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三国演义》有鲁迅所说的“状诸葛之多智而近似妖”之嫌，但对诸葛亮外表形象的设计与规范却相当准确到位。
据晋代裴启《语林》记载：“诸葛武侯与宣皇在渭滨将战，宣皇戎服莅事，使人视武侯——乘素舆、葛巾、毛扇，指麾三军，皆随其进止。宣皇闻而叹曰：可谓名士矣！”
诸葛亮的形象通过对手之口加以叙说，令人感到更加真实。
而罗贯中，正是以这些史料与事实为依据，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独特形象。
诸葛亮具有千古不衰的动人魅力，除了智慧超人、道德坚贞等内在的人格因素外，我以为与他的衣着打扮、名士“派头”等外在形象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一副自在自如、自然自信的飘逸洒脱与那些畏手畏脚、呆板迂腐的传统儒生形成鲜明对照。当我们打开漫漫的历史画卷，翻到三国一页时，诸葛亮的形象便如一股神奇而夺目的光芒，突然闪耀在我们眼前，那发黄的长幅纸卷也因此而增添了几分亮色。
如果没有羽扇、纶巾、鹤氅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载体，诸葛亮再聪明、再智慧、再道德、再忠廉，恐怕也难以达到今日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程度。
那么，诸葛亮何以形成了一副与传统儒生迥然有别的具有道风仙骨的名士形象？
这与他独特的人生追求与生活阅历相关，具体而言，是襄阳隆中十年隐居生活改造了他、塑造了他，从而结出了一颗神奇的果实。
诸葛亮受刘备三顾茅庐之恩而出山，那年正好二十七岁；令人感到非常巧合的是，二十七年后，诸葛亮北伐中原而卒，享年五十四岁。
因此，以诸葛亮走出隆中为界，我们可以将他的生命历程一分为二。
于个体生命而言，二十七岁的年龄，其生理、心理皆已进入成熟的季节。刚一成熟，就被刘备的“火眼金睛”看中而“摘取”。于是，一直被失意、失败的纠缠与追赶弄得疲于奔命的刘备从此奠定了鼎立三国的基础，由名不符实的“皇叔”摇身一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帝。而诸葛亮这颗掩映在万绿丛中的果子也似乎是为了刘备这位明主而悬挂在葱茏的枝头，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隐士成为一名光耀千秋的“天下第一相”。
走出古隆中，是诸葛亮经过一番认真权衡后的重大选择，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转折与契机。
只有走出古隆中，诸葛亮的远大抱负与人生价值才得以实现，生命才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步入灿烂与辉煌。
然而，如果没有古隆中，没有一段不长不短、躬耕南阳的隐居生活，也就没有诸葛亮的闻达，那么，历史人物的长廊中将因此而少却一个熠熠闪光的独特形象。
是古隆中的自然环境与文化氛围，浸润了诸葛亮的心智、养育了他的才智、确立了他的品德、塑造了他的人格、成就了他的辉煌。
即使走出以后，诸葛亮的政治意识、军事行动、言行举止仍不知不觉地受着“隆中意识”的左右与影响。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诸葛亮的十年隆中生活，不仅决定了他的人生基础与政治生命，也决定了刘备、关羽、张飞、赵云等重要人物的命运走向以及蜀国的兴盛衰弱。
那么，且让我们随着诸葛亮的人生足迹，一步一步地走向襄阳，走进古隆中，看看这块风水宝地是怎样融于诸葛亮的血肉之中，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诸葛亮并非生于襄阳，而是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他于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生于一个地方官吏世家，兄弟姊妹五人，父亲时任太山郡丞。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比那贫苦百姓自然要强似百倍。
然而，灾难与不幸却像一把利剑残酷地刺向一个幸福而平静的家庭。诸葛亮约三岁时，母亲病故；八岁那年，又遭父丧。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只剩下了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于是，叔父诸葛玄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养育他们的重任。
诸葛亮十三岁那年，叔父诸葛玄被袁术任命为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其时，兄长诸葛瑾已只身流亡江东投靠了孙权；叔父赶至江西赴任，诸葛亮兄妹四人只得离开山东，随叔父诸葛玄入赣。可不多久，汉朝廷却任命了朱皓为豫章新太守，以接替诸葛玄。
官职丢了，薪俸没了，一大群幼小的子女环绕膝下。怎样才能将他们哺育成人呢？被迫离任的诸葛玄茫然四顾，一时间仿佛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突然，他想起了现正占据荆州的刘表，过去，他们俩也算得上是一对好朋友。只是时过境迁，也不知今日做了荆州牧的刘表会如何对待自己。管不了那么多，活命要紧，只得厚着脸皮、拖儿带女地上荆州去走一遭了。
当时，荆州的治所不在荆州古城，而在襄阳。襄阳位于汉水和唐白河的交汇处，南拊江汉，西屏川陕，为南北水陆重要通道。于是，诸葛玄挈妇将雏，一路风尘仆仆地从江西赶往襄阳投奔刘表。
在诸葛亮一行到来之前，作为东汉末年颇有名望的“八俊”之一刘表，已在刺史任上将荆州这块广袤而肥沃的地盘治理得有声有色。他不仅扫平了治所内的土豪武装，还与孙坚在襄阳打了一场史称樊邓之战的恶仗。素以骁勇闻名的孙坚在战斗中中箭身亡，刘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战后荆州，与烽火频频的其他地方相比，这里成了一块战争的缓冲地带，变得相对地平静起来。刘表鼓励农桑、休养生息、吸引人才、“起立学校，博求儒术”，招来了大批关西、兖、豫学士，就连在豫东打了败仗的刘备，也投奔到刘表麾下。
就在这样一种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中，诸葛玄一行来到襄阳。他们来得正是时候，自然受到了刘表的热情接纳。
于是，诸葛玄一家人、诸葛亮兄弟姊妹四人就在襄阳安顿下来，过了几年颇为安逸的日子。
这期间，诸葛亮进入刘表设立在城南二里之地的“学业堂”读书。他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起早睡晚，学习非常刻苦。
