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
一 国际背景
19世纪90年代中叶到20世纪初，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从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时期。
1.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社会生产力也有了迅速的增长。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率年均增长为6.3%。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竞争愈演愈烈的同时，生产和资本也有了很快的集中，这最终必然导致垄断的出现和形成。
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日益集中，使生产资料逐渐集中在少数大企业和资本家手中，从而出现了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垄断组织在德国、美国出现得最早，德国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业辛迪加，美国的石油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都是19世纪末出现的最大垄断企业。1875年德国只有8个卡特尔，1890年就增加到130个，在1905年各生产部门共有385个卡特尔。[2]此外，英国、法国、意大利、俄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了不少卡特尔和辛迪加。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冶金、化学、铁路、石油、电气等重要工业部门都集中在几十家垄断组织中。在工业生产垄断的同时，银行资本也加速集中，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互相渗透，终于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金融寡头则凭借本身的经济实力来控制本国的政治大权和操纵国民之生计。
由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巨大垄断组织和金融寡头的不断出现，以及其在社会和生活中日益占据统治地位，社会上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资本家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生活越来越奢侈，而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则进一步贫困。随着中小企业的破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从19世纪末开始，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罢工运动出现了高涨的局面。在美国，1886年5月1日，全国1万多个企业中的35万名工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度，掀起了全国性的大罢工。[3]在英国，1889年，伦敦6万码头工人举行总罢工，使水路交通全部瘫痪。在法国，1886年，德卡斯威尔的煤矿工人进行了6个月的大罢工。在俄国，1885年1月，奥列哈夫—祖也夫城发生了约8000名工人的“莫罗佐夫罢工”。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又是资本主义矛盾的新表现，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性，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基础。
2.欧美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罢工浪潮，无产阶级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本国的资产阶级，工人运动不断发展，阶级斗争如火如荼。这一时期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受到了欧美各国工人的欢迎，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在各国不断地出版，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恩格斯整理）等相继出版。马克思虽于1883年去世，但其重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第1卷等不断再版。《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作品在欧美各国竟用十国以上的文字出版。此外，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著作亦在欧美各国流行，比如，英国的工联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法国的路易·勃朗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拉萨尔的社会主义，俄国的民粹主义和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美国亨利·乔治的“单一税”社会主义，等等，也在欧美各国社会上占有一定的市场。
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组织或工人政党也相继成立。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以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欧美各国一些先进分子纷纷成立社会主义组织或工人政党。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1876年美国工人党成立（次年更名为社会主义工党），1884年英国社会主义联盟成立，1885年比利时工人党成立。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后，世界各国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社会主义政党，如澳大利亚于1890年、保加利亚于1891年、荷兰于1893年、匈牙利于1894年、俄国于1898年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政党。这些社会主义政党或工人政党成立后，都组织本国的工人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并且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革命运动蓬勃高涨，强烈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在这些国家的统治，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和新社会制度的诞生。正如列宁当时指出：“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4]1905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写道：“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5]欧美社会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东方国家尤其是在日本的探索和传播。
