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上出租车已经开走了，况且在冰天雪地的十二月里，吴艺蜷缩在酒店门前越是犹豫不决，街道就越是显得冷清昏暗。门铃响了，应声而来的是一位身材魁梧、戴着颈托的黑人。看得出来，这人蓝色方格纹夹克的肩缝处绷得很紧，颈托上还系了一条领带，那长度刚刚垂及他胸口下三分之一处。即便如此，在距离领带尖约两英寸的地方，他依然规整地别着一枚带有酒店标识的领带夹。领带夹看着喜气洋洋的，而这个人却不是这样。他那光溜溜、圆鼓鼓的脸上毫无表情，一有机会他眼神就朝下瞥去——倒不是要显得粗鲁无礼，而是要表明他可不是在向谁推销什么东西。寻常的领带，吴艺心想着，寻常的夹克。他琢磨着这个人会不会很快就变得不友好了。
吴艺活了四十九岁，总结出的生活感悟可谓寥寥无几，但其中就有这么一条：当人们身着不合体的衣服时，他们就会变得傲慢无礼。然而，这个人却是个例外。他彬彬有礼，言谈举止甚至略显拘谨；倘若酒店的大堂不仅像他身着的夹克那样显得太过窄小，那些大堂的陈设，什么烟熏色的镜面墙，什么油地毡，还有仿木和自动售货机，还让它看起来特像一个公共汽车站台，不过话又说过来，这关他吴艺什么事儿呢？客人休息区看上去似乎正处在打扫过程中——无论是那些六十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椅子，还是沙发和咖啡桌，都东一把西一张地摆放着，仿佛是哪个清扫灰尘毛絮的人挪动了它们。不管怎样，吴艺还是登记入住了。他决定住在这儿完全靠的是直觉，就像在任何生意场上一样，他观察的首先是人，而那个戴着颈托的人让他安心了不少。直到吴艺接过自己的信用卡时，他才注意到，离店结账的柜台上立着一块社区协会颁发的木质牌匾。他眯着眼睛仔细读着它那铜质面板上的文字：顾客受伤最少，1972—1973。
那么，1973年以来的情况又如何呢？到底是这家酒店变得更危险了，还是别家酒店更安全了？或许都不是吧。据他了解，那个社区协会已经解散，也不再颁发牌匾了。吴艺提醒自己，生活中的有些迹象压根说明不了什么。这也是他过去经常跟前妻丽莎说的话。而丽莎，对什么事都喜欢过度揣测，做什么事也总会被外界左右。有一天，看到一棵树被雷劈断了，她便和他分手了。当然，遇到这种事是非同寻常的，一辈子或许只有一次。丽莎说那棵树被雷劈得嘶嘶作响。他希望他也能亲眼目睹。可是，除了那棵树不再是社区里最高的树，这件事还能意味着什么呢？它本来就毫无意义，而那块牌匾也一样。吴艺拿定了主意，或许这并不是明智的决定。或许他应该另找一家酒店。
但为时已晚——从出发时就晚了，他乘坐的飞机停在跑道上，一直停着，仿佛永远不会起飞似的——假如叫来一个出租车司机，任由他载着自己到别的地方去，恐怕只有上帝才会知道吴艺最后到底要付多少钱。别说是两倍的钱了——比起那间可以看到冷却塔的房间费用，很有可能他要付三四倍的钱，还是算了吧。毕竟，事已至此，更何况当初房价还享受了会议的折扣。
于是他把房间锁上了双保险。他一一检查了壁橱空心门的背后，钢架床的下面，还有绿色漩涡形的淋浴房里面。他检查了几幅海景画，确保后面没有什么窥视孔。窗户是朝着安全出口开的，除了检查一下窗锁，他也做不了什么。这些窗锁会帮上大忙的——对盗贼中那些胆小惊慌而不敢破窗而入的人来说，窗锁是种可靠的安全屏障。破窗而入的小偷大概会占多少呢？百分之十？十五？他拉上了窗帘，随即又判定，敞开窗帘他会更安心一些。倘若有什么东西靠近，他希望能看清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把电话听筒从底座上拔了下来，这是个经过全盘衡量的冒险之举。一方面，假如真有什么人闯进来，他将无法打电话报警。但另一方面，他也算是有武器装备的人了。他以前在什么地方曾读到过一个故事，描述了一个女人把电话听筒扔向一个袭击者，还把他给砸死了。不用说，那种结局多少含有幸运的成分。但吴艺坚持认为：一、他肯定能像那个女人一样有力地把听筒扔出去。二、即使没那么幸运，至少他抛出的力量也足以拖延一下闯入者。更何况这还是一个老式听筒，很沉的那种，沉到让你能感受到人与人交流的严肃性。在比较新的酒店里，他可能就会有个轻一点儿的电话，上面会有许多按键，哪怕他从来不用，但依然可以让他感到有许多资源供他支配。那家会议酒店的电话上，或许就有呼叫健身俱乐部和服务台、呼叫三家餐厅和房间服务的按钮。他紧握着听筒，尽量不去想这些，慢慢地睡着了。
