤维纸基相纸，而不是一般专供印刷用的制稿照片。由此可见，我们的杂志是如何被国外的专业人士看重。

    马丁·帕尔的材料比较好解决。他是“马格兰”的储备会员，跟总部接洽后，非常适合印刷制版条件的复制正片，很快就由快递寄达我们手中。

    《摄影家》风头健

    一切安排妥当。等我们到阿尔勒时，法兰克和夫人维荷妮克已经在等我们了。爱摆派头的法兰克为我们两对夫妻订的是既不舒服又昂贵的“阿拉坦”（Arlantan）旅馆。“因为，最重要的与会人士都住这里。虽然贵了点，可是联络事情方便！”

    阿拉坦是由古迹改成的，在摄影节期间不但一房难求，店家还会挑客人。传统上，阿拉坦提供的露天中庭与后院，会作为摄影节各方人士的交谊场所。在这儿，初出道的摄影家捧着照片来求教，媒体机构与经纪人则是趁机物色新秀。在摄影节期间，阿拉坦俨然就是个小市集。投宿这儿的确很神气，不过，不得安宁之感也油然而生。

    抵达阿尔勒那天已是摄影节前夕，一见面法兰克就告诉我们，航空货运寄送的杂志、海报都已安然抵达，只等派送。主办单位的所有人都忙得人仰马翻，不能提供任何支援，我们一切得自求多福！

    法兰克不但是极优秀的自由摄影师，也是写文章的一把好手，组织和执行能力更是没话说。在我们的招待之下，他带着夫人来为杂志做公关、找材料；在为我们翻译之余，也顺便为自己接洽几件工作。以法兰克在法国摄影界的声望与资历，自然不能要求他放下身段与我们一起干活。

    好在上回来过，一切不陌生。内人和我领着那时才11岁的儿子，一家人赶紧开始部署。

    首先，所有杂志得送交大会的印刷品控制中心，由他们统筹分发到各展览据点、书报摊。我们徒步徒手把一箱箱杂志搬到几条街外的收书地点，然后走遍阿尔勒的大街小巷贴海报。由于海报讨喜，经常前脚贴完，后脚就被人撕走，搞得我们又要补贴。一路上不时有年轻人跟我们要海报，我们也欣然地送出一张又一张。

    上次见过的熟面孔再度出现在街头。欧洲人旅游方便，不需办任何手续，就可像在自己国度那样随时出入他国。很多摄影人干脆把每年7月到阿尔勒当例行度假，在摄影节期间看到的欧洲人比美洲人多多了，亚洲人寥寥可数。

    当年去阿尔勒的东方人很少。1991年，除了我们，只有几位日本人。第二年去，黄种人就多了些，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七八位韩国摄影者。他们携带作品组团而来，由一位住在巴黎的韩国籍女士当翻译和经纪人，颇有计划地带着他们推销作品，只是看起来效果不彰。另外，我们也遇到了几位由台湾去的留法学生。

    我们的杂志很快吸引了与会人士的注意，看到许多外国人手里拿着《摄影家》在翻阅，感觉真是好！消息传得很快，走在小街上，开始感觉人们朝我们指指点点，有时跟人聊上几句，他们就会好奇地问：“能办这么精致的杂志，一定是有企业在背后支持吧？”我和内人听了，就乐呵呵地互指彼此是“那个大财团”！

    之后在阿尔勒的一个礼拜，我们成了很多摄影者追逐的对象，也被一些外国同业另眼相看。也难怪他们会如此惊讶，听朋友说，欧美各国工会力量强大，拍照的不能编辑，编辑的不可设计，设计的拒绝督印，督印的不撰文，撰文的毫无可能搞发行、找广告。像《摄影家》这样的杂志，少于三十个职员办不了。

    有一天，法兰克笑花了脸，说：“法国文化部摄影文化遗产保存局（Mission du Patrimoine Photographique）的局长皮埃尔·博诺姆（Pierre Bonhomme）来找我，他对《摄影家》大为激赏，希望跟我们合作一期专号。此人平常架子大得不得了，在巴黎想见他一面很不容易，没想到现在他自己找上门来……”

