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汉武帝元封至太初年间，桑弘羊先后被任命为代理大农令、大司农，制定并推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如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以及酒类专卖等重要财政政策，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盐铁官营等政策也存在一些弊端，如铁器苦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废公法，谋私利，强征农民冶铁煮盐等，给农民造成烦苦，迫使农民反抗斗争日益频繁。加以连年对外战争，国帑匮乏，边用不足。因此，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武帝面对现实，不得不考虑改变其内外政策。
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在其所下着名的轮台诏令中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西汉初年的“与民休息”政策。
轮台诏令是汉武帝晚年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他的内外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后元二年（前87年），汉武帝死，少子弗陵即位，是为昭帝。遗诏以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与桑弘羊、金日、上官桀、田千秋等共同辅政。由于武帝以后，中朝权力多在尚书，加以武帝病危时，嘱托霍光“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所以武帝死后，“政事一决大将军光”。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为了统一大臣们的思想，保证武帝轮台诏令的贯彻实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 月，下诏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有功名的儒生）文学（地方上有名气的儒生），询问民间疾苦所在，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会议。
盐铁会议的双方代表人物，一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当局，一方是霍光支持下的民间代表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60余人。这次会议前后进行了两次，前一阶段可以说是正式的会议，以盐铁、均输、酒榷等官营财政经济政策之兴废为讨论主题。后一阶段是在正式会议结束后，贤良文学向丞相、御史大夫辞行时所进行的又一场辩论，可以说是前次会议的继续，这次会议是以继续抗击匈奴完成武帝遗志为主题。两次会议的内容，汉武帝时庐江太守丞汝南人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经过“推衍”、“增广”，整理成《盐铁论》一书。全书共分60篇，各立标题，内容前后连贯，再现了盐铁会议的辩论情况。从《盐铁论》全书看来，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民间疾苦的原因问题。
文学首先提出：“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又说：“山海者，财用之宝路（重要来源）也。铁器者，农夫之死生（生命线）也。……县官（朝廷）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夫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民困乏。”因此，文学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将从事盐铁等事业的劳动力都调回到农业上去，认为这是“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之道，有利于巩固统治。文学所说的“进本”，就是重农，“退末”就是抑商（按此指官营商业），这是他们反对盐铁等官营政策的理论根据。贤良也对盐铁官营进行了非议，一则曰：“县官 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务必符合指标），不给（给，通洽；不给，不合之意）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痛快）。是以农夫作剧（劳作繁重），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再则曰：“卒徒工匠，故（从前）民得占租（依法向政府缴纳租税）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价），器和利（锋利）而中用（合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质劣），用费不省，卒徒烦（烦苦）而力作不尽（不尽力工作）。……盐铁贾贵，百姓不便。”
除盐铁官营政策外，文学还对桑弘羊推行的均输平准政策进行抨击说：“间者（近来）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与百姓讨价还价，从中取利）。……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官府乱发号令），阖门擅市（垄断市场），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牟利。自市（各官署自采所需物资），则吏容奸豪（官吏和奸商互相勾结）。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囤积居奇），轻贾（不法商人）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
对于国家铸钱、算缗告缗等政策，贤良文学也持指责态度，认为这些政策的实行将“与人以患”。最后在辩论言行问题时，贤良认为“公卿诚能自强自忍，食文学之至言，去权诡，罢利官（放弃盐铁官营政策），一归之于民，亲以周公之道，则天下治而颂声作”。
御史大夫桑弘羊坚定地站在扞卫官营、反对私营的立场，对贤良文学的主张进行了答辩。他对贤良文学所提到官营事业中的一些流弊，并不完全否认，他说：“故扇水（地名，今址不详）都尉彭祖宁归，言‘盐铁令品（质量优良）’，令品甚明。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无妨于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他认为盐铁官营政策在执行中的一些流弊，是由于某些不良官吏造成的，不能因此就加以否定。
他提出盐铁官营政策应当继续实行的理由如下：
第一，从封建国家的法权观念出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料，为最高统治者所占有，乃为理所当然之事：“家人（即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
