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己的社会

    我父亲把那个烤饼屋接手过来时，他的目的是用它送我和我妹妹蒙娜上大学去。那个时候我们还仅仅只是在上初中，但是我父亲相信做什么事都要先做准备才能占有优势。“那些美国人总是这么说的，”他告诉我们，“聪明人想在前面。”我母亲又替我父亲做了解释，她说做生意就像养孩子一样，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有时候需要很多年的，她说，很多年。

    尽管他们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还是很快就挣钱了。两个月后，收支平衡，四个月后，那些薄薄的上面压有一层重重的黄油和糖浆的烤饼就能够很轻松地支撑我们一家了，那些看似要被黄油和糖浆压垮的饼还是先前的饼，没什么两样。我母亲买了一辆带有空调的客货两用车，我父亲则买了一个超大的聚乙烯做的红色躺椅放在后房；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我们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我的父亲于是开始讲起了他的祖父，还有那个他祖父在中国曾经统治过的小村庄——那些事在我父亲为别人干活时他可从来没有说起过。他跟我们说了那些个大米袋的事，说在过年时他家要把它们分给穷人，他说到的另一件事是有一些人在地上爬着过来乞讨，要求他的祖父好好管管他们那些做事无赖的亲戚们。“就像电影中的那个教父，”他总是这么对我们说，边说话边把薪金分给大家，双脚翘得高高的。有时候有的雇工会拿到两个绿色信封，而不是通常情况下的一个，这意思是这样的，比方说，吉米需要拔牙了，或者，蒂芙尼的老公又锒铛入狱了。“小意思，小意思，”我父亲会这么说，身子往后在躺椅里躺下，“还会有谁照顾你们这些人呢？”

    大多数时候，碰到这种情况，我母亲只是会叹上几口气。“你父亲还以为这是在中国呢，”她会这么说，随后又接着干她的针线活。不过，有那么几次，看到我父亲给出了数目不小的钱时，她会大声嚷嚷起来，声音中还有一种气愤，“可这里是美—国—啊！”显然，以前那些新近移民过来的干杂活的人过来玩时，她也是这么对他们说的。

    她已经不在超市里工作了，但是在离开那个地方以前，她做到了经理那个职位，这让她不仅熟悉了一些新词新语，也让她对自己、对美国、对其他这样那样的事情都有了新的主意。比如，关于市中心要如何规划，她有自己的看法；她可以自己给车加油，自己检查机油，以前她总是说我和蒙娜只知道跟在别人后面学样，现在她自己也对塑料平底高跟鞋发生了兴趣，还有墙纸，最近她还对我们这个地方的乡村俱乐部有了特别的兴趣。

    “那就加入吧，”蒙娜说道，从她的腿上掸下一页小广告。

    我母亲一边把一个西瓜切成四份，一边对这个问题进行逐一分析。有费用问题。有需要等待问题。还有，在我们家里没有人打过网球或者是高尔夫。

    “那又怎么样？”蒙娜说。

    “那会是浪费，”我母亲说。

    “我和凯丽可以去游泳。”

    “但不管怎样，你还是需要来自一个会员的推荐信。”

    “没问题的，”蒙娜说道，“安妮的妈妈立马就会给你写一封推荐信。”

    我母亲切西瓜的那把刀在初夏的阳光下闪着光亮。我把一些报纸放到野餐桌子上。

    “另外，每个月你还要在那儿吃上两餐。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母亲又切下一大块西瓜来。

    “不，我不知道，”蒙娜说。

    “那意味着你爸身上的那件衣服要穿上很长时间，木瓜，”我说道。

    “哦！哦！哦！”蒙娜说道，两只手紧紧地抱在胸前，“哦！哦！哦！哦！哦！”

    我们都大笑了起来：我父亲对穿好衣服没有兴趣，他总是穿着有十年历史的衬衫，裤子则是油渍斑斑的，从不管别人怎么看他。

    “你父亲不相信要加入美国社会这样的事，”我母亲说道，“他要的是自己的社会。”

    “那我们去外面吃饭时就不要他跟着。”蒙娜说道，把口中的西瓜子吐了出来，在空中划出一条长长的弧线落到草地上，“才没有什么人会在意他想什么呢。”

