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规曹随，无为政治的推行
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就让大批士兵复员。汉高帝五年，朝廷连续下诏，奖励从事农业生产，并作出一系列政策规定：一、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意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12年，回关东的免徭役6年。二、劝说原先因逃避战乱逃亡山泽的人们回原籍，重新成为编籍内的民户，恢复他们的爵位、田地、住宅，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官吏不准虐待。三、原先因饥饿自卖为奴婢的，恢复庶民身份。四，所有军吏卒无罪的，凡无爵者一律晋爵为大夫，原先是大夫的晋爵一等，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役。对于从军士兵，朝廷还另外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如汉高帝八年三月，朝廷下令，吏卒在平城战役中参战及守城邑者终身免除徭役。汉高帝十一年六月，朝廷又下令，士卒跟随高祖入巴蜀、汉中和关中者终身免除徭役。
为了使民众得以休养生息，朝廷实行了轻税薄赋的政策。秦汉时，政府的农业税和私人地租都叫“租”或“税”；“赋”，一般指户赋、口赋、算赋等户口税。大汉建国后，“轻田租，什五而税一”，即只抽农作物的1/15为农业税，税率是比较低的。
汉初户口税沿袭秦制，每户每年交户赋200钱。汉高帝四年起算赋在关中开始实施，规定15岁至56岁的成年人每年出120钱，叫做一“算”，主要用来供军费开支。全国统一后，郡县官吏特别是地方诸侯王，以向皇帝“献费”为名，随意大增赋额，为民间所痛恨。为了约束地方官员对农 民的盘剥，汉高帝十一年二月，高祖下令：“献费”定为63钱，不得额外再增。
高祖结合实际，吸取秦末的教训，在赋税和徭役方面采取了有节制的政策。这种政策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稳定作为朝廷执政基础的小农生产，恢复在长期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农业经济。他所制定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和政策，不仅对巩固刚刚建立的汉家江山是必要的，而且对绵延200多年的整个西汉政权都起到了“立制垂范”的作用。
萧何和曹参对稳定汉初局势也作出了巨大贡献。汉高帝十一年，萧何因助吕后定计收捕淮阴侯韩信，被拜为相国。他制定汉律，使国家有了法律保障。做相国期间，他秉承《新语》“无为而治”的宗旨，与民休息。
当时的“无为而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思想上提倡清静淡泊，以道家思想教化人民；二是在政治上逐步削弱诸侯藩王的政治势力，对处在北方的匈奴采取防御与“和亲”政策；三是在经济上提倡勤俭节约，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让百姓有个休养生息的社会环境。
曹参继任后，沿袭萧何在位时的政策，史称“萧规曹随”。
汉初，曹参被派往齐国为相。初至齐时，他向胶西盖公征求“安集百姓”的计策。盖公说：“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曹参纳其言。在担任齐相国的9年中，他按照黄老“无为而治”的办法制定各项政策，不准官员去打扰百姓，严惩做坏事祸害百姓的官员，起用一批老成持重又爱护民力的官员，使齐国经济很快恢复发展起来。原本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日趋稳定，百姓逐渐过上了安稳太平的日子，齐人都称颂曹参是贤明的丞相。
惠帝二年（前193年），萧何死。曹参为丞相，仍以治齐之术治理整个国家，施政办事，一遵萧何约束，无所变更。他委任属官，选取郡国官吏中那些不善辞令的忠厚长者，对能言善辩、华而不实、欲务名声者概不 录用。曹参自己日夜饮酒，不理政事。大臣和宾客们见此情景，都想劝他。但他们一到曹参家里，曹参就请他们喝酒。来者刚想开口，曹参就用酒堵他的嘴，一直喝到酩酊大醉。
惠帝见曹参整日无所事事，很不高兴。曹参的儿子曹窋在宫里侍候惠帝。惠帝就嘱咐他回家问曹参：高祖归了天，皇上那么年轻，国家大事全靠相国来主持。可您天天喝酒，不管事，这样怎么能够治理好天下？曹窋把惠帝的话一五一十地跟父亲说了一遍。曹参听后骂道：你懂什么，国家大事哪轮到你来管！曹参叫仆人拿来板子，把儿子打了一顿。曹窋莫名其妙受了责打，非常委屈，回宫后向惠帝诉说。惠帝很生气。
第二天，曹参上朝的时候，惠帝对他说：“曹窋跟你说的话，是我叫他说的，你打他干什么？”曹参向惠帝请罪，接着说：“请问陛下，您跟高祖比，哪一个更英明？”惠帝说：“那还用说，我怎么能比得上高祖。”曹参又问：“我跟萧相国比较，哪一个能干？”惠帝微笑着说：
“好像不如萧相国。”曹参便说起了他的见解：陛下说得都对。陛下不如高祖，我又不如萧相国。高祖和萧相国平定了天下，又给我们制定了一套规章。我们只要按照他们的规定去做，不要失职就是了。如果我们频繁更改，就会造成人心混乱，扰乱百姓，这是治理国家所忌讳的。惠帝这才明白过来，此所谓无为而治。
曹参用他的黄老学说，做了3年相国。这3年中，他没有出台一项新的政策措施，却博得一片讴歌，与萧何并称“萧曹两相国”。正如当时民谣所唱的：“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一。”萧何处事恭谨慎重，而曹参却显得荒疏惰怠。为什么曹参也能博得好丞相的美名呢？就因为那时候正处在长期战争的动乱之后，百姓需要安定，曹参没有给百姓增加更多的负担。曹参作为汉初推行无为而治的代 表人物，在恢复经济发展，“安定百姓”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丝毫不亚于他的军功。
“无为而治”堪称汉初的一场及时雨。在无为而治的指导下，大汉社会秩序稳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又为后世提供了治国安邦的新典范。
名家回眸
历经秦朝15年的严酷压榨和反秦、楚汉长达8年的战乱，汉初社会破败不堪，民众大量死伤流亡，“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十二三”。许多农民流亡他乡，不得耕作；有的还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自卖为奴。当时，社会财富更是极端匮乏，据说天子出游，全国都找不齐四匹一样毛色的马，将相只能乘牛车出入。投机商人又乘机浑水摸鱼，囤积居奇，致使“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百姓生活十分艰难。这时，恢复和发展生产、恢复民力、与民休息，就成了十分急迫的任务。对此，高祖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迁都长安，颁布律令法仪
