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老人札记

    “随园老人”是谁？清代的著名诗人和散文家袁枚也。他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是他晚年自己起的号。

    他出生于康熙五十五年，在嘉庆二年辞世，身历康、雍、乾、嘉四朝，活了八十二岁。他这一辈子活得十分滋润——从心所好，诗酒风流，放浪不羁，畅怀适意。为此，他更以“古之达人哉”自命。

    清代大诗人、与袁枚齐名的性灵派主将赵翼《读随园诗题辞》有句云：

    其人与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

    作宦不曾逾十载，及身早自定千秋。

    好友商宝意做诗颂赞他：

    过江不愧真名士，退院其如未老僧；

    领取十年卿相后，幅巾野服始相应。

    可说都是恰当而准确的定评。

    一

    说起袁枚的“做宦”生涯来，是蛮有趣味的。他在十二岁这年，即和私塾的老师一起中了秀才，二十三岁中举，次年就成了进士。金榜高中，那种惊喜之情，他都写进了诗里：“道逢报捷者，惊喜如雷颠。疑误复疑梦，此意堪悲怜。”他对未来的仕宦生涯、锦绣前程，充满了渴望与信心。这在他的诗句中表露得十足的充分：

    宴罢琼林有所思，曲江风里立多时。

    杏花一色春如海，他日凌霄哪几枝？

    中了进士，他又回乡完婚，娶了幼时聘定的王氏。“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真是喜上添喜。旧时代把中进士叫“大登科”，把娶媳妇叫“小登科”。袁枚此刻正是“大登科后小登科”，得意达于极点。

    按照当时规矩，中进士后，年轻而又才华出众者，可以入翰林院任庶吉士，这叫“选馆”。一般为期三年，其间由翰林中的教习授以各种知识，然后进行考核，称为“散馆”。成绩优异的正式成为翰林，叫作“留馆”。也是物极必反吧，袁枚般般如意，偏偏在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期满考试中砸了锅。他不是砸在诗文上，而是考满文翻译时，由于对“蝌蚪文”没兴趣，在“龙筋标万字，鸟篆斗千行”的满文面前，考了个最下等。这样，他就只有“外放”了——到地方去担任知县一级的地方官吏。前后在江苏的溧水、江浦、沐阳、江宁，当了七年县令。

    原来一路春风得意，于今美梦成灰，由“一日姓名京兆举”，“今朝身到蕊珠宫”，到“花总一般千样落”，“玉颜如此竟泥土”，落差如此之大，自是心中郁塞，万分沮丧。一些朋友也为之惋惜。在他南下履新、就职时，赋诗送行者有之，劝慰、鼓励者亦有之。袁枚赋诗四首作为奉答，有句云：“三年春梦玉堂空，珂马萧萧落叶中。生本粗才甘外吏，去犹忍泪为诸公。”“三生弱水缘何浅，一宿空桑恋有余。手折芙蓉下人世，不知人世竟何如。”

    “生本粗才”云云，看似自谦，实则是发牢骚，但又不敢深说、点透；“弱水缘浅”是说无缘玉堂金马、留任翰林；“一宿空桑”，这里有个典故，佛家说，头陀不三宿空桑——修行的人在同一棵桑树下驻留，不能超过三宿，否则就会产生留恋之情。“人世何如”，是说从朝廷外放到县里，等于从天上贬到人间，而“人间世”是矛盾复杂，水深莫测的。

    在前往溧水赴任途中，赶上了一场弥天大雾，他吟出“前程原是梦，何必太分明”的诗句，充分反映出他的失落情绪，已经埋下了日后辞官归隐的伏笔。

    这次的挫折，对于他影响至深。尽管七载知县生涯，也还是做了许多实事，留下了善政美名，但终究心有不甘。特别是做江宁知县时，吏部尚书尹继善，曾举荐他为江苏高邮太守，但由于他曾遭到恩师史贻直“未免风流”的批评，结果，被吏部驳回未准。袁枚心中十分不快。这时，碰巧遇上他的母亲患病，他便递上辞呈，解职回家奉亲去了。这年他三十三岁。

