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说

    逃犯说，和尚，我很感激你。是你让我战胜了心魔。第二次出门打工，我把目的地选在宝安，到今天，我也说不清楚，为何选择到宝安。我知道吴一诺就在宝安。我是想和他和解呢，还是要和他争胜负？我承认，这两种心思我都有。到宝安不久，我就找到了一份工作，还是在一家玩具厂的彩绘部，活儿倒是不累，每天坐在流水线上，给那些玩具彩绘上所需的色彩。

    和尚，我离开烟村时，曾对您说过，我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当真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当然，这样做有内在的原因，那就是我内心的魔鬼在折磨着我，而外在的原因，是吴乐乐的声音和影子，一直跟随着我，纠缠着我。我想摆脱他。和尚，你说过，吴乐乐不过是我的心像，你说我的内心有一个佛，有一个魔，他们在不停地斗争，一会儿是佛占了上风，一会儿是魔占了上风。和尚，真像你说的那样。第二次出门打工，我努力让心中的佛占胜魔。我工作很努力，很快获得了老板的信任，我对工友友爱，也获得了工友的尊敬。他们不知道我的过去，不知道我有过见死不救的人生污点。在七八百号人的玩具厂里，我很快成了众人称颂的好人。但夜深人静，当我睡在铁架床上，看着坐在我的床边吴乐乐的影子，我就会问自己，我真是一个好人吗？越发觉得自己可鄙。进厂后的半年，我做了主管。我拼命地工作，生怕自己松懈下来。

    逃犯说，和尚，第二次出门打工，发生的两件小事，对我的触动很大。第一件事是在我当上主管没多久，新进来两个女工，十七八岁的样子。其中一个在进厂的第二天就病了，当时我没在意。第三天，她还没来上班，一问，是没钱去看病。我去宿舍看她，见她脸色蜡黄，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于是我请厂长安排了车，又向工友借了点钱，把她送到了医院。

    和尚，没想到那几天出现了几例霍乱病人。你知道霍乱吗？我之前只是在书上看过有霍乱一说，我以为霍乱早已绝迹了。医生说女工的病情很像霍乱，医院很重视，要先交三千元的住院押金，然后把病人隔离观察。我带的钱不够，回到厂里向财务部借钱，财务部不愿借钱给一个刚进厂的员工，后来我以我的名义借钱交了住院费。在等着化验结果的那些天，厂里很紧张，人心惶惶，还进行了全面的消毒。我每天会去看望那个女工两次，隔着隔离间透明的玻璃，我只是想让她知道，她不是孤立无助的，希望她多一些信心。一个星期过去了，化验结果出来了，感谢上苍，她只是患上了急性肠胃炎。厂里开车接她回来，压抑在工厂里的阴影终于散去。女孩出院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我的宿舍，把我散发着臭气的被子、床单和一堆脏衣服抱到洗衣间，洗得干干净净。我说不要这样，我自己能洗。女孩哭了，说大哥，你就给我一个报恩的机会。就这样，一个烟村人心目中的罪人，几乎成为了厂里的英雄。我的形象在女孩充满感激的讲述中变得无限高大了起来。她不再叫我主管，改口叫我大哥。在她的带动下，我手下的工人们都开始叫我大哥。

    第二件事，是厂里一位工友大姐的死，那位大姐患了风湿性心脏病，死在了医院。我和工友们是看着大姐死去的。大姐临死之前，一直在流泪。说她不想死，说她舍不得爱她的老公和孩子，说她想回家。最后，她就开始唱歌，很小声地唱，唱的是在打工者中很流行的那首《流浪歌》。她临终前唱着流浪歌，越唱声音越小，后来就没有声音了。

    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相比生命而言，生活中许多的事情，都显得太渺小了。那一段时间，我突然觉得有太多的话想要说。这次出门打工，我体会到了打工的艰辛，也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我想把这些都写下来。

    和尚想

    和尚想：这孩子，你终于开始参悟生与死这两个字了。

    和尚想：生死轮回，人生如梦，及至于醒，了无所得……

    我虚构

    两个月后，张一正伏在宿舍的铁架床上，写下了他的第一篇小说。

    工友们说，“张一正，你趴床上写什么呢，给笔友写信么？”