3.第二国际的影响
普法战争后，德国通过自上而下的道路实现了统一，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工人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潮。在1890年2月的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了1/4以上的选票。根据这些情况，恩格斯认为曾在1849年以前到处流行的街垒战方式已不合时宜，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积极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他赞扬德国工人阶级在革命实践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6]
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倡的普选权的革命策略，是根据具体形势确定的，恩格斯认为，“工人运动的最近目标就是由工人阶级自己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那么在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法上的不同意见，就不大可能使诚实的人们之间发生原则上的分歧。只要他们都有理智的话，对每一个国家来说，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7] 1895年，恩格斯写了《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文，这篇重要文章论述了无产阶级在做好武装起义准备的同时，还要善于利用合法斗争以聚集力量的策略。
从世界范围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恩格斯在1895年去世了。在他去世后，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第二国际陷于严重的混乱中，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开始流行。一方面，以伯恩施坦[8]、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的考茨基等人，致力于鼓吹温和的议会主义道路，竭力排除暴力革命，以社会改良主义来代替科学的社会主义。这种修正主义思潮一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居于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不少不满意第二国际的议会合法主义而要求采取暴力行动的人，由于得不到正确思想的指导，却把无政府主义那些表面上异常激烈的言辞，误看为最彻底的革命主张，从而皈依无政府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
无政府主义思潮袭击着各国工人运动，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无政府主义者经常采用暗杀手段，而俄国无政府主义首领克鲁泡特金越狱出逃，到英国继续宣传个人恐怖主义思想。国际上的行刺暗杀事件也层出不穷，例如，1881年俄皇亚历山大二世、1894年法国总统克尔诺、1900年意大利国王恩培特、1901年美国总统麦金莱等相继被刺身亡。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这种历史状况，不能不给日本思想界带来深刻的影响。
二 国内背景
日本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同日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明显地带有日本社会矛盾的特点。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开端，它虽然是不彻底的自上而下的变革，但已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历史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障碍。这个时期，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开始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日本是一个“迟到者”。
1.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与早熟性的不平衡
日本资本主义从1881年的政变[9]正式起步，在明治宪法的体制下加快了发展的速度。在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亚洲各国的贸易在日本的经济之中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1886年日本出口总额的5000万日元中，对亚洲地区的出口占1000万日元，在1894年出口总额的1.1亿日元中，对亚洲的出口占3000万日元。对朝鲜的出口由1887年的36万日元猛增到1892年的123万日元，分别占朝鲜全部进口的65%和87%。[10]日本与朝鲜的经济关系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起着填补对欧美各国贸易赤字的作用。
甲午战争胜利后，日本强占台湾，获得了巨额赔款以及在朝鲜、中国前所未有的侵略特权。日本以赔款为基础，建立了金本位制并扩充军备，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在政府和军部的保护下，铁路从1893年的2039英里增长到1901年的4000英里，轮船从1893年的11万吨增长到1903年的65.6万吨。[11]日本资本主义在此期间经过产业革命，建立了工业资本。1893～1904年，使用机器动力的工厂增长了4.9倍，当时，最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和熟练工人集中在以炮兵工厂和海军工厂为中心的官营工厂里。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推行扩张军备的政策，每年国家预算的40%直接用于军费，其代表性口号是“卧薪尝胆”。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日本陆军省和海军省的经费就有了飞速增长，战后又从1896年的约7300万日元增长到1903年的1.5亿日元，仅仅几年之内陆海军军费增长了1倍多。在从中国得到的3.45亿日元的赔款中，除了2000万日元作为皇室财产外，70%的赔款用做战争的善后费和扩充军备的费用，其中用于陆军的有7895万日元，用于海军的有13925万日元。当时制定的扩军目标是：陆军从7个常备师团，兵员8万人（战时20万人），扩充到13个师团、15万人（战时60万人），海军从5万人扩充到25万人。[12]
