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编钟作为战国时期的曾国君主曾侯乙的陪葬在地底深埋了两千四百多年，于１９７８年才重见天日。
与安阳殷墟甲骨文、西安秦兵马俑、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等中国重大考古成就相似，曾侯乙墓的发现与发掘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当年，在湖北随州城郊一个名叫擂鼓墩的小山包上，原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雷达修理所在扩建营房、开山平地时，突然挖出一片与周围地面颜色迥异的褐土。不久，又在褐土层下挖出了一块两米多长、一米见宽的长方形石板。该所副所长解德敏爱好考古，凭直觉，他意识到褐土层下可能埋有古墓。经多次向随县县委汇报，这才引起了有关领导与部门的高度重视。１９７８年３月，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队长谭维四率队赶赴随州实地勘测，发现褐土层就是一个面积约二百二十平方米，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大六倍的超级古墓。与此同时，考古队还发现部队施工钻出的炮眼离墓地顶层仅仅零点八米之差。如果没有解德敏的“考古意识”与认真保护，只要在这一炮眼里填满炸药，火光一闪，这座古墓及墓中埋藏的所有珍宝就有可能惨遭灭顶之灾。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将会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失，缺少一座巍峨挺拔的高峰。
曾侯乙墓中的文物之丰富，制作之精美，稀世之珍贵，保存之完好，为同期墓葬所罕见。该墓出土的文物总数多达一万五千四百零四件，按质地可分为青铜、漆木、铅锡、皮革、金、玉、竹、丝、麻、陶；按用途可分为乐器、礼器、兵器、车马器、生活用品、竹简等。除人们熟知的编钟外，还有许多文物也堪称“国宝”。如出土的铜盘尊，是目前所见到的纹饰最为复杂精美的商周青铜器，被列为全国青铜文物十大精品之一；墓中的五弦琴、十弦琴、竹笛、排箫等乐器，在我国均属首次发现；绘有二十八宿青龙白虎的衣箱盖天文图，是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天文资料，说明二十八宿体系源于我国；各种器物的铭文字数多达一万二千六百九十六个，为同期同类墓中铭文之最，有战国早期“辞典”之称；墓葬兵器四千七百七十七件，为我国目前古墓出土兵器总量第一，其中的殳、双戈戟属首次出土……
曾侯乙墓文物的发掘，不仅为研究东周考古学、湖北地方史提供了新的实例与新的课题；而且对我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天文学、青铜铸造等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及我国雕塑史、绘画史、工艺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还对我国的早期文字研究、汉字发展史具有重要的价值。二十年来，引起了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音乐、冶金铸造等学科的有关专家们的高度重视与潜心研究，成果斐然。
曾侯乙墓丰富的文物能够如此完好地保存于今，自然得益于当年的墓葬。否则，它们早就在两千多年绵绵不绝的天灾人祸中惨遭毁弃，于风云流转中散落殆尽，不知所终了。
封建君王、贵族将生前喜爱之物深埋坟墓，准备死后继续享用。他们以坟墓为中介，幻想将生前与死后连为一体，线型发展，永远为主为官，寻欢作乐。他们极其渴望在死后的岁月能够拥有生前的一切，继续有人为他们服务供他们驱使，万古不变。因此，他们生前广为搜罗，利用手中的权力尽可能地为死后的生活早作准备。不少封建帝王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耗用大量人力物力，为自己修筑坟墓，生前挥霍，死后享受，满足一己私欲。
殉葬与陪葬这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专利”在我们今日看来，是历史发展的一种悖论。它残酷无情地斩断一个个活泼泼的生命之源，暴殄天物地将一件件稀世珍宝埋入地底，其专制残暴、惨无人道与聚敛财物、毁弃文明对当时的社会而言，无疑于是一场沉重的灾难。然而，也正因了这种特殊的保护与保存，才使得我们穿越历史的屏障，多少窥见、感知遥远的古代先民们所创造的文明。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墓葬能够较为完整地为我们保存古人的信息。丰富的墓葬本身就是一块无形的招牌与巨大的磁场，它吸引着当朝以至后代形形色色的人们为之绞尽脑汁、不计手段地攫取。盗墓、挖掘、抢掠层出不穷，不少文物就是通过这种种途径或遭毁弃，或流落民间以至异国他乡。也有许多文物长年累月埋在暗无天日的地底早就毁坏，还有不少墓葬可能成为万古之谜永远无法为后人破解。
