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1月18日—1954年12月25日）

    1 探路和动土

    慕生忠在北京见过了彭德怀，匆匆返回青海，已是天寒地冻。才十一月，就已经天寒地冻了。他在香日德停留了几天，和一直在这里筹备进藏物资的西藏运输总队副总队长德吉金刚商量进藏探路的事，最后决定，由德吉金刚率领探路队火速进藏。探路队有五十峰健壮的骆驼、两辆木轮大车、十条枪、二十名驼工和两名青海军区派来的地图测绘员、一名藏族翻译（青海藏民李德寿）组成。两辆木轮大车不能放空，装了两千斤面粉和一批医疗器械，捎往西藏。

    1953年11月18日，德吉金刚率领探路队离开了香日德。慕生忠一再送行。德吉金刚说慕政委你别婆婆妈妈的，我身边有这么多驼工，我死不了，等我的消息。探路队走向一片茫无际涯的大戈壁。天上老鸦叫，死驼当路标。一路颠簸，向西藏行进。

    接着，慕生忠挑选了二十名驼工，带着记者古洪，乘坐由青海军区支援的一部吉普车和一辆卡车，从香日德向格尔木进发。遇到汽车走不通的地方，就停下来修修补补，往西闯了三百多公里，五天后到达格尔木，找到了进藏的驼队。又过了几天，慕生忠派遣胆大心细的格尔木转运站站长姚凤歧，带领十名驼工，赶着两辆胶轮大车，各载两千斤面粉，再次南上探路。

    1954年1月23日，德吉金刚率领探路队员到达了西藏黑河。包括德吉金刚在内的所有的探路队员都是满身的脏腻、满身的冻疮、满脸的肿胀，好几个人一瘸一拐的，脱掉鞋一看，脚早已是黑的了，赶紧用冰水洗，洗了也没用，冻伤太重，只有截肢了。中共西藏黑河分工委全体人员前去迎接，看到这种情况，都觉得惨不忍睹，好几个人泪光闪闪的。分工委书记侯杰说：你们牵着骆驼，赶着大车，历尽万般辛苦，不仅探通路线，还运来面粉和物资，谢谢你们，也谢谢运输总队的领导和同志们。希望你们尽快向上级反映情况，早日把路修到拉萨。

    德吉金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黑河工委给慕生忠发电报。不久，姚凤歧带领的胶轮大车，也在预想的时间内，到达离黑河三百多里的西藏聂荣宗。发给募生忠的电报说，死了两个驼工，是病死的，伤风感冒，来不及吃药就死了。但路是走通了，两辆胶轮大车坎坎坷坷总算走过了一千多里路。苦等了两个多月的慕生忠直奔北京，他要修路，理所当然要取得中央的支持。而说服中央的依据便是德吉金刚和姚凤歧发给他的电报。德吉金刚的电报中说：大车顺利拉到黑河。沿途地势远看是山，近走是川。山多坡度平，河多水不深，一般不用架桥，用一千人，半年左右时间，修一条简易公路是可能的。

    但是慕生忠和德吉金刚的理由并不能说服所有人。在西宁募生忠便和人吵起来，那人的官儿比他大，觉得有资格指责一个拉着数万骆驼搞运输的人：中央给你们的任务只是运粮，你现在要修路，那叫不务正业，路不是你修的，你也修不了路。慕生忠说咱谁也不要去做磨房里敲一鞭子走两步的懒驴。我能不能修路，你说了不算。他立马前往北京。但慕生忠没想到，接踵而来的是更大的失望：北京并不支持他。在中央交通部公路局局长的办公室里，他的想法被对方坚定地拒绝了。局长告诉他，木轮大车也好，胶轮大车也好，都不能代替正规的科学考察，修建青藏公路还没有可信的资料作依据。康藏（川藏）公路已经修了三年，离修通还远得很，而且越修越难，每公里的费用已经达到几十万元。抗美援朝三年战争，国家耗资惊人。我们的财力十分拮据，哪儿都等着用钱。关于修筑青藏公路，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会考虑，第二个五年计划也不可能安排。这就是说，至少十年之内，青藏公路只能是说说而已。慕生忠说西藏的粮荒怎么办？我们已经没有多少骆驼可以运粮了。局长说现在要解决内地连接西藏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全力以赴修筑康藏公路，而不是分散财力物力搞别的公路。慕生忠知道这个壁是碰死了，任何争辩都不解决问题，但他还是把该说的都说了。他说我也希望康藏公路早日竣工，但我是从西藏出来的，走的就是正在修筑中的康藏公路，那里的情形我看到了，耗费巨资事小，要紧的是它就是修通了，也不可能长年畅通，公路沿线地质条件不好，天天有山崩，月月有塌陷，只要下雨就会出现泥石流，一堵就是几个月，遇到战争，几颗炸弹丢下去，路就会瘫痪。你想一想啊，路都在山崖上，在水边上，既不能绕，也不能钻，堵死就没救了。不像青藏高原，辽阔，平坦，这里不通往那里修，到处都是路，人一走车一走，时间一长就是路了。公路局长说康藏公路已经修到今天，它就是往天上走我们也得修了。你还是回去想办法多运些粮食到西藏吧。

    慕生忠的修路计划受挫，但并不意味着他会放弃修路的愿望。他离开交通部，再次求助于国防部长彭德怀。彭德怀支持了他，同时支持他的还有正在北京开会的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将军和副书记范明将军。彭德怀在国防部长办公室里说，整体方案应该是全线修通格尔木到拉萨的进藏公路，但这么大的工程目前还不能纳入国家计划，要是一下子提出来，谁也不会相信，还没等你说完就把人家吓跑了。现在要瞒下一大块，只说从格尔木修到昆仑山的可可西里，全长六百华里，请求拨款三十万元。等你们修到可可西里，再说下一步的话。他又指示西藏工委的张国华和范明，立刻起草要求修路和拨款的报告，由他转呈周恩来总理。彭德怀又做了些什么工作，细节无法查考。报告转呈后的第三天——1954年3月23日，周恩来、邓小平以及中央军委批准了修筑青藏公路格尔木至可可西里，并通知财政部拨款三十万元修路费给西藏。三十万元，不是个大数目，按当时康藏公路的造价计算，这笔钱只能修三华里。彭德怀体贴部下的难处，在国防部长的权限内，从西北军区拨给慕生忠一千五百公斤炸药，三千件工兵铁镐，一辆配有司机和修理工的军用吉普车，十名工兵。然后问他还需要什么？慕生忠说修通道路，汽车轮子比木轮大车更有说服力，而且筑路的后勤保障又是骆驼难以胜任的，能不能给我十辆美制的十轮大卡车？彭德怀同意了，也从西北军区调配。

    慕生忠立马返回。路过西宁时，他向青海省副省长张国声借一万株树苗。张国声当即送给他三万株，装满了十辆十轮卡，开往格尔木。从西藏运粮回来的驼工，在格尔木整修期间，栽起了最早的树，人称将军柳，开出了第一块田园，人称二十七亩园，后来又砌起了第一排窑洞——十八间窑洞，第一座简易的青砖双层楼——将军楼，还有望柳庄、望柳池等。驼工们哪里能想到，他们是一座城市最初的建设者。由于骆驼大量死亡，很多驼工已经无驼可拉了。慕生忠挑选了一千二百个身体强壮的，编成六个施工队，每队配备一百峰骆驼，作为修路的后勤保障。慕生忠做动员时说：龙多不治水，怕死怕苦的人，一个也不要。驼工们说不怕死不怕苦的人，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出生。我们是可怜骆驼，只要骆驼不再往西藏送死，让我们干什么都行。

    修路没有技术人员不行。慕生忠想起了一个人，他叫方晋升，是个修过路的，曾经随同先遣支队进藏，考察青藏地理，后来去了内地，听说在陕西阎良机场担任工程师。慕生忠通过西北军区函调，要方晋升火速前来主持青藏公路的勘测设计。这时候从部队来了一批干部，大部分是1949年以前投降共产党的国民党军队营团师级军官，他们在内地的日子不好过，自动来参加进藏运粮。慕生忠把一部分留在了筑路队，让他们分别担任了六个施工队的队长和各个小队的队长。留在筑路队的还有几个解放军干部，有一个叫成延生的死活不干，他说凭什么要我修路？这是劳改犯的活，就该让他们这些国民党这些专政对象去干，别忘了，我是共产党员。慕生忠知道了，吼道：让共产党员给我滚蛋。成延生离开了格尔木，他写信给青海省委和西北军区，状告慕生忠阶级路线不清、重用旧军官、丧失立场、招降纳叛，立刻招致远在城市里享福里那些人非议纷纷。慕生忠从驼工和骆驼的关系中受到启发，知道向西藏修路需要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而不是斗争。面对驼工、国民党投降人员和一些解放军官兵组成的筑路队，他常说着一句那个时候的人谁也不敢说的话：既然人和骆驼都是平等的，人和人就更没有高低贵贱了。我们都是人，面对将来，不管是谁，都是平等的。

    对工程师方晋升来说，青藏公路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1935年夏季，他从福建工业专科学校公路系毕业，不久就成为西北公路局年轻的工程师，参加了西北所有公路新干线的修筑工程。1943年，国民党政府开始修建青藏公路，他和国民党元老林森的外甥陈孚华一起负责工程技术，炸飞的碎石崩瞎了他的右眼。他换上假眼珠，坚持留在工地。但这条青藏公路只从青海西宁的大河坝勉强修到了玉树的黄河沿，还没摸清楚从哪里进西藏就为止了，仅仅一千华里。主持修路的军阀马步芳大量贪污筑路经费。被征调的两万多民工无偿劳动，饿死的、累死的、病死的、折磨死的，迹近过半。竣工的彩车陷在黄河沿的泥淖里，整整十天，最后用数十头牦牛拖了出来。1948年，青海省政府不得不在年度工作报告中宣布：青藏公路废弃殆尽。方晋升拿着三个月薪金的遣散费离开青海，托人在甘新公路上谋了个养路段代理段长的闲职，聊以糊口。1949年以后，他被召进西北军政委员会，先是参加班禅进藏先遣支队到了西藏，后来又应召去了陕西阎良机场，正忙于跑道修建的时候，一纸调函来到了他面前，青藏公路又要上马了。

    方晋升接到调函，连夜回西安，不顾亲朋好友的劝阻，打点行装，匆匆启程，辗转颠簸半个月，来到了青海格尔木。青藏公路即将动工，方晋升愕然不知所措。他绝没有想到，要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修一条路，竟然连一个正规的测量队、工程队都没有。他熟悉西藏的情况，理解这种不合常规的做法完全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但修路是工程，得符合科学程序，不能什么也没有，就要修路。他摇摇头，什么话也不说。慕生忠说当按照常规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只好打破常规了。你也是参加过进藏驼运的，比起驼运来，修路是最科学最长远的办法，先干起来再说吧。方晋升说你具备了什么条件你就要开始施工？慕生忠说我的家底是一千二百名驼工，一千五百公斤炸药，十名工兵，六名陕北石匠，三十万还没有到位的筑路经费，还有你，你是我们的宝啊。方晋升说就这么一点家底，都应该是宝啊。慕生忠说那你就是宝中之宝。方晋升苦苦一笑，意识到自己既然来了，就只能跟着蛮干了。

    接着就迅速敲定了特殊状态下的可行性方案：力争快速，先求粗通，以通车为关键，以能经受载重汽车行驶考验为竣工验收标准——车载量五吨，时速二十公里。根据这个标准，在一年之内，全面修通格尔木至拉萨的简易公路，全长可能是一千四百公里。

    遗憾的是国家总理周恩来批准的三十万元筑路经费，迟迟没有下发。财政部说已经拨给西藏了，西藏说拨下来的不是筑路经费。就这样扯皮着，慕生忠说要想办成一件正事，怎么这么难啊。要不来钱索性不要了，修路是不会放弃的，无非是苦字上再添一层难罢了。好在筑路员工还都是西藏运输队的编制，可以继续在驼运的名义下领取一点给养和经费。为了凑齐总队解决不了的筑路工具，慕生忠派人向青海省求援。一批崭新的铁锨、十字镐、畚箕运来了，还有急需的油料。青海方面表示，对筑路用的汽油、柴油随时供应，需要多少给多少。

    1954年5月11日，青藏公路正式开工。

    人们记得这是一个蚊群肆虐的早晨，所有人都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棉军装，面前是一座长满白茨和红柳根的沙丘。沙丘转眼不见了。