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农历二月，55岁的刘邦一统天下，在洛阳东面的汜水要塞（今山东菏泽定陶县官堌堆）即皇帝位，成为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史称“汉高祖”。
汜水要塞只是一个小城堡，在此称帝可以，但是要作为大汉王朝的政治中心就不够规格了。前朝的首都设在关中的咸阳，关中也是刘邦进取中原的根据地，可惜，秦宫早已被项羽放火焚毁了。相比之下，东周留下来的古都洛阳，宫室依然完好，不失为建都的方便之地。于是，刘邦挥师西入洛阳，以洛阳为汉朝的首都。农历五月，刘邦在洛阳南宫（今河南省偃师首阳山镇龙虎滩村北）大摆宴席，与群臣欢聚，庆贺一统天下的大胜利。酒过三巡，刘邦兴奋地说道：“今日畅饮，各位不妨畅所欲言。你们说说，与项羽相争，为什么我能得到天下呢？”
群臣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其中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能以利让人，攻城略地，凡有收获，就用来赏赐有功之人，因此属下奋勇效命，所以您能得天下；而项羽嫉贤妒能，有功不赏，还迫害功臣，所以他失去了天下。”
刘邦听了，得意地笑道：“你二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能与部属同甘共苦固然重要，但也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而已。就我而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保障军粮供应，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攻必克，战必胜，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当世的豪杰，我却能加以重用，这才是我夺取天下的关键原因。至于项羽，手下只有一个人才范增，还排斥不用，他岂能不败？”
群臣听了，茅塞顿开，点头称是。刘邦本人虽然才不出众，但确实很会用人。战争是人才的较量，人才的质量决定战争的胜负，而汉初三杰无疑是楚汉战争时期最杰出的人才。刘邦重用人才，堪称是中国帝王中的典范。汉高祖“南宫论三杰”，也成了流传千古的佳话。
苦战了多年，刚刚安顿下来，刘邦本想久都洛阳，但是修缮宫室的工作还未展开，就有一名齐国的戍卒娄敬路过洛阳，前来献策，认为不宜定都洛阳，应该建都关中。理由有三：第一，洛阳地处平原，乃四战之地，无险可守。楚汉战争也主要是在中原展开的，当地人民死伤惨重，项羽旧部以及战争中分封的诸侯王如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等都在洛阳以东及其南北地区，万一发生战乱，洛阳首当其冲，受到威胁。第二，关中地区四面有山河屏障，易守难攻，即便关东战乱也难以危及朝廷。第三，刘邦当年初入关中，便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废除秦朝苛政，深得关中民心，在关中有较好的统治基础，而且刘邦统一天下依靠的也是关中的人力和物力。
刘邦认为，娄敬言之有理。可是，刘邦的属下主要是关东人，这些开国元勋们都希望荣归故里，不愿意远离家乡，反对去关中建都。只有张良赞成娄敬的看法，并进一步指出：洛阳“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而关中地势险要，物产丰富，“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转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最后，刘邦一锤定音，迁都关中，在秦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乡修建宫廷；同时加封娄敬为郎中，号“奉春君”，赐姓刘，提拔为随侍伴驾的重要谋士之一。
迁都长安之后，刘邦开始大规模加封功臣，安排统治班底。刘邦在位期间，功臣封侯者137人，加上皇亲外戚合计143人。在楚汉战争时期和称帝之初封王的功臣共有8人：
1.赵王张耳，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原系陈胜的校尉，攻下赵地30余城。秦亡后，被项羽封为“常山王”，后被陈馀袭击，转投刘邦。公元前203年被刘邦封为“赵王”，次年去世，子张敖袭王爵。
2.韩王信，战国时韩襄王之孙，追随刘邦入关中、汉中，参与收复关中及韩地，公元前205年被刘邦封为“韩王”，后降楚，不久又归汉。公元前201年迁往太原为王，治所在马邑（今山西马邑）。
3.楚王韩信，淮阴（今江苏淮安）人，贫民出身，起初投效项梁、项羽，不受重用而转投刘邦，被萧何保荐为大将，攻取三秦、北伐赵燕及三齐，屡立战功。公元前203年农历二月被封为“齐王”，公元前202年农历六月改封“楚王”，统辖淮北地区，治所在下邳（今江苏邳州西南）。
4.淮南王英布，六（今安徽六安）人，秦时违法受黥刑，因此又称黥布。起初带领骊山刑徒逃亡为盗，陈胜起义后，英布率众响应反秦，后投奔项梁。英布作战极勇敢，常为先锋，战功卓着，被项羽封为“九江王”。楚汉战争期间，被随何游说归汉。公元前203年农历七月被刘邦封为“淮南王”，统辖九江、庐江、衡山、豫章诸郡。
5.梁王彭越，昌邑（今山东金乡西）人，巨野泽中渔民兼草寇。秦末聚众起兵，归附刘邦。楚汉战争期间，率部在楚军的后方开展游击战，破坏项羽粮道，使项羽两面作战疲于应付。公元前203年农历七月，被刘邦封为“梁王”。彭越与韩信、英布并称汉初三大名将。
6.燕王臧荼，原是燕王韩广手下的将领，公元前207年受韩广派遣南下巨鹿救赵；后随项羽西入关，受封为燕王，原燕王韩广被项羽徙往偏远的辽东。韩广不愿搬迁，臧荼攻杀之，并王燕地和辽东。楚汉战争期间，臧荼偏安北方，公元前203年农历十月，韩信荡平赵国，臧荼害怕，主动投降，刘邦仍封他为“燕王”，治所在蓟（今北京西南）。
7.燕王卢绾，丰（今江苏丰县）人。卢绾与刘邦同里，两人同日生，从小就是好朋友。后来刘邦起兵，卢绾相随。刘邦被封为汉王入汉中时，卢绾被任命为将军，随侍左右。楚汉战争期间，卢绾官至太尉，封长安侯。因其与刘邦的特殊关系，常常出入刘邦的私宅。萧何、曹参等虽因才 能过人而得到刘邦的礼遇，但亲密关系和被宠信的程度都比不了卢绾。公元前203年农历七月，臧荼谋反，刘邦亲征。农历九月灭臧荼。
