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下题目已有两天，左思右想不知如何下笔，洁白的稿纸放在面前，字格就像雷达密密的网眼逼视我，等着捕捉我起伏不定的思绪。心情着实地有些惶惑和沮丧。已经撕了四五张无辜的稿纸，仍开不好头，总觉得写到纸上的字句近乎那种暌别不久令人憎恶的交代体。直到一分钟前，才从困恼中挣扎出来，并且得以顿悟，有些重逢如实记述，其实跟交代并无差别。就拿我此刻的心境来说，的确是怀着向历史做交代的庄严心情。在交代中不应有虚构的情节，更不能以超然物外的技艺去描绘，只能存留历史的真实的印痕。如若把它当做一般奇文轶事去阅读，那是要失望的，因为其中绝对找不到赏心悦目的词藻和谐趣。
一九八〇年，胡风悄然来到北京，几年之后才晓得他刚到不久就住进了医院。当时传说他的精神又“分裂”了，这就是说这许多年里他的精神出现过多次濒临崩溃的危机。我总是不大相信。胡风的精神以及神经还会断裂？记得五十年代初，他也曾有过巨大的苦恼，我不止一次看到过他不停地在屋子里疾速走动。有一回我问他：
“胡先生，你的神经不会绷断吧？”他异常自信地说：“哪里会脆弱到那种地步，我的神经有缆绳那么粗，多大风暴也不能奈他何！”（原话已记不得，但意思和比喻是不错的）在我的心里，胡风不论处在何种境况，都不大可能丧失思考人生和文学的本能。
一九八〇年，胡风暂时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有关部门跟在京的一些“分子”打招呼，可以去看望胡风。这考虑是很对的，人既然恢复了自由，过去的朋友为什么不能相会？特别是他的精神陷于病痛中，旧友相逢，或可滋润他的心灵。这样我才去看望了他。悠悠然阔别了四分之一世纪，终于又能坐在一起晤谈，重逢的情景是一生难以忘怀的。但是，记述这次重逢之前，我必须先得交代（我又习惯地使用了这个词）十几年前的一次重逢。在二十五年的分隔期间，我和胡风并不是一回都没有碰到过，说的不是幻梦，我真的曾与他见过面，但那是一次更使人难忘的不同寻常的重逢。
二
一九六五年，为了给我提供一个改造的机会，让我去河南林县参加“四清运动”。临行之前，接到通知，我须参加审判胡风的会，还指定包括我在内的在京津的几个“分子”到会上发言，揭发胡风的“罪行”。分给我的题目是“胡风是怎样把我拉下水的”，其实当时心里很明白，我们几个实际上是充当陪斗的角色。会场设在天安门附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个大厅，四周是高高的层层坐席，中间的空旷地，很像一个室内篮球场，大小也相近。我们几个是个别地被传唤进去的，由一位法警领着，发完言就退出法庭。那天，我穿了仅有的一身深蓝色哔叽衣裳，领导告诉我，应当穿得整洁点。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很有必要的，由于充当的角色不同，我们的形象与胡风应当有所区别。
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法庭，四周是大海怒涛般的眼睛，似乎要淹没了我，我自然不敢东张西望。迎面映人眼帘的是一个孤零零站立的人，这只能是胡风。他面朝着审判席，我朝他望了一下，比起十年之前人明显地消瘦了，但面孔并不苍白，还是赭红色的，只是略有点发暗而已，与湖北长江沿岸胡风家乡的地脉的色泽十分相近。记得胡风穿的是一件棕色的中式棉袄，出奇地肥大，几乎长及膝部，他的两只手一直不自然地拢在袖口内，过去可从来没有见过他有这个闲散人的袖手习惯。显然手是被铐着的，我当时有这个感觉。他的整个形象使我感到很陌生。陌生这个词不太恰当，或许用“异样“二字较为贴切。胡风侧过脸向我这里望了一眼，我们有一瞬间的对视，他神情的冷漠并不使我感到惊愕，我完全能理解。因为这种冷漠，我从冯雪峰那些年的神情里早已经熟悉了。冷漠的内涵是强烈的自尊，还有些难以察觉的轻蔑。一九八二年，有一次（只有这么一次），我谨慎地跟胡风谈到这次法庭判决的情景，我对他说某某当时看到文艺界几位领导端坐在看席上，谈笑风生。胡风蹙蹙眉头，不愿意谈这个话题。记得他只说了一句：“你们的发言我当时听清楚了。”没有再说第二句。我的发言没有完就被主审人勒令中止。本来应当照审定的发言稿讲，我临场不够冷静，冒出几句不该说的话，我说：一九五三年九月底胡风“攻击党的领导，说他们对文艺界的几位负责人偏听偏信”。我说：“这是胡风惟一一次攻击党的言词。”主审人质问我：“是惟一的一次？”我回答说：”我只听到这一次。”主审人令我停止发言，并立即退出会场，我惑到几分惶恐，担心引起恶性后果。法庭最后宣布判决时，我们几个鱼贯进人大厅，被允许坐在一张长椅上。胡风仍一个人站立在原处，双手袖着，微微闭着双眼，认真地在聆听着判决词，记得他并没有说话。随即法警把胡风带了出去。散会后，我们几个‘分子”一起走出法院的大门。难得有这次久别重逢，不知由谁倡议，我们到前门西侧一家饭馆每人吃了一碗肉丝汤面，分手时并没有说“再见”。我们每个人都非常了解“再见”这个词的分量。那天芦甸非常激动，两眼总是泪汪汪的，不知道他当时心里翻腾着什么。我一生记着他那一双泪汪汪的想吐诉心思的眼睛。可是从此就与他诀别了。
我当时肯定也想了许多事，而且我们几个绝不会一句话不交谈，但是现在全已迷迷茫茫等于忘却了。
三
现在还不能接着写一九八。年夏天我与胡风重逢的事。必须先记述一九七九年下半年我与胡风通信的情况，胡风当时在成都。在我看，通信是心灵的重逢。但我是怎么与胡风通起信来的呢？
一九七八年夏天，为《新文学史料》组稿我走访过萧军许多次。这位赫赫有名的文坛的强者，在人世间默默无闻几十年之久了。“四人帮”覆灭后，我和黄沫同志（他当时是编辑组长）是北京报刊和出版社首次叩访萧军并向他约稿的编辑。说来惶愧，当时我还没有平反哩。但我心里确信萧军会记得我，并且不会把我们拒之门外。向他约稿就是我的建议。我相信萧军是经得住久久深埋，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的人。多年睽别，他的体魄仍然是虎背熊腰，面孔红润，目光锐利，几乎看不出有因久久埋没而出现的苦相或麻木的神态。也许因我与他有过些老交情以及相近的命运，他热诚地接待了我们并答应写稿，从《新文学史料》第二期起连载了萧军和萧红的信筒以及萧军撰写的详细注释。以后我多次独自走访萧军，已不全是向他组稿，有时完全是个人之间的访谈。每当我踏上萧家灰暗的严重磨损的木楼梯，脚下带出咯吱咯吱的悲抑声，总是小心翼翼，心里禁不住涌动着温泉般的情思，觉得那污渍斑斑相当陡的楼梯，似乎能通往一个永远读不完的幽深的故事。果然，有一次他用欢快的声调告诉我胡风在成都的通讯处，说：“牛汉，应当写信去，坦坦荡荡，有什么怕的？《新文学史料》应当给他寄去看看。”
我好多年没有跟朋友们通过信。当时不论写信给谁，对我来说都不可随随便便，何况给胡风写信或寄刊物。但当时的形势毕竟已好转，人世间的生活与友情都渐渐解冻，又经萧军这么一说，我次日就给胡风寄了一本《新文学史料》的第二期，但没有另外写信，我只在封皮上写下我的详细的通讯地址。刊物寄出去之后，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下来，似乎不是一本普通的刊物，而是一件可接通友情的信物。内心的激动比我几十年前作为一个练习写诗的青年，从苍凉的伏牛山区寄诗给《希望》主编胡风时还要惶惶不安，期待的心情也是相同的。
很快就收到了胡风八月十六日寄自成都的信。署名是H-F。看到阔别多年一点没有变化的字迹，热泪止不住地泫然而下。胡风的信密密地写了一页，说收到了我寄给他的刊物，“冯文有几处不符实际，在那种时候，他能这样写，已是难能可贵了。”雪峰那篇文字是写于“四人帮”时期的真正的交代，有些明知是虚假的套话还是不能不写。如果雪峰能多活一年，他会重新回忆“左联”和有关的人和事的。胡风在信中还说，在“井中观天”时，曾写过些赠友的“韵语杂文”，可惜被抄走，以后再抄寄给我们，“以博诸兄一笑”。
从信的流利而刚健的字迹以及用语特点来看，我断定胡风写信时的体魄和情绪还是好的（可悲的是一年之后，胡风精神上遭到病痛的折磨，写字仿佛失去了主宰，大大改变了他原有的字迹，连签名都似出自陌生人之手）。这封信，我让全家人都看过。因为胡风这个“灾星”，二十多年来跟我和我的全体亲人有着深深的牵连。但现在那种深重的基本上已成过去的灾难，最终并未摧毁我们之间内心的友情，共同的灾难和命运反而使纯净的友情更添加了一层庄严而凝重的成分。梅志同志后来告诉我，胡风收到刊物，激动了很久，他从信封上的字迹和通讯处断定是我寄给他的。
我的回信除了简略谈到我当时略有改变的情况外，特意写了长长的一段有关路翎的近况，我还有意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一番。我深深了解，多年来，胡风不管处境何等困厄，路翎肯定是他最为惦念和担忧的一个朋友。形象的真实可使胡风获得有血肉的路翎，胡风对形象有着特别的敏感。我信中说，路翎几乎像一块岩石，没有任何表情，他的生命经熊熊大火之后留下了一片灰烬，冷冷的，很难再爆出熠熠的火星。我说路翎一家人困窘的生活最近有了些改善，他挂名在剧协，每月可领到八十多元的生活费，自此路翎一家人早晨有钱买油饼吃了。我还在信中说路翎为剧协一个刊物看稿子，写了不少审读意见。我没告诉胡风，路翎当时诚惶诚恐写的审读意见，看了委实令人难过，因为与世隔绝多年的路翎，诚实地努力地运用阶级观点分析评论他看的文稿，就像他在狱中服劳役时写思想汇报的文字。从他当时的身心来说，短时期绝对不适于从事编辑工作。首先需要把他的被几乎摧毁了的精神恢复过来，把他失落多年的美好而智慧的灵魂呼唤回来。信寄走之后，我又后悔不该写关于路翎那些惨痛的情况让胡风知道。我当时为什么竟那么粗心，没有想到他们两人都是被精神的病痛折磨过多少年的人。
收到我的信，胡风回信中，万分感慨地说：：真有死人复活之慨。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别的都能过眼烟云，但一念及因我而受累以至受害致废的心灵劳动的有生力量，总不胜万憾。”他看到我写的路翎近况后，震动极大，使他“大出意外”，“多年来我总以为会给他以应有的维护和劳动条件，使他出世时带着难于估计的精神财富与人民相见。”他在信中还提到路翎在创作中“充满了对贫苦农民的感情”，说路翎的《王兴发夫妇》、《王炳泉的道路》、《蜗牛在荆棘上》等小说，“即使到五五年为止，路翎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作家”。胡风对他几十年来为之献身的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矢志不渝，他的热情还是非常饱满而热烈的。我受到了深深的感动。胡风又说：“原来，我只想在余年里依然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但也许要改变主意了，只要给我起码的条件，我要为四个冤案用去生命：曹雪芹、鲁迅、路翎、柳青。”“心有余力，我也要论一论郭沫若、茅盾、田汉。”看到这里，我仿佛又看到当年在屋内疾步走动、目光炯炯的那个浑身冒火的胡风，几十年的禁锢，并没有把他从青年时期就形成的气质改变一丝一毫，看不出一点消沉情绪。当他回到人间，他不是避开生活激流停船靠岸，而是准备迎着风浪张帆远航。他要“用去生命”为中国几百年来四位优秀的作家在历史的广场上塑立高大的丰碑。他提到的前三位是大家可以想到的，胡风如此器重柳青，如没有经过多年认真的思考，他不会轻易写上的。我只记得五十年代胡风以肯定的语气谈过柳青的《种谷记》，说是一部艺术气质纯正的作品。很可能后来又读了《创业史》，受到了感动，引起许多艺术上的思考，他从文学发展和艺术审美的高度，热情地肯定了这位在“文革”中冤死的作家。
胡风还要论一论郭沫若，茅盾、田汉这几位文坛巨孽，他将从历史广阔的背景深人地评论他们，并通过这些作家的创作历程探讨中国新文学的得失。经过二十多年“井中观天”，非但看不出他有消沉倦怠的情绪。经过沉淀、磨练，他的生命变得更加清明起来。
四五天后，又收到胡风一封信，主要谈的是路翎，是前一封信的补充。他日夜思念路翎，信中说：“这两天，加深了一个想法：他是否对访者能发生信任的感情。他和你们不同，是在井中坐了二十多年的。以他的情况，对任何人都是不容易产生信任感的。所以，去看他，不是听他说话（他太难说话了）。说真话，不能有一点失真的表面话。”
这段沉痛的话，与其说是他对路翎的深挚的关怀和理解，还不如说是他本人的内心独自。他比路翎坐在井中的时间更长，再强悍刚正的生命，如磐的屈辱、孤独，悲抑、渴望也会隐隐地侵蚀着他的心肌；眼神里不可避免地会流露出冷峻而空漠的光（这种眼神，我可以从一千人之中一下子认出来）。二十多年，难于望到几只信任的眼睛，听到几句真诚的实话。胡风的身心经受过几次毁灭性地冲击之后，严重的幻听使他一刻得不到安宁，日夜都得听震耳欲聋的斥责声。几年之后，我问到他：“幻听是不是有中断的时刻？”他摇摇头说：，没有。连梦里都能听到。”令人感动的是，胡风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写给我的几封信，没有一句谈到他的病痛和寂寞的心境。当时他没有对人生和世界完全失去信任感。只有绝望之后的冷漠才使人的灵魂颤栗，胡风从来没有绝望过。这封信里，胡风关切地谈到鲁藜和绿原。我告诉他绿原在写诗，他感到振奋。他告诫我们：“应该不是写‘原理’，是写出我们这时代一些诗人的心灵。”这警辟的话，是他一向的主张，诗绝不能从原理产生，诗只能是与时代脉搏相一致的诗人心灵的律动。胡风最憎恶无动于衷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而形式主义的制作又常常在外表上具有精致而炫目的效果。因此更须对它警诫。
一九七九年十月之后，再没有收到胡风来信。不久之后，听说他住院作前列腺手术治疗，直到翌年春天他到京之前的五个月，我们没有通过信。当时，文艺界盛传胡风要来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胡风的许多好友都确信无疑。从当时的形势看，他应该参加这个重要的会。可是由于种种原由，胡风没能参加。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到文代会之前，他要诚恳而坦率地向党中央呈送长达几万字的材料，心情是很开朗的。未能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这件事，给他刚刚平复的体魄以极大的打击，不久，精神又陷于深度的病痛之中。此后，他的这种精神上的病痛经过多方医疗，虽然有了些转机，但再没有恢复到一九七九年的健康水平。
四
