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王阳明那样尊重民俗、顺从民意的官吏大有人在。比如，有个叫刘丙的，清嘉庆年间前后在浮梁担任知县十年。他的“廉明仁恕”，也表现为尊重老百姓的信仰。如遇大旱，他和农人一起跋山涉水，徒步往返数十里到龙池求雨，和求雨的百姓“齐宿坛下”。除此之外，他将“庙宇载祀典者悉整葺”，还亲自为参加府试、乡试的生员送行，并每天到魁星阁行香燃灯祝福祷告，直至揭榜为止。
南城县的麻姑山，山并不高，千百年来，却因民间的麻姑信仰风俗广泛流播而名扬天下。麻姑是道教中的女仙之一。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典籍中就载录有麻姑事迹，东晋葛洪的《神仙传》《抱扑子》以及《云笈七笺》，清代《南城县志》《麻姑山志》等史料均有关于麻姑的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麻姑山因本山道士邓紫阳奏立麻姑庙而得山名，这座麻姑庙也在道教中开创了单独祀奉麻姑的先例。《云笈七笺》称“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在诸名山之中，麻姑山为第二十八洞天、第十福地”，麻姑山兼有洞天福地，十分难得。唐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大书法家、抚州刺史颜真卿再次登麻姑山游览仙坛，挥笔写下了记述麻姑仙女和仙人王方平相会的神话故事，及奏立麻姑庙经过的楷书字碑《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云：“按《图经》，南城县有麻姑山，顶有古坛，相传云麻姑于此得道。”自唐以来，麻姑山在历朝历代都建有庙坛，祭拜香火之盛，典籍中多有记载。
麻姑同时又是一位妇孺皆知的神话人物。传说中，勤劳美丽的麻姑原是南城人，后与其嫂至山中，于大松树下掘得婴儿状茯苓，姑饮其汁殆尽，食后飞升；或称，麻姑入山拾薪，姑晏坐林间，众鸟衔薪而至，为其弟所知，姑知神异已泄，遂弃家仙去。麻姑得道升天、成为仙女后，得太上老君授予的禳除灾厄之法，本事惊人，曾三次历经沧海桑田，且每年显灵，掷米成丹以救黎民疾苦，为百姓除病消灾、频赐丰年。其亲见“东海三为桑田”和“海中行复扬尘也”，成语“沧海桑田”、“东海扬尘”便是典出麻姑传说。既然麻姑能三次经历沧桑之变，那么，她就是长生不老的仙人了。相传，农历初三是神仙西王母的寿辰，麻姑在降珠河畔用灵芝酿成仙酒，带到蟠桃会上，献给西王母。在民间，麻姑成为健康长寿的象征，是中国神话中的女寿仙。在明代即有画家作《麻姑献寿图》以为祝寿的礼品，“麻姑献寿”的故事在我国更是广为流传，并深刻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在许多地方，都有祝寿时由妇女送麻姑献寿图、春节贴麻姑年画的习俗，民间绘画和工艺品中也多有麻姑画像。从前的建昌府及其邻近地区的普通百姓，每天都有不少人怀着祈福、祈寿、祈子、消灾、避祸等心愿，前往麻姑仙坛朝拜。每逢节日，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正所谓“日上千人朝拜，夜里万盏明灯”是也。
影响深远而广泛的麻姑信仰，反映了老百姓共同的精神诉求，为世世代代的人们提供了莫大的心灵慰藉，利用这一信仰、发挥它对百姓的教化作用，无疑也是统治者治政安民的一剂良方。所以，在明清时代，每年七月初七，这个传说中的麻姑与王方平“七夕会宴”的纪念日，建昌府的府县官吏及其僚属都要携带供品上山，在郡守的主持下因时致祭，形成一种定制；若逢水旱灾异、兵变民乱，府县官吏则要沐浴斋戒，在仙坛举行祈祷仪式，祈求神灵感应，风调雨顺，保佑一方平安。
历代统治者均视政权为神授，受命于天，所以，他们都以天子自居，视王权高于神权。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一方面与宗教保持一定距离，对各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利用宗教的教化作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在乡村所崇拜的形形色色的福主中，有许多凡人正是被统治者敕封为神，还有许多凡人则是因为得到统治者的彰表而被百姓奉为神明。然而，那些凡人一定有着不凡的事迹、不凡的人生，他们的非凡处就是教化人心的意义所在。所以，村庄所崇祀的偶像之林，不乏明相清官、英雄义士、智者先贤、良医巧匠、孝子烈女等等，即便那些来自神话传说、戏曲故事的形象，来自佛教、道教中的菩萨、神仙，它们一定也呼应着人们的道德理想，有时它们的神能更确切地说不过是某种人格力量。