    2 青藏公路的诞生

    （总工程师的记忆）

    至少有五个人向我说起过青藏公路诞生的经过，但我发现，这些健在的过来人都把我看成了报纸上吹喇叭的文字匠，因此夸饰和自傲便成了他们配合我采访的基调——我们战胜了缺氧，战胜了唐古拉，战胜了一切，我们的生命在艰难困苦中发光。等等等等。只有青藏公路初建时的总工程师方晋升是例外的。我喜欢这个例外，理由很简单，方晋升是一个筑路专家，他的作风就是求真求实。

    方晋升说修路是快速的，也是粗糙的，简易到不能再简易，但也只能这样，在那种情况下，西藏需要的不是一条有级别的路，而是一条救命的粮食通道。1954年7月30日，青藏公路格尔木至可可西里段完工，十辆装载粮食的十轮卡驶上了这片无人区。慕生忠看到周围有五道起伏平缓的山梁，就说：这里就叫五道梁吧。慕生忠在五道梁向北京发了电报——彭总并转中央：我们的汽车已经开上可可西里，正在乘胜前进。八十天修通了三百多公里，路面的标准是能安全通行载重汽车，平原和丘陵地带，能走汽车的地方修平夯实，每隔五十米做一个路标，路基宽度不少于六米，一般不修桥涵，选择河宽水浅、河床坚硬的地方作为过河点，或者以野生红柳编篓装石，填堵流水，迫使河水改道，或者用填石夯实的办法修成引水桥。

    我没见过这样修路的，也没听说过这样的速度，要知道这是在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这里根本就不是人类生存的地方。八十天里，工程越过了万山之祖的昆仑山，通过了号称西藏咽喉的天涯涧，涉过了长江上游的楚玛尔河。从格尔木算起，每向前一百公里，海拔就升高一千米，缺氧度增加百分之十。我们把工程队撒在一百到两百公里长的工区里，没有严格的施工线路，只能认定进藏的方向，选择平坦的地方往前修，炸药短缺，能省就省，根本不敢碰石头，只能用钢钎和大锤凿开坚硬的泥石沉积层。光在昆仑山脚雪水河两岸的陡壁上开挖那条宽八米、长二百米的慢坡公路，六百驼工就不要命地拼了七天七夜。七天七夜下来，损失了一大半工具。我看到满地都是沾满血迹的断镐把、震裂的铁锨头、弯曲的钢钎，看到那些驼工受了伤疼得龇牙咧嘴还要拼命干的样子，心想这就是驼工哪，就是敢死队员哪，怪不得慕生忠几乎什么都没有，就敢修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他有这些人就够了，这些人跟骆驼是一样的，命掉了也不会说个不字。我寻思路上要是有个坑，只能用驼工们的身体填平，驼工们也会干的。

    筑路队的伙食连一点油星都没有，顿顿都是白水煮面片。开工二十天，就有九十个人得了坏血病和夜盲症。慕生忠从格尔木二十七亩园中调来了叫作天鹅蛋的小水萝卜，每人一天发四棵，补充维生素。小水萝卜没有多少，很快就吃完了，再说一些奇奇怪怪的高原病也不是吃几个水萝卜就能消除的。有一天，有个驼工眼睛突然看不见了，接着好几个驼工都变成了瞎子。赶紧安排骆驼往格尔木运，走到半路上有一个就死了，好像是自杀的，他说咱无爹无娘无儿无女，瞎了谁照顾咱？咱不如死了，和这个苦焦的阳世也就断了。慕生忠后来发明了一套理论：人要适应高原环境，必须吃高原野生动物。他命令各队成立狩猎组，猎食野羊。也算是野羊救了大家的命，驼工们时不时地有肉吃，体质增强了，病也就少了。但这也成了猎杀野生动物的开端。有人说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的灾难是从修建青藏公路开始的，这话是符合实际的。我那时就想，等路修成了，就有人专门来打猎了。

    我是总工程师，我的全部仪器仅仅是一个小罗盘仪、一个曲算表和一把计算尺，有时候又要打弯道又要定坡度，仪器分配不过来，我们就用木杆绑成汽车长宽的形状，几个人抬着比弯度，费尽了苦心，这样的测量世界筑路史上是没有的。至于通讯手段，那就更落后了，基本上采用土堆里埋纸条的办法，同后面的施工队保持联系。修通天涯涧时我们只有三天期限。我带着十个工兵，六个陕北石匠，用九根九米长的的东北红松和少量的钢筋铅丝，再加上砌石，架起了十二米长的天涯桥。慕生忠看了说：这是天下第一桥，最高，最省，最快。

    慕生忠是共产党里的实干家，不像那些光耍嘴皮子的人，什么也干不出来，整天就会汪汪汪地咬人、整人。那时候慕生忠天天泡在工地上，什么活儿都干，反正只要他在场，驼工就没有偷懒的。一听说慕政委来了，大家都你争我抢的。晚上在帐篷里给干部开会，一边说话一边拿根缝被子的大针，缝他脚后跟上裂开的娃娃嘴，还说缝出了经验，一点也不疼，谁要是有了娃娃嘴，也请他来缝。修昆仑山那一段时，他拉肚子怎么也止不住，装了一兜子中药丸子，不行了就嚼一丸。他是个一点也不讲究的人，困了不管谁的黑被窝，钻进去就睡。天涯桥落成试通车时，十辆满载面粉的十轮卡等在桥头，他把我拽下来，自己钻进了驾驶室，跟着第一辆卡车过了桥。他就意思大家都明白：桥塌了我用生命负责。他这样不怕死，驼工们还能说什么。过了纳赤台，沿着河边修的那段公路，测量队担心洪水冲垮路面，划定的路线是个大弯道。慕生忠到那里看了一下，命令施工队放弃弯道，紧靠河边直线修过去，节省了五天的时间。后来我知道了，给他发了一通火：有你这样不尊重科学的么？你这是光要速度不要质量。慕生忠从河滩上折来一截红柳，让我一层层剥开，数一数有多少层。我恍然大悟：一层树膜就是一年，我剥下来了五十层，就说明这树至少活了五十年，也就是说至少有五十年这条河里没有洪水冲上滩来。路面高出河滩一米多，那就更不存在洪水的威胁了。这事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觉得这个人除了实干、苦干，还会巧干。1957年12月9日，在中南海听取汇报的毛主席，也对慕生忠的做法大加赞赏，说：这是向大自然做调查研究，科学，科学。

    慕生忠爱喝酒，喝了酒就唱歌：纵跨群山巅，横渡江河源，山高欲摩天，地阔不见边。昆仑山上号角鸣，铁骑扫破雪山峰。这是西北野战军进军青海时，一路唱的军歌。他有时候也胡诌一些诗：楚玛尔河血似鲜，缓缓流水漫无边，你是万里长江最上源，你从世界屋脊流到大海边。在筑路最困难的时候，他双手合十，面对西藏念念有词：布达拉宫的佛爷，保佑我慕生忠修路顺利，一路平安。他甚至拾来一截磨断的镐把，像个恶作剧的孩子，用烧红的铁丝在镐把上烙出这样一行字来：慕生忠之墓——X年X月X日于青藏公路。

    通车五道梁后，慕生忠既兴奋又着急。公路的终点不是可可西里，而是布达拉宫，如果不能在十月底前越过唐古拉山，就会陷入大风雪的困境，那时候就难了，路修不成不说，可能连命也保不住了。7月30日当晚，慕生忠召集干部会议，做出继续修路的部署后，连夜下山，赶赴北京请求支援。他刚走不久，前往北京参加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藏工委副书记范明的陪同下，骑马路过五道梁。住了一夜以后，他们改乘汽车，作为青藏公路的第一批客人，一路疾驰而去。

    慕生忠忐忑不安地来到北京，直奔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办公室。让彭德怀吃惊的是，慕生忠是在没有拿到一分筑路专款的情况下把路修上昆仑山，修到可可西里无人区的。彭德怀说家大人杂，什么人都有，什么掣肘的事都能发生。我们党历来如此。慕生忠说：彭总，我们的路还在往前修，可是……彭德怀打断他的话说：钱的问题不要多说了，暂时不用给总理打报告，需要多少钱，先从军费里借给你。彭德怀的秘书示意慕生忠：多要实物少要钱，要实物省事。慕生忠心说钱是必不可少的，再没有就支撑不下去了。他要了两百万元经费，又要了一百台汽车和两个工兵团。彭德怀批了钱，又指示兰州军区解决工兵团和汽车的配给，然后对慕生忠说：你只管往前修，再遇到什么困难就直接来找我。先不要张扬，等青藏公路修好了，我们要写一本大书报道它。慕生忠的北京之行解决了大问题，他高兴得一夜不眠，第二天就往回赶。

    1954年9月20日，我们进抵唐古拉地区。唐古拉山是青海和西藏的交界之山，万里长江的正源，大部分山脉都在海拔六千米以上，其中主峰格拉丹冬海拔为六千六百二十米。公路选定通过的山口海拔也高达五千七百米（当时煮沸式测高表的测度），所有的施工区都在永冻的雪线之上。慕生忠说决一死战的时候到了，要么路往前走，要么人就在这里上西天，退路是没有的。驼工们已经遍体鳞伤，疲惫不堪，几乎支撑不下去了。但驼工们更清楚，现在只有唐古拉山上还有运输总队的死驼丢下的粮垛，后面的路上什么也没有，只有雪灾，也就是说停下来是死，往后退是死，只有往前修，还有生还的可能。在这种破釜沉舟的局面下，很快出现了死亡，是饿死的，不是没有吃的，而是不想吃才饿死的——天天都是盐水煮面片，他已经没有食欲了，强迫自己吃，吃了就反胃，就吐，吃了一星期吐了一个星期，结果就死了。慕生忠说这是一个警告，如果我们不赶快把路修过去，就会在这里死得一干二净。

    六个施工队一千多人，集中在山顶三十公里的地面上劳动。天低云厚，终日降雪，越冷空气越稀薄，风吹得人站不住，帐篷被连根拔起，掀到云彩上面去了。山顶布满石崖石坎，必须打眼放炮，必须用洋镐刨，用钢钎撬。人没有力气了，个个脸色乌紫，嘴唇裂烂，浑身鼓胀，抡上几锤，就软绵绵地累倒了，不敢停，爬起来再干。人不是人了，是一架自动的风箱了，呼哧呼哧地喘。冻伤把人的皮肤变成了硬块，又变成了脓水，夜盲症又开始蔓延。工具磨损严重，驼工们只好用手扒冻土，扒石渣，满手都是血，是冻成了冰的血。我们这几个搞技术的也都去搬石头。畚箕和柳筐用散了，我们就学着驼工的样子，脱下了皮袄，一皮袄一皮袄地兜着运土。所有人的皮袄都磨碎了，驼工们仔细捡起来，垫进了磨透的鞋底。我是惟一的工程师，我已经十几次晕倒了。我的牙齿脱落了八颗，残剩的左眼也因为气候恶劣和劳累过度，视力迅速衰退着。我瘦得就剩下一具骨头了，风一吹就倒。有一天一个姓韩的驼工累死了，死的时候满脸的冻疮都溃烂了，嘴唇黑紫，肿得就像两片鸭子嘴，磨破的毡靴里垫着羊毛和烂草，羊毛和烂草里渗透了血，都结成硬块了。我们埋葬了姓韩的驼工。慕生忠说这个地方就叫韩滩吧。我记得韩滩上到处生长着一种绛红色的野草，就像满滩的血，就像我们大家的血都流了出来，就像死了的驼工和骆驼骨肉都不见了，只把血留在这里了。

