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人生的开篇之作

    前些年写过不少诗话，其中有一则说：“我现在所以顽强地活着，拼上命地写诗，就是为了把被删去的人生补齐，为了能倾吐出淤积在心里的块垒和晦气，希望清清白白地回归到历史的怀抱。”然而，被删去的多半无法补齐了，从心里倾吐出的血泪也只是一点一滴而已。

    几十年来，在活得最艰难屈辱的日日夜夜，曾写过许多札记，默默地，孤独地，几乎天天写。有的匆匆地记在本本里或纸片上，更多的只能刻记在心里；绝非妄图有朝一日向谁报复，而是一种生命本能的诉述和呻吟，不成文，不成句。

    还写了几十首诗，有一些已编人诗集《温泉》，仍有一些搁置在书橱的一个角落，没有清理出来。前不久为《人民文学》杂志整理出七八首，写了二千字的说明，近期可望刊出。这些不甘幻灭的诗稿，残缺不全，大半显得非常稚拙和生涩，几乎没有一首是完美的。有一首已收在（温泉）中，题作《鹰的诞生》，写得非常艰涩，每个词语似乎与过去的词语完全不同，仿佛都是我第一次生造出的，比鹰下一颗蛋还要难。

    但是生成每个词语时，也有鹰下蛋时的那种预示着生命即将飞翔和歌唱的喜悦和幸福。

    这几篇散淡粗简的札记，写于“文革”期间的1971年和1973年，当时我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生存着，管制比过去松了一点，有了一间独居的陋室，我取名为“汗血斋”。孤独和郁闷逼（憋）得人难以忍受，开始默默地写点不成文章的东西，姑且称作“札记”，好让心灵获得一点吐纳和呼吸的机会。说不上是什么自觉的理性行为，更多的是人性的原始感应。回忆当年的“我”，几乎处于失语的状态，不知道真正的人该如何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多年来只会被动地条件反射地写那些认罪式的文字（与心灵无关的符号）。一旦有意识地提笔（如握着自己的命运）写一篇文章，即使全身心地投入，写出的也只能是“人之初”时呀呀学语的东西，绝不敢妄称为文章。要想找回自己失落多年的个性语言，谈何容易！必须从当年的那种虚伪的颂歌体和暴虐的大批判的时代音域中突围出来，一切一切都须重新开始，首先是语言。真应了“歪打正着”的那句俗话，历史让我有幸体验到了“重新做人”的快慰。对于那些扼杀和删改人性的人物们，他们最惧怕的正是这个新人和新的语言的出现。

    这几篇文字，从没有公开过，一直藏匿在书橱的一个神圣的角落，发黄的纸张已变得十分的焦脆，字迹已有许多风化和漫漶，几乎难以辨识，只好请老伴誊清，我作了很少的文字改动。原稿几年前已由上海图书馆收藏。现在将它们送出去发表，心里仍然很不安。不是因文字的幼稚而惭愧，我不仅毫不为此惭愧，反而感到格外骄傲，但是，裸露创伤总会引起人们的某种怜悯或议论，而我最怕这种怜悯，即使是诚意的。生命敏感的部分最好隐藏起来，正如十年前施蛰存前辈对我说：“一个人一生经历的一切，决不该被剥得净光，那样灵魂会感到不安。”当然这几篇文字并不属于隐私或创伤。但我这两天重读时，仍禁不住地流了不少的眼泪。而且读的同时，忍不住地加了些“夹注”，这对年纪轻的读者可能起些助读的作用，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段荒诞的历史。

    还应当说一说当年写作时的真实心情。记得当时我有一个十分坚决的做人作文的原则，绝对排除当年的那种狂躁、高昂、令人憎厌的空洞语言，要尽力写得平凡一些，宁静一些，真实一些，单纯一些，决不可掺入些许的虚伪，宁可拙笨点、幼稚点。因此，这几篇习作毕竟是我“重新做人”后难得的值得纪念的文字，是我的新的人生的开篇之作。

    1998年6月10日

    一朵奇异的花

    当我们从浓云沸腾的五老峰，一溜小跑到得山下（其实还在山上，不过给人的感觉已经从高峰落脚到山下），回头仰望来路，满眼翻腾的云雾，那五老峰仍隐在神秘的云雾之上。暴雨显然就要来了，云雾湿漉漉的，可以抓住拧出水来。但是，我们当时一点不慌，仍然兴致勃勃，一路上欣赏着阴森森的狮峰口。

    同伴中有人眼睛真尖，走到路边潺潺的山涧边，从杂草丛中摘了一朵黄色的野菊花，闻了又闻。我对他说：“这花太普通，不好看，我昨天在龙首崖那一带的陡壁上采到了一朵奇异的花，当时让人要去了。我明天一定再采一朵。”他没有说话，似乎不大相信我真能找到什么奇异的花。

    我说的千真万确，那花，有几分似喇叭花，又有点像倒金钟，蓝里带紫，花瓣很坚实，如玻璃雕刻的一般，有弹性，发着莹莹四射的光芒。难怪在庐山上这么浓重的雾和暴风雨中，它仍然开得如此从容鲜艳。什么样的山上就有什么样的花，庐山上的云雾里的花应当是坚强的花。听说西藏高原的雪线以上，茫茫的雪里有一种花开放着，叫做雪莲，不论色泽，还是形态，都是独一无二的。据说那雪莲散发着奇香。我在龙首崖陡壁上采到的那朵花，可惜当时没有闻闻，我想一定也有奇香，而且人世间绝不会再有另一种同样的气息。

    第二天，我们再游龙首崖时，我为了找那朵花，一路上到处觅寻。奇怪，再没有发现一朵。难道全庐山上就只有那一朵，而且可巧让我见到了？我十分懊恼，好像说了谎话。

    这一两年来，我一直思念着那朵奇异的花。不论走到哪个秀丽的山野，哪个城市的花圃，总惦记着我见到的那种奇异的花，可一直没有见到一朵，连类似的都没有。但迟早要觅寻到一朵，我就不信，人世间只有那么一朵。

    1972年

    梦境

    当我们正在含鄱口山上一个茶馆里，全力以赴地烘烤湿衣裳的时候，有一位女同志跑进昏暗而阴冷的茶馆，狂呼着：“快去瞧，鄱阳湖现出来了！”真是白日做梦！这么一个浓云沸腾、风风雨雨天地黑透了的日子，哪里能望见什么鄱阳湖？几个打扑克的压根儿不相信，仍然专心致志地玩牌。

    我相信世界上有奇迹。受到我的鼓舞，有几个旅伴，不约而同地跑出屋子。哎哟，仍然是云天雾地的一个混沌世界，可是那个女同志却指着远远的不可知的地方，说：“看，那里，不是一片蓝蓝的湖水吗？那儿还有几座小岛，喏，喏，看清楚没有？那是几艘渔船，啊，居然还有五六只老鹰在飞哩……”她讲得活灵活现，不容有任何怀疑。可是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那女同志固执地自信地指着一个地方：“顺着我指的地方仔细瞅……”啊，看见了，我也看见了。不错，那里像拉开了幕布似的，真真切切现出了一片美妙的湖山，我们禁不住地高呼起来，“真美，真美！”奇怪的是，我仿佛看见在那蓝蓝的湖水上、几座岛屿上、飘飘荡荡的渔船上，还闪烁着金黄色的阳光，而那阳光，又似乎跟平常的阳光不大一样，有点像梦境里的恍惚的感觉。梦中所见的阳光山水景物，正是这么渺渺茫茫的情状。没有做梦，完全清醒，却看到了真的梦境。这还不是奇迹吗？是什么神奇的手竟然能把千层云雾撕开那么大一个破绽，而且正巧让我们看到了鄱阳湖。庐山难得一见的奇景，在几秒钟之间显现在我们的面前，真正是一生的幸运。淋湿了衣裳，浑身发冷，肚子饥饿，都算不了什么！

    我相信，黑透了的天地间，常常有奇异的梦境出现。

    但是，有几个游人还是表示怀疑：“真的是吗？”后来茶社的一个女服务员，从屋子里走出来，她只瞄了一眼，就笑笑说：“不错，是鄱阳湖！”经这位含都口的人证实，大家才去掉怀疑。那几个牌迷，刚出来要观赏这个梦境，却一下子幻灭了，他们后悔不迭。那云雾的幕布又拉上了。满天的云雾越来越低沉，越来越浓重，一场暴风雨就要袭来。