他睡得并不好。
早上，他琢磨着要不要随身拿着听筒进电梯。毕竟听筒不像小刀，可以没有预兆地、猛地一下抽出来。就算是把手枪，也起码能藏在一个人的口袋里。可电话听筒却放不进去。尽管如此，他还是随身带上了。他尽可能若无其事地拿着它，看上去就好像他正要出去跑步，要用它来锻炼臂力，或者仿佛他做的生意正是电话这一行。
他大步穿过走廊。常言道，走路慢吞吞的人会倒霉。许多从背后袭击的抢劫都与受害人的体态有关，正因为如此，丽莎在天黑后走路总是昂首阔步的，散发着强大的气场。为此，他还经常取笑她。要是她一直提心吊胆的，她就应该像他那样练习举重和跑步。他坚称，这才是自助的实际办法。她也表示赞同。有段时间，他俩下班后会在健身房碰面。直到有一天，她把杠铃砸在了自己的脚趾上，并认定自己还是更喜欢边喝冰镇果汁朗姆酒边看别人锻炼。锻炼时，他总会不自主地发出哼哼的声音。可又有什么用呢？谁能透过他的西服和大衣欣赏到他的胸肌？他此刻想到的只是，胸肌并不具备什么威慑力。再加上，尽管他不矮，可也不算高。他继续大步流星，要显出气场。他拿定主意一定要去会议酒店的餐厅吃饭。更重要的是，他要吃一顿正宗的美式早餐，有培根有鸡蛋的那种，绝不是什么狗屁欧式早点。
事实上，他一直觉得，人们吃羊角面包的样子有点滑稽，尤其是刚开始咬第一口的时候，他们得调整好角度以便把月牙形面包的一角塞入嘴里。不管一个人怎么咬，他嘴里的油酥面包渣总是不对称的，因此他不得不用舌头把面包舔到更靠近嘴巴中央的位置。原本可能是干净利落的一个人，此时却看起来有些优柔寡断。此外，相比其他早餐食物，羊角面包的碎屑更容易在干净的深色西服上撒得到处都是。因此，吴艺在工作场合从不点羊角面包，他也相信，正是由于他小心翼翼地对待这样的细节，他才没像他的许多同事那样丢掉工作。
换句话来说，这也正是他为何至今还留在一个濒临破产的行业里工作，此时还随身带了个电话听筒进电梯。当电梯门，犹如第三世界国家里那种低速运转齿轮的电梯门一样缓缓地、颤颤巍巍地打开时，吴艺便鼓足勇气、严阵以待。他大步走出电梯，却被一群孩子围住了。整个酒店大堂里，到处都是孩子，还夹杂着一些女人，从她们倔强而又恼怒的表情中，吴艺判断她们应该是孩子们的妈妈。这竟是一家福利酒店！他大笑起来。这群人几乎个个都是黑人，仅有的几个白人孩子格外显眼，几乎百分之百吸引眼球，就像吴艺的老板在房间一头将网球拍砸向另一头时精准的命中率一样。当然，球拍总是套着厚厚的保护垫，本身受损的风险不大，然而球拍所瞄准目标附近的人有时却会被砸伤。有一次吴艺就中招了，他倒一心希望鼻梁骨被球拍给砸断了，谁知仅仅是鼻梁上的一点擦伤，连皮肤颜色都没怎么变，以至于大家都很难相信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故。不过事故倒是千真万确。别跟我谈过错。最重要的是，你们日本佬该对整个该死的混乱局面负责，他的老板当时吼道。而事实上，真正威胁微型计算机的是个人电脑，一个十足美国化的现象。不过话又说过来，倘若吴艺能够证明这事故的确发生过，他是可以就此起诉的。有些人，尤其是丽莎，认为他至少应该辞职才是。
但他既没有起诉，也没有辞职。可以说，他接受了砸在鼻梁上的网球拍，而当第二天老板向他道歉说是自己一时失控时，吴艺说他可以理解。老板进一步解释说，吴艺不该把他说的话当真——他其实知道吴艺不是日本佬，而是中国佬，况且就在那天早上他还喊另外一个人意大利佬，这就是他的风格——吴艺再次表示他可以理解，同时坦言，希望老板在提拔人的时候还记得吴艺此时理解的伟大。令吴艺心满意足的是，他老板还真的记住了。在吴艺看来，他打了个胜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别人只看到他所受的屈辱的时候，他却看到了可以反败为胜的机遇。他一直保持某种洞察力。
