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哑口无言。

    “你学好了十六条，再回来革命。”抗战说。

    抗战的话紧得像石头也像铁，没有一丝缝隙可以插得下辩解和质疑。男孩还想说话，可是他知道他的大势已去。赵家院子里依旧还有热闹可看，只是主角已经不是他了。他回头看了一下他的同伙，他们在三三两两的撑雨伞，卷裤腿。他在他们的眼神里找见了一样闯进赵宅时所没有的神情：除了疲惫之外，还有恐惧。

    “我们明天再来。”男孩撑着最后一丝的骄傲，领着他的同伙走出了赵家的院门。

    看热闹的人终于渐渐散尽了。院子有些不习惯那失而复得的安静，脚步走在青砖地上擦出了嘤嘤嗡嗡的回声。雨住了，天离晴虽然还很遥远，但是云却已经裂开了丝丝缕缕的缝。赵夫人扶着梦痕进屋清理唇边的伤口，柳妈去厨房生火做饭——主人吩咐了，今晚要做一大锅鱼丸汤面压惊。

    赵老板点起一斗新烟，正要往嘴里送的时候却突然改了主张——他把烟斗递给了抗战。这是抗战一生中的第一斗烟，他还没有摸着门道，烟在不该去的地方拐了一道弯，抗战剧烈地咳嗽了起来，咳出了一眼的泪。不要紧，他会找到路的，兴许就在第二口。赵老板暗想。他很庆幸这群毛孩子进来的时候，他没对抗战说出那句在他心头压了很久的话。那是一句愚蠢而多余的话——抗战的肩膀已经长成，它担得起一个女人的一生。

    这天晚上赵家大院又来了一拨戴红袖箍的人，这次是工人造反大队的，领头的是一个叫仇阿宝的男人。那群人只在门上贴了两张相互交叉的黄色封条便走了。

    “这是你的镇宅之宝，没人敢撕这张封条。”仇阿宝对赵老板说，“只是要麻烦你和你家里人，从今往后进出都走边门。”

    这个夏天校园里似乎一夜之间变了样。林荫道两旁硕大的法国梧桐树之间，挂起了各式各样的横幅；教学楼的窗口里，吐出一条条长舌似的标语；高音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一些旋律能把生血煮熟的歌曲。沿着校园主干道摆设的几个宣传栏上，贴满了白纸黑字的大字报——红字还要在稍后来的日子里才会渐渐出现。想说话的人很多，可供张贴的地盘不够，于是一张大字报还墨迹未干的时候，就已经被另一张覆盖。层层叠叠，越贴越厚，糨糊干了，变成铁硬的一坨，一阵风来雨去的，就整团滚落到地上。新的一轮便重新开始。

    有话要说的人很多，想看热闹的人也很多，宣传栏前每天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甚至当绵长无尽的白日终于逝去，昏暗的路灯把夜色剪开一个个边角模糊的大洞时，依旧还有人把鼻子紧紧地贴在宣传栏上，逐字逐句地嗅着那些劣质纸张上的话语。小陶挤进人群看过一两回，却很快失去了兴趣——大字报上的那些人那些事似乎离她很远。小陶现在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血比别人热得慢。

    夏天的热闹持续到了秋天。当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仅仅只是一部长戏的开场锣鼓，真正的热闹还会持续十年。初秋的时候，这场热闹里又加进了一项新的内容：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北京的学生到各地，就此开始了一场名为“大串联”的免费旅游。于是，校园里便到处都是背着行囊的学生，一眼看过去就能分清是两群人：两眼放光衣装整洁的是准备出发的人，而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是刚刚归来的人。

    小陶也跟着人流走了短短的一程。小陶的目的地很近，只有两站，先去杭州，再去南京。小陶从未想过去北京——高年级的同学告诉过她天安门广场上挤掉的鞋子装满了一卡车的恐怖情形，她一下子给吓蒙了。小陶是跟同宿舍的两名外系女生一起动身的，可是到了火车站她就后悔了：她没想到避开了最热门的北京线，南方的路程竟也是如此拥挤。在火车上她被几个男生前后夹攻地挤在中间，他们几乎是靠在她的肩膀上一路睡到停靠站的。她出门前多喝了一杯水，上车就想上厕所，结果却一动也不能动，终于憋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只好放任自流了一通。幸好她那天穿的是一件深色裤子和一双塑料凉鞋，也幸好车厢内极差的通风使得满车的汗臭盖过了尿臊味。这一次的经历使得她对这样的旅行方式有了永远的心理障碍。抵达杭州之后，她只住了两夜就丢下同伴独自回到了上海——她受不了招待所床铺上的跳蚤和观光景点看不到头也看不到尾的长队。这只是她给自己找的借口，她知道真正的原因是她放心不下还留在校园里的黄文灿。