尽管没有确凿的史料记载，但我们可以想见得到，儿时的诸葛亮，肯定受到了较为良好的启蒙教育，也就是说，在进入学业堂之前，已有了一定的知识基础。
过着颠沛流离生活的诸葛亮根本没有想到还能进入正规学堂进行系统学习，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非常刻苦勤奋。
在此，我们有必要提及诸葛亮的学习内容。
学堂不是封闭的世外桃园，教育与政治、社会、时代息息相关。战国时诸子百家争鸣的自由活泼已随六国的消亡变成后人们常待追忆、向往的黄金盛世不再复归，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经过帝王的首肯与诏示，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延及东汉，儒家经学更盛，成了士人们升官进爵的必由工具。据《后汉书》补注引《镇南碑》记载，当时的荆襄，已是“鸿生巨儒，朝夕讲论”，“古典毕集充于州闾”。由此可见，襄阳的儒学风气已相当浓厚。而诸葛亮的业师，即为当时荆州的儒学代表人物司马德操，一位功底颇深的古文经学家。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诸葛亮接受的只能是儒家教育。
当时的儒学，多少还具有一定的生命活力。统治者将它定于一尊，肯定有着一定的合理内涵。只是它被一代又一代统治者所利用，将它作为束缚自由、阉割人性的工具，才逐步走向僵化教条，变为一道约束中国知识份子的桎梏，成为名副其实的“儒教”。
儒学教育在诸葛亮身上打下的烙印相当深刻，他日后的入世进取、对刘备的忠贞不移、生活上的节制克欲等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都可视为此段学堂教育的结果。
好在诸葛亮在学业堂的时间不长，也更因为他有着远大的理想与抱负，这才没有被儒学束住手脚。否则，他极有可能成一个穷经皓首、寻章摘句的酸儒。即使从最好的正面角度设想，大不了就是一名“鸿生巨儒”。即使巨儒也罢，没有多少发展创造、只会“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有多大的意义与价值，对社会又能作出多大的贡献与付出呢？
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发生作用，改变了诸葛亮的命运。
公元197年，也就是他进入学业堂后的第三年，叔父诸葛玄去世。
此时的诸葛亮一定十分悲伤，三岁丧母、八岁丧父，跟着叔父东奔西走，饱经战乱、流荡之苦，一颗敏感的心灵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痛苦的打磨。刚在襄阳过了三年较为稳定的生活，没想到自己一直依靠着的叔父又匆匆撒手人寰。命运于他，怎样这般冷酷无情？
叔父之死，比失去父亲更为伤心。毕竟，父亲亡时他不到八岁，还不甚懂事，不知道什么叫做悲伤；毕竟，这些年一直跟着叔父，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与谆谆不倦的教诲是他心头的温暖、寄托与支柱啊！
诸葛亮伏在叔父身上嚎啕大哭，他恨不得让自己汹涌的泪水将这充满了灾难与痛苦的人世彻底淹没。
在哀婉的哭声中，诸葛亮变得成熟起来。
叔父走了，失去了基本生活来源，他变得无依无靠，再也不能继续呆在学业堂就学读书了；自己已经十七岁，到了自主自立的年龄，应担负起自己的命运与未来才是。
十七岁，一个既自尊又脆弱的特殊年龄。
正是在这一年，诸葛亮决定不再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他要凭借自己的劳动与本事，过一种自食其力的全新生活。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襄阳城，来到了城西约二十六华里的隆中村。
襄阳，是他人生的一个中转站，是他进入古隆中的一道不可缺少的序幕。
只有进入隆中，一颗优良的种子才找到了合适的土壤，得到了充沛的水分。
隆中山因一山“隆然冲起”而得名。
诸葛亮隐居的隆中村，坐落在隆中山南麓。
于隆中村的自然环境，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描写道：“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也算得上山青水秀、风景优美，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鸣；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矣。
当时，隆中属荆州南阳郡邓县管辖。沿隆中山东行，不到四里，即汉水南岸，乘船北渡，就是邓县县城。而从隆中到荆州治所襄阳，快马只需半个时辰，毛驴一个时辰，即使步行，二十多里路程，也要不了多长时间。
诸葛亮之所以选择隆中隐居，看中的正是它不近不远的地理位置。
他并不想做一名真正的隐士，而是潜伏静观，以待天时。如果遁入名山大川，隐入白云深处，过于远离尘嚣，就不能掌握人间信息，了解社会变革；若是太近，又不免流于浮华虚荣，达不到潜心隐志、冷静思索的目的。他之所以态度坚决地离开襄阳，我以为其叔父诸葛玄之死，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他找到的一个“借口”与“由头”而已，还有比这表象更为深层的内在原因。以诸葛亮睿智、敏感的天资，他肯定不满于儒学的专制与禁锢，感受到了襄阳城内奢靡浮华、醉生梦死的龌龊之风。
若是留恋襄阳的话，诸葛亮完全可以继续在那里生活下去。
要想使自己过得清醒一些、自由一些、深刻一些，他选择了隆中。
刚到襄阳不久，诸葛亮的大姐就经叔父作主，嫁给了蒯祺。蒯家是襄阳最有势力的大族之一，蒯祺曾任过房陵太守，家在今襄阳和宜城之间。不久，二姐又嫁给了当时最有声望的名士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辗转流落襄阳的姐弟四人，如今就剩得相依为命的兄弟两人。于是，诸葛亮携弟诸葛均一同走进了山青水秀的隆中村。
没想到这一住就是十年。
家境贫困，兄弟俩因陋就简，搭了一座草庐遮风蔽雨好在这些年的艰难生活造就了兄弟俩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并不以此为苦，反而充满了一种获得独立后的自信、自足与自乐。
隐居隆中后，诸葛亮做的事情主要有三件：白天躬耕陇亩，晚上挑灯夜读，闲暇之际拜会名士、结交朋友。
耕种收割对从未接触过农活劳作的诸葛亮来说，无疑是相当沉重的。在襄阳随便找点什么活儿干干都可糊嘴讨生活，为了磨炼自己造就自己，他的隐居隆中多少带有一点自我放逐的意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诸葛亮肯定常常默念这背得滚瓜烂熟的孟子名言，以此激发、勉励自己。
是的，如果一点农活之苦都吃不消，还侈谈什么胸怀大志、成就大业呢？
