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生坐回到办公桌，重新打开那本厚厚的课程大纲，书页里露出来的一张红纸片火一样地灼痛了她的眼睛——她知道这才是她心神不宁的真正原因。一整个晚上她都试图回避这张红纸片的窥视，可是现在她终于知道那是徒劳。她把纸片从书里抽出来，又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那是一则学术讲座的预告，是她几天前去法拉盛公共图书馆收集中文资料时偶然看到的——法拉盛图书馆每周都有这样那样的演讲。这个讲座的题目是“中国现代艺术”，演讲者是几个出访美国的中国艺术家。这样的题目包罗万象却又无比空泛，可以是珍珠也可以是垃圾，武生本来并无多大兴趣，可是她在演讲者名单里找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那个名字是刘邑昌。
武生拿着那张纸怔了许久，最后终于把它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这天夜里杜克起身上厕所的时候，被眼前两粒荧荧的亮光吓了一跳，半晌才回过神来那是他的妻子武生——她正目光炯炯地坐在床头。他问她怎么还没睡？她说屋里有点闷，他拍了拍她说心静一静就凉快了。他很快就重新入睡，却又被她摇醒。
“我想起来周六下午有个讲座，可以拿进修教育的学分。早上起来你记得取消医生的预约。”武生说。
那个周六杜克约了医院门诊，医生是一位全美闻名的妊育专家。
武生走进大厅时，演讲已经开场。她从后门溜进来，在最后一排悄悄地坐下。她有意选择了迟到，就是为了避开演讲前的接待会——她还没有做好端着饮料和点心盘子与他猝然相对的准备。她需要距离和人群的屏障，来慢慢消化六年的分离。六年是个尴尬的时段，已经久得让人忘掉了许多脸红耳热的细节，却又没有久到尘埃落定心如止水的地步。分手后她就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甚至两次回国探亲都没有想过联系他，也许那时伤痕还嫩，她向来怕疼。她从京城的一些旧友那里辗转得知，他后来并没有出国，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并私下办了个美术班，给学龄儿童教授美术基础课程，据说小小地挣了几笔钱。听到这个消息时武生忍不住想：她寄给他的那五千美金在他的生活变迁中是否起了一些作用。
其实她是真正爱过他的，他是唯一一个可以搅动她一身的血、让她感悟到生命热度的男人，只是她在美国的那个艰难开头毁掉了他们之间的一切可能。她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在向她呼救。她精疲力竭的时候，他却还浑然不觉地从她那里支取能量。两个低谷相叠在一起，并没有叠出一个高潮来。其实他们两人都具备施以援手的能力——在另外一个时机，另外一种环境。他们在不该相遇的时候相遇了，又在不该分离的时候分离，那是命运的错位。假若他们的相遇始于今天，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武生不敢想下去。
临出门的时候，武生认真地装扮了一下自己。打开那个装着化妆品的抽屉，她的指尖觉出了瓶盖上的尘粒，这才知道她已经很久没用过它们了。梳理完毕，她从衣柜里挑了一件白底红花的连衣裙——那是头天夜里就想好的。衣服剪裁得很合身，无论是遮盖的还是裸露的部分都恰到好处。她看着镜子里的那个人不禁有几分恍惚：她几乎有些认不得自己了。犹豫了片刻之后，她还是在连衣裙外头罩了一件旧外套，所有的张狂瞬间被压住了头角——她只是不想让他看出时隔多年她依旧还为他上心。
武生在靠门的一个位置上坐定了，把手提包随意搁置在大腿上，却突然觉出了重量。不是那个装零散硬币的小皮口袋，也不是那串形状各异的钥匙，更不是那个塞了几张信用卡银行卡的皮夹子，而是那个做成梨子形状的景泰蓝盒子。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把它带到这里——是含蓄的暗示？还是赤裸的提醒？哪一样都充满了万劫不复的诱惑和危险。景泰蓝上的镂花纹理隔着薄薄一层皮革在痒痒地蹭着她的腿，她感到耳垂子微微发烫。