前面已说过，胡风于一九八。年春来到北京，暂时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当知道了我可以去看望胡风时，便先用电话和梅志同志联系，约定好去探望的日子。我是上午去的，骑车转来转去，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第二招待所。到门口已是上午十时光景了。梅志同志出来迎我，她对我说：“胡先生两次到门外去等侯你来。”梅志同志领我到他们的住处，胡风已立在门内，我们紧紧地握手，他的手还是有力的。我止不住涌出了热泪。坐定之后，我看清了睽别多年的胡风，他的容颜和体态较之我在那次法庭上望到的样子，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真正衰老了：背部明显地驼了，手臂枯瘦了，赭色的面部出现了许多灰斑，但是凝重的眼神里却多了些慈祥和温厚的光泽。胡风穿的一条化纤的半旧裤子，皱皱巴巴，它显然伴着它的主人经历了不少个艰难的岁月（几年前，聂绀弩从晋南出狱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去看望，过去总是衣冠楚楚裤线如刃的小生型的杂文家，也是穿着一身灰乌乌的皱皱巴巴的布衣裳。大概多年呆在牢里的人，容颜与衣服都会被时光老人涂抹成这个样子。关于与老聂的重逢，我将专文记述）。我的变化想来也是很大的，一九五五年我刚刚过而立之年，现已是六十好几的人了。胡风凝望着我，一定有很深的感触。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对我一家人因受他的牵连而经受的苦难感到探深的愧疚。
他说，这许多年，他常常怀念朋友们，说怀念会给他以力量。他问到我全家人的近况，问得很具体，我老伴的名字和孩子的乳名都还没有忘记。我对他说，国家的形势逐渐好起来，文艺界也一定会有转变的。我告诉他，王元化、曾卓和我已分别恢复了党籍。他说：“你们这些为党工作了多少年的人，情况本来清清楚楚，早该解决。”我说不但几个人能平反，整个案子也将能得到全面地了结。从他的神情感到他对形势和我谈的问题都并不乐观，他缓缓地播了两次头。我说的全是真话，表面的安慰性的套话，我决不说一句。胡风说他刚刚写完一份向中央呈送的材料，是有关部门要他写的。这个迹象当然是好的，中央已在认真解决这个案子了。回忆起来，当时胡风的头脑并没有失去思维的能力，他话不多（我以为这不属于病态），思路总是清楚的，别人向他讲这讲那，他只说几个字，但这几个字的词意是准确而有分量的。我想这是他多年来回答诘难时被迫养成的一种习惯。他没有提幻听的事，大概发病时才出现症侯吧。至于衰老瘦弱和对许多事情你认为毫无问题，他却表现得疑虑重重，对胡风来说，这都是正常的。
所有这些，我是很容易就能理解的。考虑到胡风的身体，我坐了约有一个钟头就告辞出来。过了一些时候，我又去看望他一次。不久胡风住进了医院。
自此，他的精神就一直没有能再完全恢复过来。几个月后，全案得到了平反，他的神情和心境仍然显得那么沉郁与冷漠，很少主动讲话。但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的思维还是清楚的。这时我才相信，他过去说的话，他的神经的确是粗壮如缆绳，并与真实的人生和他在半个多世纪追求并为之献出生命的理想世界紧紧相维系着。
胡风已成为古人，不会再跟他重逢了。但是总觉得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或许比某些生者距我们还要近些。
谈胡风
鲁（贞银）：先生您好。请您谈谈对胡风编辑工作的整个看法。
牛（汉）：胡风的编辑工作主要指的是解放前（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他编辑文艺刊物和丛书的经历。解放以后他基本上没有从事什么编辑工作。他在编《七月》之前也编过刊物，但都不重要。一九三七年抗战以后，《七月》杂志是在上海创刊的，后来到武汉，又从武汉到重庆，继续编到一九四。年年底停刊。一九四五年一月，《希望》杂志经过多方周折才得以创刊。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受他影响（主要受他的刊物的影响）开始写诗的。
鲁：您在那个时候才开始写作？
牛：对！抗战那年我十四岁，刚懂点事儿。我是一九二三年出生的。现在的年轻人不大注意研究胡风的编辑思想，认为他是左翼作家，是在共产党的影响之下，在拥护共产党的前提下从事文学活动。他确实是这么一个革命者。胡风主要是受鲁迅的影响。鲁迅的思想非常丰富，他是一个完整的思想家、作家，党的一些理论不能代替他的思想，它们并不一致，至少不是完全一致。我这个看法也包括胡风在内。胡风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建国之后，周扬就曾以肯定的口气如此谈论过（也许是反话正说）。胡风生于一九。二年，抗战时三十五岁，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很有头脑（有自己见解）、经过各种考验的文艺工作者了。他具有他独立的姿态，对人生，对历史，对文学、对鲁迅，都有独自的见解。大体上与共产党接近，但并不是一切都服从，对好多问题他都有自己的看法。那时候文艺界大都认为胡风是鲁迅精神的继承人。“左联”在后期分化了，有一些跟鲁迅是战友，关系密切。但另外一些党的工作者，包括周扬、夏衍等与鲁迅存在着矛盾。周扬他们跟胡风并不是没有共同的东西，胡风一开始跟他们关系还是不错的。胡风编《七月》，他还是文艺界里被共产党所相信和团结的作家。当时共产党对鲁迅的评价很高，而胡风、冯雪蜂都是鲁迅的战友，应该团结吧。胡风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他的看法。他设到延安，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在大后方他能独立思考，相对有一点个人自由、个性发挥的条件。到延安去，那就要在一定组织下绝对服从某些领导（具体说是周扬）。这些领导说三道四，指手划脚，现在看起来并没道理，但对当时的胡风来说，就很苦了。我看胡风可能有这些顾虑，所以组织上让他去，他没去。没去他就编刊物。《七月》被迫停刊，他还是留在大后方。共产党对《七月》与《希望》这两个刊物的态度不同，对《七月》基本上是相信的、肯定的，对《希望》就有了批判。左翼作家，共产党的作家（包括刘白羽，何其芳、胡乔木这些人）那时就把胡风看成不是党完全相信的作家、理论家。胡风一辈子过得非常艰难，思想当然很不平静，很复杂。谈到他编的刊物，我认为是最好的。《七月》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作家队伍来看，都是这样。那些作家大都是当时最优秀的，包括解放区的（当时不是叫解放区，叫抗日根据地，延安的、太行山的，新四军的）一些作家，如丘东平，曹白，鲁藜等。他们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诗，这些作家当然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向哪个刊物投稿，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根据自己创作的美学观点选择的。胡风当时是受人尊敬的，他跟鲁迅关系很好。虽然鲁迅批评他，说他有些神经质，就算有这些缺点吧，有固执的一面，但他从事文学活动很投入、执着，不随风倒，不投机。这应当说是他的优点。在当时的国统区（大后方）有很多刊物，有反动的，如国民党的嫡系刊物。
但并不全是反动的或灰色的，许多文化人办的刊物就比较倾向光明和进步。抗战初期（一九三七一一九四o年）的刊物大都好，包括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叶以群办的《文学月报》，文艺家抗战协会的《抗战文艺》，还有很多刊物，都比较不错。但真正能有影响并形成一个创作势头的，我认为是胡风的《七月》，至少一部分人是这么看的。
我当时认为这个刊物首先是进步的、革命的，拥护共产党的，不像有些刊物消极、低沉，甚至风花雪月。《七月》没有那样的作品，都是比较有朝气，青年作家多，特别是有抗日根据地的那些作家。这很吸引我，我觉得这个刊物好，我也想到延安去，但没有去成，就在大后方接受了影响。
抗日根据地的作家主要是通过《七月》对我发生影响。但创作理论对我没有发生影响（包括毛泽东的理论），我看不到，也没人组织我学习。我一向也不大看重理论，但胡风的那些谈诗的理论我看，我认为胡风的理论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对刚开始创作的人很有指导意义。但现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不大看革命的理论，相应地对胡风也不太感兴趣。胡风当时的刊物和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冲在前线的最前柑，猛打猛冲，不是躲在后方，寂寞孤独那种形象。有不少人却是躲在大后方进行个人创作的。如何评论这个历史现象，现在的看法并不一致。但以我的观点看，当时胡风的刊物基本上是符合历史潮流的。特别是年轻人喜欢。老年人就复杂了，老年人带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各样的流派，一圈一圈的人。而我当时写作就是看了胡风的刊物上艾青的、田间的诗写起来的。我从第一期一直看，我所在的中学里看不到，生恬书店无偿地给我看。
建国之前我和胡风没什么联系，我没向他投过稿，我不敢，觉得没那个水平，幼稚。我向《希望》投过稿，没有用，那时已经停刊了。所以解放前我是胡风的一个读者，追随者。但胡风也看过我的诗。年轻时我很傲气，我到上海不找他。只去了一次，一九四七年的夏天，他去看电影去了，见到了梅志，我就没等，年轻嘛，很独立，傲气，不愿巴结名人。我到华北解放区以前，把我的全部作品（诗）寄给胡风，我内心是十分崇敬他的。那是一九四八年夏天，从北京寄到上海。他看了后颇欣赏，替我编了一本集子《彩色的生活》。绿原在《七月》上也没有发表过作品，但当时胡风给他编了一本收到《七月诗丛》里，叫《童话》。我当时搞地下工作，编过刊物，请他写稿，胡风对我大概没什么了解，但他是关心我的，因为胡风身边的朋友都是我的朋友，他晓得我这个人有个性，有脾气，不随便巴结人。但我的作品胡风是很注意的，我寄去的乱七八糟的原稿，他替我整理修改才编成集子。解放前（一九四八）就排好，到解放后印了出来。这就是《七月诗丛》第二辑，包括我，绿原、冀汸、孙钿，贺敬之的。“七月派”作为一个流派，我认为诗是主要的，理论不好谈，小说不多，大概就是死去的路翎了。那是很典型的，胡风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地培养他，像母亲带孩子一样。但我不是，胡风没带我，我不受人管，谁带我我都不干，那时我二十五岁了，完全成熟了。我在国民党地区经过些磨难，胡风看我政治上是一个好人，创作上跟着胡风的朋友们写诗，所以他看了很亲切，相信我，欣赏我。所以我是在胡风的理论、刊物，特别是《七月》、《希望》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别的刊物也有影响，但较小。所以一九五五年把我看做是地地道道的胡风分子。
鲁：实际上你没有在《七月》，《希望》上发表过文章。
牛：就只有《七月诗丛》那本诗，胡风替我编的，当时大家认为胡风对我比较肯定。解放以后，接触就多了。
鲁：不过解放后的接触没有多长时间吧？
牛：解放后胡风没做什么编辑工作。解放前有《七月》、《希望》、《七月文丛》、《七月诗丛》、《七月新丛》。诗丛出了两辑，《七月》停刊后，一九四二年《七月诗丛》出了第一辑，到一九四八年编了第二辑。他的刊物《七月》、《希望》作者阵容不一样，如果说流派，《希望》更明显，审美观点、流派思想，更集中、更典型。
鲁：《希望》作者群也更集中，相对来说，《七月》的更广泛。
牛：对，《七月》的作者很广泛，有解放区的，有大后方的。“皖南事变”之后，大后方的作家处境十分艰难，党要胡风去延安，他投去，到南方去了。当时很多作家，转移到南方，萧红到了香港。当时有一些作家，要保留自己的创作天地，到解放区去就很难了，你要做许多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学习、改造思想，生活得不自在，写也写得困难。比如艾青到解放区没写出多少优秀的东西。他一九四一年过去的，不断地改造，不断地受批判，没好日子过。胡风没去，去了麻烦。他不是反党，也不是反革命，他觉得应坚持自己的东西，不受干扰，也不是说不到延安、就不革命。后来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分歧就明显了。我的看法，共产党对《希望》基本上不肯定，不喜欢。《希望》有自己的理论，作者阵容范围较小，逐渐形成一个流派，本质上是一个创作群体，团结得很紧。《七月》比较宽泛，比较开放。抗战之后政治环境恶劣，胡风受到各方面的冲击，共产党批评他，国民党更批判他，他活得很困恼。他编的《七月诗丛》，当时影响颇大。
你看看中国新诗发展史就知道，“胡风派”是一个大家承认的流派，因为它有作品。有些诗歌团体不算好，因为它没有好的作品。“新月派”算，尽管它模仿欧美。“胡风派”是土生土长的作家。这两个流派，是抹杀不掉的，当然还需要研究。“九叶诗派”我认为也有影响，应当研究。
鲁：恐怕到现在没有人比较客观地研究过胡风的编辑思想。在韩国，我是第一个，他们主要研究胡风的文艺思想，通过他的理论和杂文来具体研究。
牛：你是开天辟地第一个了。“七月派”现在回过头来看确是个流派，它有自己一致的创作倾向，它比某些革命权威的理论要合理一点。我现在也不完全肯定《讲话》，我一直这么说，因为那理论是解决政治立场，观点问题，离创作远。创作内部的问题、困难、苦恼，没有谈。虽是大问题，但是概念的，从政治着眼，解决政治立场问题。胡风的刊物和理论解决了我创作的实际问题，对我的创作有影响。他对艾青、田间的评论对我也有影响。胡风培养了一大批人，我是其中的一个。我在四十年代的作品没有多大影响，我的后劲大点，平反以后拼命写。早年我在大西北大山里，比较闭塞（抗日战争时期流亡到大后方）。像绿原他们和胡风有联系，我不是这样，我只受他们的影响，相互交流不多，我是他们的读者，非常虔诚地老实地扎扎实实跟着他们写诗。艾青、田问、绿原、冀汸对我都有影响。