曾侯乙墓中的葬品如此丰富，它不会不引起后人的觊觎。1978年，考古队于勘探之初，就在曾侯乙墓椁盖板上发现了一个窃洞。根据现场遗留的一些盗墓工具分析，此墓曾在战国晚期至秦汉时被盗墓者“光顾”过。那么，曾侯乙墓中的所存文物是否完整？又有多少珍宝已被他人窃走？这一疑问自挖掘之初就困扰着考古人员及有关专家、学者，并引起了一场长达近二十年的争论。前不久，谜团才得以解开。湖北省博物馆、中国地质大学等单位的有关专家对曾侯乙墓区的地下水进行实地勘探研究，其结果表明，该墓所处地层位于地下水平面下。也就是说，曾侯乙及墓中的陪物埋葬不久，就有地下水渗入，淹没了墓室高度三分之二的水平位置。当年，盗墓者凿开墓椁盖板，往里一瞧，发现全是积水，不禁大为扫兴，只得无功而返。也许，他们还下到深深的积水中探摸了一阵，结果什么名堂也没有捞到。他们留下的洞口只有八十厘米见方，要想在这一小小的洞口盗走极有价值的瑰宝，其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渗入墓内的自然积水不仅挡住了盗墓者的视线与野心，还从另一方面对墓中的文物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常言道，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环境的干湿度对器物的保护，在湿润状态下可存万年，在干燥情况下可达千年，而最要命的环境就是不干不湿，它可在极短的时间内造成器物毁损。随州擂鼓墩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气候决定了它的地下土壤长期处于不干不湿的状态，因此，如果没有地下水的渗入，曾侯乙墓中的文物也许早就毁朽不堪了。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是上帝的造化与安排，有意将一座青铜时代的丰富宝藏完整地推现在世人面前。
不说两千年前的盗墓者，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曾侯乙墓的发掘也颇为艰难。从所需人力、物力、财力而言，决不亚于一个大型遗址的发掘，运用了直升飞机、吊车、卡车、潜水泵等一些现代化的技术手段。
据有关资料介绍，当考古队完成现场的清理工作，决定起吊墓葬椁盖板时，围观的群众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每天多达两万之众，安全保卫与发掘工作显得同等重要。椁盖板共由四十七块梓木组成，最长的十多米，重达四吨。部队支援的解放牌五吨吊车在这些庞大的木板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只得调来崭新的黄河牌十吨大吊车，才将一块块沉重的木板移开。盖板揭去，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并非想象中的一片炫目耀眼的瑰宝，而是一片约三米深的积水，但见一些棺木横七竖八地浮在水面，看不清浑浊的水面下到底藏着何物。
工作人员开始往外抽水，缓缓下降的水面渐渐浮出了三段横梁与一根木柱。一位年轻的发掘队员自告奋勇地爬上跳板趴在水面上方顺着横梁往下摸。摸着摸着，他突然大声嚷叫起来：“摸着了，是编钟，我摸到一排编钟啦……”
一声兴奋的叫喊，宣告了古编钟的“破土而出”。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２日凌晨，墓室积水抽干后，曾侯乙编钟露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总重量为二千五百六十七公斤的六十五个大小编钟除少数几件震落地面外，其余的全部悬挂在木质的钟架上。历经了二千四百多年的岁月侵蚀与积水浸泡，仍显得整整齐齐、完好无损、雄伟壮观，令人惊叹不已！
随州地处淮水之南，汉水以东，北为桐柏山地，南为大洪山脉。两山遥相对峙，支脉四延，形成山地、丘陵、岗地、平原四级阶梯。中部地势平坦，史称“随州走廊”，自古以来是北连南阳平原，南接江汉平原的天然通道。这里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兼得大江南北之利。
编钟的出土地擂鼓墩位于随州市区西北约三公里处，这里依山傍水，居高临下，视野开阔，是一块相当不错的“风水宝地”。
曾侯乙，名不见经传，事不着史籍，生平阅历无从考稽。他所看重的，似乎是一种内在的拥有，在一个既不繁华也不荒凉的地方默默地躺着，一躺就是两千多年。如果没有当年解放军部队的开山平地，也许就那么永远静静地、默默地躺着。然而，曾侯乙墓葬终被世人发现，他的名声顿时显赫，超过了历史上的许多封建帝王。
人们在破解编钟及墓葬之谜的同时，自然会对墓主进行一番探究。
墓中出土的绝大多数青铜器上，几乎都有“曾侯乙之寝戈”等具名曾侯乙的铭文，曾侯乙无疑是该墓的主人，并且还是曾国的一名君主，“曾”国之“侯”名“乙”。根据出土骨架鉴定，曾侯乙，男性，年龄约在四十二至四十五岁之间。墓中出土的一件鎛钟上铸有一段铭文，大意是，鎛钟为楚惠王五十六年所赠，这年，楚惠王在酉阳得到曾侯乙弃世的消息，便制作了这件宗庙所用的礼器对他祭奠，并将它永远用于享祀。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４３３年。也就是说，曾侯乙当葬于这一年或稍晚一点的时间。