我以为，福主崇拜尤为重视人成为神的教化作用，因为那些神灵原本来自生活的土壤，来自芸芸众生之间，它们体现了人们惩恶扬善的共同心理诉求，或者是人民优良伦理道德观念的化身，它们从民间的虔诚笃信中获得神能，因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它们是可以心心相印的、亲切的神灵。
乐平的泪滩村，因一个人神同悲的孝女故事而得名。故事的女主人公叫饶娥，生活在唐代。饶娥自幼丧母，与父饶绩相依为命，她十岁时就会做饭、洗衣、织布，勤俭孝顺。其父以耕种为生，兼操捕鱼。饶娥十四岁时，在江上捕鱼的父亲因船覆落水，沉入江中，下落不明。饶娥连续三天在江边奔走哭号，苦苦寻找，水食不进，痛不欲生。到了第四天，饶绩尸首浮出江面，乡邻认为这是饶娥的孝行感化天神使然，莫不惊叹神奇。更让人们震撼的是，饶娥决意随父而去，绝食而终。鄱阳县珠湖一带的传说则称，饶娥驾小舟在水上寻找父亲，三日不得，最后投入水中，第二天，与父尸同时浮出水面，其时“鄱旁小民，悲憾哀号，以为神奇。县人乡人，会钱具仪，葬娥鄱水，西横道上。追思不足，相与作石，以贻后世”。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孝女，于唐大历年间为其塑像立祠，始称孝娥庙，俗称饶娥祠。该祠历一千二百余年，曾几经兴废。原祠长为十丈，宽为三丈，祠内设有饶娥神位、神钟、香炉等，现祠仅存三丈见方的前半截。
饶娥哭父的故事不仅震撼民间，也惊动了官府和朝廷。当时的饶州刺史李吉甫认为这是一个倡导风化的好时机，就把此事上奏朝廷，唐德宗钦准由官府拨银修建饶娥庙于鄱水之滨，钦赐“天下至孝”匾牌，并命时任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撰写碑文，彰扬饶娥孝行，使之流芳百世。其碑文记载：“饶娥，饶人，饶姓，饶名，世渔鄱水……娥父醉鱼，风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尸不得。娥闻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气尽伏死。”到了宋代，范仲淹出任饶州知府，写下了《题饶娥庙》七绝一首——
有唐孝女号饶娥，哭得亡亲上碧波；
古渡清风明月夜，令人不忍听渔歌。
公元1274年，时任右丞相的马廷鸾曾亲赴饶州饶娥庙主持岁祭大典。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的马廷鸾亲写祭文，道：“日吉兮辰良，芳菲菲兮满堂。蕙肴丞兮兰籍，奠桂酒兮椒浆……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唐世衰。有父溺死兮谁者怜之，呼天与地兮涕涟濡。至险不测涛与风，至幽不仁鱼与龙，至孝不昧感既通……愚公老矣山为平，精卫藐然海为倾。枕吾戈兮缚尔缨，猛志毅兮妖氛澄。昊天克巩兮靡人弗胜，涌娥之烈兮摇我心旌。”在这篇《饶娥庙祀神歌》中，爱国名臣马廷鸾既倾情推崇饶娥的至烈至孝，文中又流露出对南宋风雨飘摇的淡淡忧愁，文中结尾更有一股超然正气，表达自己为国为民不畏艰难、鞠躬尽瘁的凛然决心。马廷鸾一生著述颇丰，然而，这篇作品却因倾注了他全部的人生情感，而成为他的代表作，被誉为“宋之离骚”。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为饶娥所撰写的碑文中，把饶娥与浙江上虞的曹娥一并列入中国古代十二烈女，称：“齐女色忧，伤愧罢流。赵姬完父，操棹爰讴。肉刑不施，汉美淳于。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娥之至德，实与为俦。”其中，“水死上虞”的“烈烈孝娥”指的是浙江上虞百官镇的曹娥。相传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农历五月初五，曹娥父驾船在舜江中迎潮神伍君，“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赴水而死。”八年后，上虞县令度尚为彰风化，为孝女曹娥造墓建庙，并立石碑。六百六十年后，在离上虞千里之外的饶州鄱水之滨，饶娥仿佛曹娥再世，她们的事迹何其相似乃尔。难怪，南宋理宗皇帝同时加封曹娥为纯懿夫人、饶娥为德懿夫人。
古往今来，为饶娥建庙、立祠、树碑、撰传、题咏者代不乏人，民间则把饶娥哭父的河滩叫做“泪滩”，河边的小村至今还叫“泪滩村”。据说，从前这一带但凡有渔村的地方都建有纪念饶娥的小庙，若果真如是，我们何不把饶娥视为“鄱湖女神”呢？
孝女饶娥的确在民间传说中获得了神能。当地还有一则传说便称，明代时举人董旻进京赶考，夜泊在饶娥哭父的那条河边。第二天凌晨，朦胧中见山上茅舍前有一长发少女在梳头，待天大亮后，他寻遍山前山后，也没找到什么茅舍。大惑之时，遇到一位上山砍柴的老人，老人回答他说“怕是饶娥现身吧”。于是，董旻登船后对山跪拜，许愿道“此番若是金榜题名，必为孝女建庙，永享香火”。后来，他果然高中进士，还曾代表朝廷出使琉球。衣锦还乡后，董旻果然出资在那座小山上建造了饶娥庙。