现在看来，那时候胡风周围的一批作家现在各走各的路，发生变化了。这是正常的。一个流派总是短暂的，不可能几十年不变。国外的也就是三五年、二三年，没有终身制，一辈子就属于这么个流派。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变动很大，有的人人生道路和创作思想后来完全不同。
鲁：他的工作对当时读者的影响呢？
牛：有许多作家相信胡风，但也有许多对胡风持批判态度。他影响很大，受影响的人并不都变成胡风分子，人家还有人家的创作思想、学习环境、创作追求嘛。但胡风的刊物在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那些年，是最有读者的，艺术上有见解，不同于别人的。有些刊物四平八稳，没有个性，稳稳当当，不会碰撞任何人，规规矩矩，很听话。比如某某的刊物，它有它的好处，他活得自在啊。
胡风刊物不是。但他也有缺点，比较固执，他编刊物，丛书，几十本书（报告文学、小说，诗歌都有），审美观点鲜明，有独立的思想风格……当时胡风与周恩来关系还不错，胡风到死都信任他。其实不是这样。艾青告诉我，周恩来认为胡是一个革命者。但给延安的报告中也提到，胡风和共产党并不完全一条心。这胡风到死都不知道。一九四八年在香港的一些共产党人在《大众文艺丛刊》上批判胡风，邵荃麟、林默涵、乔冠华参加了。说明共产党不完全信任他。那时候对《讲话》的理论，你只要有一点分歧都不行，不能有一点怀疑，你应该完完全全地彻头彻尾地服从它。但胡风不完全信啊，有区别，不行。他硬以为自己是对的，我看这就是他，否则他就不是胡风了。
鲁：办《希望》时共产党提供资金了吧？
牛：听说提供一点资金，共产党给点钱，周恩来对胡风有团结的一面，但团结不一定完全信任啊。周把胡风当成继承鲁迅传统的革命作家看，这是历史事实。但他的一些文艺观点，何其芳，林默涵等反对，把胡风当做批判对象。当然这是上面决定了要批判的，不是某一理论家要批判胡风。胡风一直是个革命者，不管怎样说都是，他培养了一批革命作家，这个你该承认吧。他只坚持一些差别。
但差别就是革命反革命的分界。你强调主观，强调作家的艺术个性，那是不行的。因为当时只讲阶级性，只讲革命与反革命，没有人性，人性是抽象的资产阶级的思想。邵荃麟是文革中受折磨而死的，是共产党的一个理论家，比较诚恳的好人，对胡风不错的。他对我说：中国那时的刊物谁都比不过胡风，胡风的刊物编得最好。它好在什么地方？它有完整的对文学的观点，美学追求，而且政治上也不糊涂，是革命的，符合人类的进步思想，受罗曼·罗兰的影响，他不是个简单的没有知识的人。邵荃麟是肯定胡风的，他只针对胡风的刊物，不谈别的，说其最有特点。解放后的刊物都没有各自的特点，一般化。胡风的刊物不是这样，文丛，诗丛都是他认为当时最优秀的、最具艺术个性的作品。编刊物、丛书，是工作，不是空话，不是号召，不是美丽的语言。他发现了好多作家，出了好多书，他做了好多工作，所以他有影响。
鲁：但实际上办《七月》时，只是作品上有一些共同主题，没有明显的一致倾向。
牛：对，当时有个座谈会，记录刊在武汉时期的《七月》上，就有不同的看法，萧红参加了。我当时觉得萧红这人不错，很有头脑，非常清醒、正确，但她的一些观点我不记得了。萧红和胡风关系本不错的，胡风给她的《生死场》写序和评论，对萧红有影响，萧红比他小了七岁。但后来萧红和端木蕻良有了关系，胡风对蜡木蕻良有自己的看法，但萧红和他结婚了，所以胡风对她失望。八十年代初，我看过萧红写给华岗的信，对胡风有微词，认为他不该对她措手划脚，“我的事不用你管”。这一点谁是谁非，我倒觉得可各行其事。创作上萧红不强调为什么服务，她强调作家的个性，作家的创作自由。
鲁：这一点是不是胡风欣赏她的方面？
牛：不大一致，胡风主张高昂的、战斗的，和大的政治方向一致，反对蒋介石。萧红不大强调，胡风认为她思想落后了，有点区别。《七月》实际上就是胡风夫妻二人编的，就两个人，通信、联系、看校稿，复杂得很。非常困难，生活也困难，这就是中国作家的命运，革命作家、进步作家、有个性的作家的命运。办刊物，又没有钱，《七月》国民党批准了，还要审查，这里有好多斗争，很艰难。
鲁：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坚持这样办杂志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牛：解放后我问过胡风，问他是否想组织一个流派？
他说他从来没有这个想法。由此可见他不是为了个人或者为了个人事业，招兵买马，形成自己的队伍。解放前他没有这个思想，他对共产党是信任的。解放后毛泽东错误地斗争他，冤枉了他。比如我这个人，从小跟共产党干革命，我怎么会反对共产党和毛泽东？完全是个冤案。胡风信任共产党，他和国民党斗争也很厉害，这段历史贾植芳先生知道得比我多。
胡风这人有个性，他想有自己的刊物，他附属于那一个理论，他有自己对文学、对革命和人生的理解，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像罗曼·罗兰一样，有时候比较狂热。他毕竟不是个政治活动家，他是个作家。
鲁：那他是不是通过办刊物，体现自己的文艺理论？
牛：是的。一个人总与社会有联系，他希望他的理论，思想能有人理解。至少在解放之前，他认为他没有流派，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那只是别人那样说的。“胡风派”。
是用批判的口气说的
可他说他没有。他在对待作家和创作上很诚恳的，像邵荃麟说的，他是个最好的编辑。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刊物像他的刊物那样受到作家和读者的喜爱。现在的刊物路子太窄了，只贯彻一个观点，文艺刊物不是政治刊物，胡风从文学的立场来办刊物，他不是为了简单地宣传，而是期望他发表的作品能对中国人民的解放起好作用，其中有理想，不是那么简单地、庸俗地、实用主义地看问题。胡风受的苦难，说明他是正确的，但他在个性方面太固执了。作为编辑，以及创作，主要是在三四十年代，平反后写回忆录，就是《胡风回忆录》。
[附注]鲁贞银，系上海复旦大学韩国留学生。此文是她记录整理的。
漫说老聂
绀弩离开人世不知不觉已经过了整整十二个年头了。近一个月来，我断断续续地写着一篇有关他的文字，还远未结束。写他如朝山拜佛，感到越写越离他远了。
写得很苦。下面的两个片断，就是从这篇未定稿中勉强择出来的。
小引
老聂就是聂绀弩。他跟我的父亲同岁（一九〇三年出生），长相身材十分相似，神情尤其像。他活着的时候，我没大没小地跟着大家（其中包括雪峰、胡风）喊他“老聂”，有时也叫他“绀弩”。叫得很亲。我从来没有叫过他一次“同志”
或“先生”。而他却一直叫我“牛兄”，不过随便叫一下罢了。
这篇文章本来题作《无题话老聂》，刚刚才改为《漫说老聂》。不论“无题”还是“漫说”，其实是一个意思。我觉得写老聂就该这么写。并非故弄玄虚，不信，你试拟十个八个题目，肯定难有一个跟老聂这个人对上符号，他是个没有符号的人。他生前把自己称作“散人”，看做是无用的“散木”，晚年取了个号叫“散宜生”。他认为在当今社会一个人能活得散起来太难。周文王的九个“乱臣”中有一个名叫“散宜生”，老聂十分欣赏这个名号之内隐藏的那种人生的大境界。
有一回，我对他说，他是个“可爱的大诗人”。他（正在床上仰面朝天躺着）朝天花板喊叫了一声：“我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在“大诗人”前面加了“可爱”二字呢？因为有的大诗人、大作家一点不可爱，他懂得我话里有话。
我深知写他老聂很难下笔，他几乎没有一目了然的什么形（尤其是他的性情），很难把他这个飘忽不定、似有似无的活“东西”抓住，固定在一个格式里或位置上。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离开人世十几年来，我写不出一篇怀念他的“正经”文章，只在几篇写别人的诗文里提到了他。老聂地下有知，定会原谅我，说不定还称赞一句：“不正经的文章，我倒要正正经经地看。”我这篇写他的文字，自以为不算正经，谁晓得呢？
一首小诗老聂逝世十周年时，我写了一首素淡的小诗，题作《临终前的渴望》，抄录如下绀弩临终前对老伴说：“我想吃一个蜜橘。”
绀弩吃了整整一个蜜橘，
吃得很香很香，连籽儿都没有吐
吃完之后就安静地睡着了
再没有醒过来……
绀弩苦透了的生命，
最后终于尝到了一点甜蜜的果汁
唉，但不知道蜜橘的种籽，
在冥冥之中是不是会发芽？
这首诗有个附注，也有必要抄在这里：“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艾青生日那天，我去协和医院看望艾青，他对我哀伤地讲述了诗里写的情节，最后他感叹地说：‘绀弩的病房就在我的对面，他走得安详，他的死是仙逝。’”
艾青说老聂是“仙逝”，“仙”字用得有神。这许多年来，我的许多朋友先后去逝，数来数去，只有老聂死后配成为仙。他自嘲“我算什么东西”，是说世俗的什么名份或荣辱都与他无关。我死去的那些朋友，依我看多半都只能人鬼簿，沦为鬼卒或鬼奴，几个生性顽劣的或可充当阴间的一名厉鬼，绝成不了神仙。
我在诗里写到老聂吃了一个蜜橘之后，安静地死去了，我多么希望蜜橘种籽能经由老聂的精血灵慧长出芽苗来。就这个神秘奇谲的细节我本想另写一首诗，可直到如今未完成。这首诗的大意是：一粒粒蜜橘的种子，从老聂的身躯里居然长出了一株挺拔的果实累累的橘树，它摇曳的枝干和花叶隐隐地显示出老聂的那副可爱的仙姿。这个意象来自一幅画的启迪。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艺术馆看到一幅令我震惊的画，画是澳洲土著人画在树皮上的：从一只被深埋在地下的袋鼠躯体的各个部位，竟然破土长出了一株株小树，高高低低的小树丛形成了一只袋鼠的轮廓，从心脏长出的那株最高，开出几朵巨大的花。很有些西班牙画家达利的画风，尽管有着超现实主义的幻觉，却具有亲切而朴素的直感。
我深信老聂吞到肚子里的橘子由于汲取了老聂的精血和灵慧，一定能生成一株青枝绿叶的芬芳的树。我迟早要写出这首诗，而且亲自配一张画，老聂深深地埋在地里，我要依照老聂的品行、风采以及他的诗，画一株结出蜜果的橘树，从他的躯体长了出来，树的主根和根须扎在老聂的心脏和身躯的各个部位。
我敢断定，老聂知道自己的生命复活为一株树，而且结出了累累的蜜橘，他一定十分地快活。
无题谈——涉及丁玲的散文《彭德怀速写》
本来不想发言，但经不住庄钟庆教授强烈而狂热的语言鼓动我。刚才几位的发言都是有讲稿的，我没有讲稿，连题目都没有。
来北大荒是多年的心愿。五十年代初，我在东北部队里呆了三年，没有机会来北大荒。丁玲在北大荒的风雪之中生活了十二年。我的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在北大荒度过漫长而异常艰难的岁月。我的还未成年的男孩在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劳动了七年。我想来看看，这里究竟是怎样一个荒凉而难以忘怀的地方！当然，现在，我知道它已经并不那么荒凉了。
我想谈谈丁玲的《彭德怀速写》。近一年来，我练习写散文，本以为散文能使心灵松散一下，我被“散”字所吸引。哪里知道，写散文也很累，也很艰难。可见对一个作者来说，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不是轻松的，都不会像散步一样。最近我看了好多散文名著，包括许多外国名家的散文著作。我国“五四”以来的重要散文作品，大体上读了。
丁玲的散文也认真看过。她的散文作品不少，但她一生创作的重点还是小说。尽管她晚年写的多是散文，但直到死，心里最熬煎她的还是那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我在抗战初期就看到了她的散文《彭德怀速写》，发表在《新中华报》。最近我又把这篇短文细细地看了几遍。这篇散文写得实实在在，没有多少联想，文字那么朴素、单纯，但是，巨大的形象却是多么地清新，撼动着读者的心灵，就像罗丹的雕塑，对吧，乍一看很粗糙，是用很大的锤子、凿子，用尽了力气凿出来的，显示出一种大自然的浑厚的魅力，给人的艺术感觉非常厚重，仿佛真有一尊岩石雕的巨像立在你跳动的心上。这篇散文，联想几乎没有，语言全是直接来自于那个充满了性格的英雄本身。
丁玲同志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到达陕北保安的，这篇散文大约是同年十二月写的。也就是说，她到保安不久，就到了前线。她当时的心情，我们是可以体会到的，充满了幸福与激动。从国统区到陕北，从魁魉世界进人光明的天地，心理上的变化有多大啊，这篇几百字的散文，收人许多选本，中学课本里也有。有人也许会说这篇小文写得不细腻，算不上是美文。是的，表现是粗糙的，作者明明说她的创作是速写，是在很短暂的时间里勾勒出来的，她抓住一刹那的印象记录下当时红军前敌副总指挥彭德怀的最本质的、最鲜明的形象，里里外外写活了，一个真实的人（鲜活的岩石的巨像）活生生站在你面前。他的衣服脏兮兮的，皱皱巴巴，布满了风尘，看不清他的脸色，因为布满了许多深深浅浅的裂口。嘴巴挺大，从他的眼神感到“成年人脸上找不到的天真和天真的顽皮”。顽皮这个词，用的多么大胆，非常朴素、直白，但又非常准确。何必用那么多美丽的文绉绉的辞藻呢？写他，正需要那些像泥土一样平凡，石头一样沉重的话言去写。这才能从文字到细节的描写，把握到这个真实的创作对象，完成一个血肉之体的艺术生命。文绉绉的一类的词与彭德怀的气度毫无相通之处。这篇文章如果用《画梦录》的那种纤细手法是不可能写出彭德怀的英雄气度的。想想看，丁玲到延安后什么东西对她都是陌生的、新的，她进入了一个新奇的世界。面对这么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她怎么下笔？丁玲毕竟具有观察人的才能与创作的敏感，她一下子就抓住了性格特点。彭德怀这个形象是丁玲文学创作历史中出现的第一个现实的英雄。她意识到来不得一点虚构与装饰，以往的创作技艺都失去作用。这风格，套用法国作家儒勒·列那尔的话：是忘记了一切风格的风格，忘记了一切文字的文学。见过丁玲的人，她给你的第一印象是，眼睛极大很亮，有穿透力。我第一次见到丁玲是在一九三七年深秋的大原，丁玲的眼睛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第二次见到她是一九五三年。八十年代才与她接近起来。她的眼睛总是那么亮，闪烁着坚强的个性。这样的眼睛才能看清楚人的内心世界。这样风格健壮的散文，这样速写人物的散文，这样塑造英雄的散文，当时是罕见的。朱自清的散文很美，很真挚，我一直欣赏。但是他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命题的美文所形成的境界，虽然细腻，精致，却是一种雕琢的橱窗的图像。严格地说，这样的创作方式（格式）我以为不值得提倡。《背影》才是朱自清风格的散文。