    赶紧下山回旅社吧！

    1972年

    在悬崖边

    我久久地兀立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观赏着暴风雨之前五老峰顶上的雄浑气象。有那么几分钟，四周突然云消雾散，开朗了起来。我朝身边环视了一下，哎哟，几乎把我怔呆，我原来一直立在万丈悬崖的边沿。如果往边上再走一小步，就必然掉下去粉身碎骨。有云雾时，莫测高深，一点不怕，等到看清楚，才感到真正的可怕。我的胆子自小很大，好冒险，逞英雄，但是，发现自己真的立在万丈悬崖边，却现了原形，脑袋不由自主地晕眩了起来，虽然并没有退缩，躲开那悬崖边，然而，只朝下望了一眼，就不敢再多望，那深不见底的峡谷，那么森人，那么阴郁，仿佛对我张开巨口，使劲儿地吸我。我的身子，禁不住地朝万丈深谷倾斜，我使出全身勇气才稍稍稳定点儿，没有继续朝悬崖下倾斜，但浑身已经冒出了虚热的汗。记得罗丹雕塑过一尊坠落深渊前的人，恐怖永远凝固在青铜里，让人颤栗不已。

    五老峰上的万丈悬崖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一个人还不知道已立在悬崖边的时候，身心能够平静，一旦发觉身边一步远就是万丈深渊，就再也无法平静。但是，也正是这个关头，可以锻炼人的勇气和胆量。悬崖并不可怕，无需躲避它，只要晓得不去找死怕个甚？家家冬天有炉火，有谁伸手进火里去？这并不是胆怯。生活里的悬崖峡谷很多，往往是被人推下去毁灭的。

    1972年

    含鄱口

    冒着暴风雨，我们终于登上了含鄱口，但已经是饥寒交迫，精疲力尽了，浑身湿透，脸色冻得发青。有谁低低地说一声：“真亏啦！”我感到异常惭愧。因为我与一个同志撑一把伞，而我又不像他湿得那么全面彻底。我没有尽到责任。

    在雨伞下面，我们商量好（其实是我的主意）：回到旅社，有人要说：“这么狼狈？为什么非要登上五老蜂？…看，把你淋得可怜煞人！”诸如此类的言语，我们决不显出疲惫或后悔的神色，只说“不游五老峰太亏了，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值得”。事实上，我们确实没有吃亏，不但登上了五老峰的顶点，而且观赏到满山飞云，满天混沌，平生未见过的大自然的奇景。直到今天，我还认为，那次游庐山最尽兴最满意的正是上下五老峰的那段艰险的经历。那种震慑魂魄的磅礴气势，一生中很难遇到第二次。

    但是，我们确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上到含鄱口那个阁楼，同伴问我：“有什么吃的？”我说：

    “有。”摸了摸挎包，还有一个芝麻糖饼，一个馒头。我把糖饼递给他，他没有客气。我非常后悔，早晨为什么不多带几个馒头？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了那点仅有的食物，太少了。

    在茶社遇到几个熟人，他们正围着一盆炭火玩扑克牌，见到我俩湿成那个惨兮兮的样子，热诚地让了座。我和家骧力劝他到隔壁一间空屋，脱下湿衣拧拧干，他倔强地不说一句话。后来还是脱下褂子，我帮着在炭火上烘烤．烘烤了好久好久，还是那么湿。烘烤湿衣的同时，也烘烤了我们的手臂和前胸，身上渐渐有些暖和了。

    时间匆匆地过去一年多了。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论在五老峰上，还是冒雨下山，已经没有一点寒意，全部经历变得极其温暖，似乎当时游山不是深秋，而是春暖花开的季节。那浑身的冷雨，已经由于不断地回忆，烘烤得一丝不剩了。

    一段神秘的路

    我们五六个游客，被暴风雨滞留在含鄱口上。天越来越晚，大家焦急万分，都来到等汽车的地方。风斜雨急，大家都打着伞，立在一个牌坊下面默默无语。有人说，时间已太晚，又遇到这么大的雨，汽车不会来了。如果没得法，徒步回牯岭，像我们这一千人，得准备走两个钟头以上。这个现实问题把大家弄得十分不安。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们束手无策的时候，含鄱口有两位卖菜的妇女下山，见了我们，很关怀，说她们马上回牯岭街上，我们可以跟她们一路走，并且说只要四十分钟。她俩每天一早来含鄱口，下午四五点钟返回去，风雨无阻，这一带的每条捷径，自然是最熟悉的了。大家有如遇救般欢喜。

    不过我心想，走四十分钟就要到牯岭，或许有点夸张吧。昨天我亲自问过一个旅社服务员同志，他说上含鄱口看日出，一趟要走一个半钟头，还得赶着走。现在路如此泥泞，怎么时间倒可缩短？心里自然有点疑惑，也不好多间。

    那两位妇女到公路边一个屋子里去呆了一会儿，出来每人撑一把伞，还挑了副担子，尽管担子不重，但比空手要累赘。

    四十分钟？我看一个半钟头也不止！

    她们走在我们前头。我们这一千人就像一支游击小队般，一个跟一个默默地在后边行进。走的是一条好像已荒废了的小道，贴着山脚，曲曲弯弯的，但并不难走。我一向是以快腿出名的，个子大，跨距宽，但我那时非得加劲迈步才能跟上。

    一路上，大家没有话说。我在后边望见我们的带路人在队列的前头，挑着担子，步态从容，没有一点赶路的样子。

    当我们真的已经走到牯岭时，她俩喊了一声：“到了！”我看看表，几乎让我惊呆了，一共才走了二十八分钟。怎么会有这么快？仔细回想一下，真也有点莫名其妙。只觉得当时一路上什么也不想，甚至什么也不看，只顾朝前赶路，一会儿穿过一片灌木丛，一会儿翻过一个山丘，还跨过一次公路，不是走下山来，简直是飞下山来的……让我一个人再走回去，就毫无把握了，如何走都忘记了。

    我一直纳罕，为什么我们当时能走得那么快，而且走的当时，并不觉得太累人？直到现在，我还不解其中的奥妙。

    从此，我相信，人生漫漫途程中，的确有捷径。

    凋零季节的野花

    我知道这一带的山野上，什么地方有最美的花。我不告诉任何人。

    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干校连队假日，我“死鬼作乐”，一个人去采花。秋天的山野上，千百种花已经凋谢了，幸而还有不下几十种野菊花。我走向一个不常有人去的荒寂的山丘，在萎萎莽莽开始显出败相的灌木丛之中，远远地就嗅到了浓郁的清香，立刻看见了繁星般的菊花。就像仰望夜空时，乍一看只三三两两稀稀疏疏的星，但是定睛细看，啊，那么多，简直像星海。秋天山野上的菊花也是如此，只要你深深的垂下头看，越瞅越多：蓝的、黄的、绿的、紫的，五光十色，闪闪烁烁，正像满天明亮的星。

    菊花是山野上一年之中最后的花。深秋，它们不怕夜雾侵蚀，冷霜狂风也摧不败它们。当村口那几株高人云霄的枫树遮天蔽日的红叶，在几次秋风中凋零殆尽的时候，这些微不足道的长久匍匐在枫树下面的野菊，却傲然地默默地开着小小的花朵，它们开始拥有了天空。

    在几个山丘上，我踏遍了丛莽，手掌被荆棘划了许多伤痕，冒出了血珠。我采了几种蓝色的野菊，有深蓝如湖水的，有淡蓝如晴天的；还采了几株金黄的，那么晶亮，那么高贵，细长的花瓣，形成一圈阳光。白菊花又那么素净，紫菊花格外地别致。花，正像人一般，都有各自的风度与性格。

    当我在一片灌木林里寻觅，突然远远地望见了一穗一穗的红玛瑙般的珠子，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地吸人灵魂，我狂欢地奔向它。它叫什么名字我可不知道，是密集的圆粒的果实，却又奇妙地显出了花朵似的风姿。我猜想，这可能就是《红楼梦》里的绛珠仙草，绛珠，不就是红珠子吗？当然，它曾经一定开过花，但那花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我毫无所知。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它的花朵可能是非常平凡的，并不引人注目，多半没有什么芬芳，可是，这种花，往往能默默地结出非常珍贵的果实。我想折几穗，它的茎细长，并没有自卫的利刺，但却异常有韧性，使了很大的劲儿，才折断了它。断口处流出了几滴汁液，竟然也是红色的，十分浓，像人的血，连它的茎叶，也都是红色的。

    1973年

    桂林的大蟒和老虎

    游完七星岩出来，我们三个人已疲惫不堪。通过一段开阔地带，烈日当头，无法躲藏，人真像在蒸笼里被蒸得半熟。好容易走到一个有点树阴的地方。一进入荫凉，立即得救似地想坐下来。正好，有两个长条石凳。两个当地孩子在树阴里默默地玩蛐蛐，可怜的小动物，圈在一个很精致的竹器里，头顶头地在争斗噬咬。四周静得昏昏欲睡。

    在我们的斜对面是桂林的动物园，同伴小卢毕竟比我和方君有生气，提出往里面去看看。我说桂林可能有大蟒，倒该去见识一下。或许因为无聊之故，三个人真的走向动物园。没有一丝风，还没走人动物园，已经后悔了。可是小卢似乎很有兴趣，我与学究方君只好奉陪。我想起庐山动物园，见过几只会说人话的鹦鹉，对着游人直叫：“斗私批修！”“XXX万岁！”还有一只满脸胡须、面庞圆胖而红润的大猴子，别开生面，看了还觉得没有虚度时间。我断定桂林地处亚热带，理应有一些可看的动物。

