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族早期的商贸活动

    保安人早年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少量的牧业；有的人家自养少量的山羊、牛、驴等牲畜，生产水平十分低下。保安族的社会劳动分工，是妇女劳动强度高于男子，她们除承担家务杂活外，在农事中，诸如挖肥送肥、下种拔草、收割打碾以及灌地等无不参加，全年农活的百分之七八十要由妇女来承担。而男子们在农活中一般只参加春播、秋收、打碾等农事，其余时间便是进行副业（打柴等）、商贩或小手工业活动。据说，早年在保安城内有各种手工业匠人，这些匠人中除少部分汉人外，主要是保安人。他们中有制作土枪、弓箭的，也有铁匠、木匠、鞋匠和金银匠等等。四寨子一带还有制作妇女头饰的，如银盾、耳环、簪子之类的金银制品。还有很好的画匠和雕塑艺人，他们多来自西宁或临夏等地。他们的手工艺很好，经常为寺院雕像作画，深受当地土族、藏民的欢迎，收入较高，又受人们的尊敬。

    经营小本生意，是保安人经常的商业活动，四寨子一带，除资本较大的几家富户既经商又放高利贷外，大多数的商业资本仅有几百元。他们从河州、循化或隆务镇集市等地购得一些盐、茶、烟、糖或壶、碗、布匹等，去藏区换得一点酥油、皮毛等畜产品，来往辛苦，本小利微。虽然这些收入能够使自己的生活得到一些补助，但是终年长途跋涉，生活极不稳定。

    清末的保安地方，随着保安站、堡等行政建制的加强与扩大，不仅成为一条通往西宁和内地的重要交通孔道，而且随着贸易往来，逐渐形成了一个商业贸易区，当时，保安堡已有“番”、“回”商贾百余家，保安四屯居民共约千户以上。村寨相连，各族自成街坊，人来人往，已呈现相当繁荣的景象。

    保安族由青海同仁迁至积石山地区定居的百余年，时值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我国，逐步取得政治、军事特权，并占领通商口岸，控制海关和对外贸易，掌握了我国的经济命脉，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社会经济结构，使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由独立的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变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20世纪初，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已侵入甘肃地区，大量的外国货，如布匹、棉毛织品、百货及其他商品充斥临夏和循化等地的市场。随着马步芳封建军阀势力的发展，官僚买办资本也开始形成，他们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与封建地主、官僚、宗教上层结成一体统治着广大的农民，残酷地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和压迫，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大河家地区的保安族与广大的汉、回、撒拉等民族人民交错杂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已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百余年来，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侵入和影响下，保安族内部的自然经济基础虽然也遭到某些破坏，但是，由于保安族地区处于西北交通闭塞的偏僻山区，且封建势力一直很浓厚，因此社会变化也较缓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分仍然很大。

    商贸活动在保安族群众的经济生活中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保安人定居大河家后，商贸活动日趋活跃。1928年保安族马三十六、马全成、马胡录等十多人第一次经西藏去印度做生意，自此，到印度做生意的保安族人逐年增加，形成了一支经商马队，人数累计前后约有500多人次。据“保安三庄”的老人回忆说，过去我们保安人有个讲究，“备好一马三件，不愁走南闯北”。即一匹好马，一件好皮袄，一杆好枪。自1928年开始到1949年止的20年间，每年有二三十人从大河家来往于西藏或印度之间。甘河滩村的马撇生白、马克来日、马撒力、马如彪、马艾吉忍、马尕艾力等就达230人次。高李村的有马六十五、马三十六、马依奴四、马依斯麻、马哈如弗、马者麻力、马依斯夫、马明昌等人，前后有220人次。其中马尕艾力、马明昌、马哈如弗、马者麻力、马依斯夫、马如彪、马撇生白、马一奴斯等20人于1938年从西藏翻越喜马拉雅山，去印度做生意，在加尔各答市居住了一个月时间。当时有本钱的人走西藏、走印度，本钱小的人走柴达木、宁夏、内蒙古和四川阿坝、松潘做生意，还有一部分有文化的人，开始在内地城市如上海、北京与西藏和印度之间做生意。