    关于辞官的真实心理，他在一封私人通信中有所披露，说是：如果真是为民劳苦，自己心甘情愿；可是，现在，奔波趋走，不过是拉关系，走后门，送往迎来，为大官做奴才，实在是没意思。他还写过一首名为《俗吏篇》的诗，把俗吏参谒高官、应对宾客、簿书烦琐、公事侜张的场景，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天性爱好读书的他，面对这种情况，简直是一天也受不了。他说：自从当官，整天忙于公务，“每过书肆，如渴骥思泉，身未往而心已赴”。

    不过，由于家境的紧迫，特别是师友劝驾、各方催促，四年后，他再度出山，到陕西一个县里担任知县。可是，不久，就传来父亲病逝的噩耗，他丁忧回到南京。从此下定决心，再不出仕。尽管师友多次催促、劝驾，但他归隐之意已决。他特地将这种心情说给知心朋友、洪洞县令陶西圃：

    仆已挈家入山，随园构草屋数间，畜五母之鸡、二母之彘，采山钓水，息影蓬庐。从此，永赋遂初，虽韩白按剑于前，苏张巧说于后，必不出雷池半步矣。

    可见其辞意的坚决。

    文中，“畜五母之鸡，二母之彘（猪）”，说的是在家养母鸡、母猪，典出《孟子》。“永赋遂初”，古时做官的人弃官回家，称作“遂初”，意为遂了他当初不愿出仕的心愿。“韩白按剑”，这是说对他动武——汉朝的韩信、战国时的白起都是武将。“苏张巧说”，是说对他巧言相劝——战国时的苏秦、张仪都是有口才的辩士。“雷池”，水名，在安徽望江县。古人说，不走出这个地方，叫作“不越雷池半步”。

    这样，仕途到此，便告终止。他对比去官前后的心情：“枥马负千钧，长鞭挟以走。一旦放华山，此身为我有。”无官一身轻，“仰视天地间，飞鸟亦徐徐”，心中十分畅快。而当回想起昔日的仕宦生涯，犹心有余悸：“山人一自山居后，梦里为官醒尚惊。”

    尔后，他便过上了四十五年的隐居生活。

    二

    他的隐居生涯，更是内容丰富，极饶情趣。

    他自拟了这样一副对联：

    不作高官，非无福命只缘懒；

    难成仙佛，爱读诗书又恋花。

    不能够“兼济天下”，那他就“独善其身”。仕宦这条路，他不想走了；隐居之后，他的人生目的，可以用“享受人生”四个字加以概括。具体内容，排成顺序，无非是：读书写作、饮食男女、恣情山水、营造园林。现在，从后往前说。

    三十三岁那年，他用三百两银子，买下了康熙年间织造隋赫德的私家园林，易“隋”为“随”，名之曰随园。他看重这里的文化底蕴，有诗为证：

    人好土亦好，一墩属谢公。（园基即东晋太傅谢安的谢公墩）

    青莲（李白）悦其景，慨然思送终。

    舒王（王安石死后谥舒王）争其台，欲住愁雷同。

    我领石城尹，颇有晋人风。

    但是，到手之日，园倾且颓，百卉芜谢，破败不堪。袁枚下了很大功夫，对它加以整修、改造。在他自撰的《随园记》中，有如下记载：

    随其高，为之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宦窔。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异其义。

    这里有两个词语需要解释一下：“为设宦窔”——在房屋的东北角与东南角，分设厨房与厕所；“莫之夭阏”——没有改变固有的山势。

    尔后，又做过三次改造。由于怀念故乡杭州西湖，故“每治园，戏仿其意，为堤为井，为里、外湖，为花港，为六桥，为南峰、北峰”，从而居家中如居西湖，居他乡如在故乡。园内景观由最初的二十四景，踵事增华，逐步扩展，增加到四十六景。园的四周没有筑墙，游人可以自由参观。每逢秋日，各地应试的举子和商贾云集园中，游客多达万数。可惜的是，这样美好的景观，未能保存下来，在随园老人去世后五十五年，太平军攻陷南京，随园被毁于战火。老人临终前，曾作诗留别随园，也可说是一语成谶：

