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太阳极好，头顶竟然有一片罕见的蓝天。树木仿佛知道了末日将临，枝叶在绽放着落地前的最后辉煌。她拿出照相机，开始寻找可以为她按快门的人——那时她还不懂相片的主角也可以仅仅是风景而没有人。后来她就看到了他——他正坐在一块石头上写生。
他很专注，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人。他穿了一件在当时已经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蓝布工作服，头上随意戴了一顶遮阳帽，脚上的那双白球鞋上，沾着一层厚厚的兴许是从前一个写生地点带过来的泥，衣服的肩肘之处隆起一丝关于肌肉的朦胧联想。她的眼睛里驻留过太多各式各样的画家形象，她几乎是在第一眼就把他掸入了自以为是的小混混那一档。
可是当她看见他手里那张完成了一半的画稿时，她立刻知道她的判断出现了一次少有的失误。她很快就忘记了她找他的初衷，在他身后一站就站了半个上午。当他终于合上颜料盒的盖子时，她忍不住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风呢？风在哪里？”她问。
他转过身来看见了她，不禁一怔。正像她的眼睛见识过了许多画家一样，他的画笔也见识过了许多女人。他不是她见识过的那些画家，她也不是他见识过的那些女人。
“形体和色彩都有了，只是我没有找到风的感觉。”她说。
这是一句很到位的评价，不懂画的人很难说出这样的话。
“你也是学画的？”他问。
她摇了摇头。
“我爸是。我家住的宿舍区里，看门的狗都知道谁的画好谁的不行。”她说。
他被她惹得哈哈大笑起来，说就算我欠你吧，以后专门给你画一幅风。
这时他注意到了她手里的相机。
“是尼康F3HP吗？”他问。
她有些吃惊。在那个年代拥有一架进口相机已经是奢侈，而一个如此年轻的女孩子拥有一架如此新潮的相机更是奢侈中的奢侈。她已经习惯了人们的羡慕眼光，只是几乎没人能这样准确地说出它的机型。
“你懂相机？”她反问他。
“我已经在梦中拥有过它一千次，你说我到底算懂还是不懂？”他说。
她忍不住笑了。
“这是我爸送给我的礼物。”她说。
她只说出了一部分真相，另外一部分说起来太麻烦，绝对不适宜做初识的谈资。
这部相机是父亲动用了全家几年的存款给她买的大学毕业礼物。其实父亲动用的，还不仅仅是存款。父亲逼着一个从国外出差回来的朋友，让出了自己的小件电器指标，而父亲给那人的回报是每周两次免费辅导他那个想考艺术院校的儿子。母亲为这件事和父亲吵过架，甚至几天都不和父亲说话。
“我说呢，原来你有一个阔爸爸。”他说。
“我爸只是一个普通大学老师。”她其实是不想生气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她说这话的时候涨红了脸。
她说的是实话，又不全是实话。她父亲宋志成的确是在大学里教书，却不是普通的老师——他是一个系的总支书记。
他看了她一眼，说我去给你拿个玻璃瓶子。她有些疑惑，问做什么？他嘿嘿一笑，说脸皮这么薄，不住在玻璃瓶子里你怎么活？她这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刮遍了脑壳却找不出一句话来回他——她是在那一刻意识到了论嘴皮的功夫她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那天他背着画架，陪着她散了很久的步。他说他是工艺美术学院的研究生，老家是苏北一个只有在详尽的区域地图里才找得见的小乡村。他自小爱从老师的包里偷彩色粉笔，在家里的墙壁上涂鸦。他画一回，他爸给他一顿拳脚。揍过了，他忘了疼，还接着画。渐渐的，他的皮肉长了茧子，倒是他爸老了，打不动他了，只好由着他把家里的四壁都画满了画。后来，他终于把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画遍了，只能另找地方。他找到了离家几里地的一片河滩。河滩是他最大最好的画板，树枝是他无所不在的画笔。无论他画过什么，一阵风过潮涨潮落第二天又是白纸一张。唯一的遗憾是他再也不能使用颜色。有一天，一位县中学的美术老师到乡下看亲戚，碰巧撞上了他在河滩上画画。那天他画的是一个骑在牛背上的放牛娃，老师在他背后看了很久，却不说话。后来老师问他住哪里，就跟着他到了他家，向他阿爸提出来要收他做学生——他爸这才肯把他当真。