曾国即随国（对此，学术界仍存争议，尚有曾灭随、随灭曾而改称曾、曾为楚的封国等说），是西周姬姓的封国，曾经一个时期，它的势力较为强盛，并有一些小国依附于它，敢于公开与楚国对抗。后在楚国的多次征伐中败北，逐渐沦为楚的属国。公元前５０６年，吴国大败楚国，楚昭王辗转逃到曾国，吴军要求曾国交出楚昭王，遭曾国婉言拒绝。昭王感激不尽，与曾人歃血而盟，曾、楚关系大为改善。这一友好关系维护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于七十三后年知道曾国君王逝世的消息，即铸钟祭祀以送，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曾国作为楚国的属国，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的公元前３３１年至３２４年间才告消亡，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楚王及其他诸侯国官员所送礼品，在曾侯乙墓内的器物铭文上都有所记载。那么，其他物件如编钟、漆器、绢纱、金盏、兵器、玻璃珠等珍宝，当为曾国自己铸造了。一个蕞尔小国的文明在两千四百多年前即如此发展、成熟，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特别是编钟的出土、复制与演奏，将中国青铜文化与音乐文化的认识与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曾侯乙墓中的器物，总量为十吨之巨，造型复杂，纹饰精美，堪称世界第一流水平。在制作工艺上，综合使用了浑铸、分铸、锡焊、铜焊、雕刻、镶嵌、铆接、熔模铸造等多种技术。尤其是编钟，均用高纯铜、铅锡原料铸成，在铜、锡、铅的运用比例上相当科学完美；它采用复杂的钟腔构造，使得每一个钟都能发出两个互不干扰的音节；编钟用组合陶范铸成，这些陶范先由细泥做成，慢慢阴干，然后烧成。一件钟就需一百多块陶范，要求块块不干裂，不变形，拼合严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经过翻模、制壳、熔化、浇注等多道工序而铸得的钟胚必然存在误差，还须细致的调试才能达到预期的音高；编钟的焊接只有采用一种可与现今媲美的冷焊工艺才能达到设计要求；哪怕编钟表面的浮雕花饰，其铸造法也相当困难……
秦汉以后，编钟铸造技术失传。后代虽也多次铸钟，但“其声清浊多不法，数毁”。特别是一钟双音的奥秘，虽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揭示，但就是无法变成实践，以至明清所铸编钟只能依凭改变壁厚来控制音高，音响效果远远不及先秦古钟。１９７９年６月，武汉机械工艺所将曾侯乙中层编钟的两件复制成功，才结束了编钟铸造失传的历史。
然而，曾侯乙编钟上的铭文制作技术——一种在汉代即已绝迹的青铜错金工艺却长期得不到解决，以至编钟出土二十年来，只有仿制件却没有完全复制件。１９９８年初，武汉金银制品厂接到参与为台湾制作复制全套编钟的任务后，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从嵌铜嵌金技术中受到启发，几经反复，才攻克了在古青铜时代广泛应用的错金技术——成功地复制了编钟铭文。在长达两千年的失传后，运用光谱半定量、电子探针扫描、化学定量分析、激光全息摄影等现代高科技成果分析检测、复制还原，才使编钟铸造技术达到了古人的生产水平，由此可以想见，我们的祖先在青铜时代创造的文明该是多么辉煌！
曾侯乙编钟深埋地底两千四百多年重见天日，其音乐性能仍然很好，演奏时音色优美，音域宽广，它的演奏音域只比现代钢琴少两个八度音，音附结构相当于今天的Ｃ大调七声音阶，总音域跨五个八度。其中心部位十二个半音皆全，具有六宫以上的旋宫转调能力，可以演奏古今中外多种曲调。曾侯乙钟、磬等音乐器物上显示标音与乐律内容的铭文，总字数为三千七百五十五个，涉及音乐调式、律名、阶名、变化音名、旋宫法、固定名标音体系、音乐术语等诸多方面，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先秦乐律学的高度发展水平。不少音乐专家、学者认为，曾侯乙编钟所反映的乐律学成就，使得中国音乐史及世界音乐史的某些结论不得不重新加以修改。比如，它确认了“三分损益法”产生十二律不是战国末期由希腊传入，而是春秋时期就已存在的音乐理论；它确认了战国早期中国已采用七声音阶，确认了当时中国就已有旋宫转调的乐学规范及实践的可能……并且，它所体现、反映的有关音乐学问题，博大精深，“都非少数人和短时期所能探讨清楚”。
面对奥秘无穷编钟，美国音乐权威人士Ｇ·麦克伦不得十分心悦诚服地说道：“曾侯钟及其排列方法、命名系统和调律都显示出结构上的成熟；复杂的律制与高超的工艺都超过了我们迄今对古代音乐世界一切东西的猜想。不仅其制造的技术水平，而且在哲学——音乐学上所获得的成就都使我们高度钦佩。同是处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堪与之比较的具有音乐价值的工艺品，虽然我们一向习惯于崇拜古希腊。”
与古希腊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战国年代，两种文化相互比较，我们虽然有许多方面落后于人，但音乐却远远地走在了古希腊的前面。
