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阿宝见勤奋嫂怔怔的，就说看什么看，认不出我来了？勤奋嫂半天才说你怎么穿成这副模样？阿宝说你真不识货，这副行头是我花三十块钱托了一个兄弟，从军分区一个老兵手里买下的。勤奋嫂喊了声皇天，说这破烂货还值三十块钱？阿宝说人要脸，虎要皮，这身衣服就是我的皮。有了这身皮，走大街上看谁敢欺负你？你没看见我们那个厂长，从前是什么气性？见了我是用鼻孔说话的。自打我有了这身皮，现在我一进厂他第一个给我端茶敬烟。你说值不值这三十块钱？勤奋嫂哼了一声，说小人得志。阿宝并不恼，却正了色，说人不先害我，我决不先害人。我穿了这么些年小鞋，还不容我松松脚？勤奋嫂说你别做过了就是。你这样瞎糟蹋钱，拿什么给白丽珍吃饭穿衣？白丽珍是那个麻脸女人的名字。阿宝呸了一声，说她也配吃人食？勤奋嫂就说不得话了。
阿宝就问人呢？勤奋嫂说谷医生来拉到医院太平间了。又问寿衣备了吗？勤奋嫂说去年做下了一套棉袄棉裤，还算九成新。又问棺材买了吗？勤奋嫂就摇头。又问墓地在哪里？勤奋嫂还是摇头。阿宝见勤奋嫂一问三不知，说了句你甭管了，就走出了门。
那天阿宝很晚才回到老虎灶，倒把一应事情都安排妥当了。第二天二姨娘就出了殡，来送行的只有谢池巷的几个邻里。
众人送到了山上，便都散了，勤奋嫂却站在墓前不走。墓碑上的名字是“刘玉桂”——这当然不是二姨娘的真名。日头斜了，夕阳涂在坟尖上，颜色红得有些令人生疑。微风起来，把墓前的纸灰卷成一根圆柱，越卷越细，越卷越浓，渐渐成了一枚黑针。那黑针对着勤奋嫂晃了一晃，突然拦腰折断，化成一股轻烟飘然远去。勤奋嫂的心咯噔了一下，她醒悟过来那是二姨娘在跟她道别——她这回真是走了。
勤奋嫂此时还不知道，她今天烧的，兴许是这个城市里的最后一沓纸。北方来的风暴已经厚厚地积攒在地平线上，渐渐地朝着小城逼近。风暴过处，再也留不下老祖宗的一丝旧俗了。虽然小城依旧还会死人，虽然小城也依旧还会送别死人，可那将会是另外一套陌生而怪诞的路数了。
这个本名叫柳月桂的女人，为了另外一个不是她亲人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十几年流落在一个不是她故土、她甚至连话语也讲不通的地方，就是死了，墓碑上也不能留下爹娘给她取的真姓名。
勤奋嫂想到此，不禁悲从中来，在月桂婶的墓前倾金山倒玉柱地跪下，放声大哭。她已经把眼泪攒了一路，她只是不想在众人面前哭。
仇阿宝坐在旁边的一块岩石上，一边等勤奋嫂，一边慢慢地抽着他的烟。他看见勤奋嫂鬓边的那朵白绒花，在随着她身体的起伏如蝴蝶翅膀似的轻轻颤动。“若要俏，就戴孝。”他想起了一句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老话。他没有劝，因为他知道眼泪总得找到一个去处。眼泪若不在眼睛里找到出口，就要在五脏六腑里四下乱走，寻找不该它停留的住处。
勤奋嫂终于哭完了，揩干脸，跟着阿宝慢慢走上了回家的路。
“写信告诉小陶了吗？”他问。
“她还是个孩子，告诉她也管不了用。”勤奋嫂沙哑地说。
“你在她这个年纪上早就当娘了，你什么事都不让她管，她就一辈子乐得当孩子。”
勤奋嫂摇了摇头说：“我看她心思根本不在这儿，放了假也不想回来，家里的事我指望不上她。二姨娘一走，我也真就是，一个人了。”
勤奋嫂的嗓子裂开了一条缝，她咳嗽了一声，赶紧收住了——她已经哭过了该哭的事，她不能事事都哭。
阿宝突然走近来，一把抓住了她的手，“你还有我，你从来不是一个人。”
勤奋嫂愣了一愣。
“我还不是你的木偶？绳子在你手里，你怎么牵，我怎么走。”阿宝说。
阿宝的手很热，也很有力，捏得她的腕子隐隐生疼。她只要把身子轻轻一斜，就能稳稳地靠上他的肩膀。他的肩膀和他的手一样强劲有力，靠得住，却不能靠。
她抽回了她的手，“赶紧走吧，白丽珍在家等你呢。”
“不要提这个名字！”阿宝吼了一声。
勤奋嫂吓了一跳——仇阿宝从来没有用这样的声气跟她说过话。
“要不是你，我怎么会娶了这样的烂人！”他说。
一股气从勤奋嫂心底噌地涌了上来，刚上路的时候是愤恨，可那愤恨走着走着，就拐进了一条歧路，变成了委屈。那委屈也没走多远，又拐了个弯，变成了歉疚。歉疚终于走到了喉咙，却在喉咙里迷了路，没在舌头上找到出口。勤奋嫂用肘子轻轻撞了一下阿宝。这个姿势有些暧昧，像是息事宁人，像是安慰，甚至还有点像是鼓励纵容。她说不得话，她实在是理屈词穷。