在襄阳求学时，诸葛亮便常常“抱膝长啸”，对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三名要好的学友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反过来问他将来可做到什么官职，诸葛亮笑而不言。他为何不予正面回答？那一笑之中包含着什么内容？《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为我们记载了答案：“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原来，诸葛亮的志向与抱负远大得很，他对一般的什么刺史、郡守并不感兴趣，要做，就做能够拯衰复兴、济世救民像管仲、乐毅那样的辅相。当时，学友反问，他不好伤他们的自尊，只有含蓄地笑笑作答。诸葛亮是否真的具有廓清寰宇所需的经天纬地之才？一般之人，都表示怀疑，只有几位对他有着深刻了解的朋友才以为言之不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不仅有着远大的理想，并对自己实现理想的才智充满了相当的自信。
农耕劳作磨炼了他的意志、强健了他的体魄，使他得以贴近大地、贴近自然，掌握中国农村的底层现状，了解广大民众的生活疾苦。这对他日后的惜民力、反奢侈、倡节俭、讲实际等品格和作风的形成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并且，他还在古朴聪慧的农民身上学到了许多在经卷上难以学到的知识，比如北伐中原时制作的木牛流马，很可能就是对当时农村的一种运输工具的改进，至少也与他在隆中时曾得到过某位能工巧匠的传授技艺与启发指点有关。
在隆中，诸葛亮对自己的要求相当严格，白天耕种，晚上则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捧卷阅读。
摇动、跳跃的光亮将诸葛亮本来就显得消瘦颀长的身影拉得更长，映照在泥糊的棚壁上，从这夸张而多少有点怪诞的影子身上，我们理解了《三国演义》中何以对他的描写带有一点“近似妖”的荒诞色彩，说到底，这只不过是对现实的一种折射反映而已。
诸葛亮手捧一本发黄的经卷，一会儿认真地看着，一会儿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一会儿握管挥毫、笔走龙蛇地写下自己的独特认识与心得感受……灯光越来越暗，发出了“哔哔剥剥”的声响，他定睛一看，原来是灯芯结满了豆大的灯花。他只得放下经卷，挑去灯花，并将灯芯往外拨了拨。屋内顿时变得亮堂起来，就又拾过书本，凑近油灯，再次进入了物我两忘的神游境界……
多少次，他就这样和衣伏在油灯旁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白天的劳作实在太累，晚上的阅读太认真了，刚入隆中，诸葛亮的隐居生活多少带有一种自虐的苛刻与严酷。
对此，诸葛亮曾着文道：“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操则不能治性。”他又说：“静以修身，俭以养性。”
入静去浮、精诚刻苦、脚踏实地、持之以恒，这就是诸葛亮端正的学习态度。就其学习方法而言，也显得与众不同，因他聪颖绝伦，常常一目十行，“独观其大略”，不搞繁琐的考证，不做寻章摘句的雕虫，而能从总体上对历史、人物、学问予以把握。
这期间，诸葛亮的阅读视野已超越了儒家经典狭窄范围，广泛涉猎了很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书籍，并对道学、墨家、法家、黄老、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在《论诸子》一文中写道：“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殃长于礼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在对诸子之得失进行一番审慎的分析后，他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充分地吸取百家的合理养分。
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道学。道学有“道家”与“道教”之分，它们虽然都属“道”的范畴，但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
道家以《老子》、《庄子》为立身经典，往往独自隐居在中国的穷乡僻壤之间，奉行人格独立、个性自由、顺应自然、生活俭朴等准则，其生活方式即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道教则指形成于二世纪的一种宗教流派，其实践与经典所载往往有别，提倡静坐、炼丹，与独立遁世的道家实践相比较，更多的是依靠迷信和正规仪式，相信鬼神、画符念咒，具有等级森严的组织。
无论是道家，还是道教，都在诸葛亮身上刻下了或深或浅的印痕。
诸葛亮在隆中身体力行的，正是道家所提倡、实践的那种生活方式。他的感受与体验，与老庄有着血脉相通的关系，因此，一旦道学进入他的视野，就如迷路的行人发现了一条畅通的归途。
诸葛亮真有一种回家的良好感觉。捧读道家经典，过着道家奉行的生活方式，接交的朋友也是当地知名的道学隐士如庞德公、黄承彦、司马徽等人。
公元200年，也就是诸葛亮隐居隆中三年后，官渡之战爆发，曹操以少胜多战胜袁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于是，荆益二州就成了曹操与孙权注目、争夺、吞并的焦点。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变化犹如涌动的春潮奔卷而来，猛烈地冲刷着襄阳大地。一批英才便在这独特而重要的政治环境中经受历史的锻造与打磨，日渐塑造成形，除了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诸葛亮外，还有庞统、徐庶、孟建、石韬、庞山民、崔州平等一批杰出的风云人物。他们互相拜访、频繁交往、互通信息、集思广益，交换政治见解、交流思想心得，相互切磋、相互砥砺、相得益彰。
于是，除躬耕陇亩的剪影外，我们还看见了诸葛亮在隆中、襄阳及其他名士隐居的鱼粱州、白沙州等地或悠闲散步、或匆匆奔走、或策驴而行、或鞭马如风的多姿身影。
隆中，是诸葛亮潜心养志之地；襄阳，是他眺望中国、全局在胸的“桥头堡”；鱼粱州、白沙州等地，既是他求知的营养之源，也是他验证才华、砥砺思想、锤炼磨打的淬火所在。
在诸葛亮交往、接触的隐士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数庞德公。庞德公是诸葛亮二姐的公公，他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威望与影响，可视为襄阳地区名士、隐士集团的自然首领。刘表曾多次请他出来做官，都遭拒绝。庞德公有“知人之鉴”，品评人物，颇具权威。他瞧不起儒生，认为他们不过是一些迂腐的庸才，而真正的有用之才是那些懂得时务的良才。诸葛亮尊重他，常到他的住所城东鱼粱州登门求教；庞德公深知诸葛亮，对他颇为器重。在概括、评价当地人才时，他称朋友司马德操为“水境”，侄儿庞统为“凤雏”，诸葛亮为则为“卧龙”。卧龙者——一条蓄精养锐、等待观望的真龙，时机一到，可就要升空腾飞、遨游八极、搅动九州了。