    劳动强度已经超过了生命的极限，工程进度十分缓慢。我们都感到人马太少了。想想人家康藏公路，尽管同样艰难险恶，但那里人多，死了一批还有一批，光雀儿山顶十四公里的路段上，就撒开了一万多人，还有从苏联和罗马尼亚进口的机械，一次爆破的炸药比这里所有的炸药都要多，有时炸药供不上，就用成箱的炮弹代替。更重要的是，康藏公路得到了全国的支援，鞍山、重庆的钢材机具，成都平原上的大米白面，天津的帐篷，华北和西北的皮衣、被服、鞋袜，上海等地的罐头和海菜，天天都在运往康藏公路。后来我知道，在修建还没有完工的时候，运到康藏公路的物资就多达两万七千多吨。怪谁呢？谁都不怪，这里不是国家的重点，国家没有安排你修路到拉萨，名不正言不顺，你自己硬要干，就只能由自己承担一切。我们只能急切地盼望运输总队大本营的支援，尽快按预定数目送来皮衣、毡靴、手套、药品、工具、燃料。已经十万火急地发了好几封电报了，怎么还没有动静？这可是生死关头啊。慕生忠天天派人去山下迎候，没想到，代替给养出现在唐古拉山的却是一纸电文：西北局工作组到达运输总队，追究骆驼大量死亡的责任，要求慕生忠火速回总队做检讨。电报被慕生忠揉成一团，扔在了雪地上：这些家伙还是人么？让他们骑着骆驼来唐古拉山，我在这里给他们检讨。他强压怒火，回电：工程紧张，不能回去，一切责任由本人承担。工作组不吃他这一套，更残酷的局面，更沉重的压迫，接踵而来，他们直接电告慕生忠：筑路人员所需物资，应由修路经费自行解决，运输总队再不负担这项开支。这就是釜底抽薪了，一下子显出了整人者的阴险和老辣。慕生忠看了电报，气得就说了一句话：日你妈。

    蛮横的权力突然断绝了一切供应，我们都感到完蛋了。我们是用鲜血淋淋的双手，牵着公路在生命禁区的冬日大雪中爬行蠕动的一群；是被那些不顾驼工死活的老爷们，遗弃在天涯海角的叫花子。我们想不通，同样都是共产党里的人，为什么他们就要这样残忍地整治我们？更想不通他们这样的人居然也是领导干部。慕生忠眼睛都红了，冲到工地最高处，脱掉大衣，和驼工并排抡起大锤，一口气抡了八十下还不松手。有个老驼工慌了，哭着喊道：快拉住慕政委啊，挣死了他，我们这些人怎么办？这个地方只要吐一口血就完了。慕生忠没有吐血，等他抡锤抡到九十下的时候，他扔掉了十八磅大锤，让人叫来了报务员，命令道：向彭总发报——万万火急，经费不足，再借二十万。彭德怀立刻回电：所需经费，如数拨给。其实这急电追借的二十万元经费根本不可能解决眼前的危机，慕生忠要的不是钱，要的是一种声音、一种支持，回电是发给运输总队，再由总队转发慕生忠的，这就等于告诉要他回去做检讨并掐断了他的经费和给养的西北局工作组：修路是中央支持的，是国防部长支持的。乌纱帽最怕的还是乌纱帽，他们还想怎么样呢？深通官场其妙的慕生忠用一封电报打击了他认为是官老爷的那些人（这种打击让慕生忠日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些人只好暂时放弃迫他回去的打算。就这样，慕生忠从彭德怀那里获得了一种感情和精神上的援助，顿时就力量倍增。路，又开始往前延伸了。他派出小分队，带着筑路队仅剩的全部资金去唐古拉山南藏区，购买牛羊肉和用作燃料的牛粪。又电令已经从兰州军区出发的工兵团和一百辆汽车，火速向唐古拉增援。

    最苦的还是驼工们。援兵不能立刻到达，而他们又不能等待，等待只能是加重苦难和加快死亡。慕生忠说干，不干就是死，干就是活，要死要活大家心里很清楚。真的有人死了，他有点发烧，躺在帐篷里喘了两天就死了。慕生忠带人埋葬了死者，对大家说：不能躺着，这个地方躺着就憋死了，还是要活动，要干。说完他就去干活了。我们这些人也都去干活了。驼工们都来到工地开始干活了。工具不够，我们就把所有扎帐篷的铁钉拔出来凿土，再用衣服兜着运走，反正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该出的力气都出了，该死的人都死了，剩下的就是活着，然后掘土，然后搬开障碍，然后填平坎坷，然后朝前延伸。路，终于从唐古拉山的青海这边，延伸到了唐古拉山的西藏那边。

    1954年10月20日，风雪弥漫的唐古拉山巅突然归于寂静——金属和岩石的碰撞停止了，人的劳动、人的喘息停止了。破衣烂衫的人群，蓬头垢面的驼工们，互相搀扶着站起来，伫立在山巅，充血的眼睛，嘶哑的喉咙，龟裂的皮肤，扭曲的身形，我们什么声音也没有，一千多个人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风声，雪声，雪花落在身上、地上的飒飒声。过了很长时间，慕生忠才说：我们过来了，我们到达预定地点了。就在这时，有人歪倒了，接着更多的人歪倒了，歪倒在地的十几个人中，有人被扶了起来，有人自己又摇摇晃晃站了起来，还有几个人，好像是五个，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哭声，有两个在哭声前死去；有三个在哭声中死去。看到了死人的驼工在哭，没看到死人的驼工也在哭，都哭了。毛主席后来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不全面的，有了人，还必须不要命，不要命才能创造奇迹。那是一个不要命的时代，青藏公路是不要命的奇迹。

    慕生忠亲自起草电报，立马让报务员发出去——彭总并转中央：我们已经战胜唐古拉山，在海拔五千七百米（煮沸式测高表的测度）以上修路三十公里，这很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现正乘胜前进，争取早日到达拉萨。

    唐古拉山能修通，意味着青藏公路已经稳操胜券。彭德怀当即把电报交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马上通知中央交通部。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就此打开了。五天后，中央电贺青藏公路“创造征服唐古拉山的人间奇迹”。青海省党政军慰问团，携带物资，冒着风雪赶来筑路工地。他们告诉我们：为配合青藏公路由西宁通车到拉萨，青海省准备投资近三十万元，组成精壮劳力，在中央交通部的配合下，突击抢修从倒淌河到格尔木（旧青新公路路段）的七百二十公里的路段。中央交通部慰问团同日也到达筑路工地。接着，西藏慰问团也到了。

    修通唐古拉山的第二天，慕生忠带着一千驼工，一路缓坡而下，三天后越过陶尔久山，直走安多。然后沿着怒江上游，朝着黑河敷设而去。为了不耽误时间，驼工们都是乘车先到前面的地段投入施工，而驼运帐篷的骆驼队往往滞留在后。很多个夜晚，驼工们都是在风雪中露宿荒野的，冻死的驼工就像石头一样坚硬。兰州军区派出的一个五百人的工兵团和一个汽车团终于赶到了。从此，公路以平均每昼夜十五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二十天后的11月11日，一队最有驼运和筑路经验的驼工最先进入西藏北部重镇黑河。这时候我们意识到，从开始修路到现在，刚好六个月。慕生忠那个当初被交通部否定的计划是：用一千多人，半年左右时间，修一条简易公路。现在，这个计划，不，它其实不是个计划，它更像是预言，十分巧合地实现了。只是，在当初的计划或者预言中，没有考虑到牺牲，人死了那么多，用于筑路后勤保障的骆驼仍然在一峰接一峰地死去，差不多可以说，这是一条用生命和伤残的肢体铺出来的路，是骆驼以及骡马牦牛用血肉和骨头铺出来的路。

    修筑中的青藏公路很快从黑河（今之那曲）探伸而出。这是11月13日，我们看到藏北高原地势坦荡，山高不险，而且有驮牛走出的便道引导方向，比起我们经过的山原，路是好修多了。驼工们挖高填低，夯实路面，十天又前进了二百六十公里，23日到达冈底斯山脉的羊八井石峡，这儿离拉萨的直线距离只有一百多公里了。慕生忠派出数百名驼工挤过石崖的缝隙，先去修筑进拉萨的最后五十公里，让兰州军区派来的一个工兵团和拉萨方向来的另一个工兵团约一千人，两面开工，用空压机、钻孔机和黄色炸药，打通封闭了万万年的三十公里羊八井石峡。12月14日，羊八井石峡终于凿穿了，最后的路面很快铺好了。12月15日下午2时，近百台十轮卡车满载着骆驼交给它们的粮食，开进了圣城拉萨。没有不哭的，我们这些修过青藏公路的人，没有不哭的，都哭了，也只有哭了。好些人想起了死去的人和骆驼，号啕大哭。

    我们来到了拉萨，我们把路修到了拉萨。七个月零四天，修出了一条一千二百八十三公里的横跨世界屋脊的路。汽车开过来了，粮食运过来了，虽然我们那时并没有想到这条路在以后的年月里所起到的决定西藏命运的作用，但也感到我们做了一件对西藏对中国对亚洲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而对我们自己来说，对每一个驼工来说，我们惟一庆幸的就是：我们没有死，我们终于还活着，我们还能哭，我们到了拉萨。

    我们在等待——修通唐古拉山的时候，中央在贺电里明确规定：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修到拉萨，共同举行通车典礼；如果康藏公路先通，可以单独举行庆典，如果青藏公路先通，不得先举行通车典礼。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心里不高兴。为什么要厚此薄彼？难道我们的努力还不够？我们的牺牲还不够？难道我们修通了青藏公路仍然是名不正言不顺？后来也就想通了：康藏公路是国家重点工程，投资巨大，声势浩大，早传的国际上去了。十一万筑路官兵和民工，苦修五年，挖掘路基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了一条十五米宽、三米深、一千三百多公里长的大运河，开出的岩石可以在这条运河两岸垒起一道四米高一米厚的堤坝。三千名官兵失去生命，更多的人重伤致残。耗资惊人，例如从太昭到拉萨这段只占全程十分之一的路上，光给藏族民工支付工资和供应物资，就达到五百五十三万六千多块大洋，等于这条路是用大洋铺起来的，康藏是用银子接通的。（康即西康省，以后撤销，大部分地域并入四川，康藏公路也就改称为川藏公路。）

    1954年12月25日。上午10点40分，在拉萨河大桥，西藏工委领导张国华将军为康藏公路通车剪彩。11点15分，在布达拉宫西侧，张国华为青藏公路通车剪彩。12点整，从两条公路上开来的三百五十辆满载筑路人员的汽车，在布达拉宫前会师。穿着黄色礼服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服装艳丽的男女市民，列队而来的藏军，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的喇嘛乐队，拉萨青年歌舞队，都来了，有了雄浑的音乐，有了狂歌狂舞。哈达到处飞，人人有一条，搭在脖子上，我们笑着，好像我们这是修路以来的第一次笑。下午1点，庆祝康藏、青藏公路通车的大会，在布达拉宫前开始，响起了军乐和礼炮。三万多名到会的人肃然而立，向在修路中牺牲的人表示哀悼。达赖喇嘛从北京发来电报：这不仅是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奇特的壮举，同时也标志着毛主席的光辉胜利地普照着整个西藏。班禅额尔德尼从北京发来电报：这两条公路的修成和通车，所经历的艰险和困难，不仅在中国，而且就在全世界来说也是稀有的。在拉萨庆祝大会的同一时刻，作为两条公路起点的四川省雅安市和青海省西宁市，分别也有三万多人集会，欢送近二百辆满载米面、茶叶、百货、汽油等急需物资的车队，奔向拉萨。这个时候，就要过六十一岁生日的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展纸狂草：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我们没有想到，慕生忠也没有想到，国家没有一分钱的正式投资、从国防部长那里借钱、受到众多非议的、冒着风险修起来的青藏公路一下子成了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亮点，世界也为之注目。据路透社1954年12月28日消息：共产党中国动用十万工程部队，花了几年时间，秘密修通了从青海到拉萨的近一千二百公里的战略公路。在当时和以后的好多年里，像这样夸大其词的消息，满世界到处飞。

    3 遗忘了的旧军官

    青藏公路通车典礼的前一天，慕生忠接到一份来自格尔木的电报：我们已于12月22日上午11时到达格尔木。敦格路段胜利开通。发电报的人是齐天然。12月22日，正是齐天然和慕生忠约定的日子。

    以格尔木为起点，向南修通青藏公路的同时，向北开辟格尔木至敦煌的公路，把青藏公路同兰（州）新（疆）铁路连接起来。这是慕生忠的整体规划。如果能够实现，未来青藏公路和西藏急需的大量汽车燃料，便可从玉门通过敦格公路直接运来，比从西宁运输缩短了一千公里。慕生忠把这条公路的修建，交给了齐天然。