    动物园里简直没有几个人。不出所料，先见到了蟒，在一些小屋子里蜷缩着，一动不动，乍一看，还以为是一堆灰暗的泥土，既无美感，又引不起什么趣味。我用石子对它们接连打击几下，那蟒还是颓然不动，真正是堆泥土。只好向它们告别。

    在空旷而寂寞的园内，艰难地走了一段路，看到前面有个牌子，上写一个宇：虎。真找到个有生气的动物！于是我们振作起精神，去看这只桂林的虎。走近一看，确实在铁栅栏里面，卧着一只斑斓大虫，看去很美，真希望它睁开眼睛。

    等侯很久，大虫却纹丝不动。我们三个不约而同喊了几声，希望惊醒这只昏睡的大虫，毫无反应。性急的我踏趟地敲了几下铁栅栏，仍不见动静。我扔下几块石子，希望它睁开疲惫而灰暗无光的眼睛，立起身来，在栅栏里走动走动，听一声凄厉的虎啸。那愤怒的啸叫即使是冲着我们而发的，也无妨，只要能把这只昏沉沉的天地惊醒过来。但它不但不动一下，而且索性把头背转过去，不再看我们一眼了。我们在炎炎的阳光下熬不住了，那老虎把四只蹄腿舒舒服服伸开，挥动华丽的长尾巴，撵走几只苍蝇，我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这畜生分明在撵我们走！

    正打算走开，我无意中看见这间狭窄的虎屋的水泥墙壁上，有几个长长圆圆的深坑，显然是这只老虎在早先什么时候，用它的利爪抓的，或者是用虎牙咬的．深坑的四周，染着斑斑点点的变成紫黑色的血迹，仿佛一首绝命诗题写在墙壁上。再仔细看看那四只虎爪，全都是破裂的，是它绝望地在墙壁上抓的。也许虎爪是管理员剪掉的，就说不清了。不过我不大相信有谁竟然忍心地把虎爪剪掉，还有虎的牙。难怪虎如此地憎恶人！

    当我们离开桂林动物园，这只虎，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是：一只残破的虎……然而又是多么令人感佩的一匹不甘寂闷的困兽，一个在命运面前顽抗到底的生灵，它一直背着我们，用钢鞭似的尾巴一挥一扫地要撵我们走开。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那几条盘曲的泥土似的大蟒，本来没有给我留下深的印象，当我们匆匆地离开动物园，路经大蟒时，不愿再瞧它们一眼，而它们也始终没有看看我们这三个落荒而去的游人。大蟒一样地憎恶人，我不得不这么想。

    1973年6月

    我与石头的情谊

    生人走进我的陋室，首先看到的是书，老真不少。坐定了，举目扫视一圈儿，立即又会发现在案头和书橱里，有许多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石头，被供在很显眼的地方。书，石头，再加上我，就大体上形成了我的生存境况。这则小文主要说的是石头，我不说，深沉到极点的石头自己不会说。它们有的如北京城旧王府门口的石狮子，雄踞在《托尔斯泰文集》和（鲁迅全集》的前面。有的如大山一般耸立，紧紧靠着梵高的自画像冷人惊异的是，石头粗犷的纹路竟然与梵高的笔触非常的相似，二者仿佛有着某种血缘。有一块石头，还用精致的木盘托着。但仔细端详一番过后，在这么多的石头之中，却找不到一块配称作工艺品的，从形态到色泽全是些未经洗磨打光的天然石，通体裸露着不驯的野性。有的你去摸摸，会扎疼手。来访我的人之中（大半是写诗的）有几位望望石头，又望望我，困惑不解，问；“为什么如此尊重这些石头？”我笑笑不作回答，生怕越解释越使人感到玄乎，我已经有过两回教训了。但是人家向得既诚恳又有道理，不应当回避才是．因此过后心里总惭愧不安。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写这则小文的缘由。这一回能不能说明白也不敢说。因此讲述我与石头的不同寻常的情谊，真有点像讲解一首诗的创作过程，我最怕讲，从来讲不清楚。我对一位诗人这么说，他一下子顿悟了我与石头之间的奥秘。我和他快活地笑了好一阵子。只有谈诗才能如此心领神会。

    不知大家读过贾平凹的散文《丑石》没有，我的这些石头乍一看，比贾平凹商州老家门口的那块“丑石”还要丑。

    贾平凹写的那块“丑石”，实际上是从天上降落下来的陨石，不要看它黑黝黝的，它曾经补过天，在茫茫宇宙间发过光和热，本是天体神圣的一部分。贾平凹会曲曲弯弯地写文章，写成一块具有异相的伟大的“丑石”。要是说我的这些石头“丑”，我也决不会同意，但它们确实没有一块补过天，在天上发过光和热。它们大都来自地下深渊，那里比没有黎明的黑夜还黑得深黑得沉。也许仅仅由于我和石头有着这种共同的命运，我们才相遇。如果它们在天上，我在地下，我只能仰望它们。如果我在天上，它们在地下，而且被埋得很深，我们哪里能相遇？我们能相遇，这只能说是天造地设的缘分。

    有不少年头，我抗不过天大的厄运，又妄想时刻冲破深深的窒闷，几乎如梦游人一样天天寻求心灵的慰藉。人世间难以获得的珍贵的情谊，居然在大自然中领受到了，于是我有了另一个属于心灵的隐秘而广阔的世界。鹰和它悲壮的一生，树和它神圣而高尚的根，囚笼中虎的不羁的灵魂，如暗夜闪电般绚丽的蚯蚓的血，还有此刻仍与我朝夕与共的这些石头……它们在那些漫长而困厄的岁月中拯救过我，赐予我超人的力量。在我的心目中，它们几乎是神圣的存在。对它们的感念之情，我写过不少的诗篇，只有对沉默的石头还没有赞誉过它们的美德。

    我的第一块石头是在深深的地层下闪现的。在湖北古云梦泽服劳役时，有一次在炎炎的阳光下翻土，面前突然出现一块鹅黄色的石头，我弯下腰身，捧起了它，它比一般石头重得多，我用裸身的热汗攘净了它，它像被唤醒睁开眼睛似的闪射出凝重而深情的光芒。一位古典文学专家把它接过手，掂了又掂，摩挲了又摩挲，还用舌尖舐舐，对我说：“你找到块宝贝，多半是田黄，不过打磨起来极难。它在地下至少埋没了几万年了。”他又说：“可以断成石料，打磨成最名贵的图章石。”我为什么要伤害它，把它肢解为图章？不能，决不能！应当保存它完美的形象，也可以说是一个经神圣的土地孕育而成的诗的意象。并不是因专家鉴定这块石头才突然变得珍贵起来，我从地下遇到它的那个瞬间就感到它的灵性。偌大的一片未开垦的荒地，全是椿色的胶泥，为什么只发现这一块石头，它怎么能经受了几万年的深埋而没有化为泥土？我带回宿舍后，藏在枕边，夜里常常摩挲它，搁在额头，沁凉沁凉的，仿佛有一股清莹的泉水浸润着我燥热的肌体。我曾试图写一首诗，但没有写成．只记得想写它三个高洁的品性：第一，它坚硬，经得住埋没，抗得住腐化；第二，它沉默，耐得住寂寞；第三，它心中聚着不灭的火，遇到打击，能灿然进发出来。这块石头（就是托在木盘里的）给了我很大的智慧和力量。我从此学会了石头的沉默，发现沉默是最坚固的语言，沉默是最深远的境界。如卡夫卡所说，一个人或许能逃得过歌声（还有诅咒），但绝逃不出捕捉不到的沉默，沉默是一个没有尽头的世界。

    近十年来，我天南地北跑了不少地方，也许是我与有灵性的石头有了缘分，又不断地相遇。1986年的夏天，在天山南麓古轮台国的茫茫的戈壁上，我被远远的一束亮光所吸引，我向它直奔过去，以为不过百十来米远，但跑了又跑，总是可望而不可即，好像在梦境中奔跑。跑了好远好远，才接近了它。原以为它一定是个很大的发光体，也许是戈壁上常见的雪白完整的人的头盖骨，也许是一只古代的箭镞，但到得那里，什么也没有找到。亮光如梦似的消失了，我不相信这是幻觉。于是我在那里徘徊了好久，终于发现了它。

    在灰茫茫的戈壁上，它也像一只眼睛突然睁开望着我。我跪了下来，用双手把它捧起。哦！老天爷，这又是一块多么奇异的石头！我相信它正是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歌颂过的太阳石。它的颜色包含了太阳的全部色谱。真是无独有偶，田黄可断为石章，而这块太阳彩石，一位地质学家对我说：“经过加工，它能成为耀眼的宝石，镶嵌在帝王的冠冕上也一点不逊色。”它为什么一定要去装饰皇冠呢？我把它供在《托尔斯泰文集》的前面。也就是那次天山之行，在塔克拉玛干大抄漠，我找到了一块名副其实的“丑石”，它好像是从一个山峰上撕下来的，整体呈深灰色，但一经水浸洗过，才发现它是多种颜色的玛瑙或玉凝结成的。它不是补过天的陨石，也不属于哪个山峰，它多半是千万年之前从地底下喷出来的地火的结晶。我走过三山五岳，见过火山岩，可没有见过如此瑰丽的来自地心的火的结晶。从它的神态，我懂得了诗应有的原生形态：具有地火的不灭的光焰。

