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彼得·辛格
彼得·辛格，1946年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他在墨尔本大学学习法律、历史和哲学，又在牛津大学追随海尔研究哲学。辛格是著名伦理学家，曾任国际伦理学学会主席，1977～1999年，他在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担任教授，后又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生命伦理学教授一职。
1973年4月5日，彼得·辛格在《纽约书评》上撰文，首次提出“动物解放”一词。辛格在这篇文章基础上写成的《动物解放》一书，于1975年出版，“动物解放”一词由此深入人心，并成为30多年来风起云涌的动物权利运动最为响亮的口号。《动物解放》一书从1975年出版以来，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几十个国家出版。英文版的重版多达26次。
几十年来，辛格一直与旨在世界范围内消灭贫穷、保护环境、改善动物生存环境和争取自愿安乐死合法化的组织合作。当他还在墨尔本上学时就参加了反对越战的抗议活动，这一经历促使了他写成第一本书《民主和不服从》。
在牛津大学读书时，辛格就关注动物的生存状况，并成为动物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积极参加政治生活，是澳大利亚参议院绿党的一名候选人。辛格的道德哲学直接和他献身于一种伦理生活相联系。《动物解放》这本书是他对动物解放运动的重要哲学贡献，被认为是“动物解放运动的圣经”。《实践伦理学》一书也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选入世界一百本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辛格也被誉为“当代最有影响的在世的哲学家”。
辛格认为人们应该不仅仅为此刻活着，也不仅仅根据个人喜好活着，而是去过一种具有更广意义的生活，它要求献身于所有有感受能力的生命的福祉和环境保护之中。在《我们要如何去活？》一书的前言，辛格对他是怎样开始伦理学研究这样解释道：
当我还是墨尔本大学的研究生时，我就对这本书的主题产生了兴趣。我的硕士论文的主题就是“为什么我应该是道德的？”。其后我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里花了25年的时间研究和教授伦理学和社会哲学。在那个时期的早些时候，我参加了反对越战的活动，它构成了我的第一本书《民主和不服从》的背景，它是关于不服从不义法律的伦理问题的探讨。我的第二本书《动物解放》则是讨论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在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这本书在促进动物解放成为世界范围的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中发挥了作用。
辛格的伦理学的实践性非常强。他的论著《道德专家》是实践伦理学的开山之作，勾勒出了伦理学发展的新时期。辛格的伦理学是建立在普遍道德原则基础之上的。这些原则被泛泛地阐述为功利主义原则。他更关注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动机或遵守规则。
当辛格提出他的实践伦理学时，他是在向伦理学的整个传统挑战，而不仅仅是否定当时的伦理学正统。辛格对实践伦理学的强调和他对伦理生活的理解在关注焦点和途径上都与古典的道德理论明显地区别开来，立足于一种排除形而上学体系和哲学的先验思路的全新根基，辛格指出2500年来的哲学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能被普遍接受的伦理哲学。
辛格的观点并不是出自他对现实的迫切需要的回应。在寻找对现代道德问题的解决方法时，他诉诸从柏拉图、阿奎那、边沁和西季威克直到海尔悠久的道德哲学传统。比如，他的第一本书《民主和不服从》中，在考虑触犯法律是不是正当的问题时，辛格参考了苏格拉底在《克里托篇》所论及的守法的种种理由。在讨论何种程度上我们有道德责任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时，他引用阿奎那的话说：“所有富裕的人出于自然的权利都应把剩余的一切东西送给生活困难的穷人。”他保留和重铸了金规则的基本洞见，重新肯定了价值普遍性的重要性，并强调在我们所有的伦理探察中理性的不可或缺性。辛格的方法不是简单的折中主义。
辛格对哲学的研究并不是局限于思想的某一派，而是广泛地把自然和社会科学、文学和哲学的整个传统融合了起来。辛格研究伦理学方法的一个长处是，他把诸多立场的道德洞见整合起来，而又没有落入漫无边际的说教。从印度和中国到伊斯兰的道德哲学传统，存在一个伦理价值的共同核心，这个共同的核心也是建立在辛格的实践伦理学的基础之上的。在他的实践伦理学中有一种内在一致性和一种充分发展的前后一致的道德立场。辛格对道德哲学的贡献在于他把宗教洞见、道德哲学和进化论强有力地综合在一起，并在哲学上达到了一种稳健的实践伦理学。辛格深深的道德责任感和他清晰、迷人的风格足以说明他何以在学院哲学和普罗大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辛格哲学的特色不仅在于他坚持不懈地把伦理推理、减少痛苦和灾难的价值付诸实践，还在于他对扩展伦理思考的能力。辛格对生物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博弈论所积累的伦理相关性证据的评价丰富和阐明了在何种程度上伦理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被事实赋予活力。