    转眼楼台将诀别，满山花鸟尚缠绵。

    他年丁令还乡日，再过随园定惘然。

    “丁令”，指汉时的丁令威。传说，他曾在千年后化鹤归来。

    修造园林，给随园老人造成巨大的负担，但也带来无穷之乐趣。园成之日，他即将老母亲从杭州接来南京，住进园内，尽其孝亲迎养之责。这样，一直到他六十三岁那年老母去世为止。

    随园老人还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由于他视饮食之道为学问、为艺术，对饮食文化富有研究，凡与友人聚会，尽“以枚为饮食之人，引为上座”。而他也特别留心饮食技术，只要在哪里吃到了美食，事后一定派遣厨师，执弟子之礼，前往学习、就教。他把这些经验、技术，一一收集、整理出来，编纂成《随园食单》，系统地论述了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制作，全书分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杂素菜单、点心单、饭粥单、茶酒单等十四个方面。里面既阐述一些烹调理论，更多的还是方法、技术的介绍，非常适用。他对烹饪学有很深的研究。王英志教授在《袁枚评传》中，将它归纳为烹饪思想及饮食五戒与厨师三戒。

    袁枚的烹饪思想有四：一曰求精，主要反映在选物与配料上。他认为，“厨者之作料，如妇人之衣服首饰也。虽有天姿，虽善涂抹，而敝衣蓝缕，西子亦难以为容”。二曰食物的独立品性，以显示其独特风味。他批评“俗厨动以鸡、鸭、猪、鹅一汤同滚，遂令千手雷同，味同嚼蜡”。三曰重搭配，体现烹饪艺术的辩证关系。“要使清者配清，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方有和合之妙”。他还提出美食须与美器搭配的观点，一席佳肴，“惟是宜碗者碗，宜盘者盘，宜大者大，宜小者小，参差其间，方觉生色”。四是对烹饪成品菜肴的要求，讲究鲜嫩、清淡、细腻等。

    三

    “红粉青山伴白头”，这是对随园老人晚年享受生活的极好的概括。

    他有一种强烈的烟霞痼癖，即所谓“采山钓水”，壮游天涯。当然，这需要具备三项基本条件：一是有钱。先生多年来，以地主、文人、出版商、教师等多重身份，取得多种收益，积攒了不少资财；二是有闲。应该说，这是随园老人辞官之后最足以骄人耀世的一种优势。三是有健康的体魄。直到八十岁，老人仍然拥有充沛的体力、脚力和精力。

    他的出游分长短两途。中年时节，是短途旅行，主要以南京为中心，往返于杭州、苏州、扬州之间。除了领略江南旑旎风光，如邓尉探梅、太湖泛舟、扬州揽胜、西湖观景之外，主要是人文方面的诗友聚会、觞咏酬答。足迹所至，都留下了大量的诗文。

    而名山大川，更是随园老人的至爱。这样，十三年间，就有了几次长途的旅游，遍游安徽、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地。对此，王英志先生在《红粉青山伴歌吟》一书中，作了翔实的记载——

    随园老人第一次出游，到了天台山、雁荡山、四明山、雪窦山，范围主要在浙东一带。先到杭州，然后沿着“唐诗之路”，乘船沿钱塘江、曹娥江、剡溪南行；再舍舟登陆，经李白梦游的天姥山，再登天台山、赤城山，登上一千多米高的主峰华顶峰，游了石梁飞瀑。在建于隋唐的国清寺遇见寂明上人，口吟：“逢僧我必揖，见佛我不拜。拜佛佛无知，揖僧僧现在。”然后又继续前行，游了温州地区的雁荡山，处州的黄龙山，缙云的仙都峰。一路上，主要景点无一遗漏。这一年先生六十七岁，整整出游了四个月。

    第二年，又作黄山之游，登了主峰之一的一千八百多米的光明顶。在登始信峰时，临风立于接引崖峭壁，下视深不见底之溪壑，说是“坠下亦无妨。因为无底，飘飘然，尽可求片刻飞仙般的快活”。接着，又去了九华山，前后耗时两个月。

