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洗衣服这件事情上她并没有比他内行多少，她自己也还是一个新手。在家时妈妈和二姨婆只让她好好读书，很少刻意教她做家务。她虽然没有自己洗过衣服，却也看过她们洗衣服。记忆的反刍让她很快无师自通，这两个学期里她已经把自己的生活管理得大体有序，现在她甚至能腾出手来管一管他的事。他的工作服布料很厚，脸盆太小，她冲了许多水才渐渐淘清了肥皂花。洗完了，她就喊他过来拧衣服。她扯住一头，他扯住另一头，她往左拧，他往右拧，水滴在槽子里淌出一条蓝色的溪流——那是衣服上褪下来的颜色。
他和她一起晾完了衣服，甩了甩手上的水珠，说我带你去爬山吧小桃。她疑惑地看了看四周，说你这里都是厂房，哪有什么山？他笑了笑，说不信我变给你看。
就拉了小桃跑到街上。
前几天腻腻歪歪地下过几场雨，雨细，日头一晒，地上找不见几片湿印子，水汽却都洇在了泥里。沿街的树木，突然之间就肥硕了许多。夹竹桃开败了一茬，脚踩过路面鞋尖上时不时会踢起几瓣残红。春天在赶往夏天的路途中被雨耽搁了几日，雨一停，天就轰的一声暴热起来，街上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换上了短裤背心，可是黄文灿依旧还穿着衬衫长裤。
黄文灿一身的行装全是学校发的，不过是白布衬衫灰布裤子，加上一双军绿色的解放鞋。这样的衣装，几乎是那个年头每一个大学男生的统一服装，可是黄文灿却把它穿得不同一般。无论天有多热，他的袖子永远严严实实地一路扣到手腕上。露在皮带外边的半截衬衫，总是会在腰的位置扯出几个清清爽爽的尖角。脚上的球鞋虽然早已洗得辨不出颜色，可是鞋带却永远系成两个一丝不苟的结子。什么样的衣服穿在他身上总能穿出一种架势。后来小桃才渐渐明白，这架势原本与衣服无关。
两人走到街角，就看见了一个小小的公园，里边有一个凉亭。凉亭搭在一圈岩石之上，地势虽然不高，坐下来再看四周，街却矮了。一根柳枝探进亭里，在黄文灿的脸颊上挠来挠去。他扯下一片叶子，揉碎了，便有一股淡绿色的汁液从指缝里渗了出来。
“这就是我的山。”他说，“平时有空我就在这里看书做作业，谁也吵不到我。”
她不说话，只看着他笑——从正月里在邮局边上第一次遇见他到现在，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他的汉语已经少了许多毛刺，变得光滑顺溜了。
“是不是，我又说错了话？”他问。
她忍不住笑出声来，说你的中文水准，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知道这个成语的意思吗？他摇了摇头，她说没关系，你很快就会知道的。他说我在学校的时候听得多说得少，在工厂里实习天天要跟工人师傅说话，他们还请我到家里吃饭。练多了就顺了一些。她说不是一些，是很多。
她的夸奖像一根细柳枝，轻轻一撩就撩皱了一池水，微笑的波纹一路荡漾开来，彻底淹没了他的五官。这些日子里他黑了一些，也瘦了一些，可是他的微笑依旧饱实灿烂。
“人的脑子像海绵，有很多个孔，只要都张开了，就能很快吸收一门外语。”他说。
她摇了摇头，说不是每个脑子都像海绵。她说这话的时候想起来的是二姨婆。二姨婆的脑子是木疙瘩，没有一个孔眼，渗不进半滴水。二姨婆到温州十几年了，到现在还只能说几句应急的温州话。
她从包里掏出那本牛皮纸封皮的词典，递给他，说这是送给你的，几乎所有的常用汉语成语，都收在这里边了。刚才那句成语，你可以自己回去查。
他接过书，翻开扉页，看见了她的赠词：“愿汉语很快不再是你的外语。”小桃写这句话的时候想了一个晚上，撕毁了一沓草稿纸。其实她更想写的是另外一句话，那句话是：“愿汉语成为我们心灵之间的那道桥梁。”她最终没写那句话，因为她觉得那句话带了太明显的私心。她不怕把她的私心亮给他看，但她怕他一不小心把她的私心亮给了别人看——即使再莽撞她也知道词典的扉页不是抒情的好地方。于是她换了另外一句话，一句把私心藏在了一个冠冕外壳里的话。赠词上没有题头也没有签名，在本该是他和她名字的地方，她画了两个头像。
