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即位，广开三边
汉武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位期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不但政令统一，经济繁荣，而且在奠定我国疆域的事业中，也创造了空前辉煌的纪录。
东南沿海一带，是秦汉时期百越之族的聚居地。其中居住在现在浙江省南部的越人，汉代称作“东瓯”；居住在现在福建省境内的称作“闽越”；居住在两广地区的称作“南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在百越之地设置会稽、闽中（治今福建福州市）、南海（治今广东广州市）、桂林（治今广西桂平县西南）、象郡（治今广西崇左县）。秦末，中原大乱，百越之族群起叛乱。当陈胜起事时，今浙江、福建一带的越族，在其君长无诸和摇的领导下，参加了刘邦反秦的战争。刘邦即位，封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治（今福建福州市）。其后惠帝三年，又封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浙江温州）。景帝时，东瓯曾参加吴王刘濞之反叛，后其王为汉政府所收买，诱杀吴王刘濞于丹徒。刘濞的儿子逃到闽越，怂恿闽越攻打东瓯。武帝初即位，闽越发兵围攻东瓯，东瓯向汉王朝告急。武帝派严助发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兵浮海往救，闽越军闻讯退走。东瓯为避免再受攻击，请求内迁，汉朝将其一部分越人，迁徙到江淮之间，和汉族人民杂居，他们从此成为西汉的编户齐民。南越，秦时已置郡，秦末战乱时，秦南海郡龙川令赵佗奉命代理南海尉事，他乘机击并桂林、象 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初，刘邦派陆贾通使南越，赵佗表示愿意臣服于汉，汉封赵佗为南越王。吕后时，因汉对南越实行铁器封锁，赵佗乃自称南越武帝，脱离汉朝，并发兵进攻长沙王国边邑，大败汉兵。文帝即位后，派人整修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南）的祖坟，优待他留在老家的亲属，并再派陆贾出使南越，说服赵佗和汉恢复原来的关系。景帝时，赵佗遣使朝请，表示臣服，但在国中仍用帝号。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出兵攻打南越，武帝派王恢、韩安国发兵往援。汉兵未至，闽越王弟馀善杀闽越王郢归汉。武帝立前闽越王无诸之孙丑为越繇王，立馀善为东越王，共治闽越。元鼎六年（前111年），东越王馀善又反汉自立为帝，进攻豫章郡，杀汉地方官吏。武帝派韩说等领兵进讨，东越贵族同越繇王等共杀馀善请降。武帝认为闽越地形险阻，叛服无常，便改封越繇王及东越一些贵族为侯，将当地越人迁徙到江淮地区。江淮之间的东瓯人和闽越人此后逐渐与汉人相融合。
元鼎四年（前113年），南越王赵兴和樛太后愿意内属，请求汉朝撤除边境关塞，要求同内地诸侯同样对待。武帝允准，赐南越丞相吕嘉银印，并赐内史、太傅、中尉等主要官吏印绶，其余官吏仍由南越王自己署置，取消南越沿用的古代肉刑，奉行统一的汉法。吕嘉在南越历相三王，宗族70多人都身居要职，实权超过王室，因此，不甘心放弃半独立地位，他代表越人贵族势力阻止赵兴内属无效，于是起兵反叛，杀死南越王赵兴、樛太后以及汉朝使者，另立建德为王。汉武帝闻讯，派路博德为伏波将军，杨仆为楼船将军，率领10万大军攻入南越，招纳越人，夺得番禺（今广州市）。吕嘉等兵败逃走，南越守军大部分投降，吕嘉被追兵俘斩，南越各地官员纷纷迎降。武帝封许多南越贵族为列侯，取消南越国，划分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由西汉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汉朝时候，对居住在我国西南山麓地带的诸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大体说来，贵州西部有夜郎、且兰，云南滇池区域有滇，洱海区域有嶲、昆明，四川西南部有邛都，成都西南有徙、筰都，成都以北有冉駹。甘肃南部的白马，当时也列在西南夷中。西南夷各族的语言、习俗各不相同，夜郎、滇、邛都等族人民习惯于梳椎发，从事农耕，有邑聚和“君长”；嶲、昆明等族习惯于编发，随畜迁徙，过着游牧生活，无“君长”。西南夷各族社会发展也很不平衡，有的处于原始社会，有的已进入奴隶社会。
西汉初年，西南夷地区与巴蜀地区联系密切，经常进行商业贸易往来。汉人商贾从西南夷中运出策马、牦牛和僰僮（僰族奴隶）及金、银、铜、象牙等。巴蜀的铁器、枸酱和其他商品也运入西南夷地区。建元六年（前135年），番阳令唐蒙在南越发现蜀地出产的枸酱，探知从蜀经西南夷地区，有路可以通达南越，因而上书向武帝建言：“南越王黄屋左纛（车辇及装饰），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武帝允其所请，派唐蒙率兵千人，辎重队伍万余人，携带缯帛等礼物，前去招降夜郎。夜郎侯多同及其附近小邑贪图汉王朝财物，同意归汉。于是汉在其地置犍为郡（治僰道，今四川宜宾），并动工修建从僰道直通夜郎牂牁江（今北盘江）的山路。武帝又听从司马相如的建议，派他去招抚邛都、筰都、冉駹等部。这些君长也喜好汉王朝的厚赐，愿意归附。汉在其地置一都尉，设十余县，隶属于蜀郡（治成都，今属四川省）。后来因接受御史大夫公孙弘的建议，欲专力在北方对付匈奴，汉廷一度放弃经营西南夷。