8.长沙王吴芮，波阳（今江西鄱阳）人，春秋时吴王夫差的后裔。父吴伸是楚国大夫，谪居番邑（即鄱阳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番邑首批置县，吴芮为第一任县令，治政恤民，深得民心，被百姓尊称为“番君”。陈胜、吴广起义后，全国纷纷响应。英布率7000人投靠吴芮，吴芮以女妻之，命他领兵入淮与项梁会师，随项羽攻取三秦；另派水军随刘邦入武关。项羽分封诸侯时，封吴芮为“衡山王”。汉朝建立后，改封为“长沙王”。
封王之外，封侯的137人中以萧何名列第一，封为“郯（今河南永城西北）侯”，食邑8000户。其次是张良，封为“留（今江苏沛县东南）侯”，食邑1万户。第三位是曹参，封为“平阳（今山西临汾）侯”，食邑10630户。
这些汉初的功臣们，除了少数先秦权贵后裔之外，主要出身于民间中低阶层，平常很少受到礼仪的规范，经常饮酒争功，肆无忌惮，甚至拔剑击柱，朝廷毫无秩序。于是，谋士叔孙通提出“起朝仪”，经刘邦同意，征集学者及其弟子百余人，参照秦仪，制定出汉廷的朝仪。公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诸侯群臣前来朝贺，起用新定的朝仪。自诸侯王以下，莫不诚恐肃敬，秩序井然，刘邦高坐龙廷，不禁感叹说：“吾今日乃知为皇帝之贵也。”
封功臣、定朝仪之外，汉初还进行了大量的立法工作，重修了历法，再次确定了度量衡的标准，制定了严密的军法，完善了比较全面的统治制度。
在国内政治上，刘邦采纳群言，实行了强本弱末的战略思想，也就是加强中央的实力，削弱地方诸侯的实力，以便稳定政治局面。公元前201年，刘邦采纳田肯的建议，分楚地为二国，以从兄刘贾为荆王，弟刘交为楚王；以子刘肥为齐王，王70余城。公元前198年，刘邦采纳刘敬的建议，迁徙先秦六国王族后裔及豪杰大姓移居关中，以加强关中，实施强本弱末之术。另外，刘邦晚年还宣称：“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这种强本弱末的措施，是巩固专制统治的必要措施，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在灭楚战争中，将领以韩信的军功最大，威望最高，彭越、英布次之，战后可能成为威胁皇权的人物。因此，在灭楚后不久，刘邦就夺了韩信的兵权，并改封为楚王。公元前201年农历十月，又贬韩信为淮阴侯。
公元前196年，以谋反的罪名擒杀韩信和彭越，灭三族。兔死狐悲，英布随后起兵反叛，刘邦亲征。前195年农历十月，英布被斩于鄱阳。凯旋途中，刘邦路过家乡沛县，置酒款待父老乡亲，叙旧为乐。席间，刘邦慷慨伤怀，老泪纵横，起舞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畅饮了10多天，才起驾返回长安。
在周边关系上，刘邦缓和了汉朝与匈奴、南越的关系，使周边政治局势趋向稳定。秦末时期，匈奴乘内地变乱，不断南侵，扩张势力。前200年，刘邦亲征匈奴，被围困于白登7天，陈平用计才侥幸得脱。前198年，转而与匈奴缔结和亲之约，汉匈关系暂时缓和下来。在南越方面，秦朝灭后，秦吏南海尉赵佗出兵占领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刘邦派遣陆贾出使说服赵佗归顺。前196年，刘邦封赵佗为“南越王”，将南越一带收为汉朝统治的一部分。
前195年四月二十五，刘邦在长乐宫去世，享年63岁，在位8年。
名家回眸
《先秦史》里说，汉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有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另外，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越，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吕思勉更强调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实际上汉朝之盛，作为开国皇帝的刘邦功劳最高，因而才得此“汉高祖”的谥号。观其一生，豪迈的大气象，精湛的驭人之术，为汉朝后代皇帝树立了杰出的榜样。
对异姓王势力的削弱与消除
八王不是刘氏宗室，故称异姓王。他们中权力大的掌握百余城，小的也拥有数十县。他们有独立的兵权，号令一方臣民，与君王无异。这种“准割据”势力的存在，严重威胁了中央政权。
汉高帝五年七月，刘邦称帝仅7个月，燕王臧荼就首先起兵反汉。高祖迅即亲率大军征讨，击破叛军，俘虏臧荼，平定燕地。战后，高祖立自己宠信的长安侯卢绾为燕王。
随着异姓王势力在地方的不断发展壮大，国家的安全隐患日益为高祖所重视。为维持稳定局面，强化中央政权，他开始有计划、分步骤地消除 异姓王势力。
在这场血腥的政治风暴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楚王韩信。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韩信在楚汉战争中叱咤风云，为高祖平定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帝业伊始，如何稳固政权是最为高祖所关注的。因此，“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就成了高祖的心腹大患。
汉高帝六年十二月，有人告韩信谋反。高祖用陈平计，诈言出游云梦泽，在陈州会见各路诸侯。陈州是楚地，韩信依礼在郊外迎接。高祖令埋伏下来的武士把他捆起来，押解到洛阳。随后又赦免了他，降为淮阴侯，使其居长安，其实是软禁了他。
一天，高祖与韩信交谈。高祖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韩信答：“陛下不过能带10万军。”高祖又问：“那么你呢？”韩信说：“我是多多益善！”高祖反问：“既然你用兵多多益善，为何被我所擒呢？”
韩信说：“我是善于带兵，而你是善于用将，所以我才被你所擒。”高祖本来就“畏恶其能”，韩信不顾阶下囚的身份，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进一步触动了高祖的痛处。
汉十年，高祖任命陈豨为代国相，负责指挥代、赵二国的边防军。有人揭发，陈豨临行前曾与韩信密谋，陈豨在边境反，韩信为内应。赵国相周昌也求见高祖，说陈豨拥兵在外，宾客众多，应谨防有变。汉高帝十年秋，高祖以“太上皇崩”为由召陈豨回京。陈豨知道回去绝无善终，就称病不至，并与曼丘臣、王黄等公开反叛，自立为代王。高祖至邯郸部署讨伐，用“羽檄”征调彭越、英布等，彭越称病，只派部将追随，英布也没有应召。当时陈豨部将四出攻击，形势十分危急。高祖只得重金收买陈豨部将，引诱他们投降。汉军又分两路出击，太尉周勃从太原入代，叛乱才 被平定。陈豨被周勃斩于灵丘。
高祖御驾亲征时，曾命韩信一同前往。韩信因与陈豨私交甚密，称病不从。当时，韩信有一舍人因罪被囚，要被处死。舍人的弟弟状告韩信打算与陈豨里应外合，在京城发动叛乱。吕后找来萧何，两人密谋：诈称皇上已破陈豨，设宴庆贺，引韩信入朝。韩信一到，就被武士捆绑起来，不由分说地拉到长乐宫钟室处死。
