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身子剧烈地颤抖了起来，椅子在她身下发出咿咿呀呀的呻吟。天不怕地不怕的孙小陶，就在这一刻知道了害怕的滋味。在这天之前，她走起路来目不旁视，昂首挺胸。可是从今天起，她的天哗的一声降下来了，比别人矮了许多。从今往后，她行走在世界上只能有一种姿势，那就是佝偻。
皇天。为什么她的命里会摊上这一天？若她有回天的本事，她一定指头一动，把这一天在她的生命中彻底抹除，她情愿做回“老虎灶西施”。那个她鄙视了一辈子的外号，如今已经成了高不可攀的奢侈。
“你马上给学校和老家写封信，说明你对这件事完全不知情，并且表明你的立场，和你母亲彻底划清界线。”宋老师的声音嘤嘤嗡嗡地传了过来，半天才聚成一句话。
“还有，以后你只能完全依靠你的助学金过日子，你不能再接受家里的任何资助。这样兴许还能救你一命——学校里现在很乱，希望没有人会抓着你不放。”
宋老师把那个信封咣啷一声锁进了抽屉。
“孙小陶，你不能，再惹，任何，麻烦。”他一字一顿地说。
小陶神情麻木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吱声。
“贱货，头毛（温州方言：婊子）！”
白丽珍揪住勤奋嫂的头，狠狠往地上按了一按。
白丽珍的语气像嵌了铁钉的鞭子，而声音却像轻风——她不想让太多的人听见她的咒骂声。
“要不要给她挂上这个？”身边的一位随从体贴地问。
那人手里拎着两只破布鞋，中间穿着一根草绳。
白丽珍的脸变换了很多种表情，最后才含含混混地说了一句：“下回。”
白丽珍知道此刻她的男人仇阿宝正胸前挂着一把哨子，手里举着一本红书，雄赳赳气昂昂地率领着一支几千人的工人游行队伍，行走在通往人民广场的十字路口——那是这些日子里决定小城风向的场所。虽然他一年也不回几趟家，可是她还得顾及他的面子，毕竟她在街道做的每一件事，扛的都是他的牌子。假若她手里的这个女人被人叫做“破鞋”，那么她的男人也逃不了干系，他将会是那个穿破鞋的人。
白丽珍这些年狠长了几斤肉，格子衬衫的腰身里，鼓出一圈又一圈的脂肪，红袖箍在胳膊上几乎胀裂开了缝。脖子和下巴的分界线，早已模糊不清。说话嗓门若略高几分，脸颊上的皮就会禁不住漾起一阵水波纹。
压路机。白切大肠。碱水泡过的猪头。
勤奋嫂的心里有千个百个形容这个女人的词语，她把它们一一地走过了一遍，发现她依旧还是恨不起她来——只因为那天她说的那番话。
那天白丽珍领着一拨人马冲进老虎灶，她一把将勤奋嫂拖进后屋，却把随从关在了门外。
“地主婆子，我让你死也死个明白。”她扇了她一个耳光，“要不是我男人这些年都补贴了你，我婆婆至于为几个铜板天天跟我急？我怎么会过到今天的地步？”
血轰地涌了上来，勤奋嫂的颊上瞬间凸起了五个指印。忍，她得忍。她暗暗地对自己说。风向不对，潮水现在不顺着她走，她只能咽下眼前的这一口气。
她捂着脸，说你男人给了谁钱我不知道，我若收了他一分钱出门就让车撞死。
白丽珍呸的一声往刚擦过的地板上吐了一口痰。“你以为你家闺女在学校里吃香的喝辣的和小白脸吊膀子是哪个掏的腰包？”
勤奋嫂一怔，这才明白给小陶寄钱的原来是仇阿宝。白丽珍的话虽然歹毒，却不无道理：这些年仇阿宝的心，果真分了这么许多在自己身上。
勤奋嫂就是在那一刻突然觉得了气短。
这是勤奋嫂第二次游街了，她已经大致摸清了白丽珍的路数。白丽珍身子肥胖，走不动路，常常走一段就要歇一歇。大部分的路程白丽珍只是让随从大呼小喊几句做做样子，她自己都在养精蓄锐，真正的好戏她要等到了五马街和谢池巷才开唱。五马街是闹市区，谢池巷是家门口——只有这两处她能好好地出一出风头，也能把勤奋嫂的脸皮撕下丢进茅坑。
果然，远远地看到了五马街口“温州酒家”的牌子，白丽珍就像打了鸡血似的兴奋起来。她朝旁边的人丢了个眼色，那人立刻心领神会，一锤子砸向了手里那面脸盆大小的铜锣。等那嘤嘤嗡嗡的响声安静下来，街面上已经黑压压地涌来了一群看热闹的人。白丽珍这才把那个大喇叭举到嘴边，开始喊口号。今天的游街和上回的不同，上回只有街道上的几个四类分子，这次她联系了街道所在的几个单位，把他们的牛鬼蛇神也一并揪了过来。人一多，就得有声势来陪衬，这回的喇叭都跟上回的不同。上回只是一个马口铁筒，而这回她借来了电池驱动的扩音器。她得记取上一回的教训。上一回她把领口号的事交给了一个年轻后生，没想到那人的嗓门儿跟噎了食的鸭公一样打不起精神。这一回她决不能把喇叭筒交给旁人了——她知道这一队人马里谁也没有她的肺气足。