他的手停留在画着他俩头像的那页纸上，久久不动。她以为他要说一句感谢的话，可是他没有。他的喉结像一块不小心鲠在喉咙里的肉骨头，上上下下颤抖游走了半晌，笑容如落在沙滩上的雨水，渐渐低浅了下去，最后只剩下嶙嶙峋峋的严峻——那是一种小桃从未在他脸上发现过的表情。
终于，他把喉咙里的那块骨头嚼碎了，一字一顿地吐了出来。
“孙小桃同学，我不希望，你再给我，买任何东西。”
话很硬，一下子戳进了她的心。委屈如一条暴烈的缰绳，挣脱了脑子的束缚，蛮横地套住了她的腿，扯着她不由分说地跑出了凉亭。她知道她跑得很快，因为风打在脸上有一丝隐隐的疼，口鼻里泛起了飞尘的泥腥，街道如电影里的快镜头在眼前闪过，颜色和形状都很模糊。她不知道她要跑向哪里，前面纵然是万丈深渊她也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只要能逃离那个她亲手打造的耻辱。
她听见了身后刷刷的脚步声——她知道是他在追她。快一些，再快一些。她的心在声嘶力竭地喝令着她的腿，她的腿却有些低三下四，因为它已经没有了回嘴的力气。后来，有一只手从身后伸过来，拽住了她的胳膊。她狠命挣扎着，身子一偏，就摔了——摔在了他的怀里。她想喊你走开，可是有一样东西猝不及防地堵住了她的嘴唇，压得她出不得声。
那样东西很柔软，却也很有劲道，它撬开她的嘴唇和牙齿，长驱直入地吮住了她的舌头。渐渐的，她觉得它吮的不再是她的舌头，而是她的心——她不知道她的心是什么时候走到她的舌头上的。其实走到舌头上的，不只是心，还有肺腑。丢失了五脏六腑的腔子，突然轻得没了章法，云似的浮在了半空。
脚呢？脚在哪里？
她把脚也丢了，可是她却不着急找。这二十年的日子里她每天都有脚，她的脚每天都实实地踩在地上。平生第一次她找不着脚了，她这才知道，悬空的感觉竟远比踩在地上好。
他终于松开了她。她失魂落魄气喘吁吁地望着他，猝然落地的身子还很轻，弹了几弹才慢慢站稳。
“小桃。”他颤颤地叫了她一声，“我不知道战争还要打多久，我不能，让你为我吃苦。”
她看见了他脸颊上斑驳的水迹，她不知道那到底是他的还是她的眼泪。她走过去，把头放到了他的肩上。
“我，乐意。”她贴着他的耳根说。
两人相拥着站在街上，听着初夏的蝉在枝叶间掀开第一轮的聒噪，纷繁的街音熙熙攘攘地从他们身边流过，刹那间，心中生出了一丝地老天荒的相依。
后来他带她去了他们厂的食堂吃午饭。他给她叫了一毛钱一份的海米炒油菜，而他自己的却是五分钱一份的白菜汤。她不肯吃，把自己的菜倒在他的汤里混成一份。
“一人一半。”她说。
他看见了她洗衣服时被颜料染蓝的手指，说对不起，我太笨了。从小家里就有用人，我什么都不会干。不过，我在慢慢学习。
用人？这是一个老古董的词，在市面上已经消失多年。小桃一时无法把这个词和眼前这个喝着五分钱一碗白菜汤的男人联系起来。
“你说你家，有用人？”她问。
“是的，战前我们家有三个用人，一个开车，一个煮饭洗衣服，还有一个管花园。”他若无其事地说。
“那，你们家是地主老财，还是资本家？”
他被她的语气惹得哈哈大笑起来。“那得看你怎么理解。我母亲是法国人，外祖父在河内投资五金工厂。我们小时候上的是法语学校，所以学习汉语有些困难。”
小桃终于明白了，黄文灿身上那些在人群中按捺不住地要蹦跳出来的特质，原来来自他身上二分之一的法国血统。这是漂在水面的一片油，无论搅拌糅合多少个回合，它永远也不可能混在水中，变成水的一部分。
他见她不说话，就问我吓住你了吗？可是我父母都不是资本家，他们在大学里教书。她说你没吓住我，只是我以为，只有穷人才会去干革命。
他忽地涨红了脸，说你这是狭隘。其实我们只想要一个不受外国控制的国家，人人能过上好日子。连我的法国外公也是这么想的。这是社会理想，和阶级无关。