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曾发现邛竹杖和蜀布，据说来自身毒（印度），因而得知巴蜀与身毒可以交通。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自大夏归国，向武帝报告上述情况，建议重开西南夷路，以通身毒。武帝派遣使者自巴蜀四出寻找通身毒的道路。汉使到达滇国，由于昆明、嶲等族贪图财利，杀害汉使，抢掠财物，阻闭通路，汉使寻求通身毒道路之目的未能达到。
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反，汉发夜郎附近诸部兵攻南越，且兰君以此反汉，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次年，汉兵从巴蜀南下，攻下且兰，在其地置牂牁郡（治所在今贵州黄平县西南）。夜郎侯初倚南越，及汉灭南越，遂归降汉朝，汉武帝封他为夜郎王，于是西南诸夷皆争求内属。武帝乃以邛都为越嶲郡（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市东），以筰都为沈黎郡（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北），以冉駹为汶山郡（治所在今四川茂汶县北），以白马为武都郡（治所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北）。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发兵攻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同时赐滇王王印，使治其部族。于是今西南大部分地区均归入西汉版图，汉朝的西南边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
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汉代称之为“东胡”。乌桓活动于今西喇木伦河以北的乌桓山一带。乌桓人“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他们也经营农业，种植耐寒耐旱的穄和东墙（黑色糜子）。乌桓“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妇女能刺绣，善于编织毛织品，部落中“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自“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西汉初年，乌桓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臣服于匈奴，每年被迫缴纳牛马羊皮。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军击败匈奴左部后，乌桓被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 郡（今河北北部及辽宁南部），设乌桓校尉进行统辖。
鲜卑最初与乌桓同为东胡部落，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破东胡后，迁至辽东塞外鲜卑山，遂以山名为族号。汉武帝时，乌桓降汉，南移至老哈河流域，鲜卑亦向西南推进，居住在今西喇木伦河流域，与乌桓为邻，也受匈奴贵族的奴役。
西汉时期，东夷之族，也分化为许多部族或种族。其分布于今沈阳以北者曰夫余，分布于鸭绿江北岸者曰高句丽，分布于朝鲜半岛之东者曰濊貊，之西者曰朝鲜。秦末，中原大乱，燕、齐、赵人，避乱而徙往辽东者数万口。汉初，“燕王卢绾反，入匈奴。（燕人卫）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结（发髻）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今朝鲜清川江），居秦故空地上下鄣（云鄣，属乐浪郡），稍役属真番（约在今朝鲜信川一带），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今朝鲜平壤）”。卫满在朝鲜建立了政权，当时朝鲜的疆域大致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西南和朝鲜半岛的西北部。汉辽东太守和卫满相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卫满利用这一政治优势，逐步统一了朝鲜北部。元朔元年（前128年），濊貊君主南闾率其部属28万人归服汉朝，汉以其地为苍海郡（今朝鲜北部东海岸）。后来卫满传位于其孙右渠，右渠大量招诱逃亡汉人，又不入觐汉朝皇帝，并阻遏半岛上其他小国。元封三年（前109年），汉武帝派涉何出使朝鲜，晓谕右渠遵守前约，右渠终不肯奉诏。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率军从齐浮渤海，左将军荀彘出辽东，两路讨伐右渠。次年，朝鲜贵族大臣参等使人杀右渠来降。武帝封参等为列侯，分其地为四郡：乐浪郡（治朝鲜，今平壤）、玄菟郡（初治夫租，今朝鲜咸兴，后迁高句骊，今辽宁新宾西）、临屯郡（治东暆，今朝鲜江陵）、真番郡（约在今朝鲜信川一带），辖境南至朝鲜半岛中部 江华湾一线。