敲锣的那个人和白丽珍走了一路，彼此已经有了默契。他敲一下，她喊一句。她喊完了，他再敲一声——是铺垫，也是助威。
一队人马慢慢地走完了五马街，白丽珍把一腔子的力气都喊完了，嗓子已经裂了好几条缝。看热闹的人渐渐稀少了，勤奋嫂揣摩着她该歇脚了，果真，白丽珍停在了一条僻静的巷口。她放下喇叭，招呼了几个人去街角买冰棍止渴。
勤奋嫂斜靠在一棵树身上闭了一会儿眼睛。头上的那顶高帽压了她一路了，脖子像穿了根铁丝似的疼。她想扭一扭头，却发觉脖子已经硬得转不动了。
小陶。她轻轻在心里喊了一声。你千万，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回家。只要你没看见你娘这副模样，我就是死了也行。
勤奋嫂这时还不知道：小陶是不会回来的，可是小陶的信正走在路上，还要等两天才会抵达温州。小陶的信不是写给她的，却会被抄在一张大字报上，正正地贴在老虎灶的门口。那张纸上说的话叫那些进她屋里打水的人，都不敢抬头看她的眼睛。勤奋嫂会在这张纸的耻辱底下生活好多天，直到老天过意不去，下了一场大雨，才把它湿成了碎片。
“把帽子往前推一推，这样看上去像是低着头，你就不用总那么死命低头了。”有个声音在她耳边轻轻地说。
她吃了一惊，用眼角的余光一扫，才看出是谷医生。没想到她走了这么长一程的路，竟然还不知道身边是个熟人。
她有一阵子没见到谷医生了。她曾经去医院找过他，一进门就看见了他的大字报，她没敢进他的科室，怕有人给他扣生活作风的帽子。
“他们让你，开老虎灶吗？”他问。
她知道他是怕她断了粮。
“她总不能天天都来吧？她只要不来，我就开门。”她说。
他没做声，半天才颤颤地喊了她一声勤奋。
“只要活着，总见得着天日。那是你告诉我的。”他说。
这是这些日子以来，她听到的唯一一句温存话。一股热气渐渐地涌了上来，她却知道它只会待在喉咙，却绝不会涌出眼睛——她的眼窝现在很深。白丽珍可以把她碾成尘剁成渣，她只是不能，让她看见她的眼泪。
这一天走到日头西斜的时候，终于走完了半个城市，白丽珍已经累得两腿一瘸一拐的撑不住身子了。回到老虎灶门前，白丽珍喘着粗气撂下了一句话：
“你妈我今天累了，等歇过了身子，明天再找你玩。”
第二天勤奋嫂照常起床，早早开了老虎灶的门。那天她只添了半炉煤饼，准备着白丽珍来就随时灭火。
可是白丽珍没来。
两天之后白丽珍来了，一句话也没说，把小陶的那封信贴在门上就走了。
从那以后白丽珍就再没在老虎灶现过身。
过了很久才有一位老邻舍忍不住告诉勤奋嫂：白丽珍之所以放过了她，是因为仇阿宝答应回家住了。
老天爷大概是最早知道黄文灿要走的消息的，过了元旦，天就几乎没开过脸。云像一条又旧又脏的棉胎，低低地蒙在头顶，仿佛脚下垫块砖头，就能拽下一团棉絮来。偶尔有一小束阳光从那条破棉胎的洞眼里钻出来，也是冰冷灰腻的，照在地上犹如一摊要干没干的尿迹。
黄文灿走的那个早晨，天终于破开了脸——不是太阳，而是雪。雪花很肥很大，一片片如脏手绢似的在空中乱舞，终于飞腻了落到地上，还没来得及堆积，就化成了水。那水遭成千上万只脚一踩，便踩成了泥汤。
黄文灿的行李很轻，只有一只军用书包，里头装的是几本教科书和两件换洗内衣。他在上海读书的全套行头都是学校赠送的，临走的时候他就全部还给了东道主，包括那辆永久牌锰钢自行车。他本来连教科书也不想带走的。他说这个冬季美国人的“滚雷”轰炸计划正演绎到高峰，他的国家里每一寸土地都是焦土，书带回去迟早也是毁在一把战火里。后来还是小陶劝他带上的——好歹是个纪念。
他把自己戴的那只手表留给了小陶。这只手表是他还在黄家宅院里做大少爷的时候，他母亲从法国给他买的生日礼物。在太平年月里，这样一只贵重的手表无疑会被解读成男女之间的定情信物，可是在乱世里它却更像是一件久别之前的念想儿。小陶的手心湿湿地揣着这只表，只觉得自己竟没有一样可心的东西可以衬得起它的重。思来想去，最后剪了自己的一缕头发放在一个装过万金油的空盒子里，又在盒子上钻了两个孔，用一根丝线穿起来，让他贴身挂在胸前。
