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肯全然不同，他想象中的中国传统非得有什么超越他的家风之处，这个想象让他把自己折腾得七荤八素。他去中国，是因为在博物馆见识了宋朝的瓷器以后，他很想增长一下对中国、对那个儒生当官的中国，那个既高贵又节制且难以言喻的中国的认识——艺术学校是他从未想过中途辍学的那类学校。那些瓷器让他爱得心痛，因为它们的优雅和无垢，因为它们裂纹般图案构成的釉面，因为它们的完整与从容，因为它们绝对宠辱不惊的静寂。它们让他感受到生命可以是什么状态，他的生命是什么状态。它们让人高昂，让人低徊。那是为你而生的美丽。邓肯没在大学学过什么与亚洲沾边的专业，干过一百种工作，没一种干得长，业余倒是一直读书，对书中宋朝儒生官员直道而行的境界很是向往，觉得这种高贵的心志在后来的“长征”精神中有某种延续。这种境界想必在某个地方还有遗存？在他自己的家族中想必还留有痕迹？毕竟他的祖上也出过儒生，毕竟他们并不都是他弟弟这样的装样的高手，其中有几个办过学校。他父亲的兄弟之一曾是园艺家兼民俗学家兼中药师，夫人是小提琴家兼昆虫学家，两人的儿子，也就是邓肯的堂兄，还在世，住在中国。说不定邓肯能在中国遇见他。
说不定邓肯会坠入爱河。后来的邓肯还常想起：甚至在他离开美国之前，在他遇见那个也许可谓美丽、也许可谓高贵、绝对让人发疯的露易丝之前，他就想到过遭遇爱情的可能性。远游他国的人不都要闹一场恋爱的吗？电影里常有的。一切都有可能，他头脑中的一个声音这么说，不过另一个声音却在嘲笑他：别犯傻。
果然是在犯傻。几乎一到山东，他就明白，他千辛万苦地跑到这里寻梦纯属犯傻。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是围着一个面包盒大小的烧炭取暖炉嗑瓜子的中国，与宋朝的瓷器毫不沾边。他轻轻松松地就放弃了原先的美梦，比他想象的要轻松得多。像少女首次流血行经一般，他开始发育成人了，而且全无少女的惊慌失措——全因这寒冷的天气。在美国的时候，他大骂电影，骂投票程序，骂运动设施，骂一切学历教育，谴责当地的机动车管理部门，他发誓与一切愚蠢、冷漠、软弱行径势不两立。但是在中国，满眼都是运转不良、规划无序的东西，骂不胜骂，不骂也罢。另外，这里的人是有点暴脾气，可谁又会为这个跟他们较上劲呢？冬天的时候尤其不会。动身来中国前，邓肯读了一桌子有关中国的书，其中没有一本告诉他会出现严重的脑功能急剧衰减，他的思维承载体液似乎突然变得黏稠，流动不畅了。这里的房间只有两类：几乎没暖气的和没暖气的。这里的天气只有两类：稍微暖和一点点的和没有暖和一点点的。偶尔在某个镜面中看到自己的脸时，他很惊讶地发现，相较在美国时而言，自己没那么婴儿脸了，差异非常明显。脸上的憔悴度倒并没有增加，酒窝仍然非常显著，但是脸上出现了皲裂，而且红兮兮的，草原牛仔的那一种红，不像以前光滑无痕、神采奕奕，可以拍香皂广告。这在某个方面带来了一丝丝满足。但是，总体而言，暖和时他的满足感比较强烈，冷得发抖时，不免怅然若失。在家乡时，他最看不惯那些只在乎日子是否过得舒适的人，在这，他满脑子想的全是自己的舒适或者不舒适。
简而言之，邓肯已经越来越像莫教授了。莫教授是邓肯所在的煤矿学院英语系的主任。无论在哪里，莫主任都会很有心地把邓肯安排在靠近暖气的位置上，尽管这些暖气常常也暖得非常有限，而且也许通过这样的安排，莫教授为的是让自己以外国专家的保护人兼向导的身份得以坐在靠近这些可怜暖气的附近。
“我要给你点几瓶啤酒，”他自己口渴时会如此说。有时候他还会说：“这家饭店的鱼翅据说做得非常棒。我给点一份吧？”邓肯还没来得及说他鱼翅过敏时，莫教授的手臂已经高高举了起来。
莫教授五十多岁，身形枯瘦。走路时一个手臂大幅度摆动，好像在练习单臂蛙泳，又好像是一个保镖在为某位要人护航，不停地驱赶着试图靠近的人群。曾几何时，他背弃了自己的家庭，希望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这种行为让人肃然起敬，但是在“文革”中，他还是遭了批斗。“文革”后，他从这个社会的贱民变回了有用之才，因为他能说英语。今天的他笑起来，声音很尖厉。红卫兵们当年有没有揍他、唾他、在他头上撒尿？他们有没有关他，逼着他的家庭与他划清界线？政府发还了他的一小部分家庭财产，他现在住在这一带面积最大的一个公寓里面，给当年的红卫兵们批卷评分，成了他最大的乐趣之一。而且，在其他教授都还穿着毛式中山装的时候，他总是将自己厚厚的棉大衣敞开着，好让人们瞧见里面残旧的双排扣西服套装。很显然，这是他当年留学海外时留存下来的文物。正是在那些留学年月里，他捡到了一口有些怪怪的变味英语，还养成了一整套花头实足的体态与做派，常常让人瞧不透他的真身。例如，他喜欢将手挎着自己的椅背垂下来，似乎刻意告诉观者：他是见过世面的人。说话时，他的语言组织方式一环套一环，手势丰富。抽烟时，他叼在唇间的香烟会不停地晃荡、跳跃，成了往外滴着熔岩的一个管道。
“你必须多布置一点家庭作业，”某日他如此告诫邓肯，说话时香烟危险地沾挂在嘴唇上晃荡着，让邓肯格外焦虑，担心它会突然坠落，掉到他的膝盖上，“不然的话，这些学生会闲得发慌，惹出事来。”
邓肯说道：“我布置的作业量一天有四个小时。他们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都在上课，这个作业量应该很多了。”
“不够多，”莫教授说道，“另外，不要再唱歌了。你是上课，不是跟大家比赛谁最讨学生喜欢。”
“可是他们喜欢歌曲，”邓肯抗议，“他们特别要求我教英语歌曲。”邓肯想起了那一天班长代表全班郑重提出要他教英语歌曲的情景。班长名叫威廉——全班学生为了这门课特地都给自己弄了个洋名字。威廉方头大脑的，体型也是方塔似的，身体非常强壮，唐山大地震时，他被压在一堆瓦砾之下，硬是把自己挖了出来，重见天日。可是当他向邓肯提出班级的要求时，大概觉得这个任务无比艰巨，脸红得像个石榴似的。
“你不是跟大家比赛谁最讨学生喜欢，”莫教授重复了一下他的论证。
邓肯知道真正的问题之所在：莫教授一直挖空心思地要减轻自己的工作量，所以给自己安排了一门练习课，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邓肯来以前，不管他教什么课，他的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当当的，可现在却很少有学生愿意上他的这门课了。学生们抱怨说这门课纯属浪费时间。只要通过门缝看看讲台前莫教授传道授业的样子，就能知道学生们为何是这个反应了。首先，尽管教室不算大，莫教授还是在讲台上安了一个麦克风，麦克风连接着两个扬声器，分别放在讲台左右的两张桌子上，莫教授就站立在这三张桌子围成的碉堡后面。他先是猛抽几口烟，下巴高高地仰着，然后突然一低头，冲着麦克风庄严地说道：“Well（嗯——），”[1]他拖着长音说道：“That's a matter of opinion（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停顿。“One might say（我们不妨这么说）。”学生们——一共三名——神情厌倦。莫教授的教室与邓肯的一样，天花板下有一个复杂的电线系统，每一张桌子旁边都有外接线从上面挂下来，可以插入他们视若宝贝的磁带录音机。邓肯在自己的课堂上很烦这个东西，录音机磁带走到尽头、翻面的声音此起彼伏，不时地打破课堂的气氛。学生录音的劲头很足，近乎疯狂，有时邓肯不免嘀咕：他们究竟有什么东西是不录下来的？看到莫教授的课堂，他找到了答案，这些学生此时没有一个在操弄自己的录音机。
想到这些，邓肯决定玩点外交手段（既然他是外国专家），以曲折迂回的方式来对付他的老板。
“我觉得不妨由你亲自负责教唱英语歌，”他建议道，心里疑惑莫教授究竟会不会唱歌。“我们对课程的其他部分也不妨做点调整。我可以把练习课上的任务作为家庭作业布置下去。作为一个强制性的要求。”邓肯尽可能婉转其措辞。
“这主意真不错，”莫回答道，“你真好心。”然后他大笑，露出他的多颗尼古丁牙齿。他以一个与他的单臂蛙泳手势相关的复杂动作——邓肯判断它为单臂蝶泳姿势——将手臂挎过椅背，与此同时，他交叉的双腿互换了一下角色，过程很有点仪式感。
仇恨就这样开始了。在此后的几周里，莫每当向邓肯发表某个评论时，句句不离“好心”一词，“你能不能好心地……”。“只是作为一个好心的提醒。”“你真是太好心了。”
邓肯提议的课程调整没有发生，可是莫倒是听了邓肯几堂课，似乎要确保邓肯不再教唱英语歌了。莫在课堂的后面算是扎下营盘了，喝茶，抽烟，读报，翻页时声音嚣张，学生们抱怨说他毁了他们的录音效果。
