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镛

    美国着名人类学家菲利普·汉·博克在《多元文化与社会进步》一书中，论及人类社区的增长时认为有三种选择方式：稳定、分裂和聚合。至于选择何种方案取决于自然和文化力量的影响。以其理论研究汉晋以降中原地区向闽粤边地的移民，以及明清时期闽粤向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当有启发意义。

    与其采用“分裂”表述人类社区变化，笔者以为不如用“分孽”一词更为确切。由此地向彼地进行规模性的人口移徙，可认定为族群分孽。分孽一词源于生物学，指禾本科植物在地下或近地面处发生的分枝，通常在稍膨大而贮有养料的分孽节上产生。中古时期中原地区向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今闽南地区的人口移徙可视为典型意义的分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分孽——稳定——分孽在不同的空间中往复发生，但文化上的族群认同却一步步地走向聚合，并在聚合中产生了富有标示意义的文化符号——光州固始。

    一、分蘖——在移徙中完成

    就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及结构考察，中原文化一直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中原或称中州尤其是其间的河洛地区在历史上被称为“天下之中”。李学勤先生在为《河洛文化与殷商文明》一书所作的序言《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中指出：“中原地区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重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在地理位置上占全国的中心，从文化内涵上能吸收和容纳周围甚至边远地区的文化因素。”从文化学意义上可以这样理解：吸收、容纳和凝聚各种文化因素是一种“聚合”，而文化的向外传播辐射和影响则为“分孽”。换言之，分孽是文化的有效扩散，聚合是文化的群体性认识。当然，在传统社会中文化的“分孽”与“聚合”主要还是由移民的规模运动来完成的。

    今福建地区原为西汉王朝藩属闽越国的领地，居住着“百越”中的一支——闽越族。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统治闽越的余善起兵反汉失败后，汉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这一地旷人稀的空间气候温湿，四季常青，溪河纵横，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海岸线绵长，富有海盐之利，是人类理想的生存之所。因此，遂有北方汉人陆续南下。

    西晋末年，中州发生“永嘉之乱”，此后兵连祸接，动荡不安。许多门阀士族纷纷举族南下至今苏、浙、皖、鄂、湘、赣等地散居。有一部分先至浙江后再迁闽北，然后由闽江上游、中游而到达下游的侯官，再由侯官往南迁至木兰溪流域、晋江流域和九龙江流域；其中可能也有一部分是从江西直接进入闽西，然后再到达闽西、闽南九龙江流域。诚如路振的《九国志》所说：“晋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仁宦名迹，鲜有闻者。”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引的唐代林谞《闽中记》也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

    2002年春，漳州市漳浦县博物馆抢救发掘了五座墓葬，出土了数十件随葬品并发现了具有典型风格的两晋南朝墓砖。其中有“泰元十一年”、“泰元十九年”、“泰元二十一年”三种纪年砖，应为东晋孝武帝之“太元”年。故可推断墓群的修建不迟于东晋太元二十一年（396年）。这一墓群为家族墓地，应是南下避乱的北方人一路迁徙进入闽南的鹿溪流域定居后而选择的安息处。这一家族的背景信息现不明晰，但从他们随葬的金银器、铁剑、瓷砚、铜镜等判断，绝非籍籍无名之普通流民，更可能是中原士族。而从墓砖的数量和纪年的种类看，附近应有专营的砖厂，有相当数量的熟练技术工人，说明鹿溪流域已聚居一群自成社区的汉人，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空间和商业网络。与历史文献相印证，永嘉年间，确有一波中原移民潮。至义熙九年（413年）在今漳浦一带，根据人口增长状况设置了绥安县也就在情理之中。