    博诺姆举止优雅，学养丰富，是十足的法国知识分子及官场人物。我们跟他在巴黎碰了头，信件和传真来来往往一年后，在《摄影家》第13期推出了《法国文化部摄影文化遗产保存局》专号。替摄影机构和媒体牵线，正是摄影节宝贵的功能之一。

    被GAMERA杂志当成对手

    又有一天，法兰克忧心忡忡地说：“CAMERA杂志的老板阿谢和总编辑布什要跟我们定个约会，来意不善，认为我们杂志的风格与他们太像，想谈一谈如何避免造成竞争局面。”

    对于这点，我们倒不像法兰克那么紧张，甚至还有点受宠若惊。话说阿谢先生可是拥有一个出版集团的大老板，旗下除了CAMERA和PHOTO两本摄影杂志，还有体育杂志、妇女杂志等多种媒体，影响力之大，资金之雄厚，自然不在话下。

    我们跟他比起来，就像是小虾米跟大鲸鱼。直到现在，老板加员工，最多时也不过六七人。努力办杂志之余，还得兼做一些器材小生意，才能勉强打平收支。

    法国CAMERA杂志是英、法双语对照的季刊，承袭了历史悠久、已停刊的瑞士CAMERA杂志的精神，对选材、编辑、印刷和制作的严谨，一向受到我们尊敬。自1984年CAMERA创刊以来，我就一直是忠实订户，怎么也没想到，我办的杂志会被他们当成“假想敌”。

    大出版商住在HOTEL FORUM，约会定在泳池畔的水果吧，时间是下午3点。我们准时到达，法国人却故意让我们等了半个多钟头。陪在一边的法兰克如坐针毡，一方面拿我们好处该替我们办事，一方面又怕得罪法国出版界的大亨，半包香烟被他抽得精光不说，空烟盒也被他揉得稀烂。

    阿谢和布什还带了一个业务单位的职员。一见面，他们就单刀直入：“我们认为《摄影家》抄袭CAMERA，要是你们只在华人地区发行也就算了，现在跑来法国抢市场，是我们所不允许的。”

    我听了顿时火冒三丈，不假颜色地立刻反击：“我们完全是自己邀稿、自己编的杂志，取材跟你们毫不相同。你们有你们关心的范围，我们也有我们努力的方向。我要做沟通东西方摄影世界的桥梁，跟你们光注重西方摄影表现是很不一样的。要说相同，只有开本类似，纸张磅数差不多，印刷品质一般考究。在世界任何角落，都绝不会把这些视为抄袭。”

    之后的唇枪舌剑，我们是一步也没让。等不及法兰克支支吾吾地做英、法翻译，我们干脆直接跟对方讲英文。法国人的毛病就是明明懂英语，可是碰到外国人却偏偏只讲法语。

    各说各话的谈判当然毫无交集。临散会之前，我的一句话又让他们气得脸红脖子粗。

    他们提议卖我们版权，授权我们做CAMERA的中文版。我马上杠回去：“《摄影家》的水平已经超越CAMERA了，我干吗要帮你们做中文版？”

    又少了一本好杂志

    整场谈判记忆犹新，两三个月后，却听到阿谢先生发生财务危机，积欠印刷厂一大笔债务无力偿还，宣告破产。CAMERA转手他人，再出几期后停刊，前后共39期。

    这本优秀刊物的结束，非但没有让我们高兴，反而越发有孤独之感。在市场越来越狭窄的严肃摄影领域，只要有人继续坚持下去，就是一股力量的存在。哪怕力量再微不足道，也总是一脉香火的延续。

    CAMERA的弃守又再次证明，全球的精致文化已被通俗文化压榨得没有多少生存空间了。在这越来越没胜算的战场里奋斗，每位同志的阵亡，都像是对其他人的预警：下一个也许就是你！我们深深替CAMERA惋惜，也终于能了解，他们当时想替杂志找出路的无奈。希望有朝一日，CAMERA这可敬的先行者能够复刊。