这样的传说，进一步美化了孝女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它把人们的钦仰之情升华为一种崇拜，从而，使这位孝女超越了她本身的道德形象，成为人们心目的灵神。
没想到，劝人向善而自己面目狰狞的城隍神一旦沦落乡村，也会变得平易亲切起来。
由原始社祭的形态发展至城隍神及土地神的信仰，是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信仰之一。如果说，土地神仿佛遍及各地的村官，那么，城隍神就是坐在衙门里的地方官了，不过，它受玉皇大帝派遣来到凡间，分管着阴阳两界。
古代的城市都建有护城的壕沟，壕内有水称池，无水则称隍，故谓“城隍”，后来就成了城市保护神的官称。城隍神虽与土地神源出一脉，其地位却比土地神高多了，好比都、府、州、县的官员，那些地方官官封几品，当地城隍也能获得相应的品级。明太祖朱元璋对城隍庙的作用非常重视，他除了给城隍六个封爵外，还把府城隍封为公、州城隍封为侯、县城隍封为伯。而且，城隍庙按各级衙门的规模建造，使得各地政府有了阴阳两个衙门。后来，又命令各级地方官员赴任时都要拜谒城隍，向城隍神宣誓就职。地方官遇到棘手的案子，也常常求助于城隍老爷。《清会典·工部》规定，府、厅、州、县城皆设社稷、风云雷电山川坛、先农坛、文庙、关帝庙、城隍庙等，在衙门内设衙神庙、狱神庙、马王庙和能保佑印信不致被盗的大仙庙等。如此这般，无非是企望借助民间信仰来强化地方官的地位和行政权力。朱元璋的诏书，便道破了他利用民间信仰来震慑人心、巩固皇权的心机：“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
古代地方官和皇帝一样都信奉神灵，以此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除按规定在各地建造与衙门相应的庙宇外，每逢清明节以及七月十五中元节，还要带领当地官民举行隆重仪式，祭祀城隍神以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逢凶化吉。由于城隍得到民间的普遍信奉，道教也千方百计把城隍庙纳入自己的神仙体系，把它当作翦除邪恶、护国安邦、旱时降雨、涝时放晴、管理一方的水神。
浮梁城隍庙始建于唐，历代多次重修重建，元时为州城隍庙，有记载称——
浮梁州城隍庙在州治之左，岿然特峙，西山环揖，双溪回抱，俯视阛阓若几席，距州治三十步，仅隔一垣，公堂之频笑，吏舍之喧寂，讼辩之枉直，狱系之淹留神视听在焉。国有诏命，长吏致祝必先诣庙下，境有水旱疾疬必祷焉。
可能因为城隍神是阴间之神吧，城隍庙里总是阴森可怖的，充满了肃杀气氛。这种气氛也弥漫在城隍庙的楹联里。那里的楹联是明白晓畅的，也是声色俱厉的，是坦诚相告的，也是触目惊心的，断然没有一般祠庙楹联的温文尔雅。不妨以浮梁城隍庙楹联为例，看看它们是怎的严词教训世人。城隍神像一侧放着一把硕大的算盘，此处对联云：“你的算计非凡得一步进一步谁知满盘都是空，我却诸事糊涂有多少记多少从来结帐总无差。”其冥王殿有联道：“地狱即在眼前莫到犯了罪时方才醒悟，明镜高悬台上只要过得意去也肯慈悲。”自成院落的城隍庙寝殿，东厢房为知县斋宿堂，知县上任前拜谒孔子和城隍神，须在此沐浴斋住一宿，以“聆听神教，端正为官之德”，此处门联俨然神的口吻：“站着你背地做些什么好大胆还来瞒我，想下我这里轻饶那个快回头莫去害人。”
传说某位知县为不肯招供的强盗勃然动怒，喝道：“当时你头上的青天看得一清二楚！”随即扬起右手一指。那强盗顺着他的指向，只见站在那里的是个凶神恶煞的领班，强盗误把领班当“青天”，只好招了：“因见黄金白银眼红，便甜言蜜语把人哄到桥上，心黑手辣地把人杀了。以为有钱可以上天堂，谁知被这位青天看见，掉进了酸泪咸血的苦海。”事后，这位知县巧用五味五色撰得一联，却道是：“泪酸血咸悔不该手辣口甜只道世间无苦海，金黄银白但见了眼红心黑哪知头上有青天。”善恶、忠奸、报应等等词汇，正是城隍庙楹联的主题词。宁都田头镇城隍庙的楹联“城市乡村极恶巨奸难逃油锅刀山，隍镇山庄慈善广布易脱苦海血河”，差不多能叫人不寒而栗了。
江西县城尚存的最大的城隍庙，大概是万载城隍庙。此庙又名万佛寺，始建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位于万载县城中心，坐北朝南，占地三千平方米。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万载有史以来最年少、十六岁的知县常维桢赴任到此，曾明誓于城隍神，曰：“某只饮万载水，不要一文钱，违则殛之。”果然，神人同鉴，他“在位七年，清白如一”。
