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蒙娜说道。
我母亲正用刀把蘑菇的柄切下来。
“不小心？”蒙娜问道，“不小心？”
后来，我想跟她说，她不应该那样死缠着，但没有用。
“他干吗要扔东西呢？”她耸耸肩，“他怕是疯了。”
那就是我和蒙娜的区别：争吵对她而言只是争吵而已。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让她着急，那就是她也许会太矮了，当不了芭蕾舞演员，不过那样的话，她可以去当钢琴演奏家。
我嘛，与她不同，要做一个殉道者。那个时候，我还是五年级的学生，正是那种整天瞎想遐想的女孩——就像是那种在天主教教会学校里的女孩，想得过多以致入魔，一心盼望着有一天被砍头或者是被活活冻死，但是到了晚上时又会因为这种想象做起噩梦而半夜惊醒一把抓起一个毛绒小熊不放。当然，我抓住的不是什么毛绒熊，而是一串三块孔雀石做成的念珠，那是有一天我在一个水沟旁的湿地里找到的。显然，只是一串项链的一部分，每个孔雀石上都有横竖条纹，稍稍向中心隆起，就像是海蜇一样，我的手握紧一点，它就会滑走，那样子还很漂亮，这让我很是喜爱——在那些个被噩梦纠缠的晚上——它给了抚慰，以前或者是自那以后还没有东西能够这样抚慰过我。这不是说我缺少需要抚慰的机会：尽管我母亲死了已经有四个月了，还是有一些晚上我整夜不眠，睡眠就像是一个得到了额外酬金的哨兵一样，时刻保持着警醒的状态。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那个时候，我有孔雀石念珠在手，我只要抚摸的时间长一点，耐心一点，它会让我感觉好一点，当然也更加清醒，甚至脑子里还有特别的景象出现——想象着，就像我总是喜欢做的那样，我做的那些噩梦是与老天爷在交流呢，是为着我走向痛苦的人生命运做准备。我和派蒂·克里莫说起了这个事，她也有过向上帝允诺过她的人生之路这样的事，我把我的想象称为“近乎幻觉”；派蒂说，“我敢说，你到了七年级时就会有神迹在你身上发生了。”说这话时，派蒂的嘴巴里塞着三四个绿箭口香糖，她总是一次就嚼这么多。
神迹。如今，要是说起她曾为那些个神迹的到来激动过好一阵子，这会让派蒂笑坏了，她的注意力早已经转移到了那些个小地毯、插图和那些日式梳妆台上去了——她现在迷上了那些东西。
“一个好梳妆台可不是一般的梳妆台啊，”上次我们一次吃午饭时，我跟她解释说。“那可是生活的保障。告诉你吧，要是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让我深信不疑的话，就是那个看起来不值钱的东西，那可是钱啊，手伸出窗外就可以拿到。当然，当然，真是好东西——你要是生活有了麻烦，它可以变现为钱。不会有问题的。”
在五年级时，她可以相信别的事情的。
“神迹也会发生在你身上的，”我告诉她，她摇摇头发蓬乱的头，眼神有点黯然。
“不会的，”她嚼着口香糖说道，“不过嘛，还行。我想要的东西嘛，祈祷祈祷还是会来的哦。”
“比方说？”
“比方说你记得那件，嗯，我喜欢的裙子？”
她说的是那件黄色的，带有十字形吊带。
“你猜猜，发生了什么？”
“你妈妈给你了。”
她笑了。“我可是只祈祷了一个星期哦，”她说。
相比而言，我还真盼望能够有力量演绎一两次神迹。让神迹发生吧！那可是我的不可或缺的营养品。它让我埋头做作业，认真接受圣餐；让我在练琴时敲响正确的音符，尽管是摆着一副苦脸，而我的那些同学们有打嗝的，也有把椅子弄得嘎吱嘎吱乱响的，一副无忧无虑的模样。但是从内心而言我还真不知道我要那个力量是为了什么。我是说，比如，一把装饰用的剑可以做收藏品，也可以防身用，可两者真可以这样结合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派蒂的父亲离开了她母亲出走。于是，这给了我第一次想做成一个神迹的机会。我真的非常想，我都能看到那是一个什么景象：把克里莫先生变成一个用唾沫揉皱成的纸球；用一根吸管把克里莫先生吹向空中，克里莫先生在空中散架，但又重新收拢回来，扑通一声落到派蒂家的门口。在克里莫先生降落的过程中，我本应该帮他清醒清醒脑子，刮刮胡子。我也会给他一盒花生软糖，盒子上系着一根丝带，让他给派蒂递上并送上一个吻。
但是，实际上，我所能做的只是试图告诉她他会回来的。
“他不会，他不会回来的！”她哭泣着说，“他坐船去了尼约了，[1]去了尼约了！”
我给了她一块口香糖，但她不要。