不过，也正是由于这种洞察力，加上那棵树的原因，丽莎离开了他。他此时想到了这一点，尽管他脚边围着一群孩子，他手里还握着电话听筒。那么多的孩子。仿佛他眼前能看到的都是孩子，他永远也无法拥有的孩子。他胸口堵得慌。这时，一个身着红色运动服的小孩从吴艺身边跑过去，差点抢走了他手中的听筒。接着是另一个穿着棕色带帽夹克的小孩。吴艺抬起头，发现一群小学生模样的男孩正坐在休息区，观望着。显然，吴艺已经成为他们的挑战目标，而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他便有了精神，又想大笑起来。当轮到一个特别小的孩子从他身边跑过时——那小孩或许只有五六岁，还穿着雪裤呢——吴艺差点把听筒丢给他。但转念一想又改了主意，谁愿意因遗失电话而被罚款呢？
事实上，吴艺也盘算他是不是该把听筒放回房间去，而不是整天带在身上。不然，到了会议酒店后，他拿它做什么呢？检查它吗？他想象着自己撞上了比利·肖尔——那人在一个很前沿的信息公司和他有着相似的职务，还是他在保险市场中的竞争对手。一个既没有管理能力，又不懂得技术的人，却能提供个人电脑给顾客选择，这可是吴艺办不到的。更重要的是，比利上大学时还曾是橄榄球队的四分卫。这意味着他可以趾高气昂地走来走去，仿佛他在比赛最后几分钟扔给侧边锋的球起到了决定性的意义，那情形令吴艺不禁想到野兽间的角斗。这还意味着比利一定会问他，你手上攥着电话做什么？又自言自语了吗？引来周围人的哄堂大笑。
比利就是那样的人。他一直是做销售的，总是会讲某些特定类型的笑话——什么喝酒啊，性生活啊，或者是老婆购物又花了多少钱之类的。当然，他从来不会提这些字眼。他从来不用平常的叫法称呼东西。他讲话的时候，总会用诸如“连灌了几瓶啤酒”、“搞了三部曲”或者“败了家”这样的短语描述。他做起假设来，就好像那是身体的一个基本功能。当然，他的知识都是些常识。当然，人们能够领会他含蓄表达的意思。听着，伙计，他说，一边还用胳膊搂着你。即使是他自鸣得意的时候，他也会用一种平和友善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你觉得可怜的人们今晚都在干吗？比利不仅说着吴艺所谓的主流官话，并且他还把那些场面话进行了亲民化的润色，以至于吴艺有一次忍不住问他，他是否意识到自己正是民意调查员喜欢的那种类型。吴艺告诉他，他道出了成千上万人的想法，吐露了他们的心声。自然，比利没接话，只是说了句，这话是怎么说的？便转过身去。他转身的时候用手搓着胸前，仿佛要隔着长绒棉摆弄他的胸毛。丽莎常说，这是灵长类动物才有的动作。她相信，打领带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动作，因为这动作不文明。她还相信，亚裔男子绝不会有这样的举止，起码那些有教养的亚裔男子不会。
这是真的吗？吴艺不敢肯定。丽莎在西海岸长大，满脑子的亚洲意识。可他知道，对他有关民意调查员的说法，没人会彬彬有礼地报以微笑。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吴艺第一次介绍给比利认识时，比利就说，吴艺，哇哦，有这么个动听的波兰佬式的名字，感觉如何呀，当即引起了大家的哄笑。当然，就像在会议上一样，他们笑并不是因为真有什么事那么可笑，而是因为这是身为友好伙伴的一种姿态，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看起来没抓住别人讲话的要领。
电话听筒，要是吴艺能把它塞进公文包该多好啊！可是一如既往，他的公文包已经塞得过满了；有这么一个小巧轻薄，还是硬壳的意大利式公文包真是太糟糕了。这是丽莎的杰作，她觉得宽大厚重的公文包会让他看起来像个推销员。但其实在他看来，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多大关系。尽管因为有比利·肖尔在，销售业绩还是很重要的。不过丽莎是文科出身的，是那种不在乎钱，只关心自己感觉的人。钱对她来说并不是钱，而只不过是种依靠，还是那种连手拉手或者其他手指游戏都不如的依靠手段。她不相信现代经济理念，不相信身居其中的每个人都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中发挥作用，并推动了整个系统的效率，从而至少在理论上提高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她只相信要表现自我，相信上课和编织。她认为，什么也比不了身着一件手织毛衣走在秋天的树林里。当然，她穿上手织毛衣的确很美，尤其是紫罗兰色的毛衣。紫罗兰就是属于她的颜色——亚洲人犹如冬天一般，她总这么说——有时她为了搭配，还喜欢画一点点淡淡的紫罗兰色的眼线。