此庙建筑古朴典雅，五进大殿，青墙灰瓦，雕梁画栋，高大宏伟，气宇轩昂。内有方形石柱和木柱二十对，配以鼓形基座，柱正面有名人书刻楹联十数副。总体布局充分体现了明代建筑风格，左右对称，厢廊和谐，前门有雕花彩绘牌楼高耸正中，两侧为钟鼓楼。第二殿四周有玉雕栏杆围绕，正中顶棚雕刻二百余龙头围成环状，称为“龙窝”，配以草卉鳌鱼镏金重彩，是数百年几经劫难保存下来的工艺精品，令人叹为观止。前殿天王殿有联云：“日日携空袋少米无钱却剩得大肚宽肠不知众檀越信心时用何物供养，年年冷山门接张待李总见他欢天喜地请问这头陀得意处是什么来由。”
县志中有一段介绍被抄录下来张贴在墙上，上面说各进大殿分别祀有城隍神的马夫马堂菩萨神像、土地神像、城隍神和八大金刚塑像，最后为夫人殿。城隍神大殿顶高十五米，巨梁绘彩，高大宏伟。城隍神像，官帽朝服，神态威严，两侧为随从皂隶各四位。面对城隍的高墙上悬挂一个巨大算盘，上书“不由人算”四个大字，寓意深刻，回味无穷。最后一殿为城隍夫人殿，相传万载的城隍夫人是一位叫玉莲的民间女子修行而成，民谣曰：“花钱缠绵当红娘，玉莲有德嫁城隍，阿莲行善修行好，自选城隍做红娘。”我在正月里进入其中，却是顾不得一一辨认了，只见又是天王殿、火神殿，又是华佗殿、药王殿，善男信女川流不息，四处的袅袅香烟交汇成浓重的烟雾，那些或端庄或威严或慈祥的菩萨，一个个都面目不清了。据说，此庙历来都是善男信女踊跃朝拜之圣地，每逢佛事，更是钟鼓齐鸣，木鱼法铃声声入耳，和尚诵经如歌如诉。而我在这里看到的最动人的景象是，人们来请消灾如意吉祥灯。那灯不过是置有灯芯的小酒杯，点燃了，一排排放在案上，摇曳着的一团团火苗诉说人们最平凡的祈愿。
这座城隍庙大约也是可以称为“信仰超市”的。我没有细加追问它的历史演变，想来，是城隍神凭着大肚宽肠，包容了各路尊神的进驻，也是，随着城隍神崇拜的日益淡化，引进些与人们生死攸关的能神，倒是保持香火旺盛的万全之策。
人们还用传说来坚定自己的信仰。说是这里有个不解之迷：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大雄宝殿的一侧，显现出一段小白龙的龙身，开始发现的时候只有手指那么粗，现在越长越大已经有碗口粗了，尽管有的人看得见，有的人看不见，人们依然相信，这是白龙现身、菩萨显灵。万载城隍庙还有一段真实的故事，为人所津津乐道。据说，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年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万载，唯独丢在城隍庙里的一颗炸弹没有爆炸，人们都说这是城隍老爷显灵，保佑了一方百姓，因而，此庙的香火也就越来越旺。
如今，坐落在县城里的城隍庙已经很少了，乡村却保存着少许城隍庙，它们一般坐落在往昔商业繁华的重镇或旧时县治所在地。前者如田头镇的宁都城隍庙，后者如于都城隍庙，它因县城迁移，成了乡间的神庙。
关于于都城隍庙，有一个传说称：朱元璋有一次带兵打仗遭遇强大的对手，一时无计可施，眼看就将兵败如山倒，生死关头，忽然杀出一支赶来救援的兵马，出其不意的袭击打得敌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顷刻间溃不成军。帮助朱元璋取得胜利后，那支队伍竟甘作无名英雄，也不留声名就悄然离去。好在朱元璋眼疾手快，撕下了援军旗帜的一角。后来，他就凭着那旗角到处寻找援军的下落，途径于都城隍庙时，发现庙里的旗帜很是眼熟，再仔细察看，果然找到了那面缺角的旗，拿出自己藏下旗角一拼，竟是天衣无缝。原来，他得于都县城隍神派兵助阵！既然如此，朱元璋理当在城隍菩萨面前虔诚跪拜，他还写下“显忠灵王”四个大字。清雍正年间，有位于都知县为赞誉城隍老爷的灵验，题写了“砥柱中流”匾，此匾仍悬挂庙中。
庙中摆设如人间官府，有各式各样的刀戟棍棒等刑具，还有判官、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等伺候于城隍神左右。正月初三为于都城隍老爷出巡的日子，八人抬的神轿，在凉伞、城隍旗阵和众多职司的簇拥下，一路鼓乐相伴、鞭炮不绝，浩浩荡荡前往周边的每个自然村巡游一番，直到正月十六才回庙。队伍所到之处，百姓叩首礼拜。而农历八月十三，为于都城隍老爷的诞辰，善男信女纷至沓来，城隍庙门庭若市。庙院内人头攒动，或专注地看戏，或忙着入庙进供。正殿内更是水泄不通，烛光里、香烟中，尽是虔诚祈求或还愿的脸。城隍庙里的对联总是板起面孔来的，此庙也不例外，如“丹心照日月明察尘世忠奸，铁面理阴阳奖惩人间善恶”、“无倾向无偏私但凭公心，不附势不阿强只认点理”等等。然而，堂堂一县之城隍，当它走进乡村、来到百姓中间之后，好像还是懂得入乡随俗这个理的，懂得人情世故的，连楹联的口气也软和了许多。
尽管城隍为城池的守护神，而城池不再，但是，这毫不影响它的神威，人们依然对其顶礼膜拜，可见，在信仰的心灵里，神明的权力是没有疆域的。