    第三次出游，是去广东端州，时年六十九岁，行期将近一年。临行时有诗：

    三年游屐未曾停，又作珠江万里行。

    老骥不知筋力减，闲云只觉往来轻。

    先是溯长江而上，登小姑山、庐山、五老峰，转到陆路后，过梅岭、韶州，登丹霞山，未见石碑遗迹。老人发表了精确的见解：

    雁荡山自南宋才开发，故无唐人题名；黄山自明代开辟，故无宋人题名；丹霞山国初开发，故连明碑亦无。自大禹治水遍行九州，至今已四千余年，但名山大川还颇多未开发者。这使人联想到，山川尚且如此，那么，圣人经义更无津涯，其未阐发者亦多。如果因为前贤曾作疏解，就阻挡后人不许再添新说，那实在是浅陋无知，不足为训。

    尔后，又游了七星岩、合掌峰、罗浮山；然后由端江乘船，经阳朔，到桂林。这里是他五十年前的旧游之地，般般重睹，恍如隔世。

    七十岁后，先生又有几次出门远行。先是游览了武夷山，七十七岁、七十九岁，曾再游天台、三游天台；直到八十岁，还出游杭州、苏州。

    他颇以此自豪，有诗云：

    自觉山人胆足夸，行年七十走天涯。

    公然一万三千里，听水听风笑到家。

    对于袁枚来说，造园、美食、壮游之外，第四大生活享受，便是风流好色了。正如他在《自嘲》一诗中所说的：“有官不仕偏寻乐，无子为名又买春。”

    先生虽然生在清代中期，所受教育、思想熏陶、家庭与社会影响，都是封建礼教那一套，但他偏偏能够跳出藩篱，冲破禁锢。当时，称作通脱，今天看，也就是思想比较开放，特别是在男女之爱上。他还有一套高论：

    怜香惜玉而不动心者，圣也；惜玉怜香而动心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兽也。人非圣人，安有见色而不动心者？其所以怜香惜玉者，人异于禽兽也。世之讲理学者，动以好色为戒；则讲理学者，岂即能为圣人也？伪饰而作欺人语，殆自媲（比）于禽兽耳。世无柳下惠，谁是坐怀不乱？然柳下惠但曰不乱也，非曰不好也。男女相悦，大欲所存。天地生物之心，本来如此。卢杞家无姬妾，卒为小人；谢安挟妓东山，终为君子。好色不管人品，何必故自违言哉！

    卢杞，唐朝大臣，为人阴险狡诈，居相位期间，害能忌贤，先后陷害颜真卿等。谢安，东晋名士，当过宰相。声名甚高，被推崇为江左“风流第一”，世人皆称“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

    为了满足其好色贪欢之欲，他以没有子息接续香火为名，在结发妻子之外，从四十岁到七十四岁，先后娶了六个小妾；年轻时，更是冶游放荡，曾到妓院寻花问柳、买春猎艳，显然，“求子”云云，不过是一种借口。这也是他遭人诟病、饱受讥弹的一个主要方面。

    和这种好色、放浪不同，出于对才女的爱惜与欣赏，他从出任江南县令到辞世之前，一直坚持招收、教诲、培养女弟子，直到临终那一年，他还接纳了五名受教者。总数在五十名以上。女弟子中，大量是江南名士或者官吏的妻妾、女儿，还有来自云南、福建、东北等地的女性才人。作为中国诗坛上少见的女性创作群体，她们擅诗文，爱书画，其实力之强、成就之高，广受世人关注，成为清代文坛上的一桩盛事，诗歌史上的一段佳话。

    四

    随园老人风采特异，才华出众，自成一派，不拘泥于礼教，一生喜欢园林、讲究美食、性耽山水、酷爱佳丽，说“其人风流”是确当、中肯的。那么，赵翼说“其笔风流”，又何所指呢？恐怕主要是因为他在自道其诗时，强调“专主性灵”，“诗之为道，标举性灵，发舒怀抱”，提出了“性灵诗说”，开创了“性灵诗派”。而所谓“性灵”，就是既本乎性情，又注重灵机、灵悟、灵思，即灵敏的审美感觉、灵巧的想象、构思，以及由感觉得来的独到见解。

    体现在诗歌写作与欣赏上，他把“情”摆在首位，以情为经纬，与情相终始，视情感为诗的原动力。他说：“诗，性情也”，“性情以外本无诗”，“诗，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他主张诗应依情感的浓淡、厚薄来定其品位，“诗情愈痴愈妙”。他要求“情，如雷如云，弥天塞地，迫不可遏”，要滂沛充盈，激切、饱满。