那天她送他到火车站，一路无话。该说的早已说过了，而且重复了许多遍。他说他到了家就会给她写信；他说一等战争结束了，中国的局势也太平了，他就会马上回来；他说他回去之后就要找母亲在外交部任职的一位熟人，用他精通法语汉语英语的优势，争取找到一份长期派驻中国的工作。他说了许多许多话，可是小陶要的那句话，他却一直没说。那句话是：“你等着我。”他毕竟比她年长几岁，知道这会儿说的哪句话，也是镜花水月似的虚晃。乱世里的任何一次分离，都有可能是永别——就像他和他母亲一样。他母亲替一家法国报纸作战地采访，一个月前刚刚死在了前线。
“我亲爱的，我的心肝。”
他上了火车，从开着的窗口里伸出手来，紧紧拉住了她的手。他很少说这样肉麻的话，这几个字他是用法文说的——每当他觉得汉语词不达意的时候，他的舌尖就会自然而然地溜出法文句子。他把脸深深地埋在她的掌心，她觉得她的手钻心地疼——那是他的眼泪钻出的洞。
她想抽回她的手，他不让，她突然在他手背狠狠地咬了一口。他狼一样地号叫了起来，她惊呆了，被他的叫声，也被自己的疯狂——她的牙齿仿佛是从别人口里借过来的，竟完全不听她脑袋的使唤。恨啊，她只是恨。她恨他的国家，也恨自己的国家，她甚至恨那个大老远赶到他的国家撒野的国家。她觉得它们是老天爷指派了来合着伙欺负她的——老天不惜毁了三个国家，只为了不让一个女人成全一段普普通通的情缘。
他紧紧地捂着受了伤的手，她硬给掰开了，看见烙着她牙印的地方，渐渐地开出了一朵猩红色的花。她掏出手绢，在他的手背上扎了一个结子。
“这是我的印记，你一辈子也抹不掉了，看见它你就会想起我。”她说。
火车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呼哧呼哧地走动起来。她追着跑了大半个月台，最终还是跑不过它，被它远远地甩到了身后。
当时她没有流泪，她的眼泪是在火车走出她的视野以后才涌上来的。那天她的眼泪不是滴也不是流，而是一片一片的，如磅礴的洪水顺着她的面颊冲下来，将她的脸冲得千沟万壑。
她几乎想不起来她是如何回到宿舍的，她只隐隐记起她的身子轻如气球，她想用脚去坠住身子，可是脚比身子更轻——那是因为她已经把心和脚都丢在月台了。失重的身子在冬日的泥泞里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半飘半滚地走回了家。手冻僵了，指头硬得像铁，怎么也拧不开锁。等她终于打开门的时候，她却没有力气进屋了——她两眼一黑倒在了地上。
当晚小陶被送进了医院。
接下来的几天里她持续高烧，昏睡不醒。医生说是重感冒导致的肺炎。
有一天夜里小陶突然醒了，发现床前趴着一个人。正想说话，突然剧烈地咳嗽了起来。一口浓痰如一团厚棉絮堵在她的喉咙里，棉絮上有一根绳拴着她的肺。她咳一声，那绳子就狠狠地扯一下她的肺。她咳也不是，不咳也不是，咳是疼，不咳是憋气，脸颊便喘成了两片艳丽的桃红。
趴在床沿上的那个人被她咳醒了，直起身来——原来是宋老师。
“你攒点力气再咳。”
宋老师站起来，就往外走。小陶的身子突然紧成了一根木头，她想抓他的衣袖，手颤颤的只是没有力气。
“宋老师，别，别走。”
那团棉絮挪了个地方，喉咙略略地松了一松。在两阵咳嗽的间隙里，小陶终于挤出了一句话：“你走了，就再也不会，有人管我了。
宋志成觉得心里有样东西给捅破了，隐隐地渗出水来。他顿了一顿，调整了呼吸，才敢开口，因为他不想让她听出他声音里的那条破绽。
“我只是想给你打瓶开水，我怎么会走？”他说。
她的身子这才慢慢地懈怠下来，靠在了枕头上。
“你知道，我没有爹也没有娘了。”她说到“娘”这个字的时候，嘴角咧了一咧。她其实是想哭的，可是她实在是哭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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