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脸红。她暗暗地警告自己。

    没用，她已经感到了热。血涌了上来，先是脸颊，再是额头，再是颈脖，最后是耳垂。她的头像一个浇了煤油的火把，烫得足够可以点燃一片森林，太阳穴里仿佛有两面大铜锣，当当地敲得她两个耳朵嗡嗡响。

    天杀的，小家子气啊，你。她恶狠狠地咒骂着自己。

    这时，她发现她的画板上落下了一团黑影，便知道她身边站了一个人。在眼角的余光里她扫到了一双黑色的皮鞋——是宋老师。宋老师没说话，只是递给她一张便条。

    “一开画就好。”便条上说。

    太阳穴里的铜锣渐渐地敲累了，她就听见了教室里的另一种声音。刷，刷，像油菜花地里蜜蜂的翅膀在相互撞击。过了一会儿她才意识到，那是铅笔在画板上爬行的声音。

    脸凉了，她终于可以抬头正视那个女人。女人的身子依旧雪白，却不再割她的眼睛。她发现她的目光走过女人身上的凹凹凸凸时，是在搜寻埋在肉底下的骨骼筋络。她甚至有些憎恨那些肉——肉挡住了她的眼睛。

    拿起铅笔的时候，她知道她已经过了一道坎。那道坎的名字就叫世面。

    这堂课的作业，她是最后一个完成的。等她把素描从画板上卸下来时，教室里的人早已散尽了。别人画素描，是把眼睛所见的直接传送到手上，而她却要把人物整个地存进脑子，然后凭记忆再把那些细节一寸一寸地恢复到纸上。别人在临摹，而她却是在默写。她的眼睛和手中间，始终站着一个笨拙的脑子。她像牛需要一个冗长的反刍，而就是这个反刍过程，使得她比别人慢了好几步。

    宋老师一直在等她交上了作业，才和她一起走出了教室的门。

    “终于，迈过了这第一步。”他说。

    她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可是她不敢接他的话头——她怕自己一不小心还要脸红。这个秋天她不知犯了什么毛病，风吹草动都会让她脸红。

    “我们在鲁艺的时候，纸和颜料都非常紧张，经常用树枝在沙子地上画腹稿。后来进城上大学，头一回画人体素描，我站在教室门口死活不敢进去。”

    她忍不住笑了。他在课堂上多次讲到过在延安的日子，那是讲给大家听的。可是这一回不是。这一回他是讲给她一个人听的——是为了安慰她。

    “世上所有的事，都有第一关。过不了第一关，你肯定是死。过了第一关，你就有指望活下去了。”他说。

    “我，能活吗？”她问。

    他没回答，只是微微一笑。

    “哪天我请你吃饭，孙小桃同学。”他说。

    屋顶很高，天花板也许是乳黄色的，也许是粉红色的，上边或许还雕着朦朦胧胧的花纹。楼上那层的楼梯扶手上似乎也有花，却不知是什么花。小桃还想再看一眼，看得仔细一些，可是来不及了，屋顶的灯光已经暗淡下来，只剩下一盏聚光灯，在紫红色的幕布上镂出一个雪白的圆圈。今天的公共汽车误了点，他们刚落座，演出就要开场。

    一路上宋老师给小桃讲了许多关于这个戏院的历史。宋老师说的人名里，小桃只听说过梅兰芳马连良和袁雪芬——这是妈妈和二姨婆告诉她的。几年前仇阿宝做了一个矿石收音机送给妈妈，虽然接收效果不怎么样，讲话唱戏都是一片沙沙声，家里毕竟有了些热闹可听。妈妈爱听京戏，二姨婆爱听越剧，听多了就讲得出几个名角的名字。宋老师还给小桃讲了几个别的名字，比如黄金荣，比如范瑞娟、傅全香、尹桂芳——这些人她就一个也不知道了。宋老师说1947年曾经有一群妙龄越剧女伶，把法国名作家大仲马的小说《三剑客》改成了中国式的戏剧《山河恋》，在这个剧院里上演，直演得荡气回肠，动地惊天，散场后接她们去吃消夜的黄包车，排满了整整一条街。小桃有些惊讶，说宋老师你人在陕北，怎么会知道十里洋场发生的事？宋老师笑了，说那时候上海滩的文艺青年，后来有一半去了延安。宋老师讲到“一半”两个字的时候，脸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放着光。

    椅子也是紫红色丝绒的，已经很旧了，布料早已被磨得失去了经纬交织的劲道。小桃暗想这个座位上也不知都坐过些什么样的人，她总觉得自己的屁股底下压着几代的鬼魂。宋老师见她坐立不安的，就问怎么啦？小桃说我是第一次，来剧院看戏。宋老师看了她一眼，说以后还会有许多第一次的。新中国就是要让我们这样的人，享受过去永远也不可能享受的美好。