据考证，钟的前身即铃。
铃在古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牧人把铃铛系在牧畜脖颈，铃声荡起一片悠扬的牧歌；王公贵族将“銮铃”悬在身拉座车的骏马项下，铃声响处，“闲人”闪开；高大的建筑物中檐牙高耸，风铃叮当，在和风中荡漾开来，一派安宁详和……
铃，是缩小了的钟；钟，是放大了的铃。
从原始的次甬钟到早商的扁圆形铜铃，至殷商的编铙、西周中期三件一组的穆王编钟，发展到八件一组，历经春秋时期的九件、十三件一组，继而达到战国时期的大型编钟，历经了一千多年漫长的发展时期。
“钟鸣鼎食”，商周青铜器中的重器鼎与钟，除了它们的实用价值外，更多的是一种象征，祭祀天地与宗庙的礼器。鼎，由煮食的炊具发展为礼器，象征丰衣足食；钟，那清脆、悠扬的乐声弥漫人间，体现了社会的安宁与和平。炊烟袅袅，钟声悠扬，人民富足，歌舞升平，该是一种多么令人神往的美好境界啊！
慢慢地，作为众乐之首的编钟，就成了王公贵族显示权势与地位的一个标志，成为皇家乐队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乐器。谁拥有的编钟枚数越多、规模越大，地位也就越加尊贵。
由此可见，中国简直就是一个“编钟之国”，从河南新郑、浙川、信阳，山西长治，陕西扶风，四川涪陵，一直到云南等地都有规模不等的编钟出土，已遭毁弃或深埋地底的更是不计其数。
这些出土的编钟中，九枚一组的已达不少，但像曾侯乙编钟达到六十五枚的，可谓群钟之首矣。
即使规模宏大的曾侯乙编钟，在当时的楚国而言，其规格也只称得上二级水平。商周以礼乐制度定名位、分等级，作为楚国之属的曾国制作的编钟，其规模、音域、水平当然不能超过宗主国。据《淮南子》所记，吴王阖闾伐楚，柏举之战，楚兵败绩，吴军进入郢都，“破九龙之钟”；又据《贾子》所载：“子胥入郢，毁十龙之钟”。这从已出土的楚惠王鎛钟的舞部、鼓部、篆带和枚面都有互相盘绕的龙形纹饰浮雕这一点，也证明“九龙之钟”与“十龙之钟”当为楚国规格最高的编钟。而曾侯乙编钟只有木质钟架横梁两端的青铜套上铸有浮雕龙纹，其规格自在“九龙之钟”、“十龙之钟”之下。也就是说，楚国王宫里曾出现过比曾侯乙编钟更加宏伟壮观、富丽堂皇的编钟。吴军当年毁掉的，便是这一最大的编钟系列了。也许，尚有幸存的“漏网”者埋于地底，说不定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有一套规模最高的编钟重见天日、“破土而出”呢！
且不说那具有帝王之尊的“九龙之钟”与“十龙之钟”，即使已经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也就足够我们惊叹不已的了！
曾侯乙墓发掘后，鉴于当时的随县没有博物馆，无法保存这批国家文物，也没有相应的科技力量进行研究，便将编钟等出土文物运往武汉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内集中保存。此后，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一直动议为它营造一个新“家”。１９９０年，新编钟馆破土动工；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编钟原件开始搬迁；１９９９年元月，新馆对外开放。编钟馆除有两层陈列厅外，还有一个九百平方米的演奏大厅。
我是在湖北省博物馆陈列大楼内见到的这批曾侯乙墓葬品。除编钟原件外，还有尊盘、尊缶、青铜车马器、青铜戈、戟、矛、殳、箭镞等大量的珍贵文物。当然，最令我看重的还是规模宏大的编钟。
编钟共计六十四件，其中钮钟十九件，甬钟四十五件，另有楚王赠送的鎛钟一件。其中最大的一件甬钟重达二百零三点六公斤，最小的重八点三公斤，总重量为二千五百多公斤。它们分三层三组悬挂在曲尺形钟架上，上层、中层适宜演奏高音，下层适合低音演奏。钟架全长十点七九米，高二点六七米，为铜木结构。它不仅容量大，而且稳定性强，抗压系数高，负重两千五百多公斤，历经两千四百多年站立不倒，可算古代力学的又一代表杰作。
编钟的成分与组合相当讲究，每一钟都能发出两个音符，铸造时必须严格根据“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等金属和谐原理熔造，才能奏出最美的乐音。六十多个钟，大小有别，重量不一，音高不等，“分工明确”。悬挂时，得分上中下三层排列，各就各位，有条不紊，如有一个错置，则整个编钟的结构就会混乱。六十五个钟，可有几千种排列方式，而最佳的组合只有一种——就是出土时的悬挂方式。
这套出土编钟，想必曾侯乙生前就多次享用过。根据死后仍按演奏方式悬挂在他的墓穴之中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想他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爱乐之人。当然，他的看重编钟，也有可能是将其视为王侯之尊的一种象征之物。不管怎样，他之喜爱音乐这一点，是怎么也不可否认的。湖北省博物馆中所藏，也正是按了他生前、死后的排列方式悬挂在陈列大厅。
站在规模宏大的曾侯乙编钟前，我实在难以想象，这就是我们古人曾经演奏过的一种大乐。
编钟的敲击工具是一根Ｔ字型木锤和圆木杠，木锤用于敲击上层纽钟及中层甬钟，木杠用来撞击下层大甬钟。