在诸葛亮隐居隆中的日子里，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婚姻。
对此，《襄阳记》曾有所记载：
黄承彦者，高爽开朗，为沔南名士，谓诸葛亮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发，而才甚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一些隐藏在这段文字背后的内涵。
黄承彦乃一有名有才之士，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诸葛亮，说明他相当看重佩服诸葛亮。黄承彦看中的不仅有他的才华，还有他远大的未来，更看中了他的德行，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托付之人。不然的话，他是不会随随便便将女儿许诺于人的。“丑女”一词，从黄承彦口中说出，我们还以为是自谦之词，但见后面所叙乡人对诸葛亮婚配的嘲笑，我们方知他娶的媳妇的确是一丑女，恐怕还不是一般的丑呢，不然的话，时人就不会把“孔明择妇”作为告诫他人的一个典型例证了。
身高八尺、有才有貌的诸葛亮想娶一个漂亮的妻子并非难事，可他怎就娶了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为妻呢？于他来说，恐怕也是作了一番反复权衡的。黄承彦为沔南名士，与其女儿结婚可得到他的真心教诲与全力帮助；黄氏乃刘表后妻蔡氏、妻舅蔡瑁的外甥女，与她结成姻缘，不仅可与刘表攀亲，还可与襄阳豪族、当权派蔡瑁建立关系，可以奠立一定的社会基础；再则，黄氏虽不美，但“才堪相配”，得一贤内助，对自己日后功业将会大有帮助。
民间曾有传说，说黄承彦家藏传世兵书，诸葛亮意欲借阅。但黄家规定，兵书不能借与外人。为了读得兵书，诸葛亮只得与黄氏结为连理。而黄承彦，也就将祖传兵书作为女儿的嫁妆全数送与了诸葛亮。
历史分析与民间传说，两者互为印证，它们都说明了一点，诸葛亮之所以迎娶丑女黄氏，动机与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更好地成就大业，实现自己心中远大的理想与抱负。
诸葛亮是一讲求实际之人，他注重的是藏在外表后面的实质性东西，深邃且远大的目光所凝聚的焦点唯有未来二字！
其实，在一个三宫六院、三妻四妾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妻子外表美不美并无多大关系。妻貌不美，自有其他途径补偿，不仅可以纳妾，还可寻花问柳。诸葛亮自然不会出入那藏污纳垢的烟花柳巷，但后来纳妾，却是不争的事实。
诸葛亮在隆中那块小小的地方一住就是十年，当我终于觉得可以写写古隆中了而安静地坐在书桌前将电脑敲得“噼啪”直响时，离游览襄阳隆中的日子已是七年有余了。
岁月如风，它吹去了浮华与轻荡，留下的是经过秋霜冬雪之后的成熟，这成熟有如一颗晶莹、沉淀的丰收之果。
一如诸葛亮的隐居隆中，如果没有这七年多时间的思索，我实在没有把握来写这篇《走出古隆中》。
当年游览隆中，当属“借光”之举。1991年春天，一个全国性的歌曲、舞蹈创作会议在襄阳召开，间隙，主办者拉着一车与会人员于一天午餐后去了隆中。欢歌笑语洒在专为游览修建的柏油马路上，一直洒向幽静的隆中，也不知吵醒诸葛亮的午睡没有。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如果惊扰了他的美梦与宁静，我只有抱愧而已。
其实，我并不喜欢这种喧嚣的游览方式。一大群人挤在一起，热之闹之，什么都看了，又似乎什么都没看，来了去了，快疾如风，有时连走马观花都谈不上。最要命的是，你到了一处古幽之景，置身的仍是滚滚红尘，根本不能进入游览地的环境与氛围之中，也就没有独特的感受与体验，更不要说有什么深刻的思考了。
夹在一群游人中尽管无法免俗，但我仍以惯常的方式进行着一种无望的挣扎。面对隆中幽静的山水，一个问题不知怎么突然就跳进了我的脑海：当年，诸葛亮是否想到过幽静的隆中将因他的隐居而成为后人们的游览与凭吊之地呢？
我以为他不仅如此想过，还曾经在他的脑海里占据过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他能够潜心隐志、磨砺自我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正如一个将拳头收回后打出去更加有力的拳击手，诸葛亮的隐居隆中，并非要做一个真正的隐士，而是为了更好地“出山”。一旦出山，就是卧龙腾空，将像管仲、乐毅那样建功立业。于是乎，人们对他发迹之地的观光与仰慕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
与他日后所要驰骋的广阔天地相比，隆中的范围是那么狭小。十年的时间，就在这么一块小小的地盘活动，隆中于诸葛亮，就像一件穿了十个春夏秋冬都不曾脱下的衣衫，上面自然也要留下一些补丁与针脚。
一进隆中，迎面就是一座古朴雄伟的石牌坊，上刻“古隆中”三个大字。两旁石柱上，刻着诗圣杜甫的着名诗句：“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沿此处进入隆中，清幽雅致的景色中，与诸葛亮有关的遗址景点有躬耕田、抱膝亭、六角井、梁父岩、老龙洞、半月溪、小虹桥、三顾堂、草庐亭、武侯祠、野云庵等，它们与古隆中牌坊，共同构成了隆中十二景。
当我们的身影在隆中的这些遗址古迹间晃动、行走、凭吊、慨叹时，我分明感到一双无所不在的目光正灼灼投射在我的周围。抬眼上望，哦，原来是诸葛亮端坐隆中山顶，那超越千古的智慧之眼，似乎在默默地向我讲述着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素有料事如神之称的诸葛亮即使当年，肯定就遥想到了隆中日后的发迹与兴盛，并设计了一些值得凭吊、具有文化价值的景点。如果上天有灵，当他见到一千七百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他的思维与设计模式中转来转去的时候，将会作何感想呢？
据史书记载，诸葛亮出山不久，其弟诸葛均也离开隆中，做了一个长水校尉的小官。以后，一户姓董的人家在诸葛亮的草庐住过一段时间，随着这家人的相继死去，此地便无人居住了，显得更加幽静、寂寞，且有几分荒凉。直到公元305年，荆州刺史刘弘到诸葛亮故宅观光，触景生情，才命人作了一篇《祭诸葛丞相文》刻于石碑之上立在隆中。五十年后，又有一位名叫习凿齿的荆州刺史别驾前来隆中祭奠，写了一篇《诸葛武侯宅铭》，刻碑立在诸葛亮故宅附近。此后，武侯祠也就依据石碑所立之处陆续兴建起来，并围绕他留下的生活遗址修了一些相应的景点：汲水用过的水井砌个石栏杆，称为六角井；耕种过的田地叫做躬耕田；歇息过的岩石名为抱膝石；在一旁赏过月的小溪称做半月溪；刘备三顾茅庐时遇到黄承彦的小石桥叫做小虹桥；常站在上面吟诵《梁父吟》的岩石就叫梁父岩……明万历年间，荆南道观察使吴授又在隆中修造了三顾堂、古柏亭、野云庵等人文景观。
