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到10月，中央军委把二百辆从朝鲜战争退役的汽车移交青海；上海、天津、四川等地支援青海二百七十五辆杂牌旧车和一千一百名司机、汽车修理工；国家从进口车中拨出三百五十辆苏联吉斯货车，连同从山东等十三省选调的三百五十名司机，组成西藏汽车大队，进驻拉萨；从朝鲜战场回来的解放军某汽车团，装备着民主德国进口的依发重型卡车，开赴青藏线，移住西宁。青藏公路大规模的运输从此开始。也从此开始了青藏公路的另一种历史——在世界公路运输史上，它成为对生命最有挑战性和杀伤力的一条公路。关于这一点，曾在青藏汽车部队当过连长的老汽车兵钱万钧向我提供了一些很好的事例——
1957年2月，我们汽车团一营奉命从西宁将一批紧急战备物资运往西藏。车队到了唐古拉山，就被暴风雪挡住了。两尺厚的雪埋住了公路，气温在零下四十多度，一百多辆军车和将近三百名官兵困在了山顶。我们拼命地扒雪，但扒掉多少就落下来多少，积雪很快超过了两米。不可能往前走了，我们只好把分散的车向一起靠拢。营长说不能让发动机熄火，加大油门轰。可是轰着轰着就不行了，油箱眼看见底了，只能熄火。冷啊。我们在汽车跟前扒出一片空地，围着汽车跑步取暖。汽车的保温套集中起来，发给体弱有病的人裹在身上御寒。五天过去了，冻伤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倒空了油箱，又开始拆烧车厢板。车厢板没有多少，烧了几天就光了。饿啊，有火的时候我们还能吃到一点面湖糊，火没了，吃的也没了。有人说雪底下有唐古拉白土，可以吃的。于是就扒雪取土，那土当然是可以吃的，但就是拉不下来。拉不下来比吃不上更难受。难受到最后就是死。有饿死的，有吃了白土胀死的，有冻死的，还有一个战士说他看到了野驴，提着枪去追，追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去找他，走了半里路就看不到他的脚印了。天上下着雪，好像拉了一道道网。我们赶紧往回走，再不回来我们也要迷路了。迷路就是死，去追打野驴的人肯定已经死了。其实我们是不该饿死的，车上的战备物资中有大量的食品，为什么不能吃？营长说有命令，任何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用承运物资。我们就只能服从命令，军人嘛，有时候就只能这样，命比命令不值钱。营长说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等死啊，得突围出去寻找救援。他命令我和另外两个人，开着三台车冲下山去。全营仅剩的汽油和食物全部集中到了我们这三台车上。我们豁出命来往前冲，其实不是冲，是一米一米往前挪，挪不动了，就下车铲雪开路。我们走了两天三夜，才走出去七十公里，总算到了西藏境内的安多兵站，拉了一些吃的和牛粪，又沿着原路回到了山顶。这一次我们营在山顶被困了二十九个昼夜，所有人都冻成了伤病员，有四十五个人后来做了截肢手术，一趟西藏就残废了。我身上也有残疾，手指头冻掉了，两个，右手一个，左手一个，都是小拇指。我身体好，抗寒能力强，经得起折腾，身体弱的，完了，一辈子什么也别想干了，连老婆也娶不上。不怕你笑话，就是娶不上，那个东西冻坏了，再也捂不热了。你想想啊，拉屎撒尿总得脱裤子吧？脱掉一分钟就冻硬了，冰疙瘩呀，摸不得，一摸啪嗒一声就下来了。
1957年9月，西藏急需民用的食品、药品和日用百货，青海省集中五百辆汽车，编队突击运输，司助人员自带衣食、烤车的木柴和饮用淡水，配备带有绞盘的十轮卡车作为救援车。部队派出十几个有经验的司机协助运输，我去了。地方的车都是老旧杂牌车，根本就没有零配件，一抛锚就完蛋了。从西宁出发，还没有到香日德，十几辆车就发现毛病了。按理，这时候应该停下来，好好检修车辆，看着不行的坚决不能往前走。可是谁敢提这个意见，虽然大家心里都明着镜儿似的，但这是政治任务，每一次进藏运输都是政治任务，你只能服从命令往前走。真的车坏人亡了，那也就没办法了。我们继续走，每夜都睡驾驶室，蜷得腿都麻了，那时候想，要是能伸展腿，舒舒服服睡上一觉，那就是幸福花儿开了。每顿饭都是喷灯煮面条，后来连面条也没有了，只能煮面糊糊了。吃不饱肚子，还得想方设法节省燃料。到了昆仑山里，一人发了一点牛肉，可是燃料已经没有了，只能吃生的，叫生吃俭用。吃不惯生牛肉的吃了要得病，拉稀肚子疼这是小事，弄不好得了肝包虫胆包虫什么的，那就是死，慢慢地死。一进昆仑山，我们就不能休息了，昼夜行驶，困得实在不行了，就找个避风的地方休息一会，有的车好一点，司机助手都能开，有的就不行了，助手就是个摆设，扛不动方向盘。有一个司机实在熬不住了，让助手小心开一会。十分钟后，只听咚的一声，小助手刹不住车，撞到前面一辆车的屁股上了，一下子瘫痪了两辆车，气得领队的破口大骂。车队每小时只能走十几公里，从西宁到拉萨，差不多要走半个月，这是最好的记录，是不要命地拼车力，拼人力的结果。我们这一次连续跑了五个月，给西藏抢运物资六千多吨，缓解了西藏紧张的物资供应，但我们的车队却完蛋了，车辆三分之一报废，三分之一接近报废，只有三分之一还能行动。司助人员情况更糟，一个个又黑又瘦，人人都有病，除了冻伤，很多人都得了关节炎和胃病，也有得肝病肺病的，得了这两种病，命就不长了。1958年春节前我们回到了西宁。车队的亲人来迎接，见了都不敢认，认出来后抱头大哭，好像我们这些人是劳改回来的。有个老奶奶哭着喊：儿啊，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他们把你怎么了？