会昌筠门岭的羊角村，其实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明代乡村军事城堡，叫羊角水堡。明清时期，因羊角村地处通往“惠之龙川、梅之程乡、饶平”之孔道，又是“东连汀之武平、永定之交冲”，实为赣之门户也。明成化年间，闽粤赣边地盗匪猖獗，农民起义也是此起彼伏，这一带的地主富豪为保身家性命，联名上疏官府，要求修筑大规模的城堡。朝廷为了以“一隅之地而遥制千里”，准许筑堡，迁入邻近村民千人，并派四百官兵长期屯守。数百年来，羊角水堡一直扼守于南赣，为保证一方的平安，保障闽粤商道的畅通，沟通内地与东南沿海的商贸往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样一座军民共同防御的军事要塞，其山形地势在符合军事要求的同时，显然，也体现了风水的讲究。城堡东、西、南三面环水，弯环而去的河流是它的壕堑，也是它的气脉；城堡之北是奇峰林立的汉仙岩，山势险峻、易守难攻的群峰，是它的屏障，也是它的靠山。隔河仰望，城堡气势凛然，雄峙于山的环抱之中；倚城门鸟瞰，水色山光里的河谷蜿蜒铺展，伸向远方，两侧有连绵起伏的丘陵拱卫，忽如城堡的护砂。
据明代欧阳德《羊角堡城记》所述，其时整个城堡周长一千多米，城墙高十米，建有城垛五百六十多个，在东、西、南三方辟有通湘门、镇远门、向阳门等三座城门。城门的建筑式样、规格基本一致，有内外两重，分别用厚重坚硬的木板做成，内外门之间还设有可升降的闸门。南门内，正对城门有一座城隍庙，庙门两侧有联云：“能够正正当当做稳去，免得拉拉扯扯到此来。”由此庙坐落的位置来看，它其实也具有冲煞的意义。
如今，能够见证历史的，就是古道、古墙、古城门、古码头以及尚存的宗祠等建筑了。虽然，内中现已是新老建筑驳杂，但凭着昔时用卵石铺成的街衢巷陌，我们依然可以想象当年军民商贾杂居的那般热闹和繁华。这样一座城堡，当然少不了城隍神的护佑，而城隍神最要紧的职责应该就是对付盗匪了。
这里有一个悲壮的故事。说的是，晚明时期，此地烽烟四起，兵燹劫掠频频发生。有一天深夜，城堡被流寇围困，南门、西门有重兵攻打，东门则遭到火攻。就在城堡岌岌可危之际，忽然有一位白发老人对着四散奔逃的人群喊道：“走通生门！”人们把它听成了“通湘门”，于是，迎着熊熊大火从东门逃了出去，而由南门、西门逃生的全都罹难。此后，东门便被称为“通生门”。或许，仿佛指路仙人般的白发老人，就是城隍神吧？
威风凛凛的城隍神坐镇于气氛森严的城隍庙里，它在守护城池的同时，十分热衷于面对大众宣扬因果报应，善于运用对比鲜明、惊人警世的道德说教来劝诫百姓，力图震慑人心、驯服人心。如果说，城隍神崇拜更加重视对基本人格的教化意义的话，那么，文昌神和魁星们则呼应着人们鱼龙际变的渴望、飞黄腾达的愿望、光宗耀祖的梦想，成为人们崇拜的掌管文运利禄的吉祥神。
古代封建社会以科举取士。士人一旦通过科举考试，便可以做官发财；而高官厚禄正是士人一心向往的，于是便产生了禄神崇拜。由于古代的科举考试主要是做文章，禄神崇拜便也包含着对文运的祈求，所以，禄神又是普通百姓钟情的文神。
在儒风盛行的大地上，耕读为本的传统流淌在人们的血脉里，期望文运昌盛是人们最高的生活理想。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无疑就是人们心目中的文苑先神了。在孔子死后的两千多年里，特别是开科取仕制度建立之后，历代王朝对孔子的尊崇逐步升级，视之为至圣至尊、万世师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全国各地到处修建孔庙以供奉孔子，各个都邑学宫年年都在孔庙祭孔，对这位圣人顶礼膜拜。安福孔庙，古称“文庙”，原为该县官学祭祀孔子及名宦乡贤的场所，是江西至今保存较好、历史悠久的大型孔庙之一。它始建于北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位于县城东南面；不久移于正东面，后来再次迁址，即西面的现址。这座孔庙曾于明朝末年毁于兵燹，仅存大成殿，后于清朝雍正年间进行大修。它以南北为中轴线，建有泮池、圆桥、大成门、名宦祠、乡贤祠、东西两庑、露台、明伦堂、崇圣祠、文昌阁、大成殿等，占地总面积五千多平方米。后来又经数度维修，其主体大成殿及两庑，至今仍保存完整，其盘绕石柱的龙凤浮雕、木镂的飞檐斗拱，造型优美，雕刻精细，宫殿式的结构保持了明清建筑风格。在乐平等县城，也有遗存的孔庙。
而在乡村，人们对孔子的膜拜之情，主要体现在书院、文馆等文化建筑空间里。不知是因为孔子的至圣至尊呢，还是因为历代王朝的尊崇，使得民间信仰不敢造次，不敢那么张扬地把这位文苑先神纳入自己的神邸序列，即便在文昌阁、魁星阁中附祀其神位，也只是暧昧地称之为至圣神主，一般老百姓是不知其姓甚名谁的。似乎，老百姓更愿意把自己的心事告诉魁星、告诉文昌神。是的，它们才是执掌文运且平易近人的灵神。