    齐天然是个老军人，最先是老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后来又是国民党胡宗南部的少将师长，延安陷落时，他是延安保安司令，曾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过接触。他父亲是陕甘宁边区有名的大地主齐阎王。1949年，他在四川率部投降，随解放军来到西北。1951年他参与了班禅返藏的驼畜收购和雇佣；1953年他被调进西藏运输总队，负责筹买骆驼。他利用自己在陕甘宁地区的各种关系，在短期内为总队买到或雇到两万多峰骆驼。后来又担任了可可西里转运站站长，在条件恶劣的高山荒野组织粮食转运。当筑路驼工涉过沱沱河，遇到雨雪，路断粮绝，只能以草原鼢鼠充饥时候，齐天然派人给不肯借驮牛的藏族头人送去了一封亲笔信，藏族头人连夜飞骑召集牧民，驱赶五百头牦牛为筑路驼工运粮解危。齐天然是西北通，又略通藏语，到转运站不久，就和周围草原上的藏民有了这样的情义。

    1954年9月下旬，青藏公路已逼近唐古拉山，慕生忠回身找到齐天然，说：有一件事情，没有胆量的人不敢干，我想交给你，你干不干？齐天然说只要是你交给我的，有没有胆量我都得干，你说吧，什么事？慕生忠说这件事情就是把公路从敦煌修到格尔木。齐天然想了想说：行，那你就交给我吧。慕生忠说丑话说在前，我没钱没人，我只有要求：只能进不能退。齐天然用比慕生忠更加豪迈的口气说：我就不信修不成。我修到哪儿修不动了，就死在哪儿，钉个木橛子做记号，你再派人从那里接着修。慕生忠说你死了我给你立碑，但有一条，我把路修到拉萨的那一天，你的路也必须修到格尔木，我等你的电报。齐天然说一言为定。路没修通前，不见电报说明我还活着，你就一心往拉萨走。两只盛酒的瓷碗一声碰撞，一条路的修建就这样敲定了。

    齐天然只带了四个人，经西宁到兰州，搞到两辆破旧的捷姆西，修修补补，开到敦煌，已经是十一月初了。他带着从当地招收的四十个民工，边探边修，向格尔木进发。寒风凌厉，滴水成冰，大戈壁一任荒凉，开工不到一星期，两个民工就偷偷地溜了。齐天然对大家说还有谁想走，现在就走，不走的，我老齐拜他为兄弟。没有人再走了，他兄弟长兄弟短的。路很快修到了当金山下。在通过大石拥堵的阿克赛谷地时，没有炸药，他们用掘坑埋石的办法，在冻土层上挖了六天，把挡路的一百多块大石头埋进了地下，汽车才缓缓通过。到了大柴旦，到处都是芦苇荡。他们用铁锨在一人高的茂密的苇丛里砍出了一条路，砍到后来，铁锨卷了刃，手都不听使唤了，锨柄上和芦苇中到处都是甩出来的血。齐天然说幸亏这样开出来的路只有二十多公里，再要是多一点，民工的血肯定就要甩尽了。当路修到格尔木以北七十公里处时，闻名世界的察尔汗盐湖横挡在面前。古今中外没有在盐湖上修路的先例，人所共知的常识是：土质含盐百分之十以上就不具备筑路的条件。齐天然想：百分之十不行，那么百分之百呢？他用脚跺着盐湖，发现数米厚的盐盖是世界上最坚硬的路基。他说咱就修一段盐路吧，这么硬这么厚的盐地上不能行车，我就不信齐了。盐湖上布满了溶洞，他让民工从别处撬下一块块零碎的盐石，填补到溶洞里，再浇上绿色的卤水做黏合剂，三十多公里的盐湖路就这样修成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三十多公里会被人称作万丈盐桥而轰动整个五十年代，并成为青海一绝。万丈盐桥经受住了行车的考验，为七十年代青藏铁路通过盐湖提供了依据。齐天然发明的碎盐填溶洞、卤水补裂缝的方法，直到现在仍然是盐湖路面养路工人修补路面的惟一方法。

    只用了四十天，齐天然带着四十二个人，修通了自敦煌到格尔木的公路，全长五百八十公里，途经当金山、花海子、鱼卡、大柴旦、察尔汗，这些地方，由于公路的畅通，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成了著名的工业基地、农业基地和中小城镇。齐天然把汽车开进了格尔木，引来一片愕然和轰动。为了让公路更有说服力，他带领两辆汽车和十多个修路的民工，又原路行进到敦煌，装了一车青藏公路急需的柴油，作为正式通车，返回格尔木。

    1954年12月22日上午11时，齐天然出现在格尔木。他披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光板羊皮袄，一脸的黧黑，垢痂厚得能揭下来，他的腿是瘸的，双手裹着衬衣布条，布条上渗透了血，已经乌黑乌黑了。他让人宰了牛，备了酒，准备在敦格公路和青藏公路衔接的地方召开庆功宴会。可是露天大铁锅里的牛肉还没有煮熟，他就歪靠在汽车轮子上睡着了。他睡了两天两夜才醒来，以为自己安排的庆功宴已经结束了，咂咂嘴说：我睡的真不是时候，连个话都没讲。民工们告诉他：牛肉还没吃，一木桶青稞酒还没有打开，大家都流着口水等你醒来呢。齐天然愣了，继而又哭了，望着面前这些和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民工，说：你们跟着我齐天然卖命，今后，但凡有我齐天然一口肉，我就要和你们分着吃。这一次的庆功宴，大家都醉了。

    老军人齐天然带领的四十二个民工在修通敦格公路时一个也没有死，他本人却在不久的将来先他们而去了。他因为是国民党军官，先是失去了做一名普通公民的权利，接着又失去了自由，然后就被迫害致死了（有人说死于文革，有人说死于1959年的彭德怀冤案）。

    在慕生忠选定的十九名筑路干部中，大多数是1949年投降的国民党军官。照慕生忠的说法，没有他们，青藏公路就修不起来。老驼工们的回忆给我提供了一些片段——

    储安，原国民党少校军需官，筑路队的财政部长。筑路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国防部长那里借来的220万元军费，是经他的手花在了最需要的地方。他精细，抠门，不允许有一分一厘的浪费，常常为了一把铁锨、一根钢钎和人吵架。他有一个账本，记下了所以物资的来龙去脉。你要领一把笤帚，必须先交来用坏了笤帚头，如果他认为修一修还能用，就决不会给你领新的，他会帮助你修好，告诉你以后要学会自己修理工具。领铁丝是一尺一尺地量，决不少一寸，也不多一寸。他常到工地上，把磨断的麻绳头一截截捡回来，搓成新绳再发到工地。格尔木要盖房子，经费只够盖四万平方米，他带着几个人烧砖瓦，烧石灰，盖了二十万平方米。连慕生忠也吃惊：钱到了他这里怎么就这么顶用呢？储安是青藏公路的有功之臣，他死于文革中的非法监狱。

    高威、何一臣是慕生忠从西安带来的原国民党工兵营长。青藏公路测量小组以他们两个人为主。他们配合总工程师方晋升，勘测设计的路线成为几千年青藏走向中的最佳路线，嗣后的青藏公路在半个世纪中经过了多次大规模的现代化改建，都没有脱离最早由他们确定的线路。人们说，那时候他们背着花杆，抱着皮尺，丈量，看线，打线，抬着模拟汽车的木架子比试弯度，经常和大队人马不在一起，没有帐篷，没有锅碗，更没办法去炊事班吃饭，渴了就是雪，饿了就是炒面，困了就露天睡觉，有时冻得实在受不了，就只能靠在骆驼的肚子上取暖。别人修路是走了一趟西藏，他们为了找到最合适也最省力的线路，走了多少冤枉路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加上三番五次地在确定的线路上勘察，算下来，走了三趟西藏也不止。高威的腿后来冻残了，撤回格尔木后只能截肢。何一臣得了严重胃病，一路上吐了好几次血，路修到拉萨后就不行了。可能他死在了拉萨，因为后来再也没有人见过他。高威1958年在劳改农场被一群劳改犯打死。

    王振业，原国民党上校团长，是协助筑路总指挥慕生忠组织施工的总调度。人们常常看到他皮带上吊个脏腻的帆布兜，装几个冻馍馍和几疙瘩淹荠菜头，背一杆防身的七九步枪，骑着骆驼在六个施工队之间奔走。蚊子咬得满脸都是包，痒急了乱抓，抓得满脸是血，满脸淌黄水。他脾气不好，看到窝工就发火，验收不合格就发火，不及时返工就发火，驼工们都怕他。路修到当雄的那一天晚上，他连夜去安排第二天的施工项目，冻僵了身子，从骆驼背上滚下来，摔断了手腕。青藏公路修成后，他呆在驼场，1961年在饥荒中死去。

    慕生忠委派的六名施工队长中，除了1943年参军入党，后来又脱党的王德民之外，其余五位都是原国民党营团军官。他们是丁亮、成杰松、钱有仓、李成道、李瑞。慕生忠说那是我的五虎上将，不讲条件就知道干，任务只要交下去，完成得肯定比要求得好。比如全线拉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施工办法就是丁亮他们创造的——派出第一队到距后方已通车地点一百七十公里处向前施工，全队只带二十天的口粮。这样，后面的人就必须在二十天之内，修通这一百七十公里路，保证运粮汽车追上去，不然，前面的人就会陷入困境。丁亮有一双磨不损冻不烂的手，手上的茧子又硬又厚，拍在石头上当当响。

    填铺过水路面时，成杰松腰里拴了根绳子，让岸上的人拉着，自己站在漂着浮冰的激流中砌路基。腿冻硬了，上岸蹦一蹦再下去，直到晕倒在水里，呛了一肚子冰水。驼工们把他拉上来，他喘了几口气，又赤着脚在冰水和碎石上来回背运石头，脚底磨掉了一层皮，冰上一步一个血印子。他没有感觉，脚已经冻麻了。到过水路面修成时，他的腿上到处都是裂开的伤口，看上去像一块老树皮。

    在唐古拉山施工时，有一次下冰雹，钱有仓让驼工们躲避，自己顶着一件棉袄，爬在刚刚装好炸药的炮眼上——他不能让宝贵的炸药淋湿受潮。鸽子蛋一样的雹子砸了他二十分钟，等到驼工们过去扶他起来时，他的脊背上早就是一片青紫，腰也疼得弯不下去了。有人说你可不能再这样，叫雹子打死了划不来。他说一炮能顶一个人干几天，还是划得来的。慕生忠表扬了他，说：在我们这里一炮炸药比一条命值钱，这是把青藏公路看成天了，好，下次下雹子我去堵炮眼。在钱有仓被雹子打得弯不下腰的日子里，他斜躺在地上，扒土装砟。慕生忠见了又说：好，这就叫不怕苦不怕死，我陪着你干。说罢，他躺在了钱有仓的身边，和钱有仓一起扒土装砟。

    李成道中了瘴气，眼睛肿成一条缝，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对驼工们说：现在就靠你们自己干了，我指挥不了你们，我给你们唱歌子，你们好好干。他于是就唱起来。唱得都是家乡的歌，别人听不懂，但，工程进度却格外地加快了。李成道还有个特点就是瞌睡少，白天带人修路，晚上人都睡了，他又点着牛粪火，修理磨秃了的镐头和圆锹。牛粪火弱，半天烧不红，烧红了放在石头上敲打，一不小心敲在了手上，把骨头都敲碎了。他的手从此就没有好过，直到到了拉萨，军医告诉他，骨头发炎，手上的肌肉已经坏死，只能锯了。

    在雁石坪的时候，给养补充不上来，毡靴都磨透了。李瑞每天晚上查铺，往驼工的破毡靴里垫棉花，把自己那条棉被套都掏空了。有一回，炊事员去工地送病号饭，忘了盖好牛粪，让雨淋湿了，生不着火。李瑞什么话也没说，把湿牛粪揣在自己怀里，慢慢捂干。慕生忠发现没有开饭，找到李瑞训斥道：为什么不做饭？耽误了出工谁负责？驼工们说：队长还捂着牛粪呢，咱饭不吃了，咱现在就出工去。果然就都涌到工地去了。

    丁亮、成杰松、钱有仓、李成道、李瑞在青藏公路修成后的几年里，都迅速地离开了那些山，那些水，谁也说不上他们去了哪里。有人说可能进了监狱。有人说在劳改农场见过成杰松和丁亮。有人说有一次在西宁看到一个要饭的，很像李成道。有人说，文革时在格尔木举行过几次青藏公路黑线人物批斗大会，丁亮、成杰松、钱有仓、李成道、李瑞他们都在台子上，后来建设兵团的红垦兵打死了人，有一个好像就是李瑞。1989年9月在西格办（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我遇到老司机张永忠，他说文革时期西格办的造反派揪斗过许多修过青藏公路的人，说他们都是彭德怀的黑爪牙，我亲眼看到有一个姓钱的一头撞死了。我问是不是叫钱有仓？他说好像是。