有兴便有衰，古隆中这块因诸葛孔明隐居而出名的土地，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如我们脚下的每一块土地，也免不了要经受一些兴衰的劫波与轮回。
古隆中曾遭到空前的破坏，诸葛武侯祠也几经变迁。其中有自然灾害如洪水的冲击与侵蚀，也有人为的破坏与毁弃。最大的一次人为破坏当数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袭封襄王的简王朱见淑觉得隆中景色绝佳，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便拆除有关纪念诸葛亮的古迹建筑，毁坏碑铭石刻，在山上建造自己的陵墓，并把隆中山改为座山。
一百五十多年后，李自成攻克襄阳，对明王朝恨之入骨的农民起义军不仅将藩王及其子孙杀得一个不剩，也将隆中襄简王的陵墓扫荡一空。玉石俱焚，古隆中变成了一堆废墟。
直到半个世纪后，郧襄观察使蒋兴在东山梁修复诸葛武侯祠，隆中的主体建筑这才固定下来直到如今。
有清一代，此后虽有过多次兴建与维修，但因战乱频繁，直到解放前夕，古隆中到处都是断碑残垣，砖块瓦砾、破烂不堪，一派萧索凄凉之景。
解放后，隆中被列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52年成立文物管理处，1954开始较大规模的兴建、修补与装饰，这才构成了今日隆中风景胜迹的总体格局。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诸葛亮站在隆中山顶，望着一千七百多年的风云变幻与人世沧桑，兴也罢，衰也好，一切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于是，当他无意间触到我那疑问的目光时，只是将手中的羽毛扇悠闲地摇了几摇，嘴角现出一抹微笑，拂来几缕云烟，渐渐远去。可是，就在他将要淡出我视野的最后一瞬，我分明觉出那微笑之中竟带有几分苦涩。
诸葛亮定格在我脑海里的形象竟是一个颇具意味的苦涩的微笑，这不禁使我更加惑然。
七年多来，这一苦涩的微笑不依不饶地追逐着我、纠缠着我、压迫着我，甚至在睡梦中也不曾将我放过。
我苦苦地寻求着藏在那苦笑背后的答案。
一切应该发生的已经发生，并凝成永恒的历史，这本在诸葛亮的预想之中。可是，一些不应该发生的却也发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对料事如神的诸葛亮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嘲笑讽刺。对此，他无可奈何，就以苦笑置之，并让我来破解其中之意？
那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到底有哪些呢？
其一、他没有想到，后人会因为他的隐居之地到底何在而打一场不大不小的笔墨官司。问题出就出在他在《出师表》中的一句自陈：“臣本布衣，躬耕南阳。”于是，就有了诸葛亮的躬耕之地是河南南阳，还是湖北襄阳的争论。三国时，隆中村归邓县管辖，邓县为南阳郡属地，而南阳郡又是荆州的一块地盘。这样弯来绕去，几经变迁，就有不少后人误以为南阳是他的隐居之处了，并将南阳附近的山岗命名为卧龙岗，还修了诸葛草庐、诸葛书院等纪念性的建筑。本无多大争议的诸葛隐居之地，“官司”竟从元朝一直打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基本上尘埃落定。攀龙附凤的势利心态，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矣。如果我们将诸葛亮换成秦桧，还会有人来争他的或出生、或学习、或隐居的地方所属权吗？记得清朝乾隆年间有个叫秦大土的名士拜谒岳飞坟墓，曾经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不仅取名不用“桧”字，就连因同姓一秦都感到羞愧，秦桧简直就成了流行的瘟疫，人人唯恐避之不及，还会有谁去攀亲拉故呢？
其二、为什么一千七百多年的时光流逝了，而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少陋习陈规、人格缺陷、不良心态不仅没有随着岁月与时光一同流走，反而变得更加顽固了呢？一条长长的锁链套着他们的手脚，一个难解的怪圈迷惑了他们的眼光，束缚与羁绊，难道真如代代相传的基因难以挣脱难以超越吗？
当然还有其三、其四，可限于篇幅，还是让我们将诸葛亮那留在嘴角的苦涩微笑暂时搁下，回到他隐居隆中的“修炼”日子吧。
隆中的优美风光、躬耕田亩的身体力行、与天空大地的水乳交融、诸子百家特别是道学的影响、朋友的启迪与熏陶、时代风云的激荡……这些，都在不知不觉地塑造着一个崭新的诸葛亮。
刚入隆中，他还只算得上是一个稚嫩的儒生，毛头毛脑、畏手畏脚，打量世界的目光中时时透着一股惊怯与疑惧；而一旦经过隆中这一熔炉的铸造，他就变了，变得自信成熟起来，时时处处透着一股道家的风范，一副游刃有余的洒脱与自在。因有着深厚的儒学底蕴，又使得诸葛亮有别于纯粹的道家，从而显出一份难得儒雅与达观。诸葛亮对诸子百家的吸收，是以儒学为基础，道学为主体，从而博采旁家的综合与统一。他变得更加深沉了、博大了，其外在形象也换成了一副道家的装束与打扮，直至出山后也不曾改变。
诸葛亮成熟了，可这颗艳艳的红果将由谁来摘取呢？明主在择贤，诸葛亮也在暗暗地比较、选择着：“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
诸葛亮诵着《梁父吟》，等待着天时，等待着明主。可是，在这悠闲的等待与选择背后，分明透着一种焦灼与渴盼。
他已成熟，若不摘取，一旦错过季节，只能委地为泥了。人生也有涯，他不可能像姜太公那样等得胡子花白了才在渭水河畔以一条垂钓的直钩来求得武王的垂青与重用。可是，他环顾四周，眺望中原，将目光投向辽阔的整个中国大地，似乎没有发现一个真正的“明主”：刘表“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且目光短浅，自然不足与谋；曹操打败袁术，击杀吕布，消灭袁绍，雄心勃勃，力量雄厚，可他奸恶狡诈，挟皇帝以命诸侯，以诸葛亮之高风亮节，自然不愿与之同流；孙权任用贤能，称霸一方，且兄长诸葛瑾也在那里为官，但他偏安江东，无帝王气候，难成霸业；此外，还有占据益州的刘璋、占据凉州的马腾、韩遂等，他们虽有较大地盘，但缺乏王者之才，内部矛盾重重，力量颇为弱小……
当时，诸葛亮肯定也知道刘备是个何等样的角色，可他自己连屁股大的一块地盘都没有，正依附刘表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也就根本不可能被诸葛亮目为可以栖身、依附的大树。
然而，令诸葛亮没有想到的是，刘备却找到隆中，找上他的门来了。