小雪裤又朝着吴艺跑来，直奔他的膝盖撞了过去。一个圈套，吴艺正想着，便倒了下去。红色运动服一把夺走听筒，然后铆足了劲儿，得意洋洋地跑开了。团队协作！孩子们一起得意地咯咯笑。尽管他们弄脏了他的大衣，吴艺又怎能忍住不笑呢？他掸了掸身上的土，缓缓地走了过去。
“喂，伙计们，”他说，“那边有点动静了呢。”
“清—昌—波利—沃利—温—翁，”[1]小雪裤说道。
“哎，哎，你可不能这样说话呀，”吴艺说。
“见鬼去吧！”棕色夹克一边喊，一边手拉着自己的眼角好让它们翘起来。
“听好了，”吴艺说，“我想和你们做个交易。”其实他只是想要回听筒，以免为此赔款。
但接下来，他只知道什么东西砸中了他的脑袋，然后便不省人事了。
丽莎多多少少也算是跟他和平分手的。她没有请个律师或者喊个搬运工来。她双手紧握住他的手，用她最浓重的加州嗓音说，我们好聚好散吧。接着她问他愿不愿意帮她搬搬箱子，至少是那些重箱子。他答应帮忙。不论是重的还是不怎么重的，他都帮她搬了。毕竟他练过举重嘛。他把书都归好类，把玻璃杯用一张张报纸包起来，他觉得此时自己就像个统计员一样。现代社会的一分子，他的故事足以让朋友臭骂他一顿，而这一切全都因为他没陪丽莎去她那个悲伤联盟。或者说，至少那算是麻烦正式开始的地方。或许真正的起点是当丽莎——不，是当他们俩——怀不上孕的时候。是当他们决定，起码是这么说的，去做人工授精的时候。或者像丽莎后来咬定的，这只是他的决定？他一直认为，这是他俩共同的决定，尽管事实上这个共同决定也是基于他做的分析。推算概率，制定规划的人都是他。按照他制定的决策体系评估，他们这么做也并不会损失什么。
只是他俩谁也没能料到这其中究竟要牵扯多少事情——化验、办手续、服药、做超声波。丽莎由于每天都要抽血，弄得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没过多久，他便开始对着一个橘子练习注射，因为他可能需要频繁地给她打针。接下来，他告诉她吸口气，这样在呼气的档儿，他就可以往她屁股上打针了。这可跟对着橘子注射大不一样。头一回真人操作时，他扎针那会儿满头大汗，连视线都模糊了，拔针时又是慢吞吞、扭扭捏捏的，引来了一声跟橘子全然不同的尖叫。第二回，他系上了一根吸汗带。到后来，她的卵巢肿胀到甚至隔着她的牛仔裤他都能感觉得到。
吴艺一直存着那些用过的注射器——按他们医生的建议，注射器被折成了两半存放在塑料苏打水瓶里。丽莎把这些瓶子都留给了他。得负责任地处理医用废弃瓶，也就是说，哈哈，他后半辈子可能都离不开那些瓶子了。这是那段痛苦经历留给他的纪念品。而留给她的纪念品——她手织的一些衣物——相对来说要温馨多了。那些日子里，她织了不少东西，好像是要证明针除了用来注射还有别的用处。她织的除了毛衣还是毛衣，不过也有婴儿毯，多半都送人了，只留下了一两条。她只能听天由命。麻醉，取卵，再麻醉，注入受精卵，直到最后她终于怀孕了，怀上了两次。到了第三次，妊娠四个半月后医生却发现了问题。羊膜穿刺显示，胎儿有骨质疏松症——这是在任何人身上都有可能发生的一种基因异常。
他硬着头皮又试了一次；而她则伤心不已。这就是他俩之间的差别：他看到的是希望，某种微弱的、隐隐约约的希望，而她看到的只是失败。她把胎儿称作自己的孩子，尽管他一个劲儿地劝她，那只是个未成形的婴儿，不能算是孩子，甚至连悲伤同盟的劝导员也竭力这么安慰她。丽莎却说吴艺不懂，也不可能懂。那是通过你的身体才能体会到的事情，也只有她的而非吴艺的身体，才能感知那孩子，挚爱那孩子，失去那孩子。在伤心班里，妇女们都赞同这种说法。她们表示同情。她们团结起来，控制了百分之八十五的谈话，以这种微妙的方式确认她们一致的生物属性。房间漆成了淡紫色——一种阴柔的颜色，仿佛以此对她们的立场表示支持。有时，那些盆栽的棕榈树仿佛也成了女人，它们频频点头，尽管它们表现出的同情实际上只不过是由暖气出风口的气流上升造成的。班里的有些丈夫开始逃课了——他们从不讲话，因此你也不大会注意到他们的缺席——最后他也逃了几次课。有一两次的确是事出有因，并没有编什么借口。但事实上，就像丽莎感觉到的，他认为她已经不明事理了。毕竟，他们还可以继续努力啊。绝望又有什么用呢？瞧，他们知道他俩是可以怀上孕的，更重要的是，还能保住身孕。这就是进步啊。可她呢，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就像一座岛——一座正在消退的岛，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她正朝着他们婚姻的地平线消退，于是便退到了看不见的地方。