    但是，事实是，我们都很在意我父亲，知道我母亲不能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要知道拥抱我父亲拥抱的东西，那就是爱他，拥抱其他东西那就是背叛他。

    他也要求他的员工对他要有同样的忠诚，他对待他们更像是对待佣人，而不是雇员。当然，那些人刚开始干活时，他不是这样的。刚开始时，他只是让他们干他们熟悉的活，大部分时候他不去管他们，让他们自己干。但是几个月后，他会越来越多地对他们有了要求，结果是尽管他很慷慨，不过他对员工的那种要求也带来了麻烦。有几个厨师和餐厅端盘子的小工抱怨说他让他们去修暖气装置，修剪院子里的篱笆，不光是饭店里的暖气装置还有我们家里的，他差使那些女招待干这干那，还让她们当司机跑来跑去的。我们那个招待主管，葛屈德告诉我们他有一次甚至让她给他背上挠痒痒。

    “反对奴隶制的不光是那些黑人，”她辞职时这么说道。

    但是，我父亲似乎并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也有其他一些人离开，他也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艾莉娜走了，然后是蒂芙尼，接着是吉尔德，再接下去是吉米，后来是尤里卡·安迪，这是一位最好的厨师，我父亲给他配过眼镜，这些人都走了，但我父亲固执地认为那是他们的问题。

    “他们就知道生产线，”他叹口气说，“机器人，他们是机器人。他们想做机器人。”

    有那么一些时候，这个听起来明白无误的真理也会像河里的漩涡一样打转转；他的那把聚乙烯躺椅在他的摇动下，中间几个地方拱了起来，像小山顶一样，这个时候，他的脑袋里就会起念头，开始考虑起他做的到底对不对；不过，过了一阵后，他总会把那些拱起的地方弄平；但到了春天，我们的生意有点下滑时，他又开始以他自己的方式忙上忙下忙个不停。

    到了夏天时，店里客人吃剩下的菜越来越多，忙坏了负责刷碗的员工。吃客扔到垃圾桶里的不再只是土豆煎饼，服务也开始不好，与菜一样。人家要的是德国煎饼，女招待端上来的却是法国煎饼，人家要的是苹果汁，端上来的却是橙汁。女招待们还把东西撒在客人的腿上、衣服上。7月4日那一天，一个新来的招待把整整一盘炸土豆片倒在了一位女士的胸上，那盘土豆片像是障碍滑雪一样，在那位女士的胸口从上往下顺势而下；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却在后房不停地翻阅一些文章，研究起经济来了。

    “什么叫房屋开工率？”他很是不解地问，“什么是GNP？”

    蒙娜和我尽我们所能，充当起端盘子和刷碗的角色，有一个下午，开始干起把收银台旁边的意见箱塞满东西的事来。那是蒙娜的主意。我们弄来好多个各种各样的笔，在意见卡上的表格里划上钩，然后又用咖啡和油腻把表格弄脏，随后我们就开始等着。几天以后我父亲才发现意见箱满了，随后的一些天里他什么也没说。但是，最后他终于开始抱怨起来，说是他累了，说是那些员工不像他以为的那样靠得住。我们于是鼓动他要这么做，告诉他，比如，去看看有多少个碗碎了。不过，最后我父亲想出的办法是解雇，这还是自从他接手这个饭店以来的第一次。那个为了挣下一辆运动车到我们饭店来打工的面容消瘦的端盘子小伙子，斯基普，面对着我父亲嘟嘟囔囔地说那些个盘子有多贵，他什么也没争辩。我父亲写下一张给他的离职费支票时，他的手在颤抖。这一切都结束后，他躺在椅子上打瞌睡，度过了剩下的一天。

    因为这是在仲夏期间，要找人替代斯基普可不容易。我们在饭店窗户上贴了一个布告，也在报纸上做了广告，但是在第一个星期里没有人打电话来，第二个星期有人打了电话，但是面试时间人没有出现。到了第三个星期，我父亲给斯基普打了电话去，询问他是不是可以回来，不过他的一个朋友早已以低价卖给了他一辆雪弗莱科尔维特。

    最后，有一个名叫布克的中国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看上去不会超过三十岁，穿着一件很轻松的泡泡纱便装，但是他的面容给人的印象是似乎生活不易。两个眼睛充满血丝，前胸凹陷，脖子青筋暴突，好像撑不住那颗脑袋。他简单明了地告诉我们他从来没干过端盘子的活，但是愿意试试，还有，他正在逃避移民局遣返处的那些人。