西汉的疆域在武帝后期达到极盛。由于扩展太快，建置过多，兵力和财力不能适应，加上有些地方官的苛政，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因此，其后在局部地区曾有所收缩。如武帝末年撤销了沈黎郡，并入了相邻的蜀郡。但总的来说，从武帝以后，西汉的疆域基本上是稳定的。汉武帝时期疆域的扩展和边疆的开发，为以后中国的广袤疆域奠定了初步基础。
名家回眸
荀悦在《汉纪》里对汉武帝评价说：“武皇帝恢万世业，内修文学，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济济盈朝，兴事创制，无所不施，先王之风，粲然存矣，然犹好其文，未尽其实，发其始，不克其终，奢侈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万民罢弊，当此之时，天下骚然，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
汉匈交恶，北击匈奴
汉朝建立以后，一直受着北方强大的匈奴族的威胁。武帝以前各代皇帝均采取“和亲”政策。武帝时由于国力空前强盛，反击匈奴条件成熟了，遂于前133～前119年对匈奴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
元光二年（前133年），汉与匈奴关系破裂，匈奴频频大举进攻汉朝北方边郡，汉军也屡屡发动反击，其中影响较大、带有决定性的是汉朝将 军卫青、霍去病领兵攻击匈奴的三次战役。
第一次是在元朔二年（前127年）春，匈奴军队袭扰上谷、渔阳，杀掠吏民数千人。当时匈奴右贤王及白羊王、楼烦王占据河南地（即阴山、河套地区），并以此作为袭扰关中的出发基地，对汉京师长安构成很大的威胁。武帝不受匈奴军队袭扰上谷、渔阳的牵制，决定收复河南地，以彻底解除匈奴威胁长安的隐患。于是采取胡骑东进、汉军西击的作战方针，派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兵出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旗），沿黄河北岸西进，用避实击虚的战略，迂回到陇西，对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军队进行大包围，发动突然袭击，歼敌数千人，获牛羊百余万头，匈奴白羊王领残部逃走，西汉完全收复了秦末以来被匈奴占领的河套地区。武帝采纳了谋臣主父偃的建议，在当地设置了朔方郡（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北）和五原郡（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又派苏建督率10余万人兴建了朔方城，重修秦代所筑的旧长城，从内地移民10万在朔方定居，充实边防力量，建立了反击匈奴的前沿基地，消除了首都长安所受的威胁。汉得河南地后，匈奴贵族不甘心失败，连年入侵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朔方，企图夺回失地。汉军在卫青指挥下数度出击，在漠南多次战败匈奴，确保了朔方地区的巩固，使匈奴主力退往漠北。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21年。河西郡在今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因位于黄河之西，自古称为河西，是内地至西域的通道。匈奴驱逐大月氏占领河西后，将酒泉地区封给浑邪王，武威地区封给休屠王，借以西控西域各国，南与羌族联合，致使内地与西域的通道被阻断。为了打开通往西域的道路，保卫西部边境的安全，汉朝在元狩二年（前121年）三月，命将军霍去病率骑兵万人出征，发动了河西战役。
霍去病领兵出陇西，经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令居（今甘肃永登 西），越乌鞘岭，穿过匈奴所属的五个王国，连战连捷，然后越过焉支山，涉千余里，和匈奴军队短兵相搏，大获全胜，杀其卢胡王、折兰王，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等，歼敌8960余人，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
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等率败军逃走，汉兵在作战中亦伤亡7000余人。