二、汤姆·里根
汤姆·里根，1938年11月28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是美国专门研究动物权利理论的哲学家。里根1960年毕业于特尔学院，196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66年于弗吉尼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从1967年起在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教授哲学，直到2001年退休。
里根虽然是动物权利的首倡者，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想法。里根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叙述了自己念书时在屠宰场里打工，肢解动物尸体而毫不犹豫；如何为了爱妻南希的生日而买了一顶皮草帽子，心里还在慨叹自己无力购买一件皮草大衣；如何天天吃肉、常常逛动物园、看马戏团表演，等等。然而，他又是如何走上倡导动物权利的道路的呢？
里根和他的妻子南希参与了反对越战的活动，而里根作为一个哲学家试图为反战运动找到一个牢固的理论基础。他在此过程中读到了甘地的自传，甘地的非暴力世界观让年轻的他深为不安。他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自己将无法不接受的观点，那就是如果对人类的暴力是错误的，那么对其他动物的暴力显然也是错误的。然而如果他无法否定这个想法的话，他就不得不大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这让他在理性和习惯之间苦苦地挣扎。
与此同时，他和南希的爱犬格莱寇去世了。因为格莱寇比他们夫妇的孩子还要更早加入这个家庭，它从来就被当作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看待。在极度的伤痛之中，他深深体会到如果换了另一只狗或者猫，他一样会深切地爱它，而那些被人们养做宠物的猫狗与被养做食物的猪羊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呢？如果你认识了一只牛或一只猪或一只鸡，你同样可以和它建立深厚的友谊，你也会同样地爱它们，关心它们。就是这样，甘地和格莱寇一起成功地劝说了他成为一个素食者。一旦翻越了这个山峰，余下的就是一路易走的下坡了。里根通过撰写《为动物权利辩护》一书，在康德的道义论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动物权利论，从而开辟了动物哲学的一片新天地。
《为动物权利辩护》一书被认为是显著影响了现代动物解放运动的少数研究成果之一。在《为动物权利辩护》中，里根认为非人类动物是道德权利之拥有者。他的哲学观主要属于伊曼努尔·康德的传统，但他抛弃了康德的尊重纯粹是因为理性存在者的想法。里根指出，我们通常把具有内在价值从而受到尊重的权利，赋予包括婴儿和严重智力障碍人士在内的非理性人类。他主张非人类动物和人类一样，都是他所说的“一个生命的主体”，如果我们想把价值赋予所有人类，而不考虑他们是否具有理性行为者的能力，那么相一致的，我们也必须类似地将权利赋予非人类。
里根主要是通过撰写书籍、演讲和辩论来宣传自己的动物权利观点。里根和他的妻子南希共同成立了一个“文化和动物基金会”。通过“文化与动物基金会”，他们资助了数百位在历史学、人类学、法律、艺术等文化领域为动物工作的人士。另外，里根也是一位制片人，他拍了一些关于动物的影片以触动大众。
他也是一位将反对虐待动物的理论付诸实践的人。1984年，当宾州大学医学院汤姆斯·金纳瑞利博士的头部伤害试验室里残害动物的真相曝光，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强烈抗议。1985年7月15日有一百多人在为金纳瑞利提供经费的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办公室中静坐抗议。里根教授当时也参与了那次的静坐抗议。静坐抗议最终致使政府部门决定结束这个实验。
2004年，里根出版了《打开牢笼：面对动物权利的挑战》，这本书受到欧美动物保护人士的一致好评，被誉为是动物权利运动的最佳入门读物之一。书中没有用太多深刻的哲学推理，而是以平实的语言向一般民众解释了动物权利的基本概念以及动物权利运动。
在这本动物权利入门读物中，根据人们的动物良知的觉醒过程，里根把动物权利人士们分为“达文西人”、“大马士革人”和“得过且过人”。所谓“达文西人”指那些生来就对动物有着深厚感情，而且从没有把动物想成工具的人（据说达文西就是这样的人）；所谓“大马士革人”是指那些由于某个特殊机缘而在刹那之间“睁开了慧眼”的人，这个名字来源于圣经故事：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耶稣，由此而一举悟道成了耶稣的信徒；第三类，也是数量最多的，则是摇摇摆摆、磨磨蹭蹭，一点一点地慢慢理解了动物权利的概念的“得过且过人”。