    近几年，我在黑龙江里摸到几块玛瑙，在蓬莱附近潜到海水里捞起一块带血影的洁白的石头，还有遥远的伊犁河里采到几粒小小的星星石，夜里会发光。1986年秋，在玉门关西的黑戈壁上，我带回一片黯黑的有麻点的石头，我非常地珍视它，因为五百多年前我的一位先祖战死在这一带，骨殖就埋在黑戈壁的深处，他的魂灵不会想到竟有一个后人来凭吊他。童年时在老家我见过一口剑，是这位战死者托人捎回家乡的，这剑是见过血的，剑刃发黯，颜色与我带回来的石头相似，引起我许多的遐想。日后说不定能写成一首诗。

    关于与我有情谊的石头的来历和各自的品性，就草草地记下这些苦涩的文字。我没有曹雪芹那块通灵的石头，敷演不出一段段故事。我的这些未经打磨的石头，只保留历史的真实和我对它们的感念。它们虽没有补天的荣耀，却使一颗平凡的有创伤的心灵，因有它们的默默的抚慰而获得了抗争命运的勇气。因此，石头和书成为我的书斋的神圣的存在，成为我生活和生命的亲密的伴侣，直到死。

    谈谈我的土气

    几分钟前，突然地想写这则小文：谈谈我的土气。今天中午，又一次读汪曾棋的水滋滋的散文《我的家乡》，也许是我的生命缺水，引发出了一点心灵的感应，谈不上是来了什么灵感。

    有一个外国女作家问汪曾棋，他的小说为什么总写到水，而且即使不写水的作品，读起来也有水的感觉。汪曾祺回答她说，这是因为他生长在水乡的原故；水不仅影响了他的性格，也影响了他的作品的风格。问得好，答得也明白。

    “水的感觉”，概括得多么准确！我读汪曾棋的作品（读散文较多），就往往被看得见的水和看不见的水气所包容和橙润。不论作品的语言还是情境，也不论人物对话或一声呼喊，甚至一次眼神的神秘闪动，都自自然然地融和成了一种潮润、清净和流动的氛围，每个字都仿佛挂着一面扑扑作响的风帆，在流水上面，载着读者的心飘摇而下。

    由于这些掠过心灵的触动，我真感到惶愧不安，我的性格和作品，都绝没有一点点“水的感觉”，而我又是多么希望自己的生命（作品和命运）也能有一点“水的感觉”。在一篇散文里我写过，我是诞生在铺着绵绵土的炕上的，自小在土里滚爬，粘性的黄土与苦涩的汗水和成泥儿，附着在我的皮肤上、心灵上，塑成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我的生命是土捏的，而且掺着塞上粗砺的砂，绝对缺乏汪曾祺作品中的那种细柔而潮润的有流动感的风格。

    我一生渴望水，但命运给我的却是另一种水，使生命陷落和霉烂在其中的沼泽。在江南水乡屈原流放过的古云梦泽，我服了五年零三个月的劳役。我的苦难的肢体和内脏，被阴冷的泥泞和酷热如火的蒸气，活活地浸泡着和熏烤着。

    沼泽地到处是水，但不是我的水乡。那几年我多么想念家乡的绵绵土，它是那么细柔，那么温暖，那么纯净，汪曾棋赞美水的那些词语都可以赐给绵绵土。

    有一年夏天，我的前胸和后背被烈日烤得爆了皮。一个聪明的好事者竞从我的脊背上痒酥酥地撕下一大片死皮，足有五寸见方，色泽赤红赤红，天天被汗水浸濡和冲击的毛孔历历可见，举在阳光下照照，还清楚地看见几道发暗的条纹，那是拉平板车时被绳索勒的痕迹。我把这张发着汗血味的自己的皮，夹在心爱的《洛尔迦诗钞》里，诗集部头太小潞尔迦和他的诗都救护不了我的皮，几天就折碎了。

    如果我的这张皮后来还在，我一定在上面写一首诗，装在镜框里，悬挂在我居室的墙上，那的确是一幅真正的有血有肉的命运的图像。

    我对江南多水的沼泽地怎么会有一点点好感呢？我的性子（不论是人或是文）是命定属土的。但小时候，我对水却非常钟爱，在村边的井台上，一匹骆驼咕咕咕不抬头地喝下一木桶井水的那情景，我到死也忘不了。每回村里过骆驼，我都去帮着从三四丈深的井里打水。常常是拉骆驼的老汉和我先喝几大口，然后才饮骆驼。我们和骆驼都缺水，而且饮水的姿态也相同。

    我的命里的确缺水。我的诗和文里明显地也缺水。真渴望我的沙土一般苦涩而燥热的语境和情境里，能有一条小河潺潺有声地流过；我所以如此喜爱汪曾棋的风格，正说明我缺水。但是人文世界和自然界，自古就如此矛盾而奇妙，有水乡，有沙漠，还有黄土高原。从童年、少年到青年，我一直生活在黄土高原。我的每个词语下面都带着一撮土，土是我的命根。如若把我久久地浸泡在能溺死人的水里，一定会把我活活地沤烂。

    近几年，我常常困恼地想一个问题，千万不能丧失了我自己赖以生存的绵绵土和它的土性和土气，然而像汪曾棋的那种充沛着“水的感觉”能滋润心灵的作品，却是我一生所渴望的。每次读他的作品，我就像一匹骆驼不抬头地痛饮着一大桶清莹莹的水。

    人，离不开水，更离不开土。

    孟超谈陈伯达的《不几日记》

    说起孟超，都知道他因写“鬼戏”《李慧娘》在文革期间遭到过严酷的批斗。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到后期，只剩下分配不出去的“一小撮”还滞留在那儿，孟超和我理所当然地归入其中。上边不怎么再管束我们，在外人看，我们显然有几分落寞和凄凉之感，但我们自己却死鬼作乐，活得颇为自在。

    老鬼孟超人瘦得三根筋挑个脑袋，成天歪着大嘴巴，叼支烟卷儿乐滋滋的。我当时写过一首诗，诗里说我用指头在雪地上画了个盂超：“光秃秃的头顶隆起的脊背／细眯的眼缝／凝视着人生。”有人望着雪地上的孟超，说“呆不上两天，太阳一晒，就化成了水”。孟超咯咯地笑着说“正好，正好”。那情景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孟超感慨地说：

    “太阳一晒，有的人往上长，我却只能入地。我宁愿入地。”

    孟超的这几句话，我没有写在诗里。

    孟超有一肚子的故事，陈迩冬说他“鬼话连篇”。有一天，他讲了一个陈伯达的故事给我听，在座的还有几个人。

    那时“四人帮”还没有垮，他只管说，我们只管听，一笑了之，过后谁也不再重提。但我一直记在心里，我觉得孟超讲的并非鬼话。

    二十年代中期，陈伯达和盂超同在上海大学读书，陈比他高一年级，由于都喜好文学，常在一块谈论些写作方面的问题。一天，陈伯达对盂超说：“现在流行写日记体的作品，小说呀、杂文呀，鲁迅先生写了《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

    在鲁迅先生的启迪下，我最近也写了一篇日记体的创作，题名《不几日记》。”怕我听不明白，他连说几遍。他的福建口音很重，我以为他想与鲁迅的“马上”二字相对应，写的是“不急”日记。他看我仍茫然不解，手指在空中比划出“不几”二字，我还是弄不懂，“不几”二字风马牛怎么能连成一个词？陈伯达很神秘地说：“你应当动脑筋想想嘛，几字加一点是个什么字？”我说是“凡字”。我又问他：“为什么不干脆写成不凡呢？”我想，陈伯达一向很高傲，自以为了不起，“不凡日记”很符合他的心意。陈伯达哈哈大笑，说：“这么写文章就乏味了。‘不几’差一点是‘不凡’，才有文学的特点，现在，有成千上万个差一点成为不凡的人呀！”记得孟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看他在几字上怎么添上那一点吧！