某日下午，威廉向邓肯转达了那个“问题”（他称之为“困难”）之后迸出这么一句：“同学们感觉他，嗯，有点怪。”
“像江青，男江青，”另一个学生说道。这个江青指的是后来叫做“四人帮”中的一个。邓肯不久前在一个公园里见过江青的漫画像，她的脖子上被套了一根绳子。说那句话的人，当然就是露易丝。啊，露易丝，从第一课开始，她就是这一排排破烂的课桌椅中一抹灿烂的亮色。邓肯注意到，露易丝几乎每天都换一个发型，但看起来并不给人一种虚荣的感觉，也许这是因为她不是一个美丽的女人，而是一个美丽得难以言传的女人，她平凡的五官——黑眼睛、长鼻子、调皮地噘起的嘴——都被她脸上的异样光华遮蔽了。
她说道：“似乎莫教授想让‘四人帮’变成‘五人帮’吧。”
威廉笑出声来，但立即刻意地把眼光看向别处。于是，当邓肯问露易丝是否见过公园里的那个漫画像时，她的脸腾地红了，回答道：“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当然，”邓肯机智地说道，“对不起。”
三天后，邓肯才忍不住“举出了他的意见”（raise his opinion）——这是他的学生们常用的一个表达。他说：“你能不能好心地停止在我的课堂上读报纸？我将感激不尽。”
他做好了准备，以应付莫的反应。但令他惊讶的是，莫以某种满足的神情笑了，往地板上弹落了几许烟灰，说道：“I guessed from the start you had something inside your coat（我从一开始就猜到你的外衣里面藏了某些东西）。”
“你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莫重新把烟叼进了嘴里，“你知道吗？如果是中国人就会回到家里琢磨一下我的意思。”
“我明白了，”邓肯说道，尽管他并不明白。
“你是中国人吗？”
“是，”邓肯说，“我是说我也不知道，也许不是。”他感觉很热，这是到中国来后他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那我就给你解释一下。”
邓肯看着烟头突然闪亮起来。他仔细地看了看自己上级的手，它们都有着尼古丁的痕迹，却还是令人惊讶地显得雅致而精美，一个制陶人的巧手。“我的意思是，我从一开始就猜到，你的内心”——莫用手点了点自己的西服翻领下面——“就是一个尖刻的野兽。”
“啊，”邓肯说道。
“现在懂我的意思了吗？”
“懂，又不懂，”邓肯说道。
莫抽了一口烟。
终于，终于春天一步步近了。这首先意味着，不用再天天吃大白菜了，终于可以有别的蔬菜可以吃了，先是大葱，后来是菠菜、韭菜，再后来就有了小葱。树开始绿了，柳树开的头，这样就有了树荫。被子一条条晒了出来。学生们开始出门散步了。邓肯经常看见露易丝瘦小的身材，和这个或那个同学在外面走着。每天她似乎都会换个伴。邓肯房间的窗外，有一个由泥土垒实而成的篮球场，同学们在上面开始打篮球了。只要有可能，邓肯就会和他们一起打。这让他感到了真真实实的快乐，特别是当露易丝终于成功地鼓动几个女生也加入进来打球的时候。她的机敏和悟性让人惊讶！她身体很敏捷，这让她总能在体型远超过她、年纪远小于她的对手——包括邓肯——中间穿插自如。每天他都盼望着她能起兴上场打几下。
鱼车也陆续来了。鱼车下是欢乐的人群，一个个手举着篮子，一个戴着红手套的男子骑跨在一座冰山上，一次次铲起鱼儿往篮子里撂，历时一个钟头左右。鱼、鱼头、鱼尾、鱼身，从空中纷纷落下，就像过年时候一样。银色的鱼鳞反射出点点光辉。人们将开始饕餮大餐。邓肯开始一层层卸装。到如今，他说中文的时候已经自在多了，至少对于人们专门针对他而来的各种问题，他都能回答了：吃了吗？喜欢咸的还是甜的？这地方脏吗？干净吗？他能在邮局买邮票了，买东西可以讨价还价了——尽管可买的东西实在没几样。他自己的公寓也慢慢有了家的感觉。这套房间的地板是水泥的，里面有一大堆五花八门的家具，其中包括一个巨大的二三十年代风格的衣柜，上面镶着大镜子，镜面有多条裂缝；一个蓝色的铁制床头柜，上面喷绘着熊猫图案。房中还有一个烧炭炉子，冬天的时候，它没让这个房间增添几分热气，春天以后，它的热效倒是体现了出来，和这个炉子搭配而来的是一位苏太太，负责对付房间里落得到处都是的煤灰。
邓肯所专享的奢侈品不止于家具、煤炉和女佣这几个名目。作为外国专家，作为这个煤矿学院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个外国专家，邓肯有幸能使用坐便器，这玩意儿在南方的富裕地区不算了不得的东西，在北方这块却是很有吸引力的。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房间里有个浴缸，这个浴缸能通冷热水，虽说这个热水来自屋顶上的水箱——每次到了邓肯约定要洗澡的时间，苏太太会提前半小时在这个水箱下面生起火来。这个带水龙头的浴缸终于成了校园里的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东西，许多人因它而嚼了不少舌根子，每当有访客登门，必要对这个浴缸瞻仰一番。
邓肯的访客数量明显增加了。他贴出一个报名单接受学生个别上门练习对话后，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先后来过了，各自带来了许多故事，其中不少涉及“文革”，“文革”中，这些人有的是批斗对象，有的是红卫兵，他们今天怎么能在同一个课堂里坐着听课的呢？他们都客客气气的，互相借着空白磁带使用。那些被迫在农场上挖壕沟的人并没有忘记那段经历。他们给邓肯讲述强暴与折磨的故事，讲述他们见证自己的亲朋好友被蒙着双眼，身上被泼了大粪，头被按在水下面，被逼着自杀了事。不，忘不了。谁能忘掉其中的任何一点一滴？另一拨人，那些当年的红卫兵们，则自称好多事都忘记了，只能模糊地记得坐火车周游全国什么的，玩得很爽，见识了很多新地方。没有一个承认参与过什么过分的行动，其中确实有一个当年似乎真的沉迷于魔术和中国象棋，而对如火如荼的革命没什么兴趣。虽说如此，邓肯还是觉得匪夷所思，并且有些震撼：这些人时至今日竟然能坐在同一个课堂里，分明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克己之心在其中起作用。这种克己之心和邓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寻求的东西是不是有那么一点亲缘关系？但他没想到这其中其实包含着一种悲凉的现实主义态度——所有人的最大期望现在就是别再被找了什么茬，能过自己的日子，学生们都是这么说的。他也没想到这其中的内情近乎荒诞离奇，而不是因为如他所天真地想象的那样，与古代儒生官员那种高贵的修身立人准则有多大的关系。这种准则看来真的已经成了古董，只能通过博物馆里的那些瓷器保存下来些许。
或者，也不尽然？
轮到露易丝来做对话练习的那个下午，窗外正在进行一场篮球比赛。“嗒、嗒、嗒”的声音很闹，邓肯几乎听不清她说话。时不时地，篮球会击中他的窗子外的隔栏，发出“砰”的巨大声响，让人心惊肉跳。然而，反过来说，邓肯还对窗外的闹腾不无感激之心，因为这种闹腾让他神经松弛。在此以前，一想到要有半小时时间与露易丝独处一室，他就心跳得格外厉害，“扑通”、“扑通”的，震天动地，在露易丝光临以前，他就刻意将自己衬衫胸兜里的所有铅笔都撤离出来，唯恐它们到时被蹦跶的心脏震动得一番乱颤。
露易丝与他截然相反，显得很淡定。
“要不我们去打篮球，不练对话了？”她发出建议道，一脸光华。她似乎早就预料到这种局面，来以前头发就编成了辫子，在头顶上绕了一圈，像个桂冠似的。这种发型她通常都是为运动场合准备的。
“绝对不行，”他脸上绷着故作严肃的神情。
“Must we have to practice English？”（我们必须非得练习英语吗？）
“应该说：Do we have to practice English？”
“Do we have to practice English？”
“We do（是的），”他说道。
一只篮球突袭而至，在窗外发出特别巨大的声响。
“在这么一个安静的房间，”她说道，噘起了嘴。
他哈哈大笑：“你要不要参观一下那个浴缸？”