这也许是我的偏见。
最后，谈谈我对我国散文创作的评估。丁玲的《彭德怀速写》的创作意义与语言特色，的确是非常有独创性的，丁玲在这篇散文中的词语都是不可撼动的，不能调换为另一个，或增加另外的联想。是生成的散文，不是造作的文章。近五六年来，有一个问题常常来到我的脑际：近十年的小说、戏剧。诗歌、电影创作，就整体成就而言，比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有了很大突破，更不用说与五十年代相比。但惟独散文，从整体上讲，个别的不论，我觉得没有超过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散文。是不是有点武断？我是认真地全面地研究过了才这么评估的。解放以来的散文我多半不喜欢，真情少，有的枯燥无味，即使有些表面的美，也超不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因为作者不动真情，是冷漠的描绘与制作。有一些散文是老式的教案或应用文，词语是一般化的，听不出作者的心声，字字设防，生恐透出心底的真情实感。有的散文铺陈太多，自作多情。八十年代，有些散文随笔，写得很出色，不是冷漠的制作，是心灵的袒露。但从整体状况来看，仍然不占主导地位。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散文家。鲁迅、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刘半农、许地山、丰子恺、巴金、茅盾、梁遇春、老舍、丽尼等。四十年代，沈从文的散文也可以算一家，我个人很喜欢。数出三十个、五十个不难。全国解放四十年来散文能够真正成家的有几家？课本上选的散文多是二三十年代的。
散文落后的原因我在这里不做进一步地探讨。散文不好写，我练习写了两三年，才深深感到不好写，我本想“散”一点，但活得很紧的人一下子难以自我松懈获得创作的最佳心态。丁玲的《彭德怀速写》没有任何框框，毫无顾虑，否则，她哪里敢用那个“顽皮”的险词？在座的雷加散文写得朴朴实实，跟他的人一样，没有花哨的东西，看着亲切。我喜欢看的散文是，一眼看不大透、看不到边的情境，能让你回味不尽。散文就是散文，没有模式，圆的方的，用比例尺写的，都不麒正的散文，都不是真情的散文。
率真的性格——读丁玲的四封信有感
五十年代初，冯雪峰对我说：
“当编辑的应当把信写得亲切点，给作者回信切忌冷漠的客套，虚伪更加要不得。丁玲的信就写得很率真，字里行间充满了她的个性。”现在已记不清雪峰是在什么场合讲的这段话，大意是不会错的。记得清楚的是，我当时特意找到丁玲早年发表的几封信看了，它们都写于二十年代末与三十年代初，有一封很长。雪峰的赞赏毫不夸张。我觉得丁玲的信多半是喊这个名字：华汉，她殷切希望得到老战友的理解和支持。她的心灵总是向朋友敞开的。
一个不相信死的人——记与箫军最后一次见面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篇写有关死亡的文章。几十年来，我经历过不少次与死亡相近的痛苦，但我一直蔑视死亡。这一篇小文是写蔑视死亡的硬汉子萧军的。因此写的还不是真的死亡。
是的，我很少想到萧军已经死亡。萧军哪一年逝世，已记不确切了，总归有四、五年了。记得确切的是，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
有一天早晨，雷加打电话给我，说：“萧军最近情况不大好，你该去看看他。”他告诉我萧军住在阜成门外三环路边的海军总医院高干病房。
放下电话，我赶紧动身（我住在朝阳门外），好容易才找到了海军总医院，已快到中午了。我不晓得萧军住第几病房，问楼下值班室的人，回答说：“萧军这几天病情不好，不见客人。”我恳切地对他说：“我是萧军的老朋友，住在朝阳门外十里堡，来一次不容易，我看他一眼就走。”
这时，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正站在楼门口，听到我们的对话，对我打量一番说：“你上去试试看，他女儿正陪着他。”我立即上楼去（不是三楼，就是四楼），轻轻地敲了几下病房的门，门开了一点缝，我看见了面容忧戚的萧耘。
她压低了声音对我说，“牛叔叔，我爸近几天不大好。今天根难受，上午刚刚输液，你能不能改天再来？”萧耘仍然把着门缝，“医生说怕交叉感染，最好少见客。”我对她说，我是走了两个钟头才找到这里的。萧耘看到我满头大汗，很难过，“你进来吧，不要说话。”
那天天气晴朗，满窗火焰般的阳光，但病房里却静得发冷。也许是由于病房的那种没有生命感的白色，使我的心灵引起了一阵寒颤。我压着脚步走，看见一张病床，白色的被单，平塌塌的，几乎看不到下面有人的形体。只看到露在被头外的一点短短的苍发，心里一阵辛酸。虎背熊腰庞然大物的萧军（他的个头我看不超过一米七，但由于他骨骼壮实，神态充满活力，总感到有一种谁也把他撼动不了的巨大的力量），竟然一下子从人生前地平线上陷落了。山峰正在消失，变成了茫茫平原。
听到一点微弱的声音，不是呻吟，似乎是咬若牙关使劲的哼哼声，他仿佛正攀登一个很陡的峡谷。
我慢慢地走向他的床边，萧军面朝里躺着，我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颧骨高耸，像三十年代哈尔滨时代的那个萧军的轮廓。我忍不住叫了一声，“老萧，我是牛汉，来看望你。”没有丝毫反应，白色被单微微地抖动了几下。他一定极其难受，挣扎着想翻过身来。这说明他听到了我叫他的声音，知道我正立在他的身边。
萧耘过去帮助他翻身。我毫不考虑地也去扶他，我的手接触到的几乎全是皮骨。但他的身子很沉，费了好大力气，才使他转过身来。萧军睁开眼睛，望望我，说了几句，声音很低，我听不清他说什么。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同时弯下身子，在他的耳边大声地说：“老萧，你瘦了起码有几十斤，但是你的骨头还是这么硬，没有少了一两！”我的话萧军听清楚了，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说：“牛汉，我还不会死，一时半时死不了。”我听不太真，萧耘为我转述了一道。我对他说：“你一定能挺过来，我相信。”我看他浑身疼痛难忍，就放开他的手，听到他又在哼哼，攀登那个陡峭的峡谷。白被单微微抖动着，在他面前，我又静静地站了一会儿。
离开病房时，我回头向萧军告辞：“老萧，我走了。”一走出房门，我禁不住哭出了声。一星期之后，萧军离开了人世。
有不少人，在死亡面前显得很软弱，他们平顺的一生并没有经受多少病痛，却时时想到死亡来临。而萧军，直到生命最终的时候，仍相信自己不会死，相信自己能咬紧牙关攀越过死亡的峡谷。几十年来，他已经战胜过多少次死亡了。
萧军早已离开我们，但我从来没有把他与死亡联系在一起。
一颗不灭的诗星——痛悼尊师艾青之一
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和愿望当中。他们（这时代的诗人）的创作意欲是伸展在人类的向着明日发出的愿望面前的。惟有不拂逆这人类的共同意志的诗人，才会被今日的人类所尊敬，被明日的人类所追怀。
（《诗与时代》）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我爱这土地》）
上面如誓辞的一段文字是艾青一九三九年夏天写的，也如誓辞一般的诗《我爱这土地》写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的两年间，艾青以高昂的情绪奋力地写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向太阳》、《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等不朽的诗篇。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艾青将自己诚挚的心真正地沉浸在亿万人的悲欢、憎爱和愿望当中，他的所有的诗都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艺术才能得到了充分地发挥。这种奋发激越的人生态度和创作精神，可以说贯穿了艾青漫长而曲折的一生。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他从没有动摇过，即使受到了误解和打击，经受了种种苦难，仍坚贞不渝地写着正直而光明的赞歌。从他一生的创作，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历史前进时的沉重感，以及人类世界永不泯灭的诗意和清醒而高尚的精神。因此，艾青不但会被今日的中国广大读者所崇敬，而且必将为一代一代中国广大的人民所追怀。
作为艾青的学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朴素而真诚的诗对我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从少年到青年，在他的激越的带着细微血丝的号声中，我开始学习写诗。近十多年来，我已进入了老年，艾青仍然热忱地关心着我的创作。
从五十年代初直到不久以前，许多难以忘怀的往事都值得认真地回忆和思考：五三年到五四年，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舍上，我曾听到过艾青不少精辟的见解，他有时谈得非常动感情。五四年下半年，我协助艾青编辑他的诗选，有幸欣赏了他秘藏多年不愿让人观看的他的许多现代画风的素描和画稿。我还惊奇地发现，他是那么赏识赵树理聪慧的性格和朴实的文风，并向我多次谈论赵树理的语言。一九七八到七九两年间，是艾青晚年创作最为旺盛的一段时间，他拼命写了《鱼化石》、《光的赞歌》、《电》等诗篇。他对我说，他总是在黎明之前进行构思和创作。有几次他激动地让我立即去看他新写的诗稿。一天黄昏，在史家胡同居室的暗淡的窗前，他兴奋异常地主动为我朗诵了刚写成的《光的赞歌》。那两年间，经他的鼓励，我也奋力地写了许多积部在心灵深处的诗。我的许多没有完稿的诗，常常先请艾青批评指教，他热情地肯定了我在干校时写的那些沉重的诗稿。所有这些，都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
艾青离开世界整整一个月了。我还没有从强烈的悲恸和震动中清醒过来，一时还无法以平静的心情抒写悼念的文章。我知道决不船以艾青所憎恶的那种空泛而肤浅的文字去歌矮他，只能怀着真诚的、朴实的情感感念他的品德。许多刻骨铭心的经历和悲壮的场面，我现在只能筒略地记下一些真实的片断和感受。
两次不同寻常的重逢
常常听人慨叹，也听人赞美，当代中国人的生涯实在太丰蒲和悲壮了，因为几十年来经历了不知多少次的悲欢离合，可以说千家万户都有各不相同的催人泪下的故事。我已经写过两篱记重逢的文章，一篇写路钳，一篇写胡风。重逢都是近期的事，记得真真切切，写得实在痛苦。
能遗忘多好！有多少次不同寻常的重逢，都应该写，但终于没有写成，多半就是由于太痛苦的缘故。这几十年来我几乎没有经历过一次正常的告别场面，不可能跟任何人告别。因此，几十年过后，只能写一次次的重逢。
我与艾青的几次重逢，都很不寻常。可以说异常地悲壮。这里先得说说我和艾青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和交情。一九三八年春天，不足十五岁的我，在西安民众教育馆跟艾青学过短时期的画，当时，还不晓得他是诗人。十年以后，在华北解放区的正定，又见到艾青，他住在天主堂内的一间平房，生活非常艰苦。这一次我向他请教了有关写诗的许多问题。记得我写了几首赞美大自然的小诗，自己很得意，请艾青指教，他却说：“不要再让别人看了。”
他是善意的。一九四九年初，一块儿进入北平。一九五三年，我从东北部队回到北京，跟他的接触才多了起来，直到一九五五年春天，还到东总布胡同多次找过艾青。我是《艾青诗选》的责任编辑。
一九五七年五月，我回到家里，但事情并未了结，听候组织做最后处理。“反右”斗争开始，没有我的事。大约一九五七年八月的某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王任叔让我去参加文艺界批判冯雪峰的会，会场设在当时的全国文联礼堂。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参加那个会？也许是让我接受教育，进一步彻底清理自己的问题。我感到很为难，甚至有点惶恐，但不敢违抗。那一天，我穿了风衣，把帽檐拉得低低的。一进会场的门，就让当时的秘书长认了出来，他惊讶不已，我把人场证让他看看，他没有说一句话。我到得晚，会场上已坐满了人。本来想找个靠边的角落躲起来，找不到，只好跟人挤在一起坐。挨着我坐的正好是熟人洁抿，他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关心地向我：“没事了吗？”我说：“还没结束。”会场中央有两排从东到西的长长的桌子，面对面地坐着文艺界一些知名人士和革命作家。我低着头，等着开会，生怕熟人发现我。会场上熙熙攘攘的很不安静。我望见丁玲来开会，陈明跟在她身后边。我想冯雪峰一定已在会场上，张望了几次，都没有找到，我非常担心雪峰的命运。
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低着头，不准备答应。
喊声相当高，没听出是谁，于是又“牛汉、牛汉”地叫了好几声。我只好抬起头，望望喊我的人，哦，原来是艾青。我们相距有一丈来远，艾青直盯着我，问：“是牛汉吗？”我点点头。他用更大的声音关切地问：“你的事情完了吗？”我回答说：“没有完，算告一段落了。”旁边好多双惊奇的眼睛审视着我和艾青，我是尽人皆知的‘胡风反革命分子”，而艾青正在受着严厉的批判。想不到艾青竟然站了起来，眼睛睁得很大很亮，不是朝着我，而是面对大家，几乎是用控诉的声音，大声说：“你的问题告一段落，我的问题开始了！”接着他用朗诵诗那种拖腔高声地喊：“时——间——开——始——了：”谁都知道这是胡风一首诗的题目（《时间开始了》出版时封面是由艾青设计的，没有署名。是胡风当时对我说的）。艾青像一尊青铜雕像似地立在那里的神态，和他悲壮的声音，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我相信当时在场的人也决不会忘记。