    那一点可不容易添上呀，饱多少年之前就写好了《不几日记》，只等着有一天，添上一点，改成《不凡日记》”。

    孟超死于“四人帮”垮台的1976年，他多半会想到陈伯达的《不几日记》。可惜我当时没有见到孟超，如见到他一定会对我说“陈伯达的那一点到底没有添上呀”！

    当然，真的添上那一点，难道陈伯达就真的成为不凡的英雄吗？

    诗又在心中冲动

    在古云梦泽劳动了五年多（1969年9月30日到1974年12月29日）。大自然的创伤与痛苦触动了我的心灵。

    由于圩湖造田，向阳湖从1970年起就名存实亡，成为一个没有水的湖。我们在过去的湖底，今天的草泽泥沼里造田。

    炎炎似火的阳光下，我看见一个热透了的小小的湖泊（这是一个方圆几十里的湖的最后一点水域）吐着泡沫，蒸腾着死亡的腐烂气味；湖面上漂起一层苍白的死鱼；成百的水蛇耐不住闷热，苍白的头探出水面，大张着嘴巴喘气；吸血的蚂蟥逃到芦苇秆上缩成核桃大小的球体。一片嘎嘎的呜叫声，千百只白色水鸟朝这个刚刚死亡的湖泊飞来，除去人之外，已死的和垂死的生物，都成为它们争夺的食物。向阳湖最后闭上了眼睛……十几年来，我第一次感到诗在心中冲动。我悄悄地突然之间写下《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麂子》等诗，抒发了内心积郁的情感。诗觅寻到了与它有血亲关系的我。当时我并没有想写诗。

    我与华南虎

    十年来，我到过两次桂林。每次归来，有几个友人总要问：“老兄，写了几首风景诗？”我说没有写，他们都不相信。

    他们说，桂林的山水那么美妙，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不写诗对不住桂林。是的，每当航行在碧青的漓江上，两岸拔地而起的青嫩的山峰，山的颤动的倒影，葱葱郁郁的竹篁，还有那烟雨迷烟、细雨、渔家姑娘、碧流、翠峰，我佩服他们这种捕捉诗情画意的本事。我去过黄山，游得也很畅快，登上天都峰，目睹了云海日出，却只写了一首短诗<；昆虫的歌》。我在诗里说，黄山是“人的圣地”，也是“昆虫的圣地”。我到过玲珑捌透的鼓浪屿，写了一首v生命》，我歌颂了一株在巨岩的顶端困厄与顽强地生长着、姿态苍老而佝偻的榕树。我认为，对一个诗作者来说，他们应当写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情境与形象，他写的诗谁也无法摹仿，而且他自己以后也无法写第二首相似的诗。这种产生诗的特殊的情境与机遇，不能无中生有地虚构。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不能强求于别人。

    1973年6月，我第一次去桂林时，写了一首《华南虎》，连我自己事先也没有料到竟然写了一首大煞桂林风景的老虎诗。老虎，按它的气质与形象，很难与桂林山水联系起来。但是，我却以忿激的情绪写了一只体态并不出众的虎。

    有生以来，我多次见到虎。那些虎，比桂林的这只华南虎，更威武得多。1951年，在齐齐哈尔见过一只囚放铁笼不久、狂吼不已的东北虎，在北京动物园见过不下三五只老虎，但都没有动过写虎的念头。前面说过，我的气质不是喜欢写壮美的事物吗？为什么没有写狂吼如雷的东北虎？一般说，我这个人对生活的感应还不算迟钝，但让我冷静地剖析我当时的感应，使之理论化，确实没有这个本领。我只能尽量真实地写下当时形成诗的经过。

    冷静地想想，1973年的当时，我如在另一个地方，遇到老虎，不见得能写出这首《华南虎》。桂林动物园的这只虎，给我的灵魂以震惊的是它的那几只血淋淋的破碎的爪子，蒙的水墨画似的情境，着实把我深深地迷住了。

    但是，当时与过后，我并没有萌生过写风景诗的念头。我曾就这个事实与绿原谈论过。我对他说，在美丽的山山水水面前，我写不出诗来，我没有描画纯净的自然美的情绪。我的心灵似乎更容易被那种辽阔与壮美的境界和大自然中某些能够引人震惊的、在困境中坚毅不屈的现象或生态所触动，除开属于个人气质的因素之外，还由于不善于纯客观地描绘事物，写所谓的“自然诗”。如果主客观之间没有某种机缘，我是无法凭借冷静的技巧写一行诗的。绿原去过桂林，也没有写出一首赞美漓江风景的诗。但有不少诗人，游一趟桂林或黄山，可以写出十几首、几十首诗。他们写柳还有墙上带血的抓痕，一下子把我点爆了起来。当时，我在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绝大部分学员都已回京或分配到别的城市，我是属于少数不能人京的“分子”之一。不待说，情绪是异常沉重的。那天，桂林的天气燠热难当，我和两位同伴坐在几棵夹竹桃树阴下的一条石凳上休息。——桂林的夹竹桃不是盆栽，它是高大的树，有三四丈高，满树粉红的花朵，发出了我熟悉的甜甜的气味，否则真难相信它就是夹竹桃。对面是桂林动物园，由于无聊，我们走进园内。炎炎如火的阳光，蒸烤着一个个铁笼，里面大半是蟒、蛇，还有几只猴。在最后一排铁笼里，我们看到了这只华南虎。正如我在诗里写到的那样。它四肢伸开，沉沉地睡着。我看到血淋淋的爪子，破碎的，没有爪尖，最初我还没有悟过来，我记得有人告诉过我，动物园的老虎，牙齿、趾爪都要剪掉或锯掉。这只虎，就用四只破碎的趾爪，愤怒地绝望地把水泥墙壁刨出了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血痕，远远望去像一幅绝命诗似的版画。我立在铁笼外好久好久，我想看看虎的眼睛。人的眼睛是灵魂的窗子；虎的眼睛也应当是灵魂的窗子。但它始终没有转过脸来。这四只虎爪已经足够使我的灵魂感到惭愧。我想，从遥远的长江南岸来桂林，原只是想在大自然无邪的怀抱中解脱一下，现在我居然还作为一个观众，有兴趣来欣赏被囚禁的老虎。我没有老虎那派不驯的气魄，不但自惭形秽，而且觉得心灵卑劣，于是，匆匆离开。，我并没有听到虎啸，但期待着1951年在嫩江岸上听到过的东北虎那样的怒吼。我从来没有听过比虎啸更凄厉更洪亮的声音，我即使再悲愤，拼出全生命的血气，也吼不出如此强劲的声音。

    回到干校时，当天就匆匆写了这首《华南虎》。写得比较长，大约在一百行上下。我写诗有个弱点，不凝练。绿原多次提醒我说，不论做人，还是作诗，都应当尽力凝练，抒情诗一般不要超过一百行。我生活作风散漫，写诗常常拖杏，不深刻，感情不集中，很不讲究结构。绿原的话，十分中肯。

    因此，1979年，我整理誊清这首诗的时候，我删去枝枝蔓蔓的东西，剩下不到五十行。去年编集子时，我在文字上作了少许改动，结尾添了两行：

    还有滴血的，巨大而破碎的趾爪我觉得，华南虎不羁的灵魂，掠过人们的头顶，腾空而去，总属虚幻，即使让人看见它的“火焰似的斑纹，火焰似的眼睛”，总感到还没有写出最震慑人心的那个特殊的形象，应当让滴血的趾爪掠空而过，让虎爪的受伤的血，一滴一滴，像灼热的熔浆，灼痛那些沉闷而麻痹的灵魂！最后添的这两行，我感到满意。一首诗，必须给读者留下一点难忘的与众不同的形象。人们常说，每首诗有一个“核”，有一个感情的爆发点；有了这一点，才能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感情交融起来。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我相信，这首《华南虎》，如果失去滴血的趾爪，而且最后不出现腾空而过的具有动感的形象，它就会显得平淡无奇。

    这首诗，有一处我写得或许过于简略了，最后一节开头两行“我终于明白……我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原来写得较具体，写到了我当时自责的心情；但我不愿意过多地剖析自己，觉得那样“联系思想”，有点一般化、公式化，还不如一笔带过，留下空白，让读者去思索。我的这个考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删得太苦，“我终于明白……”用省略号隐去了我的许多内心活动，只用“羞愧”二字点出我的心情。如果诗的最后一节的头两行，单独成为了一节，前后各空一行，可能更好，使读者读到这里，停顿一下，思考思考我隐去的复杂的感情。

    这几年我写的诗，包括这首《华南虎》在内，我努力在诗的意境上开拓得深远些。每首诗，从第一节到结尾，是一个完整的艺术生命，每一行、每一个宇都是完整的生命的一个有机的部分，不应再多一点或少一点，它的表现形态（不仅是外在的形式）与诗的情境、形象以及它的气韵和节奏，是一次完成的。当然达到这个境地是困难的。这只是我的一个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已。

    歌德说过，每首诗都应当写明创作的时间，这对了解诗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华南虎》表现的那种情感只能从那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去体会。就我个人来说，我当时只能这么写老虎，而当时奇遇似的让我看见了这只虎，而这只虎与我当时的境遇何其相似啊！