    至唐代前期，九龙江流域已聚居了相当数量的汉人，但留居、出没于丘陵山野间尚有为数不少的原土着闽越族的后裔和从岭南一带涌进的“蛮獠”民族。在这一区域的早期开发中，汉族移民和土着居民、“蛮獠”居民有较多接触，同时也产生许多矛盾。南朝时，土着居民与汉族移民的矛盾、土着居民与官府的矛盾已经呈现。唐初，矛盾激化，爆发所谓“蛮獠啸乱”。其时，中央政府已经在龙溪及闽西的新罗设立县级政权机构。为了确立唐王朝在九龙江流域的统治，唐高宗麟德年间（664-665），朝廷派曾镇府领诸卫将军衔由中原率部镇闽，驻扎九龙江东岸。总章二年（669年），朝廷复派归德将军陈政与曾镇府更代，统岭南行军总管事，出镇泉、潮二州之间的故绥安县地（今漳浦、云霄一带）。当时，陈政率府兵3600多名、从征将士自副将许天正以下123员入闽。陈元光以鹰扬卫将军的身份，随同父亲陈政领军赴闽。

    仪凤二年（677年），陈政病故于军中。其子元光以玉铃卫翊府左郎将衔代领兵众，时年21岁。同年，元光率轻骑收复为“潮寇”、“土蛮”所攻陷的潮阳。永隆二年（681年），元光潜师入潮州突袭“蛮獠”营垒，“俘获万计”，后又在盘陀岭打败“蛮獠”主力，泉潮间的“啸乱”日趋平定。

    陈政、陈元光的率兵入闽，是一次具有移民性质的进军，对汉民在闽南地区的开发作用甚巨。根据近人的统计，先后两批府兵共约7000余人，可考姓氏计有60余。这些姓氏是否全部都是来自北方的汉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如有的族谱记载称陈政入闽后，“乃募众民的五十八姓，徙云霄地，听自垦田，共为声援”。但就整体情况而言，以上所统计当时开发九龙江流域的近90种姓氏，大部分应是从北方随军移民而来的。这数十姓府兵将士及其家眷，繁衍生息，形成了唐代开发九龙江流域的骨干力量。

    为了更有效地开发和统治闽南地区，陈元光上书朝廷，请求在泉、潮之间设置一州。垂拱二年（686年），朝廷准元光之请，在泉、潮之间置漳州，并以漳浦、怀恩（今云霄一带）二县归隶之，委陈元光任漳州刺史。漳州建立之后，为进一步稳定局势，陈元光“奏立行台于四境，四时亲自巡逻，命将分戍”，把所属军队分布于闽南各地。这四境是：“一在泉之游仙乡松州保，上游至苦草镇；一在漳之安仁乡南召堡，下游至潮之揭阳县；一在常乐里佛潭桥，直至沙澳里太武山而止；一在新安里大峰山回入清宁里卢溪保，上游至太平镇而止”。于是，北至泉州、兴化，南逾潮州、惠州，西抵汀州、赣州，东接沿海各岛屿，均为陈元光部属的守戍地和开发地。陈军将士所到之处，且守且耕，招徕流亡，就地垦殖，建立村落。从漳州建州到唐末的200余年间，虽然中原地区有过不少战乱，但福建一带尚属安定，这给陈元光及其部属的后裔们在漳州各地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到了唐代后期，汉民在漳州的开发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逐渐缩小了与泉州等地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差距。

    唐代前期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领府兵入闽守戍开漳，是北方汉民迁移福建的一个高潮。但并不是说唐代的其他时期就没有北方汉人入迁闽中。事实上，从唐初直到唐代后期，北方汉人入闽几乎是不间断的。随着福建与北方地区联系的加强，唐代其他各个时期都有不少汉民迁移而来，只是数量有多有少，规模不如唐前期陈政、陈元光率众入戍那样集中，迁居的地点比较分散而已。

    唐代后期，中原战乱加剧，军阀各据一方，民不聊生，北方士民再次南迁，形成了汉人入闽的又一次高潮。其中尤以王潮、王审知兄弟率部入闽的数量为巨。

    王潮、王审知原为河南光州固始县的农民，王氏兄弟乘黄巢起义之机组织乡兵渡江南下，转战于江西、广东。光启元年（885年），王氏部队进入闽西、闽南，次年八月占领泉州。景福二年（893年），王氏部队攻进福州，闽中各地纷纷降服。当时的唐朝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各地的有效控制，唐昭宗李晔只得任命王潮为福建观察使，尽领闽中五州之地。王潮死后，其弟审知继任。公元907年，唐朝灭亡，王审知被后梁太祖朱晃封为闽王。审知死后，其子延钧于933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闽。