武生听了，就说你这个故事简直是我妈的故事的翻版。我妈小时候也爱画画，也穷，也没有钱买颜料画笔画纸。
邑昌就问你妈也是画家？武生哼了一声，说她那几下连我都瞧不上眼。不过她是个好设计师，专门设计衣料上的花色。
从北海公园相识之后，他们就开始了频繁的约会，几乎每一个周末都见面。她的宿舍有人，他的宿舍也有人，他们只能约在户外。早上她看他写生，下午他陪她散步，直到严冬封锁住了所有通往户外的路。于是，他们就把约会的地点，改到了她的办公室。
他不是想吊她膀子的第一个男人，可是他却是她第一个迷迷糊糊地爱上了的男人。她如醉如痴地听他讲述着童年和乡野的故事，框在往事里的苦难呈现着旧油画里尘封的铜黄，那种凝重深远让她一下子觉出了自己的单薄。她的一生过于平顺，她像是一张刚刚出厂的白纸，急切地期待着第一抹色彩，而刘邑昌既是颜色，也是那个涂颜色的人。
武生打开刘邑昌带来的素描册，一页一页地翻看起来。溪流，树林，竹楼，女人。风是看不见的，风却无所不在。风欲盖弥彰地藏在水的涟漪里，叶子和叶子之间的缝隙中，竹楼窗口挡亮的那块花布帘上，女人身上筒裙的褶皱里。风没有色彩也没有形状，风却是潜伏在一切色彩和形状之下的那股灵气，风仿佛解开了万物身上的锁链，风叫万物有了行走飘逸的自由。
武生看完后久久无话。武生的沉默是一把锥子，在邑昌的自信上凿了一个眼，底气渐渐地就漏浅了。
“到底，怎么样？”他忐忑不安地问。
她终于开口了。她说你应该娶个土司的女儿，在云南住上十年。
他从她的话里听出了赞许，他终于放下了心。他相信她的判断，甚至胜于他的导师，因为她从不轻易说好话，也因为她对绘画有一种未被规则修理过的天然直觉。
他走过去，从身后搂住了她。
她刚刚在单位的公共澡堂洗过澡，半湿半干的头发里有一股割草机走过青草的芬芳。他问她换洗头水了？她含糊地答应了一声，不想告诉他这是从纽约下榻的旅馆里拿回来的剩余洗发露。他撩起她的头发，看见了她脖子上一圈淡淡的近乎棕黄色的茸毛。欲望从苏醒到绽放只需要一眼，他还没回过神来，就已经把她抱到了那张单人床上。
他已经有一阵子没碰过她了，他的脑袋几乎管不住他的手。他急切地撩起她的套头毛衣，解开了她身上的一切束缚。她想说不要，因为她毫无准备。可是那句不要走到舌尖时，却已经化成了一声潮湿的呻吟。他的指尖仿佛有一种魔法，一挨上她的身子就瞬间剔去了她的筋骨，把她的意志化成了一滩水。她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颤动起来，迎合着他身体的起落。
这不是他们的第一次——第一次留给他们的唯一印象是恐惧。与后来的熟稔和炽烈相比，第一次只不过是一次痛楚而笨拙的操练。虽然他十七岁时就已经被一位论辈分该是他堂婶的女人哄去了童贞，可是当他遇到武生时，他还是第一次经历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女子。他听说过女人初次的生涩和艰难，他也为此做了心理准备，可是他再厚实的准备里也没有涵括她近似痉挛的剧疼——他被她如此低的疼痛阈值吓了一大跳。其实那天她不是唯一一个感觉疼痛的人。那天她的身子紧张得如同一块没有任何缝隙的岩石，她把他和自己都硌得遍体鳞伤。那天的经历几乎成了他们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然而他和她都没有想到后来他们竟然还能迈过这一道坎，而且只用了一脚。
可是今天又和往常有些不一样，她觉出了他急切之下掩盖着的心不在焉。
完事之后，他扶起她来，两人靠墙坐在床上，慢慢地喘匀了被欲望逼得走投无路的呼吸。
“你怎么什么都不顾，不怕我怀上了？”她有些恼恨地斜了他一眼。
他说那才好呢，你要是有了我们立刻去登记结婚。
她不说话。他把她的头扳过来，靠在自己的肩上。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在想面包和牛奶。”
她被他猜中了心思，她不想承认也不想否认，她索性继续沉默下去。
“如果你爹妈等到面包和牛奶都齐全了才结婚，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你。”
她被他的话震了一震——她从来没有这样思索过她自己的生命起源。她知道他说得有道理，可是他的道理太正，而今天她的心思腻腻歪歪的，总也不肯归顺。
他用衣袖轻轻地擦着她额上的汗，问她美国怎么样，好玩吗？