同年夏天，霍去病再次西征，与合骑侯公孙敖领数万骑兵，从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出发，越贺兰山，绕居延泽，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黑河（今弱水上游）流域大破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的军队，俘虏其五王及王母、单于阏氏、王子59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63人，匈奴单桓王、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2500人投降，共斩敌3万余人。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单于对接连失败的浑邪王、休屠王十分恼恨，要严加惩处，引起内讧。同年秋天，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众4万余人投降汉朝，武帝将他们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黄河以南的故塞之外，为五属国；又在河西陆续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组织移民到那里定居。这次战役的胜利，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往，加强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匈奴失去了水草丰美的河西地区，经济上亦受到很大损失。
第三次是在公元前119年。匈奴贵族在屡次失败之后，改变了作战的策略，其首领伊穉斜单于接受了汉朝降将赵信的建议，认为“汉兵不能度幕（漠）轻留”，所以把军队主力和人畜转移到蒙古大沙漠以北，仅派遣少数部队袭扰汉朝边境。元狩三年（前120年），匈奴骑兵数万人攻入右北平、定襄，杀掠吏民数千人。为了彻底战胜匈奴，汉武帝召集诸将商议，决定利用赵信等人的错误判断，因势利导，乘其不备，集中骑兵10万人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
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将军卫青率前将军李广、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食其、后将军曹襄等，领骑兵5万出定襄，骠骑将军霍去病率赵破奴、昌武侯安稽、北地都尉卫山、校尉李敢及匈奴降将复陆支、伊即枓等，领骑兵5万东出代郡。
卫青出塞后，捕获俘虏，得知单于驻地，便率主力北进千余里，越过大漠，发现单于军队后，便下令用兵车环绕为营，以防突袭；又派出5000骑兵与敌人交战。至黄昏时，大风忽起，沙砾扑面，卫青乘机派部队从两侧迂回，包围了单于的营阵，激战至深夜，单于见汉军势众，自料不能取胜，率精骑数百突围，余众溃散。汉军歼敌19000人，获胜后遣轻骑追赶单于至天明，到况颜山（今蒙古杭爱山南端）赵信城，缴获匈奴大批屯粮，补充军需，尽焚其城与余粮而还。
霍去病率军出代郡，北进2000余里，渡过大漠，同匈奴左贤王军队交战，大获全胜，俘屯头王、韩王以下70400余人。左贤王及部将弃军逃走，汉军追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凯旋而归。
此次漠北之战是汉对匈奴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役，匈奴军队损失惨重，两路被歼9万余人，其力量大为削弱，一时无力南渡大漠侵扰，造成了“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的局面。此后直到武帝去世（前87年），汉匈之间虽然不断有零星的交战，互有胜负，但匈奴总的趋势是日渐衰落，再也不能对汉朝构成严重的威胁了。
汉武帝击败匈奴后，西汉与匈奴仍维持着“和亲”关系。不过，这时的“和亲”与汉初已大不相同。汉元帝于竟宁元年（前33年）将宫女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加强了汉与匈奴的友好关系，“昭君出塞”的故事，至今传为佳话。
名家回眸
汉武帝对匈奴一出兵，整个亚洲皆为之震撼。他为一雪匈奴欺我大汉之耻，一忍就是20年。已故的张维华先生在《论汉武帝》长文中将其一生分为三个时期：即位的第一个20年、即位后的第二个20年以及最后的14年。而第二个20年，则是一雪耻辱、开疆拓壤，武功盛极的20年。
张骞出使西域，筑起丝绸之路
汉与周边各国和地区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丝绸之路是沟通汉与西域及西方国家的交通要道。人们在盛赞丝绸之路给中西交往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当然不应忘记它的开辟者——大探险家张骞。
张骞，汉中郡城固县人，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任郎官。当时朝廷正准备反击匈奴，从匈奴俘虏口中得知西域有大月氏国，与匈奴为敌。
大月氏原是一个强大的游牧部族，其活动中心东起祁连山以北，西抵天山、阿尔泰山东端，且一度伸张至河套内外。匈奴的兴起，遏阻了大月氏东进的势头。匈奴冒顿单于遣右贤王大败月氏。后来匈奴老上单于在敦煌、祁连山再次大破大月氏。大月氏被迫西迁至伊犁河流域。13年后，即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老上单于又破月氏，杀其王，以其头骨为饮器，大月氏人被迫再次西迁。因此，大月氏与匈奴积怨甚深，但却无人援助。朝廷听说这个消息后，认为要截断匈奴的右臂，必须联络西域诸国，特别是联络大月氏，利用它同匈奴之间的矛盾，与之夹击匈奴。于是建元 三年（前138年），朝廷下令招募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的使臣，张骞便以郎官的身份应募出使西域。