“我是个土佬，我就是明天为你去死，你也不见得稀罕。”阿宝叹了一口气。
勤奋嫂一把捂住了阿宝的嘴。
“不许说那个字。你死了，我就真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阿宝哼了一声，说你不是有那个四眼佬吗？
勤奋嫂沉默了。她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承认是对阿宝残忍，否认是对自己撒谎，这两样她都不喜欢。
“他怎么没来送二姨娘一程？”他问。
“请不动假，单位看得很紧。”她说。
“你还是躲他远点。运动就要来了，他这样的人就算是废了，哪次运动不是目标也是陪绑。”
赵老板靠墙坐在阁楼的地上，闭着眼睛，慢悠悠地抽着一斗烟。他抽了多年的烟，却从不是纸烟——他觉得那东西含在嘴里像是一片草叶似的轻薄。抽烟的快活不仅在烟丝的劲道上，也在烟斗带给唇舌的醇香和厚重感。这柄烟斗是女儿梦痕出生的那年，一个朋友专程从印度买来送他的贺礼，一用就是二十多年，烟斗还是那柄烟斗，烟丝却不是当年的烟丝了——那种烟丝早已在市面上绝了迹。
阁楼很矮，直不起身，平日里很少有人进出，只是用来堆积一些留也不是扔也不是的旧物。前几天他让人把旧物都收拾出去了，又铺了张席子，为的是避开闲人独自坐一坐。
这是他一辈子能想得起来的最冷的一个秋天。其实这一年没有秋天，冬天几乎直接续在了夏天的尾巴上。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雨，雨水顺着屋檐流下来，一路攒着气，等砸到青砖地上时，那响声便有些粉身碎骨的凄厉。墙仿佛长了无数个看不见的细毛孔，每一个毛孔里都嘶嘶地透着阴湿的寒气。往年这个时节，棉袄棉裤还压在樟木箱底，忍受着旧年的樟脑丸渐渐淡去却依旧刺鼻的气味，可是今年他早早就换上了冬衣。屋角虽然生了一个小炭炉，那炭火却只够暖一暖指尖，棉袄里还是一副硬邦邦的碰上去铮铮作响的冻骨。
可是再冷再湿他也不敢乞求晴天——他情愿雨能下得长久些，再长久些，直下到他非死不可的那个日子。那些戴红袖箍的人已经在这条街上行走过几回了，他们随时可能踏上他家的台阶。这样的天是打狗也不出门的天，他不出门，也盼着他们不出门。
阁楼的地上，放着一架唱机——这是除了烟斗茶杯之外，赵老板唯一带到阁楼上的一样东西。唱机上放的是舒伯特的曲子《听，听，云雀》。唱针已经和唱片磨合了二三十年，早已磨成了老夫老妻，再也没有年轻时的盛气。唱针沙沙地转过几圈，忍不住就要走一走神，唱片就打出一个充满哀怨的嗝。赵老板在窗户上蒙了一条破棉被，为的是隔音。
赵老板每天都听广播，家里订了十几份报纸。赵老板听广播，不仅是听广播里说的那些话，而且学会了揣摩那些话背后的音调和语气。赵老板每份报纸都至少看上两遍，第一遍看字面，第二遍看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赵老板虽然长居温州，可是在北京上海都有至好的朋友——他足不出户也知道天底下的事。北方的风暴往南刮到温州，一路上要走几个月，行的路程长了，免不了还要走点样。当小城的人们还懵懵懂懂地看着天色作着各样的猜测时，赵老板其实早已经知道了准确的风讯。他明白他口里的这斗烟，兴许就是他的最后一斗安生烟了；他耳朵里的这支曲子，兴许就是他的最后一支太平曲了。可是他这一辈子已经抽过了无数斗令人销魂的烟，也听过了无数支缠绵悱恻的曲子，再多一斗烟一支曲子，不过是锦上添花的奢侈，有也好，没有也罢，他并不放在心上。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只是他的独生女儿梦痕。
今天赵老板的阁楼里多了一个人，是抗战。
抗战的歌舞团这阵子正在准备一台节目，要到省属的各市县演出——当然是宣传这场运动的。抗战被歌舞团派到温州到瓯剧团蹲点，要创作一个用当地方言表演的曲艺节目。这天是星期天，剧团不上班，抗战就到赵家来看梦痕。
抗战并不是第一次登赵家的门。赵家的人，包括洗衣煮饭的柳妈，都认得他。赵家原先有四五个用人，现在只剩了一个柳妈。她是梦痕爷爷时就来到了赵家的，因是个孤老婆子，赵老板就当是半个家人留下了她。