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有别于西欧与北美诸国，具有自身早熟性的特征。首先，它并非日本社会内部历史发展进程的自然结果，而是在19世纪中叶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诚然，在欧美列强于1854年迫使日本“开国”[13]以前，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和批发行支配的家庭手工业已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在部分地区已出现了作为产业革命前驱的工场手工业，但是，当时日本的产业资本极其幼弱，远未达至使日本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的程度。在明治维新之后，为了摆脱半殖民地化的危机，日本唯一的出路便是学习西方，自上而下地扶植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明治政府提出了“富国强兵”、“置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口号，其中的富国强兵是核心与目的，置产兴业是实现富国强兵的手段，即自上而下地扶植近代资本主义产业的生成与发展。但是明治维新后，由明治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不仅是强盛与富裕，也带来诸如政治腐败、贫富极度分化、社会道德堕落等许多严峻的问题。
其次，日本是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尚不充分的情况下，移植近代资本主义产业和经济制度的，因而日本不能像欧美国家那样，先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而后实行产业革命。1885年，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一文，首次提出“脱亚入欧”。他认为：“我日本国虽地处亚细亚的东陲，但其国民精神却已摆脱亚细亚的固陋，而移向西洋的文明。”[14]日本近代资本主义是早期产业革命与资本原始积累同时并行，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并存、撞击、融合的复杂历史进程。明治政府通过强制推行地税改革、整理俸禄、发行公债和对外侵略掠夺等途径，充当资本原始积累的支持者，与此同时，引导着国内民间资本转化为近代产业资本的社会与文化环境。
再次，日本经济在迅速崛起的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其中最主要的是农业和工业之间的不平衡、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不平衡。明治维新时的“土地大纲”，废除了关于农业财产的封建权利和义务，并承认土地私有，但是却征收土地税——只能用货币来缴纳，却不能用农作物或其他商品替代——这很快就迫使许多被解放的农民陷入困境，由不久前刚得到土地的所有者，变为租佃户或半租佃户，仅靠经营农业成功的人极少。经济发展中严重的比例失调，不仅表现在工业和农业之间，而且也表现在工业部门本身，在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之间以及巨大的垄断企业和无数的小企业之间，都可以看到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现象。这种经济上的不平衡发展对日本工人运动的性质有着深刻的影响。
最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自对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日本军备的飞快扩张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是以极端的低工资制度以及使农民阶层破产取得的。正如当时的诗人、评论家田冈岭云所说：“19世纪的所谓文明开化，是对富裕优厚的文明，在自由的名义下打破了贵贱的阶级区别，但贫富的差别却因此而更甚。随着物质文明进步而出现的精巧机器，夺去了工人的职业，随着文明发达而来的奢侈之风，使得穷人更陷于涂炭之苦。”[15]其中最贫困者当属农村的佃农和城镇中的工人。当时的纤维工业中广为实行的工人寄宿在工厂的制度，就是为了维持残酷的劳动条件，防止工人逃跑而建立的一种劳务管理制度。由于城市中非农业人口的增长，以及用货币缴纳租税办法的实行，不少农民迅速破产，工人阶级的数量随之增加。1888年日本全国工人阶级约有13.6万人，1899年已增至142.6万人，1909年更增至244万人。[16]日本的工人大都源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和城镇贫民，其中尤以女工居多，棉纺、生丝、织造工厂中女工约占2/3以上。这些从农村以封建式定期佣工合同招募来的女工，劳动条件极差，劳动时间长达11～18小时，工资却奇低，甚至连生命也无保障。残酷的剥削必然引起工人阶级的反抗。早在1886年6月，山梨县甲府的雨富丝织厂便发生了日本最初的罢工斗争。[17]甲午战争后，劳资冲突、罢工事件更加增多，规模亦越来越大。1897年下半年，罢工达79次，参加人数3510人，1898年为41次6293人。[18]
2.日本“岛国”心态与明治时期的精神结构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其国民心态、历史文化乃至国家政策都离不开其独特的地理环境的影响，这种先天禀赋所留下的烙印会强劲地渗透在这个民族或国家的方方面面。日本从地理上看，位于东北亚，四面环海，是个典型的岛国。日本国土狭小，四面环海，这种特有的地形也造就了日本不同于东亚其他国家的国民心态，即所谓“岛国根性”[19]或“岛国情结”。日本史学家坂本太郎说，“素称岛国根性的闭锁、排他的精神，就是从四面环海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还由于岛国内部地形的孤立性而变得更为严重。”[20]可见，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日本独特的国民心态。
日本明治时期的首要问题是国家独立问题，国家主义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理所当然在明治精神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则必须围绕着国家主义来展开，充当国家主义的辅助工具。“自由民权运动与其说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还不如说是国家主义、民主主义更为合适，因为这场运动表现了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21]可见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被装在了国家主义的“筐子”里。对于国家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热情和关心，形成了明治时期日本人共同的精神态度。而国家问题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主要课题，就是确保民族独立，以取得与欧美各国对等的国际地位。[22]而这正是产生国家主义的根源。而“立宪制的输入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方式的确立，即所谓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形成这一时代的主要标志。”[23]而这就是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得以产生的根源。这两种精神，成为明治时期日本人的内在驱动力，自由民权运动就是这两种精神的合力运动。