    保安商队走的主要线路是藏区和蒙区，因此，被称之为“藏客”和“松潘客”。当时交通工具只有骡马，往返十分艰辛。商队出发前备好食物，约定在一个地点集中，统一出发。每个人要赶上20匹左右的骡马，每4至5人带一顶帐篷，也有十多人带一顶帐篷的。从4月开始离家，8月到达西藏，到西藏后除留自己的乘骑以外，把其余的骡马卖掉，把银子和白洋换成“印币”，然后骑马越过喜马拉雅山，艰难行走20多天，到达印度边境嘎伦堡的地方，把自己乘骑的骡马也卖掉，坐汽车到火车站，又乘火车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在当地买上水獭皮、漆皮、布匹、珊瑚、藏红花、铝制品、琥珀手镯、手表、颜料等货物，于同年腊月返回西藏，把部分货物在西藏售出，又在西藏买些氆氇、牦牛等物品，途经青海藏区时出售一部分货物。因路途遥远，加之牲畜走得又慢，第二年11月才能回家，回家后把牦牛和剩余的货物在当地全部销售完。

    商队经过青海时，按所赶骡马的多少，给马步芳一定数目的税钱。为防备路途土匪抢劫，商队中的每一人都有一支好枪，是从青海官方那里买来的。他们有时同青海官方商队一同走，因保安商队凝聚力很强，具有团结协作和特别能吃苦的毅力，个个机智勇敢，会做生意，官方商队经理称：“保安人一匹马、一杆枪、一件皮袄，西藏印度跑趟子，真厉害。”马步芳还会见过商队代表马六十五等人员，欲聘几位副经理，因他们厌恶马家官僚而婉言谢绝，恐有不测，遂连夜回家。

    1939年，十四世达赖进藏时，保安商队一直护送到日喀则，因此，西藏僧俗中有很多保安族好朋友，他们在沿途驿站给保安族商队提供过诸多方便。

    商队中每年有人结伴而行去麦加朝觐。在解放前的20年中，保安族中有一批去过印度的“藏客”和走过四川、内蒙古的“松潘客”，以及来往于上海、北京等内地的“中原客”。如1945年，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做生意的有甘河滩的马明贤，大墩村的马忠、马毅，高赵李家村的马德禄、马正武等。其中马明贤于1949年从海上去日本经商，出售从国内带去的商品，返回时从日本带回珊瑚在藏区销售。马忠于1959年从西藏经印度到沙特定居经商。他们通过与国外和外地人进行商贸活动，赚回了钱，开阔了眼界，带来了外面的信息和思想。可以说，保安族商客对促进甘青地区的商贸业发展、繁荣经济和推动保安族社会进步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由于“保安三庄”所处的大河家镇地理位置在于甘青两省永靖、民和、循化三县交界处，又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在民国初年，大河家镇已初具规模，有店铺、饭馆、大小商贩近百户。在大河家经营棉布、杂货的有“永盛茂”、“兴盛福”、“全盛祥”、“永盛祥”四家商号，在刘集经营布匹、杂货、副食的有“积顺昌”、“渊发明”、“敬信义”三家商号。

    “保安腰刀”是保安族人民独特的传统手工艺制品，又是保安族人民对外商贸交流的支柱产品。据调查，现“保安三庄”及高赵家村从事打刀业的有347户，有专业打刀工匠约350多人，甘河滩村就有打刀户280户。制作什样锦、变鞘刀、小鱼刀、长剑、蒙古刀等14个品种，年产各类刀具约10万多把，产值100万元，纯利润40万元，产品远销黑龙江、云南、山东、新疆、青海、西藏、香港等17个省地。