    闽国是中原移民在福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性割据政权，对于促进北方汉民的入闽影响很大。

    闽国建立后，王潮、王审知的部属绝大部分都定居于福建。宋人陆游撰《傅正议墓志铭》云：“唐广明（880-881年）之乱，光（州）人相保聚，南徙闽中，今多为士家。”杨时在《龟山集》中便记载了闽北的一些追随王氏兄弟入闽的家族。如建州的郑氏，“讳毂，宇致刚，姓郑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唐僖宗时避乱，从王潮入闽，居建城南乡之龙池，故今为建州人”。又如浦城的章氏，“仔钧仁王氏官至太傅，仔钊为泉州团练副使，兄弟俱有功于闽”。一些地方志和族谱中也有这类记载。《崇安县新志·氏族志》记述：丘氏，唐僖宗时有丘祯、丘祥、丘福兄弟三人由固始随王潮入闽，居崇安之黎阳。张氏，“唐广平（明）间，张威偕兄感，弟咸由固始入闽，威居建阳，感居三山，咸居浦城。威孙义赘于本邑会仙里……遂留居于此。其子孙散处于下梅吴屯及大浑之西山”。福州一带尤多原属王审知部下的后裔。如：陈姓，“随王氏入闽……陈岩观察福州，居闽”；詹氏，“唐光启年间……有詹敦仁者亦随王氏来闽”；张氏，“唐季张睦自固始随王氏入闽”；吴氏，“唐末有吴文卿者，自固始随王氏入闽，卜居井关外”；郭氏，“其裔于咸通中从王氏入闽”。再如福州闽县的李、王二姓，也是王氏入闽之时部属的后裔，《福建通志》载云：“李相，本寿州人……王绪未起时，为媪贳酒，数负责，又醉毁媪酒舍，相怒欲殴之，媪蹑之曰：‘天下方乱，此壮士也。’遂与为刎颈交。王绪起兵，相从之。王潮杀绪，相匿其孤建齐于山中，以其少子与建齐易名而呼。居三日，潮果索建齐，其少子应曰诺，遂见杀。卒与建齐俱从军，居福州闽县，冒姓李。至其曾孙荣，乃复故姓，两家以兄弟数。宋时子孙咸至大官矣。”这班追随王氏兄弟入闽的部属，因王氏在福建的得势，大多也成了一方新贵。他们利用政治上的优势，各自在福建寻找合适的地点定居下来，从而成为地方上的显姓。

    众多北方的政客、士子、文人也随之入闽。闽国作为五代十国时期一个独立割据的政治群体，为了与邻国对抗，取得生存的权利，王潮、王审知兄弟在福建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治体制。这不仅需要军队作为地方政权统治的支柱，同时也需要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人才。因此，他们十分注重延揽其他各方面的人才，礼贤下士，发展文化。于是，当时随王氏兄弟入闽的中原人士，除了军队之外，还有众多落难的政客、士子、文人等。而另一方面，中原朱晃后梁政权滥杀世家缙绅，士子、文人四处逃散，远离中原的福建便成了战乱中较为理想的避乱场所。当时中原有名的文人、学者，如李洵、王涤、崔道融、王溧、夏侯激、王拯、杨承休、杨赞图、王倜、归傅懿等，“皆以文学之奥比偃、商，侍从之声齐袁、白，甲乙升第，岩廊韫望，东浮荆襄，南游吴楚，谓安莫安于闽越，诚莫诚于我公（指王审知）”。《新五代史》亦记载：王审知“好礼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王溥为朱晃所害），杨沂丰，唐相涉从弟，徐寅，唐时知名进士，皆依审知仁宦”。再如唐末着名诗人韩偓，宇致光，京兆万年人，仁至翰林承旨、兵部侍郎，也曾触忌于后梁太祖朱晃，险些丧命，于是挈族入闽，依傍王审知。这班文人才子相聚于福建，有了安身之地和发挥才能的空间，故五代是福建文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清末陈衍曾评这一时期福建的文化事业说：“文教之开兴，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而日益盛。”这一评述反映了福建地区的正统封建文化教育发轫于唐代前期，至唐末“中土”士人大量南来，渐成规模，至宋而兴盛的基本史实。