    4 英雄末路

    拉萨庆典刚刚结束，慕生忠就沿着青藏公路，赶到北京，向彭德怀汇报全线通车的情况。彭德怀说一个人做事就是要有这股劲。他拿出一瓶酒，给慕生忠倒了一大杯又说，这是我自己泡的好酒，你多喝一点。又问起筑路人员的伤亡。慕生忠说了。彭德怀说我们做每一件事，都是依靠老百姓才成功的。一将功名万骨朽，我们能有今天，是用无数条命换来的。所以嘛，我们做事，首先要对得起老百姓。慕生忠又提出新的计划，他要在格尔木搞建设，不向中央要一分钱，改善和提高青藏公路的运输能力。彭德怀说得给毛主席汇报，把刚才的话对毛主席讲。慕生忠说那我就在北京等消息。

    有一点慕生忠没有想到，他是彭德怀的部下，而由彭德怀要求建设格尔木以便使青藏公路畅通无阻，这很容易在中国的最高官场上引起误会：国防部长彭德怀想把手伸到西藏去。对此，毛泽东是相当敏感的。况且西藏在地理上属于大西南，毛泽东必须在西北局和西南局之间做出平衡。过了几天，慕生忠接到通知：路已修通，对慕生忠另有安排。他应该回到兰州军区去。

    青藏公路建成了，但通车后的青藏公路并没有让国家认识到它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根据中央的意见，进藏交通以川藏公路为主，青藏公路只是一条辅助线路。1955年秋，川藏公路连续塌方，交通严重堵塞，短时间无法恢复通车。西藏派出的庞大的国庆观礼团无法进京，西藏工委领导张经武找到滞留拉萨的方晋升说：青藏线能不能走？方晋升说既然那边现在有困难，我保证送出去就是了。半个月以后，西藏观礼团通过青藏公路，顺利到达北京。1956年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率领中央代表团，进藏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经过再三考虑，中央决定走青藏公路。也是半个月后，代表团安全抵达拉萨。这样两次具有重大政治色彩的行动依赖青藏公路获得成功，青藏公路在中央和社会各阶层引起反响。没有比车流的通过量和载运吨位更能说明一条公路的价值了。面对这样一种不可回避的现实，毛泽东做了进藏交通以青藏公路为主的批示。中央政治局决定将青藏公路由辅助线路改为主要干道，列入国家公路网，成为一条具有国道地位的交通大动脉。副总理邓小平主持专门会议，研究提高青藏公路等级的问题，决定派出勘测队和工程技术人员，一次拨款三千八百万元，上马两万多人，投入公路的改建。已经担任了兰州军区后勤部政委的慕生忠，又被调往青海格尔木，担任青藏公路管理局党委书记兼局长，负责格尔木至拉萨路段的管理和改建。慕生忠又回来了。

    回到青藏线的慕生忠要做的不光是修路。他要把格尔木建成一座城市，一个在西藏和内地之间起桥梁作用的人员和物资集散地。开矿，建房，办工厂，辽阔无边的戈壁滩上，有了第一座烟囱、第一座水塔、第一座机场、第一个工厂、第一个女人、第一个婚礼、第一声婴啼。慕生忠的办公室里有了沙发，那是用土坯砌起来，垫上干草，铺上麻袋的土沙发。最醒目的是，女人多起来，孩子多起来，一瞬间就有了那么多，好像一个魔术师喊了一声变变变，就变出来了。慕生忠不厌其烦地给新生儿起着名字：昆仑、建青、建西、格兰、格花、路红、翰英、路通、昆生、柴达木、爱路。慕生忠从家乡请来了善种花木的魏老人，修起暖房，栽植出石榴、梧桐、白丁香、蝴蝶蓝、腊梅等鲜花；又让几个老驼工试种出了苹果、葡萄、西红柿。当第一批西红柿红了的时候，他说先拿给娃娃们，人多不够分，每人切一瓣。与此同时，青藏公路的初期改建正在夜以继日地进行着。

    1958年，在西藏局势不稳的情况下，国防部长彭德怀来到格尔木，视察青藏公路。在此前后，朱德、叶剑英、杨成武、洪学智等一批国家和军队领导人视察青藏公路。彭德怀在格尔木期间，就住在慕生忠亲自设计的十八间窑里。三天中他两次上线，最远到达昆仑山口，慰问了那里的道班工人。彭德怀要走了，在盐湖机场，他对送行的格尔木人说：过几年我再来看望大家，一定多住些日子。送走了国防部长，慕生忠感到一丝欣慰，一切都没有白干。这时候，青藏公路的初期改建已经基本完成，完全可以保证四季畅通了。不久，又一个好消息传来，国家决定修筑青藏铁路，慕生忠兼任青藏铁路工程局局长。慕生忠很高兴，找了几个修过路的驼工喝了一通酒。但是谁也没想到，这是慕生忠最后的欣喜，就像被他在筑路期间撵走的共产党员成延生说的：慕生忠完蛋了。

    那时候，因为西藏局势严重动荡，青藏公路正在超负荷运载军用物资，慕生忠很忙，一点准备也没有，突然接到指令，要他只身前往格尔木机场，迎接一架飞往拉萨的专机。他准时去了，飞机也准时到达了；到达后立即起飞，带走了莫名其妙的慕生忠。

    这是一次秘密逮捕。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因为在如何对待中国灾难和百姓疾苦的问题上和毛泽东意见不和，彭德怀成了反党集团的首领并且立马就彻底覆灭了。慕生忠是彭德怀的老部下，又直接在彭德怀的关注下修成了青藏公路，自然就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黑干将。他被押到拉萨，经过残酷无情的批判斗争后，又押解到兰州，继续接受批判斗争和专案审查。专案组勒令他交代追随彭德怀的反党黑幕，交代招降纳叛、和国民党同流合污的反革命罪行。慕生忠蒙了，傻了，被催垮了，从此就销声匿迹了。

    慕生忠倒霉的日子，也是德吉金刚遭罪的时光。人家怎么对样慕生忠也会这样对待他。所不同的是，他挨的打比慕生忠要多。在1959年的一次批斗会上，他的两根右肋骨被打断。之后的1961年，他在柴达木劳改农场差点饿死。1974年他刑满释放，在西宁市靠卖冰棍为生。1978年平反，安排到粮食厅做了一名处长，直到退休。

    姚凤歧1959年随同彭德怀反党集团罹难后，一直在格尔木监督改造，文革中被西藏来格尔木串联的红卫兵打死。

    修筑青藏公路的总工程师方晋升，在彭德怀反党集团定性后不久，就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没完没了地批判，没完没了地交代。他们让他交代他作为国民党孝子贤孙的罪状，交代他作为反党分子彭德怀军事俱乐部黑骨干的罪状，还让他交代借口修青藏公路和慕生忠一起大搞独立王国的反党阴谋。他都一一交代了，因为不交代就得挨打，就会被打死。他好不容易活到了八十年代，局势变了，但他的情况基本没有变，处境依然悲惨。他还要凭借残剩的一丝微弱视力，一遍一遍地抄写申诉材料，为他的平反上下奔走，奔走了好几年人家才告诉他，你的档案里根本就没有把你定案为历史反革命的原始材料，我们怎么给你平反？老人哭了：那我怎么成了历史反革命？那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历史反革命对待？有人说谁把你当成历史反革命了你去找谁，我们不知道。老人去找，所有当初批斗虐待过他的人都找不见了。他寻思自己也就只能这样了，这个世道缺少公道不这样还能有什么办法？老人晚年多病，寄居西安，但只要是为青藏公路而来的客人，他都热情接待，有求必应。寒冬深夜，老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摸索着，记下了他对青藏公路的回忆。我从他那里知道了许多许多。

    1989年，在西宁南川河边小公园的清真茶园里，我和我的朋友孙学明碰到一位卖唱的瞎子。他对一群喝多了酒无理取闹的年轻人说：你们欺负一个瞎子，下辈子你们就是瞎子，你们瞎了肯定不如我。我隔着眼皮还能看得见，我认得你们，你们一个个都不是好东西。年轻人嘻嘻哈哈了一阵，走了。他又说你们怎么不说话了？你们是不是放好了石头想让我绊一交？路是大家的，不是你们的，我想走就走，你们把石头搬掉。告诉你们，我是修过青藏公路的，我死都没怕过，我还怕你们？一听他提到青藏公路，我们就跟他谈起来，才知道，他是来自甘肃水草湾的修过青藏公路的老驼工。甘肃水草湾是个穷地方，村里人常年由支部书记带领着，外出集体讨饭。他有过老婆，后来跟人跑了。他急坏了眼睛，无钱医治而成了瞎子，流浪到青海，跟当地一个弹三弦卖唱的瞎女人结成伴侣，互相搀扶，走街串巷，讨饭为生。他说他六七岁的时候学过板胡，没想到老了老了，丢了几十年的板胡倒用上了。我们问他：你还想青藏公路么？他长叹一声，抹一把空瘪深陷的眼窝说：别提那么远的事情了，我想青藏公路，青藏公路不想我。我给你们唱个花儿吧，不多要，就一块，你们掏得起的。他拉起了污垢黑亮的板胡，用沙哑的嗓子忽高忽低地唱起来：兰州的木塔藏里的经，拉布楞寺的宝瓶，想烂了肝花花疼烂心，望麻了一对大眼睛。两行浑浊的眼泪从他深陷的眼窝里淌出来。我们想他唱的是一首情歌，他这是献给谁的情歌？莫非他把青藏公路把过去的日子，当作情人了么？我们拿出了拾元钱，放在了他手里。他站起来，一再卑微地鞠着躬，说：谢谢，谢谢，没脸见人啊，丢死人了。他的瞎女人扶着他，沿着茶园白帐外的林荫道，颤颤巍巍地走了。我们追上去，问他叫什么名字，在青藏公路上做过什么。他说西藏运输总队三大队三中队二小队的马生福就是我，筑路队第六施工队的马生福就是我。我们点着头，仿佛是青藏公路的一种回声，让我们深刻地记住了马生福这个筑路老驼工的名字。也就是从马生福开始，我注意到了那些当年不肯留在柴达木驼场而要执意回家乡的老驼工。我曾经寻访过他们，发现他们很多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5 一个筑路老驼工的回乡岁月

    在寻访筑路老驼工的过程中，我认识了甘肃山丹县马莲井乡羊尾巴川的民办教师张志良，下面这个故事就是张志良讲给我的——

    那一年，正当我们那个名叫羊尾巴川的小村庄开镰收麦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眉眼十分耐看的女人，在村口朝一群打石头仗的小孩打听张肋巴的家。这群小孩里就有我。我们好奇地围着她，听她的口音不像本地人，又见她穿了一件男人的黑罩衣，便开心地发出一阵叽叽咕咕的笑声。随后，我们前呼后拥地带她走向张肋巴家。

    张肋巴之所以叫张肋巴，大概是因为不论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会叫一声：哎呀我的肋巴。至于他的官名，连他婆娘也不知道。或者，自小娘老子就没给他起过官名。他在羊尾巴川是个人人看不起的窝囊废，谁都可以拿他开玩笑，比如常常会有人大声问他：张肋巴，今儿你的肋巴哩？他马上满脸堆笑：有哩，有哩。别人说你说了不算，让我们摸一个。于是他被追逐，被人家压倒在地。那些人手伸进他的衣服，摸他的肋巴骨，还不停地数数：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他嘎嘎嘎地狂笑，可着嗓门喊叫：哎哟我的肋巴。等他被人放开时他就哭了。牛高马大、胡子拉茬的一条汉子，抹起眼泪来挺认真的。在个别场合下，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碰到一个两个他格外敬畏的人，人家就会问他：张肋巴，今儿你的肋巴哩？他便说：不在身上，垫到婆娘腰里了。对方会说：那我们就到你婆娘腰里摸一个去。他看着人家走了，愤愤然绷紧了脸，却不敢骂出声来。听大人们说，他婆娘是个烂泥窝窝随人踩的货。怎么是烂泥窝窝？我们这些小孩一无所知。