“岛国情结”催生危机意识，尤其是在生存空间极为有限的条件下。自古以来，日本年年有台风袭击，四季有地震威胁，日本人长期处于与自然的抗争中，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不努力就不能生存下去”的现实处境。这使日本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种深刻的心理体验，即“危机意识”，这成为日本民族群体意识的组成部分。日本人将自然奉为神界，而对于距离自己最近的朝鲜半岛和中国，常以一种异常冷静和警惕的眼光看待。一旦发现对方强于自己，很容易产生群体危机感。文明开化以来，无论是极端欧化主义，还是极端国粹主义，其产生都是由于日本缺乏客观认识的态度，其根源自然是“岛国根性”。
生存危机则使日本人不敢有一点怠惰和不认真。日本人自强奋发，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以“有用性”作为文化价值判断与取舍的基准，此时此地有用者即有价值者则存之、取之，无用者即无价值者则弃之、拒之[24]。固有文化与外来文化并存、融合的现象比比皆是，“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观念，成为日本近现代社会文化观的主流。被称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认为，学习先进国家的现代化产业设施或经济制度固然重要，但仍应把《论语》与算盘并重。这种兼收并蓄的思想观念，直到今天在日本的文化和社会思维、心理结构中，仍然有着较大影响。如传统的权威主义、专制主义与西方的基督教学说、人本主义观念等，以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日本都能被融合于一个统一且多元的文化形态当中。又如汉字与假名并存共同构成了日本古代的文字，和歌与汉诗同为日本文人喜爱的诗歌体裁，且在形式、内容、风格上互相影响；神道、佛教、儒学之间也彼此共存与融合。[25]这种并存性，同样表现在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身上。而这种多样并存性又表现为精神的软弱性，对事物采取顺应的态度，而非对立的态度，采取随机应变的机会主义立场，而非一以贯之的立场，因而有人认为日本人不擅长深刻的理论思维，出不了大思想家和大宗教家。
3.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与对外扩张
发动甲午战争的主导因素是天皇制政府，政党和新兴资产阶级也大力支持了战争。《自由党党报》认为，“对朝鲜要在兵略、政略、商略上大力占有权力”，尾崎行雄在《立宪改进党党报》发表社论说，“不管事情大小，都应经常持威严，而不妄谈宽恕之道。”[26]代表工业资本家说话的《东京经济杂志》，在1893年6月的一篇社论《如何惩处防谷令事件》中主张说，“唯有诉之于干戈一途。若果如此，中国政府也必然不会袖手旁观，则唯有向天津亦进行一击。”[27]福泽谕吉在战争一开始就说，日本“能否成为东洋文明之领袖，取决于此一战”，并向政府捐献了1万日元。战后称这次胜利是“官民一致的胜利”，“幸获长生，得此见闻，既感愉快，又是庆幸。”福泽谕吉早就提倡“脱亚论”，尾崎行雄是福泽的弟子，先前也曾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后来被称为“宪政之神”。他于甲午战争期间的1895年，也认为“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之幸福也”。“世界各国中如有反对我并吞中国者，是为反对人类之幸福也，亦反对世界之利益也。如此狂暴无道之国，宜等闲视之，断行我之天职可也。今虽等闲视之，他日中国果能踏上开明革新之途，列国皆能分享其福利，则会豁然感悟。唯感谢我之恩泽而不遑也。”[28]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为了中国的进步，由日本使其殖民地化”，而这正是导致后来侵华战争的思想萌芽。此外，由甲午战争开始，军国主义和大国主义（对亚洲各国）的风气在日本人当中已经相当浓厚了。当时的青年幸德秋水正成长为社会主义者，他看到甲午战争后军国主义潮流的高涨，曾批判这种现象是“唯以杀敌多为快，割地赔款多为快”，对蔑视中国人的浪潮提出了警告。
4.日本天皇制统治的建立与政治自由的限制
1889年2月1日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使日本建立了近代国家体制。明治宪法是以天皇赐予国民的形式颁布的，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国务大臣的任免，法律的公布、执行和裁判，议会的召集、闭会、停会和解散，发布紧急敕令，以及宣战和媾和等权限都集中在天皇的手里。随着日本天皇制统治的建立，在社会环境方面，最明显的限制是缺乏政治自由。明治宪法中规定的政治自由并没有“保障”，很容易被政府用法律和行政命令取消。19世纪90年代，日本第一批产业工人开始出现时，不仅要为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同工厂主斗争，并且还要为争取言论、集会和组织自由而同政府当局斗争。政府当局的态度和主张是，阻止各种社会运动的发展。1900年前的大量禁令和禁律主要针对自由民权运动，1900年通过《治安警察法》，该法案的第17条禁止成立劳工组织和进行罢工。在扩大选举权的同一年，《反颠覆法》开始生效，该法案又被称为《治安维持法》。此外，以前制定的一些其他法律，诸如1890年的《行政强制法》、1908年的《关于攻击警察的惩治条令》以及一些县级治安法令仍然有效。很多其他方面的法令，如关于妨碍行政事务、扰乱治安、阻碍交通、非法侵占、诽谤、使用暴力或恐吓以及中伤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信誉等法令，也被用来控制工人的活动。战前，日本官方从没有停止过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但镇压的程度和手段却时有变化。[29]