韩信能做到大将军，是因为萧何的极力推荐；韩信的死，也是出自萧何的计谋。韩信一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引人深思！
韩信之死，固然是高祖建立与巩固“家天下”的需要，但与韩信自身居功自傲、目空一切不无关系。军事上他是一个天才，政治上他却很不成熟。
司马光在他的《资治通鉴》里对韩信有两句耐人寻味的评价，说他是：“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意思是说，韩信以商人的心理为自己谋利益，以君子的心理要求高祖报恩。这在家天下的帝制时代，正犯了君主的大忌。韩信，背负赫赫战功，曾被高祖许下“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刀不死”的免死令，却最终没能寿终正寝，而成了高祖在夺取天下后的一只被舍弃的棋子。
高祖征陈豨军回到京城，见韩信已死，“且喜且怜之”。韩信是汉初第一个被诛杀的功臣。以此为开端，拉开了诛杀异姓王的序幕。
汉高帝十年秋，高祖率部讨伐陈豨，经过邯郸，曾向彭越征兵。彭越派部将带兵跟随，自己则称病不去。高祖很生气，派人责备他。彭越恐惧，打算亲自前往谢罪。部下扈辄说：“大王当初不去，经人责备才去，去了就会被捕。不如就此起兵造反。”彭越不听他的建议，仍然称病不去。
彭越的太仆犯罪，彭越打算杀掉他。太仆慌忙逃到高祖那里，控告彭越和扈辄阴谋反叛。高祖便派人突袭彭越，把他囚禁在洛阳。高祖念其有大功于国，又赦免了他，削王为民，想把他流放到蜀地的青衣县。
彭越行至西郊，正好遇到从长安来的吕后。他对吕后哭诉自己无罪，请求允许自己回故乡昌邑。吕后满口许诺，将彭越带回洛阳。吕后劝高祖说：彭越是豪壮而勇敢之人，如今把他流放蜀地，是自留祸患，不如就此杀掉。高祖仍然犹豫不决，吕后便让彭越的门客再次告他阴谋造反。廷尉王恬开呈报请诛灭彭越家族，高祖应允。彭越被灭族。
英布，素以骁勇善战着称。汉初封功臣时封他为梁王。
高祖、吕后诛杀韩信后，英布内心恐惧。随后，高祖诛杀彭越，并将其尸体剁成肉酱，把肉酱分赐诸侯。当时英布正在打猎，看到肉酱，异常恐惧，暗中使人部署，集结军队守候并侦察邻郡的意外警急。
英布有一个宠姬病了，常去看医生。医家对面就是中大夫贲赫家。贲赫想借宠姬讨好英布，就送了她很多礼物，并在医家与之对饮。宠姬回去后向英布称赞贲赫。英布生气地问：“你怎么知道的？”宠姬就把两人交往的情况告诉了他。英布怀疑二人私通，召见贲赫。贲赫惊惧，借口有病不去应班。英布更加恼怒，要逮捕他。贲赫便逃到长安告英布谋反。
英布料定贲赫会告发自己，他认为汉将中只有韩信、彭越是他的对手，现在二人均已被杀，而高祖年老患病，不可能亲自出征，所以有恃无恐，公开打起了反叛的旗帜。
高祖知道诸将对付不了英布，只得抱病东征。出发前，高祖听说楚国有位前任令尹薛公很有谋略，就想听听他的高见。薛公认为英布有三种选择：上计是东取吴，西取楚，北取齐、鲁，争取燕、赵的支持，然后固守，那么崤山以东就不属于朝廷了。中计是东取吴，西取楚，北取韩、 魏，占据敖仓的粮食储备，控制成皋的通道，胜败难以预料。下计是东取吴，西取下蔡，以越地为基础，自己据守长沙，那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朝廷不会有危险。高祖问：“英布将采取何策？”薛公说：“一定会采取下策。”高祖问：“为什么？”薛公说：“英布是骊山的刑徒出身，凭自己的本领当了万乘之主，都是为了自己，而不顾及后代，更不会考虑到百姓和长远利益，所以必定会用下计。”
英布果然先攻破吴、楚，然后率军西进，在蕲以西与汉军遭遇。英布的军队虽然精锐，但还是被高祖亲自指挥的汉军击溃。退至淮南后，英布又打了几场败仗，只带了百余人逃往江南。英布是长沙王吴芮的女婿，想投奔长沙国。吴芮的儿子派人将他诱至鄱阳，当地人将他杀死。
早在汉高帝六年初，韩王信已降匈奴。汉高帝八年冬，因赵相有反谋，高祖废赵王张敖为宣平侯。英布死后，七王仅存长沙王。长沙王因封国较远，又处在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以起到缓冲作用，所以当时无事，直到文帝时由于无后而亡国。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异姓诸王为高祖攻取天下出生入死，以血肉之躯铸就犀利的宝剑，披荆斩棘。对于他们的死，后人虽然不无伤感，但大汉江山却从此更加稳固。
高祖铲除异姓王后，在他们的旧土上，陆续分封一些同姓子弟为王，称同姓王。他一共封了9个王：荆王刘贾，楚王刘交，代王刘喜，齐王刘肥，梁王刘恢，淮阳王刘友，淮南王刘长，吴王刘濞，燕王刘建。为防止再次出现异姓王威胁政权的状况，高祖与群臣杀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无功而侯者，天下共击之。”
这些同姓诸侯王，初期尚能忠于朝廷，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巩固汉家基业的藩屏作用，填补了异姓诸侯王被剪除后的政治空缺。但是后来，随着 他们势力的不断发展壮大，又形成了弱干强枝之势，与原异姓诸侯分裂割据的形势无二。他们在自己的封国拥有独立的行政权、司法权，官吏的选拔也不由中央掌管。至景帝时，终于爆发了七国之乱。
名家回眸
在秦末和楚汉战争中，一些六国旧贵族和拥兵将领，纷纷割土据地。楚汉战争中，他们大多归到高祖麾下，与项羽对抗。当初项羽分封诸侯时，封臧荼为燕王，吴芮为衡山王。高祖在征战中也曾封韩信为齐王，英布为淮南王，张敖为赵王。到楚汉战争结束时，七王尚存。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刘邦称帝后，调整八王封号。齐王韩信熟悉楚地风俗.徙为楚王，彭越为梁王，韩王信为韩王，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皆如故。
吕后干政，首开中国历史上外戚专权的先河
吕雉是单父县（今山东省单县）人，早年随父亲迁居沛县。其父吕太公精于相面术，在乔迁喜宴上，看出泗水亭长刘邦有龙颜，当机立断，把吕雉嫁给了当时穷困低微的地方小吏刘邦。
初嫁给刘邦时，生活困窘，吕雉从事农桑针织，生育儿女，孝顺公婆，过着自食其力的百姓生活，可以说是一位贤惠的民妇。而早年的刘邦却相当无赖，平日里到处闲逛，混吃骗喝。后来，刘邦出差押解民夫，民夫途中逃跑，他无法交差，只好逃进芒砀山区，落草为寇。刘邦落草后， 吕雉独立支撑家庭，还时常长途跋涉进山，为丈夫送去衣物及食品。
因为刘邦弃职亡命，吕雉受到连累被官府关进大牢，历经磨难，后由萧何多方周旋才获救出狱。刘邦在沛县起义后，吕雉跟随刘邦转战沙场，颠沛流离，经历战争风云，增长了文韬武略。汉高帝二年（前205年），刘邦在彭城之战中大败，吕雉被俘，被项羽扣为人质两年多。楚汉战争期间，项羽曾把吕雉押到两军阵前，以烹杀吕雉威胁刘邦，刘邦却笑嘻嘻地说：“你爱杀就杀，悉听尊便。”作为俘虏，吕雉挣扎在生死边缘，受尽了折磨和凌辱，造成了多疑和缺乏安全感的后遗症，个性变得阴狠毒辣。