    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

    解放初期，党和国家在民族地区积极稳步地发展国营商业，逐步建立和发展供销社集体经济，充分供应少数民族生产生活需要的商品，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1951年临夏县成立民族贸易公司，派出人员下乡开展购销活动。1952年在大河家设立了贸易公司，在刘集设立了贸易合作社。1953年国家开展对粮棉油的统购统销后，这些贸易单位除了开展商品销售和农副产品收购外，还成立了收购粮食的委托机构，收购农民的余粮，稳定了市场的购销价格，保证了对群众的棉布、食盐、茶叶、糖果、碱、煤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打击了投机商人的非法活动。1953年以后，积石山的商业形成了国营商业、集体商业（供销社）、私人商业三种经济成分，商品流通渠道较多，物资交流活跃。1953年10月1日在临夏韩集召开了第一次民族物资交流大会上，积石山的核桃、冬果、花椒、腰刀、牛羊及各种土产山货由各族农民和商户运往韩集交流，促进了民族贸易的发展。1957年胜利完成了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由于口粮紧张，货源匮乏，商业一度出现萧条景象。但1963年以后，在党的“调整、巩固、整顿、提高”的方针指导下又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商品数量、花色品种显著增加，群众购买力也不断上升。十年“文革”动乱期间，集体商业被严重削弱，个体商业被全部取消，形成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到1974年，每个公社都设立了供销社。当时积石山的贸易往来仅仅是这14个供销社的购销活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20年来，在党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指导下，民族贸易迎来了明媚的春天。个体私营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集体经济在市场激烈竞争中自愿组合，国营商业企业和供销合作社企业在改制中提高。大河家、刘集两个保安族群众聚居地的基层供销社，有固定资产128万元，社员股金3万元，年销售额290万元，其中，农业生产资料销售额130万元，其他商品销售额160万。有职工48人，其中保安族职工15人，占32％，他们担负着保安族聚居区人民的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任务。但从此次调研分析，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加之农业生产资料不能专营等政策的影响，供销合作社企业面临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全社实行抽资租赁承包形式进行改制，改制后的供销合作社企业效益明显好转，职工的积极性也较高。

    集市贸易和民间商贸

    集市，是积石山民族贸易交流的场所和商品集散中心，也是保安族商贸活动的主要途径。积石山的集市贸易历史悠久，早在清初，已形成若干集市。据《续修导河县志》记载，在民国初年就有居家集、吹麻滩集、刘集、大河家集。解放后，上述四个集市贸易一度十分活跃。“文化大革命”中取缔了集市，将各集商户、摊贩和居民遣送山区务农，使本来落后的经济更加落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放宽了经济政策，恢复了集市贸易。集市又成为各族人民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经营工商各业，交流信息的中心。集市增添了农村经济的生机和活力，短短几年间，商业、服务业、手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迅速发展，市场扩大，买卖兴旺。成为农工商经济联系的纽带。集市贸易交流的商品除各种棉、麻、丝绸、化纤等纺织品、针织品外，还有日用百货、各类家禽、粮食、油料以及瓜果、药材、皮毛、山货、保安腰刀、小农具等；理发、照相、油漆、木工、缝纫、镶牙、饭馆等各类服务行业也相继出现。

    乩藏、居集、吹麻滩、刘集、大河家五个集市在临夏至大河家公路线上，各相距10公里左右，交通便利，贸易繁荣，其中居集和刘集是原临夏县有名的五大集市（另三个是韩集、马集、尹集）中的两个集市。大河家集临近黄河渡口，上集的除保安、撒拉等6个民族之外，还有黄河对岸青海省民和县的土族、藏族，以及积石关外的循化撒拉族、藏族，是两省三县物资商贸交流的中心。操着各种不同语言的民族在这里开展各种交易，拾遗补缺，传递各种信息，交流生产经验，彼此加深了民族间的感情，增进了民族团结，繁荣了保安族聚居地的经济，民间贸易更趋活跃。我们此次对保安族聚居地的经济社会全面调查时了解到，如今商贸户的比例较之以前大大有所提高。