他带着她参观了这个带着两个水龙头的浴缸，给她倒了一杯茶，请她讲一些有关她自己的情况。此时露易丝的额定时间已经只剩下二十分钟了，但邓肯还是成功地搞明白了，原来露易丝当年是个贵族，祖父在海外发了财，但她的父母亲选择回中国，回到他们的祖国，为此两人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尽管只比邓肯大几岁，她已经结过两次婚，前后两任丈夫都死了——病死的，邓肯推断。她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儿，在南京。她说起女儿时，口气又骄傲又焦虑，和航天员的妻子们说到自己正在太空中绕圈的丈夫时相仿。邓肯了解到，露易丝很是见过一些世面，在德国和法国都生活过。令人感兴趣的是，她的父母在“文革”中竟然没有遭到批斗。“我保护了他们，”露易丝说道。邓肯正要问她是怎么保护的他们，一个篮球猛烈地撞上了窗子的隔栏，让窗玻璃都抖动了几下。
“Look，the metal is—how do you say—bended，”露易丝说道。
“应该说bent，the metal is bent.（铁条都弯了。）”[2]
敲门声。轮到下一个学生了，已经。这样一来，露易丝究竟怎么保护的父母，就只能由邓肯展开想象了。邓肯想象她镇定自若地面对激愤的人群，就像《正午决斗》中的加里·库柏面对一帮暴徒一样。[3]他很容易想象出那个被催眠的人群在她的注视下慢慢融化殆尽的场面。尽管他也明白，在这种想象中，他显然没羞没臊地夸大了她的无穷魅力和浩然正气。他很努力地想找到她的破绽，让自己从她的幻象中解脱出来，却无济于事。现在她的身份是煤矿专家，虽说这个职业选择非她所愿，她说到自己的工作时并无怨尤。说到要重建这个国家时，她仿佛是在说她自己时运不济的家庭。
“中国怎么才能向前进呢？”她曾这样问道，身子还前倾了一下，一手托着下巴，好像一个蛋杯承着一个蛋。“我努力地勤奋学习，想以此帮助建设这个国家，使得中国强大起来。”
邓肯今天的最后一名学生是雷金纳德。他坚持说，眼下中国人做一套，说一套，想的还是另外一套。这是一个压抑制度的必然结果。邓肯也看出来，这很可能不是虚言，甚至他的某些学生可能就是这样的。挖煤在中国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工作，这些学生的使命就是出国去带回来新的安全的技术。但是，他们真的会回来吗？邓肯只能选择相信，至少他最喜欢的几位会回国来。他信任露易丝，还有威廉，还有阿兰，还有隆德，还有雷金纳德。
是不是就因为他喜欢他们？几周下来，邓肯和学生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了。他和他们一起包饺子，一起看电视，帮助他们翻译一些有关白金汉宫的冗长乏味的节目，与他们讨论世界大事，参观了他们的宿舍。
最开心的是和他们一起郊游。他和校领导们合坐一辆老古董似的绿色小车，华沙牌，波兰产的，轮胎磨得无比光滑，有丝绸的感觉。挡风玻璃是曲面玻璃发明前的产物，中间有一根金属拼接条。座椅用花毛巾很可爱地重新包裹过，方向盘用绒布包着。汽车的内脏也同样一直享受精心呵护。它的驾驶者曾经很骄傲地向邓肯讲解，他是如何千辛万苦地将很粗的金属条打造成弹簧，替换车上的旧家伙的。
只可惜邓肯对究竟谁能与他同车没有决定权。倒不是说每次出游都得带上莫教授做导游，有一次去曲阜的孔子墓地，他就让威廉同行，结果莫教授不依不饶，狠狠地批斗了他一番。邓肯计划要和露易丝去泰山，莫教授又不高兴了——带着一个女性，孤男寡女地旅游，他真的认为很妥吗？
“我在表上填的是她的名字，那是正好轮到她，而且我是准备让她带个同伴的，”邓肯叹了口气说道。实际上，邓肯曾一厢情愿地希望莫老师不会发现他的这个阴谋。“而且，即使就我们两个，不是还有司机吗？”
“我能毛遂自荐，做那个同伴吗？”莫问道。
“哦不，你有这么多大事要事要忙，”邓肯抗议道。
“换句话说，你不想要一个灯泡。”
邓肯心颤了一下。因为他父亲也用过“灯泡”这个词来指chaperon（年轻女性的社交保护人）。“我欢迎你加入，莫教授，不过他们说爬泰山很辛苦的。我自己都不敢说一定能爬得上去。你不是做过肺部手术吗？而且我们还有别的机会……”
莫教授抽着烟，锐利的目光透视着邓肯，毫不掩饰。他今天穿着三件套的西装，背心上有几个蛀洞。“当然，你是一个单身汉，”他说道。
“我有女朋友，”邓肯撒谎道，眼前浮现出露易丝的脸庞，一手托着下巴。
“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我在山脚下等你们，”莫说道，“然后，另外那次旅行我们也可以一起去。”
“另外一次？去哪？”
“去跟你的亲戚会面。”
“已经批准了吗？”邓肯几个月前发了一封信，联系上了他的堂兄一家，但一直还没见上面，因为要预先获得省政府和学校领导的批准，他一直在申请。
莫点了下头。
“他们那边也获得批准了？”
“他们单位安排他们从哈尔滨南下上北京跟你见面。这样一来，你就看不到他们目前的生活条件了。”
“真是他——太好了。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你真是好心。”他脱口说出“好心”一词时毫无讥讽之意。
“我已经多年没去北京了，”莫悠悠说道，“去北京看看真不错，特别是在春天。他掐灭了烟头，两手叉腰，两个大拇指卡进了西装背心里面。”
泰山之行的开端可谓天遂人愿。因为近乎全程都是在修路，到达目的地后劳累不堪的莫教授住进了一家大理石地面的宾馆休养，任由邓肯、露易丝和威廉自己去登山了。三人在山脚下一个大庙中停留了一下，然后开始上山。正是丁香花盛开的季节，松树枝下小贩们叫卖着萝卜、胡桃、棒冰和茶水。沿途到处可以看见山羊、绵羊、鸡和黑毛猪。露易丝和威廉，身上都挂着水壶和挎包，做起导游来毫不逊色，能侃能逗，解说词中信息很丰富。碰到碑文，他们就为邓肯翻译成英语，这些碑文的作者都是古代的达官显贵，还有上山祈求天帝保佑的历代皇帝。他们还吟诵起李白的诗句，然后就如何翻译才能传达诗中的意义和意境争论起来。
经过起初的一段缓坡以后，山路突然变得格外陡峭，与邓肯以前爬过的山峦完全不同。在他原先的预期中，爬山就是欣赏树林、溪流和落满松针的小径，当然还会遭遇淤泥、虫子和菌菇之类。但实情完全不同，没有了欣赏和惊艳，只有无比险峻的山坡，沿坡直上的无数级粗糙的石头台阶，没完没了，望而生畏。按道教徒的说法，这就是直达上界的天梯，它之所以这么陡峭，为的也许就是不想让天上太过拥挤。路途非常辛苦，根本没有遮阴之处。太阳似乎和地球挨得特别近，炽热无比，似乎不管山外是什么季节，这里永远都可能是盛夏。露易丝和威廉对此看来早有准备，戴着帽子和墨镜，两人争着要让邓肯借用自己的装备，但他坚决拒绝了。本地正在经历一轮干旱，所有的山溪和瀑布都已经干涸。邓肯每爬一段台阶，就要停下来喘口气，双手撑着他哼哼唧唧抱怨的大腿，看着身前身后成百上千名小老太太奋力上行，惊讶得目瞪口呆。这些老太太都是微型身材，上身穿没型的蓝色或者灰色罩衫，下身是黑色棉布裤。灰白的头发隐藏在黑色的头巾下面，或者绾成一个似方又圆的发髻，用一块网状织物包裹着，有的还在发髻里插枝花或者插根枝条。有些戴着耳环，有几个竟然留着巨长的指甲，而邓肯一直以为这种指甲早已遭了禁止的。中国现在不是人人都得劳动吗？怎么这么多女子缠足？邓肯的印象中，缠足女人总是和色调黯淡、布满裂纹的十九世纪老照片联系在一起的。他看着这些女人，心中不由叹服，推测她们大概大多已经七十多岁了，而且应该是农民，乡村的变革总是来得比较慢。可是，这些小脚是怎么爬的山呢？这始终是谜案一宗。怎么就没有老头呢？这些老太太爬得很慢，很慢，很疯狂——有些真的是在爬，用膝盖和手。威廉说，她们都相信，爬上一天一夜，等到黎明时分，如果能看到太阳跃入天空的一刻——大家都说，太阳真的是以“跳跃”的方式突然在天空现身的——她们就能看到自己的内心，纯化她们的灵魂。这时她们就可以向神祈求一个愿。
“那是旧中国，”威廉说道，“政府千方百计想扫除这类迷信。但是——the old people are hard to change their minds。”
“应该说it is hard to change the minds of the old（很难改变老人的思想），”邓肯条件反射般地纠正了一下。
“It is hard to change the minds of the old，”威廉则条件反射般地“学舌”，“It is hard to change the minds of the old.”
“The trouble is they are—how do you say？Have no hope，”露易丝说道。
“Desperate（绝望），”邓肯说道，“The trouble is that they have no hope.They are desperate.（问题是他们看不到希望。他们感到绝望。）”
“The trouble is that they have no hope.They are despate.”