这几天她一直在等着他从云南回来，她攒了一肚子关于美国的话想要告诉他。可是面包和牛奶的话题如同一口变了质的食物，突然败了她的胃口，她失去了说话的兴致。她只是摇了摇头，说了一声一言难尽。
他把她的下颌转过来，让她面对着自己。
“丫头，有什么心事，说。”
他只比她大两岁，却总丫头丫头地叫她——她喜欢听他这样叫她。
她避开了他的眼睛，说没什么，只是时差还没全倒过来。
他信了，不再追问。
“丫头，我今天找你，有事。”
他说这话的时候，突然有些期期艾艾。
她一下子坐直了，因为他很少用这种神情跟她说话。
“你身边，能匀出些钱来吗？”他问她。
她猜想这句话这一路上已经不知在他肚腹里打磨过了多少个回合，如果她可以钻进他的肚腹，她一定会看见里边的血肉模糊。他这样的汉子，让他开口跟她借钱是比逼他下跪还难的事。
她现在知道了他刚才心不在焉的原因，原来他心里藏了一句进出两难的话。
她掏出自己的皮夹子，从里边抽出所有的钱——是一沓十几张的大团结，塞进他的口袋里。这是她上个月的工资——她出了一趟洋差，上个月的工资还存着基本没动过。
他接过这沓票子，想了想，又捻了两张放回到她的皮夹里。她说不用了，过两天就发下个月的工资了。两人推来推去推了几回，最终他还是收了下来。
“我争取，尽快还你。”他说。
她知道这是男人的自尊。自尊是一根铁棍，保护了自己也拦阻了他人，她觉出了距离。他在她身子里残留的余温似乎猝然凉了。
“不用急，我有。”她说。
他在等着她来问他借钱的理由，可是她没有。他只好自己开口。
“我妈查出来胃癌，晚期。前些日子人就瘦得不成样子了，就是舍不得去医院看病，耽搁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仿佛在说着一件与他并无多大关联的事。
可是她看见了他眼睛里的血丝。
她抓起他的手，把脸贴在他的手背上——这是她唯一知道的安慰方式。从小到大她每一个步子都有人扶着，她遇到的最大伤痛是母亲在擦窗户的时候从凳子上下来，失脚踩死了一只她养了两年的猫。安慰和被安慰对她来说都是陌生的经历，她还在慢慢学习。
他弓腰系好鞋带，拿起外套就往外走：“今天邮局关得早，我要马上去寄。”
她穿上风衣，拿起他忘在桌子上的写生册，跟在他身后走了出去。
“我陪你去吧。”她说。
周日的过道里很是清闲，人群已经被商场公园街道和公共汽车分流。街边的空地上，有一对父子在放风筝——是一只黑色的燕子，尾巴上描着金粉。风喜怒无常，燕子在风里上下颠簸，跌跌撞撞，终于挂在了一棵杨树上。孩子尖声哭了起来，父亲低声下气地哄着，却怎么也哄不顺。
“邑昌，我想，申请出国留学。”武生犹犹豫豫地说。
从上海到藻溪的路不仅远，而且不顺，一路上要换三趟车。三趟车在这里有些粉饰太平的意味，事实上，最后的一程是拖拉机。拖拉机不是在平路上行驶，拖拉机行走的是坑坑洼洼的山路，一个弯拐急了，就可能连人带货一起甩出去。
武生在上海待的时间只有十天，到藻溪扫墓原先不在计划之中——这是勤奋嫂的坚持。
武生出生那年的春节，勤奋嫂和谷医生结了婚。谷医生依旧在医院上班，勤奋嫂依旧开老虎灶，只是谷医生把自己的物什打了一个包，搬进了谢池巷勤奋嫂的家里。谷医生在单位是只死老虎，“文革”初期被揪出来打了几棍，渐渐的，众人的目光有了新的目标，就对他失去了兴趣。虽然谷医生的薪水这些年里降了几级，却还可以支付两个人的开支，他就劝勤奋嫂关了老虎灶。只是勤奋嫂劳作惯了，闲不住，她的小店铺后来还开了很多年，一直到“文革”结束。
勤奋嫂和谷医生辗辗转转地行了二十多年的弯路，才总算走到了一起，可是他们只做了两年的夫妻，谷医生便走了——是心脏病突发。那天夜里勤奋嫂被一阵呻吟声惊醒，谷医生只来得及捏住她的一根手指，说了一个“你”字就咽了气。勤奋嫂永远也无法再去探究那个“你”之后的巨大空白里所隐藏的玄机。
谷医生没有熬过那些多事之秋。后来回想起来，勤奋嫂伤心之余也有一丝不敢道为人知的庆幸——她见过了和谷医生同样境遇的人得意之后的轻狂，她不知道谷医生若活到枯木逢春的日子，他是否能守得住他和她的那份平庸。死亡把谷医生定格在一幅无法被现实颠覆的永恒美好之中，如同大先生，也如同仇阿宝。至此勤奋嫂才明白，走过她生命的每一个男人都不是来和她相守过日子的，他们仅仅是上苍派来供她长长远远地缅怀的。从此她便死了再嫁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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