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支平

    在当今的闽台民间社会，人们在谈论自己家族的演变历史时，大都认同祖先源自于中原地区，特别是中原的光州固始县一带。光州固始成了闽台民间社会的一个家族溯源的永久性记号。岂止闽台，在华南的珠江三角洲一带，以及散布于南中国各地的“客家”民系，也都有其各自的家族溯源的永久性记号，譬如珠现巷、石壁村、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河洛等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和理解这一家族以及族群历史演变的“集体记忆”呢？

    一、核心与边陲的心态交织

    上古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是所谓的“百越文身地”。秦汉时期，逐渐有中原的人民迁入。唐宋以后，中原南迁的汉民后来居上，成了中国南方地区的主要居民，原先的百越土着反而成了“少数民族”。从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汉民看来，“百越文身地”无疑就是十足的边缘区域或者说是边陲区域。

    北方汉民族的南迁，一方面给东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另一方面，也在这一代代的汉民后裔的文化意识中，积累了向往北方汉民族核心的牢固心态。再加上长期以来北方南迁汉民在东南地区的繁衍生息、兴衰存亡的艰难延续，促使这里的汉民形成了攀附中原世家望族的社会风气。于是，向往中原核心的文化边缘心态便在东南地区的民族意识中世代相传、牢不可破。

    这种边缘文化心态反映在福建地区以及后来延伸的台湾地区，同样也是十分显着的。远古闽地，人文之进步，远不及中原地区。福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开发史，无不与北方移民的入闽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汉武帝时灭闽越国设冶县、三国时孙吴设建安郡以来，经历晋代与南北朝的所谓八姓入闽、唐代前期陈元光进漳、唐末五代王审知建闽国。这些带有福建历史进程里程碑性质的事件，无不由于北方中原强势力量的南迁而形成的，闽中的原有居民似乎始终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境地。从福建文化传承史的角度来考察，无论是乡族社会的建构，道德价值观的承继，还是国家核心主导地位认同等等诸多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显露出中原核心与福建边陲的矛盾复杂心态。

    事实上，我们纵观中国古代历史的传统阐述，从总体上看，是以北方中原地区的历史发展为主要阐述脉络的，甚至可以表达为一种“北方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南方地区上古史的研究，文献既少，且不足凭靠；传统文献中有关南方历史的记载，大约只可作为印证、阐释或附会之用。总的说来，北宋中期以前，有关南方地区历史的记载，可以说主要出自北方士人或持华夏正统观念的南方士人之手，他们对南方地区的描述，主要是立基于华夏正统观念以及中原士人观念的，并且在这种观念之下衍伸出对于南方地区的看法，而并非南方社会经济文化乃至环境的客观实际。正史中的记载尤其如此。我们曾仔细分析了自《后汉书·蛮传》以来有关“蛮”的记载，说明这些记载所反映的所谓“南方蛮”，只是华夏士人的看法。其他的许多着述，也都带有浓郁的华夏士人风格，有明显的偏见。

    宋以来，中国南方的士子们在继承和补强中国正统的伦理文化规范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理学家群体对于中国后世的文化贡献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我们在阅读早期南方士子们求道为学的着述时，不难从中看出他们津津乐道于自己已经成为一名“正统文化者”的心态。而这种“正统文化者”的表述中，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演化成为一名亦步亦趋的北方文化中心标识的追随者。我们在福建杨龟山的家乡，看到了他立愿逝世后葬身于墓门朝北远望北方师门的坟茔；我们在游酢的乡里，到处可以听到和看到关于他们“程门立雪”的传说记述。老实说，对于这样的传说和记述，我一直心存疑问：程氏作为宋代儒学的代表性人物，为何会如此不合情理而有悖于孔圣人诲人不倦的教训、苛待南方学子？这种带有明显矫情意味的传说，其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难于言喻的文化心态，即把自己变成一名北方式的“士子”为荣耀。正因为如此，我们所看到唐宋时期许多南方人所留给我们的文献，与其说是“南方人的着述”，倒还不如说是“南方人替北方人着述”，恐怕更为妥切。