其实在青藏线上，真正和司机过不去的，就是缺氧。这狗日的缺氧，限制了人的能力，也损耗着汽车的功率，加上汽车原来就是破旧的，尤其是引擎和轮胎，随时都会出事。五个月跑下来，一路上都是翻倒的汽车，都是一堆堆的废铁，那就是路标了，提醒人们：小心啊，危险啊，千万不要出事啊。编队行车好一点，互相有个照应。一个人行车一旦抛锚就完了。抛锚的汽车歪在路边，没办法修理，只能等着。等着等着司机就哭了，一天的风雪，一地的荒冷，还没有死，人就已经有了比死更可怕的绝望。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的神经很容易错乱，有好几个司机就这样疯了，哭着，喊着，笑着，胡乱跑着。他们要是死了还好，死不了回到家的，那就更惨了，谁也不认识，脱了裤子满大街跑。有一次我们部队的车停在五道梁，接到通知说，前面有地方车坏了，请求支援。我开着一辆车赶了过去，看到驾驶室里蜷缩着一个人，怀里是摇把，已经奄奄一息了。一堆烧焦的车厢板上面，残留着烧黑了的当作食物的羊皮袄，一个烧毁了面容的人躺在地上，他大概意识已经错乱，为了取暖点着了面前的汽油盆，汽油一喷，把他自己也点着了；另一个人趴在一堆拆开的零部件上，冻得比石头还要硬。
我算是命大的，在高原时间长了，青藏线上多一趟少一趟是无所谓的。大部分汽车兵不行。他们都是从内地直接来青海投入西藏运输的，没有适应恶劣环境的时间，立刻投入繁重的战勤运输，高山疾病好像等待吃人的野兽，一下子就把他们抓住了。有一年冬天，我从拉萨回来路过五道梁，在兵站碰到一连别的团队的汽车兵，他们差不多都是从驾驶室里栽下来的，谁知道开了几天的车，身子都不能站直走路了。他们趴在雪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睛憋得仿佛要爆出来，静静地趴了一会，才在连长的吆喝下朝前爬去。爬的时候，他们把背包带拴在脚脖子上，拖着枪，贴着地面往前蹭。那一刻我想，这哪是人，都是些爬行动物，是一些冻僵了的无家可归的蝎虎。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兵站的木板房，那里也不热，也是冰窟冷窖。我想我帮帮他们吧，赶紧把兵站院子里的一堆牛粪点着了。大家都来烤。兵站的站长不答应了，说这一堆牛粪是半个月的烧柴，你怎么一下子全点着了？我说一连人马，就烤这么一小堆牛粪，你还嫌多了，你是人不是人？站长说我就不是人，有本事你到是人的地方去，别来找我。我想兵站咱是得罪不起的，咱以后还不知要多少次在这里住宿呢。就说：好了好了，我赔你，下次我专门给你拉一车煤来你该满意了吧？一个月以后我真的给五道梁兵站拉了一车煤，是从机关煤场偷来的，首长知道后给了我一个处分。
现在想起来，除了缺氧，下来就是冷，冷是我们的天敌，一年四季都是冷。有一年六月，车队一上到山顶公路上就遇到了暴风雪，吐口唾沫，落地成冰。载重的汽车变成了一片树叶，老司机新司机都驾驶不了，走着走着就翻车了，一翻就是几十辆，只要你踩刹车，一踩就翻，甚至松一下油门也要翻车。连队停在山上，没有人敢往前走了。可是不走怎么办？我们拉的是战备物资，紧急需要，限期到达。连长吹起了启动的哨子，吹得脸都紫了。一个战士放声大哭，哭得大家也跟着哭起来。连长的哨子还在响。有人跪下了：连长啊，我们都是上有父母，下有弟妹的，我们不能走，再走就是死了。许多士兵都跪下了：连长啊，你不能把我们往绝路上赶啊。连长本能地拔出了手枪，举了举，什么也没说，又放回到枪套里，低着头转过了身去。士兵们放声大哭，都知道连长也很痛苦，连长的心里也在放声大哭。这时连长突然转过身来，命令大家用地上的雪把脸擦净，擦红，擦热。然后他开说讲话，口气是威严的，又是恳求的：弟兄们，我也没办法，我也是为了服从命令啊。我不怪你们，谁没有白发父母？谁没有兄弟姐妹？我还有老婆孩子，牵挂的人比你们多。可是，我们是军人，我们从当兵那天起，生命就不再是自己的了，要我们死，我们就得死，我们没有贪生怕死的权利。我们现在是在执行任务，是死任务，不按时完成就别想好好活着，要想活着就得先不怕死。该死的活不成，该活的死不了，有种的都给我回到车上去。我们散开了。车队的马达发出疯狂的轰鸣声。连长驾驶着第一辆车朝前冲去，我们跟了过去。有个老司机喊道：不准踩刹车，用排档控制车速。没有别的保险措施，一切都取决于意志和勇气，还有天意，还有命运。车翻了，人死了，死了一个班。但我们最终还是把战备物资的大部分送到了西藏。连长受了伤，翻车后胳膊断了。他在第二年转业回地方的时候对我说：我知道我的结局不会好，因为我逼死了那么多人。我说连长啊，不该你事，谁当连长谁都会那么做，军人嘛，你是对的。只是你不该就这样走了，你断了胳膊你后半辈子怎么过？连长说不知道，反正是不能再和汽车打交道了。他走时，许多人都去送，大家都哭了。