里根教授称自己就是第三类人中的一员。而他这本平实易读的书就是写给这第三类人看的。里根教授以自己的经历告诉那些对动物保护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大部分动物保护人士并非天生怪胎。他们就是你身边那些普普通通的一般人，有着各式各样的生活背景、政治倾向、宗教信仰；他们来自世界各个国家，有着各种颜色的皮肤。他们只是比你先行一步，看到了山另一边的开阔景致而已。里根教授进一步为一般大众分析了为什么人们常常会对动物保护人士怀有偏见。其中的原因有来自利用动物的那些企业的蓄意中伤，来自媒体的有欠公允的报道，也有来自动物权利运动本身的一些错误。
里根认为，动物保护是一次“长征”，需要很多人奉献一生的精力。
三、阿尔伯特·史怀哲
史怀哲，1875年出生在德国阿尔萨斯的一个小镇西泽堡的一个牧师家庭。史怀哲自幼就是一个在道德上十分敏感的人。读小学时，村里的年轻人嘲弄犹太人，他也跟在后面。但是当犹太人毛瑟对此保持沉默，有时也朝着他们尴尬而友好地微笑时，“这种微笑征服了我，我第一次从毛瑟那里学到，什么是在受到迫害时保持沉默。”此外，作为牧师的孩子，家境相对宽裕。一次史怀哲和村子里一名高大强壮的顽童打架，最终竟然将对方制伏在地。顽童不服，愤怒地对史怀哲说：“我输给你是没有办法，如果我也像你每周可以吃到两次有肉的汤，我才不会输给你！”回家的路上，他忽然意识到原以为村子里的少年都是自己的好朋友，其实在骨子里却对他另眼相待。从此，他不喝肉汤、去教堂不穿漂亮的大衣、不买时髦的水兵帽，等等。总之，史怀哲不愿意自己与村子里的其他男孩显得两样，为此让父母很难理解，他也吃了不少苦头。
成长到青少年时代，史怀哲的爱心首先表现在“为在世界上所看到的痛苦而难过”上。各种动物遭受到折磨使他难受；人们不为动物祈祷，使他迷惑不解；为了阻止同学用弹弓伤害小鸟，宁可被同学嘲笑；为打了狗而内疚；为骑累了马而不安；甚至有了阻挡别人钓鱼的勇气……等等。他正是在这种震撼心灵并经常感到惭愧的经历中，逐渐形成了自己不可动摇的信念：只有在不可避免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给其他生命带来死亡和痛苦。
史怀哲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亲只是小乡村的牧师，收入有限。因为家里无力支付读普通中学的住宿和生活费，史怀哲选择了入读职业中学。他在小学时成绩只是中等，但村镇里的人大多贫穷，能供子女上职业中学的家庭也不多，看到很多学习出类拔萃的少年早早地离开校园，他感到深切的同情。在职中读了一年后，得到叔公的资助，他才有幸转入普通中学。
史怀哲进入大学后，决定一口气念神学、哲学和音乐的课程。不论多么艰难的问题，都全力以赴、日以继夜，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加上家境不好，不得不极端俭省，常常靠一杯白开水与一片面包来打发一餐。有几次在音乐老师那里练琴时，体力不支，心神恍惚，几乎晕倒。为此老师大为不满，甚至劝他放弃神学和哲学，专攻音乐。史怀哲从小在音乐方面极有天赋，当时的管风琴巨擘魏多把他当作自己的衣钵传人。当时的德国大学，不像今日许多大学一样经常地进行考试，学生没有繁琐的课业，能够专心地埋头于自己的研究，这对史怀哲是极值得庆幸的。到25岁，史怀哲已经成为了一个享有声望的管风琴演奏家和巴赫研究家，同时又是神学博士、哲学博士。
大学期间，他也常常思考自己的人生。世上有不少人毫无理由就落入不幸，受到命运的虐待，我该做些什么呢？他希望去分担遭受不幸的人们的痛苦，却又难以割舍做学问、学音乐的喜悦，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绪在心中交战时，他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就在他21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圣经》上的几句话浮现在脑海：“只为自己活着的人将失去生命，只有为了福音献身的人，他才能永生。”
他忽然明白了耶稣说这句话的意义。除了外在的幸福，人生还应获得内在的幸福。他决定在30岁以前为学术和艺术而活；30岁以后，将献身于一项直接为人类服务的事业。至于到时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并不明确，对此，把它留给到时所处的境况来决定。
史怀哲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牧师，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树立美好的信仰。后来又成为大学的神学讲师以及神学研究所的所长。从1898年至1908年的十年间，共出版书籍8本，其中1905年，出版法文版《巴赫论》，被认为是自有巴赫的研究书籍以来的最高水平的著作，也使他在音乐界一夜成名。其后，又出版过6本书，有多本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史怀哲在公益事业上的最初打算是在欧洲服务，想收容和教育被遗弃或无人照管的孩子，并要求他们今后也承担起相同的义务。1903年，他已经有条件去尝试为这样的孩子们做些事情，可有关机构根本不允许志愿者参与此事。一次，当斯特拉斯堡孤儿院失火后，他向院长请求暂时收留几个孩子，也遭到拒绝。此外其他的尝试也均告失败。有一阵子，他考虑今后为流浪汉和刑满释放者提供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也做了相应准备。