直到楚汉罢兵言和、以鸿沟为界平分天下之时，项羽才将吕雉等人归还刘邦。汉高帝五年（前202年），楚汉战争结束，刘邦称帝，吕雉被封为皇后。
后来，吕雉在刘邦巩固皇权、剪除异姓诸侯王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诛大臣，多吕后力”。杀韩信、彭越，都是吕雉的主意。汉高帝十年（前197年），陈豨谋反，刘邦率兵亲征。吕雉留守长安，听说韩信阴谋策应陈豨，便与萧何商议，骗韩信入宫后处死，并诛三族。刘邦至邯郸，向彭越征兵合击陈豨。彭越称病不去，被刘邦废为庶人，贬居蜀地。吕后认为应斩草除根，指使人诬告彭越谋反，夷灭其宗族。
刘邦病危时，吕雉考虑未来的朝政，询问刘邦说：“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刘邦说：“曹参可。”吕后问其次。刘邦说：
“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辅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更问其次。刘邦说：
“此后亦非尔所知也。”
刘邦死后，相位的安排，基本上都按刘邦所说井然接续。但是，帝位的承继却是风波迭起、异常凶险。
刘邦共有8个儿子：吕雉生刘盈，曹夫人生刘肥，薄姬生刘恒，戚夫人生刘如意，赵姬生刘长，其他姬妾生刘友、刘恢和刘建。吕雉是刘邦的原配夫人，刘盈是吕后的长子，刘邦称王后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立刘盈为太子。但是，刘盈仁弱，刘邦嫌他“不类己”。刘邦晚年宠爱戚夫人，几次想改立其子刘如意为太子，都因为群臣反对废嫡立庶而未果。
刘邦驾崩后，太子刘盈（前213～前188）即位，是为西汉第二位皇帝汉惠帝。吕雉借口惠帝年少，恐功臣不服，开始以太后的身份把持朝政。
一朝权在手，她立即把昔日的情敌戚夫人贬禁于永巷，令其洗衣舂米。汉惠帝元年（前194年）农历十二月，乘惠帝刘盈出猎之际，吕后派人将年仅9岁的刘如意毒死；随后又把戚夫人手足砍掉，戳瞎双眼，熏聋耳朵，灌入哑药，扔进厕所里，称之为“人彘”。几日后，吕后召惠帝前来观赏“人彘”。惠帝听说是戚夫人，失声大哭，惊吓致病，岁余不能起，派人转告吕后说：“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此后，惠帝每天饮酒为乐，不听政，国家大事任由吕后处置。
吕后专权之后，开始逐一消灭那些可能威胁其权威的刘氏诸王。先把淮阳王刘友迁为赵王，不久又将其活活饿死；尔后又迁梁王刘恢为赵王，将其逼死。次年，即汉惠帝二年（前193年），吕后又派人诛杀燕王刘建之子，夺其国。
惠帝不满吕后所为，却又无能为力，虚位7年后于汉惠帝七年（前188年）农历八月忧郁病死，年仅24岁。惠帝皇后无子，吕后选取后宫美人幼子立为少帝，吕后临朝称制。汉高后四年（前184年），少帝知道自己不是皇后所生，口出怨言，被吕后废掉，改立惠帝子恒山王刘弘，也称少帝，仍由吕后专政。
吕后称制，前后8年（前187~前180年）。这期间，她大力提高娘家人吕氏的政治地位，先后封大哥吕泽之子吕台为吕王，吕台弟吕产为梁王，吕台之子吕通为燕王，二哥吕释之子吕禄为赵王，另封吕氏6位子弟为列侯。
不过，宫廷的权位争夺并不妨碍吕后实行一些德政。吕后当政15年，继续推行刘邦以来的约法省禁、与民生息的大政方针，做了几件好事：
1.诏令各郡县勉励优秀农户，减轻赋税，改秦税十收其五为十五税一。
2.既往不咎，允许以往逃避山林、湖泊和迁徙他乡的农民回到家乡，并归还田宅，官吏不得歧视。
3.释放奴婢，回乡从事农耕，官吏不得干涉。
4.下令“戍卒更”，取代秦朝以来的戍卒无限期。裁减大批军官士卒，转业还乡，优先给以土地，妥善安置。
5.大赦天下；废秦时因株连而夷三族罪和“妖言令”等苛法。
6.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安定了边境局势。
这些政策缓和了内外矛盾，推动了生产发展，增强了汉王朝的综合国力。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全面坚实的基础。
汉高后八年（前180年），吕后病重，仍不忘巩固吕氏天下。为了控制京师局势，任命侄子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军，吕产统领南军。并且告诫他们，“高帝平定天下以后，与大臣订立盟约： ‘不是刘氏宗族称王的，天下共诛之。’现在吕氏称王，大臣们愤愤不平，我快要死了，皇帝年少，大臣们可能发动兵变。你们一定要牢牢掌握军队，守卫宫殿，不要离开皇宫为我送葬，以免被人所制。”
当年八月一日，吕太后病死，终年62岁，葬于现陕西咸阳市渭城区窑 店乡三义村，在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东南200米处，陵高32米，由于建筑在渭水北岸的高原边缘，远望如同山丘，显得异常雄伟。
吕后死后，刘氏皇族集团与吕氏外戚集团的矛盾骤然爆发。齐王刘襄发难于外，陈平、周勃响应于内。周勃、陈平用计夺得兵权。周勃令朱虚侯刘章率兵杀入皇宫，诛杀吕产，夺取南军，随后派人分头逮捕吕氏宗族，不论老少，一律处死。
消灭了吕氏集团之后，大臣们认为少帝是吕后所立，担心将来报复，不如改立新君。于是迎立代王刘恒，是为汉文帝。
名家回眸
后人对吕后是毁誉参半。而专治秦汉史的卜宪群，则这么评价吕后，虽略显夸张但还比较公允：“我们说吕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以后，第一位当政的女政治家。如何看待女性当政以及吕氏专权的问题，涉及我们对吕后一生的评价。中国历史上历来有把王朝的灭亡和腐败归咎于女性的这种说法，夏朝有妺喜呀，商朝有妲己呀，周朝有褒姒，好像天下就因为她们这几个女人而灭亡的。这完全是封建史学家的观点，不能作为我们评价吕后的出发点。”观其一生，她除了残忍嫉妒和扶持吕姓外，别的做得还并不是太差。在她专权的时候，按照刘邦遗命，重用元老，与民生息，便是不可抹杀的功绩。能够为了天下安定而容忍匈奴单于冒顿的性骚扰更体现了一个女人的不凡。司马迁可为之撰写本纪，对其评价一分为二，当然从另外一个侧面讲，本纪本身也是一种肯定。
文景两帝，共创“文景之治”
刘邦死后，在战国时期的齐学中有重要地位的黄老之学走进了汉朝的庙堂，成为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期近60年间汉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应该说，黄老之学所以受到汉初统治者的垂青，是因为它适应了汉初国家和百姓在长期战乱后要求社会稳定、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愿望，其中包含着对秦朝因“极武”二世而亡的深刻反思。这种思想为西汉初年轻徭、薄赋、节俭、省刑为内容的与民休息政策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原则。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的黄老政治，对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造就了着名的文景盛世。