    我们带着那个女人，来到张肋巴家的院子前，用拳头使劲敲门。门开了，张肋巴的婆娘——一个狭长脸、大脑门的女人走出来。就在两个女人互相审视的一瞬间，我们似乎感觉到了什么，顿时就鸦雀无声了。她们说了一会话，张肋巴的婆娘就破口大骂：狗穴子里出来的野鸡婆，到我家门上找男人来了。谁是你的男人？张肋巴？放你妈的狗屁。他的肚脐眼下头是啥你知道么？滚远，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哩。女人畏畏葸葸地伫立着，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张肋巴的婆娘继续吼着：滚远，你给我滚得远远的，滚到你的狗穴子里去。看对方不走，她扑上去就打。女人的脸被抓破了，尖尖的鼻子和绯红的面颊上有了深深浅浅的血道道。她害怕得连连后退，又咚的一声被那婆娘搡到在地。眼看对方又要扑过来，女人将一直拎在手里的羊皮包袱朝前一甩，包袱打在了婆娘身上。婆娘惊愣地立住了。女人爬起来就跑。她跑得极快，就像山里的野兔。

    被这场打闹弄得目瞪口呆的我们，又开始兴奋了，呜里哇啦地喊叫着撵过去。在村口，女人停下了。我们再次围住她，看她伤心地哭起来。我们看到眼泪顺着脸上的血道道往下淌，淌到地上，就变成了一颗颗白里透红的玛瑙，玛瑙瞬间渗没了。我那孩子的心凄然一动，觉得她是可怜的，她不应该受到被打被撵的待遇。我细声细气地对她说：张肋巴在田里割麦哩，你往回走，走着走着就到了。她点点头，栖栖惶惶地朝来路走去。

    我不知道这天那女人见到张肋巴时的情形。晚上吃饭时，我爹抹着一脸稠密的皱纹对娘说：我叫他别染他不听，现在可好，人家寻到他门上来了，几句话就能把人家打发走？张肋巴憨着哩，掂量不出事情的轻重。我娘说不打发走还能把她留下？驼道上的女人留不得，留下就是祸害。我爹又说：人家把他靠死了，他不留也没办法，人心都是肉长的。这天晚上，我知道那女人没有走，她住到村南高台上那孔废弃的烂窑里了。我娘警告我爹：你少到高台上去。我爹是个骆驼客，我们羊尾巴川许多顶门立户的男人都做过骆驼客。1953年，在我只有两岁的时候，他们被政府召集起来，拉着骆驼给西藏运粮去了，运完了粮食又修路，四年后才回来。回来时两手空空，问他们骆驼呢？他们说老的老，死的死，剩下几峰凑凑合合能驮东西的，也留在柴达木驼场了。驼道上修起了汽车路，往后要做个正经庄稼人，再也用不着拉骆驼了。说实在的，我虽然是骆驼客的后人，但我连骆驼的屎臭都没有闻过，驼道上的事儿我也是听大人们闲谝时才知道的，一星半点，挺神秘的。现在，突然来了一个驼道上的女人，我对她便格外留意。

    自从那女人来到我们村庄，吵吵嚷嚷的事儿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先是张肋巴婆娘对张肋巴的审问：说，你和她把啥事儿做下了？是不是她给你把娃娃养到狼窝里了？张肋巴婆娘是个不能生养的女人，对娃娃格外敏感。张肋巴乞告道：你叫我说啥哩？要是有娃娃她怎么不抱来？出了门的人，生死难保，你还计较这些。他婆娘说放你妈的狗臭屁，我不计较就不是你的婆娘。去，把那件黑罩衣给我要回来，少给我编屁谎，还说是丢了。张肋巴说你叫我从她身上往下扒么？他婆娘说扒，就是要扒，当初你扒得，如今就扒不得了？他家的吵嚷我当然没有听到，是我爹学给我娘时我知道的。而我爹又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我爹重重地叹口气说：女人的事儿还是要女人管哩，你去给那婆娘消消气。我娘瞪了我爹一眼说：来了一个外面的女人，看把你弄得整天价脸黑心重的。吃多了青盐咸（闲）操心，我才不去哩。我爹烦闷地说：都是你们这些婆娘们放不过，你不去，我去。我娘说你去呀，我又没拉住你，你巴不得我不去你就自己要去是不是？我娘最终还是听从了我爹的吩咐。她去给张肋巴婆娘消气的结果是，那件张肋巴的黑罩衣一直安全地穿在外来女人的身上。

    还有一种吵嚷是我亲眼所见的。村道上，有个和我爹一起拉过骆驼的人诡秘地笑着问道：张肋巴，今儿你的肋巴哩？张肋巴不吭声。那人又道：垫到你婆娘腰里了，还是垫到野狐子的肚子上了？连老天爷都没想到，张肋巴这时会嗨嗨地吼叫起来：我日你先人，垫到你姑奶奶的脚上了。吼着，他上前一巴掌扇掉了那人的蓝制帽。那人尴尬地捡起制帽说：惹不起，惹不起，号了个驼道上的野鸡，就硬成公雀儿的屎了。正在路边树上掏雀儿窝的我，吃惊地望着余怒未消的张肋巴，心想他变了，那女人一来他就变了。但是很快我就知道，张肋巴的变化不过是一时激愤罢了。激愤过后，他还是他——畏畏葸葸、窝窝囊囊。据我和我那些伙伴们观察，他从不走到村南高台上去，从不在众人面前逗留，从不接别人的话茬，除了在他婆娘面前。他婆娘依然在数叨他欺负他。听说有一次，他婆娘一脚把他蹬下炕说：马圈里卧着去，我今黑夜换个人哩。他一声不吭地去了。从此，他就一直睡在马圈里。我当时真不理解他婆娘为什么要这样。

    在人们吵吵嚷嚷的时候，麦收结束了，接着是打场。村里人大部分集中到了场上，对张肋巴和那女人的议论自然也就集中到一起了。我常常带着耳朵去场上玩，零零碎碎听来了许多。但就像一个瓦罐已经被摔碎，我捡起来的再多，也只能是瓦片：……一场沙暴，吹散了骆驼，大家分头去找，能找到几峰算几峰。张肋巴去后就再也没有归队。两个月过去了，驼队从西藏回到格尔木。人们看到，从一间土坯房里，张肋巴和一个女人走了出来。……沙漠，一个星期没走出去，又渴又饿。有人说往下挖，兴许能挖出水来。在人们挖水的时候，骆驼围成圈眼巴巴地往沙坑里瞅，瞅了一上午，水还没有出来，骆驼就散了，怎么拉也拉不住。张肋巴去追自己拉的骆驼，追了十里路，碰到一户人家。他放弃了骆驼，跑进去要水喝，喝了水就不走了。那人家有个女人，张肋巴就把自己的黑罩衣给她穿上了。……驼队出发时，张肋巴病了，也不知是真病还是假病，反正他一步也不想走了。他说我歇几天，歇好了就去追你们。可他并没有去追，他和一个女人过起日子来了。和别人一样，我爹也在议论，但他说的大家都不感兴趣。他说女人的土坯房老早就在格尔木，她肯定是最早去格尔木的女人。驼队休整时，张肋巴天天往那里跑。我叫他别染他偏要染，现在可好，人家寻到他门上来了。

    罢罢罢，我很快听烦了大人们的议论，离开麦场，和伙伴们寻找属于我们的乐趣去了。那女人的事不知不觉被我们抛在了脑后。偶尔有一次，我们到村南高台上去烧吃野豌豆，看到高台靠山的那孔窑洞里飘出一股浓烟来，这才记起了那女人。和浓烟一起飘出来的还有歌声，歌声并不好听，忽地细了忽地粗了，忽地长了忽地短了，但毕竟是歌声。我们静静地听了一会，便用粗野的声音尽量夸张地学起来。女人听到有人学，唱得更起劲了：豌豆的角角圆鼓鼓，吃得多了满嘴苦；十八个汉子给了我，给了心的就一个。

    转眼到了冬天。村南高台上的炊烟照常升起，照常漫散到迷迷蒙蒙的雪雾里去了。我爹以及别的男人照常不到高台上去。我们照常在贪婪地玩耍。突然有一天，村道上响起了一阵杀猪般的喊声。张肋巴边喊边跑，他婆娘在后面追，手里举着一把菜刀。跑着跑着，惊恐万状的张肋巴一跤滑倒了。他婆娘追上来，把菜刀一扔，扑到他身上又抓又掐。他喊着：哎哟我的肋巴。张肋巴脸被抓破了，在地上连滚带爬。几个男人围过去，拉住了那婆娘。那婆娘便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起来：怪不得见天晚上马圈里卧去哩，原来是偷着打野食去了。他把家里的粮食给干净了，把烧柴给干净了，把一床被子也给掉了，叫我怎么活啊？呜呜呜。她哭着，见没有人对她说几句宽解的话，便跳起来，急了眼似的在踩烂的积雪中寻找菜刀。菜刀找见了，她攥在手里，大步流星地朝村南高台走去：我今儿把她砍掉哩，我砍不掉她，就叫她把我砍掉。那一刻，我既兴奋又紧张，只见我爹和几个过去给西藏运过粮食的骆驼客撵了上去，拉住了那婆娘。我爹说你这是做啥？杀人要犯王法，你杀了她就等于把你自己也杀掉了。那婆娘不依不饶地往前挣着。就在这时，张肋巴咚咚咚地跑过来，踩得积雪四下乱飞。他从后面一把撕住他婆娘的头发，一挥手就把她摔倒在地，瞪着红赤赤的眼睛吼道：我先把你砍掉，砍掉，砍掉。大家吓了一跳，什么时候见过张肋巴这样凶暴？那婆娘坐在地上又哭又叫，却不敢站起来。我爹上前，一脚踩住那把脱手的菜刀，捡起来，对张肋巴说：叫你别染你不听，事到如今，只好忍着，谁也砍不得。张肋巴歪过头来，红赤赤的眼睛逼视着我爹，大声说：你叫我别染是你想染，你染了几回你以为我不知道？又指着一圈儿做过骆驼客的男人说，你们这些没良心的畜生，你们说说，你们哪个没染过？人家找上门来了，找的不是我一个。所有人都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我爹说不知好歹的东西，你不要血口喷人，你把你的事情不要往我们身上安顿。说罢就走了。那些给西藏运过粮的从格尔木回来的男人也都很快离开了那里。张肋巴的婆娘站起来，哽哽咽咽地往回走。张肋巴呆呆地立着，一脸的茫然。我们这伙孩子觉得没意思了，一哄而散。

    这场打闹发生后，过了一个星期，我爹对我娘说：我们叫她走了，这下你放心了吧？外头的事情你别计较，白头到老的还是我们两个。我听了赶紧跑出家门，召集伙伴们，噗噗噗地踏着积雪，走到村南去了。一上高台，我们就吃惊得大气不敢出。我们看到，窑洞前的平地上，突然诞生了那么多雪人，比我们高大，比我们粗壮，一个个五官俱全，四肢发达。我们走到跟前去，数着，一共十七个。雪人身后的窑洞门是关着的。我们没有推门进去。但我们知道，那女人确确实实已经不在了。

    这是腊月，不久就是春天了。风一吹，太阳一晒，雪人一个个变成了流水，渗进了泥土，什么也没留下。村南高台上依然是一片空旷一片荒凉，好像那个地方就是为了那个女人才存在的，她走了，就什么也没有了。而在村庄里，生活还在一如既往地延续。只是再也没有人敢压倒张肋巴，数摸他的肋巴了。他好像赢得了一些人的敬畏，或者人们不愿意理睬一个有过两个女人的男人，反正很少有人跟他说什么了。他也就沉默着，一天天地老起来，明显地春天不如冬天，夏天不如春天了。到了秋天，割麦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使不上大力气的人了。将凑到了冬天，张肋巴便在人们的意料中离开了人世，那一年他还不到四十岁。张肋巴活着和死后，我们这些孩子常常会神经兮兮地唱起那首从女人处学来的歌：豌豆的角角圆鼓鼓，吃得多了满嘴苦；十八个汉子给了我，给了心的就一个。有一天，我爹冲我们大喊一声：别唱了，这种歌是你们唱的么？于是我们就再也不唱了。