汉时，西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经过天山南北，越过葱岭，直至中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狭义的西域主要是指天山南北、葱岭以东及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方。这一地区，小国林立，号称36国，后来又分为50余国，是从大汉通向葱岭以西的交通要道。西域各国人口稀少，最大的龟兹，有8万多居民，最少的只有数百人，这些地方的居民大多过着游牧生活。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西域各国受匈奴的役属，由匈奴西边的日逐王派遣僮仆都尉进行管治。僮仆都尉经常率领数千骑兵巡逻各地，并征收繁重的赋税。自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匈奴就开始利用西域援兵同汉对抗，入侵汉西北部，陇西诸郡。因此，朝廷遣使通西域的最初目的，是为切断西域对匈奴的增援。
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应募出使之后，偕同堂邑氏家的家奴甘父以及随从百余人一起从长安出发，取道陇西郡进入匈奴境内。接近匈奴领土时，张骞一行直接向匈奴的防线进发，希望能用最短的时间穿过匈奴的领地。但他们低估了匈奴人防线的密度，没多久就被抓获送到单于驻跸的地方。单于下令把张骞等人扣留起来。过了10余年，张骞已经在匈奴娶妻生子，但他仍然手持汉节，不忘使命。甘父原本是匈奴人，善于骑射，穷困时，依靠他射猎的鸟兽来维持张骞等人的生活。后来他们设法逃出匈奴，向西走了几十天，经过姑师、龟兹等地，越过葱岭，到达大宛王国。
一路上还经过了几个中亚国家，这些国家的国王们听了张骞的描述，被东方的地大物博所吸引，更为东方的丝绸、瓷器等手工艺品所倾倒，都表示很乐意与大汉通商。但谈到双方结盟与匈奴作战，他们又都没有信心。
大宛王早已听说大汉富强，渴望与之通使往来，见张骞到来，非常欢迎，并问他们的去向。张骞说明自己是出使大月氏的汉使臣，请求大宛王派人将他们送到大月氏，将来返回汉，定当厚报。大宛王深以为然，派向导和翻译把张骞等送到康居，又由康居送到大月氏。
张骞见到大月氏王，劝说大月氏东归河西地区，与大汉共同夹击匈奴，以报前仇。但此时，大月氏已打败大夏，占领了肥沃的妫河流域，“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不愿东归。张骞在大月氏居住了很长时间，也没能说服大月氏王东归，只好动身返回。他们从大月氏经南道的莎车、于阗等地东行。经匈奴时，又被俘获，拘留了一年多，适逢单于死后匈奴发生内乱，才得以同甘父携带在匈奴的妻子逃出，于元朔三年（前126年）回到长安。
张骞一行，从出使到返回前后达13年之久，饱尝行程中的千辛万苦，战胜天灾人祸。初行时百余人，返回时仅张骞和甘父而已。武帝对他们深表嘉奖，拜张骞为太中大夫，封甘父为奉使君。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却同西域各国建立了联系，掌握了许多有关于西域一带山川、地形、物产、人口、风俗等情况，回到长安后报告朝廷，增进了朝廷对西域的了解。此外，张骞一行在寻找大月氏部落时，还收集了许多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甚至收集到更远的西方和南方国家的信息，包括身毒、大夏、大宛和安息的情况，为朝廷与其他国家的交流提供了便利。
元朔六年（前123年），卫青率6将军从定襄出发反击匈奴，张骞以校尉身份随卫青出征。由于张骞被扣留在匈奴10年有余，熟悉匈奴的地理情况，所以在这次战争中，他“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因功被封为博望侯。元狩二年（前121年），张骞与郎中令李广出右北平袭击匈奴。
李广率4000骑为先锋，张骞率万骑殿后。由于张骞判断失误，所部行军迟缓，未能按预定日期到达，以致李广所率部队遭遇匈奴右贤王所率4万骑兵围击，士卒死者过半。张骞以后期贻误战机论罪当斩。朝廷允其赎罪，免官为民，但仍在朝中任职。这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大破匈奴，浑邪王降汉，河西地区归附。汉与西域之间的交通畅通无阻。
在西域36国以北，天山北路的伊犁河流域有乌孙族。乌孙人原居河西地区，后来乌孙人在匈奴指使下远攻已经迁至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大月氏又被迫西迁，乌孙人就在伊犁河流域定居下来。乌孙人善骑射，能征战，有人口60余万，骑兵18万多，过着游牧生活，国王号称昆莫。乌孙原来役属于匈奴，后来逐渐强大，不服匈奴管辖。同时，天山南北36国不堪匈奴繁重的赋税，也渴望脱离匈奴控制。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向武帝提出建议，要求再出西域，联络乌孙东归河西地区共击匈奴。他说：
“乌孙原处祁连山、敦煌之间，乌孙王昆莫西亚臣属匈奴，后来兵力稍强，不肯再受匈奴控制，双方发生摩擦，乌孙远徙。如今匈奴单于困于汉，而河西地区空无人，蛮夷的风俗都是崇尚故地，而他们又贪恋财物，如果现在厚待乌孙，让他们在东方故地居住，与汉结为兄弟，就可以断匈奴右臂，既连乌孙，其西边的大夏等国皆可招为外臣。”