“Des per ate，”邓肯纠正道，“Des per ate。”
有几个老太太身边有年轻点的女子——估计是她们的女儿——搀扶她们，给她们扇风，或者打伞遮阴。这些女儿辈的也满脸皱纹，似乎已经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风侵雨蚀。这些老女人和老老女人常常中断她们的攀登之旅，手拿玉米饼啃嚼一番，或者对着山壁上小石洞中以及木结构寺庙中的神像跪拜祭祀一通。邓肯走到其中一个庙门口，把头伸进去打探，发现里面烧着一堆大火，熊熊燃烧，烈焰蒸腾，吓得他没敢进去。
“这是在烧纸钱，上送祖宗的，”[4]威廉淡定地说道。
“这庙早晚会烧塌的，”邓肯说道，“太疯了。看看这四周一丛丛干枯的小树木。危险。”
威廉继续淡定：“这是在祭祀。为的是祈求好运。”
一路上有三道门：一天门、中天门和南天门。在一天门处，邓肯已经汗出如浆，他停步看表，计算着后面的旅程。到中天门处，他倒不那么担心自己了，他更多地想到了那些老太太，其中不少此时跪在石阶上，祈求天帝赐予她们继续攀登的力量。他不禁胡想：每年这座山上会有多少活人成了亡灵。
威廉给三人买了竹手杖。露易丝解开了她的桃色化纤混纺衬衫的领口：哇，美到爆表（爆了语言之表）的脖子啊！特别是它的基础部分，优雅而强韧的骨头在这里汇合，对称完美，附近是柔弱得似乎指戳即破的颈窝。邓肯明显地感到了欲望的勃起。他的前女友艾丽丝常说他的情欲来去都有点变态，完全不适合来劲的场合他最会来劲，而这种变态又和他的整个生命完全合拍，是一种逃避的形式。是这样吗？不知道，邓肯只知道他有去触摸露易丝精美锁骨的冲动，强烈的冲动，就在此时此刻去触摸的冲动，无法抵御，因此，只要一停下脚步，他就只得把双手插进裤袋。他注意到，露易丝的脖颈潮红着，属于玫瑰红，艾丽丝这个商品目录式广告文案如果看到了，会将这个颜色定义为“做爱者粉红”。
露易丝自己则也变得越来越健谈而好奇，似乎解开领口的同时她也解开了她全部的自己。
“你累吗？”她一再关切地问邓肯，语气中几乎带着怜爱。她又告诫说：“慢一点，悠着点。”[5]
她开始拷问他的健康问题。也许她只是随便问问，毕竟她两任丈夫都是病死的，看到男人就想到健康问题大概很自然。也许她只是在借机复习她学过的健康话题方面的英语。也许这只是他的想象，但是他就是觉得，她看着自己的眼神越来越有追根究底的意味，而她的问题也进入了身体锻炼习惯这个层次——他锻炼得多吗？主要玩什么运动？他玩的运动中有几种算集体项目，他总能找到玩伴吗？后来又转移到他的营养这个高度上——早餐他吃什么？午餐呢？晚餐呢？他是自己做饭，还是有人给他做饭？他告诉她，以前他的女友有时会给他做饭，他自己有时也会给女友做饭，露易丝听了微微一笑。
“当然，像你这么好的男孩当然有女朋友了（Nice boy like you has girlfriend），”她说道。
“有过女朋友（Had a girlfriend），”[6]邓肯说道。有没有一种办法能把这句话说得不那么像在纠正表达错误吗？在两人对话中，他的“师道”似乎不受控制自然而然地昂挺了起来，和他身体上的某个器官一样，尽管他竭力压制着它。
“Had a girlfriend.Nice boy like you had a girlfriend.”露易丝的笑容继续保持着。
“意思是：我现在没有女朋友。”
“哈哈。I catch your meaning（我抓住你的意思了），”露易丝说道。
I catch your meaning是学生们最喜欢用的一个表达，整个学期，邓肯都想着法要从他们的脑子里拔除这个说法。但此刻的他只是叹了口气，没有纠正她。他说道：“We broke up.（我们分手了。）”
“Broke？”
“I don't have a girlfriend anymore.（我现在没有女朋友了。）”
“Now he has no any girlfriend，”威廉插了进来，以一种解释的口吻。
No any也是邓肯几个月来一听到就要纠正的一个表达。他感到一阵不爽。“Now he has no girlfriend，”邓肯纠正道。
“Who？”露易丝被搞糊涂了。
“I.Now I have no girlfriend.”邓肯说道。
“Broken heart（心碎了）？”她问道，头微斜，一手托着下巴。
“Broken heart，”他肯定了她的说法，心里同时泛起款曲暗通的暖流与情场失意的涩味。可实际上，那段恋情是他斩断的，而且，承受心痛的主要是艾丽丝——这一点是他没有想到的。这该怎么解释明白呢？此刻他身在中国，顶着外国专家的名号，却感觉像一个无助的学生，找不到妥帖的表达。
露易丝同情地看着他。邓肯注意到她没系上草帽的带子，而是，有点怪怪地，把它们塞在耳朵后面，夹杂进她松散的头发里面。她今天扎了一个松散随意的低位马尾巴。
“We are—how do you say？—comrades，”[7]她语气坚定地说道，听到这话，威廉，也许是因为惊慌或者是出于谨慎，将头扭开，朝向别处，而露易丝则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时机，捏了一下邓肯的手，表达她的安慰。
威廉看到这一捏了吗？很难说，墨镜就有这功效。也有可能这个好人忙着扮演自己的导游角色，除了琢磨怎么伺候好自己的老师以外不会有什么闲心再想到别的。
“我能请你喝杯茶吗？”他问道，“你要来块高粱饴吗？”
三人继续攀登。威廉手拿竹杖，走到了领头的位置。露易丝紧跟在他后面，而邓肯则幸运地落在她后面几步。有那么一会儿时间，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她的马尾扬起又落下——这个马尾的一部分塞在了衣领里面，一部分在外面自由地上下翻飞，拍打着她的后背。但慢慢地，不可避免地，他的兴趣开始往下滑落。他不是费时费力地朝着女人衣领往下或者从女人的裙摆下面往上打探的男人。但是，如果连续几个小时跟在一个女性后面以及下面上台阶，谁不会注意到她灰色裤子的臀部部分时而绷紧时而松落的节奏？谁不会着迷于两条裤腿交接处反复发生的图案变化？他研究了裤料的起皱原理，注意到了有个接缝处受力张裂的风险。他观察着一颗汗珠逐渐增大。她说他们是同志，这究竟算个什么意思？终于，她累了，手叉着腰，勾勒出她妙不可言的腰线。她倚着竹杖，调整了一下她的水壶和挎包。她甚至多次拎着衬衫下沿稍稍地扇了几下风——一个下意识的动作，邓肯如此假设。能够进入她这样的忘我一刻，邓肯觉得这有点类似于亲密无间的交媾。艾丽丝从来没有忘我的一刻，她总是舌灿莲花，淡定自若——除了精神崩溃的时候。
有几次，露易丝和邓肯停下脚步，一起热红了脸，一起喘气。这似乎也是一种亲昵。
“停下，威廉，”在某处他们冲着威廉喊，但他没有听见，继续稳步以犁耕的步态稳健地攀登。
“他是一头水牛，”露易丝说道，眼光朝上看着。
“回头看，”邓肯说道，“看看我们竟然已经爬到这么高了。”
她转过身来。“哦，一看就头晕。”她低下了头，一丝游风赶了上来，她的草帽被吹落，滚下了几个台阶，在一个老太太的膝盖处停下。邓肯把草帽捡了回来，对自己的绅士之举感到有几分不绅士；他选择了帮助步履矫健的露易丝，却不是这个老太太。不过至少这个老太太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年纪稍轻的老女人搀扶着，这让他有几分欣慰。
“你没事吧？”他问露易丝，一边把草帽往露易丝的头上按去，露易丝的脸“腾”地红得铺天盖地，于是邓肯还是把草帽递到了她的手上。
她后悔刚才捏了他的手吗？
“我的身体状态非常好，”她回答道，一边将帽子戴上，把帽绳按回了耳朵后面，问道：“你怎么样？”
“我也身体状态非常好。”
“太好了。”她微笑了，她典型的噘嘴的微笑，同时又捏了一下他的手。“你有什么大病吗？”两人继续攀登时，她问了这么一句。
老太太们继续着不屈不挠的登山之旅。阶梯越来越陡峭了，石阶的面也越来越粗糙了，邓肯对那个翘臀的注意力被削弱，对脚下的关注相应增强，以至于当威廉突然出现时，他吓了一下。
“我们差不多到顶上了，”威廉说道，“我下来报告一下。”[8]
山顶上稀稀落落地分布着几丛灌木，这些小矮树的枝桠间嵌满了石头，仿佛是它们开出的花朵。威廉解释说，这些都是许愿石，是老太太们扔的，如果扔的石头卡在树枝间不落地，就意味着她们的许愿会得到回应。除了这些开着石头花的灌木丛外，到处都是石头，还有一个客栈，威廉率领三人登记入住了。这个招待所非常简陋，却又是邓肯无法安然享受的奢侈。想到那些朝圣者——有的还将整夜攀登，有的，已经到了山顶的，将找块平地躺下度夜——他怎么能在暖和柔软的床垫上合眼安睡呢？邓肯问自己能否将房间让给那些老太太，但是威廉报以哈哈一笑。
“你是外国专家，”他说道，“宾馆方面要向上报告你的情况的。你能让他们写上‘外国专家邓肯睡在宾馆外面的地面上’吗？不可能。”
出身与机缘决定了人的境遇。在烟雾蒸腾、拥挤不堪的餐厅里披荆斩棘，奋力前行，一步步靠近自己的春饼裹春芽晚餐时，邓肯还在琢磨着这个问题，不能释怀。老太太们在这里表现得如龙似虎，他抓到手的春饼也被她们生生夺下。他刚坐下，就有老太太命令他让出座位。这回，由于她们表现得太过强势，邓肯竟然摇头表示拒绝——大大出乎他本人的意料。他刚才不是还想着让出自己的房间给她们住吗？现在竟然拒绝让出自己的座椅。他摇头时的脸部表情，与威廉和露易丝几乎一样坚毅峻厉。可是，走出餐厅的时候，邓肯注意到气温随着日落已经剧降，他恢复了对老太太们的同情之心，尽管这份同情止步于内心，并没有转化成什么行动。老太太们带了外套吗？毯子呢？显然她们都没带。天已经冷得让人咬牙，一股凛冽的寒风已起，时不时地一阵猛刮，让人不由得收紧了身子。