第二，有利于抗击匈奴，巩固边防。桑弘羊说：“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侵掠）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指中原地区）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俘虏）也，故修障塞（防御据点），饬（整修）烽燧（烽火燧烟），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增加货财收入），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守备）之用，使备乘塞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第三，有利于国计民生，征外安内。汉武帝用兵数十年之久，每次出兵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人，军费开支相当巨大，仅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为奖赏卫青、霍去病两路出击匈奴大军的有功人员就用去50万金。而这些费用都需出自官营事业之利。故桑弘羊说：“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元狩三年（前120年）秋，“山东（指函谷关以东）大水，民多饥乏。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桑弘羊据以回答文学说：
“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当作“贾万物”，意为买卖各种货物）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第四，有利于摧抑豪强兼并之路，维护国家统一。桑弘羊以为“权利之处，必在深山大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为摧毁地方割据势力的 物质基础，桑弘羊主张由国家统一盐铁，禁止人民私铸钱币。他说：“只有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实行官营，乃所以“抑制兼并”，“排富商大贾”，所谓“损有余而补不足”，对国家和人民都是有益的。
2.关于对匈奴的和战问题。
在此问题上，桑弘羊与贤良文学持完全相反意见。贤良文学以“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作为理论根据，攻击反匈奴战争是“废道德而任兵革……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造成“田地日荒，城郭空虚”。他们指出“苦师劳众”的原因，“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为县官（指天子）计过也”，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桑弘羊的抗匈奴主张，说：“前君为先帝画匈奴之策：‘兵据西域，夺之便势之地以候其变。以汉之强，攻于匈奴之众，若以强弩溃痈疽。越之禽吴（越王勾践破擒吴王夫差），岂足道哉？’上以为然，用君之议，听君之计，吴越王之任种（文种）、蠡（范蠡）不过。以搜粟都尉为御史大夫，持政十有余年，未见种、蠡之功，而见靡弊（疲惫）之效，匈奴不为加俯，而百姓黎民以弊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国也。善为计者，固若此乎？”
因此，贤良文学认为，“方今为县官计者，莫名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修文德而已”。只有如此，才能使“两主好合，内外交通，天下安宁，世世无患”。“若不恤人之急，不计其难，弊恃（疲劳人民）以穷无用之地，亡十获一，非文学之所知也”。
桑弘羊坚决反对贤良文学对匈奴和亲的主张。他总结了西汉历史上的和亲政策并未能制止匈奴侵扰的经验和教训。他说：“汉兴以来，修好结 和亲，所聘遗（馈赠）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改变入侵行为），而暴害滋甚。先帝（指武帝）赌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坏，故广将帅，招奋击（招募奋勇杀敌的武士），以诛阙罪。功勋粲然，着于海内，藏于记府（收藏档案之所），何命（何谓）亡十获一乎。”指出匈奴“贪侵盗驱（贪得无厌，掠夺人畜），长诈谋（崇尚诈谋）之国也。反复无信，百约百叛”，对如此一贯背信弃义的敌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加以制服，“而欲信其用兵之备，亲之以德，亦难矣”。
桑弘羊还指出，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兴义兵，以诛暴强”的民族自卫战争，是“所以匡难避害，以为黎民远虑”的正义战争，并非为了奋怒斥地（开辟疆土）。虽然进行反击战，要付出一定代价，但终于制止了边患，保证了汉朝的安全，“初虽劳苦，卒获其庆”。
桑弘羊对抗击匈奴战争的一些论点及对贤良文学的争辩，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此是具有说服力的。但在昭帝时，形势已有所变化，匈奴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漠北之战后，已然远遁大漠以北，对汉朝的威胁已大大减弱，加以汉朝国内矛盾日趋尖锐，倘再坚持出兵彻底降服匈奴，就显得与轮台诏令精神有些不合。
3.关于施政方针和治国理论思想问题。
贤良文学信奉儒家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无敌于天下。他们一再引用历史教训，批判严刑峻法，指为亡国之道。他们分析秦朝灭亡的原因说：“二世信赵高之计，深笃责而任诛断，刑者半道，死者日积。杀民多者为忠，厉（欺压）民重者为能。百姓不胜其求，黔首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匹夫奔万乘，舍人折弓，陈胜、吴广是也。当此之时，天下期（约定）俱起方面而攻秦，闻不一期（不到一年）而社稷为墟。乌在其能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因此得出结论说：
“故治民之道，务笃其教而已。”
贤良文学还认为，严刑峻法，酷吏政治，只能增加犯法人数，造成社会动乱。“法令众，民不知所辟”，“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深或浅，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此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禁滋多也”。加以“当今所谓良吏者……文诛假法（深文罗致，假借法令），以陷不辜，累无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
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更加激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
桑弘羊与贤良文学相反，他祖述法家，崇尚法治。他以为古今时势不同，因而用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也应有所不同。他主张根据现实情况决定施政方针，所谓“异时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时，治刓弊之民，是犹迁延而拯溺，揖让而救火也”，是不会收到实效的。他认为法乃至高无上之原理，有法则治，无法则乱。“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