    注：以上商贸户均不含打制保安腰刀的专业户。

    在保安族聚居地高赵家村还有两位保安族银匠，一位是马如海，另一位是马德录，他们以精湛的手艺，以及产品可靠的信誉、上乘的质量、精美的花纹，闻名于四川阿坝、甘南夏河、青海果洛等广阔的草原，他们的年收入都在1万元以上。另外大墩村有大小车8辆，“兰驼”农用车10辆；梅坡村有大小车7辆。“兰驼”农用车3辆；甘河滩村有大小车8辆，“兰驼”农用车10辆；高李村有大小车7辆，“兰驼”农用车50辆。以上农户大小车辆农忙时用于农业生产，更多的时间则用于载客或运输货物直接参与商贸活动，赚取运费获利。

    在保安族聚居地的四个村，有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企业，他们各有各的门市部和销售点，直接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如大墩村的副食品加工厂、梅坡村的砖瓦厂、甘河滩村东河腰刀厂、高李村的砖厂，经济效益均较好。

    据大河家地方、国家税务所提供的数据：2000年征缴工商所得税12万元，货物销售增值税22万元。

    以上是保安族人民辗转迁徙定居大河家地区近150年艰难曲折的商贸史，同时也勾勒出保安族聚居地解放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商贸逐渐走向繁荣的轨迹。

    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少数民族才能获得解放，少数民族的生存、发展权才能够得到保障和保护。我们衷心地祝愿保安族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生活蒸蒸日上。

    调查表明，集市贸易的确为保安族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活跃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增加了税收，这在市场经济尚不够完善，市场处在雏形发育阶段是可以的，但从市场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看，还不够规范，缺乏相应的专业市场和相配套的经济运行机制，层次还比较低，未能形成规模经营，突出表现在保安族聚居地的土特产品不能及时运出山外，还不能直接与外面的大市场沟通，政府号召农户致富的种、养、加的一些产品，有时也滞销。

    对保安族今后商贸发展的几点建议和设想：

    一是各级领导务必要重视信息网络化的建设，当今世界是信息网络化时代，信息网络技术的普及及其应用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愈来愈显得迫切和重要，以信息化带动商贸流通的产业化势在必行。建议在大河家镇建立信息商情中心，发挥区位优势和带动辐射的作用。

    二是临大公路一线是全县经济文化商贸活动的中心线，要充分利用潜在的优势和条件，大力发展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符合本县实际的商贸流通的专业市场、交通运输、饮食服务、文化娱乐、旅游观光等二三产业，可考虑在大河家建立清真牛羊肉屠宰加工基地、蔬菜基地和林果业基地。充分依托穆斯林民族善于经商的优势，努力建设大市场，构筑大商贸，实现大流通，应重点抓好专业市场和综合市场的建设，力争在吹麻滩、大河家、乩藏集镇和临大公路沿线建成一批有影响的粮油、果品、蔬菜、农副产品、民族特需品批发市场和专业市场，进一步发挥大河家镇的区位优势、民族优势、经济信息优势，通过外引内联、组建商贸集团等方式发展兴办直销连锁店在内的多种商贸业，使之成为全县独具特色的商贸、金融、信息交汇中心。

    三是保安腰刀作为保安族经贸往来的重要支柱产品，其工艺水平应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高防锈等技术工艺；根据市场变化的新特点，县上有关部门应组织批量出口，保安族工匠可以异地加工制作。还可以生产利润较高的“小鱼刀”为主，抢占全国城市市场和全国各旅游景点。创出品牌，不断地为保安族人民增加收入。

    四是保安族群众当中有一大批人是从事季节性挖虫草和一些较危险工种劳动的，随着国家对虫草开挖的限量，会直接影响保安族群众的经济生活，今后县上应有组织地向经济发达高收入地区输出劳务。随着西部大开发和青藏铁路的开工，将为劳动力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要充分发挥保安族“拿事人”善于组织、协调、管理的作用，在输出劳务方面大显身手。

    五是由于大河家地处两省三县的中心区位优势，建议在大河家镇建立“保安族商贸文化中心”，招商引资，作为对外宣传保安民族的窗口，这不仅符合中央十五规划推进小城镇建设的要求，又能促进保安族经济乃至全县经济的发展，县、镇两级政府应不失时机地抓紧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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