广丰县龙溪村中的文昌阁，坐落在宗祠附近，又称龙江书院，建于清同治年间。为三级两庑歇山顶三重檐木构建筑，阁内采用四根粗大的冲天柱，配以金柱、檐柱组成柱网支撑梁架，三层楼阁自下而上分别祀奉梓潼帝君、至圣神主和魁星。据说，此阁的精工细作出自浙江东阳工匠之手。与之相邻的浙江古村廿八都以拥有百家姓而著名，我在廿八都看到，那里也有一座这样的文昌阁，粗略看去，仿佛照葫芦画瓢的产物。
此处供奉的梓潼帝君正是文昌君，最初它是被当作雷神来祭祀的，后因唐朝皇帝的大力推崇，便由地方神演变为全国性的大神，并逐渐与文昌君合二为一。宋之后，梓潼崇拜迅速在民间信仰中取得稳定的地位，各地纷纷立祠供奉。在龙溪的文昌阁里，同时还供奉着别的主管文化命运的神明，那位至圣神主应该就是孔圣人了；而魁星的“魁”字源于古人的奎星崇拜，中国古代崇行“天人合一”的哲学，善于将人事与天象相联系，况且汉字中的“魁”字与“奎宿”的“奎”字同音，并有“首”之意，按照吉祥文化谐音联想的理念，“魁”字理所当然地代替了“奎”字。凭着字形，魁星被塑造为立于鳌头之上、一脚向后翘起、一手捧斗一手执笔的赤发蓝面恶鬼的形象，这就是象征着科考高中的“魁星点斗”。看来，龙溪祝氏为了宗族的发达，恨不能请尽天下神明。
吉安的卢家洲村外，矗立在两水交汇处的明代镇河塔，因河水冲刷塔基下沉，塔身倾斜。距斜塔约三十米处有棵古樟，树干在三米高的地方，迎着斜塔分开三杈，形同搁置毛笔的笔架。当太阳升起时，斜塔的影子如同巨笔架在偏南的树杈上，古樟因此得名笔架樟，村人自然也就把这一景观视为人文蔚起的吉兆。遂在古樟东侧建文昌宫，督促子弟在此发奋读书。文昌宫旁，有一口常年不涸的池塘，面积不大，却出奇地圆，加上文昌宫学子在此洗笔墨，塘水墨绿，这口池塘便被叫作了墨池。开基六百余年来，此地卢氏秉承崇礼教、重诗书的祖训，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先后出过二十六位进士。村人声称，曾经一度卢氏子弟在科场上沉寂了，但是，自从兴建文昌宫后，又见魁星点斗。
吉安的渼陂梁氏开基于南宋初年，那是一个耕读并重、农商并立、文武并举、义利并蓄的古村。那里的建筑装饰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所以，我曾称它是一个被刻刀雕饰的村庄，一个被墨彩浸润的村庄，一个被文字镇守的村庄。
渼陂村中有建于明清时期的书院、书斋多处，名养源书院、敬德书院、明新书院、名教乐地、振翰学舍等，为梁氏四大家族共建或某一房派所建。其中养源书院又名文昌阁，俗称八角楼，三层飞角挑檐，楼高近十六米，曾是文人学士交朋会友、读书观光的胜地。因年久失修，如今已岌岌可危，我几次到此一游，皆不得进入。尽管如此，从外观看来，这座八角楼依然巍峨、气派，站在它的投影里，仰望悬于顶层的阑干，想来遍布全村的楹联警句，怕有许多是儒生们在此凭栏吟得的也未可知。不错，从前族长为考评族中子弟的才学，每到过年时便令各家推举一名子弟到祠堂里写对联，优胜者的作品可雕刻于祠堂内的石柱上，从而流芳百世。明新书院有联云：“明月宫中欣攀桂子，新春雨后好看杏花。”恰好非常生动地道出了置身此中却瞩目于蟾宫折桂、杏园探花的那番踌躇满志。
龙溪文昌阁、渼陂八角楼那样的建筑，超拔于密密匝匝的民居之中，显得突兀且不谐。然而，正因为如此，建筑本身就能以它的高大、它的不凡，轻易地唤醒人们的景仰之情。如果说，许多简陋的福主小庙是以其简陋亲近着人们的话，那么，它则是海市蜃楼般的幻景蛊惑着人们，它把蟾宫杏园折射到耕读渔樵的生活中来了。
民间对文化主神的崇拜，不仅在村落中造就了气势恢弘的建筑，而且渗透在民俗活动中。如正式演出戏曲之前，往往有一种“跳加官”的表演，由一人扮演禄神，身穿大红官袍，头戴白色面具，面具作笑容可掬状，手捧巨大的朝笏，上书“当朝一品”，上场绕几周，然后抱一道具小孩再出场，最后出场则不断展示书有“加官进禄”字样的红色条幅。这是吉祥的祈愿，喜庆的预言。许多地方戏曲都有一出《魁星点斗》，许多地方的傩班也有魁星面具。它们更是为乡村的舞台创造了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神灵形象。南丰大傩班的魁星面具，造型红发白角，鬓如剑戟，火眉豹眼，嘴露獠牙，蓝面纹饰。傩班跳《魁星》，正是为祝愿读书者高中榜首。
有一年正月我在南丰乡间采风，巧遇水北和合寺开光。整个开光仪式分为两部分。上午是跳和合，夜晚才是为和合寺新塑的菩萨开光。我赶到时，和合班弟子正在寺里做准备，神台上林立着大大小小的菩萨，有的被红布严密地遮掩着，香案上供着傩太子和一些面具。和合班弟子先在大殿中拜过神灵，而后分别戴上和合、魁星、傩公、傩婆等面具，各跳了一小段，这大概是相当于“起迎”的简单的仪式。此时，就有一些男女迫不及待了，他们把自己的孩子推到魁星面前，请魁星为之点斗。