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网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他的助手御史们也补充说：“明理正法，奸邪之所恶而良民之福也”，“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并举“吴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强秦、韩”，作为论证。
桑弘羊不但主张以法治民，而且特别强调严刑峻法。他举商鞅为例说：“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饰政教，奸伪无所容”，“商君刑（罚）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枷），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盗伤与杀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责其意也。”
桑弘羊坚持的法治主张，是与前面所说的经济政策相联系的。他主张法治，固然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同时也是为了保证他所提倡的盐铁官营政策的顺利实施。如他的助手御史在发言中说：“张廷尉（武帝时酷吏张汤）论定律令，明法以绳天下，诛奸猾，绝并兼之徒，而强不凌弱，众 不暴（暴虐）寡。大夫各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征而用足。”
此外，这次会议上的争论还涉及农业的基本政策，对儒家学派的评价，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对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接待外宾的礼节等问题。
盐铁会议反映了西汉统治者内部对汉武帝晚年特别是轮台诏令发布后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同认识。会后虽然没有废止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法，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却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最后根据贤良文学的意见，“罢郡国榷酤、关内铁官”。“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了肯定，对“昭宣中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名家回眸
武帝在解决财政危机的同时，对农田水利，也十分注意。他曾采纳郑当时的建议，令人开漕渠；又接受儿宽的提议，穿六辅渠。元封二年（前109），武帝派数万人治理黄河瓠子（在今河南濮阳）决口。
为了治好这20年未能根治的决口，他亲临现场，举行祭祀，祈祷治河成功，之后命令随行群臣“负薪”，参加治河。这次决口填塞后，80年里未发生大的水灾。
霍光辅政，昭宣中兴
汉武帝末年，由于长期的兴师暴众和严刑峻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烽火四处燃烧。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下“罢轮台屯田”的罪己诏书，“深陈既往之悔”，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以示与民更始。武帝死后，少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
昭帝年幼，一切政事听任霍光处理。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昭帝始元四年（前83年）颁布特赦令：“辞讼在后二年（武帝后元二年）前皆勿听治。”昭帝在位期间，曾多次减免百姓田租，免收赈贷种食，诏止民出马，勿敛马口钱（牲畜税）。元凤四年（前77年），昭帝行加冠礼，下令“毋收（元凤）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以上这些措施，都一定程度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使社会经济复苏有了可能。昭帝还于始元六年（前81年）召集郡国贤良文学，问民疾苦，议罢盐铁榷酤；多次派兵击败匈奴、乌桓的攻扰。
元平元年（前74年），昭帝死，因无嗣子，霍光等大臣奏请皇太后迎立在民间的刘询（原名病己）为帝，是为宣帝。宣帝幼遭巫蛊之变，被关押于郡邸狱中，后养于祖母史氏家，长期生活在民间，对民间疾苦和吏治得失多有了解，这对其即位后的施政具有直接的影响。
宣帝初即位，委政于霍光。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死后，宣帝始 亲政事。他着力整顿吏治，强化皇帝权威。为了打破霍氏左右朝政的局面，亲政伊始，即令群臣得奏封事（古时臣下上书奏事，防有泄漏，用袋封缄），以通下情；并规定“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敷陈）奏其言，考试功能”。地节四年（前66年），因大司马霍禹（霍光之子）与其母霍显等谋反，宣帝下令诛灭霍氏家族，并废皇后霍氏，从而彻底消除了霍氏的势力。
宣帝为政，十分重视吏治，特别是地方官吏的选用，常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凡拜刺史、守、相，宣帝都亲自召见，询问治安之术。其政清者辄以玺书勉励，给以褒扬。渤海（郡治浮阳，故城址在今河北沧县东南）岁饥，人民不断起事。宣帝拜龚遂为渤海太守，问：“何以治渤海？”遂对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宣帝许之。龚遂到任，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钮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兵器）者乃为盗贼。”持兵者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农具，于是“盗贼”悉平，民安土乐业。龚遂还开仓济民，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郡中皆有蓄积，诏狱止息。
对于公卿大臣，则多从有政绩的地方官中选拔。如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人为大司农”，召信臣由郡太守迁升为少府。史称“汉世良吏，于是为盛”。宣帝不仅重视官吏的选拔，也很注意以刑名（亦作形名，即循名责实之意）考核臣下。当时，一班地位很高的大臣，如平通侯杨恽、光禄大夫王迁、京兆尹赵广汉、司隶校尉盖饶宽等皆因罪被处死。太子刘寅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为持刑太深，建议重用儒生。
宣帝训斥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 政乎！”宣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酷法。元康二年（前64年），下令赦免那些触犯他本人名讳的人。地节三年（前67年），因廷尉史路温舒上书，设置廷尉平（秩600石）四人，以慎刑狱。