    由于王审知父子所建立的闽国在福建全境设立了比较完整的政治体制，因此，这一时期入闽的北方汉民，在福建地域上的分布要比以往几次更为广泛，可以说基本上遍及福建各地。同时，在汉晋以来的移民大多占据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闽江下游流域、九龙江流域、晋江流域等沿海地带的情况下，这一时期入闽的汉民，有逐渐向偏僻山区拓展的趋向。

    至赵宋全国性政权建立的960年，北方汉人，特别是人口较稠密的中原地区汉人已完成较有规模的向福建的移民，这一移民过程也是中原文化向中国东南沿海的传播过程。东晋南迁汉人带来的中原文化与生产技术可从出土文物得到证实。陈政、陈元光率军平乱更是注重恩威并施，特别是“创州县，兴庠序”，建置了中国最早的书院之一——松州书院，聚生徒而教之，此后“民风移丑陋，士俗转酝醇”。至唐贞元八年（792年）龙溪周匡业明经及第，唐元和十一年（816年）其弟周匡物进士及第，越二年，漳浦潘存实又登科时距漳州建州已有130年，实现了当年陈元光“缦胡之缨化为青衿”的预定目标。

    唐末五代闽国建立后，除大量文人士子来附外，一大批僧侣也慕闽国主好佛之名纷至沓来，佛教在闽地广为传播，至南宋人称泉漳二州为“佛国”，谓“此地人称佛国，满街皆是圣人”。

    以上史实说明族群文化分孽后，离开母本的分株异地植根、生长、开花、结果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然后再衍发为一种既保留母本的若干文化基因又有别于母本的新的文化生态。

    二、聚合——在认同中强化

    其实，自东晋到唐末五代时期，迁徙入闽的北方汉人虽以中州士民为主体，但并非全都是中原人士，更不是全来自光州固始，还混杂了北方其他各地的士民百姓：“王彦昌，其先琅邪人，自东晋肃侯彬迁于闽，居龙溪后析龙溪置漳浦，遂为漳浦人。”琅邪为西晋时山东胶南县名，可知王氏的一支是由山东入闽。陈政入闽后，也在泉、潮之间“乃募众民得五十八姓，徙云霄地，听自垦田，共为声援”。这五十八姓应是唐代前期之前陆续入闽定居的各地汉人，甚至可能含有被同化的当地土着。唐末五代亦复如是：“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故建州备五方之俗。”宋人杨时在《龟山集》中记载了闽北的汉族居民，其中便有不少是在唐末五代时入迁而并非河南籍者。如在《翁行简墓志铭》中称：崇安翁氏，来自中原京兆，“其先京兆人，唐末避地，子孙散居七闽。公之六世祖，徙家建州之崇安白水乡，故今为崇安人”。邵武泰宁邹氏，“先生讳某，宇尧叟，姓邹氏，其先出于鲁国之邾，唐季之乱，避地闽中，故今为邵武军泰宁人”。福州陆氏，“其先吴郡人，六世祖权，唐末为建安县丞，值中原乱，不克归，因家福州之侯官，故今为侯官人”。邵武李氏即南宋宰辅李纲的祖先，原籍江南，《李修撰墓志铭》云：李纲之父，“宇斯和，其先江南人，唐末避乱，徙家邵武，故今为邵武人。曾祖讳待，仁闽以武力显”。浦城周氏，其先为遂昌人，《周宪之墓志铭》云：“公之远祖，避唐乱，自遂昌徙浦城，故今为浦成人。”沙县张氏，“高祖照仁南唐，摄汀州幕官，遭乱退居沙县，故今为南剑沙县人”。当时甚至连李唐宗室，也有避乱入闽者。如李撰，“宇子约，姓李氏，本唐诸王苗裔，其先恭王明以太宗子国于曹。子孙蕃延与唐始终，今班班可纪。世居陈留，至公之七世祖澄为温州永嘉令”，始迁福州之连江。其他如安溪周氏，“周朴，宇太朴，吴兴人，唐季避乱，初隐于安溪县小溪场南山下，所居有塘，因名周塘”。厦门陈氏，“陈黯，宇希孺，颍川人，十岁能诗，早孤，事母至孝……黄巢之乱，黯奔遁终南山，后隐同安之嘉禾屿”。建阳江氏，“江文蔚，宇君章……其先济阳考城人也，徙籍建安，世为大姓”。以上这些姓氏，均非来自河南固始。