那时候，我们青藏汽车部队装备的是民主德国的大依发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产品，车体笨重，驾驶员劳动强度大。更糟糕的是，这种平原柴油车，到了高原就普遍患了哮喘病，耗油量成倍增加，功率却成倍减少，黑烟滚滚，平路上行驶水箱都会开锅，一上坡就更够戗，走两步退一步，冻饿难忍的时候，你就狠不得扔了它自己走。而且经常坏，一坏一修就是一天一夜。随车的德国专家还要严密封锁包括一般修理在内的全部技术，他吃不好睡不好就不修，修的时候还不准你看。现在想起来，那是些什么破技术，一个高中生就能照着图纸捣鼓。咱国家落后，汽车兵的文化程度都很低，很多还是文盲，就知道埋头苦干。只要是青藏线上的运输老兵，都会说：从西宁到拉萨，丢了一路大依发。真是这样，三公里一台，五公里一辆，有的叫德国专家修好了，大部分他们根本就没办法修，因为大依发和人一样，也得的是致命的高原病。就是这样的车辆，让我们在世界屋脊上跑了二十年，直到八十年代初才被淘汰，由日本产的五十铃代替。
我说几个开过大依发的战友，都是青藏线上活青藏线上死的人。有一个叫李超英，和大依发一起上青藏线，三十多年里，他驾车翻越唐古拉的记录是二百八十趟，死里逃生了好几回，连他自己都吃惊他的命怎么这么大。有一次是得了什么病在西宁住院，连队人手紧张就把他叫上了。到了沱沱河他浑身软得起不来，医生说肯定是饿的。他这才想起自己一个星期前在医院打了一针葡萄糖后就再也没有吃什么——他不想吃，一吃就吐，干脆就不吃了。他在沱沱河晕过去两天两夜才醒来，醒来的第一句话是：有馒头没有？还有一次也是差点饿死，他去给被雪灾围困在唐古拉山的连队送棉衣，半路上车坏了，七天七夜就靠吃雪过日子，等有人路过发现了他时，他已经饿得连脉搏都摸不到了。他给我说过，他饿的时候吃过野葱、野蒜，还吃过土。唐古拉山的土能吃，吃了不是胀得拉不下来，就是拉得止不住。人一拉肚子就糟了，虚弱得连驾驶室都爬不上去，扳着方向盘就像扳着沉重的石磨。
还有一个叫李常福的，开了二十多年大依发，当了二十多年的刚果黑人，那个黑是晒黑的，也是油污染黑的，只有牙齿白花花的，舌头红堂堂的。那一次他住在当雄草原，早晨出发时车怎么也发动不起来，撕了棉衣里的棉絮沾了汽油烤车，等车烤着了，发现棉衣已经掏空了，就剩下两层破布了。走到了晚上，没有棉衣御寒，他不敢休息，继续往前开，车破的大灯都没有，路根本就看不见。他在罐头瓶子里装上黑油，用棉裤里的棉絮搓成捻子，绑在大依发前面的翼子板上，借着微弱的光影，一点一点摸索着往前开。那时候，我们这些青藏线上的司机，四季必备的除了皮袄和干粮袋，还有一条布头带。到了因为缺氧头疼得实在受不了时，就把头带一圈一圈箍在额头上，好像这样脑袋爆炸的痛苦就会减轻许多。李常福的头上头带从来没有取下来过，天长日久，他的前额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淤血的斑迹到死也没有消除掉。他是病死的，什么病我说不清楚，好像挺多的，都是要命的病。青藏汽车部队都是全勤部队，没有任何节假日，长年累月地给西藏运输生活物资和国防物资，就是不遇上雪灾、雹灾、鼠疫、口蹄疫和车祸，累也会累出病来。
再说一个死了的战友。他叫陈原升，身体很壮，就是高原反映厉害。有一次连队运粮到昆仑山里，他的反映突然加重了，照他的话就是头疼得就想把头剁掉，还有恶心、呕吐。他一手扶方向盘，一手掐着太阳穴，坚持开到了不冻泉。连队停车检查时，战友们发现他太阳穴上布满了淤血，劝他坐一辆单放的车先走。他不肯。他知道这样就意味着要把一辆车扔在半路上。他做出很轻松的样子，爬上驾驶室，把背包带一层一层地捆在头上。连队又行驶了三十多公里，驶过了昆仑山口后，陈原升的车缓缓停下了。后面的人跳下车跑了过去，打开驾驶室的门，只见他两手扶着方向盘，脚踩在刹车板上，充血的眼睛瞪着前面，头上的背包带散落下来。他已经停止呼吸了。
2 路鬼之祭
老司机黄涛，向我介绍了青藏公路上流行路祭的由来——
行车中走着走着，你会突然看到一些熟悉的身影，你的师傅，你的战友，你的朋友。他们早已在青藏线的某个地方死去了。你看到的正是死掉的人，是死人的灵魂，是鬼。有时候你并没有看见什么，你只是发现死过人的那些地方，常常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车灯突然不亮了，马达突然熄火了，轮胎突然掉了一只，甚至平平的路上车就翻了。你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死人，想到了鬼，想到了祈祷和祭祀。为了人和车的平安，你坚信一种超自然力的存在，你渴望和冥冥中的神秘力量对话、亲近，从而获得它的宽容和保佑。