综上所述，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的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民族工业在同买办经济的竞争中艰难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封建的土地关系也逐步发生变化，从脱离土地的农民中形成了最早的一批雇佣工人。新的生产关系的成长推动着破除封建王权、维新富国的社会改革，日本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造成了一个各种社会思潮撞击的政治舞台。同各种西方社会政治思潮一起涌入日本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就受到仁人志士的高度重视，社会主义作为日本早期工人运动的思想武器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时期的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存在种种谬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介绍也不系统，缺乏理论深度。日本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以及工人阶级的幼稚状况，虽然限制了仁人志士的眼界，但是在东方，日本却是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的国家。
第二节 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的早期传播
社会主义思想不是在日本自生的，而是由欧美舶来的。以“文明开化”为基本口号之一的明治维新，不仅为欧美资产阶级思想的传入打开了门户，而且也为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几乎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步进行的。
一 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最初介绍
据考证，最早在日本介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是西周和加藤弘之。当时的日语里还没有这两个词，采用的是音译，作为汉字词汇的“社会主义”一词，1878年由福地源一郎在《东京日日新闻》上首次使用。1870年，西周在《百学连环》中，谈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会社之说”（社会主义）和“通有之说”（共产主义）。他解释说，“会社之说”是“欲废止政府，农工商悉各结成其会社，以此普及世界，建立国家”，“通有之说”则是“欲合田地及家财平均之，以作万民各所有，相共而生活，随后诞生之人，亦悉平均相分，以此立国家。”1870年，启蒙学者加藤弘之在《真政大意》一书中，便曾提及称为“夕”（socialism）的经济学说，但是，他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妨碍自由竞争、社会进化的两派经济学说而加以论述，又并称其为“于治安上，尤为有害之制度”。[30]在自由民权运动中，自由民权思想家中江兆民主办的杂志《政理丛谈》，也曾发表过《近世社会党之沿革》、《社会党论》、《社会党之主义》等译文论及社会主义，但是中江兆民等人尚不能区别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
随着社会主义基本知识的逐渐普及，一些知识分子对之发生了兴趣并试图进行评介和探讨，但他们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对社会主义持否定态度的。1878年6月6日，明治政府的御用文人福地源一郎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发表攻击“社会党之主义”的社论《僻说之害》。在此文中，他把“Socialism”一词译为“社会主义”，此后日本才有了“社会党”、“社会主义”等用语，[31]并使之成为日本、中国、朝鲜的通用语。1879年，美国传教士拉泥德（D. W. Learned）来日本，并在“同志社”担任教授，他站在基督教和自由主义经济的立场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并从理论角度介绍了社会主义。虽然他断言社会主义是“一种妄想”，[32]然而，他的讲授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并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基督教社会主义也出现了，但是，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很快就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消失了。
1881年，“同志社”出身的小崎弘道（1856～1938）在《六合杂志》第7号上发表《论近世社会党的起因》一文，第一次在日本详细地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想。他攻击社会主义为“社会的病症”，声称为了防止社会主义的扩散，必须“探究其发生的原因”。[33]他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把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宗教的衰落，因此，认定只要强化宗教宣传，满足人心便能抵制社会主义思想。他在日本最先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拉萨尔，称他们是德国社会党的领袖，指出马克思的主张是“废现在所有权的法，重新组织社会法”。他也提到了第一国际，称之为“万国党”。[34]
如上所述，这些人无论是启蒙学者还是其后的一些知识分子，不仅学到了资产阶级统治方法和资产阶级近代思想，同时也亲眼目睹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运动，阅读了社会主义文献。他们出于阶级本能，对社会主义极端恐惧和仇视，并预感到日本将来也会发生此类运动，因此，把社会主义当作“洪水猛兽”加以谈论。但事与愿违，他们的言论在客观上起到了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人们头脑的作用，在这种初步介绍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渗透到整个知识界。
二 自由民权运动时期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
随着绝对主义的天皇制政权的建立，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要求参加政权，于是发动了自由民权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不仅使“卢梭派”的民主主义理论深入人心，而且也造成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一些知识分子日益关心社会的深刻矛盾及其解决办法，并开始把社会主义思想考虑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良策。这些知识分子与官僚学者的态度迥然相异，对社会主义抱有同情乃至产生共鸣，社会主义思想经他们得到广泛宣传，并很快扩大了影响。
