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尚且没有发生过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大规模战争，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为各国进行军事改革创造了外部条件。马岛战争以来的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使得各国认识到军事变革的必要性。此外，美军通过军事转型赢得的相对于其他国家不断增大的军事优势，也形成了“示范”和“倒逼”效应。
一、新军事变革
“冷战”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以美、苏为核心的“两极”世界格局终结。随着欧盟、俄罗斯、中国、东南亚、南美等地区和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影响力的增大，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进入到国际关系与国家利益大调整的历史时期。国际安全形势总体上趋向缓和，但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发生频率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呈现出增大的趋势。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所占地位上升，综合国力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虽然战争依然是体现国家意志、维护国家安全的最终手段，但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如人道主义救援、灾难救助、国际维和、反海盗等，也成为武装力量的重要职能。
在此背景下，主要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国家均将“大力发展经济”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同时，根据各自的国家战略、国家利益和安全考虑，在政治、军事、外交斗争需求的推动下，重视和加大军事力量建设力度，优化国防资源配置，以求有限的国防开支投入具有最大的产出，并不约而同地将军事改革或军事转型确定为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的重要内容。
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军事理论家就已经预测新一轮军事变革即将到来。1984年，苏军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元帅提出了人类即将迎来新一轮军事革命，未来战争将具备新的形态，一些创新性的军事理论将出现。
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迎来的新一轮军事变革，被普遍认为是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设立常备军制度”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军事变革，不但给战争形态及作战样式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也对军事科技、战争样式乃至地缘政治、外交、社会、科技、经济等领域的全球性和地区性格局，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对于“军事变革”，目前尚无公认和统一的定义。实际上，军事变革就是按照新的战争形态要求，改造和重构现有的军事体系，建设新的军事体系，或者更通俗地讲，就是指战争的手段和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新军事变革是军事系统内部发生的系统性、整体性变革，包括研发武器装备、革新作战方法、重组军事组织、创新军事理论等多个方面。这些领域的变革产生合力，使得军队作战效能得到极大提高。
“新军事变革”概念是“新军事技术革命”概念的衍生物。“新军事技术革命”概念最早由苏联军事家提出，泛指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被引入到军事领域，导致精确制导武器和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出现，并受其拉动，在军事领域内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变革大潮中，新武器、新战法不断涌现，其中，一些将成为未来战争中的主战武器，一些作战样式将在未来战争中得到广泛采用，相伴随的，未来战争也将具备新的面貌。
1987年，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ONA）经研究认为：苏军的预测和研究结论是正确的，新技术不仅能够在现有作战理论和军事组织条件下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还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进行方式。
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了对手，在一段时间内显得无所适从。人们的思维定式是，“如果不知道如何去做，就按照过去的做法去做。”海湾战争轻松获胜，使得美国信心倍增，同时，一种新的战争模式显露雏形，使得美国坚定了继续打“高科技战争”的信念。
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成为了高科技武器的试验场。战争中，高精度武器使用量虽然只占战争期间投掷弹药总量的9%，但却摧毁了42%的目标，多国联军共计66万人，仅伤亡378人、花费100余小时就结束了地面战斗。战争期间的“沙漠风暴”行动中，美国空军F-117“夜鹰”隐身战斗轰炸机投掷激光制导炸弹打击伊拉克境内重要目标，F-117也因此战名声大噪。高精度武器首次大规模用于实战，展现出的作战效能令世人震惊。
ONA认识到了海湾战争中蕴含的未来战争要素。1992年，ONA发布《军事技术革命评估报告》，就20世纪末期发轫的军事技术革命进行了评估。ONA考察了苏联军事理论家关于“精确打击、广域传感器和自动化指挥与控制系统将给战争样式带来根本性变化”的论述，基本上同意其观点，认为战争样式正在发生改变，远程精确打击将成为未来战争中的主要作战样式，未来战争将是“高精度战争”。此外，由于军队对信息存在着强烈依赖，未来战争将是“信息战”。ONA报告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关于军事革命的大讨论。报告中，军事革命定义为：
新技术被大量应用于军事系统之中，并与创新性的作战理论和军事组织结构的适应性调整相结合，使得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样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武装力量的作战潜力和军事效能得到了急剧提高，提高幅度通常是一个数量级或者更大，这就是所谓的“军事革命”。