刘备以所谓皇叔的正统身份，常常做一些恢复大汉江山、坐上皇帝宝座的美梦。你可以将此称为志向远大，也可视为野心勃勃，就看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去看待了。刘备的野心渐渐引起了刘表的怀疑，就想设计将他杀害。刘备机警，发现后得以逃脱。于是，刘表处是呆不下去了，就想独自干一番大事。成大事者必有奇才相辅，经许多名士介绍，刘备终于认准了诸葛亮这条卧龙，以为得诸葛者即可得天下。于是，就有了我们所熟知的“三顾茅庐”的故事。
刘备聘请诸葛亮，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如果诸葛亮不买账、不认同，不说三请，就是三十请、三百请他也不会出山的。
可是，诸葛亮终是出山了。
难道他的十年修炼就真的只为刘备一人？
非也！
此前，刘备不识诸葛，可诸葛早就知道他有几斤几两了。刘备除有一个皇叔的头衔与为人忠厚信义之外，并无经天纬地之才，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武功，根本配不上“枭雄”二字。拿他与当时突出的曹操、孙权相比，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个二流角色。而诸葛亮之所以愿意随同刘备出山，一是其诚心所至，二为情势所迫，三者刘备也有几分王者气候，可以成就一番霸业。
曹操平定北方乌桓后，即将挥师南下直指荆州。不说刘表不是曹操对手，就是孙权，恐怕也得望风而降。如此一来，中原天下，将尽入奸雄彀中。一旦局势平定，任凭是谁，也就再无回天之力了。此时若再不出山阻遏曹操，恐怕终其一生，也就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只能一辈子老死隆中了。这当然跟他的意愿与志向悖逆。如果刘备不来相请，他恐怕也会自我出山寻找别的出路。
可是，刘备带着他的结义兄弟，带着一片至诚之心来了，一请不在，又来二请。情势急迫，看来只得降格以求了，况且刘备也算是一个可辅之人。如果刘备诚心第三次再来相请，他就准备跟着一同出山了。见了面，总得有点什么让人心服的东西才是。于是，就根据这些年静观全局的心得与刘备军事集团的特点和当时所占据的地位，一番思索，草拟了一份政治、军事对策，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
果不其然，刘备又来第三次相请。即便此时，诸葛亮还要考验他一番，故作冷漠高深之态，再三推托。没想到诸葛亮越拿架子，刘备就越是谦恭。在刘备的多次恳请之下，诸葛亮这才仿佛于不经意间畅谈天下大势，也就是他早已准备好了的《隆中对》。刘备一听，不觉茅塞顿开，当下又拜请他出山。诸葛亮还想推托，刘备黔驴技穷，只得使出最后一招厉害的“杀手锏”，当即放声大哭，一边抹泪一边说道：“先生此时还不出山，老百姓可怎么办啊？”不说别的，即从年龄而言，刘备要大诸葛亮整整二十岁，一位四十七岁的中年人对着一个二十七的年轻人能做到如此诚心诚意，何复他求？这回，诸葛亮真的感动了，二话不说，就答应他出山相助。
诸葛亮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隐居十年的隆中。临走时，他嘱咐弟弟诸葛均看管好茅舍田产，说他还会回来的。什么时候回来，为什么要回来，回来干什么？当时，诸葛亮的心境一定相当复杂，面对未来与人生想了很多很多。
在此，我无法将他当时内心的一些真实而复杂的想法一一复原呈现在读者面前，只能陈述一件无可更改的事实，那就是自诸葛亮跟随刘备离开隆中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也有史书记载，诸葛归附刘备，是“亮诣备”，属毛遂自荐，并非三顾茅庐的结果。如《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中载：“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
以上作为一种异说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我仍相信是刘备亲到隆中相请，才有诸葛亮的出山。他曾在《出师表》中白纸黑字地写道：“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时之事。”只要是人才，其“出山”的形式并不重要，“毛遂自荐”表明人才自我的信心与勇气，“三顾茅庐”说明伯乐的赤诚。如属自荐，诸葛亮没有必要在文中掩盖事实真相；再则，他出山时的不少见证人与闻说者还在，其他姑且不论，且拿堂堂丞相来说，如果曲意做假，其威信何在？
在此，我们所看重的不是形式，而是“出山”这一事实本身。诸葛亮曾在古隆中隐居十年，现在已经出山了。他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潇洒自信、游刃有余、指挥若定，其形象哪有半点尘世之味？活脱脱一位自天外飘然而至、无所不能的神仙！
是的，他来自幽静林深的隆中，自与那俗不可耐之人有着天壤之别。隆中不仅塑造了他的外在形象，也造就了他的内在风骨。自出山后，他虽然一次都没回过隆中，却是“众里寻它千百度”，多少次依稀梦里回到它的怀中。那无所不在的隆中意识，更是深入他的骨髓，弥漫着他的身心，终其一生，也不曾有过半点改变。
诸葛亮出山后，在新野小试牛刀，尔后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大破曹军、借取荆州、智取汉中、奠立蜀国、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以二十七个短暂春秋，干出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伟业，真可谓酣畅淋漓、回肠荡气也！
而这些，都与他的“隆中意识”有着不可分割的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我们先以“诸葛七星坛祭风”为例来看他的“多智而近妖”的妖气。
赤壁大战在际，可万事齐备，还欠东风。没有东风，大事难成。在此功亏一篑之际，诸葛亮成竹在胸，筑坛祭风。他按四方八位、二十八宿、六十四卦，立下“七星坛”，然后沐浴斋戒，跣足散发、焚香注水、念咒作法、呼风唤雨……乍一看，这哪里还像一个军师，分明就是一个装神弄鬼的巫师罢了。可一旦透过罩在其上的迷雾，我们就能发现不少隐密。
火烧曹营的东南风自然不是诸葛亮念咒作法唤来的，可他博采诸学，不仅具有天文、星相、气候的理论知识，而且长期生活在江汉之间，有着丰富的实际经验，他完全可以根据季节、天相预测到气候及风向的变化。所谓唤风，不如说是诸葛亮早已预知那东南风来临的时间与级数，巧妙地加以利用而已。可他为什么要玩一套神秘的把戏呢？一是为了脱身，当时他置身东吴，已招致周瑜忌恨。为了脱身，他故意要求东吴士兵守坛摆脱其他人的监视，再为士兵定了一些清规戒律，不许走动、交头接耳等。当风一起，他就从容走下祭坛，没有任何阻拦地直奔夏口而去；二是为刘备争功；三是利用神秘高玄的东西树立自己的威望。他故意渲染借风这一事件，没有风，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曹军一到，唯有束手就擒而已。风终于来了，却是他唤来的。没有他的本事、没有刘备派他前来相助，一切都将付诸流水。因此，东南风一来，周瑜大为惊骇，其他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后世的子孙更是将他奉为无所不能的神明。