    布什在离开他与克劳德·诺希所创办的CAMERA后，曾经替水之堡摄影艺廊做了一年展览策划。1994年9月我在水之堡的个展举行开幕时，他也刚好在场。以前有的那点不愉快已经冰释，后来他还替《摄影家》写过文章。

    令人敬佩的摄影人

    唐·麦库林和马丁·帕尔都跟我们住同一家旅馆，在吃早餐时经常碰面。

    麦库林是个非常害羞的人，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在最角落里用餐。我们只有在第一次见面时多聊了一会儿，平时也就不去打扰他，只是远远地跟他点头打个招呼。用完早餐，他会找个地方避开来，如果有人去找他，他也多半三言两语地就结束谈话，对方也就知趣地告退。

    麦库林是位极让人尊敬的摄影家。在我们出版的那本《摄影大师对话录》里，他跟法兰克谈到数十年战地记者生涯的心境，至情至性表露无遗。我在第一次读到那篇文章时，怎么也忍不住眼泪。

    马丁·帕尔和唐·麦库林都来自英国，但两人的作风却截然不同。年轻的马丁几乎总是往人多的场合钻，在待人接物时遇强则弱、遇弱则强，毫不含糊。他也随身带来一些尺寸超大的作品海报，四处张贴。我们的海报算是贴得早了，可是每个最佳位置几乎都被他捷足先登了。

    这些摄影海报是英国政府所办的一个别开生面的展览的一部分，曾张贴在英国全境的地下铁、公交车站等交通繁忙之处。这些作品因调侃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品位，而使马丁·帕尔大大地出过一阵风头。这位青年才俊也因此而显得趾高气扬，架子比前辈还大，看起来不可爱。

    其实，摄影圈有时也跟演艺圈差不多。即使实力不甚坚强，也可能因题材讨好或包装得当而使一位摄影家突然受瞩目。于是乎，经常可见一些摄影师在当红时不可一世，过了没多久却再也不被提起。而那些经年累月为理想付出、苦守岗位的摄影家，却永远能用作品感动无数人与他们的子孙。

    有一天，我们看到麦库林破例跟一位女士聊得比较久，看来像是旧识。法兰克说，那是考德尔卡离婚不久的太太吉尔·哈特利（Jill Hartley）。哈特利看起来纤细而敏感，因长住欧洲而显得比较含蓄，不太像美国人。

    我看了她的一些作品，发现她照片拍得非常好。前夫名满天下，知道她的人却不多。率先肯定知名度不高的优秀摄影者，一向是《摄影家》的编辑政策，因此，我也跟哈特利订了约会，回巴黎之后再细看她的作品。在巴黎碰头，让我感慨良多，即使谈公事，她也把女儿带在身边。由于要赶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还搭了她一段便车。

    许多摄影家都是生活拮据的。上了哈特利那辆破旧的小货车，我们才发觉根本没位子坐。小女儿蜷缩在前座睡着了，后座塞满了帐篷、睡袋和一些杂七杂八的露营用具。这景象说明了她生活与工作的方式。几乎和考德尔卡一样，她四处奔波，到处流浪，只不过同时还得照顾小孩。尽管如此，她对摄影的热情依旧不减。

    哈特利和考德尔卡为何会离婚，我们不得而知，但想来在天才身边生活并不容易。我很高兴将哈特利最好的一个摄影专集--她前后花了将近十年时间所拍的《波兰》在《摄影家》第11期（1993年12月）发表。在同一期介绍的柯特·里克特（Curt Richter）、威廉·罗普（William Ropp）以及在第5期（1992年12月）介绍的布鲁斯·基顿（Bruce Gilden）都是那年在阿尔勒碰到的优秀摄影家。