次年又令郡国呈报狱囚被掠笞瘐死的姓名、属县、官爵、邑里，由丞相、御史统计上奏皇帝，此外，还蠲除了一些苛法。
宣帝图治的另一重要方面，则是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地节元年（前69年），诏令假（权借）郡国贫民田。地节三年（前67年），又诏“池（陂池）籞（禁苑）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不出算赋及给徭役）”。此外，还屡次蠲免和削减田租、算赋、口钱。本始四年（前70年）诏曰：“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赈贷困乏。其令太官（秦汉时掌皇帝饮食宴会之官，属少府）捐膳省宰（屠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
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京师各官署之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地节四年（前66年），郡国多被水灾，皇帝遣使巡行郡国，发放赈贷；同时命令各地降低盐价，以减轻百姓负担。诏曰：“盐，民之食，而价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价。”为节省转漕，而利农民，宣帝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增其价而籴，谷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这些措施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比较显着的效果。汉宣帝在位期间，对文化学术事业也很重视。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于甘露三年（前51年），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拊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宣帝亲自裁定评判。经过这次会议，博士员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谷梁”。宣帝时，西汉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大体上相安无事。神爵元 年（前61年），汉将赵充国击败先零羌，羌人降者逾万。次年，羌人若零等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率400余人降汉，汉政府设置金城属国，以安置降羌，从而挫败了羌豪借助匈奴势力以隔绝汉朝与西域往来通道的图谋。三年，匈奴日逐王率其众降汉，骑都尉郑吉发西域诸国5万人迎之。郑吉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号都护。汉之号令行于西域，匈奴为奴役西域而设置的僮仆都尉不得不废除。甘露二年（前52年），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叩塞称臣，原来畏服匈奴的乌孙及其西至安息诸国，也转而尊汉。于是边境晏然，徭役省减，为西汉政治的安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名家回眸
昭帝、宣帝在位期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特别是宣帝时期，“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史称中兴。
昭君出塞，汉匈结亲
元帝时期，虽然国内的政治形势有些混乱，但在与匈奴的关系上却很有成绩。着名的昭君出塞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当时匈奴分为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两部分。呼韩邪单于于元帝即位之初就上书言明民众困乏，以求救助。朝廷命令云中、五原等郡运送粮草2万斛以救其穷困。郅 支单于自以道路遥远，又怨恨汉对呼韩邪单于的待遇优厚，假意上书求回侍子。汉派谷吉护送，却遭到了郅支的杀害。这一年，朝廷派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归呼韩邪单于的侍子，并与他们登上匈奴诺水边的东山，刑白马，订立了盟约：言汉匈为一家，世世代代不得相诈相攻，互勉互助，共御外辱，有违此意，天人共诛。
两人回京，诸大臣皆以为匈奴为夷族，汉与之结盟，有失大国的威仪，应该立即回返解除盟约。但元帝却认为，这是有利于大汉边境安宁之举。后呼韩邪单于归北，人民安定，大臣遂不再坚持解除盟约，并敬服元帝的深谋远虑。
郅支自知有负于汉，遂向康居逃亡，适时天气骤冷，其部众多冻死于道，只有3 000人到了康居。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征发屯田士卒及西域诸国之兵，攻打郅支单于，消灭了这支力量。大汉在西域重振雄威。
呼韩邪单于闻知此事，且喜且惧，向元帝上书说：“愿拜谒天子，以往有乌孙、郅支等力量，常不能如愿，今郅支已灭，故请来朝。”朝廷准请。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度入朝，受到朝廷的恩赐，所得衣服锦帛比黄龙年间赏赐的多了一倍。呼韩邪单于请求和亲。元帝遂把后宫女子昭君许配给他。为纪念这次和亲以及祝福边疆稳定，元帝特改这一年的年号为“竟宁”，取边境安宁之意。
王昭君，字嫱，是元帝时的一个宫女。元帝有一名画工叫毛延寿，十分贪财。当时，宫中佳丽众多，皇帝无法逐一亲见，就让画工画像，漂亮的才召见。毛延寿就利用嫔妃争相邀宠的心理，大肆索要贿赂。昭君厌恶俗世媚骨，极其鄙视毛延寿这样的小人，拒绝贿送礼品，这就惹恼了毛延寿，于是毛延寿把她画得相貌平常。可怜昭君貌如天仙，却不得与元帝相 见。等到昭君随呼韩邪单于拜别皇帝时，元帝才亲眼见到昭君。昭君的花容月貌令他大为惊异，盛怒之下斩杀了毛延寿。
昭君不仅有花容月貌，而且颇识大体。并不因为只身前往大漠而怨恨。相反，她慨然应诏，自愿扮演一个“和平使者”。在朝廷举行的欢送宴会上，她仪态大方，举止从容，再加上其自身容貌丰美，使整个汉宫为之增色，顾影徘徊，使人油然而生爱意。据说，在她赴北的路上，弹琴述怀，引得天上的大雁探头而望，也不由得惊羡她的美貌，以至从天而降，这也即是“落雁”之容的由来。
昭君入塞后被封为宁胡阏氏，她认真履行自己的使命，学习匈奴语言，逐渐习惯住帐篷、喝奶酪、吃畜肉等，并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子。
建始二年（前31年）呼韩邪单于去世，昭君上书成帝，要求返回汉地，否则，依胡俗就得嫁给呼韩邪单于的儿子。成帝命其继续留在匈奴，从胡俗“父死妻其母”。于是，她奉诏再嫁，又生了两个女儿。
昭君一生谨遵使命，矢志不渝。她死后，葬在大漠深处的大黑河畔。
其墓蒙语称“特木尔乌尔虎”，意为“铁垒”。入秋以后大漠一片枯黄，据说唯有王昭君墓上草色青葱一片，所以昭君墓被称为“青冢”。
昭君出塞为大汉边塞的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的兄弟也被元帝召入朝廷做官，并多次奉命出使西域，密切了汉与西域各族的关系。元帝以后的汉匈关系一直与昭君这个人物相连，其子女都致力于双方的友好往来，为汉匈的和平而努力奔走，不遗余力。