“他说他宁愿看河水也不愿看我妈的那张肥脸。他说他宁愿看河水也不愿看我一眼。”说着说着，她嚎啕大哭起来，双手紧紧抱在胸前，看那样子似乎两只手快把肋骨都要夹断了——看着她双手紧紧缠绕在胸前像蛇一样，这让我感到心绞痛。
我轻轻地拍拍她的手臂。一头只剩一翼翅膀的鸽子从旁边蹒跚而过。
“他说我甚至都不是他的孩子，他说我是强尼叔叔的。他说我是垃圾，我妈妈和强尼叔叔都是。他说我不是他的孩子，他说我不是他的派蒂，他说我是强尼叔叔的！”
“你是你强尼叔叔的？”我傻乎乎地问道。
“是强尼叔叔的，”她哭着说道，“是强尼叔叔的！”
“他是那么说的？”
她只是一个劲地哭着。
我又试图安慰她：“哦，派蒂，别哭了，”我说道。过了一会儿，我又说道，“反正你那爹本来就是一个蠢货。”
那头鸽子拉下了一大泡黏黏的鸽粪。
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的样子，派蒂总算安静了下来，我可以趁这个时候冲到女厕所给她拿一些纸擦眼泪，等我回来时她又在那儿哭开了，口里一遍又一遍地说道“去了，去”，就好像那句话梗塞在她的喉咙里了，她非要把它吐出来不可。眼看着我们先是错过了回家的日班公交车，后来又错过了晚班车，我不得不再次离开了她去给我妈妈打电话，我妈妈很火，直到我跟她解释发生了什么后火气才下去。一会儿后，她开车过来把我们带上，还给我们一人一个巧克力奶油冰棒。
几天以后，派蒂和我开始了争取召唤她父亲回来的一个计划。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件非常认真的事情。我们额外多做了几次祷告，点燃了表示心愿的蜡烛。我把那串孔雀石珠系在校服肩带上，抚摸它们，就好像我是一个嬷嬷，而那几块孔雀石是一串真正的念珠。我们甚至还手挽着手在学校的教师楼里走进走出，这个行为是如此不可思议，以致我们学校的校长有一天风风火火地亲自过来把我们拉到一边。
“我必须得告诉你们，”她说道，带着很重很重的鼻腔音，“没有这个如此亲近的必要嘛，知道吗？啊？啊？”
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这样做，并许下诺言一定要和上帝结婚，也向每个我们能够想到的圣人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先是停止了嚼口香糖，然后是口香糖加“苗条”腊肠小吃，再后来是口香糖和“苗条”腊肠小吃加冰激凌；当所有这些行为都没有发生效果后，我们又开始想出更加新颖的事来做。第一件做的事是看花。我们用两手遮住眼睛，就像马的眼罩一样，然后快速从旗杆边上的紫罗兰花旁跑过去。下一个做的是看男孩子们：派蒂停止了看有一双天使般眼睛的加米·哈劳蓝，而我则不再看体操明星安东尼·罗斯。这对我们来说有点难，但是最后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一个月后克里莫先生回来了，尽管除了痢疾以外，他什么也没有带来，但是至少他很严重的病让他没有骂人的力气了。
接下去发生的事是，在和我父亲的战斗过程中，我母亲不知怎么地从卧室的窗户里掉了下来。
最近——因为想着到山里去度假也许会让我心情好一点——我把现在租的一个公寓房间又转租给了一对模样很俊但心情忧郁的夫妇，我后来发现他们对房子管理得非常负责，与我希望的分毫不差。他们甚至把我撒在花盆里做肥料用的鸡蛋壳碎片都清理干净，还留下了一把用银做的擦得油光锃亮的蛋糕夹和一张写有夏天的希望和打算的单子。这张单子被极其小心地用一颗大头钉钉在厨房的门上，单子的开头写着向上帝的炽热的恳求，希望能帮助他们在两三个星期内表达他们的结婚感恩致谢（你可以发现他们原来写的是“两个星期”，但是后来又擦掉了——在这个方面他们似乎并没有要求有神迹发生）。接下去写的是：
天国里的全知全能的主啊，请帮助我们让安妮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地点要在一个好的街区内，距离这个地方在半个小时的驱车时间内。
天国里的全知全能的主啊，请帮助我们让约翰找到一个工作，做什么都行只要不会让他的后背受伤，距离要在离这里半个小时的驱车时间内。
天国里的全知全能的主啊，请帮助我们弄到一辆车。
全能的主啊，请帮助我们学习法语。
全能的主啊，请帮助我们找到七张晚餐食谱，每次花钱不要超过六十美分，须在半个小时内完成。食谱中不能有土豆因为天上的你让约翰对土豆过敏。
主啊，请帮助我们，请不要在这个公寓住房里出现《天堂智慧里的你》这样的书，三天前（六月二日）你以天国的理由让约翰到处去找这本书，找得他好苦。