    这阵子没有人可以静得下心来，担忧和兴奋把每一颗心都揪到了不该是心的地方。谁也没想到毛笔突然成了如此强大的武器，可以随心所欲地横扫一切边界等级。过去高不可攀的人，现在一支笔轻轻一勾，就变得触手可及。已经被毛笔点过名的，正惶惶不可终日地揣测着一声呼喊到底可以引起多大的回应；还没被毛笔光顾过的，在战战兢兢地害怕着某一个早晨，宣传栏最新的那张大字报上会出现自己的名字；不大可能被毛笔惦记上的那群人，正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地用毛笔在大字报的角上署下自己的名字。一群比小陶高一两年级的学生，在点名和署名的狂热过去之后，突然意识到这场运动已经莫名其妙地把他们圈在了校园里，毕业遥遥无期，他们还要和家里幼年的弟妹一起，持续地成为父母的经济包袱。

    黄文灿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他的快乐和忧愁都和他们截然不同。

    黄文灿的快乐是：学校的管教体制正在土崩瓦解的过程中，现在再也没有人关注他和小陶的恋情。在那张原先满布了人眼的监控网络里，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自由喘息的空间。

    黄文灿的快乐一句话就说完了，可是他的忧愁却需要几页纸。在他的国家里，战争正在进入白热化阶段，美国人的武器和人员增援都在不断升级。家里来的每一封信，传达的都是艰难和残酷的消息。他的国家需要面对的不仅是敌人，还有盟友。苏联和中国的援助也在升级——是那种暗含了攀比意味的升级。他的国家在两位急切却互怀敌意的盟友的夹攻下始终闪烁其词，不敢露出任何厚此薄彼的痕迹。这样的暧昧像一个大脓包，终有一天会被压力挤破，他的国家只是还没有力气来设想后果。黄文灿在中国的学业已经被各样运动数次打断，他不知道他是否能完成出国前就预定好的学习计划。他和他的留学生同学们对校园里的骚乱迷惑不解，可是他们对此唯一能够表达的态度也只有缄默。他到中国来，原先就是想找一个可以安放他书桌的地方，没想到这块地盘正在他眼前沉陷。他的前面是深渊，身后是战火，他被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地阻隔在了人生的瓶颈之中。与这样深重的忧患相比，和小陶在一起的快乐，只不过是无边暗夜中的一丝烛光，只够照亮鼻子跟前的一两步路，却不能让他走得更远。

    于是，他就格外地沉默了。

    那天小陶从火车站回来，宿舍也没回，就直接去找黄文灿。她知道他的中国室友去陕北串联去了，他现在一个人住。

    黄文灿正在屋里看书，见到小陶吃了一惊，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小陶斜了他一眼，说人家放心不下你嘛，学校这么乱。黄文灿的嗓子喑哑了，顿了一顿，才说小陶你为我，实在是操心太多。

    小陶端起桌子上的茶杯，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口剩茶，坐下来，从军用书包里掏出一个纸袋子，对黄文灿晃了晃，说这是杭州特产，好吃得很。

    是一包山核桃。

    小陶撕开纸包，挑出一个浑圆周正的核桃塞进嘴里。小陶的牙齿尖利如鼠，坚硬的核桃壳在吱吱呀呀的响声里四分五裂。小陶取下头发上的卡子，一块一块地挖着肉，神情专注得像在从事显微镜下的牙雕，刘海儿随着身体的动作一晃一晃，有一丝细细的笑意从嘴角泄露出来，一路蜿蜒着淌到眉梢。

    黄文灿呆呆地看着，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小陶，你是我看到过的，最容易满足的女孩。”

    小陶把一块油亮的核桃仁塞进他的嘴里，扑哧一笑：“你见过多少个女孩？五个，还是十个？”

    小陶的笑容像街上的流感，瞬间就传给了黄文灿——小陶不在的日子里，他几乎忘记了什么是笑。

    “小陶，你有梦想吗？我从来没听你说过，梦想。”他问。

    “当然有。”小陶抬起头来，把汗湿的额发撩到脑后。“要是能有一天，想吃就吃个饱，想画就个够，想睡就睡它个天昏地暗。这就是，我的好日子，当然，你得在场。”

    黄文灿的喉结动了一动，却没说话。

    小陶哼了一声，说你是不是看不起我的梦想？那你有什么大不了的梦想？

    “我只想，天下不再打仗，人人能过太平日子。”他说。

    小陶又扑哧一声笑了，说所有的梦想，结果不都是通往好日子吗？这叫殊途同归。

    小陶的话其实只说了一半，还有一半她藏起来没说——她怕他听不懂。

    她没说的那一半是：老虎灶的女儿，没有远虑，只有近忧。

    黄文灿的喉结又动了一下——他有话说，可是他知道他说不过小陶。小陶能把歪理说得理直气壮，所有的正理在小陶跟前经过，三绕两绕，就都被绕到了小陶的歪道儿。

    “这几天我不在，学校有什么新闻吗？”小陶问。

    “我没出门，只去了一趟领馆，参加国庆晚会。”他说。

    她知道他说的是越南国庆。

    “好玩吗？”