关于昭君出塞，后人多有议论。唐代诗人杜甫诗云：“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宋人王安石诗云：“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 心自知。黄金扞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名家回眸
耐人寻味的是昭君出塞在解忧归汉后的第十八年，为什么名头反而比解忧公主还盛？据推测，这可能跟她的身世有关。按照《汉书·元帝纪》记载：“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什么叫“待诏掖庭”？就是将要见皇上的女子。《汉书》里还记载昭君乃是“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按照这个说法，王昭君与别的和亲女子出自王公贵族不一样，她是从民间来的，打破了和亲的传统。所以用现在的话来说，具备了流行元素或者卖点，人们更为同情和关切，于是她的故事便广为传颂。
狼子野心，王莽终篡汉权
如果问历史上谁最会装腔作势，王莽当属其中之一，他故作谦虚俭朴，大揽人心；故作公正无私，大获好评。他官位愈高，愈显谦逊，愈得人们的欣赏和敬佩。随着声望的扩大，在他的精心布置下，西汉大权渐渐落入他的手中。公元8年，王莽登基称帝，国号为新，定都长安。至此，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经历了210年后，宣告结束。王莽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篡位做皇帝的先河。
王莽，字巨君，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生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成帝时期，太后的兄弟借甥舅之亲相继封侯，独揽大权。王氏子弟极尽奢华，互相攀比，只有王莽因其父王曼死得早，没有封侯。王莽折节恭俭，勤身博学，在外广交名士、儒生，在家孝敬母亲、照顾寡嫂、抚养侄子。他曾经拜沛郡人陈参为老师，学习《礼经》，博得了名士大臣们的赞誉。阳朔三年（前22年），他的伯父王凤病了，他衣不宽带，蓬头垢面，侍奉左右数月，深得王凤欢心，王凤临死时，把王莽托付给成帝和太后关照。
阳朔三年（前22年），成帝拜24岁的王莽为黄门郎、射声校尉。
不久，他的叔父成都侯王商禀奏皇上，愿将他自己的封地分给王莽。
与此同时，长乐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陈汤等名士，也都为王莽美言。
于是成帝认为王莽很贤良。
永始元年（前16年）五月，成帝封王莽为新都侯，官升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成为常伴皇帝左右的大臣，时年30岁。
从此，王莽更加谦恭，疏散家财赈济贫困者，而且广泛结交了很多将、相、公卿、大夫以提高声望，这些人不断向成帝推荐王莽，为他游说，他的名望渐渐隆盛。
王莽曾经私下买了一个奴婢做侍女，有人听说了询问此事，王莽却说：“后将军朱子元无子，我听说他特别想要儿子，就为他买下了这奴婢，为其生子。”王莽沽名钓誉真可谓不失时机。
绥和元年（前8年）十月，大司马王根久病，数次上书乞求辞职，大司马一职需有人接替。任九卿的淳于长，是代大司马一职最有希望的人选。而王莽也早已垂涎大司马之职，十分嫉恨对手淳于长，于是暗地里打听有关淳于长的一些情况。王莽在照顾病中的王根时，借机向王根说：
“淳于长见将军久病，特别高兴，自以为能代替您当辅政了。”还说了一些淳于长如何骄逸之言。王根听了很生气，示意王莽把这些话禀报太后，并说淳于长与长定贵人的姐姐私通。太后听了，大怒，说：“既然如此，快去禀告皇上。”王莽又上奏成帝，成帝考虑到淳于长是太后的外甥，只罢免了他的官职，没有治罪，把他遣回了封国。后来，淳于长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四下活动，成帝怀疑他有大逆不道之举，就将其下狱。后淳于长死在狱中。
成帝认为是王莽率先发现了淳于长的不轨，很赞赏他的忠直。王根就推荐王莽接替了大司马之职。这一年王莽38岁。
王莽为了名声和地位能超过他的前辈，更加克己不倦。一次，他母亲病了，公卿大夫都派夫人前来探望。为了表现他的俭朴，王莽让其夫人穿着简陋的服饰去迎接。大家开始以为是奴婢来迎接，当知道她就是王莽夫人时，惊讶之余，都称赞王莽的勤俭和贤德。
正当王莽踌躇满志之时，绥和二年（前7年）三月，成帝死于未央宫。同年四月，汉哀帝即位。王莽的权势受到了哀帝外戚的威胁。五月，太皇太后下诏让大司马王莽回封国，以避开哀帝外戚。王莽无奈，只得上书皇帝乞求辞职。哀帝顾忌已形成的王氏势力，便故作姿态，马上派尚书令奉诏请王莽复理朝政，又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等向太皇太后表白：“皇上听到诏书，很悲痛，大司马不复出，皇上不敢听政。”太皇太后乃命王莽继续处理朝廷事务。
绥和二年（前7年）六月，皇上在未央宫设酒宴。因傅太后是哀帝的亲生祖母，所以内者令把傅太后的座位与太皇太后的座位并肩而设。王莽见到了，责内者令把傅太后座位改设他处，并说：“傅太后乃藩妾，怎么能与太皇太后并尊？”傅太后听说后，大怒。王莽又故伎重演，再次要辞 官。哀帝害怕也厌恶王莽咄咄逼人之势，就顺水推舟，七月，批准了王莽的辞呈，赐他黄金和安车驷马，免职回封国。
王莽回到封国南阳，闭门思过。经过至高无上的皇权的沉重打击，他更加认识到权力的重要。为了能东山再起，他不失时机地收买人心、炫耀功德。他的儿子王玃杀了一个奴婢，王莽训斥他，并命他自杀了。就这样，王莽在封国蛰居三年，替王莽上书鸣冤的官吏和百姓数以百计，反复奏明王莽的功德。元寿元年（前2年），哀帝只好准许王莽回京师。元寿二年（前1年）六月，哀帝死。由于哀帝无子嗣，而哀帝祖母傅太后和母亲丁姬早已死了，所以由太皇太后王氏全权处理后事，她马上到未央宫，拿走了玉玺，召集公卿大臣推举大司马人选。公卿大都认为王莽贤良，原来就是大司马，只因避外戚才居南阳，况且是太皇太后的近亲，所以大司徒孔光以及全朝百官都推举王莽，只有前将军何武和左将军公孙禄二人认为，成、哀二帝无子嗣，应当选亲近的宗亲辅佐年幼的嗣君，而不应让外戚大臣掌权，要亲疏错落，这样才是治国之道。然而，太皇太后不听劝告，仍决定用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从此，王莽掌握了军政大权。
大司徒孔光是当时的名儒、三朝丞相，太皇太后也很敬重他，天下人也信服他。王莽极力笼络孔光，元寿二年（前1年）七月，提升孔光的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对于孔光一向不喜欢的人，王莽都将其治罪除掉。甄邯顺着王莽的意思上书，弹劾何武、公孙禄相互举荐之罪。二人都被罢免了官职。
红阳侯王立，虽不在位，但却能向太皇太后随意进言，使王莽感到很受限制。所以王莽授意孔光上书禀奏王立的罪过，弹劾王立“明知淳于长犯大逆之罪，还受其贿赂，为其说话，贻误朝政”，请遣王立回封国。太皇太后不准，王莽就说：“现在汉室衰败，两代天子无嗣，您单独辅政， 实在可怕。即使尽力公正治天下，尚且怕天下不服，现在如果因私情违背大臣的意愿，乱从此起呀。现在先让王立回封地，等安定后再召他回来。”太皇太后无奈，只能照办了。
王莽就是如此挟持上下，攀附者提拔晋升，逆忤者则遭诛杀。他以王舜、王邑、甄邯、甄丰等为党羽和爪牙，连他们的儿子也都受到了重用。
元寿二年（前1年）九月，年仅9岁的中山王刘衎即位，是为平帝，由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王莽掌政。
王莽惯于用谦逊的语言掩盖心中的欲念，每次他想要做什么，总是示意其党羽为其鼓噪、活动，一旦太皇太后或皇帝批准了，王莽又垂首哭泣，坚决推辞，对上用以迷惑太皇太后，对下用来邀买众人。