    6 迷雾中的爱情

    1987年8月，我和我的朋友孙学明在青藏公路沿线寻访筑路老驼工时，柴达木驼场辖属的乌兹库斯畜牧场给了我们一份文件，文件是这样的——

    海西州乌兹库斯畜牧场文件（西乌发[87]第28号）/关于乌兹库斯畜牧场不通邮的呼告/我们怀着万分不平的心情，反映邮电部门于今年7月1日突然无故断我场邮政通信一事。具体情况如下：/我场前身是1951年国家进军西藏组织的进藏驼运队。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我场驼工远离故土，在慕生忠将军的带领下，拉着骆驼在青藏高原翻山越岭，爬冰卧雪，风餐露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为西藏顽强运输。很多人因不服气候牺牲在高山之巅，很多人冻死在冰雪途中，还有跟多人伤病缠身，残废至今。进藏驼运结束后，这些驼工跟随慕将军修通青藏公路，然后在国家的指示下，定居乌兹库斯，建立了一个以牧放骆驼为主的畜牧场。现有职工413人，居住1500人口。自建场之日起，国家及时为我们拉上了电话线路，并设置了一个邮政所，担负全场每年4000多元金额的报刊及逾万封信件的邮递工作。我们在这块高原土地上艰难创业，建设家园，沧海桑田，历时三十多年。/然而正当我们为祖国的四化大业同心协力、奋发图强的时候，上级邮电部门却于今年7月1日，无故撤走了已设三十多年的邮电所，断绝了我场邮政通信。现在报刊信件无从得收，也无从发出。这件事，在我场人民中掀起轩然大波。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我场的邮政通信畅通无阻，在八十年代邮政事业更加发达的今天，我们却与世隔绝，连一封平安家信都无法来往，确实令人不可思议！/邮政断绝后，我们多次与上级邮电部门交涉，要求采取措施，恢复邮政，却一再遭到拒绝。无奈，我们只好向县邮电分局、州邮电局、省邮电管理局逐级行文申请，要求恢复乌兹库斯邮电所，但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至今无人问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得求助于你们，希望你们在百忙之中帮助解决我场不通邮的问题。

    青海省海西州乌兹库斯畜牧场（公章）

    1987年8月8日

    我们调查过了，断绝邮政通信的原因是经济效益太低。恢复邮政通信的条件也很简单：拿钱来。这个无法再简单的条件，却又是最难以具备的条件。国家没有钱，地方没有钱，乌兹库斯的居民们更没有钱，结果就是，无形中取消了乌兹库斯一千五百个公民自由通信的权利。尽管一再申诉，恢复邮政却变得越来越渺茫。

    我们拿着这份文件，回到省里后活动过一阵，毫无结果。六年后，我再次来到乌兹库斯畜牧场，问起邮政通信是否已经恢复。人们苦涩地摇着头，告诉我，一再要求恢复邮政通信没有结果后，乌兹库斯畜牧场只好由自己派出老驼工崔承林，代替国家邮递员，拉着骆驼，行走在可可西里邮电所和乌兹库斯畜牧场之间的辽阔原野上，长年累月地来回运送一封封必不可少的信件。于是我记住了崔承林这个名字，也找到了他这个人，知道了一些关于他的事情——

    天上飘着雪，落在皮帽子上顷刻就化了，什么也没有了，而落在脸上的却留下了一丝凉嗖嗖的感觉，只要愿意，任何时候都可以回想起来，好像世界上只有感觉是真实的，他的生活也只有感觉才存在过。他是乌兹库斯畜牧场的老驼工，更像是可可西里邮电所的编外邮递员。每个星期二，他从乌兹库斯畜牧场出发，拉着驮邮件的骆驼，穿越一片谁也叫不上名字的荒原，把要发的信件送往可可西里邮电所；第二天，也就是每个星期三，又会从可可西里邮电所出发，把各个地方发给畜牧场居民的信件拿回到畜牧场。不用说，今天又是一个星期三了。在他的记忆里，星期三的雪总是很大很厚，他的情绪也和积雪一样膨胀起来。他脱掉帽子，兴奋地奔跑着，踢起飞扬的雪粉，嘴里还唱着五十年代在畜牧场流行了一阵的歌曲：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可是现在不行了，他老了，他必须这样不吭不哈地拉着骆驼，走啊走的，好像路永远没有尽头。他想不起来，那种总嫌路短，总嫌自己没有走够的心境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反正消失了，再也回不来了。已经跟他送了几年信件的骆驼也似乎受到了他的情绪的感染，总是默默的，连一个响鼻都不肯打了。放信件的褡裢沉甸甸地压在驼峰之间，就像压住了整个荒原，压住了他那孤独地飘零在雪地上的心思。要是他还年轻，他就会把褡裢背在自己身上，让骆驼轻松轻松。骆驼为什么要跟人受罪呢？唉，人老了，就只能靠骆驼了。

    沉寂，荒凉，雪飘无声。积雪渐渐增厚了，好像他周围是个聚宝盆，四面八方的风都把雪花朝这儿吹过来。他停下来，淡漠地望望永远望不尽的远方，又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去。雪厚一点怕什么，只要不碰到薄冰覆盖着的雪窟窿，他这老胳膊老腿就能慢腾腾地走下去，一直走到老死于荒丘的那个说不清是好还是坏的时辰。好像他这心思就是对雪窟窿的呼唤，大约走了五分钟，后面的骆驼突然歪了一下，便很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滑倒在了地上。他跳起来，跳了四下才跳到骆驼身边，和骆驼一样喷着白雾吼喘着，帮助骆驼把前腿从雪窟窿里拔了出来，不轻不重地捶了一下骆驼屁股。骆驼晃晃光秃的尾巴，表示着它的允诺，缓慢地迈动了步子。人老了，骆驼也老了。他想着，干干地咳嗽了一声，接着便磕磕绊绊、断断续续唱起来：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他这是哼他记忆深处的东西了：晚会，篝火，大家围着圈，一个姑娘在唱歌。他将巴掌拍得烧疼，像在火上烤过一样。那时候，畜牧场来了新人，男男女女，一大群。他们是从青藏公路走来的，青藏公路刚刚修好，他们就走来了。来了就不走了，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要把畜牧场变成塞上江南。好啊，那就变江南吧。其实变与不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来了，畜牧场有了青春、活力、欢歌笑语。就是他们，最早唱起了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大约到了中午，他和骆驼来到一片白茨跟前。白茨被大雪掩埋，只露出一些瘦弱枯黄的枝杈，就像人的正欲入土的头发。往常，他都是过了这片白茨，再走十里，然后休息吃饭的。今天不一样，星期三的大雪，还有星期三的老迈的情绪，让他感到空前的疲累。人要是和雪一样该多好。雪是永远不会衰老的，年年有新雪，新雪年年给这片荒凉的土地增添着瑞气。他想着，召唤骆驼停下，又让骆驼卧下来，自己坐到雪地上，舒畅地伸直了腿。雪野上，没有人烟，也没有兽迹，寂寞是他年轻的时候就领教过的。寂寞一点一点增加着，原野也就越来越开阔辽远。到处都是永葆青春的荒凉，而人却那么容易老，那么容易萎缩。

    就这样背对着骆驼坐了一会，他觉得似乎应该吃饭了，吃了饭再赶路，赶路是他现在惟一的目的。他回身把手伸进褡裢，在放干粮的那个地方摸了摸，什么也没摸着，便撑起身子，将褡裢口拉成一个三角，探着头寻找，里面全是信件。他想起让骆驼歪倒的那个雪窟窿，不禁嘟哝了一句什么。一会，他开始数那些信件。他生怕信件和干粮一起丢了。还好，一共五十六封信，和清晨上路时一样多。说实在的，他只是凭着一种老驼工的习惯去爱护这些信的，他并不喜欢它们，因为他对它们一无所知，还因为，他不知送走了多少封信，却很少有人给他写过信。他几十年都享受不到拆开信封，掏出信瓤的那种激动和喜悦。如今老了，也就不再去盼望了。

    不过，几十年前，他倒是给别人写过信。不知那个说话就像唱歌的姑娘收到了没有，大概没有吧，不然，她一定会回信的，至少见了他的面，她会告诉他，行，还是不行。多少年了，他时常回忆当时的情形，为什么不把信交给她呢？傻乎乎地放到她宿舍的窗台上，怕是被别人拿走了，或是被一只鸟儿叼上了天空。那时候他是个好小伙子，年轻的骆驼客，畜牧场的活儿样样都会，人又本分、勤快，上上下下都知道他，姑娘肯定也知道他。可是她怎么就没有回信呢？没有回信的原因是信丢了，一定是丢了，就像他后来丢了畜牧场的牧草，拉着骆驼去支援青藏公路改建那样。畜牧场的领导说：这个崔承林，对青藏公路有感情，就让他带人去吧。他走了，姑娘就结婚了。他千真万确地相信，如果他不走，姑娘就不会嫁给另一个男人，尽管她没有收到他的信。他记得自己离开畜牧场之前，她还来找过他，说：你帮我把炉子泥一下。他去了，他怎么能不去呢？泥完了，他还喝掉了一杯她泡的白糖水。

    飞扬的透明的雪花突然变得稀少了。似乎这是对他的诱惑，他站起来，拉着缰绳让骆驼也站起来。又要上路了，走下去，走下去，走不完的路往往是熟悉的路。大约走了半个时辰，雪花又疯狂地盖下来。他有点饿，饿一饿也好，饿了人精神。可他再也没有精神起来，体力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需要恢复了。而现在，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恢复体力的惟一办法便是休息了。他坐下，让骆驼卧在离自己五步远的地方。这一次他坐了很久，直到他迟钝地意识到必须立即赶路，不然天黑前他将赶不到乌兹库斯畜牧场时，才站起来，跺着麻木的脚，抖去了身上的覆雪。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他边走边唱，只唱了半句，就觉得气喘吁吁，无法唱得更好听一点。他有点沮丧，觉得脚下积雪的呻吟和他的歌声是一样的，都是从过去开始的，都是越来越柔弱了。他想，要是他还年轻，要是星期三不下雪，要是那姑娘……人怎么总要假设呢？不，生活就是走路，走到哪里算哪里，目标永远是直接的。就像现在，他是要拉着骆驼走到乌兹库斯畜牧场去的，他要在天黑前赶到畜牧场的小饭店里，喝一碗滚烫滚烫的柴达木羊肉汤。小饭店的主人是个寡妇，每次去喝羊肉汤时他就会暗暗替她遗憾一阵。她要是收到了那封信，要是嫁给了他，她就不会守寡了。你看，几十年过去了，他不是还活得好好的，不是还在拉着骆驼送信么？时间过得真快，快得能把一个寡妇和一个灵灵秀秀的姑娘重叠起来，而那羊肉汤却好像就在一个好小伙子面前闪烁着明亮的油花花。他喜欢喝羊肉汤，一口一口慢慢地呷下去，澄下一碗底肉渣。他嚼不烂韧性的东西，牙齿明显地不如从前了，还有这双变得僵硬了的腿，年轻时，走了多少雪地啊。踢着积雪，踢起一股股翻卷的雪粉，去参加国庆联欢晚会，看那姑娘优美的舞姿。那姑娘怎么能想到她以后会成为寡妇呢？她真寂寞，就像这雪野。