因为干旱，宾馆缺水，不过还是给邓肯和他的两位学生各自配给了一满壶水。在他的单人间里，邓肯终于无冻无馁地睡去了。可是睡得极不踏实，他不停地梦见有东西掉落，有的无声地落地，有的发出哐当的巨响。又是一声巨响。哦，不是一声，是一连串的，哐哐哐哐哐，是钟声、人声、杂沓的脚步声。邓肯醒来。叫喊声、责骂声、碰撞声。好像有人在说“着火了”，透过他房间洗刷得白白净净的一个个窗格看出去——原来这是真的，真着火了：一团巨大的熊熊发光的黄色，底部呈一条柔和的曲线状，与教科书中常有的太阳图片的表面形状有几分相似。他立即想到了那座庙里的几组香火。他抖抖索索地穿上衣。他在门外等着露易丝和威廉。院子里是骚动的人群。只有月亮还是很淡定，一如既往地高悬在头顶，静谧，无动于衷，它灿烂的光亮是一种温言安抚的硬朗的白色——夜间照明的不二选择。邓肯紧抓着自己的水壶，肩膀感受着勒紧了的网格纹理的壶带，手心里是壶肚金属的冰凉。他几乎可以听到母亲不满的质疑声：什么意思？你死在中国了？邓肯在心里顶起了嘴：好死赖死的，你就不能让我自己死吗？不是人人都像阿尔尼那么有本事的，他会走到本地最风光的殡仪馆外面，然后再一头栽下，含笑九泉。
火烧了一整夜。威廉反复宣布：没有危险，山顶都是石头，火烧不起来。但因为烟熏而呛死的危险呢？烟一路逼近来了，浓得遮天蔽月，遮住了不远处的人群，在那一团团翻滚的黑色中，是人群不由自主的哀嚎，就像坐在过山车上极速俯冲时的人们一样地鬼哭狼嚎，一样揪心。身处山顶，不但可能随时被火焰吞噬，而且已经切切实实地落入了风的魔掌。又一阵狂风扑来，老太太们又是一阵哀号。邓肯嫉妒她们这么能放肆地发泄，而他，高踞在一块巨石上面，有哼哈二将护着——左边露易丝，右边是威廉——只能默默地看着大火，默默地害怕，不敢吱一声。要在美国，会有救援，会有直升机。在美国，一旦有山火，会组织扑灭，除非这场火灾被认定是所在山体的自然循环的一部分，有利于某种生物——例如一种碳食类甲虫——的生存。在这里，就任由这火烧着。即使有消防车能够一路上来，抵达中天门——邓肯此前打听过，确实有一条山路能够从山底一路通达中天门那里——它们也无济于事，沿途大大小小的河道都已经干涸，根本没水可抽。火，还在烧着；风，还在嚎着。露易丝坐得比较靠近他，威廉坐得没那么近，但邓肯已经能感受到他的体温，他也感谢他这是替他挡了不少风。威廉的水壶就直接挂在脖子上；邓肯也是如此。露易丝的水壶躺在了地上，她没戴帽子，身子在索索发抖，邓肯好想伸臂将她搂入怀中，真是煎熬啊。有一瞬间，他的手臂已经在出发的路上了，她的身子立刻一下子抖直，并且挪移开了。是因为威廉吗？可是还用得着顾忌他吗，既然他们就要死于非命？他应该一把将她抱起，直送自己的房间。他们应该解开身上的镣铐，让这片刻在自由中活掉。夜继续拖曳着自己缓慢的脚步，邓肯一次次地下着决心要这么做——要活。他想起了《巴黎最后的探戈》里面的场景，想起了电影《潮劫》中的场景。不知道露易丝在法国的时候是什么年纪，都看过什么电影。他想象着她仰卧在海滩上或者身子后仰着贴在花园围墙上的样子。她的骨盆结构是什么样子？和她的锁骨一样美轮美奂吗？他在脑海里勾勒出她骨盆处娇弱不胜的嫩肉。她的头发披散着，没有编织成辫，没有扎起，没有头饰，她向他献祭着她乳头硬挺的胸脯。他在脑海中吮吸、咬啮，汗出淋漓，想象着她变得急迫，然后瘫软，后来又再次急迫起来。
然而当他抬眼去打量身边的这个女人时，他立即发现这些想象是那么廉价和贫乏，不过是少年湿梦中的货色，因为露易丝的神情很沉着，这种沉着背后似乎是一种信念：他们都会逃过这一劫，而如果今夜终究难逃一死，那也要以她一贯的生活准则去死。她只是默默地坐着，眼望大火，包围在邓肯无法进入的思绪里。邓肯知道这是一个活在自己身体里的女人，不怕出汗的女人，两次陷入爱河并结婚的女人，对什么事都火一般热烈的女人。而且她喜欢他。邓肯喝尽自己水壶里的最后一滴水时，她条件反射似地将水壶拿了过去，一跃身子，跳下石头，从自己的水壶往邓肯的水壶里灌水。他急忙推辞，她抓住了他的手——第三次——让他噤声，但仅此而已。除此以外，她只是等待着该来的一切，以一种高贵的姿态，别的什么都不做。
火还在燃烧。宾馆没有烧起来，也没有人窒息身亡；慢慢地，火势弱了，最终灭了。一场小林火，邓肯后来学会了如此称呼这种火灾。一场小林火，也许就是被那风吹灭的。明黄的山坡渐渐褪色，变成了小麦一般的颜色——枯草的颜色。此时黑夜逐渐褪尽，天空开始变亮——似乎是那火升上了天空，被吸纳进了大气层中，似乎天地之间没有真正的分界。逐渐清晰的地貌进入眼帘，壮丽而动人：一大片紫色的峭壁，一个个薄雾淹没的山谷——一个广袤的无人空间，是飞云和神仙的国度。老太太们不辞辛劳上山来迎接的这一刻已经迫近。风似乎已经完全沉寂，太阳上来了——微微蹦跶着身子，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一跳一跳地，就那样跃入了天空，于是，在那么一段长长的时间里，神圣之气弥漫在山上。在那纯粹而透明的静谧中，邓肯心里涌起一阵嫉妒的刺痛，对老太太们的嫉妒，她们的神气中看不到一丝绝望，平和从容，满满的都是一种古老而庞大的信念，永远无法进入他内心游走在他的百骸中的信念。绝望的是他自己——与神失联的现代人，只有电影中的性爱场景才能搅动他心潮的现代人。升起的太阳照亮了烧黑了的山坡，他遥望着那儿，然后与那些朝圣者一起闭上了眼睛，猛然发现，自己的心里并不是一片空无。他是自由的，可他总是在拒绝和抛弃，接纳和拥抱得太少太少，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他是一个从没有真正爱过的自由人。他是一个什么都没有信过、什么都没有做过的自由人。他是一个连自己的自由都没有拥抱过的自由人。
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才开始慢慢地睁开眼睛。
待眼睛完全睁开时，他发现老太太们都已经吃早饭去了，威廉已经散步去了，只有露易丝还留在身边。邓肯冲着她转过身来。
“你向天帝求了什么吗？”她问道。
他犹豫了一下。“我请求天帝让我找到爱情。”事实上，他没有具体地向天帝求了什么；但他的回答并不是一个谎言，这说明他只是把刚才暧昧不明的心愿翻译成了一个明确的诉求，他内心也接受这个翻译。任何人，只要他真想继续跟这个世界纠缠下去，他至少应该愿意去做这样的翻译，迈出这第一步。
“我祈求天帝把你引见给一个特别的人。”
“我不是已经认识一个很特别的人了吗？”
她站了起来，脚面向下斜着黏附在石头的坡面上，双臂舒展地张开，然后跃下地面，与小飞侠彼得·潘一样优雅。经过了这个漫漫长夜的煎熬以后，她的衬衫竟然还是那么光鲜清爽，没有折皱，和她整个人一样。
“你的水壶，”他说着将水壶递给她。
“你根本没有认识，”她神秘地说道，“且等着瞧。”她把水壶挂回到脖子上，又说了一句：“当心威廉。”
第二天，露易丝没有来上课。第三天，有人告诉邓肯，露易丝已经走了。走了？去哪儿了？回家去了。申请回家，被批准了。他们大都表示很惊诧，露易丝竟然能够这么一申请就让自己的单位立马批准她离校回家去了。一定有什么关系，有路子，他们说道，并且向邓肯发送了一个怪怪的眼神。威廉似乎刻意地回避着邓肯。费了很大的劲，邓肯才逮住了威廉，逼问他事情的真相，威廉回答说，在当下的中国，最好能够绕开马厩走，否则身上有了马臊味就会有麻烦。
“你是外国人，”他说道，“最好别卷进来。”
“你汇报了？”邓肯问道。
“我是班长。”[9]
“你说了什么，在你的报告里？”
威廉回避着他的眼神。“‘诚实方为上策’。你不是教过我们这句话吗？这是美国谚语吧？我这人不是个机灵人，认识各种后门。我脑子简单。可我诚实，一辈子，从我生下来开始，就诚实。”
“你是个间谍，”邓肯脱口而出，旋即后悔不迭。
“我不是什么间谍，”威廉说道，“我只是诚实而已。”然后重复了那句话：“我是班长。”
天气变得燥热无比，几乎和他在泰山上的时候一样。苏太太报告说，她丈夫已经开始睡地上了，因为夫妻俩如果和孩子都挤在床上的话实在热得不行。她还说，已经到了挂蚊帐的时候。街道上，用塑料网兜拎着蔬菜回家的女人们走路时都是贴着墙走的，为的是躲太阳。风吹起了巨大的沙尘云团，邓肯的耳朵里面总是黑黑的一层泥沙。公寓的窗户他不得不都关上了，仿佛回到了冬天。校园里隔三差五地停电。没有人打篮球了。没人上门了，邓肯只能一个人憋着。露易丝没再出现，让他心下惴惴，但也没再打听她的情况。他时时会想到登泰山时一路上的情况，回想起那场大火，想到那个神圣的黎明时分，回味着当时自己体验的身心改变：一切的可能都向自己敞开了，似乎他就站在了一个新生的开端处。然而，此时的他却感觉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变化，除了一点：他发现自己变得有点牛了，不惜滥用自己的权威。有个学生对自己的某次考试分数提出疑问时，他的回答很无必要地傲慢。他也注意到自己越来越喜欢给学生做听写练习了，学生们紧张地听写时，他就在一排排座椅之间的走道上上上下下地逡巡，仿佛老式的手拿皮鞭的教官。
终于熬到了北京之行的时间，他感到一种逃离的快乐。
然而，从上火车的那一刻起，莫教授就露出了他的本色：一个让人难于忍受的旅伴。
“星光黯淡了，”他说道，一手端着茶杯，一手夹着一支香烟，“曾经广受爱戴，今日怨声载道。”
“我从来就没想过要争取学生的拥戴，”邓肯说道。