随后的正式表演是在和合寺门前宽阔的场地上进行的。从人群后面射进来的阳光落在三面大鼓上，鼓面成了明晃晃的圆。踏着“卜冬卜冬嘎嘎且”的鼓钹点子，首先出场的是四对和合。和合所戴的面具有文像、武像之分。文像平发无髻，号来福，又称来喜，拿木制笔墨，表示求取功名，早登金榜；武像头梳两髻，称来宝，拿五档算盘，祝愿生意顺畅，方方吉利。和合跳罢，魁星出场了。
手持墨斗的魁星，少不了也要握笔的。魁星和那个叫来福的和合，两人所用的道具相似，既有雷同，那么就得赋予它们不同的说法。于是，在这里，和合的笔墨便宽泛地指向了赐福送禄、荣华富贵，不似魁星那么具体地笔点状元。大概正因为魁星点斗的具体可感、伸手可及吧，围观的人群里一阵骚动，只见一些男女拽着、抱着孩子挤到场上来，直扑魁星，一个个满脸真诚。那魁星依然舞之蹈之，却是有求必应。只见它右手执笔，左手捧斗，舞时交叉出手，伸臂撇腿，缓蹲速起，时而拧身俯瞰，勾腿翘脚，以笔注斗，时而立身仰首，伸手运笔，点中试者，那舞姿刚柔兼济，潇洒飘逸。其间，一口气点了一群状元。被拽着的小学生烂漫地笑着，被抱的幼儿则圆睁着好奇的眼睛。这时候的魁星就在人群中间，被真诚的渴望簇拥着；这时候的好运就在魁星的笔端，那么真实地降临于孩子们的额头。
民间戏曲和舞蹈，把存在于人们信仰世界中的神明，还原为一个个戴着面具的人，而面具赋予这些形象以神通广大的神能。也许，因为魁星能够那么亲切地走进人们的心愿，其凶神般的形象似乎也变得慈祥起来。
民间对文化主神的崇拜，总是和风水观念交织在一起。通常，人们建造文昌宫、魁星阁，不仅仅是出于祀奉那些神灵的需要，而且还是为了营构有利于人文蔚起的风水环境。于是，文昌宫、魁星阁及具有文化纪念意义的建筑，往往是一个村庄、一个地方最为重要的风水建筑。甚至，当它们坐落在村庄的水口、与各种庙宇一道关锁着财运和文运时，其祀奉文化主神的意义反而变得不重要了，它们几乎只是预兆人文气象的象征物。
所以，一些魁星阁里并无魁星高照，一些文昌宫里不见文昌坐镇。比如，在宁都的杨依村，坐落在水口处的文昌宫，铺展在山包上，颇为气派，前门、后墙都有“文昌宫”字样为标榜，里面供奉的却是佛教的一些菩萨。大门匾额称：珍溪砥柱，其上竟书有一个大大的“佛”字。内中有一联更是有趣，道：“寺貌庄严云集四方信男善女祷请有求必应，佛法无边不论天涯海角求官问利赐云以福。”所谓文昌宫，已演变为一座佛寺无疑。
据说，此村历史上出过状元、榜眼各一人，探花两人，进士三十三人。如此人才辈出，村人自然要归功于村庄的风水。珍溪八景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风水景观。它们是：二龙戏珠、三鱼护案、金龟胜迹、灵凤古祠、鹤坪乔木、赤水明珠、岗头石鼓、水口文峰。仅仅从文字上，我们也能想象出那些景致的美好了。然而，兀立于村前的一座直径仅为数丈的小山，却是令人费解。此山名“太子坨”，恍若一座巨大的坟茔。我攀上去环顾四周，村庄周边的山形水势、村中建筑的大门朝向尽收眼底，我发现，它其实挡在一些古祠、古民居的门前。这样一座山包，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法，恐怕于风水不利。果然，杨依告诉我，太子坨的来历的确是有说法的，称，当年有堪舆家到此，认为杨依村虽然屏天帏地龙脉涌动，但美中略有不足。于是乎，全村妇女听从风水先生的明示，不辞辛苦地用围裙兜土，硬是在村前筑就了一座小山。这大概就是预兆杨依文运昌盛、官运亨通的象征物了。也是神了，因为山势特异，人们竟认定此村必卧虎潜龙，之后每有官员打此过往，都觉得杨依村中住有高官显贵无疑，于是，都忙不迭地主动回避，武将下马，文官落轿。村人又称，太子坨曾是一位先祖的葬地，他的那一房派子孙发达，每年清明祭青时，官宦的顶带可绕太子坨围上一圈。
然而，风水先生眼里的大富大贵之地，终究还是上演了一场人头落地的悲剧。咸丰年间，村民中有人组织农民起义军“千刀会”，策应太平军攻占了宁都县城，后遭清廷残酷镇压，牵连全村村民蒙受了血光之灾，无数死难者被割下辫子，埋成了一座“辫子墓”。朝廷为严惩“逆寇”，还诏示州府，限令杨依谢氏三年“不得外出求学，不授科名，不准入仕途”。无奈之中，也是不甘，族中士绅为垂训子孙，特创办了一座书院，名“纯青书院”。如今，珍溪边的书院遗址仍在。一座不屈的书院与参差错落于水口处的文昌阁、关帝庙、汉帝庙、七仙庙、真君庙、乩仙坛等建筑遥相呼应。
我在元宵节前造访杨依村，村内屋墙上便贴着正月十一至十五日游神活动的分工安排，这是由神会众理事会决定的。在抬大轿、抬香案、打铳、端香盘、提吊炉等各项分工中，抬大轿的多达十二人。端坐在大轿上的神灵，肯定不会是文昌神。因为，文昌神已化做了太子坨和水口文峰，化做了风水胜地的每一处景观，化做了人们心目中能够唤起美妙联想的形象。
是的，文昌崇拜和魁星崇拜融合在风水观念里，成为人们卜居择址势必考虑的环境因素。一般来说，人们希望面对那些预兆人文兴起的象征物，以抚慰和激励自己。于是，在人们眼里，自然成了有情物。山势龙腾，寓意平步青云；峰作笔架，预兆人才辈出；岩为钤印，象征荣华富贵；水为砚池，可期文运昌盛……寻常的自然景物，因为获得了人的精神寄寓，仿佛灵神附身。人们虔诚地相信，它们就是自己命运的吉祥物。