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是被单独囚禁的，不准看报，完全不知道艾青当时的处境，实际上他经历了与我相似的灾难。一九五五年反胡风时，他没有受到很大冲击，但是在劫难逃。一九五六年掀起所谓“丁陈集团”问题时，就把他牵扯了进去，直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时间”果然“开始了”。他可以说没有安生过一天。
艾青那一天愤激的情绪几乎是爆发性的，仿佛挥写着一首溅血的诗似的。当时坐在他附近的人，有几位是文艺界的大领导，也就是正在整他的人，但他毫不畏惧。艾青毕竟是写《向太阳》、《火把》、《芦笛》等诗篇的正直而勇敢的诗人。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可以冷静地思考一下了。我以为艾青当时绝不是不顾一切的那种感情冲动，如果说是冲动，也是冷静和清醒的冲动，是真正的诗人的冲动。在人生长长的逆旅中，他已经经历过不少次严酷的考验，不是不晓得他当时的冲动会引来什么样的后果。在那一段时期，他当然思考过很多问题，并且回顾和审视了他的一切的一切。（那些年我就一次一次地审视和拷问过自己的灵魂。）艾青敢于大声地表白自己，是对人生和诗的最根本的抉择，否则，他就不是一个真诚的人和真诚的诗人。他清醒地理解这一点。
我与艾青的这次重逢，难道可以忘却吗？
恍恍惚惚地度过了二十年……又一次不同寻常的重逢。一九七六年的冬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拐到西单副食店想买点熟肉，排在买猪头肉的队伍里。偶然抬起头来，看见排在前边的一个老人，穿着脏兮兮的旧黄棉军装，头上戴着一顶战士的冬帽，从侧面看，那颧骨，那肤色，真像是艾青。于是我走到前面去就近看看，果然是分别二十多年的艾青，他也在排队买猪头肉。我禁不住地喊了他一声：“艾青！”（这一次是由我喊他了！）艾青怔怔地望着我，一下子认不出我是谁：“你是谁？”他望望我高高的个子，想了想又问：“是牛汉吧？”我说：“是牛汉。”艾青嘟嚷着：“咱们都活着……”艾青和我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想不到他在我的面颊上实实在在地亲吻了一下。我和他早已忘记了买猪头肉的事，面对面仔仔细细地相互看了好一阵，两人终于爽朗地笑了起来，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这么笑过了。他告诉我，他从新疆来，他的右眼失明了，是来北京治眼睛的。他住在妹妹家——一个叫前英子的胡同，一向粗心的我把门牌号忘了，几次找他都没找到。一两个月之后，才在西城王府仓四号找到了他。艾青一家人挤在一间十平方米大小的简陋的平房里，床的上空架着防地震的家什。我去的那天，骆宾基和秦兆阳正好也在。以后我又去过许多次。艾青没有稿纸，我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通过私人关系为他弄到一千张稿纸。
本来我想把这一节两次重逢的文字，起名为“在浪尖上的艾青”，觉得不够含蓄深沉，改成了现在的这个小题。
这考虑我以为符合艾青的性格，他本是一个很朴素平和的人，而我却一向很躁动，艾青不止一次提醒过我：”牛汉，做人做诗要再朴素再深沉些。”
这一节文字，我改了不下三四次，一次次地将躁动的情绪抑压下去。但真实决不可涂抹掉，因此写得、改得十分痛苦，仿佛改动的不是文字，而是一块块未收口的血伤。
清纯的凤一九九〇年八月下旬，我决定去黑龙江北大荒参加丁玲学术研讨会。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北京要举办一次国际性的研讨艾青诗的会。我宁愿去遥远而空旷的北大荒，不想参加北京的会。那一年北京异常地燠热憋闷，八月十九日上午，天气比较凉爽，外孙女陪我去了一趟艾青家，我要把我渴望去北大荒的心情向他说说，因为艾青说过希望我能参加讨论他的诗的会。
我在北大荒的那个会上，一次即兴的发言中，谈到我去看望艾青的情形，这个发言有录音记录。现在将有艾青的一节文字抄在下面：
来的前一天，也就是十九号上午，我去看望迁入新居的艾青。北京即将举行艾青诗歌国际研讨会，我对艾青说不想在北京开会，请他谅解。近几年，我不常走进北京诗歌界的那个不大的时刻隐伏杀机的圈子里，更愿意来陌生的北大荒，到空旷的地方走一走，让心胸遥透气。我委婉地把这种想法向艾青说了，艾青曾在北大荒苦度过几年。我的解释不知他听清楚了没有？
那天，艾青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牛汉，你也来看我了……”我已有两年多没见到他了，听到他这一声动情的话，惭愧得无地自容。老年的艾青，有些寂寞。比超前几年，人显得苍老些，像一棵宁静的冬天的大树。以前他讲话幽默而风趣，时时有灵慧的火花进出，现在火花不多了。但是，艾青毕竟是艾青，这次短短的交谈中，他仍然随随便便地讲出了许多深刻而富有启发的话语。他谈到诗的意象与语言问题，对我很有启发。我愿意跟大家谈一谈。
艾青说：“不久前，我看到一首小诗，是一位台湾诗人写的，题目叫《风……》”他说话时声音不大，我的耳朵又有些背，原谅我，诗的题目都没听清楚。他说：：这首诗很短，但朴素、纯净，没有一个宇是多余的。而我们现在的好多诗，处处是联想和形容词，与诗无关的联想和形容词过多，”他接着说：“有一个朋友最近对我说，某莱的散文写得很好，就因为某某的散文中一个意象可以引出几十个联想和形容词。为什么要那么多？一个就够了。真正切中意泉的联想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有些人写了那么多联想，却没有找到那惟一的一个。”我非常同意艾青的这个观点。台湾诗人的这首诗，写得如此干净、朴素、飘逸，深深感动了艾青。艾青最后说：“这首写风的小诗，没有技巧的铺陈，没有一个不必要的联想。风是透明的，流动的，写得那么清纯。”艾青显然是针对当前诗歌创作的某些浮躁和浮华的倾向而谈的。我很受启发。
那一天，艾青的情绪不好，那两年他一直活得沉闷。
他见我说的第一句话，就透露出了心灵的寂寞。我和外孙女坐在一个长沙发上，艾青坐在东边一个软椅上，他说话我听不清，我说话他也听不清，我的山西土腔太重。后来他和我们挤在一起谈。艾青问我为什么不愿参加北京的会？我对他说：在北京开会免不了有长篇报告，我最不愿听，而且往往与文学和诗没有多少关系。艾青慨叹了一声，说：“我也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大家在热心张罗，我应该尊重大家。”
从北大荒回来，听说艾青在北京那个研讨会上，只讲了几分钟的话。
高瑛打电话给我，说留了一套《艾青全集》，让我赶紧去取。取书时见到了艾青，他责备我为什么不参加北京的会？唉，我那天的解释他全没有听见……艾青的散文诗近三五年来，在书店很难买到艾青的诗集，但我跟郭宝臣编的《艾青名作欣赏》却重印了三、四次，印数已不下三万册。我最后一次到医院向艾青告别时，高瑛对我说，近两年，许多读者拿着这本《艾青名作欣赏》来求艾青签名留念，有时一天要签几十本。这绝不能说我们编者有什么功劳，主要是艾青的诗强烈而持久地吸引着广大的读者。
由于编撰这本书，作为编者，我找过几次艾青。首先须确定选目，这关系到艾青一生创作的全面评价问题。当然，不论选目，还是赏析文字，都只反映编者对艾青诗的理解和评价，不可避免地带着编者本人的审美观点。艾青是影响了中国新诗进程的大诗人，他的诗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诗美特征和历史的动向。对艾青的理解和评价，关系到中国新诗整体的形象。严格说，这本书并非艾青的选集，只能说是对他的部分名作的欣赏。选目是由我初步拟出，后来和郭宝臣商量确定下来的。我们着重选了他早年（一九四一年以前）以及平反以后写的部分诗作，中间一大段时间的作品几乎没有选。我有些忐忑不安。我拿着拟选目录和我写的一部分赏析文字，找过两回艾青，希望他严格地提些意见。我担心他过分地宽容，选目和赏析文字留在艾青那里，请他认真审查一下。过了一些天，我打电话询问高瑛，她说艾青没有意见，“由你们选”。我松了一口气。有些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重要作品，甚至平反之后获得掌声雷动的《在浪尖上》，全未入选，艾青居然同意了。我相信艾青是认真的，不存在宽容的问题。后来我写的序言还得到艾青和他的家人的赞赏。我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没有大的偏颇。
在这本《艾青名作欣赏》中，选了两篇散文诗：《海员烟斗》和《灰色鹅绒裤子》，我十分得意。在专收艾青集外作品的《落叶集》和《艾青全集》都把这两首散文诗遗漏了。这两首诗，是北大中文系孙玉石教授从三十年代出版的杂志里发现的。有一天，不记得为了什么事情，我去看艾青，我问三十年代他写过散文诗没有？他说记不清了。
我对他说现在发现了两首，登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出版的《新语林》上。艾青眼睛一亮，居然记起来了，他高兴地笑着，他把两首散文诗的题目《海员烟斗》和《灰色鹅绒裤子》一字不差地念了出来，仿佛与久别的亲人重逢，激动得流了眼泪。我对他说：“写得真新鲜飘忽，是画家以素描的语言写的诗，能真切地感到强烈的海风和起伏的波浪，诗的境界有海船前进的动荡感。”我还说，“这两首散文诗，一开头就好。”我正准备念《灰色鹅绒裤子》的第一行，没有料到艾青脱口而出地先我念了起来：
“好像我没有来到这世界之前，我曾穿过这裤子的……”
在场的我和他的家人，对艾青的记忆如此清晰感到万分惊讶。艾青说：“为什么记得这么牢，是因为这第一行诗我改过不知有多少次，所以一生忘不了。”
要知道这是艾青六十年前写的诗句呀，他居然能一字不差地记着，着实地令人惊奇不巳。我就从来不会背诵自己的诗，一首都背不出来。但如果别人朗诵我的诗，有一个字念错了，我会立刻感知的。艾青过去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我一直以为他也不会背诵自己的诗，现在才知道我还远远没有全部了解艾青的人和诗的深深的底蕴。
对艾青和他的诗需要进一步深入地理解。
记得这一次与艾青谈到散文诗，我对他说，他其实最适于写散文诗，他的诗具有散文美，他的散文诗是真正的艾青风格的诗。我还对他说，他真应当写一本散文诗。
艾青听到我这番议论之后，显得十分高兴。我相信，三、四十年代艾青可能写过不少散文诗，已发表的不会仅仅只有这两首。从他的遗稿和杂记本里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和希望，说不定事实比我想得还要完美。
我的朋友诗人彭燕郊前几年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诗的发展，说二十一世纪在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可能是散文诗。谁也不好断定。但诗的路子总会越来越宽广，风格会多种多样，不会被某一种形式所统治。艾青从没有孤立地谈论过诗的形式，他认为形式不能固定化、单一化。艾青一生没有写过一首十四行诗，也没有学着写过中国旧体诗词，他也决不会只写散文诗。
一颗不灭的诗星
近几年来，艾青年迈多病，多次住院治疗，一住几个月。今年三月二十七日是艾青的八十六岁诞辰。前两天，我打电话到艾青家，对高瑛说，艾青生日部天，各方面的人去祝贺，家里一定很忙，过几天之后我再专程来拜望艾青。高瑛说，艾青近来身体状况还算平稳，等忙过这几天，约几个朋友与艾青轻轻松松地团聚一下。我非常高兴。
三月底，我给艾青家几次挂电话，没有人接。过了几天，才晓得艾青在生日前一天又住进了医院，而且病得很重，经抢救才恢复了心跳。我想艾青命大，又闯过了一关。
没有尽快去医院看望艾青，心里很不安。
进四月以后，中国人民大学的年轻教授程光炜来访，他准备写一部艾青评传。我建议他直接去访问艾青，有关艾青的传记材料需要抢救。他和高瑛通了电话，得悉艾青还在医院被抢救之中，不能谈话。四月末，光炜来电话，说艾青人已处于昏迷状态，病得报危重。五月初，我赶到协和医院，直奔六楼，找到艾青病房。门上贴着“谢绝探视”
的字样。我毫不犹豫，推开门就进去了，一个中年护士没有能拦住我。我走向艾青病榻，“艾青、艾青”唤了几声，一点反应没有。艾青仰卧着，鼻孔插着胶管，正在打点滴。他的眼睛闭着，面孔赤红赤红，有些浮肿，人整个地在抽搐着，摄动着。病房静静的，听不到一点点呻吟（艾青一生没有呻吟过）。我看见他的头发有点乱，用手为他抚平一下。
护士进来制止我，我已整理好了。艾青的头发又直又硬，仿佛细细的头发里也长了骨骼似的。他的头很热，像冒着火焰。这时，高瑛走进病房，显然是护士喊她来的，看见是我，对护士说：“是艾青的好朋友。”我坐在病榻旁一把椅子上，目不转睛地望着艾青。高瑛为艾青和我拍了几张照片，她伤心地说：“留个纪念吧！”那一天，艾青的病房特别明亮，充满了奇异的光辉（七年前，我到海军总院看望弥留的萧军，那间病房，也极其明亮），我觉得那不是太阳的光，说不清是什么光。艾青的生命不就是一个巨大的发光体吗？他此刻正在沉落……沉落之前，闪射出最后的强烈而奇异的光焰。我不愿把它称作夕阳的余辉。回想起来，当时的感觉是很恍惚的，也许是我的幻觉。
艾青生命的最后时刻很不平静。他一生追求光明，写了《向太阳》、《火把》、《光的赞歌》等诗篇，在燃烧中耗尽了生命和血液，直到这最后一刻，他还在燃烧，还在发光。
他的赤红赤红的面孔，多么像一轮发热发光的星体啊，他的生命和心灵里的诗，真正烧到了最后一刻。正如美籍俄裔诗人布罗斯基（不久之前，因心脏病在美国逝世）一生追求的那个创作的也是人生的境界：“死后不留下一点可燃的东西。”艾青的生命最后不是进人冷凝的状态，不是飘飘忽忽地寂灭，也不是平平静静地安息，艾青真正是燃烧着从人世间辉煌地消失的，也许比作“殒落”才有几分相似。艾青的生命在殒落中爆发出了他最后的全部的光和热，回家的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近十年来我到医院探视艾青至少有三次。一次是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我到协和医院老楼专家病房去看他。那间病房很大，但很暗淡。艾青在打点滴，他用沉痛的声音对我说：“聂绀弩前两天逝世了。他的病房就在斜对面。他死得很平静，没有惊动任何人，没有听见一点声音就走了。绀弩死的那一天，对老伴说：‘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他的老伴剥了一个蜜橘给他。绀弩一瓣一瓣地全吃了下去，连核儿都没吐。