等等等等。
在单子的左面留边处他们记下了几十个说明他们的要求是如何被满足的注释，让人振奋的是大部分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注有“成功！颂扬主！”（有时候则是简单的“谢主”），只有学习法语这个要求例外，在它的边上神秘地标注着：“没有成功！再再颂主。”
这个标注让我心生触动。看起来是那么古怪但又那么熟悉，似乎这就是我的一个表亲写的——一个一直待在家里长大的表亲，而我却到了国外去知晓那些让人痛苦的事情。当然，这只是这样说说而已，其实，我也是在家里长大的，就像所有的人一样。
但是那种知晓的过程确实让人痛苦。我一直不清楚很多年前的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我母亲一头扎向空中，我只是知道那个晚上风刮得很大，猛烈冲击着房子，他们的争吵就是因为屋顶的状况而引发的。上一个年头有人来修过，但是来的人不是专门修屋顶的，而是我父亲找来的一个人，他很肯定地说这个人同样可以干一手好活，但是只需十分之一的费用就行。也许那个人确实可以，如果他不是因为被木瓦底下的一块木板上凸出的结疤给绊了一跤，扭伤了他那个没有医疗保险的脚踝的话。那天木瓦又松动了，还有屋顶的绝缘板也早发霉了，我父亲说要把房子卖掉，他说房子原来是我母亲要买的，为的是她可以把房子的照片寄到她在中国的家里去。
“美国人有一个说法，”他说，“他们说，‘你要和那个姓琼的那家一样。’所以我说，如果那个姓琼的一家在上海，那你就可以随便找一张照片寄过去，随便什么照片都可以。去拍一些那些个富人家的房子的照片就可以咯。你不就想装扮成富人，不是吗？那就去拍那些个富人家的照片不就行了。”
就在那个时候，我母亲让我和蒙娜去洗洗睡觉，然后他们就开始用上海话争吵起来。他们在厨房吵了一阵，我们则在楼梯上面听着，我们脸嵌入到西班牙风格的涡卷形状的楼梯铁栏杆间。先是听到我母亲怒气冲冲的叫嚷，接着是我父亲，然后他们两个人一起叫嚷起来，最后听到重重的撞击声，接下来是长长的静寂。
“你觉得他们现在在亲吻了吗？”蒙娜说道，“我敢打赌，他们正在亲吻呐，就像这样。”她把嘴唇噘起来，像一条鱼一样，她正要把嘴唇贴到栏杆上时，我们听到母亲关上后门的声音。我们赶紧逃向卧房上床睡觉；我的父母上楼来了，楼梯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到那个时候为止，一切还都安好。但是一进入他们的卧室后，他们又开始争吵起来，先是小声地，随后声音越来越大，后来我母亲打开了收音机，目的是遮盖一下他们吵架的声音。传来了摔门的声音，他们开始互相吼叫起来；又是一次摔门的声音；有一个鞋一样的东西在猛击蒙娜床背后的墙壁。
“他们这样我们还怎么睡觉？”蒙娜说着，坐了起来。
墙上又是重重的一击；传来更多的说着上海话的吼叫声；突然间，听见了我母亲在用英语叫喊，声音穿透了墙壁。“那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像特蕾萨·李那样去工作吗？”
我的父亲也吼出了几声，但声音含混听不清楚。
“你以为你有本事，可你从未有过提升，从未加过工资。你觉得我只是在花钱，是不是？那你又在做什么，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
有一样什么东西重重地扔到了地上，我们的房间都震动一下。
“那你就杀了我吧，”我母亲尖叫道，“你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吗？你是一个蠢货、蠢货，你就是一个蠢货！”
然后，突然间传来猛烈的可怕的爆裂的撞击声，随后，仿佛是事先安排好似的，但实际上又十分拙劣，就好像是一个华丽的女高音忽然间失声了，原本是那么喧闹，现在降入一片静谧。
等到我和蒙娜意识到要向窗外看看发生了什么时，邻居家的长耳短腿宠物狗早已经来到了现场，正在到处嗅闻，对着我母亲的身体吠叫，它的尾巴激动地抖动个不停。过一会儿，它又朝向我父亲吠叫，他浑身颤抖，吓呆了。那只狗随后又朝着在刺耳的喇叭声中来到的救护车和警察一阵乱叫，也朝着我和蒙娜送出了它的吼叫。蒙娜哭叫着，身上还穿着兔子样式的睡衣，我则光着两个脚站在冰冷的草地上，一只手紧紧抓住我妹妹的肩膀，另一只手握紧我的那串孔雀石珠子。