“那就好。看今天，还有谁对你不离不弃？”莫大笑，然后咕咕咚咚将茶灌下，杯子见底，里面只剩下一层茶叶。“谁也不会对谁不离不弃。这是我过去几年中学到的一课。今天的世界依然如此。”
“谢谢你交流你的智慧。”
“我真是一个好心人。”
“好心到匪夷所思。”邓肯眼瞅着窗外掠过的无边无际的田野。他自己也有一杯茶，就放在身前的一张蠢乎乎的小方桌上，但他没去碰它。“你知道露易丝去哪儿了吗？”他终于问道，“而且她怎么能让单位同意她回去的？”
“她是因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而被单位勒令回去的，”莫说道，一边用一个老旧的银色打火机点燃了一支烟，“我写的报告。”
“你写了什么？”邓肯问，“你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写的报告？你在旅馆里呢。她的言行没哪一点可以跟不道德三个字沾边的。”
“要么我知道，要么是我猜出来的，”莫说道，“要么基本属实，要么基本属虚。要么威廉打了报告，要么他没有。这些你就别琢磨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露易丝说的汉语比她说的英语多。她很精明，出身富裕。我认识他父亲，二战时靠走私造机枪用的钻头发了财，德国钻头，全世界最好的钻头，用特种钢做的。上家是谁？下家又是谁？为什么这些货要从满洲里运到北京，又从北京运到上海，再运到汉诺威，再从汉诺威运到重庆？他装糊涂。那个时候，那些钻头比黄金还贵十倍。这是一个长袖善舞的家族。‘文革’的时候，他们没挨批斗。这怎么可能呢？也许你会问。你也许感到想不通，但其实没什么想不通的。”他用大拇指和食指纤巧地捏着那支烟，仿佛那是一个科学实验样本，“这是一个长袖善舞的家族。”
在北京，邓肯去了紫禁城，去了颐和园，去了天坛，腿都快断了。玉雕，石雕，王朝，王道。帝王，嫔妃，历史。满屋子的历史，载满了历史的道路。历史让他的心提振了一下，但是，到第二天，他还是称病不出，待在了宾馆里，第三天也是如此。莫教授叫了医生上门，这位医生切了他的脉，诊断说“阳亢”。邓肯的体内阳气太盛，他说。邓肯需要消火的食物，例如绿豆汤、紫菜汤、菊花茶。还需要服几副中药。医生开了方，莫不辞辛劳拿着方子就去了药店。
终于一个人了，邓肯幸福得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可是没多久，前台打电话进来，说他堂兄已经到了大堂。
“邓肯？”
“国泰？”
“很高兴见到你，很高兴见到你！”
国泰脸上有酒窝，这个家族遗传标志一直让邓肯深感屈辱。国泰与他一样有方正的下巴颏，这是邓肯比较引以为骄傲的特征。不过国泰看起来比邓肯要大个十岁十五岁。另外，邓肯是中等个头，身材敦实，而国泰在中国人中要算个高个子，身材细瘦，身子佝偻着，侧面看来，腰部以上部位似乎装了铰链，随时可以把身子折叠起来。双手搭着背在身后，似乎就是防止折叠的真正发生。稀疏的头发，有的黑，有的白，有的黄兮兮的。皮肤坑坑洼洼的。微笑时，嘴张得很宽阔，露出两排烂牙。讲述他从哈尔滨一路硬座到北京的经历时，他就常常这么微笑着。整整十二个小时，他说。他的牙齿有的黄色，有的蓝灰色，牙釉似乎已经销蚀殆尽，看得邓肯怵目惊心，而他的咳嗽则更是让邓肯惊心动魄。没什么严重问题，他坚持说，一边咳不停，可他又提到，他之所以没把老婆带上，是因为她有肺结核。
邓肯心下琢磨，不知道对一个可能身患肺结核的人，最小的安全距离究竟是多少。
“这是谁呀？”邓肯指着堂兄身边的小孩。
“What you say？（你怎么说呀？）”[10]国泰用英语问这孩子，“What you say？”
小孩七岁左右，垂着头，大头。他也遗传了这个家族的酒窝和方下巴。平生第一次，邓肯不禁自问：自己有了儿子该是怎么一种感觉？小孩看起来比他父亲健康一些，可是一样的细瘦。他留了个平头，眼睛很大，无神，一个面颊上爬着一道长长的伤疤。国泰的一声咆哮中，他终于抬起眼来，咕哝了一句什么，伤疤牵着他的上嘴唇张了一下，邓肯看到他缺了两颗门牙。
“What you say？Huh？No face.Come on Now.（你怎么说呀？嗯？没脸。快点。）”
“Nice meet you.（很高兴见到你。）”
国泰微笑。“you see his English how good.What you say next？（你看到他英文怎么好了吧。接下来你怎么说？）”
“I good boy.Never make trouble.（我好孩子。从不制造麻烦。）”
“I train him.Give him lesson every day.（我培训他的。每天给他课。）”国泰自夸道。
“他叫什么名字？”邓肯问道。
“What your name？（你名字什么？）”国泰说道。
小孩又咕哝了一句，拽着自己的衬衫。窗户中投射进来的一方阳光，覆盖在那拽紧了的布料上，孩子盯着这照亮了的衬衫上，好像在照镜子。
“What your name！”国泰说道。
“Bing Bing.”
“你的英语说得真好，冰冰，”邓肯说道。
冰冰的手放下了自己的衬衫，说话变得清晰起来：“If I go to United States，I no trouble.（如果我去美国，我不麻烦。）”舌尖从牙齿的缺口处伸了出来。
“蠢货！”国泰说道，小孩哆嗦了一下身子，国泰又继续说道：“我父亲母亲都有大麻烦。我们被斗争了。我在大街上卖火柴养这个小孩大的。我们没有油烧菜。我们没地方住。我们没有大衣穿。春天我们吃树叶。到今天我还没工作。我妻子现在病着。我们怎么活？”[11]他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咳咳。
“我们最好到上面去说话吧，”邓肯说道。
“他应该找个大夫瞧瞧病，”后来邓肯对莫教授如此说，“他病了。我觉得他有肺结核。”
“他的咳嗽太可怕了，”莫教授说道。
“所以我刚给你们介绍了一下，你就离开了？”
“也许，我的应对比你邀请他进你的房间要妥当一些。”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坚持说他没病。”
“他有肺结核，对你倒是好事。这样一来，政府就会对他说他不能去美国。否则的话，你就只能自己对他说这话了。毕竟，像他这样一个人，谁会雇用他工作？这样一个人，你怎么能让他住进你自己的房子里去？”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邓肯说道，尽管事实上，这一次他很明白莫教授的意思。
先还是说说围绕那个咳嗽问题展开的纠纷。
“我没有肺结核，”国泰翻来覆去地这么说，于是，每次国泰咳嗽时，邓肯尽量不把头扭开去。可是，他心下越来越焦虑，担心自己也染上肺结核。
国泰伤心地说道：“你不相信我。你转头。你想我有肺结核。可是我干吗撒谎？我这么一个强壮的人。”
除此以外，国泰当然也有不少“文革”的故事要讲给他听。看起来，关于“文革”的恐怖故事，邓肯的学生都已经给他讲光了。国泰的经历——饥饿、匮乏、挨揍、劳改营——已经让邓肯少了新鲜感。另一方面，国泰的经历看来比学生们惨得多，因为它的后果就这么怵目惊心地摆在眼前。邓肯的学生们都恢复得不错，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精英阶层的一部分，连莫教授都重新站起来了，尽管永远地耿耿于怀，苦大仇深，国泰已经被“文革”完全折腾垮了。他曾经沦为乞丐，很多年中他露宿街头。要不是后来他妻子在一个工厂里分配到了一份工作，天知道他和他的家庭会变成什么模样？而那份工作也是三年前才有的。感谢老天，她的家庭背景没国泰那么不堪，另外，她的父亲也没有像国泰的父亲一样从部队溜走当过逃兵。
“他们让我父亲上朝鲜打仗，”国泰说，“起先他答应了。他没法不答应。但真到了要杀人了，他不能。相反，他哭。他说他这么热爱和平，给儿子起名‘国泰’。那就是我。我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国家和平’。他说他必须回家，他的盆栽都等着他呢。部队当然把他杀了，因为他想这样子回家。他们先杀了他，后来政府想办法杀我的母亲。直到有一天，她死了。然后他们又想办法杀我。”
“你什么意思，想办法杀你母亲？”邓肯问道。
“没粮票，没房子，没工作，”国泰说道，“这就是他们的办法。我父亲死了不久，我母亲也死了。那时候我七岁，和冰冰一样。可是今天我现在在这里，仍然活着。”
邓肯微笑了，有那么一瞬间体味着堂兄的胜利，与此同时，他心里计算了一下，猛然意识到，国泰还没到四十，更没有到五十，大概就是和自己差不多的年纪。也就是说，在邓肯吃热狗，学着骑自行车的所有的岁月里，他的堂兄是流浪在街头的孤儿。邓肯阅读《雾都孤儿》那些小说的时候，国泰真的在讨饭、受冻、挨饿。邓肯努力地想象，如果阿尔尼知道了自己堂兄的这个经历，会有怎样的反应。邓肯不禁瞎想，究竟是什么让自己和阿尔尼出生在父亲的家里，而不是出生在父亲的哥哥家里？他不知道阿尔尼会不会有自己这样的“瞎想”。“这么多堂兄弟、表兄弟、堂表姐妹，谁能知道他们都怎么样了？”邓肯说他正在寻找一位仍在中国的堂兄的地址时，阿尔尼曾如此回答。他父亲后来替邓肯找到的不是国泰的地址——没有一个亲戚手中有国泰的地址——而是国泰老婆工厂的地址。这是父亲的四妹不知从哪个人那里打听来的。“我不知道他老婆在厂里是干什么的。可能是某个技术工作，”邓肯的这个四姑妈当时这么说过。
国泰又开始咳嗽起来了。邓肯丝毫不敢放松地控制着自己，以免再次不自觉地扭头避开。他同时还努力控制自己不去注意国泰在地板上吐的痰。这位堂兄开口要食品和礼物时，邓肯立刻答应了，并且努力控制自己不要心生反感。