对路鬼的祭祀简单而随便。司机们走着走着，说不定在什么地方，会突然把车停下来，掏出几块干粮，摆到路边，磕一个头就又上路了。更多的时候，他们会拿出一瓶酒，咬掉瓶盖，洒向路面；拿出一包香烟，一根一根点着了抛向旷野。他们念念有词，虔诚地表达着他们对路鬼的敬畏和对平安无事的企盼。更多的人会在汽车出了故障之后祭祀：烟、酒、食物，摆在路的两边，朝着荒土跪下，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喊：师傅，放过徒弟吧，下回给你们带好酒好烟来。他们当然不知道祭祀的是谁，只知道青藏线上死人太多，祭祀的肯定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一群路鬼在这里等待着司机，好多路鬼在沿线等待着司机，祭祀的地方也就不是一个而是无数个了。无数个地方无数个鬼群，青藏线死了多少人，成千上万，成千上万个路鬼。还有数万骆驼，数万骆驼也有鬼啊；还有数万骡马和牦牛，数万骡马和牦牛也有鬼啊。
黄涛说那一年我拉了一车农具，还拖了一个装着两吨农药的拖斗，走到风火山，天已经黑了，下着雪，风大得能把山刮跑。大风大雪里，我看到迎面有一辆下行的抛锚车，有个戴着护耳毡帽的司机跪在地上磕头拦车。我知道我前面的几辆上行车为什么不停车，这是一段陡坡，路面又有雪，我们这种带拖斗的载重车停下来就无法起步，陷车不说，堵住了路面，后面的车过不来损失就大了。我没有停车，只是让助手从窗户里扔出去了几个冻馒头。干我们这一行的，少不了受这样的罪，挺一挺吧。可是没想到他没有挺住，他大概已经坚持到了极限，等我们一离开，他就死了。是后面的司机告诉我的，他说看到路上坏了一辆车，司机死在油箱下面，手里还拿着油箱盖，一定是快冻死了才想去放点油点火烤烤。那时候国家缺油，一滴油贵得金子似的，致死不放油烤火的司机多得是。我问那司机，死人是不是个戴着毡帽的。他说是。我一下子就很后悔，我为什么不停车呢？他差不多就是我害死的。在以后的一年里，我连续两次在那个地方出事，一次是车子打了个滚，又站好了，我和助手没有大伤。另一次是断了传动轴，下坡路，在路上戳了几十米才停下来，差一点翻车。开始我很纳闷，在朝鲜黑灯瞎火运炮弹，一路的弹坑，我也没出过事故，可是在这平平坦坦的路上，我怎么就连方向盘都不会打了？后来我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老师傅们也劝我说：祭祭那人吧，人家对你有怨恨。我带了酒肉，到出事的路边摆上，念叨着说：老伙计，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是来给你赔罪的，你就原谅了我吧。我还得跑车，青藏公路离不了咱这号人，以后的运输，还得靠你多保佑呢。以后每回从那里走，我都要留点什么，酒，烟，至少也得放一个馒头。倒也灵验，从那以后，再也没出过事，我保险杠上那块安全行驶90万公里的牌子就是这样得来的。当然你可以说是迷信，可司机们都相信，不相信就出事，你说怎么办？再说这也是个忆念，就好比大年三十晚上，那么多人在马路上给死人烧纸，明知道这纸钱是送不到死人手里的，但烧了心里就踏实，就觉得尽了孝心。我们和死人也一样，都是司机，在一条线上吃苦受累，后死的为先死的表表心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一来图个吉利，二来说明咱没忘了他们，咱有良心。
再讲一个路鬼的故事，是青海汽车运输公司六队队长胡永章告诉我的。他说我说说可以，但你不能写，写出来没有人相信。我说我相信就行了，你说吧。他说等等，我得沏壶茶，我要慢慢说——
在两千公里的长的青藏公路上，青海湖南岸路段并不险恶，海拔也不高，只有三千多米。即使翻山越岭，公路也是缓上缓下，山势浑阔而不峻峭。比起前面的昆仑山、唐古拉山路段，这儿可谓是一马平川。但是，这段路却被经常跑青藏线的司机视作畏途，翻车多，死人多，抛锚多。尤其是在160公路处到拉及山的路面上，活人的哭声从来没有断过。这哭声是死去了同伴的司机和旅客的，是那些来收尸和来祭亡灵的亲人的。早年间民工修路时，这里就死过许多人，有饿死冻死的，有得急病来不及抢救死的，有拉及山口的石头塌方砸死的，还有因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引起民工之间的群殴而丧身的。路修成后又接连不断地死了一些司机，而且都死得异常蹊跷。人们说这里有路鬼，这里是冤魂生活的地方。冤魂们生活的目的便是寻找替死鬼。