我母亲没有死，现场的救护人员很快就做出了判断，但是她身上到处都是血，在把她抬上担架时，他们再次检查了她头上的伤，安慰了我们几句，同时他们也都很惊诧于我母亲身体的瘦小，柔软和轻盈。我父亲不停地哭着说，是我杀了她，是我杀了她，在我父亲反复不停地嘟囔着这句话的时候，救护车发出尖厉的声音向着医院疾驶而去。我很害怕，不敢去抚摸我母亲，担架上的护栏隔离了她和我，这让我暗自感到高兴，尽管在结实的护栏衬照下，她的身体看上去更加瘦弱。不知怎么地，我希望她的身体能够更加大一点，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心里感到一阵阵痛，我发现我们在母亲节时送给她的那双红色的拖鞋不见了，丢落在不知何处。在我们跌跌撞撞地送她上救护车的那个时候，她让我们感受到了多少她的存在——有吗？有吗？——蒙娜，我的父亲，那些救护人员还有我占据了救护车旁的整个空间，容不下其他什么存在的空间，更不消说我母亲的真实的自我，那个会在我父亲灰色的脸上揍上一拳，还他一点颜色看看的母亲，那个看到蒙娜因额前一绺翘起的头发而不高兴时会去安慰她的妈妈，一个会让我们屈从她，会帮助我们自强，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即便是在她屈从我们时也会这样做的母亲。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突然间我们在那里了，在灯光敞亮的急救室门口，通向急救室的门就像通向天堂的门一样；再接着就是大家都在说真是有神迹发生了。竟然没有死，真神！没有骨头断裂，真神！掉下来时落到了铁杉树上得到了缓冲，真神！而那棵铁杉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没有修剪过，真神！还有更神的，那个晚上看到的那些血，那些到处都是的血，原因仅仅是因为一小块碎玻璃，在她的头上划出了一个口子，留下的伤疤会被头发遮住的。第二天我母亲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说，她会如何如何让头发分叉，那样的话什么痕迹都不会看出来了。
“你真很幸运，”蒙娜赞许地说道，一边身子来了个体操明星才能做到的快速旋转，把我母亲面前的巧克力布丁上面的樱桃一口含在了嘴里。
但是对我而言，这些并不够。是的，我是放心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我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神迹发生。不是我母亲没有死这样简单的事情，而是需要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再发生——我需要的是我母亲的头永远不再因为受伤而像现在这样又缝针又缠绷带的，我需要我母亲不要因为眼睛肿的缘故而低下她高昂的骄傲的前额，我需要我母亲的脸上、脖子上和手上不再出现一块又一块瘀伤，青一块，紫一块的乌青。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这么希望的——需要我的父母不要因为这次事情而像针尖对麦芒一样对待对方，需要我的父亲能够看到眼睛肿时的我的母亲，需要他能够诅咒那个胆敢把他深爱着的女人弄成这个样子的疯子、魔鬼。我需要的是能够抚摸我的母亲，而不是吓得发抖，需要的是能够宽慰我的父亲，需要的是能够让那个摔在地上时发出的爆裂声、那个女高音走出我的头脑——如此多的事情，以致我都不知道我要如何祈祷才能得到它们，即便是我有能力让神迹发生，就在那里，就在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从哪个先开始。
一个星期后当我母亲头上开始长出新发时，我丢失了我的那串孔雀石。我一直把它放在派蒂送给我的一个白色的小袋子里，随身携带，那天我从学校回家时，把袋子的一根绳子绕在小指上，一圈一圈地甩动，当我甩得太厉害时，小袋子从我手上飞了出去，在空中划出一个长长的弧形线，落下时正好掉进了旁边下水道的一个洞里，就像一个篮球被正确无误地投进了篮筐一样。根本没有办法把它捞出来。我趴在黏乎乎的人行道上看了又看，直到让地上的沥青在我的手上和膝盖上磨掉了一层皮，我所能看得见的只是沟里的一层昏黑模糊的东西，发出怪味，但同时又闪着幽光，自鸣得意，风雨不透。