1904年秋天的一个早晨，读到巴黎传教士杂志上一篇标题为《刚果传教团迫切需要什么》的文章，加深了他对生活在非洲黑暗大地的被殖民统治的受尽欺凌迫虐的不幸民族的了解，了解到由于教会人手不足，在非洲加蓬救济土人的工作，几乎无法着手。这一刻，他便下定决心，要去非洲，并且以一个医生的身份去。他完全不懂医学，为什么有这样的计划呢？他想不仅靠语言，更靠行动来传播爱。非洲土人医疗落后、环境恶劣，去行医是最恰当的方式。要当医生需要从头学起。而且到非洲去医治土人，光学一些专门的科目是不够的，必须当一名万能医生，才能应付那种局面。这对于一个30岁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安和迷茫也曾掠过史怀哲的脑际，可他发下了重誓，凭借自己的健康与毅力，一定要完成这个心愿。
1905年10月13日，他向双亲以及若干亲近的人发信告知了自己的决心。很快，引来了一场可怕的冲击。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他，认为他辛勤奋斗许多年而得来的今天的一切，却要去放弃，实在愚不可及。人们认为为非洲野蛮人服务，实在不必由天才来做。史怀哲应该献身于学问和艺术的世界，这才是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把他当亲生儿子看待的魏多老师，发疯一般地向他怒吼：“我倾注那么多心血把风琴弹奏的所有技巧教给你，是希望你传给后世的。你却要把风琴丢弃，跑到非洲食人族的地方去，你去了又能怎样？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你知道这是对我、对风琴的背叛吗？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也有人说：“他是不是因为失恋了，所以疯了？”有人说：“他江郎才尽了，知道自己做一个学者或者音乐家，都不会有前途，所以想干一件让人想象不出来的事情出风头，他是一个爱出名的野心家吧。”最令史怀哲不可思议的是，连平时满口仁爱，力陈牺牲自我，为不幸的人们服务，传播基督伟大精神的人们，除了极少数之外，都异口同声地反对他的决定。面对这一切，史怀哲以一个理性而成熟的男人对理想对人生的执著追求而默默地忍受着，并静静地付诸自己的行动。
1905年10月底，他向医学院长提出了入学申请。院长当即满怀好意地让他去精神病教授那里看看。但是在明白史怀哲的真正企图以后，深受感动，接受他入学并免交全部学费。在医学院学习的7年，是与疲劳作斗争的7年。刚开始他不能够放弃神学讲师和牧师的职务。在学医的同时要在神学系讲课，同时作为牧师几乎每礼拜天都得去布道。正在从事的著作也不能半途而废。此外，人们也要求他更多地参加管风琴演奏的活动，经常要去外地演出。这不仅由于他已是一名出名的管风琴家，还由于失去了神学研究所所长的收入之后，必须挣一些外快。直到1911年12月，通过全部医学考试，得以毕业并获得医师资格。1913年，以《耶稣的精神心理分析》论文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面对学医期间的困苦，史怀哲在给朋友的信中这些描述着自己的感受：
现在，我们坐在这里研究神学，为的是在以后争夺最好的牧师位置；我们写下厚厚的学术著作，也是为了成为神学教授。而在海外发生的一切，那里事关耶稣荣誉和名义的斗争，则与我们无关。我不想为了成为一个“著名的”神学家，而把自己的生命一直耗在“批判的发现”上。
我不能这么做，我已经长期地、反复地考虑过。最后，我终于明白了：我的生命不是学术，不是艺术，而是奉献给普通的人，以耶稣的名义为他们做任何的一点点小事情。空气流向“真空”的地方，理解精神法则的人，必须前往为人们所必需的地方。
当然，学医的日子极不容易，但我的内心宁静而又充满了幸福感。我的生活是艰苦的，然后是美的。您不要认为我是一个沉于幻想的人，实际上，我是一个非常客观和冷静的人。我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反复思考人生的意义。最终的结论是：关键在于行动。
学医期间，美丽的女孩海伦·布勒斯劳走入了他的世界。她是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的女儿。海伦从文稿的誊写、印刷的校正到一些琐碎物品的购买，都在帮助史怀哲。另一方面为了帮助他的医疗工作，海伦还努力学习护士的工作。1912年6月18日，史怀哲与海伦结婚。海伦与心爱的丈夫相伴走过了45年幸福美满的生活，他们一起在大海上长途旅行、一起在非洲丛林中漫步、一起为成千上万的病患土人忙碌……他们有着深挚的爱情和信任，平淡而温馨的一生。史怀哲数十年生活在艰苦的非洲大地，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一生经历无数艰难险阻。能够从容淡定，并活到90岁高龄，一生默默陪伴和支持的爱人给了他许许多多来自内心的力量和勇气。1965年史怀哲逝世后，与夫人海伦一起，葬在加蓬共和国兰巴伦医院旁。
1912年开始，史怀哲开始为前往非洲进行准备。他向巴黎的传教士协会申请自费在加蓬的兰巴伦设立一所医院的许可；到殖民部申请在加蓬行医的许可；购买各种日用品、医院所需的物品以及药品。史怀哲之前所从事的都是精神上的工作，现在却整日在体力上操劳，开始时他觉得做这些事情是一种负担，但后来逐渐体会到，全身心地处理实际事务也是值得的，甚至认为一次理想的订货是一种艺术享受。