    一首诗的故乡

    这首诗指的是1973年秋天我写的《悼念一棵枫树》。

    每首诗应该都有自己的故乡，这个命题我以为是能够成立的。但是我的大部分诗却很难找到它们的出生地，它们是一簇忽明忽暗的小火花，是一阵夹带砂粒的风，是一个遥远的彩色的图像，是无人安葬的孤魂，是梦游者面前的一束白光，是一个嗥叫的厉鬼，是一羽升天的翅膀。寂寞和孤独有故乡吗？在哪里？希望的故乡又在何方？我们只能说，它们在人间最隐秘的角落。但是有一些诗，它们的出生和经历的坎坷的命运，我都一清二楚。作为作者我与它们几乎是同体的生命（卡夫卡有过这个神奇的体验）。几十年来，我深深怀念自己的故乡，也深深怀念我的许多诗的故乡。我常常弄不清自己是人还是诗。

    《悼念一棵枫树》发表之后，得到了好评，论者说它的象征性很明确，是怀念某一个人的，也有人说是悼念许多令人敬仰的英灵。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要象征什么，更不是立意通过这棵树的悲剧命运去影射什么，抨击什么。我悼念的仅仅是天地间一棵高大的枫树。我确实没有象征的意图，我写的是实实在在的感触。这棵枫树的命运，在我的心目中，是巨大而神圣的一个形象，什么象征的词语对于它都是无力的，它也不是为了象征什么才存在的。当然，血管里流出来的是热的红的血。当时身处绝境的我的心血里必然浸透着那段历史的痛楚和悲愤，的确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联想。树的被伐和它的创痛，我感同身受。那时我失去了一切正常的生存条件，也可以说，卸去了一切世俗的因袭负担，我的身心许多年来没有如此单纯和素白。我感到难得的自在，对世界的感悟完整地只属于自己了，孤独的周围是空旷，是生命经过粉身碎骨的冲击和肢解之后获得的解脱，几乎有再生的喜悦。这喜悦默默地隐藏在心里。

    从1969年9月末到1974年12月的最后一天，我在湖北咸宁干校一直从事最繁重的劳役，特别是头两三年，我在连队充当着“头号劳力”，经常在泥泞的七上八下的山间小路上弓着腰身拉七八百斤重的板车，浑身的骨头（特别是背脊）严重劳损，睡觉翻身都困难。那几年，只要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我总要到一片没有路的丛林中去徜徉，一座小山丘的顶端立着一棵高大的枫树，我常常背靠它久久地坐着。我的疼痛的背脊贴着它结实而挺拔的躯干，弓形的背脊才得以慢慢地竖直起来。生命得到了支持。我的背脊所以到现在（年近七十）仍然没有弯曲，我血肉地觉得是这棵被伐倒了二十年的枫树挺拔的躯干一直在支持着我，我的骨骼里树立着它永恒的姿态，血液里流淌着枫叶的火焰。

    枫树伟岸的姿态令我敬仰与感念不已。一到初冬，它宽阔的掌形的叶片映着阳光燃起了赤忱的火焰。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艳的树叶。我几次写信给在北大荒劳动和学木刻的儿子，让他来看望这棵枫树，希望他把它的形象画下来。但时机不凑巧，没有能来。后来他来了，枫树已经被伐倒一年了。

    一天清晨，我听见一阵“嗞拉嗞拉”的声音，一声轰然倒下来的震响，使附近山野抖动了起来，随即闻到了一股浓重的枫香味。我直感地觉得我那棵相依为命的枫树被伐倒了……我立即向那片丛林飞奔。整个天空变得空荡荡的，小山丘向下沉落，垂下了头颅，枫树直挺挺地躺在丛莽之中。

    我颓然地坐在深深的树坑边，失声痛哭了起来。村里的一个孩子莫名其妙地问我：“你丢了什么这么伤心？我替你去找。”我回答不上来。我丢掉的谁也无法找回来。那几天我几乎失魂落魄，生命像被连根拔起，过了好些天，我写下了这首诗。儿子没有把它的形象画下来，只好由我写一首诗来悼念它。我不能让它的伟大的形象从天地间消失。我要把它重新树立在天地间。

    这些年，我常常怀念斧头湖边的那个小小的山丘，最初把它看作是我的一首诗的故乡，渐渐地我觉得它已成为我自己的故乡了。

    并不是空白

    1955年至1980年，整整二十五年。

    沉重的虚点，是斫伐了的森林的树桩，是被斩断了还用一截截残体耕耘大地的蚯蚓，是结绳时代的绳结，是一条小虫在荆棘中爬行时留下的足迹，是深深的地层下的河道，是一个人命运的图腾，是黎明前朦胧的地平线……

    埋葬·永远的沉重

    由于围湖造田，到1970年的夏天向阳湖已经成为没有水的湖，像一口烧干了的热锅。湖底白天热到摄氏五十多度，室内温度也达到了42℃以上。最热的那一阵子，我多在"湖"里水田干重活：挑秧，送饭。每周至少还去咸宁城用乎板车拉一趟菜。我如一头牲口，双手把着车杆驾辕，有两个同类（五类分子）拉捎，每车负重不下千斤。烈日当头，弓着赤裸的背，还得昂起头看路。遇到瓢泼大雨也得拉。拉一趟光路上来回就须跋涉六个钟头。有一个管伙食的革命群众负责采购，他（我不愿亮他的名）可是个真正的甩手大爷，空着双手押着我们，从来不帮着扶一下，这就是当时深入人心的"阶级关系"，是决不可模糊的。但苦难使我也懂得了其中的虚伪和奥妙。押着我们的这位大爷，由于始终独行，闷得慌，想跟我们说说话，我绝不答腔。有一回，他无理呵斥我们，我差点挥拳揍了他。但拉菜也有个好处，去时是空车，可观山望景，有时故意放慢步子，回返时可以挨近黄昏！天气凉爽些。人毕竟比牲口有点头脑。

    有一天下午，从城里拉肉回到连队宿舍，听说刘敏儒死了。当天早上，我打早饭时还碰见他，他端着一磁盆粥。我见他两只眼血红血红，跟他说：“你得到医务室看看，不要大意。”他说：“我的眼睛过去就老出血，不碍事。”他说话直发喘，当时我就觉得他病得不轻。可是他仍挺着，不敢开口请假。记得他是分到菜地干活，在山坡上开荒，活儿并不轻松，须到山坡下的水塘里上上下下地挑水，我干过几天。刘敏儒是脑溢血，在菜地里晕倒的，抬到工棚里，只一会儿就死了。死得很惨，眼睛、鼻子、嘴巴里都流着血。下干校前，刘敏儒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的秘书，为人厚道，工作谨慎，很称职。毛笔字写得很规矩。听说，他曾在冀东解放区当过小学校长，后来，到了国统区。文革时，被诬为两面村长。这个历史包袱，严重影响了他的精神状态。在干校跟我不是一个排，没有一块儿劳动过。他的体态偏胖，面色白里透红，着实像个有福气的“老村长”。在于校，他远不如老鬼孟超活得开心。孟超，人虽精瘦精瘦，可成天咧着大嘴巴，笑嘻嘻的，刁着烟卷儿，嘴角拖着长长的口水，既可怜，又可笑。军宣队的人说他干活偷懒，一个钟头大小便三五回，孟超说，他有病，天天尿裤子！“不信，来摸摸裤裆！”他叉开腿，“谁来摸？”我见过他这样表演过几回。我真的去摸了一下，对军宣队的人说：“是湿嘟嘟的。”孟超后来很感谢我为他作证。刘敏儒干活肯定认真，他从不敢偷奸耍滑，他远不如孟超鬼。

    那几天，天气酷热，尸体不能久留，赶紧得埋掉，连队为他赶制了棺木。当时盖房时搭脚手架用的木板，有的是从北京故宫运来的，板子又厚又沉，是盖金銮殿用过的。都说刘敏儒的冥福不浅，寿木规格可真够高的。一吃完午饭，连领导指派我和丁玉坤几个人去挖墓穴。坟地的风水很好：

    清静的小山窝，五六株亭亭如盖的松树，还面临一个清幽幽的水塘。丁玉坤在故宫干过事，比知识分子懂事些，说一定把老刘的地宫挖得讲究些，多深多长多宽都有规矩，挖了起码两三个钟头。

    在刘敏儒之前，已经有一位五七战土在这里人土为安了。这位死者，可不是一般的小辈，他叫石宝常，中华或商务的资深编辑，民国初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与瞿秋白同过学。巧的是，他和刘敏儒都是冀东人。我们几个在挖坑之前，先把这位石老前辈的墓冢修整了一番，填了几个耗子洞。老丁说：“填了也不行，窝在里面。”

    晚饭后，接到命令，还是我们几个“分子”为刘敏儒抬棺安葬。连队的大部分人默默地为老刘送行。盖棺前，大家一一向老刘告别，有人在呜咽，记得是潘漪。刘敏儒满脸斑斑血迹，我用手帕为他擦掉，血尚未凝固。他的近视眼镜掉在身下，我拾起来端端正正地给他戴好。他的身躯下面垫着一条绿毛军毡，是朱叔和的，我对朱说：“一块埋了？”老朱点点头，说：“让老刘在地下温暖点。”声音很悲痛。老朱也可能是抬棺者之一，记不清了，他也是造反派死揪活揪的一个什么分子。盖好棺，我们就抬起上路，很沉很沉。有不少人跟着送葬。刘敏儒和石宝常并排地安葬在一起了。