王莽为代汉铺平了道路，又开始为自己能顺利地粉墨登场制造理论根据。
汉代“天人感应论”很盛行，君权神授的思想也占有相当的地位。汉平帝元始元年（1年）正月，王莽想仿效《尚书》中越裳氏献白野鸡给周天子之举，授意益州官员让西南少数民族自称越裳氏献上一只白野鸡。而后，王莽禀奏太皇太后下诏，将白野鸡奉到宗庙里。大臣们特别是王莽党羽盛赞是王莽功德，赢来了吉祥之兆，声称大司马安邦有功，应重赏，赐号“安汉公”，增加封户，晋升爵位。太皇太后召集尚书商讨此事。王莽却上书说：“这是我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等人共同贡献，只要封赏他们就可以了，不要加封我。”甄邯等奏请太后下诏书，陈明：“王道无偏无倚，既然有安宗庙之功，就不能因为是近亲而不予以褒扬。”王莽又数次上书坚决推辞，并称病不起。太皇太后只好尊重王莽的意思，封赏了孔光等四人。然而，加封四人后，王莽仍称病不起，大臣们又上书太皇太后说，王莽虽然推辞，然而朝廷应该奖赏分明。于是，太皇太后下诏，王 莽为太傅，封号安汉公，加封28万户。王莽只接受了封号，推辞了增加的封户，并说：“愿天下百姓都富足了，然后再受封赏。”由于太皇太后一再坚持，王莽就建议封赏汉宗室及大臣，36人为列侯，25人赐爵位。王莽此举博得了广泛的拥戴。
王莽看到太皇太后年事已高，又厌政，就授意公卿启奏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年事已高，不适宜亲理小事。”太皇太后只好下诏书：“从现在起，只有封爵一事由我亲理，其他事由安汉公带领四辅定夺。”王莽的权力已与皇上只差一步之遥了。
王莽吸取了哀帝外戚的教训，恐怕平帝的外戚与之争权，就让太皇太后封平帝的母亲为中山王后，赐平帝的舅父为关内侯，都留在中山，不得入京师。
元始二年（2年）四月，郡国出现旱灾和蝗灾，青州最严重，百姓流浪。王莽为博得更广泛的拥护，表示自己勤政爱民，带头捐田30顷，钱百万，让大司农救济灾民。公卿都仿效他献田捐粮，又在长安城中建房屋200捐给灾民居住。每遇到水、旱灾荒，王莽就素食。他的左右禀告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派人告诉王莽，安汉公忧国忧民，但是为了国家要爱护身体。
王莽为了巩固他的权力，想让他的女儿做平帝的皇后。他命令有司将所有名门、世家、列侯家中合适的女子拟名单上报。王莽看到王氏女子几乎都在入选之列，唯恐她们与自己的女儿相争，就上书太皇太后说：“我王莽无德，小女也不才，不能与其他众女子一起入选。”太皇太后信以为真，下诏说，王氏女儿是朕之外戚，不在入选之列。诏书下达后，庶民、郎吏、儒生等频频上书，日达千人。公卿大夫则在朝上朝下跪请太皇太后，说：“安汉公功德堂堂，现在要立皇后了，唯独不让他的女儿入选， 能服天下人吗？我们愿意让安汉公之女为天下母。”
王莽又派人到各部公卿和儒生那里，表明心迹，所以上书者更多了。
太皇太后不知所措，只好按公卿意思同意选王莽之女。王莽却说：“应该博选众家女子。”元始三年（3年）春，太皇太后派人去面视王莽之女，回来禀报说，安汉公之女有德有貌。太皇太后下诏，聘王莽之女为平帝的皇后。
王莽之子王宇不赞同王莽隔绝平帝与其母卫氏，就与他的老师吴章和妻兄吕宽合谋，想利用王莽好鬼神的特点，用血喷洒王莽府门，促使王莽让卫氏入京师。但事情败露了，王莽将王宇捆绑入监，逼其服毒而死。王莽借此事诛杀了卫氏外戚，并牵连异己。他借太皇太后诏旨，令红阳侯王立、平阿侯王仁以及汉元帝的妹妹敬武长公主自杀，并把平时不依附自己的人都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杀掉了。
元始四年（4年）夏，太保王舜以及官吏和百姓8000余人上书太后，恳请加封安汉公。有司也奏请为王莽增加封地并加封“宰衡”称号，官居上公职，王莽百般推辞。太师孔光等说：“封赏本不足以表彰安汉公的功德，安汉公推辞正是他的贤德所在。”王莽为了篡汉，对下不惜作出各种姿态以提高声誉，对上则想尽办法取悦太皇太后。王莽知道太皇太后讨厌深居宫中，就让太皇太后经常乘车到四郊巡游，赐百姓钱粮，广施恩惠，年年如此，深得太皇太后的欢心和赏识。
元始四年，大臣们上奏折说，昔日周公摄政7年，制度才定，现在安汉公辅政4年，就大功告成，应当让“宰衡”位居诸侯之上。太后准奏。
因为王莽不接受增加封地的赏赐，而上书的人竟有数十万，一些诸侯、宗室的人叩头说，应当极赏安汉公。王莽表示，乐于尽力制定典章制度，一旦完成，就辞职回家。大臣们很受感动。
元始五年（5年）五月，太皇太后下诏加王莽九命之锡，即“加九锡”。这一年王莽50岁。
泉陵侯刘庆上书说：“周成王年幼，周公居摄。现在平帝年少，也应当让安汉公像周公一样行天子事。”群臣都附和刘庆的说法。
平帝日渐长大，对于王莽不准卫后入京师的事，心存怨恨。十二月，王莽借腊日进椒酒时，在酒中下了毒，平帝饮后，死于未央宫。王莽令天下领600石以上俸禄的官吏都服丧3年。
太皇太后召集大臣们商议帝位继承人的事。宣帝有曾孙数十人，王莽讨厌他们已成年懂事，就推说不能够传位于兄弟，而选了宣帝的玄孙、广戚侯刘显之子、年仅两岁的刘婴立为继承人。同月，有人在孟通一个井中发现一块白石，上面写着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让大臣将此事禀告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断然说：“不能这样办。”太保王舜对太皇太后说：“事已如此，也无可奈何，王莽不敢有其他想法，只是想任摄政以加重权力。”太皇太后心中不情愿，但又无能为力，只能准了。太皇太后下诏：“刘婴年幼，不能行天子事，安汉公已辅政三朝，与周公起到了相同的作用，现在由安汉公居摄，代行职权。”
从此，王莽居摄，着天子服，面南朝臣，一切都按天子之礼行事。大臣们称他摄皇帝。王莽居摄元年（6年）正月，即按天子的气派举行了祭天典礼，并让官吏记下他的言行。同年三月，立刘婴为太子，号孺子。
居摄元年四月，安众侯刘崇与张绍合谋起事反王莽，被王莽派兵剿灭了。大臣们反复宣称：刘崇等之所以敢谋反，就是因为王莽的权力还小，应提高他的权位，震慑全国。五月，太皇太后下诏：王莽在见太皇太后时，可自称“假皇帝”。十二月，群臣奏请，称安汉公的官府为摄王殿，住所称为摄王宫，太后批准了。初始元年（8年）九月，王莽的母亲功显 君死了，王莽按照天子吊祭诸侯之礼服丧。
名家回眸
武帝可能是“一国两制”最早的构想者，因为他征服四夷后施行“因其故俗为属国”，意思就是说按照故有的风俗作为大汉的属国。
更有意思的是，汉朝还有“社会主义者”，如果按照胡适的评价，王莽就是这个“社会主义者”。
绿林、赤眉起义
继居摄二年（7年），长安附近爆发赵明、霍鸿领导的起义之后，天凤二年（15年），边郡五原及代郡又爆发农民起义。天凤四年（17年），又有临淮瓜田仪起义于会稽。同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西）吕母，因儿子吕育被县宰冤杀，遂聚众百余人为子复仇，并发展成万余人的起义队伍。各地农民起义方兴未艾，更大规模的绿林起义，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
天凤四年，荆州地区饥荒严重，百姓只能挖掘草根充饥，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被饥民推为渠帅，率领数百人起义。接着，南阳人马武，颍川人王常、成丹等，也加入起义队伍。
这支起义军据守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不久发展成七八千人的队伍，历史上称为绿林军。
地皇二年（21年），荆州2万官兵进剿绿林军，遭到起义军迎头痛 击。王匡等在云杜（今湖北京山）迎击荆州军，杀敌数千，缴获官军所有的作战物资。起义军乘胜攻取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云杜、安陆（今湖北安陆北）等地。起义军回到绿林山时，队伍已发展到5万余人。