    “我不想对你们撒谎，”他说道。他是用学生签证来美国的，但钱用光了，现在陷入了困境。他不想回台湾去，说到这里，他抬头看了看，想弄明白我父亲不是那种拥戴国民党的人，他现在有的只是一张假的社会保障卡，当然他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如果有什么事发生的话。

    “不过，我不认为你们雇我会触犯法律，我只是在这里干活，”他说道，露出一点点笑容。

    换上别人，对这种事肯定要再三考虑，三思而行，但是我父亲这样的人把法律只是看成是马路上的减速障，而不是路边的路缘。他用衣服的袖口抹了一下柜台，告诉布克第二天来上班。

    “我会好好干的，”布克说道。

    “好，”我父亲说。

    “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父亲点点头。

    有那么一会儿，布克似乎是陷入了沉思。“谢谢，”最后他说道。“感谢，谢谢你的帮助。灰（非）常灰（非）常感谢你所做的一切。”

    我父亲看着他说，“你吃过了吗？”他用中文问道。

    布克的手扯了扯衣服的下边。

    “坐下，坐下，”我父亲说道，“请坐，请坐。”

    我父亲没有把布克的事告诉我母亲。我母亲也没有把乡村俱乐部的事告诉我父亲。要不是蒙娜那天在安妮的店里把这个事说了出来，说我母亲想要加入，我母亲是不会申请加入的。拉达娜太太第二天就来到了我们家。

    “你知道，我会很荣幸也会很高兴为你这样的人写一封推荐信的，”她说道。她穿的裙子像波浪般地摆动。

    “太谢谢你了，”我母亲说，“但是这让你太费心了，另外，我丈夫也……”

    “哦，不费心的，不费心。告诉你。”她身子往前倾，胸口上方的雀斑可以看得很真切，“我知道这事怎么做，当然这是一个秘密，不过你知道，我的生父是犹太人。你能看出来吗？看看我的皮肤。”

    “我的丈夫，”我母亲说道。

    “我会很荣幸也很高兴，”拉达娜太太说道，一只手做了一个小小的挥动的手势，“很荣幸也很高兴。”

    蒙娜一副胜利者的样子。“看到了吗？妈妈，”她说道，等拉达娜太太离开后，围绕着厨房跳了一圈华尔兹，“你听到了什么？‘我很荣幸也很高兴，很荣幸很高兴。’”她在空中挥舞起双手。

    “你知道中国人有这么一个说法，”我母亲说道，“什么也不做比做过头了好。你是好意，不过，你现在告诉我，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我要劝说爸同意这事，”蒙娜一边说道，一边还在跳着华尔兹，“或者，凯丽可以。凯丽说什么他都会去做。”

    “不管怎样，我会试试，”我说道。

    “听到我说了什么吧？”我母亲说道。蒙娜一头撞进了清洁间门里。“你什么也不会说成的。你已经惹下了很多麻烦。”她说完开始收拾起那些盘子来，盘子碰在一起发出一片哗啦声。

    蒙娜用手戳着一把扫帚，露出胆怯的样子。

    我用海绵抹布擦了一下柜台。“不管怎样，”我大着胆子说道，“我敢保证，我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那儿的。”

    “那要看我们是不是运气好，”我母亲说道。

    “有那么多人在等着呢，”我说。

    “那好，”我母亲开始洗起一个壶来。

    我朝蒙娜看去，她还蹲在清洁间里。“事实上，有几个黑人家庭已经等了很久了，他们要去起诉了，”我说道。

    我母亲把水关掉。“你从哪儿听来的？”

    “派蒂告诉我的。”

    她又把水打开，开始洗起一个盘子，然后又把它放下，把水龙头关上。

    “对不起，”蒙娜说道。

    “别再提了，”我母亲说道，“别提了。”