这时，我的眼前立时浮现出了一群乐人，他们手持木锤、木杠，缓缓地敲向编钟。“宫——”一声深沉、悠远、绵长的神秘之音从巨大的低音甬钟流溢而出，穿越了两千四百多年的漫长时光。“当——”又一叶编钟奏响了，乐人们挥舞木锤木杠，脚踏时而欢快激越、时而深沉蕴藉的节奏，闪跳腾挪，令人眼花缭乱地敲响、撞击着一叶叶编钟。清脆的高音、含蕴的中音、幽然如梦的低音相互和鸣，构成了一曲与天地同和的宏大交响……眼前的现实背景突然消失，幻成了楚国王宫，厅堂精美豪华，墙壁涂抹香料，装饰奇珍异宝；一片摇曳的红烛中，一群妖艳迷人的二八少女穿金戴银，轻舞长袖，款动细腰，踏着编钟之音翩翩起舞。乐人撞击得更加猛烈了，整个钟架仿佛都在摇晃，钟声更加纷繁、复杂、激越、宏伟，同时，杂以隆隆鼓声、当当磬声、泱泱琴声等多种伴和的音响。在这钟乐悠悠、歌声婉转、舞女款款、笑声琅琅之中，曾侯乙与他的大臣家人举杯共盏，饱尝美味佳肴，陶醉在一片其乐融融的人间天堂……他们当然希望这种生活亘古不变，永世长存，可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生死界限使得贵族、平民在此获得了同等的权利与公平。既然死亡必不可免，他们便一厢情愿地幻想能将生前的享乐带入死后的生活。于是，就有了我们今日所见到的完整无缺的曾侯乙编钟。
我国在两千四百多年以前，就已拥有曾侯乙编钟这样宏伟壮观的乐器，具有了相当丰富独特的音乐理论。如果依此继续向前发展，今日中国音乐之发达，当遥居世界领先地位。然而令我们丧气的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即以乐器而言，中国民乐队中的绝大多数乐器并非中国本土所造，都属“外来户”。
比如中国乐队里的核心角色扬琴，本名叫做“德西马琴”，诞生于西亚的亚述与波斯。它先是被十字军带到欧洲，约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再由欧洲人经过海路进入广东，然后传遍了中国大陆。因从西方而来，刚开始，大家都把它称为“洋琴”，时间一长，就改为扬琴了。
比如琵琶，我国也曾有过一种名叫“琵琶”的乐器，不过那是青铜做的，与现在的琵琶完全是两回事。它诞生于公元前１０５年，在唐朝就失传了。今天的琵琶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在那儿名叫琉特琴，由印度经西域古国龟兹传入中国，因它神似已经失传的琵琶，就把“琵琶”一名送给了琉特。在中国扎根的琉特不仅换了一个中国古乐器名，还以它的竹木为材料，繁衍出大阮、中阮、三弦、秦琴、月琴、柳琴等庞大的“琉特家族”。
再比如民间非常流行的唢呐，无论北方、南方的节庆日子及红白喜事，农民兄弟总是鼓足腮帮，灵巧地按动指头，吹出一片悠扬婉转的别致天空。在大多中国人眼里，可能从来就没有想到它会是一个“舶来品”。其实，你只要瞧那名字，就会联想到“咖啡”、“可可”、“坦克”等外来名词，想到“唢呐”也是一个音译的产物。唢呐源于伊朗，它的别名“祖尔奈”、“苏尔纳”也与阿拉伯语的译音相近。
还比如二胡，在我的生命中，对二胡一直怀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在家乡为农的艰难岁月里，锯开一段楠竹，蒙上一块蛇皮，插上一根木杆，以胶线为琴弓，在小镇文具店买来两根弦索，一把自制的二胡就这样诞生了。它曾陪我欢乐伴我忧愁随我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我的心里，一直以为它是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国粹。不久前见到一份音乐资料，才知实际情况颇有出入。二胡诞生很晚，于１９２７年才问世。那一年，刘天华把江南的“南胡”带到北京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改造，加长琴身，扩大音域，加大把位，才变成了一种音量大、音域宽的民族乐器，它的经典作品《二泉映月》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才得以诞生。此后，广东才有了大胡和低胡。
……
若将以上一大批“主力军”从中国音乐世家中“清除”出场，那么，中国乐队的舞台就显得空空荡荡的了。毋庸讳言，在中国乐队中，乐器不是“外来产品”，就是近几十年的“新货”。
那么，中国的民族乐器都到哪儿去了呢？
大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失传了。
我国古代乐器按制作材料分为八类，也叫“八音”，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按演奏方式，又可分为打击、吹奏、弹拨等三类。这些古代乐器，有的长期失传，如“滥竽充数”里面的“竽”，今天我们就无法见到，可当时，包括南郭先生在内的乐队可是一个拥有三百人的庞大乐队；如筑，我们只知它曾被高渐离当作武器砸向秦始皇，现在连它的形制、构造都弄不清楚了；再比如埙，据说吹出的音调特别苍凉、古朴、深厚，今天也难于见到；还比如笳、排箫、咎鼓等，也都流失不见了。而现存的一些远古乐器，因时代、社会的变更，它们的价值与地位也在不知不觉地退居陪衬的次要地位。