朝廷采纳了张骞的建议，任命他为中郎将，率领随从300人，每人配给马匹，并携带万头牛羊和价值数千万的金帛，另有持节副使多人，出使到西域诸国通好。
张骞这次西行没有受到匈奴阻拦，顺利到达了乌孙。在乌孙国，张骞说明来意。乌孙王昆莫以距匈奴近，大臣皆畏匈奴，距汉远，又未知其大小为由不愿东归。张骞在乌孙逗留了很长时间，见无望说服乌孙王东归，便分遣副使去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等国。元鼎 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返回长安时，乌孙王为了向汉表示友好，遣译使送张骞回归，并献马数十匹，报谢汉武帝。当乌孙使进入汉境后，亲眼看到大汉地广人众，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使者回去后向国王做了汇报，从此，乌孙日益亲近大汉。至元封年间，又主动要求与汉和亲，娶汉公主为妻。汉为与乌孙结盟，对抗匈奴，先后遣公主数人下嫁乌孙王为妻，并生儿育女，成为连接双方的纽带，乌孙遂臣服于汉。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历时6年，虽未能劝说乌孙东归，却密切了汉同西域各国的联系，将汉文化传入中亚，又由中亚传往更遥远的西方。张骞回长安后，朝廷于元鼎二年拜他为大行，掌管各族事务。一年后病卒。
他死后一年多，所遣副使也纷纷回到长安，所到各国也派使臣随同前来，与汉建立联系。于是，“西北诸国始通于汉矣”。
张骞两番出使西域，前后达19年之久，行程数万里，途中历尽艰辛。
但他以坚韧不拔的勇气和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朝廷的使命。此后，西域各国相继归汉，天山南北第一次与内地联成一体，中原同西域以至更远的地方建立起日益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西域的各种物产也开始向东移植。
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大汉使者沿着张骞的足迹，来到了今天的伊朗境内，拜见了安息国国王。汉使臣在安息国王面前展开了华丽光洁的丝绸，国王非常高兴，以鸵鸟蛋和一个魔术表演团回赠大汉朝廷。这标志着连接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正式建立，中国同西亚和欧洲的通商关系发展起来，中国的丝织品、科技和先进农业技术大量传播到这些地方。
汉代的“丝绸之路”从关中的长安开始，穿过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跨越帕米尔高原，然后经过中亚各国，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叙 利亚，直达地中海东岸的港口，全长7000多公里。不仅商人沿着这条“丝路”做丝、绢贸易，朝廷也常常以中国的锦、绣、绮等赠予外国的君王和使节，它在历史上促进了亚、非、欧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增进了经济文化交流。以后的佛教及佛教文化也是经过这条道路传入东土，对中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名家回眸
当代对丝绸之路的起点的争议：韩国磐先生在《古都洛阳与丝绸之路》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往往就是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因此。作为政治中心的洛阳，也就成为当时商业交通的中心，成为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王育民先生在《论历史时期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一文中也作了阐述。但是历史学家许倬云称西安理所当然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他的这一说法学术界一般认可，洛阳是不是起点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所以整个丝绸之路是这样的：起自中国古都长安（今西安），横贯中国和中亚，直达西亚与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是联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
巫蛊祸起，诏悔征伐
汉武帝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分散在关东地区，尤其黄河下游的受灾地区，农民的反抗斗争更加激烈。如东郡，“军旅数发，年岁不熟，多盗贼”。
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与东郡接连的泰山、琅琊两郡，又爆发徐勃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利用险要的地势，攻取城邑，阻截交通，控制周围大部分地区。