    至于陈政、陈元光的籍贯，学界争论不休，究其原因，自有其史料上的稀缺不全，也有认识的各执一端。目前，有三说。

    一是“岭南首领”说，导源于唐人张的笔记小说《朝野佥载》和明人黄佐的《广东通志》。前者云“周岭南首领陈元光设客”，后者直称陈元光为广东“揭阳人”，但后面一句是“先世家颍川”，值得治史者玩味。

    二是“河东说”。最早、也较可靠的史料见诸唐人林宝的《元和姓纂》，该书“诸郡陈氏”曰：“司农卿陈思问、左豹韬将军陈集原、右鹰扬将军陈元光、河中少尹兼御史中丞陈雄，河东人。”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循州威惠庙”条载：“朱翌《威惠庙记》云：陈元光，河东人，家于漳之溪口。”明人林魁等所纂修的《龙溪县志》中也沿用“河东说”云：威惠庙“在城北门外，祀唐将军陈公元光。公河东人。父政，以诸卫将军戍闽”。同一时期的萧廷宣所撰《长泰县志》也云“威惠庙，勅灵着顺应昭烈广济王，姓陈氏，讳元光，系出河东”。崇祯初梁兆阳主修的《海澄县志》“儒山庙”更引宋本《淳佑清漳志》曰：“灵着顺应昭烈广济王，姓陈氏，讳元光，系出河东。”

    三是“光州固始说”。明末何乔远《闽书》卷41“君长志”记陈元光为光州固始人。魏荔彤康熙间主修的《漳州府志》载：“陈政，宇一民，光州固始人。父克耕从唐太宗攻克临汾等郡，政以从征功，拜玉铃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嘉庆间董浩总裁的《全唐文》曰：“元光宇廷炬，光州人。”明清间的诸多姓氏宗族谱也都认为陈氏一脉来自河南光州，颍州为其郡望，如漳州地区的《颍川开漳陈氏族谱》、广东海阳宋朝人许君辅所编《韩山许氏族谱》皆载陈元光为“光州固始”人。

    南迁汉人为抬高门第附会冒籍的做法由来已久，五代北宋时出于功利的需要，相当一部分姓氏攀附王潮、王审知光州固始籍，这一现象被南宋的福建莆田人方大琮所诟病，说：“王氏初建国，武夫悍卒，气焰逼人。闽人战栗自危，谩称乡人，冀其怜悯，或犹冀其拔用。后世承袭其说，世（祀）邈绵，遂与其初而忘之尔，此闽人谱牒，所以多称固始也。”着名史学家郑樵亦说：“今闽人称祖者，皆光州固始。实由王绪举光、寿二州，以附秦宗权。王潮兄弟以固始之众从之。后绪与宗权有隙，遂拔二州之众入闽。王审知因其众以定闽中，以桑梓故，独优固始。故闽人至今言氏谱者，皆云固始。其实谬滥云。”至明代同安洪受甚至还写了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光州固始辨》，力议闽南族群并非来自光州固始。说明南宋末起，这种否定性的观点甚有影响。

    其实陈政、陈元光一脉的陈氏家族并不屑于攀附王氏。陈氏军功世家，自陈政起，后陈元光、陈珦、陈酆、陈谟五代守漳，自总章二年（669年）到元和十四年（819年）经营闽南达150年之久，家族、部众势力之强，门第之显赫众所周知，入漳时间又远早于王审知家族。陈氏子孙完全没有理由去攀附王氏而改其籍贯。