我的损失一开始并没有对我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回到家里后我发现这导致的痛苦其实与这个东西的大小远远不成比例。在我母亲发生的那件事上我一点都没有哭过，而现在我却哭了一整个下午，一直到晚上还不停，晚饭后继续哭——直到哭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我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我要是现在手头还有那串珠子该有多好，那样的话我就可以祷告了，但同时我又默默地在心中拒绝这一切的发生，我不知道为什么，直到最后我哭累了一头倒在沙发上睡着了。我的父母就让我待在那里过夜——无疑，他们心中暗自高兴，我这种儿童时代特有的危机正在淡出生活进入记忆之中。他们在我身上盖上毯子，在我的头下垫了个枕头，又在咖啡桌上放了一杯牛奶和核桃饼干，怕我醒来时会饿，而这与他们平时的做法大相径庭，要知道他们对客厅里的地毯有多么的爱护。他们周到的考虑是有先见之明的。我在上半夜醒来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客厅里不甚熟悉的声音和阴影的笼罩下，我眼前出现了幻觉，真的幻觉。
即使在现在，我当时所看见的还是那么清晰：先是看到一层奇怪的光亮涌入房间，起先是橘黄色的，随后变成亮闪闪的黄绿色。一团晶亮的光线像罗马蜡烛似的在钢琴边上冉冉升起。屋里隐约闻得出咖啡味，然后是长时间的静寂。房间里的气温似乎是冷了下来。还是静寂。一阵嘎吱嘎吱的声音。光亮开始消退，接着又加强了，现在则变成了亮闪闪的粉红色。还是没有什么发生。接着，就在粉红色开始变得有一点紫色时，出现了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非常正常的声音，用一种暗号的方式说话，他告诉我说不要绝望，我的那串珠子会回来的。
这就是整个过程。在黑暗中，我坐了一会儿，然后打开灯，几口吃下饼干——头脑中闪过一种幸福的感觉，我意识到那是因为我是一个好人，真的很好，几乎接近于圣徒了，所以我的那串孔雀石珠子会通过城中的用水系统回到我身边的。我所需做的只是把家中的所有水龙头打开。于是我就去这么做了，偷偷地轻手轻脚地来到浴室、厨房还有地下室。地下室洗衣机旁边的老式水龙头脏乎乎的，不太打得开，但这没关系的。水不用放得太急太大，我知道这一点。然后我回来收拾起枕头、毯子，一步一步挪向我的卧室上床睡觉。
早上醒来时，我知道我的那串珠子还没有出现，但是当我后来确定它不会出现时，我还是感到很失望。更让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是，我还得面对我的父母和妹妹，他们都对水龙头大开着很纳闷，想知道其中有什么秘密。知道没法再遮掩了，像一个小傻瓜一样，我把真相告诉了他们。结果可想而知，很痛苦。
“凯丽见到幽灵了，”蒙娜在公交车站把这个事告诉了每个人，“她还看到了光线，还有水槽！”
水槽，幽灵。我的父母，我班上的同学，甚至还有几个六年级和七年级的学生都来问我，我都答不过来。有一个人在女厕所的洗手池间还画了我一张漫画，我的头上顶着一个光晕。安东尼·罗斯在课间休息时双手倒立行走，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只有派蒂没有嘲笑我，但是她似乎也不是完全理解我。
“我想神迹不会是在下水道里发生的哦，”她说道。
我想做一个圣徒的志向就这样结束了。当然这不是说以后神圣感就都离我远去了。纯洁，做好人这样的想法还会常常触动我的神经，在过去的几年里我逐渐觉悟到了真正的信念是如何形成的。昨天晚上，我父亲打电话来说他不能继续在我们那个老房子里住下去了，他要搬到一个小一点的地方去，换一个地方住，也许是一个公寓套间——他还不知道如何办，也不知道在哪儿——我当时在想我其实对那个时期还是有点依依不舍的，那个时候宗教就是我心中想象的那个样子。那个时候，你要是发现生活出了什么问题，还是可以想办法纠正的。你需要做的只是拨动一下全知全能的主的手，给他指明方向，告诉他说在这里，主，看到了吗？这里疼，这里，这里，这里。
（金衡山译）
注释
[1]这里指的里约热内卢，因为叙述者是一个孩子，把这个地名说成“尼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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