    布克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模范员工，他的感恩转化成了一种甘于做任何活计的意愿。他这个人学东西很灵，很快不仅知道了如何端盘、撤盘，还学会了烹饪，学会了招待客人，学会了记账。他修好了大门，这下可以关得紧紧的了，他换掉了餐厅里一些椅子上已经破了的椅面布，他还设计了一套目录，由此可以查寻存货还有多少。美中不足的是，他身体不太好，容易生病，但即使生病时也很牢靠，他总是会找上他的一个朋友来顶替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认识了罗纳德、林、德克，还有凯德里克，这些人都像布克一样，都有合法身份问题，所以都会卖力干活，满足你的要求。他们并不都像布克一样能干，除了凯德里克，我父亲常常雇佣他，即便是在布克不生病时也雇佣他。这个人胖乎乎的，喜欢打趣逗乐，他称呼我和蒙娜为“瘦猴”，说这两个字时用的是中文；他自称是个不抽烟者，但却总是从别人那儿讨一口烟抽。这个习惯让我们的大厨领班费尔南多很看不惯，特别是被拒绝时，他还会时不时地从别人那儿把烟夺过来。有时他朝我和蒙娜顽皮地眨眨眼，然后悄悄地走向烟灰缸，从那儿拿过烟头快速吸上一口，接着放声大笑起来，于是一股烟雾从他嘴里汹涌喷出，呛得人厉害。费尔南多还指责他偷别人没有抽过的烟，甚至是整包烟。

    “要不他鬼鬼祟祟地老是在店后面转悠干吗？”他说。他的脸因为气愤而发青。“那家伙肯定是他妈的小偷。”

    其他一些员工在这件事上支持费尔南多，他们聚在一起搞了个名为“认证行动”的方案，数好他们的香烟，并在香烟上记上他们名字的首字母，尽管实际上他们害怕的并不是他们的香烟会被偷走，而是工作会丢失。后来有一个厨师辞职走了；我父亲非但没有从其他人中提升一个为厨师，而是直接让凯德里克顶替了这个职位。有传言说凯德里克只是拿了这个职位正常工资的一半，还有人说那个走了的厨师亚力克斯是被迫辞职的，更有人说我父亲是在寻找一个可以安抚布克的职位，他因为生病好几个职位都没轮得上。

    但是结果是，费尔南多表示他绝对不与凯德里克一起干活。

    “要让我和那个家伙一起工作也可以，”他说道，伸出他那个巨大的布满刺青的拳头，摇晃着，“条件是让那个家伙的屁股先在烤炉上烤烤。”

    我父亲一次又一次用甜言蜜语劝说他，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安排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段干活。

    过了一周，偷了一盒小牛排的费尔南多被逮了个正着。至于为什么我父亲会站在后门口，而费尔南多则正好是从那儿出去，他连我和蒙娜都没有告知。但是大家都怀疑那是布克搞的鬼。只有费尔南多一个人相信密探是凯德里克。我父亲召开了一个员工大会，在会上他试图极力要让大家相信，亚力克斯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走的，而他则根本没有意图要解雇任何人。尽管他非常小心翼翼，没有提到费尔南多，但是大家看到费尔南多被允许留下来还是感到很惊讶，而费尔南多本人则还是被激怒了。

    “别拿你们的狗眼老盯着我，”他嚷道，“那个家伙才是他妈的畜生。”他伸手一把揪住了凯德里克的衣领。

    凯德里克扬了扬眉毛。“你是说厨师？”[1]他说道。

    费尔南多没说什么，一拳打在凯德里克的嘴上。尽管我父亲刚说过不会解雇任何人，他还是当场把费尔南多解雇了。

    在所有这些事发生的同时，蒙娜和我也做好了准备，要完成我们在饭店里的活计。是到了完成工作的时候了：白天还是那种夏天沉闷的气息，但到了夜晚我们家的百叶窗开始摇动起来仿佛是要随风而去。那一年微风中有盐的味道，有时风从东面刮来时的确如此，在我的脑子里风儿吹过码头和大锚就像那些风滚草一样，我的梦里出现了渔船和大龙虾，还有那些个脸上线条分明的男人，他们斜睨着眼，看着天空，一天又一天。

    到了要有变化的时候了——你可以感觉得到——但是我们的烤饼屋看上去还是那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在学校开学前一天，我父亲回到家里宣布说有一个坏消息。