在明治初期，最详细地论述社会主义革命的是《朝野新闻论说》中刊载的《论欧洲社会党》（1882）一文，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批判私有制，改良社会劳力的地位，扩张其利益、幸福”，社会主义的行动“就是以劳力攻击资本，以贫攻富”。以往的革命只是确立了“中等社会”即资产者的“自由、权利”，为确立“劳力社会”即无产者的经济自由就必须依靠社会主义革命。该文把傅立叶、欧文作为“实着社会党”，把路易·勃朗和普鲁东作为“革命社会党”，对拉萨尔和英法的社会党作为“渐进社会党”，都一一作了介绍。[35]中江兆民主持的《政理丛谈》（1882年创刊）成为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阵地，其中刊载了《近世社会党的沿革》、《社会党的主义》（法国）等译著。此外，田中耕造翻译出版《社会党论》，日下东男翻译出版《古今社会党沿革史》、《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等著作，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拉萨尔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此同时，俄国的革命运动也冠名在“俄国虚无党”下得到了介绍，1881年，田岛象二翻译出版《妇女立志欧洲美谈》，介绍了俄国民粹派运动。西河通彻翻译出版《俄国虚无党事情》（1882），介绍了无政府主义，以及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
明治中期，社会主义逐渐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潮，出现了一批文献。其代表性的译著有：高桥达郎译《交际论》（1877）、井上勤译《良政府谈》、完户义知译《古今社会党沿革志》（1882）、大野直辅译《贫困救治论》（1887）、岩田德义《社会改良论》、冈田良平《社会主义证否》（1888）、和田谦三《社会主义》（1889）、石谷齐藏《社会党琐闻》（1891）、斯波贞吉《国家的社会论》（1892）、樱井吉松《草民危言日本之社会》（1894）、草鹿丁卯次郎《马克思与拉萨尔》，以及民友社编《平民丛书》第6卷《现时之社会主义》（1893）[36]。
德富苏峰（1863～1953）组织的民友社于1881年2月创办《国民之友》，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及其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1890年，酒井雄三郎（1860～1900）从法国发来《社会问题》、《社会党的运动》、《关于五月一日的社会主义运动》等文稿，发表在《欧洲通讯》上，为准确理解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起到了极大作用。在这些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产生了要为劳动者谋利益的种种实际尝试，其中最突出的是大井宪太郎（1843～1922）于1892年组织的“东洋自由党”。东洋自由党以“民力的休养”为纲领，设立“日本劳动协会”、“佃农条例调查会”等，致力于保护农民、小手工业者等劳动者利益的活动。
在日本，还曾出现过“日本的欧文”樽井藤吉（1850～1922），他最先尝试把社会主义思想付诸实践。他在《锦江新志号》上发表《东洋的虚无党》（1882）一文，指出虚无党即无政府主义发生的原因就在于专制政治，1882年5月2日，他与赤松秦助一起在肥前岛原建立“东洋社会党”。其党纲草案有三条：一，“以道德为言行的规准”；二，“以平等为主义”；三，“以社会公众的最大福利为目的”。其理论基础是东方的道德主义、18世纪自然法思想以及19世纪功利主义的混合物，属于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樽井藤吉等人还提出其空想社会主义的模式——“协同公社”，主张自由、平等、“天物共”的共产思想。
应该说，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与自由民权运动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同时也存在根本的区别。二者都以尖锐的现实社会矛盾为根源，以变革专制统治下的社会为己任。然而，二者毕竟大有区别。自由民权运动旨在打破藩阀专制，实现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其上层领导者是士族出身的改革派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社会主义思想则与此不同，其本质就是要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乃至一切剥削、压迫制度，包含着自由民权运动所不可比拟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因此，它既属于当时的自由民权运动的一部分，同时又超出了自由民权运动的界限，提出了从根本上解放劳动人民的历史性任务。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思想一旦传播，便深深吸引了关心社会问题、同情劳动人民、探索改造社会途径的知识分子。
三 甲午战争后社会主义思想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
日本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为转机，迎来了资本主义的飞跃发展，产业工人的队伍也随之急速增加，近代工人运动就在阶级基础之上兴起。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从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得到启示，又目睹了日本工人阶级的力量，从而急速地由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立场。他们一面研究社会主义思想，一面以此为理论依据，自觉地组织、领导社会主义运动，这标志着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1897年4月，日本早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发起创立了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研究团体——社会问题研究会，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研究社会问题”为宗旨，试图系统地、有组织地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参会者约200余人，其中既有社会主义者，也有激进的自由民权思想家、基督教徒、国家主义者、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该会只存在一年多便自行解散。1898年10月，“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主要成员有村井知至、安部矶雄、片山潜、岸本能武太、木下尚江、杉村广太郎、河上清、幸德秋水等。研究会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原理同日本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是日本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思想的开端，在日本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们一方面深受国家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深受日本工人阶级不够成熟的状况的局限。