    黄文灿沉吟了半晌，才终于说了声没什么，无非是改善了一次伙食。

    小陶知道，他一定是在领馆里听见了什么坏消息——战争的结束似乎越来越遥遥无期。她也为他的国家揪心，却不是和他一样的揪心法。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曾暗地里希冀那场战争会永无止境地拖延下去，这样他就有可能一直留在中国。她被自己的念想吓了一跳：一边是他的国家，一边是她的情人。为成全她小小的一段情缘而押上一整个国家的性命，她知道那是罪孽，可是她只是抗不住罪孽的诱惑。

    她走过去，轻轻地抚了抚他的额头。他的眉心有一个大大的结，那个结乱得像无头的线团，解了这根还缠着那根，越解越乱。

    “船到桥头自然直。”她说。

    他没听懂，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贴着他的耳根说这是我们老家的土话，就是说世上所有的难处都有解决的方法，只要人活着。

    “小陶。”

    他喃喃地叫了她一声。她以为他有话要跟她说，可是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默默地从身后搂住了她。那天他的臂膀箍得非常紧，紧得她几乎背过气去。他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很沉，也很深，她几乎觉得他的颧骨已经嵌进了她的肉中。他的呼吸走过她颈脖的时候，烫起了一串燎泡。是欲望，又不全是。他以前不是没有搂过她，可是她总觉得这天他的举动里有一丝异常。很多年后当小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才恍然大悟，他那天的举动有一种解释叫绝望。

    那天黄文灿向小陶隐瞒了一件事情：就在那个国庆晚宴上，领馆官员向所有的留学生传达了越南政府的内部指令：如果中国的政局在近期内没有稳定的迹象，越南留学生将要全部撤离回国。

    小陶离开黄文灿的宿舍回自己的住处，远远地，就看见宋老师在楼外等她。她正奇怪他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她回来的消息，可是他没等她开口就朝她扬了扬手，转身走在了她的前头。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有事。”他说。

    他没有等她，一路走得极快，解放球鞋的鞋底踢得路面的沙石刷刷乱飞——她注意到了他最近很少穿皮鞋。一绺被枕头压歪了的头发随着他的脚步在他的后脑勺一撅一撅地晃悠，从背后都能看得出他的脸色很沉。小陶猜想大概是哪个耳报神又去告发了她去找黄文灿的事——学校有规定不能随便进留学生宿舍。小陶紧追慢赶地跟在宋老师的身后，一路都在气喘吁吁地寻思着怎么找个嬉皮笑脸的理由。这几年里她已经摸熟了他的脾气——他吃软不吃硬。

    到了办公室，坐下了，宋老师打开抽屉，取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看了小陶一眼，欲言又止。过了一会儿，又打开另外一个抽屉，拿出一个苹果削了起来。宋老师的手有些抖，刀子差点切到了手。终于削完了，递给小陶。小陶接过苹果，也接住了他的目光。他的目光深邃如井，小陶看见了井底铺着一层东西，半晌才醒悟过来，那是怜悯。宋老师从来没用这样的眼神看过她，小陶一下子慌了。

    “严重吗？”她问。

    “非常严重。”他说。

    小陶顷刻明白了，这个回合嬉皮笑脸没用。

    “我向你保证，以后不去那边了。”小陶垂头丧气地说。

    “去哪里？”宋老师扬起了眉毛。

    小陶一下子松了一口气：他原来不知道那件事。

    “不该去的地方。”小陶的嘴角忍不住往上挑了一挑。

    “孙小陶，你妈最近给你来过信吗？”宋老师的脸刷的一下紧了，语气异常严峻。

    小陶的心里咚的一声撞了一下鼓——她已经差不多一个月不曾收到家里的信了。

    “我妈，她，出了什么事？”小陶颤颤地问。

    “你知道你父亲的情况吗？”他没回话，只是反问。

    “我还没出生他就……”

    小桃还没说完，就被宋老师切断了。

    “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在老家藻溪乡里拥有大笔的田产房产？”

    小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叫了一声不可能。“我妈妈说过我爸的祖上很有钱，但是后来家道中落，轮到我父亲，就是赤贫了。”

    “这些年你妈一直在骗你。为了逃避土改和地主成分，你妈带着你和一个用人隐姓埋名逃到温州。你知道你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那是‘逃’字的谐音——逃命的逃。”

    宋老师拿起桌上的那个信封，对小陶扬了扬：“这是温州寄来的材料。是一个老乡在街上认出了你妈，到街道检举揭发的。”

    宋老师的话像一枚巨大的图钉，把小陶昆虫标本似的钉在了椅子上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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