    当然，随着南方地区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繁荣并且出现了超越北方的趋向的时候，南方士子的文化心态也会出现许多微妙的进化。这一点，我认为宋代依然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代。众所周知，北宋时期，许多着名的北方士子，对于南方的变化及士子的涌现，很不以为然，甚至出现了某些鄙视谩骂的文宇。然而自从“朱子学”以及“闽学”形成之后，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我们对于“朱子学”的研究，仅仅着眼于理学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朱子学的形成，对于南方文化的自觉，可以说有着承先启后的伟大贡献。也许可以这么说，朱熹以及同时代的南方知识分子们，一方面依然如他们的前辈一样，不断反复地阐述着来自北方的正统意识，而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在南方与北方文化分野的夹缝中表现自己的某些意志。这种两难的行进，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认为，一直到了明代中后期，像李贽、陈白沙等南方士子，才能够比较明显地表露了南方文化的某些价值意愿。

    中国北方与南方文化发展史的进程及其差异，对于南方民族史文化意识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说自唐宋以来，北方迁移而来的汉民已经成为南中国特别是福建等区域的居民主体，但是在文化核心与边陲观念的长期熏陶下，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每一步发展，无不冠上追溯中原的辉煌帽子。这种历史文化的惯性，直至今天依然如此。

    二、演进中的历史与文化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的笼罩之下，中国南方的家族源流史也就出现了从历史事实向文化意识的方向演进的趋势。

    秦汉以来，中国北方各地的民众迁移到南方各地，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是他们在北方的祖籍地，并不是仅限在有数的几个区域之内，而是几乎遍布于中国北方的各个郡县。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代，中国南方的家族溯源史，开始逐渐地合流到有数的几个中原地域之内。就闽台区域而言，比较集中的祖籍地就是所谓的“中原固始”了。

    宋代之前，中国民间撰写族谱的风气尚未全面形成，故各个汉民家族对于先祖的追溯，或许主要停留在世代的口传之中。入宋之后，特别是在理学家的倡导之下，民间修撰族谱的风气开始蔓延，先祖的追溯便成了撰写族谱的一项重要内容。于是，先祖的典籍化就不可避免了。根据各自家族的族谱的记载，大家可以非常自豪地对外声称自己的家族具有中国最纯正的中原汉民族并且是世家望族的嫡传血统。

    北方汉民自秦汉以来迁移闽中，早先虽然也经历了西晋的永嘉年间动乱、唐初高宗时期府兵入闽的两次高潮，但是这两次汉民入闽毕竟距离宋代已经有好几百年的时间，对于先祖的追溯比较模糊。而在唐末五代时期的河南光州固始县的王潮、王审知兄弟的率部入闽，不仅时间接近，而且王审知第一次在闽中建立了闽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统治体制。因此，作为北方汉民入闽的第三次高潮，光州固始县人王审知政权，对宋代福建区域的人文格局及民间社会，产生了直接而且深刻的影响。

    正如前面所述，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是中国南方文化既追溯“中原正统”而又进化自觉的转型时期。民间家族组织的重构与族谱的编撰，成了这一时期南方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人们在塑造自己先祖的时候，首先把眼光注视在帝王之胄的王审知兄弟子侄，以及与王氏集团有着某种政治关联的姓氏上面，并且以此来炫耀自己家族的辉煌历史与显赫地位。久而久之，许多家族逐渐忘却了自己真正的祖先，张冠李戴，模糊难辨，最终出现了祖先渊源合流的整体趋势，即许多家族都成了王审知及其部属的后裔。宋代福建民间族谱修撰攀附显贵这一风气的形成和流行，当时福建籍着名的史学家、谱学家郑樵在为自家族谱撰写的序言中已经看得十分清楚：

    今闽人称祖者，皆曰光州固始，实由王绪举光、寿二州以附秦宗权，王潮兄弟以固始众从之。后绪与宗权有隙，遂拔二州之众入闽。王审知因其众以定闽中，以桑梓故，独优固始。故闽人至今言氏谱者，皆云固始，其实谬滥云。

    其实，对于宋代福建民间族谱攀附王氏固始县的这一习气，一部分文化修养较高的福建修谱者们也是相当清楚的。如泉州《鉴湖张氏族谱》明嘉靖十九年张继明序云：“宗之有谱，所以纪世系、明族类、示仁孝也。盖五季之末而宋之始欤？然世远文宇湮废，自一世至十三世名宇世数已不可得而详，又云来自光州固始。盖泉（州）叙谱之通说也。”安溪《陈氏族谱》亦云：“谱闽族者类皆出自光州固始，盖以五代之季王审知实自固始中来也。而必谓闽中族氏皆来自固始者，诞甚！”在这样的社会习气之下，不用说一般的贫穷族姓，即使是早先入闽的一些名门大族，其后裔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入其中。唐初率领府兵入闽开发漳州被后世尊称为“开漳圣王”的陈元光子孙，从宋明以来也逐渐把自家原属于河东的籍贯，改称为河南光州固始县了。再如与陈姓同称为“闽台半天下”的林姓，至少从唐代开始就号称是商纣王时期的名臣比干的后代。中原的郡望为“博陵”、“下邳”等，本与河南固始不相干。但是到了宋代以后，不少福建的林姓，其祖籍也变成了河南固始。陈、林二着姓尚且如此，则其他的姓氏之攀附河南固始的世家望族由此可知。