两千四百多年前，当巨大的编钟在中华大地神采飞扬之时，素以高度文明闻名的古希腊的代表乐器不过是一种牧羊人吹奏的双管“奥罗斯”；当一千二百多年前的盛唐音乐已拥有万人以上的“音声人”（即皇家乐署人员）和风格各异的“十部乐”时，欧洲音乐还处于蒙昧时代。然而，约在一千年前，欧洲的宗教音乐崛起了，古典和声出现了。特别是到了巴赫、亨德尔时代，欧洲音乐突飞猛进。
近一千年来，欧洲已走过了以旋律为主、旋律与和声并重、以和声为主等三个发展阶段。和声的地位日益显赫，音乐作品在和声的作用下构成了一座座精美的“立体建筑”。而中国的和声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旋律始终占据主要地位。中国传统音乐中，不论声乐、器乐，还是戏曲音乐、说唱音乐、民间器音乐、民歌音乐、古典乐曲，都以其旋律优美取胜。
我国音乐在战国时期以编钟为标志，就已步入成熟之期。而汉、唐两代，更是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两座巍然耸峙、令人仰视的高峰。此后，中国音乐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乐器失传，理论枯萎，规模缩小，统治者禁锢……一旦衰颓，大有覆水难收之势，一下子就滑入了历史的深谷低迷徘徊。似乎就在同一时期，而与中国截然相反的是，西方音乐却在一块滋润、肥沃的土壤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边是发展，一边是衰颓，时间一长，距离越拉越大，反差也就显得更为突出。西洋音乐伴随西方物质与文化对中华大地的猛烈冲击，便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只不过是时间迟早的事情罢了。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不唯“文以载道”，即抽象的音乐，也蒙上了“教化”的阴影。据现有文字资料所记，西周时期的周公旦即为“制礼、作乐”的始作俑者。到了孔子手里，又将“礼”与“乐”的关系详加阐述，并以无数条文规定人们去遵守，以确立、稳定封建制度的等级秩序。
曾侯乙编钟，便是一件典型的“礼乐”代表作品。
它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制作精巧，象征着侯王的权力与尊贵。但因曾国所处的属国地位，它又不得不屈于“九龙之钟”、“十龙之钟”之下。曾侯乙编钟的每一甬钟与钮钟，不仅大小有别，并有明确的等级秩序。同音区而不同组的钟变化音结构不同，同一音高的相应各钟又存在着分值的细微差别，哪件挂于上层，何件居于中、下层地位，相当严谨，不得随意僭越。曾侯乙编钟首先是作为礼器而存在，然后才算得上是一件乐器。因此，它的视觉意义重于抽象的乐音。人们见到庞大的编钟，不得不被它的富丽堂皇、雄伟壮观所震慑；而那轰然作响的音乐，更是在人们的心中鸣响起一种宗教般的肃穆之情。曾侯乙编钟，是典型的王者之物，它不可能深入民间，为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普通大众所拥有、享用。编钟，作为一个庞大整体的系列，只要缺失了其中的一部分钟叶，哪怕只是其中的一件，它的音响就要逊色，或是难以成调；它的排列组合稍不到位，也要影响到旋律与节奏；而演奏时，若是缺少一个乐工，或是技法不够纯熟，配合不够默契，流出的乐音也要大打折扣。因此，从编钟的铸造、运输、安装，到调音、演奏，每一程序都相当精密，只要某一方面出错，将会影响整体效果。而编钟的每一部件又是那么沉重，在具体操作处理时难免出现偏差。因此，它不仅难于流入民间，即使宫廷间的传承，也相当困难。只要某一环节发生断裂，就会导致失传。再则，编钟由它的初始阶段发展到曾侯乙编钟这样庞大精美，除了继续增加它的钟数、重量、体积、纹饰，铸成所谓的“九龙之钟”、“十龙之钟”外，实在难以想象，它将如何继续向前发展。事物一旦达到顶峰，就会停滞不前，开始衰退，编钟的发展便是如此。“九龙之钟”、“十龙之钟”惨遭毁弃，曾侯乙编钟埋入地底，铸造方法失传，往后发展下去，编钟的历史也就中断了。作为一件曾经存在过、辉煌过的古乐，在相当漫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成了后人遥远的追忆。因此，它的出土问世，满足人们的怀想渴望，再现中华古国乐中之王的熠熠风采，引得万人瞩目、举世轰动，也就在所必然了。
如果我们稍微展开一下探讨的笔触，看看汉唐时期我国音乐的辉煌与衰落，将会发现许多令人深思的音乐现象。
汉朝音乐之发达，仅从皇家置有音乐机构“乐府”这一点就可得以证明。乐府中，不仅有普通的演奏乐工，更有一批采诗作赋、作曲的第一流创作人才，如优秀的辞赋家司马相如就曾供职于乐府，着名音乐家李延年曾为乐府协律都尉。据《汉书·礼乐志》记载，公元１０６年汉哀帝罢乐时乐府已达八百二十九人。如此庞大的专业机构，拥有第一流的音乐人才，存在了一百零六年，不仅推动了民间音乐、边塞音乐、礼仪音乐、军乐、舞蹈的发展，创造了不少优秀的乐种，而且对后世的音乐、文学、舞蹈影响深远。特别是乐府歌辞，既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歌瑰宝，还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乐府诗”，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唐朝皇家乐署更是盛况空前，分为梨园、教坊、鼓吹署、大乐署等多种专业机构。据《新唐书·礼乐志》所载：“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一隶太常及鼓吹署……总号音人，至数万人。”如果加上皇室以外各贵族王公、地方官衙及士大夫们“衙前乐”与“家乐”人数，唐代从乐者人数之多，当为中国历史之最。唐代涌现出了李龟年、李鹤年、曹妙达、白明达等史籍有名有姓的优秀音乐人才近百名；还对前代进行了革新，按演奏方式（坐与立）及演奏场合将“十部乐”改革为坐部伎、立部伎、雅乐等独特的形式；创作了《秦王破阵乐》、《太平乐》、《霓裳羽衣曲》、《荔枝香》等优秀歌舞作品……