当然，一开始他发疯一样地想她。如今他仍会想她，但只不过是闲的时候偶尔想起罢了——比如此时，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醒来，头上还敷着冰块。他躺在一张尚未铺好的床上，跟他房间的床一样，只是床的周围到处堆着像是毯子和衣服的东西。而衣架上只有他的夹克和大衣，两件衣服整齐地并排挂在别无他物的衣柜里。这个房间还多了一张桌子，装了一个双灶电炉，上面有一口平底锅，桌子上还有一堆盘子。一台棕色的方形冰箱。窗帘是拉着的。一把椅子拉到了他身旁，床头灯也亮着。一个女人侧身光晕之中，正擦拭他的额头。
“嘿，别动，”她说。
她是个黑人，是丽莎曾说的摩卡咖啡的那种黑，身上还系着一条蓝色碎花的围裙。她长得慈眉善目的，有一张长脸——在那种脸上，你能看到下巴的肌肉一直长到了颧骨边。她的上嘴唇像一把箭弓，头发是灰白色的圆蓬短发。身上有股烟味儿。她倒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瘦得很，恐怕是他见过的最瘦的人了。她在煮什么东西——闻起来又像是在烧什么东西，尽管那味道很可能只是一根头发掉到了热元件上烧焦了。她站起来去看了看锅。那刺鼻的气味也闻不到了。他看到桌子上有粉状的东西。白色的，装了满满一塑料袋。他睁大了眼睛。接着又倒在了床上，他正琢磨该怎么办。他的头涨得厉害。他需要止疼片，得两片才行。丽莎总是服一片，因为她坚信，药物的建议服用剂量是参照体型高大的男性标准制定的。虽然她从没建议过他也把剂量控制到一片，因为他个子并不太高，不过他却坚持服用两片。两片，得两片，两片才行。他得吃药，现在就得吃。并且那是他自己的药，不是别人的。
“那些孩子太疯了，”那女人说，“他们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我告诉过他们，哪天准会伤着谁，果不其然，他们把你给砸晕了。你好像是被一个保龄球砸中的。我还从没遇到过这种事儿。我们叫来了警察，但他们除了来看看出了什么问题以外还操心着其他事。发现没人开枪，他们就去唐恩都乐甜甜圈店了。他们知道那儿正一片混乱。”她挤挤眼。“你感觉怎么样？那个包疼吗？”
他摸了摸头。正头顶鼓了个大包，就好像冰川上的异物那样不协调。那些该叫什么来着，他心想，就是那些你看到的停靠在令人毛骨悚然位置上的乱石？挂在悬崖上的那些？
“我感觉像是死了，接着大脑又苏醒了过来，”他说。
“我来给你做点儿好吃的。让你感觉更好一些。”
“呃，”吴艺说，“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倒宁愿只吃一片止疼药。你有止疼片吗？我的公文包里有一些。要是我的公文包还在的话。”
“你的什么？”
“我的公文包，”吴艺又说了一遍，感觉有点惊慌失措，“你看到我的公文包了吗？”
“噢，它就在门口。我去拿过来，你别动。”
说着就拿来了，他的公文包，那只熟悉的意大利轻薄款的硬壳公文包，并放在了他的肚子上。他紧紧抓住它，“谢了，”他轻声说了句。
“你这儿需要帮忙吗？”
“不用了，”吴艺说。可当他刚一打开公文包，包就滑了下来，里面的东西也全洒了出来——他的笔记本、文件夹、纸质材料。这一切都表明，他所关注的事情在这棕色的粗毛地毯上显得是多么奇怪啊。
“喏，”那女人说，“我来吧，你还是不要动了”——声音还是那么温柔，那么动听，她收拾好所有文件夹，把它们放入公文包里。她的一举一动带有一种罕见的、近乎老练的风范，文件夹在她手中就好像纸牌掌控在打牌高手的手中一样。“我以前当过护士，”她解释道，似乎猜到了他的心思，“那时我手头也有几个文件夹。这是止疼片。”
“我要两片。”
“没问题，”她说，“两片止疼片，再来点蜂蜜热牛奶。希望你不会介意是奶粉冲泡的。我们刚搬到这儿，还没有鲜奶供应。我以前当过护士，可我既没牛奶又没止疼片，我的客人都得自己带。你觉得还能接受吧。”