    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为死者抬棺安葬。那种沉重感，到现在都没有消失，不仅压在肩头，还沉沉地压在心上……。

    1973年之后，干校大部分人都回原单位，或调往别处，只剩下“一小撮”仍滞留在“452”高地：干校校部所在地。

    1974年春天，一个牧童来找我，说：“你们的那两个坟墓塌陷了，赶紧去整一整吧，不然，棺材板就被人拿走了。”

    这牧童是王六咀人。有一回，他偷掰我们连队的玉米棒子，让我碰见了，我没有骂他，只对着他傻笑。我想起小时候，我也不知偷过多少回财主家的玉米。我见他生吃，说：“烧着吃更香。”于是我俩在地上拢起一堆火，烤得喷喷香。我对他说“咱们只吃这一回。”后来，我跟这个牧童建立了感情！他送过我一回鳜鱼，做熟的。

    我跟同连队的马毅民当下扛着锹去修坟，两座坟果然已经被雨水冲得惨不忍睹了。

    这两座坟，如今不知还在不在？我倒觉得不必迁走，那坟地很清静。我到死不会忘记，有两个不幸的人孤寂地埋在那里。如果我再去咸宁，我肯定能找到刘敏儒和石宝常的坟地。

    直到1974年12月末，文化部干校撤销，我们这些最后的五七战土才告别了咸宁。只有少数几个人不能回京，被诬与林彪集团有勾结的郭小川是其中的一个，他被押送到团泊洼。不幸的是，这一年王六咀的那个牧童，突然得急病离开了人世，只活了十几岁。他是村里的一个孤儿。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给过我友情的少年。他一定埋在王六咀的那片山野里，离刘敏儒很近。

    1999年10月

    我和小白

    小白并非人，是一条狗。那几年，我与小白的那种同属生物的情谊，真可以说胜过了人，当然，我指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人。

    告别刘敏儒、石宝常的坟地，已时近中午，得赶回去吃饭。但是，我们早几年住过的四合院，忍不住想去看看，真有见到久别的家乡的那种心情。

    眼前的这片隆起的高地，1969年之前本来是片荒无人烟的山野，光秃秃的，没有树木，只见斑斑荒草。近百间红瓦房是我们亲手盖的：清除了石头、野草、蛇洞、鼠穴，然后平整土地，和泥脱坯，一间间地盖起来的，几百号人住了两三个年头。四合院外边，有两排平房，住过几家中国作协的人，其中有张天翼和侯金镜两家。侯金镜总是光着脊背担水挑粪，皮肤晒得黑亮黑亮的；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干活，一定非常的寂闷，不多久，就得暴病离开了人世。灵柩在山凹的万家湾一个农家的堂屋停放了一天。我与侯金镜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他最后的裸黑发亮的苦难形象，我永远记得。当时有人口占了一首“反动”的诗，我记得两行：

    侯金镜的脊梁是沉重的黑夜，而口口队的前胸后背是苍白的黎明。

    刚刚爬上坡，还没进四合院，就见一只狗，雪白颜色，蹿了过来，把我俩着实吓了一跳。狗是从上方直扑下来的，来不及躲闪。没想到，这只狗竟朝我直扑过来，它并没有扑到我身上，而是蹲在我的面前，两只前爪死劲地挠着地，两眼炯炯地盯着我。我一下认出来了，这不是我养过两三年的小白吗？我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去迎抱它，小白直起身子扑在我身上。我流出了眼泪。真想不到小自居然一眼就认出了我！小白一定看到了我的泪水。经过科学严格的验证，狗是凭嗅觉辨认东西的，我相信。但是，狗难道没有除嗅觉之外的其他更具灵性的感觉吗？我相信有。小白就有。

    我和小白的关系非同一般。它就是诞生在眼前的这个四合院的。它的妈妈，我们喊作“老白”，被我们连的一个老干部偷偷地宰了，不为吃肉，为的是一张狗皮。这个革命干部早就放话，说这狗的毛特别柔长，绒很厚，北京很难遇到。

    死去的老狗留下一窝狗崽，我抱了一个养起来，我把它从小养大，取名“小白”。后来，连队撤销，我们“一小撮”分子集中到“452”，我把小白带去了。它已长得十分壮大，毛色雪白雪白，到“452”之后，成为一只远近闻名的威武的雄狗，经常到附近村子寻欢撒野。但晚上必定回到我这里，卧在门口。我为它准备了丰富的晚餐。

    我每次去武汉探亲，小白依依地陪送我，一直送到西河渡口。我上了渡船，它静静地蹲在河对岸，目送我远去。三五日后，我深夜归来，它一望到我的身影，吼叫着，迎了上来，活泼泼把摇着尾巴。它怎么晓得我正好在那个时辰回来？真是个谜。有一回我梦游，半夜出走，在湖边坐到天亮，小白一直陪着我。

    一日，我从城里挑鱼回来，有人告诉我：“赶紧去教你的小白！”我问：“怎么啦？”他说：“毛毛的爹正在宰它。”我火冒三丈，赶紧去救小白。毛毛是另外一个连的小青年，他爹是五十年代初从东南亚回国的华侨，为人很诚恳，他怎么竟敢下此毒手？我晓得他们在什么地方干这种事，转到一排房子后面，果然看见小白已被悬挂起来，绳子勒着脖子，毛毛爹正要用水往小白鼻子里灌水。他为什么不用刀子宰呢？

    后来晓得，用刀宰杀狗，血流尽了，肉便不嫩，用水把狗憋死，血全部存留着，肉特别地鲜活。

    就在这生死一瞬间，我赶到了。大吼一声：“住手！”

    毛毛爹知道我的脾气，赶紧过来，向我解释：“听说咱们不久要回去，咱们走了，当地人肯定把它宰了，还不如由我们享受好。”我听不人耳，赶忙操起一把镰刀，把绳子割断。

    小白咚地一声掉在地上，它已气息奄奄。我再晚一步来，它就被活活憋死了。小白睁开了眼睛，茫然地对我看看，似乎不认识我这个亲人。几秒钟后，它清醒过来了，并没有扑过来向我感恩，而是疯狂一般蹦起来，一溜烟朝山下面跑掉了。我急得直喊：“小白，小白！”它不答理我。一瞬间，已不见它的踪影。这时我才不得不痛楚地醒悟过来。小白本是—条狗，并非人，尽管它不晓得人类社会的什么“阶级斗争”，但终于在生死关头明白过来：对于人，可不能轻易信任。

    现在知道，它逃离“452”之后，又回到了四合院。因为这里有它的几个童年时代的伙伴，它知道。

    此刻，小自如此亲热地迎接我，不仅令我了却一桩心病，我一直为它的命运担忧；还引起我无限感慨：狗真的通人性啊！

    但人通狗性吗？用现代的话语说，人们理解狗的品性吗？我不得不提出这个并非可笑的问题。

    1999年10月

    诗与我相依为命

    一生今年，我虚度七十五岁，与诗结交近六十个年头了。回忆起来，有两段时间我与诗患难相交，真正到了狂热的地步，诗成为我的第二生命。

    1941年和1942年，想奔赴陕北未成，卜居在天水城外北山的一座古寺万寿庵里，青灯黄卷，很像莱蒙托夫怜爱的那个追求自由世界的童僧，经历了一段死寂而又躁动不安的生活，诗成为我反抗命运的救星，企望能在创作的梦境中解脱苦难，心灵得到抚慰。在后汉将军李广故里的一片树林里，写下了《鄂尔多斯草原》《智慧的悲哀》（诗剧）等长长短短的几十首诗。诗似乎也哺育和激励着我的身躯，由一米六猛长到了一米九以上。

    另一段时间是文革后期1971年到1974年，管制放松了，成天幽灵般游荡在日渐空茫的文化部干校附近的山林湖泊，咀嚼苦难，反刍人生，诗突然地从心中觉醒和冲动上来。并不是我清醒地立意要把诗找寻回来，是诗如钟锤般撞醒了我，敲响了我。这时才感知有一个诗的世界，一直久久地被封闭在我的心里，几十年的人世沧桑并未把我和诗拆散。此刻回忆一下，我不是返回到孤独的内心世界，而是异常坚定地进入了世界的内心。面对着荒诞和罪恶，我和诗一起振奋和勇敢了起来，我变成了一只冲出铁笼的飞虎，诗是扇动着的翅膀。