前面两个人的演讲味同嚼蜡，她昏昏欲睡地等到了他上场。看到他时，她的心跳得如同着了魔障的锣鼓，想捂，却捂不住，响得一个屋子都听得见。六年的岁月彻底磨去了一个男人的青涩，他不再生愣，却依旧英俊，明显地懂得了着装——看得出钱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说了一两句应景的开场白，便立刻进入了主题。他讲的是自己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写生经历，普通话里仍然夹带着口音，却不刺耳。他和那名女翻译似乎磨合过很久，彼此有了时间铸就的默契。她看他时眼神有些扑朔迷离，而他则时不时地调侃她几句，偶尔纠正一下她的专业术语词选。已经在沉闷而空泛的话题里熬了一个小时的听众，像吸进了一口清冽的空气，突然眼中有了活意。他知道了自己的魅力，便越发挥洒自如起来。
接着他开始放映一系列名为“风”的云南画作幻灯片。风撩起竹楼窗口的布帘子，风把新竹压弯贴到地面，风在女人的筒裙上留下一道道深浅不一的褶皱，风在溪水上舔出光影迷幻的涟漪。
这是武生熟悉的画面，是根据当年他为她采集的素描所作的水粉。最后几张幻灯片是人物肖像——是一个穿着傣族服饰的少女，正面的，侧面的，低头沉吟的，仰脸浅笑的。武生的心咯噔一声停跳了一个节拍，眼中突然充满了热泪，因为她猝不及防地看见了自己——只不过那是一个年轻的版本。那张脸肌肤光润，所有的皱纹都还遥遥地潜伏在不可知的未来，眼神里没有一丝畏惧的阴影，只是充溢着初见世面的无知和好奇。这张脸像镜子，清晰地折射出时光的质地和纹理。
“你为什么选择风的主题？是受了某种启发吗？”
情绪的飞尘渐渐落下，武生听见人群里有人向他发问。
“艺术家每天都会遭遇各式各样的灵感冲击，启发肯定有，只是记不得细节了。”他说。
“你的几张人物特写似乎格外出彩。是有固定的模特，还是纯粹的自由创作？”又有人问。
这个问题像一根鱼骨头，猛然噎了他一下。他没有立刻回答，仿佛在小心翼翼地挑选着合宜的词句。
“我有很多模特儿，但我不依赖他们。”他终于开了口，“这个人物没有具体的蓝本，只是一个整体印象，她的鼻子，你的眼睛，东一鳞西一爪的，我追求的是神韵，就像我的风。”
人群报以热烈的掌声。他站起来，对台下深深地鞠了一躬。就在那一刻，他神采飞扬的眼波停滞了，像是遇到了一块不可逾越的石头。那只挥在半空的手，突兀地定格在一个滑稽的弧度。
他看见了人群中的武生。
武生抓起手提包，飞也似的逃离了大厅。
幸好，我没有让他看见，这个梨盒。
武生站在大街上，紧紧地捂住胸口，暗自庆幸。
她从皮包里找出几枚硬币，在街边的电话亭给杜克打了一个电话。
“开车出来吧，我请你吃晚饭。”
杜克说烘干机正烤着衣服呢，再说法拉盛这几家中餐馆，哪家都吃腻了。武生说我今天是想请你吃一顿法国大餐，有鹅肝。衣服可以等。
杜克顿了一顿，问出什么事了，乔琪娜？武生忍不住笑，说非得有事才吃饭吗？典型的岛民思维模式。
岛民是武生给杜克起的外号，指的是他的台湾背景。杜克不甘示弱，也给武生回赠过一个别名，叫陆众。
武生不记得是在哪一站下的车，直到看见街口那个悬在高楼上的巨幅电视屏幕，才醒悟过来她已经走到了时代广场。她走了很久的路，却还没有把身子走暖。天已经全黑了，不知什么时候落起了雪。雪很干涩，飘在空中像面粉，打在脸上像沙子。虽然离午夜还有三四个小时，人流已经开始浓稠起来，擦肩而过的呼吸里，已经隐隐闻到了第一丝香槟的气味。
这是2000年的最后一天。世纪原本是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媒体铺天盖地谈虎色变地讨论了整整十年的“世纪虫”。去年的今日，世纪突然变成了一条细线，一记钟声轻轻一推，人们就毫发无损地跨越了边界，“世纪虫”竟然有惊无险地成为历史名词。安然越过了世纪线的人们惊魂初定，回头一望觉得上了当，像是满心欢喜地捧着糖块的孩子突然发现被小贩短找了零头。本该完美的狂欢里有了瑕疵，就想从头再过一次。这次的理由是：2001年才是真正的世纪分界线。
武生找了一个路边的石阶坐下，看着霓虹灯张大了嘴巴，在夜空中呼出一口口色彩斑斓的雾气，只觉得所有的声响和色彩都离她非常遥远。八年前的今天杜克带着她来到这里，让她第一次见识了水晶球落地的新年狂欢。那时候她对这个叫纽约的城市还抱着满满一怀由无知而萌生的冥想，她急切地渴望在这里拥有一块落脚之地。八年之后她拥有的已经远远不止一尺落脚之地，可是她却渐渐对这个城市产生了一种无法言述的陌生和厌倦——她感觉在这里她贫瘠得一无所有。