    不仅仅汉民家族的族谱修撰如此附会合流，即使是早先属于闽中土着的一些族群的后裔，也在宋代的这一风气中变更其初，把越人变成十足的汉民姓氏。南宋时人王象元曾在《舆地纪胜》中说：“闽州越地，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种，有王姓，谓林、黄等是其裔。”现存于福建及东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家族，从明代以来开始仿效汉民家族修撰族谱，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随着北方南迁的汉民在东南地区迅速蔓延并且取得主控权之后，残留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如畲族、蛋民，以及唐宋以后从波斯海地区东来的阿拉伯人的后裔，逐渐受到汉民族的影响，也因其生活环境的需求，不得不也把自己的祖先，攀附在中原汉民的世家望族之上。我们现在所阅读到的东南地区畲族、回族的族谱，虽然其中或多或少保存了他们自己族源追溯的某些特征，但是从始祖的塑造上，则是毫无例外地变成了与汉族相关联的共同的祖先，其中有一部分自然而然地也成了光州固始县人的后裔。

    由此可见，至少从宋代以来，福建地区乃至于整个南中国，在民间家族的溯源过程中，其历史的真实性与文本的显示表象之间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的。我们在研究福建地区乃至于整个南中国的家族发展史的时候，假如过于执着于历史文献的记述和所谓的“历史的集体记忆”的真实性，恐怕都将不知不觉地被引入到比较偏颇的学术困境。

    从宋代以迄近现代闽台民间家族溯源史的演变历程看，后代的福建以及台湾的民间社会，更关注的是文本的显示表象，而对于其先祖的真实历史，倒是比较无关紧要。因此，我们今天无论是家族史的学术探索，还是现实中的家族联谊与根亲深情，更重要的是需要观察其中所隐藏的文化意识。而一味地试图要探索本家族的所谓纯正血统及其源流细脉的“真实历史”，我想是既无必要而又永远不可得到。因为家族迁移史以及民族迁移史的真实状况，已经逐渐向文化意识的认知方向演进转化，甚至于为文化意识所掩盖。在这种情况之下，所谓的历史真实性就越来越扑朔迷离了。

    三、历史与文化演进的永久意义

    我们既然了解到闽台地区民间家族的溯源过程中，其历史的真实性与文本的显示表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历史的真实性最终为文化的意识所掩盖乃至取代，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种历史与文化演进的深层意义呢？

    研究中国汉族史的学者都知道，中国的所谓汉族，即使是中原的汉族，也早已不存在所谓纯正的血统了。中国的汉民族是经过多民族的长期融合而形成的。更不用说中国东南地区的汉民族，除了其北方先祖的融合血统之外，来到南方之后，与当地土着、阿拉伯人后裔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血缘融合也不在少数。所谓的“最纯正的汉民族血统”，显然极为不符合中国民族发展的真实历史。

    中国民族史的这一发展历程，处处体现了历史与文化演进的巨大足迹。正是这种超越历史真实感的文化意识的自我追寻与文化的自我认同，才促成了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延续。试想，现在的中国汉民族，甚至包括一部分少数民族，都笃信自己是“炎黄子孙”，显然，黄帝和炎帝二人是生不出这十几亿“炎黄子孙”的。这十几亿“炎黄子孙”是由无数的族群、部落、姓氏所衍生出来的。但是这种文化意识的超越力量，把不同血缘的中国人连接在一起。假如没有中国民族历史上“历史与文化”的演进，这种大融合的“文化认同”是不可能出现的。

    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探讨闽台家族与中原固始的渊源关系，假如非要一意孤行地寻找什么纯正的“中原血统”，其结果必然是恰得其反而又纠缠不清。我们只有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一道认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包容性，才能从无限广阔的空间来继承和弘扬我们祖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特征，造就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的形成与延续，造就了中华民族较少含有种族歧视与民族血统论的偏见。我们完全可以说，文化的超越与文化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凝聚与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任何过分强调或刻意彰显不同民族特殊性的做法，都是与中华民族的发展潮流不相吻合的。

    文献来源：2011年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2011年11月。

    作者简介：陈支平，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