    “费尔南多告诉了警察，”他说，一只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我母亲急着要知道是什么样的警察，我父亲咳嗽了几声，“嗯嗯”，“啊啊”了一番，开始讲起来，长长的故事，简而言之，警察被告知后又告诉了移民局，后者派了一个人过来调查。我父亲描述说那个人如何一口回绝了在店里吃午饭的邀请，在压力之下，我父亲又如何承认他知道他的员工中有人是“有事”在身。在我父亲讲述这些事的时候，我母亲坐在那儿身子僵硬，呆若木鸡。

    “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我父亲并不清楚。“布克和凯德里克被那个人带进了监狱，”他说道，“但是我嘛，人在这儿。”他不自然地笑了起来。

    第二天，我父亲为他那两个“孩子”寄去了保释金，忐忑不安地等着有什么事发生。第三天他还是那样等着，第四天他给我们家邻居的儿子打了电话，他是一个学法律的学生，他建议我父亲用化名给移民局打电话询问。我父亲接受了他的建议，就这样他发现布克说的是对的。外国人工作是非法的，但是他雇用他们并不违法。

    在这以后的一段轻松时间里，我父亲向我母亲做了道歉，而我母亲反过来也向我父亲坦诚了乡村俱乐部的事，我父亲也因此没有由头指责她，不得不表示可以原谅。接着他把注意力又转回到了“他的孩子们”身上。

    我母亲认为这事是没有迂回的余地了。

    “我要去找法官说说，”我父亲说。

    “这不是中国，”我母亲说。

    “我只是同他说说。我又不是去给他钱，除非他要的话。”

    “你会把你自己送进监狱去的。”

    “不这样，我又该做什么？”我父亲抬起双手说，“他们是我的孩子。”

    “哼，你的孩子！”我母亲厉声说道，“那你的家呢？你的妻子呢？”

    我父亲长长地喝了一口茶水。“你知道吗？”他终于说道，“以前打仗时，我的父亲把厨师送去当兵。他老是这么说，国在前，城在后，城在前，家在后。”

    “我们的饭店不是一座城，”我母亲说道。

    我父亲又开始喝起他的茶来。“你知道吗？我刚来美国时，我也要东躲西藏躲避那些移民局的人。要不是有人帮助我，现在我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我母亲不声响，开始审视起她上衣的褶边来。

    过了一会儿，我鼓起勇气说，在去找法官前，先去找一个律师看看。

    我父亲转过身来。“你什么时候变得跟你母亲一样胆小怕事了？”

    我争辩说这跟怕事没有关系，但是他一下制止了我。

    “今天我需要的是，”他说，“是一个儿子。”

    我父亲和我在第二天的大半天时间里在移民局前排队。他最终还是没能跟法官说上话，但是凭着一股韧劲，他跟一位特殊的职员搭上了话，那个人告诉我父亲她不能跟他说什么，她没有那个权限。但是我父亲还是厚着脸皮不停地央求她，送了她一堆好话，还说要让她吃免费的烤饼，最后她终于被说动了，她表示从她个人的角度来看，凯德里克和布克都不会有什么事的。

    “特别是他们还都是‘急需的工人’，”她说道，用手摸了摸眼镜架在鼻子上留下的几个红点。她打了个哈欠，说道：“你想过要资助他们成为永久居民吗？”

    他可以这样做吗？我父亲喜出望外。他想立马就去做，那样的话她可以在法官那里说上一两句好话吗？

    她又打了个哈欠，鼻孔里的鼻毛闪着光亮。“别急，”她说道，“在听证会上他们会得到公正对待的。”

    我父亲兴冲冲地返回了家。布克和凯德里克把他看成是救世主，向他欢呼。他对他们就像父亲一样，他们说。他们又笑又拍手，他们让他把他在移民局的经历讲了一遍又一遍，把细节一个一个说出来，就像展示珠宝一样。那个助理法官有多大年纪？她说了什么？

    那天晚上，我父亲一高兴给了报童一块钱的小费，给我母亲买了一盆菊花，我母亲不太情愿地把花放到了餐厅的一张桌上。第二天他把我们都带出去吃饭。但是到了星期天，蒙娜在饭店里我父亲坐的椅子上发现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封信和一些钱。