吃完以后，绀弩说：‘很甜很甜。’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沉，再没醒过来。”艾青说聂绀弩进入了少有的仙逝的境界。然而艾青的最后的时刻却没有绀弩那么平静。他抽搐着，颤动着，直到最后一息还在痛苦地燃烧，他用生命写完了最后一首发光发热的诗篇。这首诗，赤红赤红，没有字，没有声音。我读到了，而且读懂了。这首诗照亮了我，烧透了我。它并无形体，却让我感到无比的巨大。
一九九三年初，我又到医院探视艾青一回。由于编《艾青名作欣赏》，撰写解析文章，有几个问题要请他解答。我是与诗人郭宝臣一起去的。那天是探视病人的日子，没有经过任何周折，走进病房时，艾青正睡着，像没病似的，呼吸从容，睡得很安稳。但护士却对我们说他成天昏睡。我问护士：“病人有没有醒的时候？”护士笑笑，说：
“你拍拍他，看他醒不醒。”我的大手很粗糙，拍得可能重了点，只拍一下艾青就惊醒了，睁开眼，认出是我和郭宝臣，抱歉地对我们说：“是药物的反应，我并不想总这样地昏睡着。”过了一会儿，看他情绪不错，就问第一个问题：
“你在《Orange》那首诗里，写到了一个异国少女，她像一颗圆圆的甜橙一样在你的心灵的天空里燃烧着。你从法国回来后，还跟她有联系。能不能说一说这一段甜蜜的故事？”艾青望着我憨憨地笑笑，只说了一句：“不想再回忆了。”艾青回答得很好，很得体。本来还有几个问题想谈，我和郭宝臣考虑艾青还在养病，不想回忆什么，再问也问不出个底蕴来，就不好逼他了。实际上艾青当时并不十分清醒。在谈话当中，他又几次昏睡过去，拍醒他几回，醒过来，他抱歉地说：“真对不起。”值得记一笔的是，向艾青告别离开病房之前，艾青向我们两人潇洒地挥挥手。这时我突然兴奋了起来，走到艾青身边，对他说：“我得回报你一个吻。”他点点头，他显然没有忘记十几年前，我和他在西单副食店的那次重逢。郭宝臣说：“你们两个人写了一首诗。”
每一个人都有老死的那一天，生老病死是正常的。人到了晚年，就像人海前的河流显出宁静和博大的精神境界。美国诗人惠特曼就写过老年人的这种宁静和幸福。有许多往事，或悲哀或欢乐，当年都是刻骨铭心的，经过一生长长的时间的洗淘，有一些已沉甸甸地淤积在生命河道的底部了。有一些不断地蒸发，消失到茫茫的宇宙深处。因此，年老显得宁静，甚至很单纯。这不仅仅是由于记忆的衰退，而是一种到达生命归宿之前的净化。有许多事，对老年人来说，应当渐渐地淡忘，最好全忘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也许只有心胸博大和高尚的人才能达到这个超脱人生的境界。这决不是老年人的世故或痴呆，实际上不该遗忘的，即使到了晚年也不会遗忘。如果一个人，到了晚年，成天煎熬在理不清的往事之中，那真是太痛苦了。近二十年来，因为编《新文学史料》，我曾多次劝说艾青把他一生所经历的重大的事写一写，都被他婉言谢绝了。艾青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六十年前写的散文诗的题目和诗句都背得出来，一些大的事件他如何能淡忘呢？他的青少年时期，生活上特别是感情上的经历，我相信他都记得非常清楚。他不愿再回忆那颗燃烧的圆圆的甜橙，以及其它重大的历史性经历，正说明他非常清醒而聪敏，也说明他仍牢牢地记在心里。不能逼他回答。几年前我走访施蛰存先生，希望他写写戴望舒青年时期的经历，他用坚定的口气说：“不能把一个人的一生剥得精光。”他说他已经看见过被剥得精光的人那副惨相了。
艾青逝世前的痛苦的痉挛，深深的昏迷，是很自然的，心灵的块垒化解不完，只有昏迷只有燃烧才得以解脱。艾青最后的赤热的形象，像一轮不灭的星体已永恒地运行在祖国历史的空际了。我已经望见了。
我爱这土地——痛悼尊师艾青之二
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退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眼泪？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这首诗是艾青写了《向太阳》半年之后在当年激扬着抗日战歌的武汉写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十行诗，在多灾多难的中国和多灾多难的全世界，不知深深地感动过多少读者的心灵，这是因为它的每个字都饱含着热爱土地的真挚、热情和泪水。我在当年和后来的几十年不止吟读过几十次，每读一次都禁不住地要流泪。但是，最初我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了它的深沉而隽智的全部情绪内涵。
当年的艾青为什么会在歌声激扬，热火朝天的武汉，写了这么一首带有沉重感的诗？记得当时就有记者不无遗憾地批评过艾青的这种与时调不协调的“忧郁”。然而艾青对于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写的包括《我爱这土地》在内的许多诗篇，却是如此恳切地诉说的：“这集子（指诗集《北方》——引者）是我抗日战争后所写的诗作的一部分，在今日，如果能由它而激起一点民族的哀感，不平，愤懑和对于土地的眷念之情，该是我的快乐吧。”回想起来，多年来，我读《我爱这土地》感受到的主要是一种神圣的“哀感”，而对艾青所说的“不平”与“愤懑”并没有认真思考和思虑过。直到近十几年来，愚钝的我才渐渐悟出诗中的一些更为深厚、更为冷峻的使艾青流泪的十分沉痛的原因。
是的，诗的基调绝对充满了高尚的爱国主义的情操，但是如果深入地进入诗人年轻而敏感的灵魂以及当年的历史情境，就会癌知“不平”和“愤懑”并非是诗人无缘无故遣用的两个惯用的词语。诗人显然看到了抗日阵营内部的消极和阴暗的东西，在长诗《向太阳》里诗人已经有所抨击。而这首纯情的十行诗，更为集中地抒发了这种“民族的哀感”。我以为它决不是小诗，而是蒸发着血气的真正具有永恒意义的一首大诗。在当年，只有智勇的艾青，才率真地从清醒而热忱的心胸喷涌出自己一腔的血泪，让经受了长期战乱和灾难的中国人民更清醒而坚决地投入战斗。诗人的心灵是纯正而博大的。我在前几年写的一篇文章里，对艾青的忧郁和哀伤做了如下的评述：
他（指艾青）并不喜欢“忧郁”，他希望忧郁早点结束。在抗日战争初的那两年（一九三七——一九三八），艾青写的诗还带有一些过去的哀伤，这不能仅仅被看做是他个人的，而是与整个民族的苦难历史不可分割的。这种民族的哀感和愤懑以及对土地的眷恋之情，不但不是消沉的，而且更能激起一个哀伤的民族渴求解放的意志。……只有多年被凌辱欺压的民族才懂得哀伤，忧郁与愤懑也能成为号召和力量，能把苦难喊出来是最幸福的事。
《我爱这土地》这首永远激励着一个在哀伤中战斗的民族的信心的诗篇，不仅显现出诗人个人美好高尚的心灵，而且以如椽的巨笔挥写出了一颗民族的不泯的良心。
它已经感动和激励过几代人了，它必定还会为我们的长远的后代子孙们所传诵和珍爱。我相信，我还以为这首诗真可以作为诗人的墓志铭，刻在一方朴素而精致的青石上，让诗人的心永远跳动在人世间。
写到这里，我突然地回忆起了一段往事。我觉得似乎可以作为解读《我爱这土地》的又一个说明。一九七八年夏天，我因痔疾手术后在家休养，想不到艾青和蔡其矫冒着暑热来到我复兴门外的住所看我。艾青看了我在病床上整理的“五七”干校时写的三五首诗稿，看得很仔细，还吟读出了声音，他为我改正了几个别字（我常写别字），如把“蓁实”改成“果实”。我那时的诗的情调很沉重，发泄了不少的愤懑。记得艾青问我：“牛汉，你说，你这许多年的最大的能耐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就回答道：“能承受灾难和痛苦，并且在灾难和痛苦中做着遥远的美梦。”艾青显然有点欣赏我的回答，他一脸的严肃，望着我的眼睛，说：
“如果有谁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会这么回答。”艾青沉吟片刻，接着说：“一个人，一个诗人，如若不做梦，没有美梦，这个人的一生一定可以平平庸庸、顺顺当当地活着。如若在灾难和痛苦中还能做美梦，他肯定是个真诚而勇敢的诗人。”（大意不会错）那天，我真的看见艾青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并没有流出来，但我看见了莹莹的泪的光芒。
这许多年，我每次吟读艾青的诗，总看见和感觉到他的诗的每一个字都噙着泪水。
艾青眼里的泪水一生几乎都没有消失过，这决非软弱，更不是消沉，而是他诚实而坚强的性格的流露。由于他坚信人类美好的梦境必定会实现。他永远怀着希望和感激的心情，面向着未来，只是他企待得太殷切和痛苦了。
一个温暖的人——感念作家靳以
题目中的“人”字，本来写的是“作家”，我改成了“人”，我觉得“人”更美好。谈论到一个人，常常用“热情的”或者“冷酷的”词儿来表示对这个人的肯定或否定、赞扬或憎恶，极少说“温暖的人”。划分人的类别也许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尽管按阶级成分，社会地位，以及职业性能都可能划，但常常划不清，也划不准。我也有个划分法，以冷暖来区分：一类是冷性子人；一类是暖性子人。当然只在心里划，从未对谁说过。
我这里赞美的温暖的人是我国已故著名作家靳以。我觉得以“温暖”二字概括靳以的人和作品的素质和特点，再确切不过了。
把温暖与靳以联系起来最初是来自我对他的作品的感受。大约一九三八年或三九年，当时我在陇南山区一所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看到了一本叫做《圣型》
的小说，也许是散文集，作者靳以，这名字也是头一回见。
我所以从图书馆选这本书看，是因为书名很怪，我想看个究竟。书的内容细节现在完全忘了，但是它给我的感觉却是异样的温暖。而且这温暖，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冷却，仍温暖地存聚在我的心里。
我是冬天读《圣型》的，住在一座破庙里，既孤独又寒冷。靳以作品的语言和情感所酿成的氛围，是那么地柔和前亲切。我当时写过一首小诗《灯》。记得我在诗里写着：
“冬天，人们有一盆火，烤手，烤脚。我有一盏灯，在心里，又红，又亮，又热，烤我寒冷的世界。”（大意）这首小诗是我在寒夜读《圣型》时即兴写的。我默默地感谢，世界上有个作家叫靳以，他为我寒冷的心送来一盏灯，又红，又亮，又暖。
这盏点在我心里的灯，一直没有熄灭。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我已是个大学生，生活在陕南汉江边的一座小城。
我把那几年写的诗收为一集，想送到大地方去出版，其中有长诗《鄂尔多斯草原》，发表在《诗垦地》的诗辑《草原的音息》，还有一个五百行的诗剧《智慧的悲哀》（当时在重庆艺专演出过），诗集取名为《野性的脉搏》（诗集中一首诗的题目）。我寄给复旦大学一位好友，希望他能请一位前辈作家写篇序文。回信说，在复旦大学执教的作家靳以先生答应写序，并且推荐给一个叫“雅典”的书店。这真使我欣喜若狂。万万没有想到，写序的人正是我所仰慕的灯一般温暖的作家靳以。我的朋友和我非常感激靳以先生对我这个远方陌生作者诚恳的帮助。但是由于大后方动荡的局面和日益加剧的白色恐怖，靳以先生被迫匆匆地离开重庆到福建去教书，这部诗集终于没有得到出版的机会，而靳以先生答应写的序也未能实现。这当然令我很难过。但我完全能谅解靳以先生，因为过了不久，我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被迫离开了大学。
一九四六年冬天，我和几个朋友一块到上海江湾复旦大学拜访靳以先生，才第一次见到这位给过我温暖和帮助的作家。靳以先生说，他还记得我，对答应写的序未能完成感到抱歉。我早把写序的事忘了，他还记得，这更使我感动不已。他说话的声音、微笑和眼神，像朋友似的亲切。我一生交往过的前辈作家很不少，但作品和人温暖如朋友的亲切的作家，却并不是很多。
一九五三年，在北京煤渣胡同《人民日报》宿舍又见到靳以先生，他和胡风等作家来北京参加英模大会。我们一块畅谈了很长的时间。靳以先生一点不显老，声音和微笑还是那么温润而亲切。可是，从此以后，再没有机会见到靳以先生了。他于一九五九年去世，距今已有三十五个年头了。
写到这里，我又记起一件事，一九五八年夏天，我恢复工作不久，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王任叔（巴人）交给我一部靳以的选集，让我在业余时间代他看看（我当时头戴反革命帽子，没有担任责任编辑的资格），我很感谢巴人对我的信任。对靳以的这部选集，我怀着深深地感念的心情做了全部的编辑工作。之后，社长王任叔作为责任编辑签发了这部书稿。记得我当时告诉了王任叔，我与靳以先生的那些交往，我也说过靳以是一位能给读者心灵以温暖的作家的话，王任叔很赞赏我的这个缺乏阶级观念的评价和审美的感觉。
靳以先生，在我的心灵里，是一盏不灭的灯，永远亮着，默默地闪射着一束光芒，并不灼热，却很亲切。
对于给过我温暖的人，特别是在那些艰难而寒冷的日子里，默默地爱护过我的人，我记得格外地清楚，到死不会忘记。原谅我吧，在友情上我也许是个很古典的人，而且有偏执的一面。
一片静穆的山林——悼诗人方敬
我们在登临高山，
一步，一次上升，
人生啊，蜿蜒而崎岖……
走着旧的蹊径，
但要留下新的脚印。
——引自方敬诗《山道》
上面的五行诗，是诗人方敬五十年前写的，那时他正当壮年，似乎已在艰难岁月中体验到了人生（也包括写诗）跋涉的种种况味。今天吟读起来，仍隐隐地能感触到诗人性格中的沉潜而壮烈的情怀。用这五行诗来概括诗人的一生，我以为也是相当确切的。他是一个努力向上攀登的人。诗人生长在山区，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他的一生只能走着坎坷不平，弯弯曲曲的山径，有时还必须奋力攀越陡峭而险阻的山峰和峡谷。一个人在攀登中必然付出极大的艰辛，但也能切实地领略大自然和人生的赐予。从诗人方敬的容颜和外形，以及诗的气韵，能真切地看见他是一个善于攀登的体魄精干的山民。他和他的诗有一副很有耐力的筋骨。