吴艺尽可能笑出声来。“不过，你还有蜂蜜嘛。蜂蜜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哎，是别人落在这儿的，”护士说，“希望里面没长什么东西。”
吴艺又大笑起来，接着让她帮他坐起身来吃药。这护士——名叫辛迪——拍了拍他的枕头好让它蓬松起来。她把牛奶递给他，便坐了下来——看上去像是紧挨着他——亲热地聊聊这聊聊那。什么她不打算在这酒店待得太久啊，什么她孩子不得不转学啊，什么她带回一个陌生的受伤男人，也不觉得害怕啊之类的。毕竟，她是在靠政府帮扶的低保社区长大的，能够照顾好自己。她给他看了看她那把弹簧小折刀，刀上刻着某个人名字的首字母，她也不知道是谁的。她从未用过它，她说，是别人给她的。那个人也不知道刀上刻的到底是谁的名字，她解释道，至少据她所知是这样。她点了一支烟抽起来，这时，他也跟她攀谈起来，先是向她提起那个会议，接着告诉她他是如何阴差阳错地住进了这家酒店。在解释后一件事的时候，他其实有点儿犹豫，希望他没有冒犯到她。她咳嗽着大笑起来，吐出一股股烟。
“肯定会大吃一惊的，”她说，“最后竟落到这种地方。这可不是像你这样体面的小伙子会住的地方。”
被称为小伙子，他觉得心被戳了一下。但除了刺痛感，他还感觉到了点儿别的。“那你呢？这也不是你们待的地儿，你和你的孩子。”
“或许是这样吧，”她说，“可这就是上帝的安排，对吧？你们这些人飞黄腾达，而我们只能在一旁围观而已。”她说这话时并没带什么怨气，反倒有点套近乎的意思，听起来好像是在主动示好。
也许他只是自欺欺人罢了。也许他只是想当然了，就像比利·肖尔，就像古往今来的男人那样。凭空制造出点儿欲望，强加到什么头上，还津津有味地想象着细节。即使身为亚裔，他也不免落入那种俗套。你们这些人。
吴艺迟到了，不过也没太大问题。他要参加的会是和另一个更大型的会议共同举办的，那个会才是真正吸引人的。当初的设想是，在会议工作坊之间和茶歇的时候，参会的人或许会逛过来瞧瞧微型计算机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最有可能的还有午饭的时候，时间最好还能长点儿。但此时，所有事情都死气沉沉的，也让吴艺领会到贸易展厅真是大大缩小了——缩小到只是往年的一部分而已，展台也跟以前不一样了。过去的展厅里，挤满了市面上最有想象力的展台。那时，吴艺的展台是二十平米见方，布展都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如今，你会发现展厅还有不少空着的位置，原来在那些位置的展商现在都懒得露面了，而那些临时被叫过来充数的厂商更让人泄气，他们的展台看起来就像高中科学博览会一样。它们甚至还不如那些用硬纸板和魔幻笔制作的呢。吴艺自己的展台呢，是那种可以从航空公司广告簿上买来的，可以卷起来放进灯芯绒袋子里的。现在，人们连在宣传手册方面都变得吝啬起来了。十二页、四色彩印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小册子不过是四页、双色，用加粗黑体的印刷来制造醒目的效果而已，并且还不是人手一册，只有那些诚心想要的人才能领到。
吴艺搭好了展台。接下来，尽管他本该好好守在展台那儿，但他却在其他展台之间来回穿梭，向他原本应该在吃早饭时就见过面的人们打招呼。他们都很高兴见到他，兴高采烈地聊起来，但还是三句不离本行，总想收集点有用的业内小道消息。说实话，要不是因为他住在一家福利酒店里，他肯定会觉得备受尊敬。你们这些人。辛迪到底指的是什么人呢？或许她只是就事论事罢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只是，对这样残酷的事，谁能做到就事论事呢？即使是在对她想入非非的时候，他依然想弄明白这一点。他想象着敲开她的门，在共度一段缠绵悱恻的时光之后，他（多好的小伙子）把她和她的孩子们（他想知道有多少孩子）从毫无指望的生活中解救了出来。他到底怎么了，竟然无法想象未经法律认可的性关系？显然，他的性欲并不在正常状态，起码不在比利·肖尔的那种状态。吴艺绞尽脑汁设计制胜的进攻战略，但实际上，他连这种情形下如何创造三重选择的进攻机会都搞不明白。[2]他只知道，哪怕从一开始她就愿意，他也不会跟辛迪这样的女人上床，即使上了床，他也不会一完事儿就一走了之。她可以把他归为“你们这些人”，但在她面前，他可无论如何也摆不出“我们这些人”的架势。