地皇三年（22年），绿林山一带疫病流行，起义军死亡很多，不得不分兵两路，向其他地区转移。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西入南郡，称为“下江兵”；一路由王匡、王凤、马武、朱鲔、张卬等率领，北进南阳，称为“新市兵”。同年七月，王匡等率起义军进攻随县（今湖北随州），平林（今湖北随州北）人陈牧、廖湛等率千余人响应，称为“平林兵”。
荆州起义军不断发展壮大，新莽政权摇摇欲坠，一些贵族豪富无不为之震动。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纷纷打出反莽的旗号，加入起义军。如西汉宗室刘玄，在陈牧起义后，即加入了平林兵。另一宗室刘、刘秀兄弟，则聚族人七八千人，起兵于舂陵（今湖北枣阳南），称为“舂陵兵”，并与新市兵、平林兵联合反莽。
与南方绿林起义几乎同时，另一支义军劲旅正在东部地区打击敌人。
天凤五年（18），琅琊（今山东诸城）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莒县）聚众百余人起义。这一年，青、徐地区正闹饥荒，贫苦农民纷纷起义响应。
一年之间，队伍发展到1万余人。当时，东莞（今山东沂水）人逢安，东海（今山东郯城）人徐宣、谢禄、杨音等同时起义，共有数万人，并与樊崇会合，壮大了樊崇领导的起义力量。他们提出“杀人者死，伤人偿创”
的口号，彼此“以言辞为约束”，共同遵守义军的纪律。他们没有文书、旌旗、部曲、号令的设置。在义军内部，首领被尊称为“三老”，其次为“从事”，再次称“卒史”，相互间称“巨人”，体现了义军平等的关系。这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起义军，与南方的绿林军遥相呼应，成为当时反莽的两支主要的农民军。
樊崇与逢安等会合之后，他们联合攻打莒县未下，便向莒县东北进击，转战姑幕（今山东安丘南）一带，击败王莽军探汤侯田况，歼敌1万余人。
之后，他们北入青州，又回师泰山。义军所到之处，打击豪富，开仓赈济，深得饥民拥护。
起义军的声势，震动了新莽集团。地皇二年（21年），王莽派太师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率军镇压。官军沿途烧杀掳掠，各地人民无不遭殃。第二年，樊崇再次击败王莽军，杀死其统帅景尚，取得又一次的胜利。
地皇三年（22年）四月，王莽在损兵折将之后，又派太师王匡（与绿林军王匡同名）、更始将军廉丹将兵10余万人，气势汹汹地扑向东平（今山东东平东）一带。樊崇闻讯，准备迎战。为了与王莽军相区别，义军用朱红涂眉，因此被称为“赤眉军”。王莽军所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时流传一首民谣，表达了人民对官军的痛恨：“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
王匡和廉丹到达东平后，正值索卢恢在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南）起兵，以响应樊崇领导的赤眉军。这年冬天，王匡和廉丹先攻取无盐，杀害起义人民1万多人。
当时赤眉军董宪等数万人，正驻扎在梁郡（郡治今河南商丘南），王匡及廉丹乘胜引兵进击，双方大战于成昌（今山东东平东南）。结果官军大败，士卒死1万余人。王匡战败后逃走，廉丹及校尉汝云、王隆等20余人被杀。赤眉军取得这一辉煌的战果，沉重地打击了王莽在东部的统治。
王莽又派国将哀章率军与王匡余部会合，妄图继续镇压赤眉军。但是官军数战不利，已经无法挽回败局。于是，樊崇率赤眉军10余万人，还军围攻莒县。又转战东海、楚、沛、汝南、颍川、陈留、鲁城、濮阳等地。最 后，赤眉军发展成数十万人的队伍，并控制包括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的一部分地区。这对驰骋中原的绿林军来说，在客观上无疑是有力的支持。
绿林军分兵转移后，不久又会合，并与舂陵兵联合反莽。地皇三年（22年），新市兵、平林兵与舂陵兵西击长聚，攻破唐子乡（今湖北枣阳北），杀湖阳（今河南新野东南）尉，又乘虚攻取棘阳（今河南南阳市南）。接着，刘、刘秀率军北上，准备进攻宛（今河南南阳市），途中与王莽军甄阜、梁丘赐相遇，两军战于小长安聚（今河南南阳市南），结果兵败被迫退守棘阳。甄阜、梁丘赐引10万精兵乘胜追击，将辎重留在蓝乡，企图将起义军消灭在沘水（今河南泌阳县境内）一带。
更始元年（23年）正月，义军在夜袭蓝乡，缴获官军全部辎重之后，舂陵兵与下江兵便发起攻击。他们斩杀甄阜和梁丘赐，歼灭官军2万余人。这时，王莽军严尤、陈茂见主力军大败，准备率军退至宛城据守，却在清阳（今河南新野北）与刘、刘秀发生激战。严尤、陈茂战败，起义军进围宛城。
同年二月，起义军拥立刘玄为帝，改年号为“更始”，以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其余将领为九卿将军。当时，南阳豪强所支持的刘没有取得政权，并在拥立问题上反对刘玄称帝，这就在更始政权内部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更始政权建立后，义军士气更加高涨。他们分兵两路：以主力进攻宛城，以便西进关中；又派王凤、王常、刘秀北上，于三月间攻占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东北）、郾（今河南郾城南），缴获许多物资和粮食，支援围攻宛的主力。
王莽得知甄阜、梁丘赐被杀，更始政权建立，更加慌成一团。这年五 月，他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到洛阳，调发州郡精兵42万人，南出颍川（今河南禹县）与严尤、陈茂的余部会合，妄图一举消灭起义军。他们首先纵兵包围昆阳城，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开始了。
当时，昆阳城中的义军只有八九千人，双方力量对比非常悬殊。面对占压倒优势的王莽军，起义军决定由王凤、王常守城，派刘秀、宗佻和李轶等13人，乘黑夜自南门突围出城，到郾和定陵调发援军。
王莽军仗着优势兵力，将昆阳围成数十重。他们挖掘地道，使用冲车、楼车攻城，对昆阳发起猛烈攻击。但是义军坚守城中，官军久攻不破。
同年六月，刘秀发郾和定陵的援军赶到，并亲率步骑千余为前锋，在距离官军四五里远的地方摆下阵势。王寻、王邑派数千人迎战，都被义军击败。
义军初战告捷，愈战愈勇，士气更加旺盛，于是，刘秀组成敢死队3000人，从昆阳城西突击敌人中军兵营。这是王莽军指挥机关所在地。义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得官军措手不及。王寻、王邑亲自率军万余人迎战，命令其余各部坚守阵地，不得随便行动。但是王寻、王邑出师不利，军阵大乱，义军乘势猛打猛冲，锐不可当，遂将王寻杀死在乱阵之中。
昆阳守军闻讯，擂鼓呐喊，奋勇地杀出城外。两支义军里应外合，杀声震天动地，官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被杀者不计其数。又逢风雨大作，滍水暴涨，夺路逃命的官军，纷纷跳入滍水，溺死者数以万计。王邑、严尤、陈茂等人，渡滍水逃走，遗弃辎重无数。
昆阳大战给予王莽致命的打击，各地起义浪潮更加高涨，新莽垮台指日可待。与此同时，刘和刘秀在攻宛及昆阳大战中，战功卓着，威名益 盛，他们与更始政权的矛盾也随之加深。结果在昆阳战后，刘及其部将刘稷，在宛同时被杀。刘秀因一时无力反抗，只好暂时隐忍，并亲自赶赴宛城，向刘玄表示“谢罪”。
昆阳大战之后，绿林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匡率军北上进攻洛阳；一路由申屠建、李松率军西进长安。这年九月，西进的绿林军破武关，从宣平门攻入长安城，得到城中人民的响应。王莽躲入未央宫渐台，被商人杜吴杀死，至此新莽政权宣告垮台。