    亲爱的张先生：

    你是一个好老板。不过，我们不喜欢到法庭受审，所以我们要逃跑。请原谅我们。有人说在美国法律让人害怕，就像恶龙一样。这里面有140美元。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偿还余下的保释费。我们会付利息的，那是像你这样的好老板应该得到的。谢谢你做的一切。你下辈子会降生在一个富裕家庭，不用再卖烤饼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父亲在烤饼屋处理危机。不在那里的时候，他会在家里转悠，捣鼓水泵和锅炉，他说要把这些东西弄好准备过冬，似乎他已经是退休了，不同的是，别人退休往南走，他却是往地下室走。他甚至还开始对我母亲套起近乎来了，亲昵地称她为“老妞”，当我们最终听说俱乐部接受了这一年所有的申请，没有名额多余时，我父亲很是同情，他似乎要比我母亲更失望。

    在美国社会

    拉达娜太太邀请我们参加她为她的朋友杰瑞米·布拉德斯举办的饯行晚宴，她的朋友要去希腊六个月，这份邀请对我们而言多少缓解了那个坏消息带来的情绪。

    “一定要来哦，”她叮嘱说，“你会在那儿见到很多人的，要知道，也许到了春天，事情会有变化了……”她挥了挥手。

    我母亲有点顾虑，她不知道参加这么一个很多人都不认识的晚宴是否合适，不过事情是这样的，这只是一个例行的聚会，每年都有一次。“如果不是希腊，那就是意大利，”拉达娜太太解释道，“搞这个聚会只是因为他太太离开了他，他女儿又不和他说话了，可怜的杰瑞米感到无人疼他。”

    她还请蒙娜和我在晚宴上关注安妮，不要让她多喝香槟。我不是太想做这件事，但是我还没有说出什么，她已经向我们表示了诚挚的谢意，说我们的到来让她无上荣光。

    “你们是一对小公主，真的！”她对我们说，“一对小公主！”

    晚会在星期天。星期六的时候，我母亲带着我父亲出去买衣服。因为已经是到了九月底了，我母亲坚持要我父亲买那种精纺毛料的套装，而不是那种薄织品，尽管那只是百分之十的打折，不是百分之五十。但是我父亲表示反对，他说天还很热，这确实如此——看起来这天风和日丽的，但气温依然很高，闷热。我母亲说，劳动节后再穿夏天的衣服就不合适了。[2]

    套装是买到了，但很不幸衣服很长，价格也很高，还有一个麻烦的事是，那位修改衣服的裁缝要到星期一才会来。售衣女孩于是想了个办法把衣服临时往上整了整。

    “这衣服也许不适合我，”我父亲有点烦躁不安。

    “脱上衣的时候小心一点就可以了，”售货女孩说道。

    在离开时他给了她一点小费，但到了家后，他拒绝把衣服上的价格标签拿掉。

    “我得要问问裁缝这衣服的尺寸到底是多少，”他很固执地说。

    “你是说你先穿着然后再退回去？”蒙娜说道，眼珠往上翻。

    “我没有说要退回去，”我父亲的声音很僵硬，“我就是要问问裁缝，没有别的意思。”

    晚宴很成功，只是大部分人是穿着短装裤或者是裹裙来的。不过，我们的父母还是很能和别人融洽在一起的，很有兴致地和大家一起抱怨天气过热，气温过高。我父亲还吃了一些里面有很多葱的薄脆饼干，试图帮助拉达娜先生翻动烤炉里的煤块，结果烫伤了自己的手；但是总的来说，他还是很享受这个经历的；当然比起我母亲来还差了那么一点，她接受了拉达娜太太送上来的一整杯一种神奇的鸡尾酒，喝了后行为竟然有点飘飘然了。蒙娜和安妮两个人在争论她们班上的一些男孩抽烟时是不是吸入嘴里，趁这个空档，我看着我母亲在游泳池边一边脱去鞋子，一边大声笑个不停，旁边有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男人不停地给她讲着那些个海边的故事，显然，那个人曾经在东方的什么地方驻扎过，还记得几个中文词，这让我母亲笑得更加开心。我父亲找了个借口去了洗手间，后来又溜出来转移到放开胃菜的桌子旁，而这个时候我母亲则飞快地来到了一群女人之间，她们惊叹于我母亲皮肤的细腻和光泽，长时间地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我从包里拿出了一本带来的书。