然而，国泰对孩子的狮子吼邓肯没法假装听不见。冰冰没见过卫生间，所以竟然在里面排水的地面栅栏上撒尿。他还冲着它大便，国泰一拳击出，孩子翻身掉进了浴缸里。
“蠢货！”他训斥道。
“没事，”邓肯说道，可是国泰再次举起了手打儿子。
“蠢货！”
“他不是不懂吗！”邓肯说道。
“他该问。蠢货！”
冰冰啜泣。邓肯尽量婉转地告诫国泰对孩子要文明点。
“他母亲宠坏他了，”国泰解释道，全没把邓肯的忠告当回事，“我得保证有个人让他怕。”
“在美国，我们不这样对待孩子，”邓肯说道。然后又说：“如果你来美国，你得管住自己的拳头。”[12]
他立即收住了手。“如果我来美国？”
邓肯立刻意识到他挑起这个话题是犯了大错。可是他还是点点头。
“谁管我的手？”
“政府。”
“政府？”国泰惊愕得一时无语。“你是说，美国政府比中国政府还要坏？”
“在这方面——你可以这么认为。是的。”
“如果我来美国，我管住自己的手，”他说，“我的英语这么好，我不麻烦，你知道。冰冰也是。我是个强壮的人，健康。”
但那个下午他一直没管住自己的手。邓肯给冰冰一个苹果，冰冰失手把苹果掉地上的时候，国泰又揍了他。
“蠢货！”
“没事的。我再给他拿一个，”邓肯说道。
“他吃这个，可以。”
“可是这苹果脏了，”邓肯说道。这个苹果正好掉进了一个痰洼里，整个下午国泰在木地板上吐了无数口痰，它们构成了一个群岛的图案。
“不脏，”国泰说。他以一个咖啡杯做盆，将苹果放进去，用橘子水冲洗了一下，然后将苹果递给儿子。“这个孩子不麻烦。去了美国以后，你就知道了。”
“你当然会把他们两个留在中国，”莫教授说道，“你是外国专家。你在美国有事情做。如果你的堂兄有肺结核，你只能让他自求多福。各人管好自己！中国美国都一样。各人管好自己的事情。”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吗？”邓肯出于礼貌问了一下，“我们要去烤鸭饭店。”
“也许下次吧，”莫说道。
“哦，”邓肯说道。
“再说，我的外国专家整天都病了，不能出去观光旅游。我必须买药，写报告。”
“我理解。这么多重要的事务。不能怠慢。”
“是啊。我能怎么办呢？”莫摇摇头，表现出认命的神情，同时华丽地一甩手，一条胳膊挎到了椅背后面。
去饭店的路上，国泰每两句话中必定有一句提到美国。当然，错全在邓肯自己。可是他还是觉得自己像是在泰山顶上的餐厅里，被老太太们推挤着。他突然想到了露易丝，不知道此刻她在哪里，她是否已经回校。她为什么要把帽带塞在耳朵后面？他要对她说，他想替她把帽带系在她的下巴下面，跟她说这样她的帽子就不大可能被吹走了。他想象着她以大笑来回应他对这些细节的关注，想象她捧着自己的脸往她的脸凑近，进入她宽阔的帽檐所构成的那个美丽的小遮阴里去。
“跟我说说你的母亲，”邓肯对国泰说道，试图将话题转到一个新的层面去。
“我母亲是好女人，”国泰说道，“一个——你们怎么说的？——圣徒。一辈子受难，死的时候，她说了一件事给我。”
“什么事？”
“‘去美国，’她说，‘答应我你去美国。请你的堂弟帮助你。’”
“她这么说的？”
“她是的，”国泰坚持说，一边咳嗽着。
“可是她甚至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堂弟。”
“你父亲写信。她知道。”
“那么她也只会让你请我的父亲帮助你，是不是？”他们此时已经来到了饭店的门口。“她不会让你请我帮助你。我那时还只是一个小孩。她让你请我父亲帮助你倒还有点可能。”“那个她也说。她说：‘请你的堂兄弟帮忙。请你的叔叔帮忙。’她说：‘他们会帮助你的。’”
“即使她真说了，她也会先说请你的叔叔帮忙，然后再说请你的堂兄弟们帮忙，如果她真有可能提到你的堂兄弟的话。另外，为什么她让你请她丈夫的兄弟帮忙？她自己的兄弟姐妹呢？她让你向他们求助不是更合乎情理吗？”
“你为什么问我这些问题？你怎么知道我母亲说什么？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国泰咳嗽着说道。
邓肯扭过头去转向别处。
“我没有肺结核，”国泰说道。
“你这个咳嗽是怎么回事？”
“我感冒。”
“我们最好给你找点感冒药来。”
国泰把手背到了身后，挺起了他的自尊心。“我想冰冰和我现在回哈尔滨。我们在这里浪费我们的时间。毕竟，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美国，做永远不懂得帮助别人的美国人呢？最好还是赶在我妻子死以前赶回去看她。”
听到这话，邓肯软了下来，坚持说国泰和冰冰至少应该留下来吃晚饭。
“闻到烤鸭的味道了吗？”他说，“来吧。你们不会让我一个人吃吧？今夜你们也上不了火车。”
晚餐的过程中，国泰几度向邓肯表达了感谢。烤鸭餐精致而繁复，从鸭子身子的各个部位吃下来，一路吃到了鸭皮。这辈子不太有机会再吃到这样的一餐了，他说，他很高兴冰冰也能有机会品尝到这样的一顿大餐。
“等他变老的时候他记得这鸭子，”国泰说道，“我们两人都会记得很长时间。”
然而，除了致谢的时候，国泰的态度总是乖戾而粗鲁。“你扭头，”他对邓肯说道，一边咳嗽着，“我跟你说过，别扭头。”
“如果我认为你有肺结核，我怎会还跟你一起吃饭呢？”邓肯说道，说罢回味了一下自己的这个问题，发现这是一个他自己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国泰在自己的盘子上堆满了煎炒鸭内脏。
此时，冰冰在椅子上不安分起来了。“我吃不下了，”他用汉语宣告道，“我饱了。”
“这么好吃的难得吃到的菜，怎么就吃不下了呢？”国泰恶狠狠地说道，说的也是汉语。他作势又要揍冰冰了，但终于没揍。“你知道，在美国孩子是不挨揍的。你这位叔叔是这么说的。”
冰冰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有些孩子也挨揍，”邓肯承认说，现在只有他还说英语，“但是大多数孩子不挨揍。”
“你听见了？”国泰说道。
“可是我们不去美国了。”
“那倒是真的，”国泰说道，“没有人帮我们，因为我们穷，因为我有感冒。”他微笑着他惨淡的笑容。“但是，我们此刻正吃着这顿美餐呢。来瓶可乐。”他把一个瓶子推向儿子。
“我要啤酒，”冰冰说道。
“那就喝啤酒吧，”国泰说道。
“他喝啤酒？”邓肯惊讶地问道。
国泰大笑，一边把一个啤酒罐里剩下的酒都倒进了一个几乎已经喝空了的汽水杯子。“他当然喝啤酒。在哈尔滨，人人喝啤酒。每人每天平均喝十二瓶。我们靠俄罗斯这么近，你明白吗？我们都是从他们那里学的。向俄罗斯致敬，向那些醉鬼致敬。”他举起了自己的杯子，冰冰也用双手举起了杯子。“干杯！”
邓肯惊骇地看着，看着冰冰咕咚咕咚地喝尽了杯中的啤酒。孩子的脸很小，杯子的上沿差不多碰到了他的眉毛。“他真的受得了这个酒劲吗？他这么小小的年纪？”
“当然，当然！”国泰把另一个杯子推向对面的儿子。“让你叔叔见识一下你的能耐。”
冰冰的双肘悬在空中冲着邓肯，双手捧着杯子听话地把啤酒哗啦啦地灌了下去。当他放下杯子重新现身的时候，牙齿间宽阔的缺口处布满了泡沫。
“如果他喝够了，他就能在桌子上跳舞，”国泰保证说。
“已经喝得太够了，”邓肯说道，“不要再给他喝了。看看他的脸。看看他红得啥模样了。看看他的眼睛。他已经醉了。”
“我还要啤酒！”冰冰嚷道。
“不可以再喝啤酒了，”邓肯说道，“你知道，在美国，孩子不喝啤酒。”
“他说在美国，孩子不喝啤酒，”国泰说道。
“可是我们是在中国。我们不去美国了。我还要啤酒。我还要。”
“别再喝啤酒了，”邓肯说道，“对你不好。”
国泰又倒了一杯。
“住手，”邓肯喝道。他抓住了他堂兄的胳膊。“我让你住手。”
“怎么啦？你是不是担心我们给你丢面子，就像我们要是到了美国的话会让你觉得丢面子一样？别担心，这里没有人在乎。这里是中国。他可以跳上桌子跳舞，也没有人会说一个字。谁愿意自找麻烦？最好别惹祸上身。中国人都这个心理。各人自扫门前雪。”
就在此时，冰冰真的往桌子上爬了。
“别爬！”邓肯说道，“下来！”
但是冰冰已经在白色的桌布上跳起舞来了。“‘我们都生活在黄色的潜水艇，黄色潜水艇，黄色潜水艇，’”他唱起了这首英文歌曲，“‘我们都生活在……’”
“跳得好，跳得漂亮！”国泰高叫，“让他见识一下他的中国堂兄弟！让他丢脸，丢到奶奶家去。他来访问中国，就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国家。在中国，你随便跳舞，随便饿死，别人只会假装没看见！让他见识一下。你好好欣赏。”国泰转头对着邓肯，眼睛里闪出异样的光来。“这就是中国！没人会说一个字！你就看着！”
但是他说得不对。事实上，一个女服务员已经朝着他们走过来了，皱着眉头，此时冰冰正好醉倒，一头栽进了盛着鸭汤的大碗里面。
在回校的火车上，邓肯一言不发。
“我听说了你们的那场狂野派对，”莫教授说道。
邓肯扭头朝窗外看去。
“你们家族真是不同凡响。”
邓肯低头看着地面。
“如果你出现了咳嗽症状，立刻告诉我。”
“我们离开前，我给我堂兄叫了医生。”
“太有意思了。另外，毫无疑问，你肯定给他钱了。”
“我要收养这个小孩，”邓肯宣布说，可事实上他还没有决定究竟该怎么做。事实上他甚至都不知道一个单身男性是否能够合法地收养小孩，更不知道国泰或者冰冰是否会同意他这么做。不过他希望能这么做。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希望自己是能够收养冰冰这样的孩子的那种人，一个智者，一个明白他亏欠了命运什么东西并且明白如何表白他的愧疚的人，一个高贵的人，一个如果在另外一个时代就能成为一个儒官的人。可是，他是那个人吗？如果他是的话，那他为什么觉得自己很需要躺下身子睡去，睡一个长长久久的觉。