从小抗战就讨厌梦痕。其实，在还不认识她的时候，他就已经讨厌她，或者说她这一类的人。他们不是一路人，他们中间隔着一条万丈深的鸿沟，她在这边，他在那边，她跨不过来，他跨不过去——他也压根儿没想跨越。这条鸿沟，当他们还没在母腹里孕育成生命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是他们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手里就有了的，他曾以为任世上哪样东西也别想填平——连垫个底都不可能。那一年班级里排练节目，完了之后她突然喊他一起练口琴。他本来打死也不会跟她走的，可是那天他偏偏跟继母吵过一架，不想回家，鬼使神差的，他就跟她去了她的家。其实练口琴只是她的一个借口，到了家她就把他叫到书房里，给他放唱片听。那是他第一次看见唱机，她告诉他她选的那个曲子叫《田园》，是一个叫贝多芬的德国人创作的。他从未听过贝多芬的名字，只觉得那个黑转盘里流出来的声音有些古怪，从耳朵里进去，经过他的心时，突然在那里剜了一个洞。那旋律像蘸了温水的丝绵，轻柔地抚摩着他来时还完好、现在却突然破了的心。眼泪毫无防备地涌了出来，他吃了一大惊，仿佛脸颊不再是他的脸颊，眼睛也不再是他的眼睛。后来他偶然抬头看了梦痕一眼，发觉她的眼睛里也充盈着泪水。他这才知道她跨过来了，他也跨过去了，鸿沟已经留在了他们身后，因了一个叫贝多芬的德国人。
高三那年，他父亲听了继母的挑唆动手打了他，他就发誓永远不再回那个家。当他父亲和学校的老师发疯一样地满城找他的时候，他正坐在赵家的书房里如醉如痴地听唱片——当时谁也没想到是赵家私自留下了地委书记的儿子。赵家的女儿可以不懂事，可是赵家的大人却不能跟着女儿糊涂。赵家之所以答应了女儿让抗战暂住几天，直到他联系上了他的生母，只是因为赵老板动了恻隐之心。赵老板从小丧母，一生里有过几个后娘。
见识过赵家的唱片之后，抗战就觉得他的口琴乐谱至多只能算是哼唧或者嘶吼。从那以后，隔一阵子他就往赵家跑，为解一解耳朵的饥馋。后来去了杭州工作，一有假期他依旧还是来温州。假若赵家主人不在，他也能自己一个人熟门熟路地摸进书房，在里头窝上一两个小时——柳妈已经知道了他的爱好，很少惊扰他。
可是今天却有些不同。
他已经好几个月没见过梦痕了，今天一进门，还没和梦痕说上几句话，就被赵老板请到了阁楼上。赵老板说免得招人耳目，他已经把唱机搬到了阁楼。梦痕正要尾随他们上去，赵老板却挥了挥手，说你下去看着门，万一有人。抗战隐隐觉得老头子今天有些反常，像是有话要跟他说，可是赵老板上了楼就挑了张舒伯特的唱片来放，却一直没有开腔。
终于把一斗烟抽完了，又慢慢地磕净了烟灰，赵老板才抬起头来问抗战：“你听得懂歌里的词吗？”
抗战摇了摇头，说我听不懂，是英文吗？
“德文。”赵老板说，“‘云雀在天空歌唱，太阳之神升起……迷人的金盏花，开始睁开金色的眼睛。’这明明是小夜曲，唱的却是清晨的景。”
“音乐是有颜色的，我看到了，绿色的太阳。”抗战说。
赵老板呵呵地笑了，说只有坠入爱海的人，才有可能说出这样的傻话。
抗战的脸刷的一下涨得通红，说我真的，看见了绿色的太阳。太阳从树林草木中间穿过，太阳被染绿了。
赵老板收了笑，说这样的乱世，你倒还有心情。你看看五马街的大字报，一层盖一层，都有一尺厚了。你爸在省城，现在还太平吧？
抗战上唇咬着下唇，不语。半晌，才一字一顿地说我，没有，爸爸。赵老板拍了拍他的肩头，说我年轻时也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想收也收不回来了。我爸爸的坟头都长过几茬苦艾……
赵老板的话还剩了一个尾巴，却突然被截断了——他听到了楼梯口传来三下急促的拍击声。这是他和家人约好的暗号：外头来人了。赵老板把唱片从唱机上卸下来，匆匆塞进席子底下，对抗战做了个袖箍的手势，说终于来了，只是没想到，这个天他们还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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