鬼是肉眼看不见的，这是常识，自然也就没有人去追究谁见过的问题。天长日久，司机们有了一规矩：行车到160公里处，一定要停下来在路边祭奠路鬼。开始只不过是烧一沓草纸，看着纸灰被荒风吹散，便当是路鬼领情了。从西宁到拉萨，漫长的四千里青藏线，风雪雷电，高寒缺氧，囫囵去囫囵归，便是神鬼保佑，福大命大。但是，车祸依然不减，死人依然在排队，心有余悸的司机们便以为这是心不诚的结果，除了烧纸，还把自己带着路上吃的食物分出一些来和路鬼同享。路边也就自然而然地升起了一座一米来高的土台，用来摆置那些络绎不绝的酒肉馒头以及各种罐头和水果，甚至还有分币和用石头压住的面值不等的纸币。路鬼按时把这些祭品拿回去享用，而司机们匆匆祭奠匆匆上路，七八天或十来天打一个来回。谁也没有功夫去搞清每天的几点几分是路鬼来取贡品的时间。
当然，事故照常发生，死人照常出现。但只要打探一下新死人祭奠时的情形，就会发现死去的人大都是些吝啬鬼，或只烧了纸而没有献上别的祭品，或只献了几个水果而没有献上酒肉，或连续跑了几趟青藏线也没有破费一张哪怕五元的钞票。这样一来，司机们便越来越慷慨，越来越虔诚，土台上的祭物也就越来越多。还有以质量取悦于鬼魅们的，放一瓶高档的青稞酒或一张五十元的新票子。不知不觉，那土台增宽了一些，是原来的两倍，以便接受日益丰富的祭品。
在160公里处，一边是漫无边际的荒原，一边是湖水，没有村庄，没有牧人的帐篷，甚至很少看见路过这里的游牧的骑影畜群。在这死了一般沉寂的地方，仅凭土台的面积悄悄增大，那些祭品不翼而飞，就能证明路鬼的众多，就能证明它们的贪得无厌和行踪的诡秘。谁又会去指责这种死鬼盘剥活人的行径呢？暗地里闪过一丝疑怨的念头都是一种罪过。司机们总觉得自己的性命比贡献的东西不知要金贵多少倍。
那年冬天，运输公司运输六队拉着援藏物资又一次出现在青藏线上。车队一共有五十六辆东风卡车和一辆作为全队生活车的解放卡车。生活车的司机开了半辈子解放，人称他为老解放。解放跟不上东风，老是落在后面，所以车队在任何路段出现，都只是青一色的东风。到了160公里处，车队队长带着司机们集体献祭。一个刚补充到车队、第一次参加远程运输的毛头小伙子看到那么多东西白扔在了路边，不知深浅地说：这路鬼简直就是半路剪径的强盗，都八十年代了，还兴留下买路钱，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你妈个蛋。平时挺和善的队长顺手给了他一个耳光，又说，得罪了路鬼大家遭殃，你负担得起？小伙子再也不敢吭声了。队长让他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献祭。他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办了。他献了一瓶罐头五包香烟。香烟是武皇牌的，他喜欢抽这种牌子的，因为他觉得烟盒上武则天画像的脸形酷似他的对象。他对象脸上有一颗颏痣，每次买到烟，他都要用圆珠笔在武皇像的下巴颏上点上一点。他把香烟放到平台上，走开时还留恋地多望了几眼，似乎他献祭于鬼魅的不是香烟而是他对象的照片。
这一路雪大路滑，车队来回走了二十七天才算完成任务。二十七天中，小伙子没少受大家的奚落和白眼。因为他无意中伤害了路鬼，使得这趟运输极不顺利，虽然没有翻车死人，但一路上挨饿受冻，也真是活人受够了死罪。更要紧的是，他伤害了大家诚惶诚恐膜拜鬼灵的感情。这感情沉重而神圣，谁胆敢伤害谁就有被驱逐的危险。运输归来，车队队长在众司机的怂恿下，要求公司领导把小伙子调离本车队。领导说，有关人事调动的问题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或许可以把他调到大修车间去。会议没来得及召开，就有人把公司领导的意图透露给了小伙子。小伙子觉得不当司机也罢了，免得吃不好睡不好还要遭人白眼。他反而高兴起来，在公司门口的售货亭前买了一包武皇牌香烟，习惯性地摸出圆珠笔来，一瞅，发现香烟盒的武则天画像上已经有了一点蓝色的颏痣。他吃惊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和自己具有同一种爱好的人。吃惊之余，突然意识到，这家售货亭的主人是老解放的老婆。
这种事情不难琢磨，小伙子当下就拿定了主意。按照求人办事的原则，他提了一网兜麦乳精之类的营养品，高价买了两条云雾山牌香烟，去公司领导家中拜访，完了，又如法炮制，用旧报纸包了两条喜梅牌香烟、两瓶川曲，来到队长家请求他在车队司机们面前说说情。队长推辞了几句，便收下东西，说他可以去和大家商量商量。他去商量的结果是，要小伙子写三份一份比一份深刻的检查，保证以后要遵守一切规章制度。这对小伙子并不困难，只要达到目的，三十份检查他也写，任何委曲求全的事他都愿意做。还有个条件，下次出车，他必须给路鬼奉献一百元现金，作为赎罪的表现。小伙子心里咯噔一下，一百元，对他这个要攒钱结婚，还要每月给上大学的妹妹补贴几十元的人的确不老少。他犹豫着，咬咬牙，认了。