    根据陈政、陈元光家族唐初的移徙变迁，陈氏籍贯的三说均有可采信的理由，可综而析之。据《元和姓纂》陈政一脉“系出河东”应无歧义。此为祖籍地，而光州固始则为陈政父陈克耕从唐太宗平天下后奉命率部驻扎之地，并由此出镇潮泉之间。岭南首领说也不能轻易否定。这是几乎与陈元光同一时代的文人对其南下后身份的认定。据《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志》以及宋人吴舆的《漳州图经序》载因陈元光奏请建置的漳州很长一段时间划归岭南道，漳州自初建至天宝元年的50多年间隶于岭南道。天宝十载，漳、潮二州又从福州都督府治下分出，划归岭南道。张将陈元光当做“岭南首领”——汉人军事集团的领袖人物也是可以理解的。笔者赞同清代康熙年间学者庄亨阳等所纂《龙溪县志》对祖籍、出生地、生活区域的处理方法。该志“唐列传”首列“陈珦”曰：“陈珦，宇朝佩，先固始人，祖政，父元光，开漳因家焉，遂为漳州人。”陈珦既可称“漳州人”，陈元光长年率军赴潮平寇称为“岭南首领”也无不可，但“岭南首领”决不能误认为是“岭南土着”。

    概言之，笔者认为陈氏家族的籍贯三说可以并存统合：河东是其祖籍地，光州固始是其驻扎家居、奉诏出征地，岭南为其征战戍守地。

    唐以来陈元光的后人为何在自家宗族谱上认定是光州固始人？陈氏随行部将后裔亦大都认光州固始籍，如漳州龙海洪岱蔡氏祠堂楹联曰：“济阳衍派，上溯周姬分固始；鸿山发迹，逻思祖泽启清漳。”漳州方姓奉随陈政入闽的队正方子重为肇基始祖。云霄县阳霞村建有“昭德将军方子重祠”楹联曰：“辅王师，出固始，万里戎机安闽粤；传衍派，播漳州，千秋业绩启云阳。”诚如清乾隆《龙溪县志》所指出的：“陈元光，光州固始人，王审知，亦光州固始人，而漳人多祖元光与泉人多祖审知，皆称固始。”甚至渐被同化的闽越土着后裔也追随入闽汉人改称自己的祖先来自光州固始，即所谓“闽自汉武迁其民于江淮之间，尽墟其地，故后世氏族半属中州，然《路史》谓闽乃蛇种，若黄、林是其土着，余考二氏谱牒，又似不尽然……皆曰光州固始”。这是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其中蕴藏着族群迁徙、文化传播若干密码。

    通常情况下，由分孽而迁徙的族群习惯于对先辈遗传下的历史文化信息进行筛选，而后进行重新组合和认同。闽南的陈氏家族以及其他相当一部分氏族不论是否为唐初随陈政、陈元光入闽，大都在族谱上郑重标明是来自中原（中州），来自光州固始，并非全然受唐末王潮、王审知入闽建国的时尚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一种典型的族群认同，更确切地说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同。造成这一认同的原因有三：

    其一，中原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中原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汉代班固说：“崤、函有帝王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从中国文明形成的唐虞，到夏、商、周三代王朝，都城大都在这一地区。其实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已经比较细致地讲过：“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现代考古学的田野工作对此作出了证明，经发掘研究有可能属于唐虞的山西襄汾陶寺，可能属于夏初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夏代的偃师二里头，商代的偃师尸乡沟、郑州商城等遗址，都在晋南豫北，环绕河洛地区。周人本立都于陕西关中，沣水沿岸的丰镐，伐商后在今洛阳建立东都，形成宗周、成周两都相峙的局面，以及横贯中原的王畿区域，为此后汉、唐的长安与洛阳两京奠立了基础。中原也是北宋以前中国经济的中心。中州素为“天下之大凑”，是贸易往来、通达四方的枢纽。同时，中原地区是文化的中心。洛阳、开封等均是中古时期文化荟萃之地，河图、洛书，学术、巫术，交融激荡，辐射八方，蔚为大观。