近十多年来，由于编《新文学史料》的机缘，我曾有幸两次去渝郊西南师大拜访诗人方敬。我是怀着仰慕已久的心情，沿着一条倾斜的坡路，穿越过一片疏疏朗朗静穆的山林，到达了他那孤岛般的居室的。当叩响他紧闭的窄门时，我是十分激动不安的，生怕惊扰了一个幽闭而安宁的魂灵。从四十年代初，我记得在当时抗日大后方的几个诗刊（《诗创作》、《诗星》、《诗文学》等）读过他的许多成熟的小诗（“成熟”是作为一名中学生的我的感受）。后来的风风雨雨的几十年中，才逐渐地晓得他的诗人，学者的，以及革命的一些人生经历。于是在我心灵的神圣的一角，将他与卞之琳、何其芳、沈从文、毕奂午、李广田等诗人归在了一起（把沈从文也看做诗人是我多年来纯属个人的一种默默的认定。而且不是依据沈的诗作认定，是从沈的许多散文中感到了一种诗情诗境的）。除去李广田（李的乡土气质，与我有许多相似之外，我激赏他的散文的朴实）之外，我与其他几位诗人都有过诚挚的交往。但是经过直接的交往与深入些的理解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个性与风采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几乎是相距甚远的遥遥对峙的一个个耸立的山峰。他们是不是同属于一个什么大的山系都难说。他们每人都是一个深远的境界。过去三四十年，文艺界常常把作家归类论定，也许是为了便于管理改造，这是非常简单而可怕的思维方式，很少甚至没有真正地探究每个作家诗人的隐秘心灵，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我将上面的几位诗人无缘无故地归在一起，也正是一种时代阴影对于我的浸染。本来我是想用“又一座美丽的孤岛”作为这篇小文的题目的（前几年，我曾赞誉诗人毕奂午为“美丽的孤岛”），改为现在这个题目，是从方敬隐没于山林的居室和他的宁静的音容笑貌而构想的。但是我还是觉得方敬与毕奂午的人生境界与精神气质有相似的地方。三十年代他们本来就是朋友。前不久，有一位青年摄影家渴望获得卞之琳的形象，我不假思索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他去登门造访，卞先生没有同意，才知道卞先生已经许多年不愿让人照相。我感到十分愧疚不安。
当天卞先生挂电话给我，谈到了他近几年来的生活境况和宁静的心态。我本来知道他活得很清苦而静穆，真不该惊扰他。卞先生住在四楼上，由于眼睛和腿脚的关系，极少能下得楼来，每天L居斗室，潜心钻研他的学问和整理译作。他劝我也尽力保持晚年（我已是七十三岁的老汉）心境的安闲与平稳。卞先生与方敬的清癯的神态和讲话的细柔而隽永的声音，的确非常地相似。我多次到珞珈山上走访毕先生。有一回，在珞珈山一条斜坡路上，有人指给我看：“那就是毕奂午！”我看见迎面走来一位长者，墩墩实实的身架，一身半旧灰布中山装，最引入注目的是他那红润的面孔和天真无邪的微笑，走近时看见他的胸前像小学生那样挂着一把钥匙，但他那么坦荡，仿佛一个大帅挂着勋章似的神气。他活像一位修成了正果的高憎。毕先生的居室与方敬的相比，显得寒伧多了，像走进北京市民破旧的四合院，连室内气味都相似。就居室条件而言，诗人方敬山林中高雅的屋舍，是上面五六位诗人中最为优裕了，但是从他们的谈吐中，自自然然流露出的那种风度和气韵，对于人生的感悟，对于文学的高尚和虔诚的情操，对于生活境遇的淡漠而无求的神态，却又是十分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有自己经过多年的创造已达到的一片静穆的山林，山林并非隐遁场所。我所以用“山林”二字，是觉得他们都与世俗的闹嚣的中心地带智勇地保持了一些距离而已。
从我与方敬的几次平静的交谈中，我感触到了他性格中有着刚烈的一面。他以相当尖锐的言词抨击了文艺界许多不正派的卑劣行径。仅举一例：方敬沉痛地谈到一位较年轻的从事诗歌理论的学者，有一回，向他了解诗人何其芳青少年时代的经历，方敬如实地提供了许多情况，谈的都是真实的。方敬与何其芳是万县小同乡，自小熟识，又同在当时的北平读大学，一起练习文学创作。可以说方敬是当今世界上最熟悉何其芳的一个人了。可是后来方敬看到了这位学者有关何其芳的著作，不仅令他失望，而且觉得受到了一次愚弄与伤害。这位学者把方敬提供的素材歪曲到了难以索解的地步。方敬清癯而冷峻的面孔涨得通红，眼睛里爆出了愤怒的火花。当时，我在笔记本里写下一句：方敬，是个有真性情的诗人，他不但有激情，还有爆着火花的愤怒：
但是，让我久久仰慕的方敬毕竟是一位谦和文静的学者风度的诗人。这几天，我又一次读了他为《新文学史料》写的自述文章：《流光的影痕——记一个未曾面圆的圆》。他的长长的艰辛跋涉的一生，在他的平静而饱含着深情的自述中，真正地显示出一颗高洁的灵魂。他清澈透明的文字，记述了他的一生，像一条人海前的河流，在凝静无浪的流动之中，显出博大的情怀。
致吕剑的信
剑兄：
你十月十二日信今午（十六日）收到。你以为我活得比你畅快，你想得太美了。这半年来，我的眼睛把我害苦了，右眼植人人工晶体，视力有所恢复，但还得配镜子。目前两只眼不合作，左眼（未作手术）仍为近视，而右眼手术之后却意想不到竟然成了远视，一“远”一“近”，把眼前的东西弄得含混不清了。因此这几个月我不太看书，更没有写什么作品，只是零零星星地记下一点人生感悟（怕忘了），粗粗地写了二三十则诗话，国内尚没有发，大部分寄给香港的王伟明兄，他编《诗双月刊》，想编我的一个特辑（访问记、作品、还有一些资料）。现在还没有出来。访问记是童蔚写的。准备从下个月起开始写自传，至少得写一年多时间（作家出版社约的），只能求我的老伴协助，我的眼睛不为我争“光”，入冬以来，多半闷在家里。我这几个月，常常思念到你。你的《诗存》一直放在我的床头（我每晨早醒，多次翻闲你的诗，还有其他几个老友的集子），伸手可取到。而有许多被认为重要的书，我宁愿搁到较远的角落。这种感情的疏远和亲近是几十年来渐渐被迫形成的，有些书绝对不宜搁在近处。我如今看书养成一种习惯，同一本书，同一首诗，几乎看几个月之久。（以上是十一月十六日写的）看你的诗，我总会联想到近几十年的历史背景，想到当时的另一些诗人或诗作（有走红运的，有走黑运的）。还想到你当年写某一首诗的隐蔽的心情，深深地回忆到一切往事。我们活得不易，写一首诗更不易，我能从一些诗句摸到你当时的真实的脉搏。我们当年的那种内心的经历：单纯的歌唱或欢呼，是不能用愚昧式的浅薄全部否定的，那些历史的真实，现在一些年轻人是不理解也不谅解的，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地真实又严酷，不应当回避。你比我忠厚，没有把五十年代那些诗淘汰。看你的《诗存》，真正地把历史的真迹留了下来，被污辱、被打击的原来是如此善良而温存的一群，这正说明历史的严酷与不公正。让那些历史的真正罪人，在这些诗的面前感到愧疚。然而直到如今，仍没有看到那些应当愧疚的人表示出一点人性。你是诚实的，冷静的。而我的“诗选”，中间一段全淘汰了，成为名副其实的《头尾集》。我这个“理想主义”是不是仍属于“幼稚”和“单纯”的行为，抑或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我的“诗选”可能明年初出版。最近韩国几个诗人与社科院的刘福春正在编译我的诗，他们（韩国）决心出我的《诗全编》，把我的诗选中淘汰的全部复原，还把那些少作（四十年代写的）也全编人。我说抗美援朝那几年我的诗有对不起韩国人民的东西，似不宜人选，可他们说不妨，仍要全编进去。这样就把我这个人和诗，历史地如实地赤裸裸地显现在人间，从我的欢乐、悲伤，以及许多于今见不得“真理”的东西，以及我的曲折的人生经历，全部交给历史去剖解。但是，这也正可把这一段血泪的历史触目惊心地展现出来。
我不如你有气度，由衷地钦佩你。前面的两张信是两周之前写的，眼力不济，只凭手的习惯涂写；本想誊清，只怕越誊越不清。就这么接着写下去了，你认不清，请宗珏帮你辨认。
近十多天来，有两次恬动，一次是祝贺韦君宜八十寿辰的会，全是一些老人，谈得亲切感人。另一个会是北师大学生文学社团召开的诗歌座谈会，谈得也比较随便，有任洪渊在场。但时间因此被切碎了。这几年我已享受惯清寂的生活氛围，宁愿独自呆（得用这个字）在家里闭目沉思（眼睛不能启用）。今天小雪，又是星期天，四周安安静静。我四点就醒来，翻看《诗存》，一首首地读起来。字迹太淡，瞅得十分吃力。但你早年的诗却是闪亮闪亮的，如大河的上游——清浅的小溪流，潺潺有声地奔流着。四〇年前后的那些诗都显出了这派气韵，纯净如青春的梦。
我当年也写过这种小溪流般清浅的诗，但远远没有你这些诗完美（相对而言）。《诗存》头三首诗，我上中学时听过一个诗友（前三年去逝）在陇山头上朗诵过。《大队人马回来了》效果非常好。《打马渡襄河》是在《诗垦地》上读到的，情境非常隽永，有豪气，这首小令般的诗，我一生没有淡忘。吟读你的诗，令我不断地反省着我早年的那种浮躁气，我仿佛是一条不走河道的流水（憎恶河岸的拘束），因此我写于四十年代的诗大都流于浮泛。当年我如果与你在一起，定会相互切磋，互补短长。直到晚年，我仍没有真正理解形式的全部意义，任何生命（诗）都应有自己的形态。天地间哪里有不具形态（式）的生命？最近几个月，我正在写一首题名《彼岸花》的较长的诗，方注意凝练诗的情境。早几年，蔡其矫曾提醒过我。这一年又从你的诗学到做诗的“规矩”（如做人一般）。很难学，我生怕失去自己的野性。这许多年，我一直在写“野诗”（天地间有野草、野花、野云、野风、野豹、野狼、野兔……为何不能有野诗）。
这几年，我忽然意识到，我的诗不是圈养的、家养的诗。圈养、家养须被驯服。真正美好的生命形态还是野生的好，野豹奔跑时的身姿多么有节奏感，家养的牲畜就失去了那种天赋的生命形态了。诗也如此。诗不能成为家畜，供人骑，供人屠杀。这些诗的感悟，是否荒诞，不切实际，我真有些困惑。可见我直到如今，不论人还是诗，仍不服管束。一时兴奋起来，写了这许多离经叛道的野性的话，请兄只当做傻兄弟的傻话看看。前一个月，我在一个诗会上曾就“野诗”发过一回野性子，居然还博得几个诗评家的赏识，但写成文章极不易。
我再三再四地吟读兄的《诫鹿》，与我的部首《麂子》，情境、起句、结尾，整个地相似。我的《麂子》是实写，当年真有一只麂子就那么被枪杀，我看见了。我们这点相同的感情，不约而同地写出我俩所遭受的人生逆境和悲伤，是人道主义，也是兽道主义。但我的《麂子》仍没有《诫鹿》完美{不论内在的还是外形的生命感）。还有，你八十年代在安徽东至写的那儿首诗都耐人寻味，毫无杂质，清纯如画。《短歌》只有两节八行，却干干净净写出了一个有声有色的境界，十分真实。《一觉》、《沉默》，我以为是这部诗集的两首力作，沉甸甸的，潜含着许多时代和人生的血泪。
这两首诗，我以为可以不朽，让后代人领悟历史的真情。
从这两首诗，我看到了一颗圣者的赤心。一九八〇年是你近二十年来的一个创作高潮，比五十年到七十年代的诗作要显得深厚和锐利，你在诗里溶进了几十年聚在心里的思考和美好的情愫。比起我来，你多么美良：《故人》也写得好，平实而亲切，有朴素的美。《故乡的石竹正在写一首题名《彼岸花》的较长的诗，方注意凝练诗的情境。早几年，蔡其矫曾提醒过我。这一年又从你的诗学到做诗的“规矩”（如做人一般）。很难学，我生怕失去自己的野性。这许多年，我一直在写“野诗”（天地间有野草、野花、野云、野风、野豹、野狼、野兔……为何不能有野诗）。
这几年，我忽然意识到，我的诗不是圈养的、家养的诗。圈养、家养须被驯服。真正美好的生命形态还是野生的好，野豹奔跑时的身姿多么有节奏感，家养的牲畜就失去了那种天赋的生命形态了。诗也如此。诗不能成为家畜，供人骑，供人屠杀。这些诗的感悟，是否荒诞，不切实际，我真有些困惑。可见我直到如今，不论人还是诗，仍不服管束。一时兴奋起来，写了这许多离经叛道的野性的话，请兄只当做傻兄弟的傻话看看。前一个月，我在一个诗会上曾就“野诗”发过一回野性子，居然还博得几个诗评家的赏识，但写成文章极不易。
我再三再四地吟读兄的《诫鹿》，与我的部首《麂子》，情境、起句、结尾，整个地相似。我的《麂子》是实写，当年真有一只麂子就那么被枪杀，我看见了。我们这点相同的感情，不约而同地写出我俩所遭受的人生逆境和悲伤，是人道主义，也是兽道主义。但我的《麂子》仍没有《诫鹿》完美（不论内在的还是外形的生命感）。还有，你八十年代在安徽东至写的那儿首诗都耐人寻味，毫无杂质，清纯如画。《短歌》只有两节八行，却干干净净写出了一个有声有色的境界，十分真实。《一觉》、《沉默》，我以为是这部诗集的两首力作，沉甸甸的，潜含着许多时代和人生的血泪。
这两首诗，我以为可以不朽，让后代人领悟历史的真情。
从这两首诗，我看到了一颗圣者的赤心。一九八〇年是你近二十年来的一个创作高潮，比五十年到七十年代的诗作要显得深厚和锐利，你在诗里溶进了几十年聚在心里的思考和美好的情慷。比起我来，你多么美良：《故人》也写得好，平实而亲切，有朴素的美。《故乡的石竹花》，写得流畅，一气呵成，无一丝一毫的技巧的痕迹。（以上写于十一月三十日下午）昨天夜里久读《史料》稿，有黄秋耘写的长文，记文学六十年生涯，其中回忆了五十年代几次运动（作协的），反右的内幕，揭得十分深，没有回避具体的人，爱憎是非分明，毫不含糊。还有梅志一家人回击舒芜的文字，我都得认真看，不能囿于个人的感情，须以真正的历史眼光看待许多往事。这里不好详述。
今天无法接着昨天的思路写下去了。本想以概括的文字写几点出来，供兄思考。今天不行，过两天再写。你看，我还是不能超然世外，安度晚年，命该如此吗？关于你的诗，我会继续思考，或许还能理出点真正的心得和感悟。
写得太拉杂，请见谅。
冬安
祝
愚弟牛汉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一日
齐越和他的声音
“文革”后期，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对“一小撮”看管得不像前几年那么严，我便常常到武汉去游荡，我的老伴当时从北京下放到了武汉。每次到武汉，总要一个人久久地兀坐在汉江与长江汇合的那段高高的堤头上。那里，野草丛生，谁也看不清有人隐在哪里。
我像泥塑石雕一般静坐好久好久。望着汉江碧清的流水，我沉湎在长长的白日梦里，想起这条江水上游的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小城城固（古时被称作“乐城”，是当年诸葛亮在汉中一带屯军时起的这个美丽的名字），想起小城文庙西侧一条窄小而泥泞的陋巷，陋巷里一个小小的院落，想起院门内的那棵青青的树，想起茅屋里一对青年夫妇高声地朗读外语的声音，那么浑厚清灵，如一曲合唱，仔细谛听，在朗诵声中，还融合着稚嫩的婴儿的笑声。我常常立在门口那棵树下激赏地听着这个新的小家族的生活旋律。当然，那时在长江堤头我还以焦灼的思念之情，想起了我们大学时代许多朝夕相处如兄弟般的朋友们，他们的命运如何？当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那两年，一到黄昏，我们不约而同地来到茅屋聚会，谈论彩色的理想，谈论中外作家，谈论鲁迅，艾青，谈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的宁静或者活泼的眼神，花蕾一样灿烂的微笑，走路时各具个性的姿态，话语不同的乡音和声调，都有声有色地演映在我布满了伤痕的心灵上。我们这一伙朋友，常常在援江岸上漫步，或躺在沙滩上，对着空旷的天空唱歌、呼号。这些探人心灵的印象，即使在“文革”期间，谁也无法把它们从心里抹掉或挖掉。七十年代初，我写了一首题为《汇合》的诗，赞美了汉江和长江汇合时的那振默默的没有浪花却无比壮丽的景象，就是我在前面说的那个堤头上写的。有好几年我还苦苦地构思过一首怀念汉江边小城生活的长诗，其中有庄严的战斗，也有甜蜜的爱情故事，这个愿望曾经与包括齐越在内的几个朋友谈过，到现在也没有完成，有愧于那段青春的历史。