此外，在大江南北，还有数支农民军同时举义。如南阳郡（郡治今河南南阳），有梅免和百政领导的起义军；在楚（今湖北一带），有段中及杜少领导的起义军；在燕赵（今河北一带），有坚卢与范主领导的起义军。这些农民起义队伍，大的数千人，小的几百人，都有各自的旗号。他们攻打城邑，夺取粮仓，占领兵器库，释放在押的犯人，捕杀地方长吏，惩治县乡官员。
各地的农民起义震撼了汉王朝，汉廷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进行镇压，对郡县严加督察。又派光禄大夫范昆、诸部都尉及原九卿张德等，以虎符发兵围剿。这些钦差大臣，持节杖斧，拥有特殊的权力。他们所到之处，处死剿杀不力的刺史和地方官吏，屠杀成千上万的起义军，甚至供应起义军饮食的群众，也大批被杀害。尽管汉廷动用大量兵力，费时数年之久，但是仍无法将起义镇压下去。为了扑灭起义的火种，汉廷制定苛严的 “沉命法”，规定凡不能及时发现起义军，或者发现而捕剿不力，2000石以下至一般小吏，都要被处死。汉廷还诏令关都尉，加强检查关卡出入，切断义军与各地的联系。虽然汉朝采取各种残酷镇压的措施，但是由于起义军不畏强暴，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加上地方官吏腐败，他们唯恐遭遇杀身之祸，往往不上报起义军的情况，使各地的起义军迅速发展。
各地农民起义尚未平息，汉廷内部的相互残杀又起。这就是汉武帝晚年宫闱内部的斗争，史称“巫蛊之祸”。
所谓“巫蛊”，指巫师使用巫术诅咒而嫁祸于人，是古代一种迷信活动。汉武帝晚年，许多方士、神巫聚于京师，以邪道惑众。女巫往来宫中，教宫人埋木人祭祀，以除邪免灾，即所谓“度厄”。结果不仅没有逃过灾难，反而引来不幸。从此巫蛊事起，死于巫蛊的宫人数以百计。汉武帝一生迷信方士，晚年更加荒唐，终于演成一场巫蛊大祸。史称“巫蛊之祸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汉书·江充传》），其间涉及汉廷内部的权力之争。
事情是这样的：汉武帝早年无子，元朔元年（前128年），卫子夫生子刘据，遂立为皇后。七年后，又立刘据为太子。从此，卫氏日益显贵，她的弟弟卫青，一家四人封侯。卫氏的旁亲支属，也有五人封侯。卫子夫的姐夫公孙贺因此而得宠，并以车骑将军封侯。但是到汉武帝晚年，卫皇后失宠，受到了冷遇，她的子女及亲属也遭贬斥或杀戮。公孙贺由中朝武将被迫改任外朝的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因擅用北军军费，被下狱治罪。当时因汉廷正在追捕阳陵大侠朱安世，公孙贺便自请逐捕朱安世以赎儿子之罪。朱安世被捕之后，在狱中上书告发公孙敬声与武帝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并以巫蛊诅咒汉武帝。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公孙贺父子被定死罪，贺家遭遇族灭，还连及阳石公主等人。四个月之后，卫皇后 的女儿诸邑公主、她的内侄卫伉（卫青之子）以及阳石公主等人以巫蛊诅咒武帝的罪名，遭到杀身之祸。巫蛊之祸从此开始。这场意外的灾难，其实并非意外。宫闱内部的残杀，不过是权力之争的先声。它既是汉武帝极权政治的产物，又是汉廷皇位继承问题的斗争。如果说公孙贺父子被杀，在皇位继承问题上表现尚不明朗的话，那么刘据之死则表现得很明显了。
刘据是汉武帝的长子，自从立为太子之后，深得汉武帝的宠爱。汉武帝为他立了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汉书·戾太子传》）。看来刘据的思想性格，与汉武帝迥然不同。随着卫皇后的宠衰，刘据的处境更加困厄。武帝太始三年（前94年），赵婕妤生皇子刘弗陵。她居住的钩弋宫之门，汉武帝改为“尧母门”，表明他对少子奇爱无比。既然赵婕妤可与帝尧母相比，刘弗陵自然将成为当今的“帝尧”了。后来，汉武帝甚至多次表示，弗陵“类我”，“心欲立焉”
（《汉书·外戚传》）。汉武帝废嫡立庶之意逐渐明朗化，皇后及太子的地位发生动摇。当时汉武帝的近臣江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便利用汉武帝奇爱少子之心，对刘据设谋加害了。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原是赵敬肃王的门客。因为同赵太子丹不和，江充逃到长安，告发太子丹的阴私。后来，汉武帝以江充为谒者，又拜为直指绣衣使者，使督察三辅治安，以及贵戚近臣逾侈者，颇得宠于汉武帝。
有一次，江充跟随汉武帝去甘泉宫，发现太子的家吏行于驰道中，当即扣下他们的车马。刘据派人向他求情，江充不听，还上奏汉武帝。因此，江充更加得到汉武帝的信任，威震京师。
但是，汉武帝晚年多病，江充唯恐武帝死后，遭到太子诛杀，因而就施巫蛊故伎。江充奏称汉武帝患病，祸根在于巫蛊作祟。汉武帝派他治巫蛊，前后死在他手里的吏民有数万人。
接着，江充把巫蛊之祸引入后宫。那时候，汉武帝年事已高，怀疑有人用巫蛊诅咒他。于是，江充声称宫中有“蛊气”，又在后宫掘地搜寻木偶人。他诬称在太子宫中，掘得桐木人，准备上奏汉武帝。刘据蒙受不白之冤，便与少傅石德商量对策。石德鉴于公孙贺父子的教训，主张先逮捕江充，追查他阴谋诬陷的罪行。江充逼人太紧，刘据走投无路，只好按石德的主意办。他派人收捕江充，亲临斩杀这个祸国殃民的乱臣。同时，又派人连夜通报皇后，发车马装运武库的兵器，调集长乐宫的卫士，以防不测。