因此，他们不能正确地鉴别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研究还处于幼稚的、庞杂的阶段。他们研究宣传的是圣西门、傅立叶、路易·勃朗、普鲁东、拉萨尔、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以及关于实际运动的理论，如幸德秋水的《现今政治社会与社会主义》、北川荃固的《普通选举》，以及田岛锦治《现时社会问题附近世社会主义论》（1897）、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1889）、村井知至《社会主义》（1900）等文。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一文，把社会主义与基督教捏合到一起，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主张“变私有资本为共有资本”；在社会精神方面，主张“人情主义”、“协同优和”。他断定社会主义的“人情大义”、“相爱大道”与基督教精神相等，“殆为异名词体”。他从这种基督教社会主义导出了劳资协调主义和议会主义，这篇文章集中代表了当时“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思想理论水平。[37]后来成为卓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的片山潜，当初也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热诚信奉者，幻想以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感染”社会一切人来实现社会主义。此外，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对研究会有很大影响力。许多人幻想依靠“天皇制”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只反对剥削与压迫，不反对最高统治者天皇及其政权本身。这说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了解还很肤浅，更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尽管如此，研究会的理论宣传活动对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还是起到了极大作用。
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研究会”日益显得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研究会于1900年2月改组为“社会主义协会”，主要成员有幸德秋水、安部矶雄、片山潜、西川光次郎、堺利彦等40人，由安部矶雄任会长。这是只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组织，它已不再是纯理论研究团体，而是投身于实际运动的战斗团体。协会一成立便从事工会运动，开展促进工场法等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启蒙讲演会，还派遣村井知至去巴黎参加第二国际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协会领导人安部矶雄的思想，可从其《社会问题解释法》（1901）一文窥其一斑。安部认为，经济不平等、贫困等社会问题是由“不公平的分配”造成的，为铲除这些不平等，应仿效“德国的社会主义”，采用社会改良的方策，走议会主义道路。他的思想深受拉萨尔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也是当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状况。1901年5月20口，由安部矶雄、片山潜、幸德秋水、木下尚江、西川光次郎、河上清等6人发起，建立了日本社会民主党。该党虽在当天即遭禁止，但它是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
1897年是日本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一年，工人罢工和劳资纠纷达41次，参加者5000多人。在此基础上，1897年4月，高野房太郎（1868～1904）、片山潜等人在东京成立了日本第一个近代工人组织“职工义友会”。他们分发宣传小册子给各工厂，组织“劳动问题演说会”，宣传组织工人联合会的必要性，歌颂工人运动并鼓励工人的斗志。同年7月5日，片山潜等71人在“职工义友会”的基础上成立“劳动组合期成会”，该会迅速扩大，推动各行业纷纷成立工会。1897年12月1日，第一个工人联合会“铁工组合”成立。1898年4月，“日本铁道矫正会”成立，它领导铁路工人进行了反对延长劳动时间的罢工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第一次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伟大力量。各种工会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与增税、物价飞涨、实际工资低下、劳动强度增加等丑恶现象展开斗争。
四 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早期传播的特点分析
日本的工人运动与西欧的同类运动相比，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指导理论不是在斗争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而是从欧美输入的，因此，还来不及使外来思想与日本的工人运动实际恰当地结合起来，未免带有生搬硬套的倾向；其二，是在日本工人阶级的大部分尚分散在手工工场的条件下，由片山潜等知识分子依靠欧美的经验而发动起来的，因此，缺乏足够的阶级基础和实际斗争经验；其三，一开始就受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影响，致使一些工会领导人认为，工人运动的目的就在于使国家繁荣。在上述条件下，如何正确理解西欧现成的社会主义理论，如何很好地与日本工人运动的实际相结合，是摆在关心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面前的课题，从而促使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日益深化。