    昨天下课的时候，宋老师叫住了她，说今天要带她出来看看上海。宋老师说这话的时候，旁边还有别的同学，可是谁也没有感觉惊讶。除了教一门课，宋老师还是他们的班主任。宋老师是单身，没有家累，一个月的工资花不完，都补贴在了学生身上——宋老师时不时地会在周末带家境困难的外地同学出去吃饭。不过，宋老师这是第一次邀请女同学。小桃当时其实是想推辞的，可是小桃犹豫了一下，最终没说话。小桃没说话的原因，是因为害怕。小桃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怕，小时候是害怕被同学知道家里是开老虎灶的，而现在是害怕被人说成小家子气。况且，她心里也真的想看一看上海。平时周末她都待在宿舍里恶补功课，很少外出。虽然她来到这个向往已久的城市已经几个月了，她对它依旧一无所知。

    宋老师先带她去了一家叫红房子的西餐厅吃饭。宋老师说这是上海最老最好的西餐馆。服务员递上菜单，小桃看得一头雾水——不仅看不懂英文，甚至那上面的中文字也似乎变成了外文。她看懂了每一个字，可是这些字连起来却是一片云雾，似乎与菜名全然无关。宋老师说别看那玩意了，你爱吃鱼还是爱吃肉？她毫不犹豫地说吃肉——饥荒的年代留给她身体的记忆还很新鲜，她的肠胃至今还会在半夜醒来高声呼唤着油腥。宋老师替她点了一个洋葱汤、一客牛排和一份巧克力蛋糕，这三样都是她从未见过的稀罕。

    洋葱汤端上来，小桃舀了一勺，说怪，这味道真怪。宋老师问怎么个怪法呢？小桃说像是煮熟了的烂皮鞋。宋老师忍不住哈哈大笑，说慢慢的，你就习惯了，这可是法国人最爱喝的汤。小桃终于把那一碗汤熬下去了，牛排就上了桌——全然不是她想象的肉模样。宋老师耐心地给她示范着刀叉的用法，小桃忍不住地问宋老师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宋老师说我也是在实践中学习生活。过去这些地方只是一小部分人可以进来的，我们现在所做的努力，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吃上牛排。宋老师说这话的时候，眉宇之间浮上一丝隐隐的阴影，脸上便突然棱角分明起来。小桃想笑，可是她最终还是忍住了笑意。小桃同时也忍下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不就一块肉吗？怎么和人类解放事业搭上边了？小桃的阅历还很浅，浅得几乎是一张白纸。一张白纸的小桃那个时候还不懂得，世上有一种人永远不能空手行路，他得把一样理念当做行李扛在肩上，即使是快乐的时候，也依旧沉重。

    小桃一点不剩地吃完了那块牛排，不是因为味道，而是因为家教：从小长大，妈妈绝不允许她在碗里剩东西。这块牛排化整为零地躺在她的肚腹里，却没有往常肉食的那种温润妥帖。她打了一个饱嗝，那东西几乎要随着气流泛上她的喉咙——幸亏这时来了甜食。小桃从没见过巧克力，只觉得那玩意儿黑龊龊的有些形迹可疑。直到她吞下了第一口，才知道在巧克力面前，世上所有的糖都不过是加工过的面粉。蛋糕虽然早就咽下去了，那股甜却在她的舌头齿间和口腔里黏留了许久许久。小桃咂咂嘴，说这是我一辈子尝过的，最好吃的蛋糕。说完了她又忍不住想笑，因为她记起来她一辈子总共才吃过两回蛋糕，一回是几年前仇阿宝买给她吃的，一回是今天。

    宋老师看着她，不说话，眼里流溢着一丝纵容的、几乎接近慈祥的微笑。小桃突然感觉这个比她只大了十一二岁的男人，看起来有些像她的父亲。她虽然没见过父亲，可是父亲的感觉是蕴藏在血液里与生俱来的，不用人教，眼睛认得自己的路，一眼撞上了自然能从一万张脸里顷刻辨认出那一张来。其实，在她十九岁的生命里也不是没有遇见过让她有父亲般感觉的男人，比如仇阿宝，再比如谷医生。可是那些人和她中间，严严实实地站着她的母亲。那些人对她的好，都得经过母亲。母亲如导体，能量经过母亲辗转抵达她身上时，已经消耗了许多——母亲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克扣了他们对她的好。可是眼下的这个男人，却是世上唯一的一个与母亲无关，单单因为她而对她好的男人。她很想说一声谢谢，可不知为什么那声谢到了嘴边突然就卡住了，化成了一丝不知所措的傻笑。

    她就这样傻笑着离开了红房子，跟在宋老师身后去剧院看演出。天刚下过了一场雨，那是秋的最后一场脾气了，再往后，天气的事就该交给冬来做主了。树叶已经落尽了，光秃秃的枝条像一根根筋脉凸显的指头，颤颤巍巍地指着天空。落叶被积水一团一团地黏在街边，冷风刮起来，街上竟干干净净的没有半丝飞尘。