他在隔壁的展台玩儿起了一个软件。那软件看起来挺有意思的，却总是崩溃，因此他也玩儿不出什么名堂来。随后，他便尽职尽责地回到他自己的展台守着，并友善地接待了不少他认识的人，那种他会向他们展示孩子照片的人。他考虑着想把早上的经历告诉其中的一两个人。不是那个套近乎的经历，更何况或许那根本不是套近乎，而是自己稀里糊涂地住进了一家福利酒店的遭遇，还被自己的电话砸中了头。他在脑海中排练着台词。也没你想得那么糟啦。你一定会感到惊讶的，它是那么亲切、那么朴实。当然了，尽管那儿没有健身俱乐部。但直到最后，他也没能提起这个话题，他最终意识到，原来是他一直在克制自己，尽一切可能克制自己不把这段经历告诉别人，甚至有点力不从心了。他感觉自己被侵袭了，好像感染了一种能够引发自我复制的病毒。导致什么东西反复复制、不断累积，塞满了整个中央处理器。守住这个秘密太难了，他迟早会忍不住告诉别人。他只希望这一刻来得迟一些。
他只希望自己不会把这秘密告诉比利·肖尔。他已经开始到处找比利了，以确保自己能够躲开他。
吴艺在各种展台那里都打听过比利，可没人见到过他。他没来，吴艺反倒有点不安了。当好不容易有顺路的参会者过来看他的产品时，吴艺却无法集中注意力。他知道，在和他们的交谈过程中，他处处错失良机。而这一切全是因为他的中央处理器塞满了那些不停复制的废话。就在不久前，吴艺浏览了某个数据库软件，里面记载着业内人员的一些趣事，当他查看比利的资料时，发现他俩竟然是同一天出生的，只是比利晚生了四年。那恰好说明比利比他更年轻。真气人。不过，吴艺得知这一信息后也很高兴。他记下了这一点，以便在这次会上撞见比利时，他就可以拿他俩的生日开比利的玩笑了。此刻，他排演着那一幕。我可是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哟。我早就知道你是狮子座。这么一来，我想咱俩是同日生咯。绝口不提福利酒店，绝口不提那儿发生的所有事。
直到最后，吴艺也没碰到比利。后来，吴艺一整天满脑子都是比利，最终却得知比利跳槽去了硅谷，事业有了新起点。自然，干的是个人电脑那行。且不说他卖房子能赚多少钱，这都是个明智之举。
“生活是要从长计议啊，”透露这一消息的厄尼·福特说，“让我们也面对现实吧，干这一行不是长远之计。”
吴艺极力表示赞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很高兴他的竞争对手走了。不说别的，比利的离开至少会让他那个很前沿的公司陷入一定程度的混乱，这对吴艺来说是个好消息。虽然不幸的是，吴艺不得不将百分之四十的业务份额放到保险市场，但比利的离开及其公司的混乱依然给吴艺带来了可乘之机。比利离开的另一个好处是，吴艺再也不用非见比利不可了。那个和他同日生的比利，那个老开人玩笑、说话一副主流官腔的比利。然而，吴艺还是觉得沮丧。
“在这种局面到来之前我们就该走掉的，”他说。
“再没比这话更实在的了，”厄尼说。对吴艺而言，厄尼压根算不上什么特别的朋友，但不知为什么，谈论比利的事倒使他们亲近起来。“你知道吗？要不是因为我老婆孩子——他们不愿离开朋友，这会儿我肯定已经打好包准备走人了。再加上，我们家的老大正上高二，这时候转学的话，我们可负担不起。他得老老实实待在这儿，考出好成绩来，这样他才能上一所好大学。也就是说我非得待在这儿不可，哪怕去麦当劳打工，也得留下来。可你现在……”
“或许我应该走，”吴艺说。
“没错，你是该走，”厄尼说，“是什么让你走不开的？”
“没什么，”吴艺说，“如今，我连婚都离了。真的可以离开了，是吧？其实有时人们即便没离婚，你也不能真的指望婚姻能留住你。”
“走吧，”厄尼说，“听我的劝告吧。要是我得知了什么机会，我会转告给你的。”
“多谢，”吴艺说。
当然，他并不指望厄尼最近能有什么发现。很久都没人联系过吴艺了，也没人找过他认识的别的什么人。太多人都已是自身难保，他们也在奋力挣扎，谁都清楚这一点。况且，幸存者还要承受别人猜忌的目光。有点能耐的人早就跳槽了，这是惯常的智慧。而吴艺呢，一直拼命地保住他那份工作，却发现有时你并不想这么死守着了，有时你觉得也应该抓住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跳跳槽。有时你竟渴望被解雇。谁会料到这一点呢？