这个冬季格外的阴郁，几乎没有见过一个正正经经的艳阳天。她的心情也和天气一样郁郁寡欢。三周前她失去了父亲。尽管宋志成还不到七十岁，他的死对她来说其实并不完全是意外——她暑假回家探亲时，医生就已经跟她详细解释过了他的心脏病情。她在家里待了三个星期，足不出户地陪着他。冥冥之中他大概也意识到了这是父女的最后一次相聚，他依旧寡言，可是他落在她身上的目光里却有了一种从前不曾有过的重量和黏度。有一天全家坐在客厅里看一个动物节目，讲的是一黑一白两只母鸡，它们误孵了彼此的蛋，结果那只白鸡孵出了一窝小黑鸡，而那只黑鸡却孵出了一窝小白鸡。那两窝幼鸡跟着各自的假妈妈长大，主人试了几次互换着养，可是一放出笼子小鸡们马上就回到了养母身边。外婆骂了一句没良心的不认娘，武生随口接应说生的哪有养的亲？她一扭头，突然发现父亲眼里晶莹的泪花。后来回想起来她深感庆幸：她终于在他活着的日子里，说了一句可以让他安然离去的话。
父亲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呼吸。经过全力抢救，才能依赖呼吸机勉强支撑——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已经沦为纯粹的植物人。即使这样也没能持久，但是母亲无论医生怎么劝说也不肯撒手。母亲趴在父亲的耳边，紧紧地攥着拳头，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国际歌。当然，母亲唱的不是整首歌曲，而是其中的两句：“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母亲像陈年失修的唱机一样，无休无止地重复着同一个旋律。这是父亲年轻时最爱唱的一首歌，母亲期待着唤醒父亲生命的激情。可是没用，欧仁·鲍狄埃也许拯救了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却没有能够拯救父亲。父亲败在了最后的斗争上，父亲没有熬到明天。
父亲的死虽然让武生难受，却不是她情绪低沉的唯一原因。这些日子里，她觉得她丢失了一根贯穿全身的筋骨，身子像一团散肉慵懒地陷落在躯壳里，再也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推着她让她站起来朝前行走。不上课也不备课的时候，她不是赖在床上昏睡，就是趴在沙发上，茫然地看着杜克走马灯似的转换着电视频道。有一次她起床时发现自己已经整整两天穿着同一套睡衣睡裤，没有说过话也没有出过门了。她开始惊惶起来，私下去看了家庭医生。医生说她可能得了冬季综合征，一种缺乏日照的都市通病。于是她只能萎靡地等待着冬季的结束和一个或许有阳光的春季的来临。直到今天，她才知道她的生命里也许只有永恒的冬日而不会有春天了，因为她的婚姻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很久以来，婚姻对她来说就是一种进退维谷的僵持——进是杀了自己，退是杀了杜克。她不能杀他也不想杀自己，她就只能在不进也不退的窄小空间里，过着一种不仅缺乏阳光而且缺乏氧气的低迷日子，直到杜克把她逼上绝路。她知道这一天是迟早要来的，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突兀。
今天武生睡到中午才起床，懒懒散散地吃过午饭，终于决定开车出门。她要去超市转一圈——家里的冰箱早已空空如也，她和杜克已经吃了好几顿外卖。节日购物的人流很厚腻，车在路上堵了一阵子，回到家时天已经傍黑，可是屋里却没有点灯。她以为家里没人，正往冰箱里装东西，突然听见有人在客厅里喊了她一声。那声叫唤有一个长长的拖腔，像坠着一个沉重的问号，或是一个犹疑不决的省略号。武生开了灯，惊异地发现杜克坐在沙发上，神情苍老得如同一粒在盐水里泡过几日全身起了皱皮的花生。他定定地望着她，目光很直，却没有力气，她听见它们如纸折的箭似的落到她身上又噗噗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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