    小桃正在换季的尴尬上，上身已经穿了厚厚的毛衣，腿上却还是薄薄一件秋裤。宋老师走得快，走到了路口又回过头来等她，说天冷了该穿棉裤就早穿棉裤，不能怕难看，将来要得关节炎。小桃扬了扬眉毛，说棉裤难看吗？宋老师扫了小桃一眼，说当然没有布拉吉漂亮。国庆晚会那天，你穿那件湖蓝色的布拉吉，真的很好看。

    小桃刷地涨红了脸，一直红到了发根——不是羞涩，而是兴奋。在她以往的人生经历中，她从来都是所有群体边缘上的那片影子，没有人注意过她的存在，更不要说她的衣着打扮。

    “我妈和二姨婆，把一年剩下的布票都给了我。”小桃轻声说。说完了她就觉得愚蠢：不知为什么，在这个男人面前，她忍不住想讲实话——一些也许没有必要讲出来的实话。

    宋老师呵呵一笑，说那好啊，明年我也把我的布票省一省，再给你做一件布拉吉。下次要做红颜色的，年轻女孩子就该穿红。

    小桃愣住了。一股湿软从心尖尖上涌出来，慢慢地渗到喉咙，正要往舌尖走的时候，却突然改了道，一路攀援着往上蹿，眼见着就要在眼睛里找到出口，小桃赶紧扭过了头。这一辈子，除了母亲和二姨婆，她还没有受过谁这样多的好。她有些害怕。人对人的好像粮票，得一顿一顿地算计着，慢慢地掰着花，这样才能永远不挨饿。她害怕把所有的好在一天里头花完了，她将来的日子将一无所有。

    宋老师看着她窸窸窣窣地擤鼻子，就叹了一口气，说小桃你知道吗？我下面本来还有三个妹妹的，两个很小就饿死了，我和大妹妹跟着叔叔去了队伍上，眼看就要熬到胜利进城了，她却夜里行军从马上摔下来死了。如果我的妹妹们都还活着，说不定也会跟你一样上大学呢。

    小桃不知说什么好。两人突然就沉默了，一路无话地走到了剧场。

    那天的演出是华东地区歌舞节目汇演，内容是小桃从未见识过的精彩。小桃看得很是投入，在每个节目之间的缝隙中忘我而疯狂地鼓着掌，把两个巴掌拍得辣辣地生疼。小桃的兴奋一直持续到男声表演唱上场，在那以后她的心思就再也没有回到节目上。

    表演唱的曲目是《我是一个兵》——是那阵子红遍了大江南北的歌。最初只是几个演员在唱，后来那歌声如雪球一路滚一路粘带上了各样的声音，到最后几乎场上的每个人都在那个雪球里找到了自己的那一嗓子。看着看着小桃的心咯噔了一下，因为她在八个小伙子中间看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她忍不住暗笑：天底下长得相像的人很多，怎么可能会是他？可是第一段歌词唱完了的时候，那人从兜里掏出一把口琴吹起了间奏。刹那间一切疑云迷雾轰然散开，她准确无误地认出了他。

    那首歌颠来倒去地唱了好几个来回，终于下场的时候小桃没有鼓掌——小桃在寻思她该怎么办。下一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她终于想定了主意。她对宋老师说了声我去厕所，就弓腰走了出去。她当然没去厕所——她钻进了后台。

    后台的人很多，将要上场和刚刚下场的擦肩而过，碰溅出各样喧哗的声响。小桃像一条蚯蚓在厚厚的人墙里钻出一条细长的坑道，终于在化妆间最靠里的那个位置上找到了那个人——他正用一块涂了凡士林的棉花卸妆。那张在舞台上显得健康红润自然的脸，失去了聚光灯的陪衬之后，顿时变得漫画一般的荒唐：颊上的胭脂如同两块剪得边角不齐的红纸，嘴唇被丹朱圈囿在一个鲜艳欲滴的椭圆上。望着这张被夸张的化妆术扭曲到男人和女人之间那块模糊地带的脸，小桃突然失去了谈话的兴致。她在他身后默默地站着，直到他擦去了脸上的最后一块油彩，才走上去，轻轻叫了一声“抗战”。

    抗战吃惊地转过身来——在这里没有人会用温州话叫他的名字。从他游移的目光里小桃猜到了他一时还没认出她是谁。来上海之后的这段日子里她变了许多，最大的改变当然是在头发上。失去了老虎灶的随时热水供应，小桃终于把两根齐腰的辫子剪了，现在的小桃梳着毫无特色的齐耳短发。那天剪完头发她躲在厕所里偷偷哭了一场，不光是舍不得——其实不舍只是那天诸多情绪中浮在最表层的那一样。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她就一直留着头发，那天剪下来的每一根青丝都见识过她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那天她隐隐觉得是在跟她生命中的某一阶段道别，当然她还要在更后来的日子里才会明白，这只不过是她人生诸多道别的序曲和开场。每一次道别都会有疼痛，但是她会慢慢学会不再为每一次疼痛流泪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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