那天快结束的时候又来了几个热情的参会者——至少他们很有礼貌。接着，当他收拾好展台准备回酒店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个猎头朝他走过来，说是厄尼斯特的朋友。
“厄尼斯特？”吴艺说，“噢，厄尼！福特！没错！”
那猎头是个膀大腰圆、面色红润的男人，有着像意大利阿西西小镇的圣弗朗西斯式的头发，当然，还有一手的面包渣。一个大好的机会啊，他说。眼下他马上得走，不过他刚好认识吴艺要去见面的那个人，那个人晚上才能到。虽然那人是为别的事而来，但巧得很，他也正需要像吴艺这样的人。其实，昨天就需要他了。该有个先来后到吧。或许他俩正好可以较量一番，也让吴艺好好比较比较。或许可以明早一起简单吃顿早餐？大约一小时后能跟吴艺通个电话吗？吴艺说，当然没问题。而当圣弗朗西斯问他房间号的时候，吴艺犹豫了，不过还是告诉了他那家福利酒店的名字。圣弗朗西斯怎么会知道那是家什么类型的酒店？吴艺自信地说出酒店的名字，想摆出点架子来。他差点儿就赶不过来开会了，他说。实在太忙啦。直到最后一刻他才确定能过来开会。他调整了一下日程，留出了一个空档，真是折腾啊。但他已经来不及预订会议酒店了，这才住到了别处。
成功了。一整天了，吴艺都心烦意乱的，忽然之间，心里又好像空落落的。他也可能成为比利，跟他吴艺同日生的比利，只不过在不同的年份，不同的星象里。事情似乎一下子简单多了。他不能同时接两三件，甚至六件任务，不能同时处理多项程序。他一次只能搞懂一件事情，而就在刚才，他弄明白的那件事就是，这一天是他的胜利日。他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回酒店。他以一种一本正经的姿态穿过大堂。一副对发生过的一切都无动于衷的样子。他没去敲辛迪的门。他要搬走了，搬到西部去。到了那儿，他会有份体面的工作，会过上崭新的生活。或许他会打起网球来。或许他会装一个极可意按摩浴缸。或许他会渐渐喜欢上那里人们下馆子时吃的所有东西，像豆薯啊，像海藻啊。或许他会开始延年益寿的饮食疗法。
直到他进了自己的房间，他才想起来，他的电话是没有听筒的。
他坐在床上。窗户那儿有点声响，果不其然，紧接着，一个人影飘了过去。他也不觉得惊讶了。不管怎样，那个人并没有在吴艺的房间停下来，起码这回没有。算是走运。你们这些人，辛迪拿走冰袋的时候如是说。吴艺明白她的意思，他比她幸运多了。可是刚刚，当那个人影又掠过他的窗户时，他想得最多的还是自己可真是手无寸铁啊。如果他有电话，他很可能会打给丽莎——就好像突然，有一个巨大的水池把他围住了，使他仿佛置身大海之中。他还会打电话给警察。但首先他会给丽莎打电话，想知道她对于他可能往西部搬家是作何感想的。是很有可能搬到西部去，他会说，不想让她听起来好像他给她打电话，只是没事儿找事儿——不想让她听起来似乎他被海浪卷走了，恐怕就要淹死了。他不想让她听起来好像他是个纠缠不休的人，他不想让她听起来好像他是从一家福利酒店打来的电话，过了这么多年他终于承认，没错，那是我们共同的孩子，那就是个孩子。因为此时此刻，他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医生的解释，那孩子是个男孩儿，从超声波里看，他是那样完美，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他看上去是透明的，明胶状的，整个头都是软软的，心脏跳得很快。可是，在他降生的过程中，他身上的每一块骨头都会碎掉。
（孙璐译）
注释
[1]原文Ching chong polly wolly wing wong，是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侮辱性表达。
[2]“制胜的进攻战略”和“三重选择的进攻机会”都是美式足球中的比赛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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