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和传播，从内容和类型上看显得十分庞杂，人们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来理解和解释社会主义，既有在农民、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主张空想社会主义的，也有在宗教的立场谈论社会主义的，大西祝曾在《六合杂志》上发表《社会主义的必要》（1896）一文，从宗教和社会主义的一致性上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还有从资产阶级立场上责难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运动失败后，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同政府对立的社会思潮登上日本政治舞台，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尽管如此，这个时期大量介绍的还是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其中占比重较大的是德国拉萨尔的社会主义。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从法国转移到德国。当时德国工人运动长期以拉萨尔主义思想作为德国党的“旗帜”，而拉萨尔主义主张在普鲁士王国的帮助下实现社会主义。日本同德国一样，是一个王朝统治的专制国家，因此，很多社会主义者很容易接受拉萨尔主义，主张在天皇制国家政治制度下，在经济上实行改革，达到社会主义，实现“一君万民”的社会主义。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其纲领上都以“在帝国宪法的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为其宗旨，反对暴力革命，把争取普遍选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当时日本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近代工人运动尚未形成强大势力，因此，社会主义思想还停留在知识分子中间，未能和实际运动相结合。介绍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几乎都是一些赴欧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参加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社会主义。有些人虽然参加过社会主义运动，但他们几乎都是曾经参加过资产阶级民权运动的人，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权运动失败后，转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同路人，而往往站在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立场看待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和各种机会主义、假社会主义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改良主义，划不清科学社会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界限，往往倾向于机会主义思潮。19世纪8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战胜各种机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而占统治地位，但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者却从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大量介绍已经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空想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其中特别是空想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影响较大），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尽管如此，社会主义思想的初步传播，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了思想准备，培育出日本第一代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
早期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追求进步与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尚未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他们宣传的社会主义学说也极为驳杂，既有空想社会主义，也有基督教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当然也介绍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些知识分子成长为社会主义者大体经过三个途径：一些人是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出发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如安部矶雄、木下尚江、西川光次郎等人；还有的从美国式的“工会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如片山潜；另一些人则是从儒学者或自由民权运动的“左派”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以幸德秋水、堺利彦为代表。随着工人运动的持续发展，一些先进的社会主义者愈来愈倾向于科学社会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1904年在日本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全文出版了由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后来陆续出版了《马克思传》、《恩格斯传》、《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等著作。当然，他们本身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还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但是，在介绍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他们开始摆脱了各种假社会主义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到了20世纪初，出现了一些理论上接近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代表著作，如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等。这些著作代表了从19世纪70年代到1905年日俄战争前这一阶段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因此，对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思想做一些研究和分析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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