这就是诸葛亮的“妖气”，其妖不妖。罗贯中以如此夸张、怪诞的手笔描写诸葛亮，我以为是深得其神韵的。诸葛亮深受道学影响，其中除了道家的成分，还有道教的意味。什么呼风唤雨、飞沙走石、撒豆成兵、奇门遁甲、斋醮符咒……全是道教信徒们所惯用的手法。诸葛亮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偶尔用之，何足为奇？
赤壁大战之后，诸葛亮就开始着手实施自己在隆中为刘备制定的三分天下的蓝图：“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
就今天来看，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制定的战略决策，的确达到了人力所能尽之的程度。刘备要想谋取霸业，首先得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大本营。可这有利的地盘上哪儿去取呢？曹操拥兵百万，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已历三世、国险民附，只能为援而不可图；还剩荆、益、凉、雍四州，而凉、雍偏远，作为势单力薄的刘备，自然无法远途跋涉、千里袭取。于是，唯有荆、益二州可取了。
欲图荆、益二州，说说容易，要真正得到手，也难得很啊！自公元207年《隆中对》问世，到公元214年刘备占据成都，就用了八年的时间。事实上，荆州是借来的，益州也只能说是骗来的。《隆中对》中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是达到了，可借来的荆州却为此后吴蜀两国关系的发展，为诸葛亮战略目标的实施埋下了严重的祸根。
占据荆益二州后，便进入了战略计划的第二阶段：内修政理，外结好孙权，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一旦天下有变，即兵分二路夹击曹魏，一统天下。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诸葛亮殚精竭虑，却未能如愿以偿。
内修政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诸葛亮都做得很好。问题出就出在刘备的高层核心人物关羽身上。他与孙权交恶，将诸葛亮费尽心力好不容易“借”来的荆州弄丢了。丢就丢了，这也罢了，可作为最高领袖人物的刘备却头脑发昏，完全置《隆中对》中的决策而不顾，举全蜀之兵与东吴开战。结果折兵损将，惨败而归，耗尽了蜀国的人力物力。
司马徽在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后曾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由上观之，诸葛不仅不得其时，也不得其主。刘备只要稍稍冷静一点、英明一些，又何至于将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大业之上？
与东吴之战，是蜀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自此，它变得羸弱疲惫，气数渐尽，只能苟延残喘，屈指计算自己的灭亡之日了。
而这时的诸葛亮，以一单薄之躯，仍在作着实现隆中决策的努力。荆州一失，二路夹击曹魏的计划变成泡影。二路不成，只能自蜀地一路进击中原了。其时，三国之中，蜀国最为虚弱，其兵力、物力远远不及曹魏，连固守保命都要看日子，可诸葛亮却还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倾力北伐中原。他的这一做法，被不少后人视为以攻为守的明智之策。我以为并非如此，若守蜀地，凭借山河之险，以诸葛亮之智之威，完全可以举重若轻。可每一次征伐，带给蜀国的却是在负重的嬴牛背上再加两倍、三倍的重荷，直至耗尽精力，趴在地下为止。
作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不能不知道他这样做所带来的实际恶果，可他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手持长矛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只不过诸葛亮手中握持的是一把轻飘飘而又沉甸甸的羽毛扇而已。
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冲刺，虽然没有达到一统天下的目的，但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人格却吸引、震憾、感动了一代又一代后人。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如果将事业的成功作为价值实现的客观标准，诸葛亮也许只能算是一个失败者，可他在《三国演义》里却实现了在封建社会里由传统价值观念所限制的一个人可能达到的并为当时社会所接受的最高人生价值。
史载诸葛亮死了一百多年之后，桓温带兵征蜀，遇见了武侯时的一个小吏，“年百余岁，温问曰：诸葛丞相今谁与比？答曰：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不觉其异，说明平易可亲；不见其比，显示诸葛亮的魅力已超越时空。
是的，诸葛亮输给了曹魏，但他的人格力量、道德力量、智慧力量、意志力量赢得了后人的信服与崇拜。
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与他的隐居隆中密不可分。他的“逆天而动”、不可为而为之是为了实现《隆中对》的战略决策；他受命托孤全力辅助阿斗是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他的生活俭朴、廉洁奉公、清心寡欲是隆中自给自足生活的一种延伸，更是为了实践他在隆中所形成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人生哲学；“诸葛一生惟谨慎”，不敢弄险，如果隆中山水奇崛巍峨，恐怕他在治国用兵上也就能妙计迭出、以奇制胜了……
诸葛亮虽然走出了古隆中，但他终其一生，也未能走出“隆中意识”；他自从走出隆中后便一次也没回过隆中，可他却时时躺在隆中的怀抱里旧梦重温；他虽然听从着道德与意志的力量义无反顾地向前走着，却不时地回首眺望，目光越过重重关山最后落在隆中的上空难以离开……
这便是诸葛亮怎么也无法化解的与血肉交融一体的隆中情结隆中意识！
尽管历史无法假设，但我仍常常回溯时光向着三国那激荡的风云叩问：如果没有诸葛亮的出山，如果还晚出两年，如果他辅助的不是刘备而是刘表或曹操或孙权，那该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呢？