    那时在珠三角的打工者中，流行交笔友。一些打工刊物的页脚，登的全是交笔友的通联。厂子里好多人都交了笔友，他们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对抗着异乡生活的孤寂。

    “嗯。给笔友写信。”张一正说。

    那一晚，当张一正写到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在临死前唱起《流浪歌》的那一段时，泪水汹涌而出，最后干脆趴在床上嚎啕大哭了一场。工友问，“张一正张一正，你怎么啦，家里出事了么？”张一正说，“大雪死了。”工友问，“大雪是谁，是你的亲人么？”张一正呆了半晌，说，“大雪是我小说中的主人公。”

    半年后，张一正的第一篇小说，在刊物上发表了出来。而在仇恨的阴影中生活了许多年的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方向，一种全新的生活，在向他招手。他用一支笔，感动着无数的工友，感动着许多和他一样的打工者。他的生活依然贫寒，但他的内心，却不再寒冷。他用文字，进行了自我救赎。张一正后来多年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太多重要的可以书写了，他从打工仔，做到了流浪记者，然后进了南方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社，专门跑打工一线的新闻，他做出了许多深度报道，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当然也有诋毁，但那时的他，已经脱胎换骨了。他甚至被评为所在城市的道德模范。

    逃犯说

    逃犯说，和尚，我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一切都来得太顺利了，顺利得我都不敢相信。我和吴一诺的命运，像两条平行的铁轨，在各自的轨道上奔驰。我们之间，有过一次交合。我接到了报料，因为有一家工厂欠薪，于是工人跑到国道上，把路给堵住了。

    工人听说来了记者，一下子把我包围了起来。从他们七嘴八舌的控诉中，我知道，他们厂已有四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听说老板准备把工厂迁到外省去。老板说，愿意跟着去的，到了新厂那边再发工资，不愿意跟着去的，到搬厂的时候再给。工人大多数都不愿意跟着去，提出让老板结算工资。老板说不愿去的，算自动离厂，要扣三个月的工资。老板于是开始慢慢裁员，把那些组织能力比较强的，有号召力的员工辞退，并按《劳动法》支付了他们的工资和辞退补偿。那段时间，老板已经开始搬厂了，眼看着一间工厂就要搬空了，工人害怕再这样下去，将来会成为一盘散沙，于是开始罢工。

    和尚，您知道，我是打工多年的，虽说我当了记者，我的心还是跟打工者相通的。再说了，跑这样的新闻，也是我的工作。只是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间欠薪的厂，居然是吴一诺开的。说实话，我当时是为难了。我没有马上跟工人去厂里，而是给我们记者站的领导打电话，我把情况如实汇报了，希望领导能换人。然而领导下了命令，说没有人可换，让我马上去采访，而且明天就要见报。

    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工人代表去了那间工厂。谢天谢地，吴一诺不在厂里，只有一个厂长接受了我的采访，厂长说肯定是不会跑的，那么大的工厂，哪能说跑就跑呢。从工人的倾诉中，我又得知，吴一诺的工厂开厂这么多年，一直是实行计件制，星期六星期天和平时的工资是一样的，从来没有支付过加班费。我又去劳动局采访了监察大队的大队长，大队长表示马上派人进驻工厂，并说工人不愿迁走的，要依法按辞退工人进行补偿。我说那这么多年的加班费呢？大队长说劳动局一定会依法处置。回到记者站，我把稿子赶了出来，第二天，这则新闻就见报了。工人看了报纸，才知道他们还可以追讨加班费。

    和尚，我当时没有想到，吴一诺的工厂遇到了经营困难。这些年来，南方开始经济转型，中国制造要升级为中国创造，这就意味着，中国制造在珠三角，已快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和尚，对你说这些经济上的问题，你能明白吗？和尚，这些年来，很多劳动密集型的工厂纷纷迁出珠三角，以降低经营成本。我当时不知道，吴一诺的资金链已经很脆弱了，更没计算过，单是工人追讨加班费一项，就让他一次性支出了五六百万。吴一诺的工厂倒闭了。这是我没想到的，也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我曾去找过吴一诺几次，都没有见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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