    狗日的走啊，停下来等死么？突然，他粗暴地喊起来。骆驼从未听到过他的这种声音，赶紧挪动了蹄子，可是只走了几步，就又停下了。他过去，疚愧着自己刚才的粗鲁，拍了拍骆驼的屁股。骆驼的尾巴甩动着，和走路的脚步一样滞重，似乎这就代替了行走。走不动了是吧？他用手从骆驼屁股一直抹到肚子上，又说，可你必须走，就像我这样，我不是也老了么？可我还在走。他朝前走去，给骆驼踩出一条路来。骆驼哞地叫了一声，乞哀地望着他，晃晃悠悠地跟了过来。他说对，就这样。又像刚才做示范那样，费力地在雪地上踏出了几个深深的脚印。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便是他的颓然倒地。又是雪窟窿作祟，没有疼痛，没有惊恐，只有一种坠落中万般无奈的感觉。他喘口气，发现陷进去的不仅是自己的腿，还有半个身子。他下意识地挣扎了几下，结果越陷越深。他平静下来，把两条胳膊搭在雪窟窿沿上，期望地看着骆驼。骆驼一晃一摆地过来，立到他身边，用鼻子吹了吹他肩膀上的雪。他伸手抱住骆驼的腿，咬着牙，想爬上来，可一蹬右腿就疼得惨叫了一声。骆驼吓得摇了一下头，弯下脖子，像是要用牙来撕扯他。他喘着粗气，歇了片刻，试着蹬噔左腿，还好，没有疼的感觉。喂，往前走。他朝骆驼挥着手说，往前走，听见了没有？叫你往前走。妈的，你耳朵聋了是不是？真是老了，不中用了。唉，往前走啊。骆驼终于搞懂了他的意思，用一条前腿拖着他，一点一点地把他拖出了雪窟窿。他浑身流汗，松开骆驼的腿，定定地趴了一会，想试着站起来，可连续几次都失败了。该死的右腿。右腿是扭了，还是断了？要是年轻，哪会这样，早到了，乌兹库斯畜牧场的小饭店，冒着热气，漂着油花花的羊肉汤啊。老了，真的老了，年龄不饶人，真他妈不饶人。他又一次抱住了骆驼的腿，说：喂，使劲，拉，往前拉，你是认得路的。可这次骆驼没搞懂他的意思，或者它故意没搞懂。它掉转了身子，缓缓地弯下前腿，沉重地卧倒了。起来，起来。他急得大喊。骆驼不动，反而执拗地转过头去不再看他了。不能卧下，一卧下就完蛋了。他抚摩着骆驼硬蓬蓬的毫无光泽的皮毛和它商量。骆驼不听，似乎已经不想再和他罗嗦了，微闭了眼睛，把昂起着晃动了许多时光的头疲累地放到了两腿之间，脸上苦巴巴的，和他的神情一模一样。他只好为它叹口气，什么也不说了。

    雪还下着，好像小了，又好像大了，他怎么分辨不清了？他的皮帽子上堆满了雪，身上也是雪。他不停地拂去，似乎想证明他还是一个活着的人。人无声，骆驼无声，雪花默默无声。世界上不会有人知道这里正在下雪，更不会有人知道这里还坐着一个人，还卧着一峰骆驼。他打了一个寒颤，忽又想，知道了又怎么样？反正人总是要死的，死在这里和死在别处大概都是一样的吧？不过，毕竟，有点遗憾。遥远的姑娘，遥远的寡妇，遥远的生活，为什么就不能稍稍近一点呢？他老了，就跟自己背靠着的忠诚老实的骆驼一样，老了，吃不动草了，走不动路了，送不成信了，喝不成羊肉汤了。他想，要是自己死了，被大雪埋在这里了，人们会不会挖出来呢？挖出来一看，一个老头，一峰骆驼，还有五十七封信。人们把信带回去，分送给它们的主人。那时候，寡妇，她会想：再也不会有人在星期三的傍晚来店里滋滋地吮吸那金黄色的羊肉汤了。她大概也有遗憾，真是的，晚了，连遗憾都晚了。

    他浑身抖动了几下，有点害怕，害怕刚才冒出来的汗水冻成冰，那样太难受。他觉得，既然要死，就应该死得痛快一点。但冰分明已经出现了，冰冷的感觉正在挤兑他脑子里的所有念头。怎么办？他怎么办？信怎么办？还有骆驼。骆驼一动不动，好像正在离他而去。骆驼会把信带到阴间里去的，那不行。他转过身去，把信从褡裢里拿出来，一封一封地看着那白的黄的彩色的信皮儿，眼睛里深深地含着告别的哀伤。过去，他可从来没有这样留恋过那些他送来送去的信。他翻来覆去地看着，不住地叹气。这些人，音信怪多的，不像他，也不像这峰骆驼，什么也不想知道，什么也不想用写信的办法告诉别人。信这种东西，太不保险了，弄不好就会误了终身大事。

    冷风呼啸着，雪粉扑到脸上，像有人在一锨一锨地朝他丢着土。真冷啊，冷得他不由得想到了火，想到被火烧死的人一定比冻死的人要幸福一些。命运怎么就没有安排他投入火浪呢？那篝火，无边的热情，倒下去，倒下去，倒在她的脚下。她在唱歌，歌声戛然而止。在他呼出最后一口气时，他躺在了她的怀里。不，躺在她怀里死去的不是他，而是她丈夫。听人讲，那人死的时候，满嘴吐血，她一点一点给他揩去。他是病死的，胃癌，常年在青藏公路跑的人很多都得这种病。风餐露宿的缘故，饥一顿饱一顿的缘故，饮食单调的缘故，或者是水土的原因，没治了。好在自己到死都是一个健康的人，也还在做事，尽管他并不清楚他到底为那些收信的人带去了什么。他摩挲那些信，禁不住感叹着，唉，送信送到老了，还不知道自己送的是什么音信，以后就更不会知道了。蓦地，他滋生了一种希望，就像当孩子时对大人的口袋所寄托的那种希望一样，多么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呀。他的手指颤颤地探摸着，他觉得希望的到来便是告别的开始——就要告别人世了，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半辈子送信，半辈子懵懂，临到死了，清楚一回，也算是多一种见识吧。他想着，搓搓手，僵硬的手指顿时比刚才柔软了些。接着，他听到自己手中发出了一阵轻微的响声。

    信被他小心翼翼地撕开了。他把信封弄成一个圆筒，眯着眼睛往里瞅，懊恼自己什么也没有瞅到。他哆嗦着用两个手指夹出信瓤，打开，愣怔了好一会，才去看那内容。抬头是亲爱的，下面呢？尽是些他闻所未闻的甜言蜜语。他感到吃惊，感到自己对年轻人的事知道得太少了，但毕竟知道了一点，毕竟意识到，过去和现在有多么不同啊。过去，他只能在信中说，我爱听你唱歌，爱听你发言。现在，爱什么说什么，说的都是叫人脸红心跳的话。他赶紧把信装回了信封里。

    然而，看信的欲望已经强烈到不能自已了。他接二连三地责备着自己，又接二连三地原谅着自己。他忘了饿，忘了冷，忘了受伤的腿，也忘了身后已经默默死去的骆驼，一封信一封信地看下去。他仿佛面对着一个从未领略过的世界，每一封信都会告诉他一件或几件新奇的事情。那么多，那么多，纷至沓来。他的情绪还从来没有这么活跃过。他发现，世界远不是他理解的那般单调，生活远不是他的经历、他的环境所能够包容的了的。他长叹一声，晚了，重新生活已经来不及了，篝火正在暗淡，歌声早已远去，浓浓的惆怅笼罩着这个多雪的星期三。

    要是没有这些信该多好，他也许早就被冻死了，就不会有那种死得有点亏的感觉了。他又拿起一封信，琢磨这大概是他要拆开的第四十九封信了。收信人的名字使他打了个愣怔：林月丽？他默念着，一会觉得顺口，一会觉得拗口。他极力回想，想来想去总是在那个后来当了寡妇的姑娘身上打转。对了，这就是她的官名，他很少去想它，留在他心里的只是那个简单明了的小丽二字。他认定就是她的信了，隐隐约约有点嫉妒，除了自己，竟还有别的人给她写信。这个念头使他很不舒服，使他在撕开信封的时候连邮票都撕烂了。看完信他才明白，写信人不过是她姐姐，信的内容也不过是些问寒问暖的家常话。但最后一行字使他困惑了半晌——你说你要挣点钱，都五十的人了，挣什么钱？我这儿又不收你的房费。他愣了一会，终于明白过来，她们在商量走与留的问题。看来，她是要走的。老了，就想着落叶归根了。他心里不禁酸酸的，想说几句话，想对她说，你走吧，走了也好，以后没有人再去看你了，喝羊肉汤的时候，我是时不时地要看上你一眼的。不过，我要问你一件事情，年轻的时候，我给你写过一封信，不知你收到了没有，我一直在等你的回信，等到现在就要冻死的时候。老了，你还想挣钱？费那个力气干什么。我有钱，放在我屋的抽屉里，有好几千块，你拿去吧，我一个人，又不能带到阴间去。他意识到这些话只能说给自己听，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他几乎愤慨起来，对自己，对人世，对这场要命的星期三的大雪。突然，他毫不迟疑地抬起了胳膊，笨拙地解开衣扣，把手伸向棉袄里的口袋。摸到了，一支粉色杆的圆珠笔。他掏出来，冲笔尖连哈了几口残存的热气，便在林月丽的名字上边抖抖索索写起来，一句不落地写上了刚才他说给自己的那些话。完了，他便再也不想看别的信了，抬起头，眼光呆痴地望着空旷的雪野。雪还在下，但雪雾已变得又淡又薄。冰凉麻木的感觉又一次袭遍了他的周身。死吧，我还不死干什么？她要走了，自己对这片土地已是无所依恋了。而且黑夜将临，在青沉沉的黄昏深处，一个老人悄悄死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他闭上了眼睛，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最坦然的举动，便是在大雪纷飞的荒原，在星期三的黄昏，在十二月的气温中，去迎接死亡。

    天黑了，几星灯光出现在迷茫的天边。——正如所有人希望的那样，老驼工没有冻死。等待信件的乌兹库斯畜牧场的人到天黑没看到他的身影，就猜到他可能出事了。他们骑着骆驼在雪野中找到了他，把他送到了畜牧场卫生院，已是星期四的早晨了。一片白色茫茫无边，太阳呈现最完美的金黄，冬日变得好看起来，并且一直好看到腊月三十这天。

    崔承林就要出院了。本来，按他的病情他还可以住院治疗一段时间，但卫生院的人说，人人都得过年，医生护士也不例外，你还是回家调养吧。反正你老了，得慢慢恢复。他问：我还能恢复？人家不耐烦地说：能，你想恢复就能恢复。他走出医院，恍然觉得丢失了什么——死亡的机会，还是生命的活力？他沿着覆雪的小路，走近自己那座简陋的土坯房，伤感地四下看看，熟悉的环境让他有了一种温醇的感觉。房门是开着的，怎么是开着的？他走进去，发现里面到处都是异陌的迹象，桌椅不像他想象得那样布满灰尘，空气是潮热的，从那炖在火炉上的铝锅里，飘出阵阵羊肉汤的香味。他以为自己进错了门，正要退出去，就见从里间闪出一个女人来。那女人穿着一件蓝底白碎花的新衫子，梳洗不久的头发光洁明亮，脑后别着一枚棕色的簪子。她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有点胆怯地望着他，脸上红红的，不知是由于房子里的热气，还是羞赧。崔承林愣愣的，他不会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想他应该高兴，他应该马上激动起来，可从内心升起的，却是惊慌和无奈。

    出院了？还是她主动问他。他唔了一声，别转脸去，回避着她的目光。她细声说：那就吃饭吧。他没有吭声。她过去揭开锅盖，在一股白色气雾的遮掩下，用铁勺麻利地在锅中搅了几下。他闻着羊肉汤的香味，浑身疲倦地坐到了椅子上。

    老驼工崔承林终于有家了。他把去可可西里邮电所送信取信的差事交给了别人，从此不打算再和信打交道了。可夜里，他却常常被那些他所熟知的信件搅扰得无法入睡，耳边总有一些声音，有时是信中的话，有时是写信人和收信人的责问：你怎么拆了我们的信？你凭什么要知道我们的事情？他惶惑不宁，好几次在半夜推醒自己的女人，解释一句：我要是不拆那些信，我早就死了。女人说别想这事了，没有人怪你。他不信，他觉得她在骗他，一再地解释着。女人不想理他这个茬，用别的话岔开了。这样一来，他竟觉得他跟她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她已经不是他心目中的她了。他神情恍恍惚惚的，觉得自己处在茫茫雪原上：那小路，那歌声，那骆驼；处在一种等待的焦灼中：星期三的大雪，星期三的驼运。然而，直到夏天结束，他也没有等来自己所等待的。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他含含混混地唱起来，忽又停下，问她为什么不跟着他唱。她愕然了，说他不该开这样的玩笑，她老了，嗓子哑了，词儿调儿全都忘了，再也唱不出来了。他绝望地连连摇头，从此不再等待什么了。

    就在崔承林结婚后的第五个月，我见到了他。后来我听说，仅仅过了半年，当大雪再次在可可西里以及乌兹库斯畜牧场扬扬洒洒的时候。老驼工崔承林躺在炕上，在女人的抽泣声中，急急忙忙告别了人世。雪漫着，静静的，又大了。

    半年以后，林月丽撇下了那座寂寞的房子，撇下了孤独的白色和高原，沿着青藏公路，远远地走了，回到老家山东文登县她姐姐那里去了。东去班车的窗口，她给这片流逝了青春岁月的荒土留下了最后一瞥叹息似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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