史怀哲感受到，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是筹款。为一项其合理性尚待证明，现在还只是一种意图的事业筹款，感受到了十分的艰难。原先有许多反对他的朋友也尽弃前嫌，诚心给他帮助。魏多老师最为热心，为他举办多场演奏会，把门票收入都捐给他。还建议巴赫协会订制一台上等的管风琴兼用钢琴送给他。当然，筹款过程中也遭遇过许多不快。在有些人的口气中，史怀哲好像不是一个拜访者，而是作为一个乞讨者来到他们那里的。
1913年春季，史怀哲与夫人海伦历时50天，来到了自己生命的第二故乡加蓬。此地现今已成为加蓬共和国，当时为法属赤道非洲的一部分。16世纪初，就有传教士在这里开展活动。这里有错综复杂的原始森林、沙洲和湖沼。这里有各个部落的土人，还有食人族。这里天气酷热，湿气大，豆类不会结果，谷物也无法栽植。面粉、米、牛奶、马铃薯等都需要从欧洲供应，布料和药品更不用说。兰巴伦在赤道偏南处，冬夏两季与北半球相反。冬季气温约在25～30摄氏度，夏季则在28～35摄氏度。欧洲人在此多半住了一年之后，就会疲劳过度与贫血，两三年之后失去工作能力，至少得回欧洲休养半年以求恢复。在史怀哲来到之前，此地方圆数百公里之内，连一个医生也没有。土人生病，只有依靠传统的医师施咒作法，万一来了传染病，情形真是悲惨之极。热带的传染病很多，其他得肺病、心脏病、肠胃病、皮肤病的人也很多。土人们对它们一筹莫展，只有让无数的人在丛林里一个个倒下。
史怀哲从到达非洲的第一天起，就被一大群病人团团围住。刚开始器材和药品不足，连房间都没有。史怀哲只能在露天工作，白天戴着遮阳帽仍然有日晒病的危险。此外，每天到傍晚时分还一定有一场骤雨，每当雨来的时候，便得慌慌张张地把物品搬到回廊下。几天以后，诊所每天要接待大约40个病人。皮肤病、麻风病、昏睡病、心脏病、肺病、酒精中毒、精神病、风湿病、坐骨神经痛、痛风、慢性腹泻病、尼古丁中毒、痔疮便秘、牙病、小腹肿胀、癔病、疝病等都是常见病。史怀哲必须成为一个全能医生。史怀哲日以继夜医治他们的身体，更关怀他们的灵魂。他也是土人的严父、兄长、工头和密友。在丛林中，他亲自和土人建医院，自制砖头、配药方、拓农场。在当地的加洛阿语中，史怀哲的名字叫“奥甘加”，是“巫师”的意思。
土人长期生活在自由散漫的环境中，群体居住，靠天吃饭，他们会有很多不恰当的行为，不仅不懂得守规则，甚至会心安理得地随手拿医院的各种东西，会在病房里烧火做饭，等等。史怀哲不得不制定医院规则，由助手每天早上向看病的人宣读一遍，并请大家传达给村子里的人们。
史怀哲制定的医院守则有：
1.医院附近不要吐口水。
2.等候的时候不要高声谈话。
3.有时上午看不完所有的病人，所以患者与陪伴人应带一天的粮食。
4.未经医生许可就在传教办事处住宿的人，不给药，还要下令离开。（这是因为有些患者闯进学童宿舍，抢去床位）
5.盛药的瓶罐一定要交还。
6.每月中旬从船来到，到开走的期间，除了急症外，不受理普通患者。（这是为了利用这段时间来写信，向欧洲订购药品）
史怀哲给人看病，从未想到向黑人要医药费。除了需要考虑医疗器材和药品外，还得常常为病患及陪伴人准备粮食。但有的土人并不珍视不劳而获的东西。为了使医院能够长久生存下去，也为了使土人学会感恩，学会对医院的珍视。于是他耐心地告诉他们，他们被救了，在诊所得到了善待，而欧洲的许多人则为此做出了牺牲，因此他们也应尽力为维持医院的生存做些事情。渐渐地，土人们懂得送谢礼来了。有的交了些钱，有的送来了东西，如鸡蛋、香蕉等。这些对医院的生存所需如杯水车薪，但大家更懂得爱护东西了，医院的秩序也渐渐建立起来。当然，对贫穷的人和老年人，他从不接受谢礼。
史怀哲是一位重视人类灵魂幸福的信仰家。他所致力的，与其说是改善土人的生活状态，更毋宁说是把正确的信仰教给他们，让他们从迷信中脱离出来。每逢礼拜，他都运用最简明易懂的话来讲道，他的心中充满挚情与喜乐。
然而，前行的路困难重重。在非洲设立殖民地的国家，其统治目的无外乎一个利字。从欧洲和美洲运来大批的白兰地的工厂制品，破坏当地人的生活和产业，使得当地人们大量失业。有的白人常常向黑人巧取豪夺、贪得无厌，使黑人对白人缺乏信任和尊敬。
史怀哲不是铁打的，他也常常会感到身心疲惫。在一个孤寂的夜晚，他偶尔试弹巴黎巴赫协会送给他的管风琴兼用的钢琴，给他消沉的情绪带来奇异的慰藉，使他整个地没入无可比拟的喜悦与陶醉之中。他还切实地体会到，唯有远离欧洲喧闹和功利的音乐会，不受任何干扰，才能体会到如此美妙的感觉。
1914年，由于健康问题以及经费的短缺，史怀哲和夫人准备回国一段时间。可就在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8月到11月间，德籍的史怀哲夫妇成了法国的俘虏。医院也只好关门大吉。史怀哲倒因此有了宽裕的时间，能静下心来看书写作。他利用这个机会，思考和梳理了长久以来就放在心上的有关人类文明的问题。史怀哲在自己的书中写道：
欧洲凭借发达的工业文明，控制和领导了世界。在亚洲、非洲建立殖民地，巧取豪夺，借此过上安逸生活。他们自我满足，只知享乐，醉生梦死，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精神失落了，耶稣所教的爱更是丧失殆尽，这样的社会是好的吗？
文明的进步应该是使人类更加幸福。所谓幸福绝不是靠物质能够满足的，人与社会能在道德方面向上，才能称为进步。
而当前的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飞跃进步，炫惑了人类心智，人们只知追求物质的欲望，一般人不说，连诗人、思想家、哲学家——这些人类的良知，也都浑忘道德的价值。人类受物质控制，最终使人类受到不幸。这样下去，人类岂不是只有自取灭亡吗？