    在阿尔勒找机会的年轻摄影家，实力强的非常多，当然水平有限的也不少。我们没有耐着性子发掘更多人才，主要是因为头几天实在是看得太多了，多到感觉影像泛滥成灾，以至于后来有人要求订约会，我们就想开溜。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佩服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的摄影部主管让-克劳德·勒马尼。他有无比的耐心与奉献精神，不管再忙，每年都会抽空来阿尔勒，从早到晚坐在阿拉坦后院走廊的一个角落里，戴着白手套，不厌其烦地给排着长龙来求教的摄影者意见。面前的长桌摆着一壶水、一个杯子，讲到口干舌燥、声音沙哑，他就匆匆灌几口水，继续上课。

    整个上午不间断地看几个钟头的照片，我早就眼花缭乱，头疼得不得了，他却一连好几天下来，仍然显得甘之如饴。这不只需要体力好，还得有圣人般的心肠才办得到！

    卡马尔格牧场午宴

    摄影节的所有活动，最有娱乐效果与不能不提的，就是鸟类学家、慈善家卢克·霍夫曼（Luc Hoffmann）夫妇的邀宴。每年他们都会邀请约200位参加摄影节的来宾，到他们在近郊的产业卡马尔格（Camargue）牧场享用一场别有风味的盛会。

    地点偏远，没有公众交通服务，因此请帖上印有详细地图，以便受邀宾客开车前往；我们那两年也都是搭朋友的便车。方圆几十公里之内不见人迹，空旷的原野当中搭起一大片遮阳棚，棚下一排一排地摆满几十条长木桌和更多的木凳，棚外不远处有临时露天厨房与一个简单的吧台。远远望去，整个场景除了野趣之外，还显得十分超现实。

    大家在铺好桌布、摆好餐巾和餐具的木桌前各自坐下，还没聊上几句，一阵马蹄声就夹着滚滚黄沙从几百米外快速逼近。七八位呼啸的牛仔追赶着一头牛犊，朝用餐之处飞奔而来。眼见就要冲进棚内了，众人阵阵惊呼，牛仔们却及时挥舞绳索，套住小牛，再潇洒地翻身下马，将牛只扳倒在地，就着营火当场烙印。

    原来这是场表演！大家的兴头一高，胃口就开了。前菜的鹅肝、肉泥和主菜的现烤牛排由十来位侍者为大家一一端上，红酒成打成打地倾入高高举起的酒杯，流进笑呵呵的口中。

    众人有点飘飘然时，弗拉明戈乐声乍起，不知打哪儿冒出一组身着传统服饰的吉卜赛走唱人。曲调又急又快，两名男子边弹边唱，一名女子随着旋律妖娆地舞动身躯，轮流在每桌停下一阵，热情地邀来宾共舞。不少宾客都在同伴的起哄下，兴致勃勃地起身舞上一段，引出一阵又一阵的口哨声与掌声。

    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那煽情的乐声、舞姿就惹得一些人不安分起来。两位男女宾客大概是喝醉了，如痴如醉地对跳几分钟后，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浑然忘我地开始脱衣服。围观的人鼓掌叫好，所幸朋友闻风赶来，在两人出丑之前及时把他们架走。真是好险哪，想想看，在场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身带相机的！

    霍夫曼夫妇不但在每年摄影节都请客，阿尔勒的其他节庆，如一年一度的“阿尔勒艺术节”“卡马尔格斗牛节”等，也同样会设宴款待与会嘉宾。此外，他们更是许多文艺活动的赞助者。有这么支持文化活动的企业家，真是当地人的福气！

    霍夫曼夫妻非常朴实，言谈举止丝毫没有富人的架子，他们身穿棉布衬衫、牛仔裤，轻松地与客人闲话家常，看起来就像普罗旺斯的农夫农妇。有人说，知道怎么赚钱不稀奇，懂得怎么花钱才叫厉害！这对夫妻正是这句名言的最佳诠释者。

    普罗旺斯鱼汤

    除了摄影，阿尔勒的“吃”也是很有特色的。第一次造访还不懂法国地方菜；第二次有法兰克夫妇同行，才尝到一些别处不易吃到的美味。印象最深的，就是普罗旺斯鱼汤（bouillabaisse）！这是普罗旺斯的传统名菜，各地做法不同，其中又以马赛地区的配方被公认为最地道。