很快又有了新的运输任务。一行五十六辆东风牌大卡车浩浩荡荡驶上青藏线，车上全是麻袋装的食糖和大米。车队到达160公里处时，那辆生活车又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了。走在最前面的队长停车下来，审视地望望依次停下来的车队，照例大声骂了几句解放，照例声言，要是下次公司不把生活车换成东风就不出车了。然后他从驾驶室取出一网兜自己的祭品，径直走到土台前。司机们都跟过去了。土台上本来就有不少东西，如同一座食品代销店的柜台。等司机们把自己的东西都放上去后，那儿就成了一家货物丰富的商铺。小伙子也过去，恭恭敬敬把一百元钱放在了土台上，又用一个铁筒的橘子罐头压住它。罐头是临上路时对象送给他的，一共两筒，他情愿与路鬼平分秋色。队长带领大家面朝土台跪下，烧了些草纸，便起身朝自己的车走去。司机们也都陆续回到了车上。小伙子最后一个上了车。他从车窗里看到，离公路约有两百米，有一道高高的草冈。
半个小时后，车队来到拉及山口。一股清冽的山泉从离公路不远的山隙间流出来，流进沟壑里的冰层下面去了。小伙子突然刹车，拎着一只铁桶走出驾驶室。紧跟他后面的那辆车停下，司机探出头来问他怎么了。他说早晨上路时忘了把水箱加满，并挥着手示意后面的车超过去。那司机骂他一句，轰响油门，忽地开走了。别的车也一辆辆驶过去，很快消失在山口。小伙子回身一脚踩上踏板，钻进驾驶室，掉转车身，往回驶去。快到160公路处时，他驶出公路，直奔那道草冈。他把车停在草冈后面，跳到地上跑近公路，匍匐在一片荒草丛里，瞪着前方摆满了祭品的土台。
天黑了，小伙子驱车赶到宿营地茶卡。那是个小镇，有饭馆也有旅馆。饭馆是专门让司机们掏腰包的，随到随吃。别的司机都已经吃过。他把车停在路边，进饭馆要了一盘酱牛肉，一大碗拉面，美美地吃了一顿，然后去旅馆找队长。队长正在打扑克。他站在门口说：队长，我找你有事。队长头也不抬地说：明天再说。他说我有急事。队长继续甩牌：什么急事？他说我的车翻了。队长牌一扔，霍地站起，冲到了他跟前。他攥住队长的胳膊，把他拉到旅馆外面说：队长，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开解放的那个老畜生……队长说胡说。他说这种事我敢胡说，我亲眼见的，不信，你到他车上看去。队长愣了一会说：你不要张扬，听见了没有？到了五道梁，我们再收拾狗日的。小伙子使劲点点头。这一夜，他很高兴。路鬼的秘密终于由他揭穿了。他觉得自己给全体跑青藏线的司机带来了福音。他应该是个了不起的英雄。过几天，到了五道梁，当着大家的面说说揭穿秘密的经过，那些平时对他翻白眼的人，还不知道怎么佩服他呢。他满足地进入了睡梦。
第二天，车队按时出发。但仅仅行驶了十多公里，当前面出现了一个急弯子，司机们一个个减速朝左猛打方向盘时，惊心动魄的事情发生了。小伙子的方向盘突然失灵，汽车带着他和一车粮食顺着陡坡栽到了下去，下面是三四十米深的沟。队长赶紧刹车，惊望着滚下去的汽车。突然喊一声：快去看看，人死了没有。有几个司机跑了下去，很快传上话来，好像还没死。
小伙子没有死，但是两条腿都断了。他失去了生活的能力，失去了对象，也就等于失去了一切。他后来常常对人说：我知道青藏线上的一个秘密，我就是叫这个秘密害了。照他的说法，路鬼是没有的。
冬去春来，车队不停地往返在青藏线上。一旦有新成员补充进车队，队长总是拿小伙子来教育人家，说小伙子不虔敬路鬼，所以年轻轻的就残废了。又过了不久，老解放死在拉几山上，根据他驾驶室里有半瓶喝剩下的酒看，他是喝酒喝死的。有人说，那酒好像是队长献祭给路鬼的。队长坚决不承认。不承认就不承认，那人也就不再提起，青藏线上死个把人算得了什么。小伙子和老解放很快被人遗忘了。队长另派了一个人去开生活车。生活车还是那辆解放。对路鬼的祭奠依然在进行。有一天，突然传来一个让失去了双腿的小伙子震惊的消息：队长死了。正是在160公里处，队长拿了自己的祭品要去土台上献祭，一辆来自西藏的车从他身边经过，车厢板突然倒下来，砸在了他的头上。他被砸倒了。后面的拖斗一跳一跳地过来，夯在了他的肚子上。
小伙子震惊的是，照队长的死法，路鬼的确是存在的。
3 苦恋
我曾经来到汽车运输公司的家属院里，了解女人的苦难。
女人的苦难就是牵肠挂肚，这是精神的苦难。在女人的想象中，青藏线比丈夫们告诉她们的要苦得多，每一次出车都是出征，每一次出征都意味着牺牲。司机的妻子，无论她们有无职业，也无论她们年老年轻，只要丈夫上路，就都把最好的食物、最保暖的衣服让他带走。人走了，又把好吃的一点点攒起来，等待着男人归来。是苦苦的等待，望眼欲穿的等待。等待的时候他们都变得那么敏感，那么容易受惊，院子里的一种异样的声音就会引出一片女人来，一声汽车的鸣叫就会使所有等待中的女人激动起来。该回来的时候没有回来，她们就会整天整夜地惶恐不安，三一堆，五一群，去张望，去打听，去传说一句话。要是听到了出事故的消息，在没有弄清是谁之前，成群的女人会哭得抱成一团。有一天晚上，几乎家属院里的全体女人都哭了，因为她们听到了哭声，哭声是孩子的，是孩子想爸爸了。于是听到孩子哭的女人都哭了。这时院子里进来了一辆汽车，大家哗地拥过去。司机以为是来抢东西的，喊道：车厢里都是军需被服，不准拿，谁拿了枪毙谁。有人问：你是回来的还是要走的？司机说要走的。大家哄地散了。要走的人是来找他妻子的，这么多女人围过去干什么？