从高帝到文帝、景帝，田租、口赋、算赋逐年减轻，全部免掉的情况也有数次。自公元前156年起，三十税一成为定制。虽然“免租”、“复身”的主要对象是从军的士卒，而减轻田租的主要受益者，是占田较多的地主，但相当一批受田的自耕农，也从中得到一些好处，这对稳定农民生活，提高他们的积极性，显然是有利的。至于减轻徭役，更给劳动人民提供了较充足的生产时间，对社会的安定，也起了重要作用。汉朝初年的徭役，除了较秦代为轻外，额外的征发，基本上停止了。例如“更卒”规定成年男子每年服役一月，还可以出钱代役。惠帝时，有两次修长安城的记载，都没有超过役期：“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而罢”；“五年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 城长安，三十日罢”。显然，汉初的徭役，规模既小，而又有节制，还从不超役期，取信于民，这样做自然是深得民心的。
秦代的严刑峻法，曾是激起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秦末农民战争中“伐无道，诛暴秦”的呼喊，其重要内容是反对苛法酷刑。刘邦深知此中奥秘，入关之后，立即宣布“约法三章”，“蠲削繁苛”，废除了秦律。
建国以后，萧何制定了汉律九章，虽然汉律的全部条文不得而知，但是较秦为轻，当可肯定。因为汉初的诸多措施，都是打着“与民更始”的旗号，反秦之道而行之的。从刘邦到文帝，《汉书》记载减刑的诏令就有五次。由于生产发展，剥削减轻，劳动人民的生活大体上得到了温饱，社会秩序安定，因铤而走险触犯刑律者，大大减少。所以，到文景时期，每年天下断狱很少，成为古人称赞的“太平盛世”了。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业是最主要的经济部门，是其他社会经济部门发展的基础。文帝在位期间五次下诏劝课农桑，重申重本抑末的政策。他多次指出农为“天下之大本”，“民所恃以生”，“道民之路，在于务农”，表现了对农业生产重要性的清醒认识。汉景帝时，曾两次下诏，要求各级官吏劝课农桑，重申重本之策，严禁官吏经商盘剥百姓。
汉文帝统治（前179年～前157年）的20多年间，由于“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的全面贯彻，加之文帝以外藩继大统，鉴于朝廷中央实力有限，不愿恶化与诸侯王的关系，对他们采取了比较优容的政策，从而使诸侯王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本来，在惠帝、吕后时，高帝所封立的诸侯王国中已有燕、赵、梁、淮阳、恒山等被削夺或绝嗣，只有吴、齐、楚、淮南、长沙等国尚存，文帝如不再分封新的诸侯王，同时对现存诸侯王国采取抑制的政策措施，诸侯王国的势力不致坐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一方面，由于分封诸侯王的制度是皇族内部分配财产、权力的一种为各方认可 的制度；另一方面，文帝又错误地认为被封为王的刘氏宗室贵族会成为皇权的后援。因此，文帝登基后，非但没有抑制现有的诸侯王国，反而不断地分封新的诸侯王，终文帝之世，诸侯王国几近20个，数目远远超过高帝时期。这些诸侯王国在对其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势力急剧膨胀，他们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官制仿同京师，俨然皇帝的气派。有的甚至“不用汉法”，“自为法令，拟于天子”，严重地妨碍了汉中央集权的统一。尽管文帝对他们采取优容政策，但他们欲壑难填，妄图从反叛朝廷中获取更大更多的利益。文帝三年（前177年）五月，济北王刘兴居乘文帝北上太原督师抵御匈奴之机发动叛乱，虽经棘蒲侯柴武统率的10万大军迅速平定，刘兴居亦自杀身亡，但此事表明，这些诸侯王为了自身的利益，是不惮与朝廷兵戎相见的。接着，淮南王刘长也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刘长为刘邦少子，自恃与文帝最亲，“骄蹇，数不奉法”，亲手杀死辟阳侯审食其，因文帝曲予回护，未被治罪。他由此更加骄横不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进而驱逐朝廷为淮南王国任命的官吏，自置2000石的傅、相。
文帝仍然曲予优容，不予治罪，仅以劝谏，冀其悔悟。但刘长铁了心，终于在文帝六年（前174年）密谋勾结匈奴和柴武等发动叛乱。事泄，被处以削爵流放罪，刘长在流放途中绝食而死。济北王和淮南王的反叛表明，诸侯王国的坐大已严重威胁到汉朝的统一和集权，朝野有识之士开始为朝廷思谋对策。时任梁王太傅的洛阳少年才俊贾谊向文帝呈送了后来命名为《治安策》的上疏，尖锐指出诸侯王国势力的膨胀犹如胫大如腰、指大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失今不治，必为痼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他提出的对策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在各封国内划出大小不等的地盘分封该诸侯王的子孙为王，从而使诸侯王国日趋变小，无力与朝廷对抗，只能乖乖地服从统治。贾谊的意见被文帝采纳，不久下诏分 齐国为六、淮南为三。不料此举引起诸侯王的猜忌与不安，反而激化了他们与朝廷的矛盾，加速了他们实施叛乱的步伐。
文帝去世，刘启即位，为汉景帝。景帝继续奉行父亲的政策，并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
首先，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景帝说：
“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始终。”对此，他还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一定要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
此外，景帝还下诏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以便从事垦殖，发展农业。为了鼓励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景帝规定了新的赋税制度“令田半租”，即收取文帝时十五税一之半，即三十税一，这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他还命令官员要认真执行，若有失职，会受到严厉惩罚。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正是景帝对农业的重视，才使得当时的农业发展得更好。