“太有意思了，”莫又说道，“你的堂兄很识趣地接受了你的善意了吗？”
邓肯没有回答。
“我很惊讶。”莫在地面上用脚画着圈，开心得很，神情得意。“也许，等你完成了教学任务就应该立即回到美国去，不要再旅游观光了。这样你就可以早点办理收养手续了。”
邓肯还是一言不发，他不想附和莫教授的建议，尽管事实上他确实在想着提早结束自己的假期。这里有太多的真相要面对，他想回家去。他还知道，中国的气温总是好走极端。他知道自己想念匹萨了。他知道自己嫉妒弟弟阿尔尼，那个对生命有着很好的目标感的阿尔尼。把赚钱当作生活的目标，这是太浅薄了，可是它能保护你不受生命本身的侵扰——总是让人迷途、让人心烦意乱的生命。它和宗教一样有用。也许它就是一个宗教，也许他，邓肯，就应该皈依这个宗教。露易丝有自己的准则，泰山上的老女人们有她们的信仰，甚至莫教授都沉迷于苦大仇深的复仇计算。邓肯却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他把无义、野蛮的生活有序地捏合成一个整体。他早年的准则就是拒绝，他已经拒绝了这个拒绝，这没错；可是此刻的他，一想到那些宋朝的花瓶，想到躲在玻璃后面的所有这一切确定性，他只感觉要哭泣。
也许他不过就是又一个理想主义者，生命会在一个可怕的终点落幕，和莫教授一样，或者和他的伯父一样。
他就这么一路想着回到了煤矿学院。然而，就在那儿，在他的公寓门口，有人等着，就像中午出现的一轮魔法月亮，施行这个魔法的是露易丝和另外一个人，一个看起来像是青年版露易丝的女孩，美丽到让他惊艳的女孩，和她的母亲长得非常像，只是更精致，更美妙。露易丝的灵动，在她身上变成了灵慧；露易丝的光彩照人，在她身上变成了光彩逼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中国的古话。露易丝的女儿有一种经典的美丽，所到之处，鸦雀无声，人心颤动。面貌无关善恶，这个邓肯是知道的。但是，她的颊骨、眉毛、眼睛、嘴巴、靓丽的肤色，都有一种温婉高贵的完美，让他惊心动魄。这种完美带来希望，让人相信杂乱的世界里偶然也会崛起清澈，相信自然秩序里面天然包含着某些优容与和谐。邓肯无法想象露易丝这一辈子如何尽心竭力地呵护着这个女儿，无法想象这个女儿已经在人世间身不由主地招来了多少麻烦。邓肯是能够庇护她的那个男人吗？他能为了露易丝、为了爱情而放弃露易丝慢慢学会如何去爱她的女儿吗？也许他已经在慢慢地超越自己。然而，他已经对露易丝陷得很深，不能再想着这个尤物了，如果露易丝有这个打算的话。他这么喜爱露易丝，他最多只能资助她的女儿去美国——他不能再贪欲更多，至于露易丝，他希望她的欲求不止于让他帮助她女儿去美国。
“你好，”露易丝说道。她还穿着登泰山时穿的那件桃红色衬衫，最上面的扣子也扣紧了，但是这件衬衫还是那么新鲜爽利，似有超自然的自新能力。
“你好，身体怎么样？”邓肯问。
“我身体很好，你呢？”她答。
“我也很健康。这是谁呢？”
“I like to introduce to you the someone special （我想给你引见那个特别的人），”露易丝说。
“I'd like to introduce to you someone special （我想给你引见一个特别的人），”邓肯纠正道。
“No.The someone special （不对。那个特别的人），记得吗？我答应你的。在山顶上。”
“我记得。这是你女儿？”
“我女儿，玲莉。”
“你好，”邓肯说。
“很高兴认识你，”玲莉说道。她的嗓音低沉，却很清晰——一种无邪、自信的嗓音。
“她能说英语，比她妈妈说得好，”露易丝说道。
换句话说，她能去美国。邓肯几乎把这句话说了出来，可是他管住了自己的舌头。
露易丝说：“我告诉她你是一个好男人。”
“哈哈，你打小报告了，”他开玩笑说。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露易丝似乎惊慌了一下。“你打了小报告，”他一字一顿清晰地重复了一遍，“关于我的小报告。”
“没有小报告，什么小报告？”露易丝问。
“我是说你向女儿报告了我的情况。你向女儿打了小报告。”
“我以为你问我是不是向莫教授打了小报告。”
“你当然没有，我怎么会这么问？”邓肯说道。
“我给你带来了我的女儿。直接从南京带来的。她的名字叫玲莉，”露易丝说。
“是啊，你介绍过了。”
她的女儿看着她，神色有些惊慌，然后将脸转开，不去看邓肯，精致的眉毛皱起，阴影在她脸庞优美的曲线上覆盖上了一道硬直的线。
他以更加柔和的语气问道：“你们直接从南京过来的。你们的火车旅程如何？”
露易丝看着玲莉：“You say.（你说。）”
“Perfectly comfortable（非常非常舒服），”玲莉说道。
“可是这是一次时间漫长的旅行啊，”他说道。
“你还有什么别的要跟邓肯说的？”露易丝问。
“一点也不长，”玲莉说道，“非常非常舒服。”
“也许你们两个都进来休息一下？”邓肯说。然后又补充道：“你们一路从南京过来的。”
露易丝手摸下巴沉吟犹豫了。她头侧着，脸越来越红，几乎要哭出来的模样。“我犯了一个大错。你们怎么说的？一个可怕的错误。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别，没什么错误，”他立刻说道。
“一个错误，”她坚持说，“我的意思是……”
“别说了。我理解你的意思，没什么错误。我对不起你。犯错误的是我。你别说了。”
说罢，他掏出钥匙打开了门锁。他几乎没推，门就一下子敞开了，他不由得心下一惊。有可能露易丝打过很多小报告。有可能，毕竟，她来自一个长袖善舞的家族。有可能她有点歉疚，有可能她没有什么歉疚。有可能她自己爱着他，有可能她完全没爱上他。有可能他永远也不会爱上她女儿。有可能她的女儿也会打小报告。有可能他会永远都无法原谅自己——如果他资助玲莉去了美国却把可怜的国泰和冰冰留在了中国。一切都已经是那么地纠缠不清。但有一点还是清晰可辨的：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对最幸福的机缘来临固然不是那么坚信不疑，却已经习惯于相信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尽管这种习惯不免盲目。他理解“旧大陆”的人为何常常嘲笑像他这样的人。然而，此刻他终于明白，这就是他的信仰，属于他，如假包换，是一种信仰，与别的信仰一样。因为露易丝的女儿在他眼中是那么高贵，是中国一切精美和高尚元素最纯粹的表达！而且，尽管他经历了那么多不堪的种种，他还是很容易就看到了他受尽磨难的故事的唯一正当的结尾。他请玲莉坐下。他主动提出带她瞻仰自己的浴缸时，心怦怦地跳着。因为她就在那里，他心灵的引路人。他栩栩如生地想象出一个个场景，想象出结束时银幕上的一个个演职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之后，是喝彩的声音。
（梁超群译）
注释
[1]本篇小说中，中国人讲英语的语言特征是一个“看点”，所以在翻译相关对话时，有时译者会保留原文，同时在括号中给出翻译，解释其大意。后面有相当一部分对白中邓肯常常是在纠正其学生的非标准英语表达，翻译时也做如此处理。
[2]这里表明，学生露易丝不知如何使用动词“bend”（“弯”）的被动式，她用了“bended”，老师邓肯帮她纠正为“bent”。
[3]美国电影High Noon （1952），经典西部片，由好莱坞著名演员加里·库柏（Gary Cooper）主演。
[4]They burn paper money，send up to the Buddha.此处英文有错误，为非标准英文。因为邓肯受到震撼，所以没有自动地进入教师角色，纠正对方的英文错误。本篇小说中，邓肯是否纠正对方的表达错误，常常表达一种邓肯不自觉的角色意识。
[5]Go slowly.Take it easy.露易丝这里的语言应该是“无辜”的，但这句话在邓肯听来似是做爱时的常用语。
[6]邓肯这个回答既在纠正对方的语义信息又在纠正对方的说法。
[7]她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之间——你们怎么说的？——是同志”。但句子中的how do you say？是中国学英语者惯常出现的错误表达。
[8]原文为“I come back down to make report”。威廉此处的英文也是非标准的，兼有语法错误。下文的类似情况不再做注。
[9]班长，原文是class monitor，在英语中有“班级监控者”的意思。但当中国的英语学习者用“class monitor”一词时，未必都知道这个词的隐含义，只知其为“班长”。
[10]堂兄说的基本上都是非标准英文。括号中译文尽量按照非标准原文译出。
[11]从这里开始，国泰和冰冰的洋泾浜英语就都直接翻译成汉语了，在可能之处，尽量以一些比较拗口的表述来提示读者这个事实。
[12]邓肯的这句话原文用的是虚拟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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