江充被杀后，他的党徒逃归甘泉宫，诬称太子叛乱。汉武帝诏令丞相刘屈氂，发兵捕杀反叛者；又从甘泉宫回到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之兵围捕。双方在长安城中混战五天，死亡数万人，最后刘据兵败逃出长安城。
汉武帝下令收皇后玺绶，卫子夫被迫自杀。
刘据逃到湖县（今河南灵宝县西），躲在泉鸠里（今河南阳平西）。
不久，刘据的下落被发觉，新安令史李寿、山阳人张富昌围捕太子，刘据自杀。
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经过官府调查，巫蛊事件多不实。当时，壶关三老令狐茂、高寝郎官田千秋，先后上书为刘据申冤。汉武帝终于感悟，乃拜田千秋为大鸿胪，诏令夷灭江充三族，其党徒苏文在渭桥被烧死。在泉鸠里捕杀太子，曾封侯升官的人，后来也都族灭。
汉武帝以内臣近侍与闻政事，集汉廷权力于一身，不料他的“圣意”
终究被利用，也成为近臣谋私的工具，演变成诬陷无辜乃至杀害子孙的大祸。从当时关东农民揭起反抗的义旗，到汉廷内部的互相残杀，不仅削弱了汉家的皇权，也预示着汉武帝无法统治下去了。历史无情地嘲弄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迫使他不得不改弦更张，使汉朝的政策发生了较大的改 变。
汉武帝“悔征伐之事”（《汉书·食货志》），晚年转向重视农业生产。征和四年（前89年）三月，汉武帝效法祖辈，亲耕巨定（今山东广饶北），以示劝农。
同年，汉武帝以田千秋为丞相，封为“富民侯”，借此“以明休息，思富养民”（《汉书·西域传》）。他下诏说：“方今之务，在于力农”
（《汉书·食货志》），他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当时的大政方针。与此同时，又对桑弘羊等人建议派屯田卒开垦轮台一事，汉武帝下诏“深陈既往之悔”，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汉书·西域传》）。这就是后人所称“罪己诏”。从此汉朝统治方针发生根本转变，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但是，汉廷统治方针刚刚改变，汉武帝即病死于五柞宫。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汉武帝病重之时，下诏立最小的儿子弗陵为皇太子。当时弗陵年仅8岁，不得不以老臣辅政。因此，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少主。
汉武帝在位54年，把汉朝推向鼎盛的时期，成为名垂史册的汉家天子。他内改制度，既承袭秦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又不断变革和加强这种制度，并发动大规模还击匈奴的战争，积极开发我国边远地区，进一步巩固统一的多民族的汉王朝的统治；他外通西域，重视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开辟联系中外的海陆通道，与许多国家发展政治经济诸关系，促进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使汉朝成为蜚声中外的东方文明强国。汉武帝的内外政策，确实无愧“雄才大略”四字。
然而，汉武帝一生穷奢极欲，繁刑重敛，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又与秦始皇极为相似。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秦汉中央集权制度 发展的脉络，尤其突出体现在思想统治不断加强，从而完成从草创到巩固的过程。前者崇拜暴力的威慑力量，后者则用暴力加上封建神学的统治。这正是汉武帝“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资治通鉴》卷二十二）的原因之一。汉武帝从变更汉初的统治方针开始，又以变更自己的统治方针告终。他是一位富于进取的帝王，又是一位勇于退守的强者。
他晚年面对现实，悔过罪己，改变自己的统治方针。这对于一位封建帝王来说，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体现了他施政的灵活性，也是秦始皇治政所缺乏的。虽然汉武帝在变更统治方针不久即死去，没有实施更多具体的政策，但是这一方针后来为昭帝、宣帝所继承，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没有造成西汉王朝迅速败亡的结局。这正是汉武帝“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又一原因。
名家回眸
汉武帝在位54年，战争持续了40年；他一生挥霍无度，奢侈荒诞日甚一日。仅仅这两项的费用支出，几乎使汉廷财政陷入崩溃的境地。于是，竭天下之资财以奉汉室，百姓为之疲敝。为了保证汉王朝的赋役来源，汉武帝试图抑制豪强地主的发展，但是土地兼并始终没有停止，以至流民数量急剧增加，促成西汉社会矛盾的激化。广大贫苦农民不堪汉王朝、豪强地主双重的奴役，终于在汉家立国100年后，以武装起义打破了“西汉盛世”的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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