其次，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在文帝时期，就已经对古代的那些酷刑进行了改革，将古代的五刑——墨、劓、刖、宫、大辟，改为笞、杖、徙、流、死。这本来是想体恤百姓，但是由于笞刑打的次数多，结果又出现了打死人的情况。所以，景帝就减少了笞刑的次数，同时对刑具也进行了改造，而且还规定，在行刑的过程中不准换人，这样才真正能达到皇帝爱民的初衷。此外，对于审案断罪的官员，景帝经常训导他们要宽容，不准随意错判、重判。
再次，文化思想方面，景帝放宽了政策，不再严厉禁止其他学派的发展。景帝在提倡汉初以来的黄老学说的同时，也允许儒家等学派的存在和发展，为日后汉武帝尊崇儒学奠定了基础。
最后，在外交方面，景帝继续奉行过去的“和亲”政策，对匈奴加以安抚。对于匈奴的骚扰，景帝以大局为重，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反击。同时在匈奴边界开设市场，和匈奴人展开贸易，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汉朝与匈奴的关系。
由于景帝推行了上述措施，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景帝时期人口翻番，国内殷富，府库充实。据说，景帝统治后期，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满了，粮食堆在露天，有的都霉腐了。这些都为武帝时期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141年，景帝病死在未央宫，年仅48岁。
名家回眸
“文景之治”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出现的第一个盛世。司马迁父子感叹文景二帝，曰：“德至盛也。”后来，东汉的班固经过全面考察，对文、景二帝时代的历史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汉书》中盛赞道：“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文景之治”使战国以来战乱连连、破败不堪的社会局面有所改观，卜宪群曾在《光明日报》
撰文说：“更重要的是，它表明迈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形态后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在经历了秦速亡的历史过程后，已经善于反省并总结历史教训，适时调整统治策略，以维护整个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七国作乱，周亚夫一举平叛
刘邦分封子辈造成郡国并立的政策是时代的错误，从巩固刘家天下来看，它虽然能收到暂时的效益，却种下了长远的祸根。文帝时贾谊就指出，当时齐楚等国已各传子孙二三代，与皇家亲属关系日益疏远，感情淡薄。半独立的王国同集权的皇朝在各方面存在许多矛盾，相互猜忌，各怀疑惧，叛乱仅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他认为王国太强大就好比人患了肿病，一条小腿粗如腰，一根指头粗如腿，怎么能够指挥屈伸呢？所以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主张尽封诸王子弟，使大国分为尽可能多的小国，“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中央才容易控制。他又建议文帝把自己的亲儿子安排到要害地区建立大国以便拱卫皇室，这说明他还是没有从根本体制上认清问题实质。但是文帝却采纳了贾谊的意见，把太子的同母弟刘武封为梁王，都于战略要地睢阳（今河南商丘），拥有40多县富庶地区。又尽封齐悼惠王子6人为王，分齐国为济北、菑川、胶东、胶西、济南、齐等六国。
当年刘邦在击灭英布后，封其侄刘濞为吴王，都吴（今江苏苏州），拥有江东53县，盛产铜、盐，国富民强。文帝时，吴太子入朝与皇太子发生冲突被误伤致死，刘濞从此怨恨不朝，图谋叛乱。由于文帝优容礼遇，暂时没有发作。
汉文帝于后元七年（前157年）病故，由太子刘启继承帝位，称汉景 帝。景帝即位后，任用其“智囊”晁错为御史大夫。晁错由于才华出众，识广见博，忠于汉景帝，遂深得景帝宠信，是景帝首屈一指的决策人物。
晁错力促景帝继续削弱王国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当时有人发现吴王刘濞谋反准备已久，晁错便向景帝建议说，吴王以前就想谋反，依照古来的法律，就当斩首，当时文帝仁慈，只让打了他几杖，但他现在仍不思改过自新。他“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弱王国的建议，开始削夺他们的一些封地。汉景帝先后削去赵王的河间郡，胶西王刘卬的6个县以及楚国的东海郡。吴王刘濞听说要削去吴国两郡的消息，十分气愤，想立即起兵。他听说胶西王勇猛、好斗，便派使者中大夫应高前去约胶西王起兵反汉。应高对胶西王许愿说，将来夺取天下之后，“两主分割”。胶西王答应后，吴王刘濞尚不太放心，又亲去胶西，当面与之结盟。随后吴王又派使者联络胶东、菑川、济南、济北、楚、赵等国，各国均答应共同起兵反汉。
晁错削弱诸侯王国的主张，引起了众多割据势力的怨恨，晁错父亲闻知此事，便当面责备晁错不该建议削弱诸侯势力，并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晁错对他父亲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错父亲说：
“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吾不忍见祸及吾身”，遂饮毒药而死。
吴王为了夺取攻汉的胜利，动员了自己国内14～62岁的人统统入伍参战。吴王下令全国说：“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除国内出动20万大军外，并使闽越、东越也发兵相助。吴王召集诸将领商讨进兵计划，大将军田禄伯建议说：“兵屯聚而西，无它奇道，难以就功。臣愿得5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但吴王太子 却不同意田禄伯单独行动，怕别有变故，因而对吴王说：“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借人，借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别，多它厉害，未知可也，徒自损耳。”吴王遂不用其计。吴另一少年桓将军也建议说：“吴军多步兵，步兵利于在险要的地势条件下作战，汉军多车骑，车骑利于在平坦的地形下行动，吴军不应在所过城邑停留，应急速占据洛阳的武库和敖仓之粟，夺占山河险要关隘以令诸侯，即使不入函谷关，天下也会基本稳固。如果行动迟缓，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地，我们就会失败。”但吴王等又以他年少无知，拒绝他的建议。遂决定以一路大军向西北先攻梁地，然后再节节向前发展。