1993年，ONA开始使用“军事革命”一词，用于替代此前使用的“军事技术革命”，目的是强调其观点，即：技术进步使得军事技术革命成为了可能，但是，只有奉行新的作战理念，且军事组织结构也发生相应的改变之后，军事革命才会真正到来。
1995年，美国国防部将“军事革命”定义为：“科技创新性的运用所带来的战争发生定性上的改变。”
美国在其1997财年国防报告中，将“军事革命”定义为：“使用新技术的军事系统同新作战理论和军事组织体制改革相结合，从根本上改变军事行动特点和方式的过程。”
1999年，理查德·亨得利撰文指出，军事革命是军事行动样式的改变，表现为主导行为体的一种或多种核心能力退出历史舞台，或者产生一种或多种新的核心能力。
2004年，迈克尔·威克斯和罗伯特·马蒂纳格撰文指出，军事革命是使现有作战手段变得过时或屈居次席的非连续变革。
上述可见，军事革命并非表现为作战方式改变的速度，而是表现为作战方式改变的程度，体现在新的作战概念和军事组织结构等方面，军事革命的结果是产生新的军事能力，或者淘汰过时的军事能力。
新军事变革不仅对军事领域，还对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和战略安全环境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传统战争理念受到冲击，现代战争样式加速演变，地缘政治格局重新整合，都促使各国对自身战略作出调整。其次，战略力量对比的“不平衡”状况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在不发达国家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之间，业已存在的战略不平衡不断增大。第三，高技术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拉低了战争“门槛”，使用军事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诱惑力增大，战争和武装冲突发生概率增大。最后，受限于科技和经济的基础、实力与可使用资源，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军事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两难选择，与发达国家的军事力量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二、新军事变革的动因
军事变革一般都是由新军事技术的出现和应用所引发，但并非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都能引发军事变革。军事技术革命为军事变革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作为军事变革发生的“催化剂”，是其“前奏”和“序曲”。
海湾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作战样式和战争结果与传统的机械化战争大相径庭。人们认识到，高技术将主宰未来战争，同时将带来战争样式的改变。在海湾战争的刺激和牵引下，揭开了全球范围内新一轮军事变革的序幕。
新军事变革的发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人类社会由“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转型过程中，在军事领域的必然反映和结果。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信息与知识日益成为军事力量的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各国军队努力实现军事系统的信息化、知识化和一体化，进而形成全新的智能化军事形态。
具体来说，新军事变革的动因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技术进步的推动。技术进步总是被首先应用于竞争最为激烈的军事领域，军事变革总是伴随着技术革命的出现而出现。
20世纪后半叶，人类迎来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高技术革命浪潮，世界各主要国家均把发展高技术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迅猛发展的高技术推动下，军事科技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武器和新装备不断涌现，军队的指挥和控制、远程攻击、快速机动和精确打击能力得到了大幅提高，在此基础上，新的作战样式和新型作战力量不断涌现。军事技术领域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为军事变革奠定了物资基础，也为新军事变革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
其次，战略需求的驱动。“冷战”结束后，美国将保持和增强其“一超独霸”的地位作为不懈追求，依靠其超强的科技和经济实力，不断扩大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优势，美军的新武器、新战法和新军事理论层出不穷，并在多场局部战争中加以检验和完善。
其他国家，为跟上世界军事发展潮流、维护自身安全与利益，需要尽量缩小与发达国家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受限于自身科技和经济的基础与实力，从各自国情军情出发，明确军事建设的重点方向和内容，持续加大投入，有针对性地进行军事改革。
第三，理论创新的牵引。军事技术革命为新军事理论的诞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自20世纪末，联合作战、五环打击、基于效果作战、震慑论、信息战、不对称作战、第四代战争、第六代战争、网络中心战、空海一体战等新的军事理论、作战构想和概念呈现“井喷”态势，在此基础上，各国军事战略纷纷作出相应的调整，同时，军队作战方式也持续发生着改变。
新的军事战略和作战理论的提出，对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牵引和“倒逼”作用，由以往的“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观念，向“为打什么仗而研发什么武器”的观念转变，从而形成“正反馈”效应，促使新军事变革不断得到发展和深入。
最后，战争实践的催生。20世纪70年代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发生了几百场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战争实践不仅直接催生了军事变革，且军事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武器、新装备和新作战样式，也只有在战争实践中才能得到最科学和最客观的检验。另一方面，经过战争实践和对战争实践的研究，才能更好对军事改革的内容和方向进行修正和完善，为未来战争研发和升级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并根据现实和潜在的敌人，有针对性地研究作战样式和制定作战构想。