从19世纪中叶起，理想不再来自理性，而是来自现实，我们因此也日益陷入无文化和无人道之中。我们对世界和人生的肯定也失去了坚实的基础，现代人已不再有思考和实现一切进步理想的动力。人们已经对现实做出了广泛的妥协。这一切都是非常可怕的，人类可能由此将万劫不复。
史怀哲一生反对任何暴力与侵略，他极力倡导尊重生命的理念。史怀哲深信渴望生存，害怕毁灭和痛苦，是我们的一种本能，也是每一个生命体都具有的本能。作为一个有思想能力的人，我们应该尊重别人和别的生命，因为他们像我们自己一样，强烈的希冀自由而快乐地生活。因此，无论是身体或心灵，任何对生命的破坏、干扰和毁灭都是坏的；而任何对生命的帮助，拯救，及有益生命成长和发展的都是好的。
在实践生活中，史怀哲认为每一个人在伤害到生命时，都必须自己判断这是否基于生活的必需而不可避免的。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农人可以为了生活在牧场上割一千棵草花给他的牛吃，但在他回家的路上，他却不应不小心地踢倒一棵路旁的小花。史怀哲相信宇宙间所有的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当我们致力于帮助别的生命时，我们有限的生命可体验和宇宙间无数的生命合而为一。史怀哲一生发表了许多演说和文章反对战争及其对环境的破坏以及核子武器的发展，而他最有力的演说就是他用自己生命的身体力行。
1915年，史怀哲夫妇被遣返到欧洲的俘虏集中营，先后在多个俘虏营待过。最使俘虏难受的，是关久了，意志消沉，什么也不想做。史怀哲通过努力后被准许为病人看病，同时给予意志消沉的战俘精神上的鼓励，执笔《文明的哲学》。另外，他也能抛开眼前的烦恼，静下心来，用书桌的边沿当作钢琴的键盘，陶醉在想象的音乐之中。1918年7月，德法之间交换战俘，史怀哲夫妇得以回到故乡。
回到故乡后，虽然获得了市立医院助手以及教堂副牧师的职务，但人生的理想之路却迷雾重重，心中好不寂寞凄凉。远在非洲的医院不知何时能够重建，《文明的哲学》以及其他著作的出版渺然无期，以前向朋友和教会借的钱不知如何才能偿还，健康状况也不理想。即使如此，他依旧没有失去对别人不幸的同情心，默默地做着各种力所能及的爱的善行。
1919年圣诞节前，他忽然接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校长赛得布洛姆的来信，邀请他去讲授哲学。他的讲授空前地成功，“敬畏生命”的思想，引起了普遍的共鸣。赛氏马上建议他在瑞典各地开演讲会和演奏会，并给他写了几封介绍信。他除了讲哲学，也介绍在非洲的事业以及黑人的情形，无数听众被感动。很快，出版社找到了他，欧洲各国的演讲会和演奏会的邀请函也纷纷而至。他还清了所有债务，并有了资金为非洲的事业做准备。
1924年2月，史怀哲离开了斯特拉斯堡。妻子海伦因为健康情况不佳，所以这次不能同行。海伦处于这种状况下，却能够顾全大局，同意他再度到兰巴伦重新开始工作，史怀哲对海伦真是永远心存感激。这一次史怀哲在非洲待了三年半。1927年1月，把病人从旧医院移到新医院。到同年仲夏，又扩建了若干病房。现在这个医院，可容纳200个病人以及他们的陪伴者，病人的数目一般都在140～160个之间。现在，医院内部的必要设备都已完成，史怀哲因此可以将医院交给同事，而考虑回国的事。
1928年，法兰克福市把著名的“歌德奖”颁发给他。也是在这个时候，在瑞士，经常有如下的文字出现在报纸的讣闻中：“谨遵故人遗志，敬请将所惠奠仪，一律改捐史怀哲博士在非洲兰巴伦的医院。”
史怀哲在纪念歌德的演讲中提到：“我们必须与我们自己及其他一切战斗，不为什么，只因现代是失去了人性的时代。歌德无分事物的轻重，皆以良心来奉献。一个人非以一个时代的社会为对象，而以人类本身或各个人为对象来思索——这都是超乎时代的。”
1929年12月，史怀哲第三次到达兰巴伦。刚到达的时候，一次严重的痢疾流行虽然快要过去，但余势仍然凶猛。这期间因为痢疾病患的病房太少，必须把附近安置精神病患的病房让给他们住，所以不得不再为精神病患盖新病房。凭过去累积的经验，新盖成的病房比旧有的更坚固，也更明亮更通风。完成这项建筑后，史怀哲又为严重的病人盖有个别床位的大病房，同时也需要盖一间用来储藏食物的仓库，在当地木匠——莫念札利的忠心协助下，这一切工作于一年之内完成了。
未来的30多年时间里，史怀哲十余次往返于欧洲与非洲。其大部分时间待在非洲的兰巴伦医院。
1953年10月13日，同在兰巴伦医院任医师的史怀哲的侄子在广播中得知伯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兴奋地去告诉伯父，史怀哲还以为侄子听错了。第二天，来自全球各地的贺电雪片般涌进兰巴伦医院，其中包括各国国王、总统等政要。正式的通知也到了。西德总统不但表示了对老博士的推崇，还以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主张“敬畏生命”且身体力行的人物，而表示无上的喜悦。新闻记者问史怀哲这笔奖金打算怎么用，“当然用在兰巴伦医院”，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当年度同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还有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可是对于后者的得奖，世界许多国家发出反对之声，挪威的奥斯陆还有人散发传单表示严重的抗议。