时势可以造就英雄，英雄无法创造时势。可英雄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却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虽然无法阻止、改变历史的向前发展，却能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
遥想当时，曹操挥师南指，荆州已降，东吴一片恐慌，此时若没有诸葛亮的介入，没有他的联吴抗曹，刘备将死无葬身之地，东吴也会望而降。中国归于曹操一统，也就没有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局面发生了。若谓不信，即将诸葛亮从《三国志》或《三国演义》中抽出试试，一部三国历史，该怎么个发展怎么个写下去呀？没有诸葛亮的出山不仅一段三国，就是整个中国的灿烂历史，恐怕也要因此而黯然失色许多。
然而，历史发生了就发生了，你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来观察它、解释它、演绎它，却怎么也不能重新改写那些已然发生的基本事实。
诸葛亮也是如此。
他的出山是一件无法更改的事实。即使活在今天，他也仍要走出古隆中进入到喧嚣的历史中心来的。
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是他们的莫大悲哀。
从古到今，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以儒家的出世为主、道家的隐世为辅。乾坤清朗，明主现世，他们就出山了，积极进取，博取功名，建立功业；一旦遇挫，或遭贬谪，就退隐山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一颗心，仍记挂着君王，仍在寻找时机，翘首以待。他们的退隐入山，大多是求得声名，待价而沽，积累更多的政治资本，为了更好地出山。
范仲淹曾在《岳阳楼记》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作了概括而准确的精彩描写：“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
为什么知识分子的脸上总是挂满忧愁无法开颜？关键在于封建统治太专制太残暴，老百姓太艰难太困苦了。作为渺小的知识分子来说，光是忧愁又能起多大作用呢？居庙堂之高，君王高兴了，就拿你当个工具使一使来用一用；不高兴了不耐烦了，就要将你关进牢狱弄不好还要开刀问斩。即使到了这个份上，你还得脑袋碰地，将头磕得山响，一个劲地谢恩。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哪有半点人格尊严可言？而这一切，都是自己找来的，是自己作践自己，自己糟遢自己。你一天到晚忧这个忧那个，谁又来买你的账呀？君王不买账自不必说，就是老百姓，看见你这副愁眉苦脸的酸腐迂夫子怪相，也要作践你几句，说你是书呆子，他们倒常能苦中求乐自得其乐达观开朗得很呢！
写到这里，我真的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深深的、深深的悲哀。即便最优秀者如诸葛亮，也不能全然走出这一无形的巨大的怪圈。他虽然尽得道家之风韵，但儿时的儒学根底决定了他，从小想着的就是当官，他说他的同学只能当怎样怎样的官，而他却能当位极人臣的如管仲、乐毅那样的大官。所不同者，他想当的是大官与清官，是匡时救民的官。不管是当怎样的官，反正没能挣脱“官”的范畴。他的隐居隆中就是为了当官，因此，其出山是怎么也无法避免的，就看他投靠谁依附谁了。他终于遇到了刘备，有一种如鱼得水之感，对刘备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但刘备并不怎么把他当回事。明明在隆中谈得好好的对策说得好好的价码，可刘备就是要破坏，硬要跟东吴打一场恶仗，根本不把他这个丞相放在眼里。惨败而归，忧愤交加，快要咽气了，这才想起诸葛亮的英明，这才想到要真正的用一用他，才来了个临终托孤。诸葛亮自然又是感激得不行，结果是一个怎么也扶不上墙的阿斗也不怎么把他当回事儿，兴之所至，可以一纸皇令，打乱他的战略部署，儿戏般地将他从前线召回。知识分子要干成一点事儿，也真够难的了。如果诸葛亮此时取而代之呢？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什么事情都可做得，就是这儒家的忠义万万不能破坏！
于是，诸葛亮活到五十四岁这一坎上，就死在了北伐中原的任上。他不仅死得其所，也死得其时。二十七岁出山，为蜀国奔波了二十七个春秋撒手而去，两个二十七，多么富有意味的神秘之数啊！
他谨慎了一生、勤勉了一生、奋斗了一生、驰骋了一生，可就是怎么也没有真正走出他所隐居的古隆中。不唯是他，在中国历史上，又有多少知识分子走出过这一无形的磁场这一巨大的怪圈了呢？
“学而优则仕”，读书了不做官去干什么呢？这好像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我将这一疑问放在古代，那么，不正常倒是我了。
我不想苛求他们。生于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社会本身就够可怜的了，还好意思对他们再加鞭责吗？我只想说，是我脚下的这块土壤决定了一切。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人生的价值只有通过做官才能实现。当一个个憔悴而忧愁的身影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拥挤不堪时，我心中涌动的是一股莫名的悲哀，除了悲哀还是悲哀，唯有悲哀而已。
于是，也就不难理解诸葛亮定格在我脑海里的那一抹苦涩的微笑了。
其中自有他的难言之隐，也有对后世一代代知识分子的不可理喻。
所幸的是，世界的价值正变得日益多元化起来，读书再也不是仅仅为了做官，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也越来越多了。整个世界，包括中国在内，正静悄悄地发生着一场深刻的权力转移——由做官到金钱而知识。
今日确实有着不少知识分子已真正“走出古隆中”，超越了诸葛亮的隆中情结隆中意识。他们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潇洒地走向那遥远的地平线，一抹艳艳的曙光正照射在他们身上。
这才是诸葛亮瞩目后世的期望所在，也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
恍惚中，诸葛亮的形象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他那留在嘴角的微笑渐渐地由苦涩变得灿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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