要赢得战争，必须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军事变革被当做大幅提高军队战斗力和军事斗争准备效率的“倍增器”，也因此被各国寄予很高的期望。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一些军事强国更是希望通过军事改革，使自身武装力量能够呈现出新的“面貌”。
三、以网络为中心—美军转型的主线
美国的新军事变革更多地被称为“军事转型”。美军发布的《2010年联合构想》、《2020年联合构想》、《转型计划指南》、《网络中心战》、《空海一体战》等系列文件和报告中，都提到了“军事革命”、“军事转型”等概念，且均将科学技术视为推动“军事革命”和“军事转型”的主要驱动力，同时，也是设计和打赢未来战争的主要工作内容。
美军转型主要体现在指挥与控制领域，从C3I发展到C4I，再到C4ISR（Command，Control，Communication，Intelligence，Computer and Surveillance），并在C4ISR基础上，通过获取和掌握信息优势，进而转变为战场优势。
可以确信，人类科技的发展状况和趋势决定了：未来战争，必定是表现为某种形式上的高技术战争，人类曾经进行过并占据主导地位的“人力密集型”战争和“消耗战”将成为历史。
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就有什么样的军事形态。2O世纪8O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形态开始自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相伴随地，是机械化军事形态向信息化军事形态的转变。新军事变革，实质上，是将工业化社会的机械化军事形态，改造成信息化社会的信息化军事形态的过程。美军《2010年联合构想》指出：
未来作战构想包含改善信息化时代可用的情报手段和指挥与控制手段，继续倡导四大作战理念：主导机制、精确打击、全维保护、聚焦后勤。
美国国防部军队转型办公室主任、海军战争学院院长塞布罗夫斯基等人提出了“网络中心战”作战理念，其思想表述为：
一种依靠信息优势的作战理念，通过将传感器、决策者和射手联网来增强战斗力，旨在实现共享态势感知、更高指挥速度、更快作战节奏、更大杀伤力、更强生存能力以及一定程度的自同步。实质上，网络中心战是通过有效链接作战空间中了解态势的实体，将信息优势转化为战场优势。
“网络中心战”中，由高科技保证信息优势，并将信息优势转化为战场优势，因此，信息优势是未来战争的核心。
美军于2000年发布的《2020年联合构想》重申了《2010年联合构想》中的大多数观点，并明确指出：技术推动战争。报告论述了技术如何为美军提供能力，并落实《2010年联合构想》中描述的四大作战理念。美军于2003年发布的《转型计划指南》指明了军事转型路径：
通过创新领导能力，建立转型文化。应用未来作战理念，通过风险裁定，完成转型过程。通过部队转型，进而转变作战能力。
美军转型目标设定为：
信息时代的军队将较少地以平台为中心，更多的是以网络为中心。借助在各级司令部提供切实可行的信息的安全网络，通过提高信息共享，军队能够实现更加分散化的部署，这为提高指挥决策速度创造了条件，增大了在战斗空间中自协调的机会。
美军转型的指导思想，可以一言蔽之：技术是关于未来战争问题的答案。美军考虑的是，开发什么样的技术，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技术来主宰未来战争。
美军的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与“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人”的理念存在着冲突或不一致。应指出的是，美军的这种理念是由其长期占据的巨大技术优势和凭此取得的多次军事胜利而形成和决定的，并不断得到强化和巩固。但应指出，研发和使用先进技术以及在先进技术基础上采取更先进的作战方式，都离不开高素质的人。美军同样承认这一点，并将人员培训和准备作为军队建设的重点内容。
四、推进新军事变革，应对未来战争挑战
以信息技术领域发生的重大进步为核心，并受其驱动的这场新军事变革，给军事领域带来了极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和改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信息化武器形成体系。如信息化弹药、信息化作战平台、单兵信息化装备，以及新概念武器等。其次，军事理论上取得突破。如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信息化战争、全维作战和一体化作战、不对称作战、非接触作战、特种作战等。第三，作战方式快速演变。如立体纵深的非线式作战、多维战场空间的一体化协同作战、夺取制信息权将成为作战重点等。第四，军事组织全面重组。如数量让位于质量，人力密集让位于科技密集，军事组织呈现小型化、合成化和多样化等。第五，指挥控制高速高效。如C4ISR和全球信息栅格（GIG，Global Information Grid）、作战模拟、虚拟现实技术辅助战争和指挥决策等。最后，变革训练和实验方式。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引入军事训练和实验领域、模拟训练、模拟实验将代替某些实地训练和实爆试验、战争实验等。
在上述背景下，未来战争样式将发生重大改变，表现在：战争扩展至陆、海、空、天、网络、电磁等全维战场空间；战争进程缩短；作战效能提高；作战能力释放更精确、更科学、更合理、更高效和更有组织等方面。
世界范围内的新军事变革大潮，对我军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顺应历史潮流，迎接时代挑战。新军事变革为我军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其次，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军事强国推行和实施军事变革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作为参考和借鉴。第三，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有利于缩小我军与先进军队在武器装备和指挥控制上存在的技术“代差”，形成“后发”优势。第四，美国依靠其强大的政治、军事、科技和经济实力，其军事“超级霸权”地位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可能会对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带来不利影响。第五，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国家联盟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多极化”进程得到加速，“多级”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同时存在，这对我国我军是个战略发展机遇期。最后，各国对高技术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大力投入将引发一些武器门类或种类的军备竞赛，可有选择和有针对性地发展“杀手锏”装备，以争夺未来的战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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