1965年9月4日，史怀哲因病逝世。史怀哲把他53年的时间全部为非洲土人做了光荣的献祭。不论外界的阻力有多大，史怀哲决心用行动去证明爱是可以在任何地方萌芽生根的。史怀哲终其一生，不但在非洲的丛林里留下一手创建的600多个床位的丛林医院，他在非洲的医疗服务更成为20世纪社会服务的一座标杆。
史怀哲有生之年，世界各国为其颁发的荣誉博士，多达50多个。各种勋章及荣誉，数不胜数。
今天，兰巴伦医院依然在年复一年为成千上万的人们带来健康和关爱。
今天，全世界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史怀哲之友”联谊会，宣扬史怀哲的“敬畏生命”的思想。
四、奥尔多·利奥波德
奥尔多·利奥波德是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被称为“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他曾任联邦林业局官员，毕生从事林业和猎物管理研究。他一生共出版3部书和500多篇文章。1949年，他离世一年后出版的《沙乡年鉴》是其最重要的著作。
1887年1月11日，利奥波德出生在美国衣阿华州柏灵顿市的一个移民之家。他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桃木家具制造商；祖父是德国人，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园林技艺师。他从小在一个可以俯瞰密西西比河的豪华府邸里长大。因为房子建在河岸边的山崖上，因此从山崖上下来，穿过铁轨就是宽阔的密西西比河，这里是大陆上1/4的野鸭和野鹅一年一度迁徙的必经之地，因此这里的河漫滩就是成长中的利奥波德天然的野生动物乐园。
利奥波德的哥哥弗雷德里克说：“当还是孩子的时候，利奥波德就很少说话，但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读过很多书，知道动物们以什么东西为生，有什么样的天敌，他对户外生物如此热衷，好像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
利奥波德从小就喜欢跟着父亲到野外活动。位于密西西比河滨的柏灵顿有着绚丽的自然风景，利奥波德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被大自然的温柔之手爱抚着。深秋的早晨，小利奥波德和父亲一起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穿上高高的长筒靴，一路下山来到火车站，吃一些猪肉煎豆和烤苹果作为早餐。然后就坐火车穿过密西西比河到达一处沼泽地，在那里的一个麝鼠皮房子里等待野鸭的鸣声。如果不是在有野鸭出现的季节，他们就在沼泽地里到处搜寻，探寻水貂的洞穴，看看他们到底在吃些什么。在联邦政府颁布法律禁止在动物繁殖期捕猎之前，利奥波德的父亲就得出结论说这样做是错误的，因此他也不在冬天捕猎，他的这种精神被利奥波德继承下来了。
利奥波德在柏灵顿、新泽西和耶鲁大学上学的时候，始终保持着对鸟类学和自然科学历史的浓厚兴趣。他在日志中把观察到的东西都记录下来，这成为他长达一生的习惯。1909年7月，他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森林学硕士学位。他加入了新成立的美国国家森林局，并被派往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工作。在那些日子里，利奥波德很快获得了大量的工作经验，并得到了提升。
1912年，利奥波德升迁为新墨西哥北部的卡森国家森林局的监察官。在那穷乡僻壤的地方，利奥波德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暴风雪，并患上了急性肾炎。这场大病几乎夺走了他的生命，同时也结束了他在那里工作的日子。一年多以后，利奥波德在家乡柏灵顿复原了，又回到了新墨西哥和森林局。
1915年，他被任命负责管理森林局西南部地区的渔猎活动。在利奥波德管理西南部渔猎活动之前，森林局和州政府之间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规定林警也可以代表州政府的狩猎监督官。利奥波德到那里之后，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逮捕事件。他马上起草了一本渔猎手册，规定了管理森林的官员在相应的狩猎工作中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在一些地区设立木桩对动物加以保护，成立了狩猎保护小组，严格执行狩猎保护法律，为动物们营造避难家园，使枯竭的水资源和陆地重新获得了生命。
利奥波德在努力使吉拉作为一片荒野地区来管理的提议中发挥了作用。他向森林局提出了一个建议，他建议将无路的地区留出来作为自然保护区，他不希望看到这些地区被开辟为各种娱乐场所，诸如野营地、私人的或商业上的出租地等。1924年，森林局采纳了他的建议，将新墨西哥州的吉拉国家森林开辟为野生自然保护区，这比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计划（法案）要早40年。