但是，有时人们也会挖空心思，给自己一个另类的说法。比如，在安福县柘溪村的三角书院里，我便听到很奇特的说法。那座书院坐落在村口长满古柏的古堤内侧，坐南朝北，朝向村庄及其背靠的天屏山。那天屏山群峰耸起，恍若笔架，应是柘溪村的文峰山无疑了。书院的前厅为魁星阁，村人称，从前楼阁上曾置有一面重达一百多斤的铜镜，其讲究是，用来挡住来自文峰山的文运，把它关锁在村庄里，不致外泄。在村人心目中，历史上出过十一位进士的荣耀，便是关锁文运的结果。如此看来，与古堤紧挨着的书院，同时也是一座必不可少的风水建筑了。
既然如此，人们大兴土木，把自己信奉的文化主神请进高阁殿宇之中，也就毫不奇怪了。那些体现了文昌崇拜和魁星崇拜的亭塔楼阁，正是一座座人造的文笔峰。它们做为村庄水口处最常见、最重要的风水建筑，其意义就在于藏风蓄气，牢牢地守护着登科入仕、人才辈出的好梦。就像流坑和婺源的庆源、汪口等许多村庄那样。
不仅村庄需要文笔峰、文昌宫的抚慰和激励，城镇也需要。过去的县城一般都有自己的文笔峰，或建有庇护文运昌盛的文昌宫。新余的魁星阁便被古人誉为“一邑之文峰也”。历史上，它几经更名，多次重建，且每次重建都是由知县大人首倡并亲率民众施工，因为，在他们看来，“文昌阁系渝水文运，不可不建”，阁之兴废，关系到全县人文之盛衰。清康熙年间，知县符执桓在《重建文昌阁记》中动情地写道——
嶒□峭削，屹立乎城东南；其四山之环拱，江流之澄泓掩映，云霞出没，烟光千顷，星日激射而雨雪霏微，变换百端不可以或穷，阁盖尽其胜；予偕诸文学登而落成之，于山见所谓伏者、起者、蹲踞者、昂者、倚者，似虎豹犀象者，似人拱立者；于水见所谓如带如禭者，如绮如榖者，如皓蜺络绎白马者，喟然叹曰：“嘻！文章尽在于是矣！”夫山水英奇，蕴而成文章，士人之翰墨，齐休乎山水，不有散阁，何以汇厥胜？乃进诸文学谕之曰：“宣尼以其圣启万古之道，统梓潼以其神翼百代之文运，共持于不朽。士人克蕴，蓄其道德以发挥乎文章，当必为圣神之所默……”
我之所以把这段文字抄录于此，是因为它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人的主观精神与自然山水遇合时的奇丽景象。山水有形，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而美好的联想总是指向人们朝思暮想的事物，从而披露出强烈的属于过去时代的心灵信息。那么，知县大人和诸文学登阁看到什么呢？在他们眼底，山水都是有情物，是峨冠博带、锦衣华裳，是快马报捷、执笏来朝……种种比喻所要表达的，无非是垂涎于青云直上的人生。
宜春民间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东门笋，南门塔，西门鼓楼洞，北门秀江桥。”其中所说的东门笋，就是文笔峰。文笔峰是一座砖塔，位于城东，形似竹笋。
自唐朝会昌年间，宜春学子卢肇、易重夺得江西历史上第一、第二个状元之后，宜春教育愈加兴盛，学风浓郁，人才辈出，在唐代有三十多人中进士，宋代有五十多人中进士，因而享有“袁州进士半江西”的盛誉。然而，到了明朝，却是科考不利，屡屡名落孙山，有的年份甚至被剃了光头。宜春上下扼腕叹息，焦急不安，那是自然。人们纷纷查找原因，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听信了风水先生，说是袁州府城山之龙脉“自南来，水从东注，层峦叠嶂，非不环拱”，只是“秀江一派泻卢洲尾”，即秀江过卢洲之后朝北流泻，再不环拱袁州城。
为了改变卢洲尾“强抱之脉微，贵砒柱之力峻”的状况，宜春知县、袁州知府召集乡绅及文人学士一起商议，决定在卢洲尾的东南岸水口山麓“建文笔峰镇之”，以“连翩雀起，继卢、易而魁天下”，重振宜春文运。
文笔峰建于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那是一座砖木结构的文塔，造型为圆锥形，尖顶，高三十米，塔基为六棱形。内分七层，盘旋而上，每层都十分宽敞。落成后，当地文人学士纷纷吟咏唱和，抒发胸臆。主持建塔的宜春知县赞曰：“崔嵬者峰，倬彼震方。挹兹辛流，回澜于狂。济济多士，应时其昌。于万斯年，邦家之光。”果不其然，在三年后的会试中，后来成为著名民族英雄的宜春考生袁继咸即得中进士。
文昌阁也好，文笔峰也罢，它们仿佛是一条条警策动人的标语，时时召唤着人们的美好向往；又仿佛是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时时呼应着人们的人格理想；而充满期待的内心，必定是信仰着的心灵，信仰让期待的心灵获得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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