然而，汉、唐音乐每当达到极盛，就开始走向衰落，其原因何在？
汉、唐音乐靠皇家提倡、以国库为后盾、通过“运动”的方式以达兴盛。一旦皇家的兴趣转移、经济萧条、战乱爆发、运动消失，人才流失，便会突然跌入低谷。
音乐的传承与延续相当脆弱，那一个个抽象的音符仿佛一个个活泼而调皮的精灵，它们在天地宇宙间、在人们的心灵间跳动飘舞，似有形而无形，似有音而无音，似可抓握又难于驾驭，稍纵即逝。音乐与其他门类的艺术如文学、美术、书法相比，其传世性显得更为艰难而脆弱。汉乐府的音乐早已湮灭无闻，但《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乐府诗一直流传至今；此后的相和歌、清商乐、燕乐、词乐也都先后失传，如宋词的音乐形式只剩下了一个个汉字书写的词牌名，而作为文学形式的词作尚能脍炙人口，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后人。
音乐的传承一靠记谱，二靠乐器，三靠人才。
古时没有录音设备，要想将灵动、飘荡的音符固定下来，只有依靠乐谱。可是，中国几千年一直没有记谱。到三国时期，才有了文字谱；而工尺谱最早则见于《梦溪笔谈》一书。这两种记谱法都不甚科学，勾勾抹抹的文字谱仅作一种提示，无法翻译；工尺谱虽有了唱名，但既无节奏，也无时值。今日的简谱（阿拉伯数字谱）与正谱（五线谱）都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没有科学、先进、精确的乐谱，乐曲一旦失传，也就无从把握、恢复了。
乐器的流传，与材料、质地关系相当密切。一般而言，竹木皮革类易毁易失，金石类可长存久远。但像编钟这样庞大、繁复的重器，固则固矣，也不便流传。因此，除了材料质地外，重量、体积、繁简等因素对乐器的流传也不可忽视。
音乐人才除了勤奋，天赋尤为重要。往往得需几代音乐人的努力、长期的影响作用，才能诞生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可这样的音乐天才，在封建帝王眼里，不过他们脚下一个可以踢来踢去的奴才，可凭至高无上的权力随意支配他们的生死。如我国古代着名音乐家、汉乐府协律李延年，自己没有半点罪过，却在公元前87年受兄弟牵连而惨遭杀害。社会每有动乱，音乐人才也成了军阀们屠刀下的可怜羔羊。而中国音乐最讲究的是口授心传，从不使用笔墨记录。于是，一代音乐人死去，这代人所发展、创造的音乐也就随之消亡了。
我以为，音乐的传承延续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民间化。民间是一块广阔无边、潜力无穷的肥沃土壤。只有影响民间、深入民间，音乐“火种”才有可能长存不灭。而中国古代音乐，严格来说都属宫廷音乐，为封贵族阶层所拥有享用。每有战乱，王宫贵族首当其冲，对音乐的破坏也就最为厉害。并且每一次改朝换代，新的王朝都要做出一些否定前朝的姿态与行为，即使前一朝代的音乐没有多少破坏，也要遭到新建王朝的否定。
音乐民间化，涉及到一个普及与提高的问题。
在随州，出土的编钟除曾侯乙编钟外，还在均川、安居等农村的一些东周平民墓地中发掘了不少小型编钟。这说明当时的随人喜好编钟已成一种时尚，不仅王室拥有，普通民众也视家庭经济状况铸造或大或小的编钟。近年来历史学家发现，随州古城的框架也酷似一叶编钟，显然为古代建筑学家有意为之，《左传》曾载“随民喜乐”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这种时尚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普及与提高的涵义完全是两码事情。全民普及编钟，在此基础上提高到曾侯乙编钟的水平，才是真正的普及与提高。而那时的实际情况，却是民间受王室的影响，把拥有编钟作为一种时髦，风行民间。
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得到提高，才不至于出现断裂，才有可能绵绵不绝地向前发展。而封建统治者对民间音乐禁锢至深，翻阅《资治通鉴》等史书，皇宫每有喜庆，才许民间歌舞休息几日。封建君主、王公大臣们可日日歌舞欢宴，而普通百姓连放歌奏乐也得皇帝恩赐。好不容易允许歌乐一番，又要受到礼教的束缚，讲究什么中庸平和、不温不火。而民间乐人，更是被视为低贱的“下三烂”职业。在一个没有歌舞的死气沉沉的社会，很难想象音乐会有长足的发展与美妙的前景。即使皇家音乐，明朝后，也开始走向严肃、古板、呆滞的极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常被后人称道的康熙、雍正盛世，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不重视音乐的枯燥时期。