    内人看到的一份食谱是如下这么写的。用多刺的笠子鱼、鲱鱼和海鳗为基本材料，再加上越多越好的其他鱼类，如狼鲈、比目鱼、鲽鱼、鲻鱼、江鳕等。把所有材料一起放在高汤里快煮，加上少许橄榄油，使汤成奶白色，再添加盐、胡椒、洋葱、番茄、番红花、蒜头、百里香叶、月桂叶、藿香叶、茴香、橘皮、一小杯白酒或上等白兰地，最后再把西班牙红椒制成的糊搅进汤里，醒味又调色。据说巴黎版为了吸引观光客，还会混以精选贝类、虾、蟹、龙虾等，装盘时的卖相特别好。

    阿尔勒有家餐厅做的鱼汤却是与众不同，红褐色的汤闻起来有鱼味，喝起来是鱼汤，可就是看不到鱼。大厨把鱼类和海鲜连肉带骨地磨碎后，和高汤、佐料一起熬上好几个小时，直到全部材料都化在汤里。炖好的汤浓浓的，却不稠不黏。

    汤的喝法也有路数。店家视每桌来客的人数而定，端上大小不等、盛满滚烫鱼汤的陶锅，几篮烤得干干脆脆的面包，一碗切得细细的干酪丝以及一碟生蒜头。先拿一块面包干，用新鲜多汁的蒜头粒在粗糙的面包上来回摩擦，擦出厚厚的一层蒜泥，再把面包掰成小块放在空汤盘里。舀一勺冒着热气的鱼汤，顿时蒜香鱼香四溢，等面包全都浸满汤汁后，撒上一撮干酪丝就可以开吃了。

    这时，原来干巴巴的面包已变得香软滑嫩，像松针般的干酪被热汤一化，成为黏黏腻腻的拔丝。一口下肚，全身立刻起鸡皮疙瘩，舒畅无比！

    喝这种汤千万不能秀气，一定要趁热大口大口、连汤带料、稀里呼噜地喝。通常它只是前菜，所以最好只喝一碗就打住。但人人都会忍不住再来一碗，然后认真思索，是不是该把腰带调整一下？

    那回，我们一共在阿尔勒待了一个星期，整个会期不时听到摄影节要停办的消息。欧洲经济不景气，对摄影界造成很大影响。上自艺廊、媒体、经纪社，下至有合约无合约的摄影师，个个叫苦连天。厂商业绩不佳，广告预算就不多；广告预算不多，靠厂商支持才能运作的媒体和活动就不好维持；媒体维持不下，摄影家就找不到活儿干。

    总的说来，那一届的阿尔勒摄影节虽然表面一样热闹，但与前一届比起来，依然有些让人不乐观的迹象。展览比较不精彩，幻灯片放映晚会嘘声连连，艺术总监路易·梅普莱（Louis Mesplé）的表情比上回沉重得多，几位著名摄影机构的负责人不太开朗，而卢西恩府上的派对也由晚宴变为简单的下午茶。

    阿尔勒之行，让我们见识了摄影世界的花花草草，也更加明白《摄影家》杂志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那一回，除了做公关送掉几百本杂志之外，主办单位在整个会期里还帮我们卖了三四百本，只不过到现在都还没收到经办人员答应寄来的账款。权当乐捐吧，也算是“取之阿尔勒，用之阿尔勒”！

    “阿尔勒国际摄影节”或是其他类似的摄影活动，就像台湾的“大拜拜”一样，热闹一过，想想，其实也没什么。有斩获没斩获的人，同样要回到“摄影没啥了不起”的现实世界里，接受他对摄影信仰是否忠坚的试炼。阿尔勒给人的感觉是极端的：有的人像上了瘾一样地每年必去，因为需要这样的场合；有的人则是去过一次就大失所望，甚至可能从此不再拍照。

    这不是阿尔勒的“对”，也不是阿尔勒的“错”。阿尔勒只不过是面镜子，忠实地、全面地反映着摄影世界的各个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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