    其二，程朱理学的价值取向。明清时期的家谱、族谱多为族中的文人士子所编纂，在有关族源史料稀缺的情况下，其文化价值取向关乎氏族来源。中华文化主干儒家学说至宋演化为理学，广义上说有濂、洛、关、朔、蜀、闽和陆九渊的心学。源于河南洛阳的二程的洛学代表理学正脉。朱熹在系统整理二程遗说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阐发，同时又博采周敦颐、张载、邵雍等部分思想精华，建立了完整的闽学体系。闽学，或确切地说是朱子学，在闽南学人中被尊为正统。朱子曾任职过同安主簿、漳州知州，被称为“大儒过化之地”并渐为“海滨邹鲁”，从学缘上看，从洛学到闽学是中原文化播迁、演进的结果。学术上的道统经知识分子的传播，转型成为闽南族群的“族统”认同。族统是一个或多个族群对其族源的共同认知和集体记忆，在闽南具体表现为：在修纂族谱、家谱时有意识地如实记载或“矫正”族源出处，并集中地指向中州大地。明清时期这种情况普遍发生。族统在某种程度上往往超越血统，成为族群的共同历史记忆，成为族群的精神纽带，并长期、广泛地产生影响。

    其三，陈元光将军的神化。北宋庆历年间曾任漳浦县令的吕璹《威惠庙》诗云：“当年平贼立殊勋，时不旌贤事忍闻？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乱萤夜杂阴兵火，杀气朝参古径云。灵贶赛祈多响应，居民行客日云云。”传递出唐代漳江畔已有庙祀陈元光将军的信息。北宋余靖《武溪集》中《宋故殿中丞知梅为陈公墓碣》文中载陈坦然曾于天圣年间（1023-1031年）任漳浦县令，“邑西有陈将军祠者，郡图云：仪凤中勋府中郎将陈元光也，年少强魂，邦人立庙享祠甚谨，日奉牲币无算。岁大旱，遍走群（郡）望弗雨。公（陈坦然）乃斋洁诣祠下，祷云：‘政不修者令之负，祷无验者神之羞。国家崇祀典所以祈民福也。祀苟不应，何用神为。’即錀扉与神约曰，七日不雨，此门不复开，纵祠为烬矣。行未百步，霾风拔巨树，仆于道。俗素信鬼，及是，吏民股战神之怒。公徐曰，民方嗷，何怒之为？乃援辔截树而去。果大雨，田收皆倍。邑人刻词以纪其异。”这一史料的发现说明北宋初漳浦即有陈将军祠，且香火鼎盛，信众甚多。可与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知漳的章大任所撰《威惠庙记》相印证。该记曰：“灵着顺应昭烈广济王庙食于漳，历年数百，祭皿未尝一日干也……”自宋代起，被当地土着酋首袭杀而殁的陈元光将军，屡屡“显灵”并很快转化为一尊官民共祀的保境安民之神。所以素信神鬼的漳人“多以为祖”，祈求庇佑。这一闽南民间习俗至明清还衍化为男性婴幼儿认神明为义父求其护佑的民俗。民间信仰的最大特点是禳灾祈福。与神明的同族、同源当是百姓的精神慰藉的需求，是重血缘、亚血缘关系的生动体现。由敬仰陈元光的开漳之功，进而崇拜陈将军神灵，再到攀附陈元光的族源出处，便成为文化聚合的一种消除地域差异、实现天地神人和谐的独特景观。

    经历了1300多年的风霜雪雨的磨洗，许多历史信息在传递中消隐、失真，而一些具象征意义的文化符码却逐渐浮现、凸显。至迟到明清时期，光州固始在闽南族群中已成为了无可替代的文化符码。文化符码的浮显与确认在某种程度上比局部的历史真实更为重要，因为有了符码，族群的文化基因方可遗传，历史记忆才不会在岁月长河中流失。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闽南族群向台湾的迁徙，“光州固始”的文化符码被进一步放大，可以说，当今约1800万祖籍闽南的台湾同胞，原乡为福建闽南，祖地则是河南光州固始。正因为族统观的影响与作用，中华民族的文化聚合也在族群认同中得到不断强化，并转化为生生不息的民族凝聚力。

    文献来源：2008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

    作者简介：郑镛，《漳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教授，福建省漳州市历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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