另一支北上的绿林军，也在这时攻克了洛阳。随后，刘玄自宛城迁都洛阳，并派刘秀到河北镇抚州郡。更始二年（24年）二月，刘玄又将都城迁往长安。他到长安后，日夜欢饮，生活腐化，不过问政务。又大封刘氏宗室，排挤绿林军首领。在这种情况下，樊崇率领的赤眉军，攻入了长安。
原来，更始迁都洛阳之时，正是樊崇移师濮阳（今河南濮阳南）之日。当时，刘玄曾派人招抚赤眉军，樊崇亲带首领20余人，前往洛阳与更始取得联系。但是，刘玄只封樊崇等人为列侯，却无意与赤眉军合作。因此，赤眉军只好与更始分道扬镳。
樊崇回到濮阳，即率军入颍川，并且分兵两路，转战颍川、河南、南阳一带。一路由樊崇、逢安率领，先攻取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又南下宛（今河南南阳市）；一路由徐宣、谢禄、杨音率领，在攻占阳翟（今河南禹州）后，又引兵攻梁（今河南临汝西），击杀河南太守。他们长期转战各地，起义军产生“思欲东归”的情绪。为了不使部众离散，樊崇率赤眉军西向，进攻质变的更始政权的巢臼长安。更始二年（24年）冬，赤眉军由樊崇、徐宣等人率领，分两路经武关（今河南淅川西）、陆浑关（今河南伊川西）挺进关中。翌年正月，两路赤眉军在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会师，更始先后派陈茂、李松（非绿林军李松）率军堵截，都被赤眉军击败。
赤眉军到达弘农时，队伍发展到30万人。他们重新整编队伍，以1万人为一营，共编成30营。每营设三老、从事各一人。当时，因有人建议立刘氏宗室，以便于号召，加以长安迫近，也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权。更始三年（25年）六月，赤眉军到达郑县（今陕西华县）时，遂立刘氏宗室的后裔、15岁的牧童刘盆子为帝，并以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逢安为左大司马，谢禄为右大司马，其余将领为列卿、将军。更始政权倾覆在即，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绿林军首领申屠建、陈牧、成丹先后被杀；王匡、张印遭到李松、赵萌的进攻。当赤眉军进至高陵（今陕西高陵）时，王匡和张卬退出长安，投奔赤眉军，并联合进攻东都门。同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投降，不久即被缢杀。
赤眉军推翻更始政权之后，一方面亟待解决粮食缺乏问题，一方面要对付刘秀的围剿，面临的局势十分严重。
刘秀自从被派往河北镇抚州郡，便在那里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势力。更始元年（23年）十月，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职衔，持节到达河北。他所到部县，考察政绩，平遣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制等，甚得吏民的支持。但是，当时河北形势复杂，刘秀到达邯郸时，原汉朝宗室刘林，立卜者王郎为帝，并派兵攻占幽、冀等地。刘秀北上蓟县（今北京）活动，王郎即以重赏购捕刘秀。而另一个汉朝宗室刘接，又在蓟县起兵响应王郎。刘秀在河北立足困难，被迫急忙逃出蓟县。他南下饶阳，又经下博，来到信都（今河北冀县）。刘秀受到不肯降附王郎的信都太守任光的欢迎，和成卒正邳彤举郡归附，还有昌城豪族刘植聚兵数千人迎附，巨鹿大姓耿纯率宗族宾客2000余人投靠，使刘秀得以纠合一支数万人的队伍。后来，又有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东南）太守耿况、渔阳（郡治今北 京密云西南）太守彭宠派兵帮助，使刘秀的军事力量得以加强。更始二年（24年）五月，刘秀破邯郸，斩杀王郎，消灭王郎的割据势力。
刘秀的势力不断发展，引起更始的不安。刘玄派人封刘秀为萧王，命令他罢兵回长安。但是，刘秀以河北未平为理由，拒绝执行刘玄的命令。
从此刘秀与更始分道扬镳，在河北独立发展自己的势力，并进行一系列建立政权的活动。
继消灭王郎割据势力之后，刘秀开始在河北镇压农民起义军。他先后在邬、馆陶（今山东馆陶）大破铜马军；又在蒲阳击败铜马余部、高湖和重连两支农民军。刘秀对起义军进行改编，壮大自己的力量，将队伍发展成数十万人。接着，又在射犬（今河南武修西南）击破大肜、青犊起义军。后来，又在元氏（今河北元氏西北）、右北平（郡治今辽宁凌源）、安次（今河北安次西）、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等地，击败尤来、大枪、五幡等农民军。这些镇压活动，使刘秀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占据河北广大地区。25年，刘秀在鄗（今河北高邑东南）称帝，建元为建武，改鄗为高邑。同年九月，刘秀派人诱劝坚守洛阳的绿林起义军将领朱鲔投降，随后即占领洛阳，并在那里建都。这就是历史上的东汉政权，又称为后汉。
与此同时，刘秀派邓禹率兵围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从更始手中夺得了河东之地。不久，赤眉军占领长安，关中豪族结为营堡，以坚壁清野对抗义军。一时长安粮食断绝，几十万赤眉军无以为生，不得不撤离长安。建武二年（26年）春，樊崇率义军西向，自南山转战陇东一带。这时，邓禹奉命西进长安，乘机占领长安，并准备镇压赤眉军。
九月，赤眉军在陇地转攻城邑，遭陇西割据势力隗嚣的阻击，又在阳城番须途中遭遇大雪，士兵冻死不少，只好返回关中。当时，邓禹派兵在 郁夷（今陕西宝鸡东）袭击义军，结果被义军击败。赤眉军再度占领长安，邓禹乘虚引兵袭击，又遭到义军的痛击。
十二月，关中发生饥荒，豪民坚壁清野，赤眉军被迫引兵东归。当时在义军回归途中，刘秀已作好截击的部署。他派侯进屯新安（今河南渑池东），派耿弇屯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形成南北夹击的局面。建武三年（27年）正月，刘秀派冯异设伏兵于崤底，赤眉军遭到重大损失。之后，樊崇率余部向宜阳进击，又遭刘秀亲率六军截击。赤眉军最终没有突出重围，10余万部众都降附了刘秀。这年夏天，樊崇准备再次起兵，但事泄为刘秀所杀，赤眉起义终告失败。
新莽末年爆发的以绿林、赤眉为主的农民大起义，前后坚持10年的斗争，最终推翻了王莽残暴的统治。由于起义军本身的局限，他们既高举反莽的旗帜，又拥立汉家宗室为帝，表现反封建的不彻底性。加上各地起义军分散独立作战，未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豪族地主，因此必然为觊觎帝位的豪强地主所利用，成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导致最后失败的结局。尽管如此，这次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和残存的奴隶制度，或多或少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名家回眸
在王莽统治的10余年间，由于政局动荡，社会经济凋敝，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再加旱灾及蝗灾连年不断，饥民数量剧增，饿殍遍布四野，青徐地区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这就使西汉末年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农民起义相继爆发，并汇成声势浩大的绿林和赤眉的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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