    就在我看书看得腰酸背痛时，拉达娜太太走了过来，抱怨起宴会上端盘子的人手不够。宴会的承办者确实不咋样的，这我知道，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是，我自己成为了端盘手，笑容满面地给大家端去海鲜。

    “爸，你在这里啊，”我来到了开胃菜桌旁。

    “不错，不错，很好，很好，”我父亲说道。

    我犹豫着是否要让他一个人在那儿，正在这时，那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人向他走了过来，他跟我父亲没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提我母亲，我想着正好我可以回去工作了。这个时候，杰瑞米·布拉德斯晃晃悠悠地朝着我们走来，手上拎着个还塞着瓶塞的空酒瓶。他是一个身材苗条、匀称的男人，长着罗马人样的鼻子，小眼睛，很有男人味的下巴，不过总是往下耷拉，嘴巴就那么张开着。

    “嗨，”他醉醺醺地说道，“很高兴见到你。”

    “见到你也很高兴，”我父亲说道。

    “对，对，”杰瑞米说道，“对，听我说。我这里有一个瓶子，一个特别倔强对抗的瓶子，我是说，这东西太不听我的话。我让它芝麻开花，它什么也不做。”他用嘴把瓶塞咬了出来，然后把瓶子颠倒过来。

    我父亲点点头。

    “我能请你跟它说上一句话吗？”杰瑞米说道。旁边那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人借故走开了。“你能他妈的跟它说一句话吗？”

    我父亲不自然地笑了起来。

    “啊！”杰瑞米躬了躬身，“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不是我要找的人，不是，不是。”他又弯腰躬身，准备离开，但是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葡萄栽培不是你的特长。是这样的，我看出来了，看得很清楚。不过，我能不能再麻烦你一个事？忘了这个可恶的瓶子吧。”他把瓶子扔到了游泳池中，水花溅到了一些人，他朝他们眨眨眼睛。“我有另外一个事。你会说中文吗？”

    我父亲说他不会，杰瑞米没有理会我父亲，他拿出了一块手帕，上面有几个方块字，他说这是他女儿从香港给他带来的，他认为这个方块字里面应该有什么秘密。

    “长寿，”我父亲说道。

    “但你看都还没看过呢。”

    “不用看我也知道，”我父亲朝我眨巴眨巴眼睛。

    “真的？”

    “真的。”

    “你在开我的玩笑，是不是？”

    “不，不，不，”我父亲说道，又朝我眨巴眼睛。

    “你是谁啊？”杰瑞米说道。

    他脸上的笑容不见了，我父亲耸了耸肩。

    “你到底是谁？”

    我父亲还是又耸了耸肩。

    杰瑞米开始咆哮起来。“这是我的宴会，我的宴会，我以前从未见过你。”我父亲朝后退了退，杰瑞米迎面朝他过去，“你是谁？你到底是谁？”

    就在我父亲要掉入游泳池这当口，拉达娜太太赶了过来。杰瑞米于是一五一十地告诉她说有一个人要毁他的晚宴。

    “胡说八道，”拉达娜太太说道，“这是拉尔夫·张，我特地邀请过来的，他可以在这见见你。”她伸手过去替杰瑞米拉直他穿的桃色马球牌衬衣的领子。

    “哦，是的，我们刚才已经有机会聊了一阵子了，”杰瑞米说道。

    她在他的耳边耳语了几句，他咕哝了几声，她又耳语了几句。

    “我向你道歉，”他终于开口说道。

    我父亲没说什么。

    “我道歉。”杰瑞米显得很真诚悔过的样子。“毫无疑问，你以前也看到过醉鬼的，是不是？在你们中国肯定也有。”

    “好吧，”我父亲说道。

    拉达娜太太悄悄地离开了，趁这个时候，杰瑞米伸手把胳膊搭在我父亲的肩膀上。“不好意思，我真的非常非常地抱歉。”

    我父亲点点头。

    “我能做什么？我怎么才能够弥补这事？”

    “没有什么，谢谢。”

    “不，你告诉我，告诉我，”杰瑞米装出一副哄孩子的模样，“去卡西诺赌场的票子？”我父亲摇摇头。“你不赌博。在巴塞洛缪饭店吃饭？”我父亲还是摇摇头。“你也不吃饭。”杰瑞米挠挠他的下巴。“你知道吗？我妻子就像你一样。我那老妻安娜贝尔总是不让我弥补我的过错——从不，从不，从不，从不。”