曾侯乙编钟埋在地底两千四百多年不锈不蚀、不残不缺，出土后还能演奏各种乐曲，且音域宽厚深广，乐音优美响亮，这实在是人类考古史、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迹。
曾侯乙编钟刚出土，就于1978年的建军节在驻随州炮师某部举行了一场原件音乐演奏会。音乐会以《东方红》开场，接着演奏了《楚殇》、《一路平安》、《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中外名曲，最后以一曲《国际歌》落幕。音乐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观众如痴如醉，许多人禁不住热泪盈眶。
1979年，外交部邀请各国驻中国外交使节及其夫人，在武汉欣赏了编钟演奏的古今中外名曲，反响强烈，受到高度赞赏。
1983年，湖北省歌舞剧团创作了一台古朴、粗犷、浪漫的《编钟乐舞》，成为与《丝路花雨》、《仿唐乐舞》并驾齐驱的反映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之作。湖北省歌舞团曾带着他们的保留节目《编钟乐舞》访问北美，受到当地观众及政府首脑的热烈欢迎与高度赞扬。
１９８４年７月，形似声似的全套曾侯乙编钟复制成功。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曾侯乙编钟（完整复制件）在香港回归的庆典演出《交响曲１９９７：天地人》中大放异彩。
如今，曾侯乙编钟已有四套复制件，它们在频频出访中蜚声海外。最新的一套铸于１９９８年，经测音显示，其优秀率创下曾侯乙编钟复制件的最高标准，现已陈列在台湾省台北市孙中山纪念馆。
……
曾侯乙编钟在地底沉寂了两千四百多年以后，依然那么青春勃勃、活力斐然，它的身影与音响通过现代化的先进传播手段，几乎充满了世界的每一角落。
曾侯乙编钟从它的铸成之日起就决定了它的“王者之气”，它震惊过两千四百多年前的远古；它自１９７８年出土至今，牵引了无数世人的目光；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它还将在人类未来的岁月之河里永远“风光”下去。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胡风一段震聋发聩的话语，他曾在《三十万言书》中写道：“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应该当做劳动底成果去看，当做智能发展底结果去看……这个灿烂性，是人民内容和人底意义还没有被民主革命的光所照亮出来的历史性的内容。在这个灿烂的古代文化里面，固然包含有表现了我们祖先底作为人的梦想和追求的一些精华，但更多的却是我们祖先底作为治人者的残酷的智慧和作为治于人者的安命的道德，更多的是这种汗牛充栋的，虽然是我们祖先创造出来的却又压死了我们祖先的糟粕。如果不加以清理和批判，把作为思想材料的文化遗产完全升为优良的传统，只是囫囵吞枣地去继承和发扬，这一个沉重的包袱是要把我们压得透不过气来……”
我之所以大段引用，是想将胡风的思想完整地套在“灿烂的古代文化”之结晶——曾侯乙编钟之上。
曾侯乙编钟是封建时代的杰作，它代表了那一时代的生产、技术、文化等方面的高度成就，也反映了那一时代的多重特色，形式与内容相互契合，融为一体。编钟和奏，固然反映了盛世的平和、安宁与富足，能够唤起国人强烈的历史情怀与民族的自豪情感。但是，编钟所尘封了那些封建符号也会随着一个个跃动的音符迸射而出，与国人脑中几千年来一脉相续至今仍然存留的封建细胞一拍即合。“文革”时期，中国大地最为流行两首歌曲一为《东方红》，一为《国际歌》，虽同为“社会主义歌曲”，可内容与形式却大相径庭。在此，我们不妨将这一中一西的两首歌曲稍加比较：以形式而言，《东方红》为民歌，曲式古朴、单调；《国际歌》为典型的西洋乐曲，具有现代的基本音乐要素。在内容方面，《东方红》颂扬的是中国几千来的忠君思想，每当它的旋律响起，我的眼前就出现了一群憨厚愚昧的民众跪在封建君王的膝下山呼万岁、乞恩求告的情景；而《国际歌》则否定了“神仙皇帝”与“救世主”，它所高扬的，是挣脱禁锢、解放思想与人类的平等，人人都应自力自主，人人都可创造历史，人人都是历史的主人。
封建社会，在中华大地淤积得实在是太久太久了；封建的东西，如封建思想、封建人格、封建制度沉淀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与心理深处，稍不留神，就会死灰复燃。
对待曾侯乙编钟，在惊喜、赞叹、欣赏之余，我总是对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用“敬而远之”一词形容虽不怎么恰当，但至少反映了我的一种心态。
面对曾侯乙编钟，我的灵魂曾为之颤抖，我的心灵也曾大声地疾呼与企盼，但愿封建音符不要附着于“千古绝响”之上，但愿曾侯乙编钟经过一番洗礼能与今天的时代精神合拍，但愿我们所倾听的编钟之音，永远清脆亮丽、纯粹明净，不要含有其他任何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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