1924年，他受林业部门的调遣，又到设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美国林业生产实验室担任负责人。利奥波德在林产品实验室待的时间并不长，他需要一份和保护野生生物相关的工作。1928年，利奥波德离开林业局，他把兴趣转移到了自己更为关心的野生动物研究上。在体育军火制造商协会的资助下，他开始在北部几个重要的州进行野生生物调查，并且写出了《野生动物管理》一书。调查工作和书的出版使利奥波德成为狩猎动物管理的权威，他被公认为是野生动物管理研究的始创者。
为此，威斯康星大学邀请他在狩猎管理专业上课，1933年，利奥波德成为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管理系的教授，利奥波德的课程很受欢迎，他在野生动植物课上教学生们如何观察大自然、理解他们所看到的，并从理解中得到乐趣。他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大地生态观念和大地道德观念。
作为保存野生生物和荒野地区的提倡者，1935年，利奥波德与著名的自然科学家罗伯特·马歇尔一起创建了“荒野学会”，宗旨是保护和扩大面临被侵害和被污染的荒野大地以及荒野上的自由生命。为纪念他而承其名的奥尔多·利奥波德荒野地处新墨西哥州吉拉国家森林的范围内。利奥波德荒野和吉拉国家森林常常一起被看作是遍及全美的现代荒野保护运动的起点。
多年来，作为一项周末活动的消遣，利奥波德一直在麦迪逊附近搜寻着。他在威斯康星河的拐弯处发现一块被丢弃的农田，一块已经盐渍化了的沼泽地，还有一座由流沙堆成的小秃山。其中唯一的一座建筑物是一个鸡棚，而且其中的一部分已陷进泥淖里了。1935年4月，利奥波德把这个地方买了下来，并开始着手恢复它的生态环境。在此后的十几年里，这个被他称作“沙乡”的地方和它上面的一所破旧的木屋，便成了利奥波德和他的家人在周末和假期亲近自然的“世外桃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奥波德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沙乡年鉴》，这是他对于自然、土地和人类与土地的关系与命运的观察与思考的结晶。他倡导一种开放的“土地伦理”，呼吁人们以谦恭和善良的姿态对待土地。他试图寻求一种能够树立人们对土地的责任感的方式，同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影响到政府对待土地和野生动物的态度和管理方式。利奥波德在文章中表述了土地的生态功能，以此激发人们对土地的热爱和尊敬，强化人们维护这个共同体健全的道德责任感。利奥波德相信美国野生动植物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在于私人土地的保护，以及美国农民和土地拥有者的态度和决定。
《沙乡年鉴》一书，从1941年起就开始寻求出版，直到1948年4月17日，利奥波德接到一个长途电话，牛津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他的著作，他感到无比欣慰。然而仅仅一周之后，利奥波德的邻居的农场发生了一场火灾，他在奔赴火场的路上，因为心脏病猝发而不幸去世，这一天是1948年4月24日。
1949年，《沙乡年鉴》正式出版了，这本书是利奥波德一生的观察日记，反映了生态和道德之间的内部关系。利奥波德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按照三个层次来发展的，最早的道德观念是处理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两个层次的道德观是为了协调各部落之间的竞争，从而达到共生共存的目的。但随着人类对生存环境的认识，逐渐出现了第三个层次：人和土地的关系。但是，长期以来，人和土地的关系却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人们在习惯和传统上都把土地看作人的财产，只需维持一种特权而无需尽任何义务。利奥波德首次推出土地共同体这一概念，认为土地不光是土壤，它还包括气候、水、植物和动物；而土地道德则是要把人类从以土地征服者自居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任何对土地的掠夺性行为都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那时，正值战后经济复苏时期，人们都在充满信心地征服和利用自然，生态学的意识和概念对人们来说也还十分陌生，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影响。像利奥波德这样从伦理学的角度提出人和自然关系的标准，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利奥波德的聪明睿智、高瞻远瞩远远超过了他所处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逐渐发现了潜藏在富裕生活中的各种危机——征服自然带来的环境破坏。大地伦理准则于1990年被写进美国林业工作者的伦理规范中。
利奥波德的去世，使得威斯康星河畔的荒野上，再也看不见他那大地保护神一般的踪影，利奥波德的灵魂回归了他一生所热爱的、并为之奔走和呼号的土地与荒野。利奥波德的旧居至今仍然保留在威斯康星河边的沙地里，它代表了一种精神，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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