前几年，读到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一首诗：《诗的艺术》。起首的四行诗就敲击般唤醒了我日渐昏沉的心灵：
望着光阴和水组成的江流，
想起时间是另一条长河，
我们如河一般消逝一张张脸庞像水似的流去。
有几位当年常在茅屋相聚的好朋友，已经如流水般消逝到历史长河之中了。然而大学生齐越的形象（岂止脸庞）却并没有如流水消逝，他还在我的心灵里站立着，走动着，还能听到他深厚而诚挚的声音。上面说的那间迷人的茅屋和一对青年夫妇，以及新生的婴儿，就是齐越、杨沙林和他们的女儿齐虹。齐虹这个名字还记得是朋友们一块为她取的，当时大家正传阅着苏联的长篇小说《虹》。
对于窒问地生活在黑暗里的人，横跨天空的虹是一个多么富于理想色彩的意象啊！
时间如江水在奔流，流过了长长的半个世纪。一九九二年的春夏之交，我和当年西北大学老同学寿孝鹤，李梦岩，一块去西山脚下北京工人疗养院看望齐越，他已在那里调养了两三年。上面说的那间陋巷里的茅屋，当年我们三个几乎天天去。它本来是孝鹤租住的，孝鹤一九四四年毕业走了，茅屋就成了齐越与沙林的家，也成了我们一群朋友的乐园。我用墨笔画的一幅鲁迅速写像，贴在小屋泥墙的上面。齐越有一只珍贵的手表（他父亲留给他的），挂在鲁迅像的下面。小屋是庄严而朴素的，没有任何装饰。
走进疗养院齐越的病房，知道抄林与齐虹也在，我们真仿佛又聚在那间记忆中的茅屋了。我真的这么想了，但克制着没有说，怕引得大家伤感起来。那天赶上了一个少有的好天气，不冷不热，又没有起风，几天前还下过一场雨，空气里流溢着润湿而清凉的野草气息，疗养院的院子里到处是树木和花草。
齐越晓得我们要来，早已焦急地在病房里等着我们。
他正在撰写播音艺术生涯的回忆文章，还把新近写的一首旧体诗给我们看，是他自己工工整整书写的，在这首诗里他抒发了战胜病魔的决心。他的神情和声音还是那么沉稳，那么温厚。大家交谈了在京的和外地的许多朋友的近况，都是当年那间茅屋的青春伙伴。随后一起来到了开阔的院落，齐越坐在轮椅里，我们几个簇拥着他，边走边说话。坐在轮椅里的齐越很不自在，他显得有些孤独乃至凄凉，极少说话，只默默地凝思着什么。我们尽量引他高兴，他还是欢快不起来，心里说不定正回忆着汉江边小城的那段梦一般的岁月。朋友们都在地上行走，只有他一个困坐在轮椅里面，他能不苦恼吗？当年大家结伴攫步在汉江边时，他总走在前头，带动大家唱俄国歌曲《三套马车》，他的声音最浑厚。到了八十年代初，我们又不时聚会，出游乘坐地铁时，齐越虽体态较胖，却总是喘吁吁地抢着为大家买票。我说他有点喘，他死不承认，还有意和我扳手腕较劲儿……我们把他从轮椅扶下来，在院子里迎着阳光照了一张合影：他拄着拐杖立在中央，身躯微傲朝前倾斜。过去在这种场合，齐越总是悄悄地谦逊地站到旁边，现在他只好乖乖地由我们摆布了。我看他皱皱眉头，仿佛说：“这次我就不再谦让了。”这张照片上齐越的面孔绽出了晚年少有的一次微笑。分别时，他在轮椅里跟朋友们一一握手。当我向他伸出手时，想不到他突然快活而天真地对我说：“大汉，扳扳手腕，我还有点劲儿！”我扳手腕时，没有故意让他，那样他会难过的，我认真地试着他手腕的劲儿，真还不小。他抬起头，望着我，问：“还行吧？”我说：“行，很有劲儿。”他快活地笑了起来，他还是那么要强，那么自信。想起来真有点懊悔，不该那么认真地扳。但我深深晓得齐越的性格，我如不使劲儿，他当时就会沉下面孔，骂我：“不够朋友”。齐越平常一副学者风度，一旦情绪爆发，比谁都狂热。他似乎不是用一只手跟我较量，而是倾出了病体中潜有的全部的也是最后的力量，这就是齐越。他要人们相信，他是生命永不衰竭的一条硬汉子。他相信自己能战胜死亡，在命运面前，他从不认输。我转过脸擦了擦涌出的热泪，细心的齐越看见了，用抖颤的声音对我说：“大汉，谢谢！”我们相互都感到了一生一世的友情和信任，不是最后的，而是永远的。
我在西北大学也是学俄语的，比齐越低一年级。外语系设英语和俄语两个组，俄语组四个年级的学生总共不超过二十个。尽管不同年级，没有在一起上过课，大家都相互认得。当年在我的心目中，凡学俄语的无疑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绝不会有一个是盲目学俄语的，因为学了俄语，在校时受校当局政治上的怀疑，毕业之后又很难找到个好职业，大都得改行，谁都清楚这一点。而且，以往几年，俄语组一些激进的学生，临毕业前，即使没有遭到逮捕，也得匆匆地逃亡。
进西大不久，我就晓得俄语组有个学生齐斌濡，他不但在俄语组，就是全文理学院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首先，他的外表形象就很有魅力，一眼望去，白皙的面孔隐隐地透出几分严肃和冷漠，个子并不算太高，但清瘦而挺拔，显示出筋骨的力度。走路时头颈直竖，步子总是那么沉稳。他从不左顾右盼，目光采取平视的角度，难得看见他低垂着头走路（一辈子没有看见过）。不论春夏秋冬，穿着总是齐齐整整的，灰色布袍十分地合体，咖啡色的毛围巾一前一后地搭着，头发不浓，却梳得一丝不乱，全校一千多个学生之中很少有如此正规的发式。茸茸的尚未发育好的络腮胡子，为他白净的面孔装饰了一抹柔和的阴影，这更使得他的神情里显出一些庄重、深沉和艺术的风度。一九四五年冬天，记得他穿一件青年会发的救济穷困学生的灰棉大衣（也许是沙林的，他穿着嫌短）．我也穿这么一件，显得十分的穷酸，而齐越却有一条雪白的丝质薄纱巾，围在长长的脖子上，映衬着微微黑起来的络腮胡子，还是比别人风度一些。还有，他的腋下常常夹着厚厚的讲义和书籍，很少看到他甩着空手游游荡荡地走路。当年曾有人对我说，他这副外貌形象（包括动态）是最能代表俄语组学生的精神风格的。语调里虽然带有些讽嘲，却也准确地概括出俄语组学生的时代特征。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这个久仰的学长，是在一九四三年冬天，大学巷一号那间小茅屋里，我去看孝鹤，齐越正在那里。不仅一见如故，而且相互很投合，交谈几句话之后，我就直愣愣地笑着对他说，“你的样子我一直有些惧怕：”记得他的面孔顿时泛起羞涩的红晕，并没有讲一句为自己辩解的话。原来他竟是这么一个单纯的斯文人！
记得当时我还对他说，他很像巴札洛夫。巴札洛夫是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父与子》里的男主人公，一个个性刚烈的理想主义者。那时我正在读这本书，十分欣赏巴札洛夫。
我以此赞赏齐越，以为他会高兴，而他还是不动声色，仿佛我说的是别人，但我晓得他心里是高兴的。
一旦与齐越谈得投合，很快，用不上半天，就里里外外“识破”了他：他不但不是一个冷漠的人，而且个性热烈得冒烟，一点就着。这一点与我异常相似，尽管我和他的个性表露方式大不相同，不熟悉他的人看来，他的确显得比我有教养和深沉稳重些。他是一个在大城市大家庭里长大的学子，家里把他管束得非常严厉。而我，是一个农村野孩子。打个比喻，我是一张薄纸包的火，他不过是十张牛皮纸包的火，区别只有这么一点。但他那副神乎其神的样子，也不是装的，从小就如此，不知不觉地被教化成了那么个模式。他的情感，对人生的理解，其实有时比我还稚拙，甚至天真一些。
不论四十年代在大学期间，还是建国之后，这四十多年间，朋友们都十分清楚，齐越从来不多盲多语，更不是那种能言善辩、场面上的活跃角色。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有一例好嗓子，并有意发挥他的效能。当大家谈论或说笑时，他从不插话，只凝神静气地谛听着，他似乎比谁都“规矩”，比谁的人生经历都浅些。建国初期，朋友们知道他从事播音工作，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光荣，只把它视作光荣而实际的一个岗位而已。后来觉得播音太讲究实用，没有认识到它的深远的艺术的功能。这方面我可能给过齐越某些消极的影响，怂恿他离开播音岗位，去从事文学翻译工作，他在自述文章里以反省的心情谈到了这一点。
但是，他的确有天赋的播音才能，他的声音具有宽阔而丰厚的音色和音域，既有力度，又能带出真实的情绪。
他似乎不是用嘴唇发声，他的声音发自他跳动的心脏与起伏的充满血气的肺叶。他的这种具有个性的声音，从大学时期，我和朋友们就感触到了。他的声音落到人的心灵上，有着特别的附着力和渗透力，仿佛带有热血的粘性。
特别大声讲话时，更能显示出他声音的厚重感和朴实的艺术气质。这不大可能是后天练的或由模仿而形成的那派表演技巧。我相信他的声音素质和艺术个性是天生的。
他跟朋友们谈心的时候，声音很低很沉，还有一点喉音。
那是声音从心灵涌出时，通过敏感的喉部，如推开厚重的门扉，引起的那种微微颤动和摩擦声。他的眼神、面孔以及表情都声化了，成为声音的旋律的有机部分。每当他大声朗读、歌颂，或抨击什么时，声音像是用他全身的血管拧成了一根琴弦在强烈地抖动和振响。他平常说话不算流畅，还给人以滞重的感觉，如一幅完美的油画，常常有朴拙的甚至粗糙的笔触。现在，每当回忆起他的声音，真像一条大河在沉重而浑厚地流着，听不见轻柔和细碎的浪花的声音，是几乎与沉默相通的那种浑然而辽阔的音域。它是一片大境界。我在大学巷一号多次听过他用俄语朗诵莱蒙托夫和屠格涅夫的诗，还朗诵过他自己译的莱蒙托夫最著名的短诗《帆》。记得是应我的要求，他是站在大学巷一号的院子里朗诵的，我们都认为朗诵《帆》，人不能坐着，必须站着。由于情绪过分激昂，他的声音从始到终都不住地抖动着，他的躯体如一个巨大的音叉，如孤帆的桅杆在飓风中“引起轧轧地响……”（原诗句）。齐越正像那只颠簸在大海上祈求风暴的帆船，浑身禁不住地也在抖动着，仿佛有海风在吹袭着他。诗朗诵完之后，他还像那只不得靠岸的船，不住地喘着气，浑身抖氟不已。
我还请他朗诵过莱蒙托夫的长诗《童僧》，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他一边朗诵，一边流泪。
齐越朗诵的这些诗，依据的是余振讲授的俄国诗选的讲义。一九四六年春天，我被捕关在汉中第二监狱，这本讲义我带在身边，还在囚室大声朗诵过其中的许多诗，我也朗诵过《帆》，当时我衷心祈愿齐越一家人依托着莱蒙托夫的那只神奇的帆船，渡过汹涌的大海，到达遥遥的幸福的彼岸。
日本侵略军宣告投降，但战乱多年，伤痛深重的世界并未平静下来，中国又一次处在内战的边缘。国民党政府加紧对抗日大后方的统治，进步力量不断遭到了压制，重庆，昆明先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主游行。诗人闻一多和进步爱国人士李公朴被枪杀，全国校园都沉浸在悲愤的情绪之中。汉中盆地的西北大学也迅速地激动了起来。学生社团和壁报增多了，并逐渐地产生联合起来的要求，以对抗反动校方的镇压。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末，为了纪念俄国诗人普希金诞辰一百五十周年，西大星社联合其他学生社团在校部图书馆联合举办了一次文艺晚会。齐越和星社的主要成员都全身心地投入筹备工作，忙碌了一个星期。图书馆几位工作人员很支持我们这次学术性活动：记得进步教授王守礼的夫人就热诚地为我们腾出了阅览室，使我们有了活动的场所。齐越、杨丹和我还拜访过俄语教授徐褐夫（徐行）、李毓珍（余振）、魏荒弩几位先生，请他们参加纪念晚会。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徐褐夫先生一再叮咛我们，不要设主席或主席团，免得暴露，我用整张白纸画了一幅普希金的头像，挂在会场正面的墙上。几个北方学社（不公开的进步学生社团）的成员为了防范有歹徒来捣乱，坐在靠门口的地方。齐越因为要朗诵诗只得坐到前面去，跟齐越一块坐在前排的除去前面说到的三位老师之外，还有杨丹、刘存生（刘健）、卢永福（卢永）等同学。图书馆坐满了学生，还有不少中学生也来参加。
图书馆的几盏汽灯都点着了，整个会场充满了光明。
齐越首先朗诵了普希金的《自由颂》：
去吧，快躲开我的眼睛，你西色拉岛娇弱的皇后（指维拉斯）你在哪里呀，劈向沙皇的雷霆，你高傲的自由的歌手？
来吧，揪下我头上的桂冠，把这娇柔无力的竖琴砸烂……
我要向世人歌颂自由，我要抨击宝座的罪愆……没有扩音器，齐越高亢而浑厚的声音，如雷霆一般在整个阅览室轰鸣着。普希金一百多年前写的诗，仿佛是专为我们这次晚会而写的，或者说只有在当年那种场合朗诵这首诗才更能显示出诗的不朽的力量。而齐越的厚重的溅射着火星的声音与《自由颂》的强烈的内涵情韵又是多么的合拍呵，不论诗，还是齐越的声音，都有着永不消逝的气质。直到现在，我仍能听到《自由颂》在历史的天空轰鸣不已。这是我听到的齐越最早的一次难以忘怀的呼吼一般的声音，回忆起来，我当时还真感到有些惊异，我第一次发现齐越声音的这种潜在的素质。或许是普希金的诗《自由须》唤醒了隐匿在齐越平静质朴的性格和浓热的血脉中处于原生状态的声音吧！他的人和声音如雷霆似的觉醒了。齐越白净的面孔发出火焰的红光，他浑身抖动着（他事后说，他当时无法承受那股诗的冲击力）。普希金的每行诗都是呼吼出来的，是齐越的声音，也是普希金的声音。
一九四五年夏天，复旦大学学生束衣人（石怀池）在奔赴中原解放区的前几天，坐渡船过嘉陵江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陷害，船沉了，他与另外几个进步学生都溺死在江流里。一九四四年，星社壁报曾刊出过石怀池寄来的列宁论托尔斯泰的著名论文。我怀着悼念的悲愤心情控诉了这次血腥的暗害事件，写了一首诗，题目是《悼念，也疾呼》，有一百多行，在壁报上发表过。齐越在晚会上也朗诵了它，他的深沉而厚重的声音，把几个青年被陷溺于江水的悲恸情绪抒发得异常真挚。博得了全场的掌声。
齐越还朗诵了法商学院学生王绎写的赞颂昆明民主学生运动的长诗，在星社壁报上刊出时，引起强烈的反响。可惜诗没有留存下来。几年前，王绎走访我，谈到这首诗和齐越当年朗诵的效果，我们仍感到无比的欢悦和振奋。
正当齐越朗诵诗的时候，十几个国民党学生企图闯进会场，被我们狠狠地推挡在门外。他们并不甘心，几分钟之后，图书馆外院落的黑暗角落，突然响起了叭叭叭的枪声。敌人在威吓我们，许多学生主动到门里门外保护会场。齐越的朗诵声仍在光明的圃览室里交响回蔼。几声黑暗角落的枪声，压不倒普希金的诗。诗的声音比枪声更高更强。罪恶的枪弹射不死普希金的《自由颂》和齐越的声音。
齐越的声音最适合朗诵大声疾呼的有血性的大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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