吴王刘濞在作战准备完毕后，即于汉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叛乱。先将汉朝所任命的2000石以下的官吏统统杀掉，然后他亲率大军从广陵北上，西渡淮水，与楚军合兵，继续前进。吴王刘濞为壮大其起兵的声势，制造叛乱的舆论根据，在起兵后派遣使者，致书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故长沙王子，历数汉朝廷任用“奸臣”，削夺诸王侯封地，危及汉宗室安全的“罪状”，然后宣称：“吴国虽然不大，但地方3000里；人虽然不算多，但可出精兵50万。而且我一向与南越友好相处30多年，南越君王愿意出兵以帮助吴国，又可得精兵30万。吴国虽然不富，但节衣缩食，积金钱，备兵革，屯聚粮食，夜以继日，30余年。”刘濞为了鼓舞将士的作战积极性，还宣布：凡抓住汉军大将者，赐金5000斤，封万户；抓住列将者，赐金3000斤，封5000户；抓住裨将者，赐金2000斤，封2000户。以下也皆有赏赐。对攻城略地者，也给予重赏。
汉景帝听说吴王刘濞等已起兵叛乱，想派人劝说吴王罢兵。这时原吴相袁盎，曾因晁错欲治他的贪污受贿罪，对晁错恨之入骨，即向景帝建议说，诸王起兵，完全是因为晁错，只要杀了晁错，吴楚即刻退兵。汉景帝遂杀了晁错，并立即以袁盎为太常，派往吴国，向吴王说明晁错已斩，请吴王退兵。吴王回答说，他已称东帝，拒绝退兵。这时正好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曾随军征讨吴楚军，返回京师，谒见景帝，景帝问他说：“晁错已死，吴楚能不能退兵？”邓公回答说：“吴王准备叛乱已经数十年，他是发怒于削地，以让朝廷诛杀晁错为名，其用意远不是杀晁错而已。”邓公接着说：“晁错深怕诸侯强大难制，所以建议削地，以加强朝廷的力量，这本来是有利于万世江山的良策，但刚刚实行，晁错便被诛杀，这样，忠臣就无人敢再说话了。”景帝这时才省悟。他派太尉周亚夫率军攻击吴楚联军。
周亚夫奉命率30万大军东征，深知楚军历来剽悍矫捷，战斗力强，很难轻易将其打败，因而向汉景帝建议说：“楚国之兵剽悍矫捷，难以很快战胜它，我们应该舍弃梁国，尽量以梁地拖住敌人，并切断敌人运送粮草的道路。这样就可以使敌兵疲粮尽，战而胜之。”汉景帝同意了周亚夫的策划，以大将军窦婴驻军于荥阳，控制荥阳一带战略要地，阻止吴楚联军西进。周亚夫自率主力向吴楚联军进击，并以另一部兵力向齐、赵等地进攻。
太尉周亚夫率军东走，当进至灞上时，赵涉对周亚夫说：“吴王刘濞一向豪富，长期以来搜罗亡命之徒，现在他知道将军即将东出函谷关的动向，必定会在崤山、渑池之间的险要处设置间谍伏兵。用兵贵在神速秘密，将军何不从这里向右进军，经蓝田、出武关，迂回而至洛阳，这样只不过多用一两天的时间，便可直入洛阳的武库，到后敲击战鼓，诸侯发现汉军到达，一定会以为将军是从天而降。”周亚夫遂按照赵涉的建议，率 领部将安全到达了洛阳。周亚夫这时高兴地说：“七国叛乱战起，我坐驿车到达这里，没想到会这样安全。现在我控制了荥阳，荥阳以东就没有什么危险了。”周亚夫进至洛阳后，便立即派兵搜索崤山、渑池之间地区，果然抓到了吴王派出的伏兵。
周亚夫军至淮阳，周亚夫的父亲周勃的故客邓都尉向周亚夫建议说：
“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罢极，破吴必矣。”周亚夫很高兴地采纳了邓都尉的建议。周亚夫遂率主力军向东北进军，进占了昌邑，并在昌邑筑垒坚守。这时吴楚军加强围攻梁国，由于周亚夫拒绝派兵支援梁王，梁王便派人上诉于汉景帝。汉景帝诏命周亚夫救援梁王，周亚夫仍坚壁不出，只派弓高侯韩颓当等率轻装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出淮泗口，切断吴楚联军的后路，绝其粮道。梁王命中大夫韩安国和张羽为将军，以韩安国坚守城池，张羽出战，使吴军受到一些挫折和损失。吴军欲向西进军，但无法突破梁军的防守，吴楚联军胶着于坚城之下，往日的锐气大失，为求速战速决，便转而进攻周亚夫军。吴王刘濞多次组织部队向周亚夫军挑战，周亚夫军拒不应战，吴楚军采取佯攻汉军阵地东南角，实际主攻西北角的战术，周亚夫识破了吴楚军的企图，便加强了西北角的防御，当吴楚军猛攻西北角时，周亚夫军已严阵以待，吴楚军最后的攻击失败，加上士卒疲劳饥饿，于是开始溃乱，吴王刘濞决定率部队撤走。周亚夫率军追击，大破吴楚联军。吴王刘濞丢弃部队，仅率数千人乘夜逃窜。
楚王刘戊见大势已去，被迫自杀。周丘自感吴楚联军无力向西北发展攻势，遂退往下邳，途中病死。吴王率军渡江，退守丹徒，再退走东越，以东越兵万余人，并收聚其残兵，企图重振军威。汉军派人买通了东越，使 东越以劳军的名义诱骗吴王刘濞出营，将吴王斩杀。至此，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的主力军吴楚联军，即告失败。
平定七国之乱后，汉景帝趁热打铁，进一步采取削弱和控制诸侯王的措施。首先是继续推行“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陆续在吴、楚、齐、赵旧地分封13位皇子为诸侯王，使诸侯王国的封地日益缩小，谁也无力与朝廷对抗。其次是从制度上贬抑诸侯王的地位和权力。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景帝下诏：“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这一诏令，实际上剥夺了诸侯王在其封国内行政抚民的权力，这一权力由朝廷任命的官吏行使。如此一来，诸侯王也就成了“衣食租税”的大地主了。同时，改易诸侯王国的官名，削减大批官吏，使诸侯王地位大大降低，他们在规模和仪制上也就无法与朝廷抗衡了。自此以后，诸侯王的地位仅相当于郡守却没有郡守的权柄，朝廷的诏令能够通过朝廷任命的官吏畅通无阻地推行，一度困扰朝廷的诸侯王国不奉诏命，甚至分庭抗礼的局面基本结束了。
名家回眸
周亚夫，汉初名将周勃之子。他练兵有术，平七国之乱，官升宰辅，助景帝治国，一生为文、景二帝效忠。然则因生性倔强，得罪景帝而入狱，最终因受不了狱卒的污辱，愤而绝食，饿死于牢中：此等命运的确叫闻者伤心、听者垂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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