    我父亲挣脱开他的胳膊。

    “要不我给你一件运动衣，怎么样？你穿得太多了，知道吗？对不起，这么跟你说话。我这就给。”他脱下他身上的马球牌衬衫，把它叠了起来。“拿着吧，请接受我最真诚的抱歉。”他的另一只手揉搓着他身上的胸毛。

    “不，谢谢你，”我父亲说。

    “别，别，拿着吧，拿着吧。请接受我的抱歉。”他一下把衣服塞到我父亲的胳膊里，“我真的很对不起，对不起。请试试这件衣服吧。”

    无奈，我父亲只得拿着衣服，眼睛却往人群中望去，寻找我母亲。

    “来吧，我来帮你把外套脱下来。”

    我父亲这下子不知所措。

    杰瑞米走上前去脱下我父亲的外衣。“是弥尔顿牌的，一百二十五美元，降到一百十二块五毛美元。”他看着衣服上的价格标签，还读了出来，“很合算，真是很合算！”

    “把它还给我，”我父亲哀求道，“还给我。”

    “现在把你的衬衫脱下来，”杰瑞米命令道。

    所有人的头都转向了这里。

    “脱下你的衬衫。”

    “我不是接受命令的仆人，”我父亲倔强地大声说道。

    “脱下你的衬衫，否则我就把这件外衣扔到游泳池里去，就扔到这个游泳池里去，”杰瑞米把衣服拿到了水面上。

    “扔吧！”

    “一百十二块五毛呢，”杰瑞米讥嘲道，“一百十二……”

    我父亲一下把马球牌衬衫扔进了池水里，他用劲过大，衣服的一部分碰到水面后弹到空中，像是喷泉一样。弹起来的衣服又落进了水面，形成了一个小山堆。我母亲连忙奔跑过来。

    “你真厉害！”杰瑞米说道，突然间露出了笑容，伸手拍了拍我父亲的后背，“你真厉害！我喜欢你这个样子。很有神采，你很有神采。神气十足。请允许我把你的外衣还给你。”他把衣服递回给了我父亲，“这个价格不错，不错。”

    我父亲一把把外衣也扔进了池水中。“我们走。”他态度坚决地说道，“我们走。”

    “嗨，拉尔夫，”拉达娜太太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但是我父亲早已脚步咚咚地离开了。

    “把你妹妹叫上，”他对我说。对我母亲，他说道：“把你的鞋穿上。”

    “爸，你真行！”我们朝着我们的汽车走去的时候，蒙娜说道，“你真了不起。”

    “好好地教训了他们，”我说。

    “什么？”我父亲似乎没弄明白我在说什么。

    尽管只是黄昏时分，但因为我们正好在一条水流湍急的沟壑边上，很难看清周边的东西，除了我父亲身上穿的白色衬衣，沿着我们前面的小山坡，白色衬衣在夜色中闪着光亮往上前行。

    “都是我的错，”我母亲这时说道。

    “别提了，”我父亲一副严肃的样子。

    “唯一的麻烦是，我把钥匙放在了那件外衣的口袋里了。”

    “哦，不，不，”蒙娜说道。

    “是的，不，不，”我母亲说道。

    “这下我们得走回家去了，”我说道。

    “那我们又如何进屋呢？”蒙娜说道。

    一片静寂中，传来了晚宴上的欢闹声。

    “我们中得有一个人回到那儿去，”我父亲说。

    “我们先去烤饼屋吧，”我母亲建议道，“我们可以在那儿等到晚宴结束，然后再给拉达娜太太打电话。”

    大家都同意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我们又接着走起路来。

    “天呐，想想吧，”蒙娜说道，“我们要潜到水下去找那串钥匙。”

    我父亲止住脚步，停了一会儿。我们等着他。

    “你们两个女孩游泳很好，”他终于开口说了话，“不像我。”

    不一会儿，白色的衬衣又开始移动了，我们跟在后面慢慢地沿着山坡往上走，走进夜色中。

    （金衡山译）

    注释

    [1]原文cook（厨师），与前一段中的crook（骗子）发音相近，为求得两词音近效果，故把前一个词译为“畜生”。

    [2]美国劳动节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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