男人们知道女人的苦，要是途中误了时间，哪怕夜里不休息也要往回赶，能早回去几分钟，就能让女人们少掉几滴眼泪。有人告诉我：你在我们院里看看，有没有一个司机家属是胖子？我看了，的确没有。她们为了青藏线的男人天长日久地失魂落魄，她们吃得再多也不长肉，她们的肉都跑到心思上去了，很远很远的心思，很苦很苦的心思，担惊受怕，哪里还能胖起来，俗话说，心宽才能体胖。没有胖子的另一个原因是，司机的家庭都不富裕，女人们把好吃的都省给了男人，自己不仅吃不好，还要承担全部繁重的家务，还要生儿育女。有的女人为了生计不得不找一份活——司机的家属，能干的都是些修理厂的粗活，累啊。有人说，累不怕，就盼着他能平平安安回来。回来了，一大堆油衣裳，洗的时候就想，下辈子再也不找司机了，尤其是青藏线上的司机，决不找。
当然也还有执意要找司机的。洛阳女人焦枝梅，男人翻车死了。她才二十五岁，亲戚朋友要她改嫁，她说年龄大小不要紧，只要是开车的就成。她的第二个男人又撞车送了命，顿时就有人说三道四：克星啊，姓焦的女人，娶不得。她成了一个可怕的存在，没有人愿意跟她亲近，生怕沾染上晦气给自家带来灾祸。艰难中，老司机王永德找到了她门上，说：咱们是老乡，咱不能听人家胡说。我老婆害病死了，丢下两个孩子，我一出车就没人管，你要是不嫌弃，就到我屋里给我那两个孩子做做饭吧。她哭了，也不知是感动还是伤心，哭够了，就把自己的衣服用床单包好，提着来到了王永德家。王永德说再怎么说也不能这样简单，我得请客，得正儿八经地娶你。焦枝梅不愿意，说：就这样吧，你请了人家，人家不来又不好，来了心里又坐病，何苦来着。她比他小十二岁，身体又好，把家和孩子都拾掇得利利索索，后来还有了工作，在修理厂用木榔头敲平碰瘪的汽车翼子板。王永德一年要上好几趟青藏线，平平安安的，直到退休。有意思的是，已经当了外婆的焦枝梅，有了两个也是在青藏线开车的女婿。她说还是开车的看着顺眼。
我认识一个叫芳芳的女人，江苏人，二十二岁来到格尔木，嫁给了兵站干部李诺。李诺带着她，十年中换了六个兵站，第一个是海拔三千四百九十三公尺的纳赤台兵站，第二个是海拔四千六百公尺的不冻泉兵站，第三个是海拔四千六百四十五公尺的五道梁兵站，第四个是海拔五千二百多公尺的唐古拉兵站，第五个是海拔四千五百五十五公尺的沱沱河兵站，第六个是海拔四千五百九十公尺的安多兵站。我在安多兵站见到她时，她不过就是三十二岁，但看上去她绝对已经六十多岁了。恶劣的气候造成了惊人的早衰，缺氧迅速夺走了她的青春容貌，她满脸的皱纹，已经没有几根头发，眼窝枯陷着，就像是干裂而皱缩的河床。她说我三十岁就闭经了，三十二岁就到了更年期，我的一辈子只有别人的一半。我从三十岁到现在没有照过镜子，不敢照啊，一照镜子就想大哭一场。你别问我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做饭，洗衣服，生火，睡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都没有做，就已经老了。老了才想到还没有生孩子。那时候，他工作忙，我们想拖到三十岁以后再要孩子，可是谁能想到我三十岁就没有月经了呢？
李诺比她大三岁，但看上去已经是一个小老头了。他对我说：外国人说了，这里是生命的禁区，没错。咱不当禁区，非要在这里生活，那就只能这样半死不活，只能制造三十岁的老头老太婆，制造断子绝孙的人。说句我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幸亏我老婆三十岁就闭了经，她要是不闭经，缠着我要孩子，我也没有那个能力了。她三十岁闭经，我三十一岁阳痿。没有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没有正常人的乐趣，这里不是禁区是什么？活人要有一定的标准，抛开了标准，只要喘气就算活，那不叫活人，那跟死了差不多。我听了李诺的话方才明白，生命的禁区是永远不能突破的。
这里是大戈壁，没有草，没有树，鸟儿也不飞。我许多次来到这里，想找到一只蚂蚁、一只蝎虎，或者别的什么昆虫和动物，但是没有。这里什么也没有。除了人，人也不多，只有两个——道班工人马四成和他的妻子朱凤芝，他们住在青藏公路东段大格勒一线的道班房里，几十年过去了。几十年都是这样：朱凤芝喜欢在晴朗的中午，坐在道班房的门口，出神地看着戈壁的远方。戈壁的远方还是戈壁，每到中午，那里就会出现茂密的森林，平静的湖水，五彩的光斑。她知道那是虚无的，是地气和阳光的作用，但她还是要看，直到森林和湖水消失，光斑变得灰黄。寂静，这里的寂静常常是风沙的前奏。起风的时候她和丈夫躲在屋里，风一停就开始劳动了：牵着骆驼，拖着路板，把风沙埋住的路面拉刮干净。她有了孩子，原本打算拦一辆车去西宁的医院生养，但没想到预产期提前了。那是个夜晚，狂风怒吼，道班房差不多就要被掀翻了。大汗淋漓的朱凤芝要丈夫把剪刀烧红，然后一刀剪断了脐带。第二个孩子的出生也是这样，只是胎位不正，生了两天一夜才生出来。丈夫吓得浑身哆嗦，对天发誓，再也不要第三个孩子了。