    他认为，诗之有情如花木之有根，无本之花木，顷刻凋谢，了无生趣。他有一个比喻：“作诗如交友也，倘朋友相见，终日一味寒暄通套语，而不能听一句肺腑之谈，此等泛交，如何可耐？”

    他特别强调“情真”，认为诗歌是内心的声音，是性情的真实流露，应该坦露思想，直抒胸臆。他有一首七绝《儿须》，实际是写老母亲的：

    手制羹汤强我餐，略听风响怪衣单。

    分明儿须白如许，阿母还当襁褓看。

    耄耋之年的老母亲，对待须发已白的儿子，还像他在襁褓中那样，亲手做汤给他吃，稍微听到一点风响，立刻埋怨儿子穿得单薄，要他快加衣服。描情拟态，真真切切，异常感人。

    其次，凡主真情，一定都强调个性，强调情感的“唯我性”。袁枚正是如此。他认为，“做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反对无病呻吟，反对模拟、应付、堆砌。他特别看重那些表现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实感受、情趣和识见。王英志先生在《袁枚评传》中，引述《随园诗话》中的一段话，并做了精彩分析：

    凡作诗者，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毕秋帆中丞家漪香夫人有《青门柳枝词》云：“留得六宫眉黛好，高楼付与晓妆人。”是闺阁语。中丞和云：“莫向离亭争折取，浓云留复往来人。”是大臣语。严冬友侍读和云：“五里东风三里雪，一齐排立等离人。”是词客语。

    同一题材的诗，不同的人写，反映出各自的身份、个性、胸襟。夫人的“闺阁语”，显示其妩媚爱俏的个性；中丞的“大臣语”，显示其仁厚大度的个性；学者的“词客语”显示其多愁善感、情感丰富的个性。个性化与独创性是相通的。

    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独创性是从对象的特征来的，而对象的特征又是由创造者的主体性来的。”主体性表现为诗人独自具有的思想、阅历、情感、生活的积累，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感受，并有其独出心裁的艺术构思、表现手法。袁枚有一句名言：“诗宜自出机杼，不可寄人篱下。譬做大官之家奴，不如做小邑之簿尉。”

    其三，与个性化相联系，性灵诗说主张诗人必须有独创性，要有独特的审美感受与认识，要提倡艺术表现的独创性。“取前人所没有说过而说之”，“出奇以制胜”。袁枚晚年游雁荡山，题《卓笔峰》七绝：可视为其诗论主张的具象化。

    孤峰卓立久离尘，四面风云自有神。

    绝地通天一枝笔，请看依傍是何人！

    他还有一首《谒岳王墓》的七绝：

    不依古法但横行，自有云雷绕膝生。

    我论文章公论战，千秋一样斗心兵。

    岳飞用兵如神，论战有言：“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袁枚论诗文创作，同样主张“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因此说，“千秋一样斗心兵”。

    其四，要有情趣、风趣、生趣。这也是性灵派诗歌的一个突出特点。翻开袁枚的《小仓山房诗集》，充满情趣的诗随处可见，引人不断发出会心的微笑。他写老态：

    作字灯前点画粗，登楼渐渐要人扶。

    残牙好似聊城将，独守空城队已无。

    “聊城将”是个典故，齐将田单势如破竹，一直打到聊城城下。燕国大将负隅顽抗，攻城久不能下，鲁仲连透彻了解燕将的性格、心理，写信进行攻心，燕将羞愧自杀，聊城成了空城。

    议论、评判、思辨之类的诗，很不容易写得形象、生动，且看随园老人题为《遣兴》的论诗诗：

    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

    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阿婆，诗人自称。笄即簪子。初笄，俗称“上头”，为汉民族传统女孩的成人礼，一般在十五岁举行。题材内容是论述诗文的写作与修改，却以少女梳头、“初笄”的形象出之，十分生动有趣。

    袁枚的性灵说和《随园诗话》，声闻超绝，名满天下。时至今日，仍有其积极进步的意义和较高的认识价值。尽管《诗话》与诗作均不无可议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一代诗坛盟主，袁枚应该说是一位有功于中国诗坛乃至整个学术文化的真才子、大诗人。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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