小桃突然想起了宋老师。宋老师说过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与阶级有关。这话也不是宋老师自己编出来的，这话若一路追溯上去，可以一直追到一位让山河改道日月失光的伟人身上。小桃其实是想和黄文灿争辩几句的，可是小桃搜了搜肚肠才发现自己有些理屈词穷——在阶级和觉悟这些事上她永远是个糊涂虫。
“你把自己饿死了，还怎么去打仗，去救你的越南？”小桃指了指碗里的汤，对他说。
他嘿嘿地笑了，说其实我根本不懂打仗，我想得更多的，是怎么在战后重建越南。
他说到“重建”两个字的时候，眼里炯炯地闪着光。她在宋老师眼里也见过这样的光。如果说宋老师把阶级做成了一副担子挑在肩上，黄文灿挑的就是一个国家。他的国家在他心里燃着一团火，那团火不是老虎灶的火，烧的不是煤饼——煤饼总有烧完的时候。那团火烧的是他的热血精华。只要他活着，身上还有血，那火就是长明灯，永远不灭。
小桃悄悄地叹了一口气。就在那一刻她突然明白了，她其实永远也不能完全得到这个男人，因为他已经把自己投给了这团火。除非她把自己也投进他的火里，或许她还能捡着一两片他烧剩下的热情。
此刻的小桃只想到了纵身投火的壮烈，却还没想到焚烧的痛楚和废墟的凄惶。她还很年轻，还有长长的未来可以慢慢销蚀这些哀伤。二十岁是桃花灿烂的日子，痛楚和凄惶匍匐在前面的某个犄角里，一时半刻还进不了她的视线。
小桃提着一个行李袋走到谢池巷口，已经热得浑身湿透。从码头到家有几步路，她舍不得雇三轮车。行李袋不大，但是里边装了几本她想在暑假里看的书，越走越沉，渐渐地便沉得像石头。她走走歇歇，歇歇走走，终于看到谢池巷的路牌时，已经是日头西斜的时候了。
走到家门口时她却突然犹豫了，停住了脚步。
家里的房子朝西，日头把一天里最后的狠毒肆无忌惮地扔进窗户，屋里的一切都丢了颜色，只剩下白与黑——落着阳光的，是眼晕目眩的白；没落着阳光的，是叫人喘不过气来的黑。老虎灶这个时候应该刚刚添过新煤，等待着下班来灌水的客人。隔着门，小桃似乎听见了炉火舔着灶膛的呼呼咆哮，木桶被滚水撞出的嘶嘶呻吟。这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热是听不见的，她只看见母亲的头发湿湿地贴在额角鬓边，二姨婆的蒲扇在半空中划出一个又一个疯狂的半圆。
没变啊，什么也没变，就连门口贴着的那张鲤鱼跳龙门的年画，也还是旧年她走时就有的，只是颜色淡了一层，边角有些翻卷。生活像水，她刚走开去，就在她身后严严实实地合上了。她再回头，却已找不见她脚劈开的那条缝。
其实也不全是。假若她走得再近一些，把眼睛睁得更醒一些，她兴许就会看见母亲的鬓角，已经有了一丝在黑和白之间形迹可疑地漂浮着的灰，而二姨婆的手背上，又多出了几条青紫色的蚯蚓。日子的脚步很轻，可是再轻也总会留下痕迹。只是日子也觉得老虎灶乏味，常常会在别的地方绕行很久，才肯在老虎灶门口留下一个轻浅的脚印。
屋子里很清闲，只有一个客人——一个老女人。小桃认定她是老女人，是因为她梳了一个老式的发髻，发髻上扎了一段青布条。这几年城里的女人略微年轻几岁的都已经随着新潮剪了头发，只有二姨婆这个岁数的，还有人留发髻。那女人背对她坐着，小桃看不清她的脸，只看见她的双手在空中甩出一个个激越的手势，脊背一抽一抽的，像是在控诉，又像是在哭。二姨婆从衣襟里扯出自己的手绢递给女人——她果真是在哭。二姨婆是劝不了人的，因为二姨婆说不通话，能劝人的只有母亲。可是母亲似乎没劝。母亲只是默默地站着，陪着女人叹息。母亲脸上的表情有些古怪，是同情怜悯，又不全是——母亲的同情怜悯底下似乎隐隐藏着一样东西。一直到推门进屋，小桃还没明白那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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