    闭目沉思片刻，发现上述的两段时间，我的生活状况和心情有不少相似之处：孤独、郁闷、期待，生命的四周出现了非常空旷的地带，活得很单纯、自在。文革后期的这种自在和单纯，是经历过几十年的苦难生涯才到达的境界。这自在单纯与四十年代初的那个单纯有本质的差别。在万寿庵卜居时，我不到二十岁，当时的单纯跟简单相差不了多少，是近似原生的那种单纯的充满梦幻的生命状态。经过三十年的苦炼，对人生、历史、世界，以及诗，有了比较透彻的理解和感悟，获得净化之后的透明般的单纯。如果回避人生苦难，不是经受人生，绝达不到这个境界的。因此，我一直不欣赏甚至讨厌“直面人生”这个词，“直面”并非投A其中，仅仅是个不及物的动态。

    在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我生活了五年又三个月。

    最初两三年，从事繁重的劳役，后来稍稍清闲点。一个人住一间屋，取名“汗血斋”，在杂记本上草草地记下不止五六十首诗，我在给张洪波的一本随笔集《摆脱虚伪》撰写的序文中谈到了当时的状况。1984年出版的诗集《温泉》中收了二十几首，只一半的样子。这次刊出的八首诗，不记得当时编集子时为什么没有收入，显然不是删汰，多半是以后才整理出来的，来不及编人了。后来竟然将它们忘了，一堆原稿一直搁在书柜的一个角落，其中还有三首长诗的草稿。非常对不起这些跟我一同受过难的诗。去年韩国釜山东方大学的金龙云教授和他的两位助手，在社科院文研所新诗版本专家刘福春的协助下，集编我的“诗全编”，准备在韩国出版。我当然十分高兴。但是我的诗要想找全，难度极大，四十年代已发表的多半难以找到，回想一下，那些诗（至少有上百首）大都写得幼稚、肤浅，散失了并不可惜。但是写于文革后期的这些在苦难中慰藉过我的汗血诗，却万万不可忘在脑后。

    这次刊出的八首诗中，《三月的黎明》《冬天的青桐》的写作经过还记得清清楚楚的。《三月的黎明》或许是编（温泉》时有意删汰的，当时的头脑里有不少顾虑，觉得太纤细和清淡了，看不出历史的悲痛，容易引起误会和曲解。其实这首小诗构思与修改的时间最长，几乎写了半年之久。诗里的情景完全是实写，写得十分地愉快和投人。这小诗的淡淡的画面，似有似无的声音，以及一瞬间显现的美丽动态，都是黎明本身的自然状况。从大自然永恒的生命的脉动中，我感到了一种圣洁一种天性，伤痛的心灵得到了深深的浸润和抚慰，全身心获得了一次再生般的净化。我一生极难写得出这样一首“完美”的诗。我有一个奇特的畸形的审美个性，从来不愿自己的诗显出“柔媚”和“完美”。《冬天的青桐》其中有着属于时代和个人的伤残的悲剧心理，构思的时间也很长，不是即兴而作的诗。这棵青桐是我手植的，朝夕相处，我深深地了解它的成长过程和优美的品质。它的生命是一支歌，我从中得到感悟，诗的语言就应当具有青桐的品质：敏感而美丽，通体布满神经，坚韧而不屈，有弹性和力度，天然地生成一个歌唱的灵魂。《坠空》也不是虚构的，几乎是纪实，我和几个少年（出版社干部的子弟）在沼泽地的苇丛中找到了这只坠空的老鹰。它的体重异常轻，躯体小得令人难过，这是因为它一生搏击在狂风暴雨中，耗尽了精血；就如荒原戈壁上的汗血马，在奔跑中倒下时，体躯变得奇小，骑士把它扛到背上埋葬在家乡的地里。人的一生也该如此，耗尽精血，写诗的人更应该如此。记得当时几个顽皮的少年，妄图尝尝这只坠空的鹰的滋味，煮了好久好久，仍煮不熟，煮不烂，它的筋和肉如骨头那么坚实。我尝了一口，满嘴苦涩的膻气，鹰的灵魂在诅咒我们。

    《奇迹》1978年艾青看过，后来曾卓也看过，他们觉得诗太“空灵”，不像我牛汉写的。

    旧作八首

    种子

    ——记一个诗人的话

    种子

    被一阵风暴

    抛到了

    陌生的荒原

    污黑的泥土

    把种子埋没

    不必为种子悲伤

    更不应该憎恨泥土

    种子

    被泥土埋没了

    才能发芽

    1974年

    死亡的岩石

    一块粗砺的岩石

    怎么会变成

    光滑的鹅卵石？

    千万年激流的冲击，

    千万次细砂的洗磨，

    千万代鱼群的亲吻，

    千万个漩涡的润蚀加工，

    使一块粗砺的岩石

    渐渐地变得晶莹而圆润，

    现出了美妙的花纹。

    卵石光光滑滑，

    像一枚蛋，却孵不出雏鸟，

    像胚胎，却没有一点生机，

    像头颅，却不会思考。

    它们安详地躺在明净的水底细沙上

    有时被春雨或秋汛冲得滚动起来

    但是激不起一朵浪花

    发不出一点声音

    卵石

    是死亡的岩石

    1971年

    三月的黎明

    蓝色的湖面，

    吐出一溜泡沫，

    那是鱼群在水里

    开始了一天的行进与歌唱。

    村边的一片荒地，

    微微地微微地被掀动，

    那是笋尖向坚硬的地层

    发起最后的冲击！

    没有一点风，

    竹林的枝叶瑟瑟摇动，

    那是醒来的鸟雀扑扇着

    露水打湿的翅膀。

    窗外闪过一道道光亮，

    那不是阳光，

    是小小的蜜蜂

    急匆匆地飞向开满桃花的山岗。

    1973年

    蛇蛋（之二）

    我第一次看见蛇蛋，它或许是世界上最美的蛋。

    ——摘自日记

    春三月，

    我们在山坡上

    开荒种菜。

    真没有想到，

    从深深的地下，

    刨出了一个弯弯曲曲的洞穴，

    里面藏着十几枚椭圆的蛋。

    洁白而柔媚，

    闪闪发光，

    有点像鸽蛋，

    也有点像蚕茧。

    我们谁都没有见过蛇蛋

    但都一眼就认出了它：

    它为什么要藏在弯弯曲曲的洞里

    春天地气很暖，

    它却冰冷冰冷……

    多少年……

    多少年

    没有写过日记

    多少年

    没有寄过信

    多少年

    没有叩过别家的门

    多少年

    没有回过故乡

    多少年

    没有同谁握过手

    多少年

    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冬天的青桐

    我的门口

    兀立着一棵青桐

    江南的冬天

    青桐宽阔的叶子

    纷纷凋落

    然而笔直的树干

    还是春天那样碧青

    还是秋天那样光洁

    秃秃的枝丫

    高高举起

    直捣灰蒙蒙的天空

    没有一根倾斜

    更没有一根弯曲

    青桐的枝丫

    一个个紧攒拳头

    在呼啸的寒风中

    不停地挥动

    发出颤颤的金属的声音

    望着在寒风中

    用颤音歌唱的青桐

    我突然明白了我们聪明的祖先

    为什么喜欢用青桐制琴

    青桐，青桐啊

    你的木质敏感，纹理美丽

    像心肌布满了神经

    你的坚韧而有弹性的性格

    成为琴的歌唱的灵魂

    1974年

    坠 空

    从雷劈电闪的高空，

    一个带着啸声的火团，

    像一颗闪亮的流星，

    向闷热的大地坠落。

    人们呼喊着：

    “陨石，陨石！”

    雨过天晴，

    在湖边的芦苇丛中，

    我们找到了

    这一颗崭新的陨石。

    哦，哪里是陨石，

    是一只坠空的老鹰

    老鹰，浑身乌黑

    像一块没有烧透的焦炭，

    翅羽翎毛被风暴撕成烂缕，

    爪子还铁锚似的紧攥着，

    发亮的眼睛

    痴痴地望着湛蓝湛蓝的天空

    尖尖的嘴插进泥土

    跟仁慈的大地吻别……

    是的

    天空又少了一颗星

    奇迹

    ——庐山好汉坡所见

    高耸入云的一面峭壁，

    被风暴和雨雾侵蚀得又光又秃，

    但从石缝中斜刺地长出了

    几株苍劲的灌木。

    啊，是谁，能把种子和泥沙，

    播进那高不可攀的石缝？

    是千次万次漫天遍野的风暴，

    是一代又一代凶猛的老鹰。

    风暴从广阔的长江两岸，

    把泥砂和种子卷上高空，

    一粒一粒播种到石缝之中，

    （风暴播送种子，也播种泥沙。）

    还传说落进石缝里的种子，

    是搏击风暴的老鹰衔来的，

    那些诚实的老鹰为了催芽，

    曾用歌唱的鸟喙把种子亲吻过。

    从光秃秃的峭壁下面，

    仰望那几株横空欲飞的灌木

    没有花朵，也不见果实，

    但却是那么俊秀，那么飘逸！

    它们仿佛不是普通的草木，

    而是勇敢的有灵性的艺术，

    它们是风暴为人间留下的一点温情

    是老鹰用激情谱写的一首歌曲。

    1971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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