孩子渐渐大了，姐弟俩天天在道班前的戈壁滩上玩耍：抓石子，滚驼粪蛋，走方方，再就是坐在路边，眼巴巴地数汽车，上去了多少，下来了多少。第二天再数。后来数得就更细了，卡车多少，小车多少，装货的多少，没装货的多少。有一次姐弟俩跑得很远，朱凤芝找回来说：小心狼把你们吃掉。后来才知道这个地方连狼都不来。姐弟俩最高兴的就是骑骆驼。骆驼好像也知道他们寂寞，只要看他们骑上，就站起来往前走，走一圈再回来。骆驼从来不把他们摔下来。朱凤芝很想带两个孩子去西宁见见世面，筹划了几次都没有实现。丈夫忙，管区几十公里的砂土路每天要垫、要刮，根本就离不开。更重要的是攒不够钱。丈夫的月工资是四十一元，四张嘴吃饭，让过路的司机带这带那，能穿上衣服吃上饭就已经不错了，哪里还有多余的。孩子一个九岁了，一个七岁了，除了汽车、公路、骆驼、道班和戈壁，他们不知道世间还有别的。
有一次一辆汽车抛锚在道班附近，司机病了，在道班住了两天。临走的时候，姓辛的司机摸摸姐姐的头，又摸摸弟弟的头，说：这样下去，把孩子耽误了，他们应该上学。他知道说也白说，谁也没办法改变他们的现状。一个月以后，姓辛的司机再次上线，给两个孩子带来了识字课本，还有几本看旧了的画报。读过小学的母亲成了他们的老师。后来，姓辛的司机又来过一次，带来了一些小人书。两个孩子看啊，都把书看烂了。他们天天盼着那个司机再来，但是他没有来。他们拦住车辆打听，终于有人告诉他们，那个姓辛的司机遇到雪灾冻死在羌塘草原了。两个孩子伤心地一天没吃饭。有一天姐姐问妈妈：什么是树？母亲说树就是活着的木头，它是绿的。弟弟好像听到了天方夜谭，哈哈大笑：活着的木头，木头也会活啊？还是绿的？哈哈。姐姐说你笑什么？妈妈说得对，木头就是树，树就是活着的。朱凤芝叹口气说：你们连树都没见过，可怜哪。什么时候让司机捎几颗树苗来，看这里能不能栽活。树苗还没有捎来，姐姐就病了。她发高烧，不想吃饭，只想喝房前水窖里的冷水。道班只有阿司匹林，吃了根本不顶用。烧了两天，姐姐迷迷糊糊地说：妈妈我要看树，妈妈我要看树。这是姐姐最后的话。之后她就昏迷了，不到半天，就死了。姐姐死于肺炎。朱凤芝哭得死去活来，她坐在荒原上，守着一丘坟土，撕掉了一片自己的头发。一辆过路的车停下来，又一辆停下来。一会功夫，停下来了那么长一溜儿汽车。司机们当然不是来看热闹的，他们一看哭着的人，一看新起的坟堆，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互相打听着：谁殁了？是个孩子？我见过我见过，每回路过这里就能看到她，那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人们用祭奠路鬼的方法祭奠着小姑娘，完了搀扶起朱凤芝两口子，说一些宽慰的话。一个老师傅说：老弟，大妹子，别太难过，咱这号人绝不了种，养好了身子，再生一个。朱凤芝突然喊起来：不，我不要孩子，我要种树。
朱凤芝要种树，司机们给她捎来了杨树苗。她种在了女儿坟边，省下水窖里的水，一瓢一瓢端过去浇。儿子跟在她身后，看着干旱的荒土转眼渗没了所有的水，每次都要对着坟头说：姐，你快看，木头就要活了，木头就要绿了。小树苗没有活，自然也没有绿。有个司机说，你得换土，这里的土不行，碱太大。她搭上车，到千里之外日月山下的油菜地里，挖来了黑土。又有司机说，这里的土没有营养，浇一点羊血最顶用。她提了两只桶，又搭车去了二百公里外的县屠宰场，舀来了流在阴沟里的废羊血。三年过去了，她的树活了，虽然只有六棵，但毕竟是这片生命禁区里惟一的绿色。十年后，她有了三十五棵树。这是因为道班的骆驼老死了，她和丈夫把它埋在了树下面，树就一棵一棵活了，活了就没死，就冒出一片片绿叶来，随着荒风婆娑起舞。也就是在她有了三十五棵树的这一年，儿子离开他们到格尔木去了。是一个司机带走的，他说孩子大了，你们也该给他找个出路了，不然将来连媳妇都娶不上，你们就交给我吧，他别的不能干，建筑工地上运个砖和个泥总可以吧？
儿子走了不到半年，就回来了，回来后说：妈，我不走了，我爹的身体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了，我还是守着你们吧。朱凤芝说不走就不走了吧，你爹真是不行了。就在儿子回来打算照顾爹的第二个月，养路工猝然而死。那天他要去公路上填土，出去半个时辰又回来了，说渴了，要喝水。一茶缸水还没有喝完，他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两天后，在儿子和朱凤芝的哭喊声里，养路工马四成告别了人世。他死的时候满脸青紫，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他得的是高原肺心病。小树林的旁边，又多了一座坟墓。
爹死了以后，儿子就成了养路工。日子还得过下去，三十五棵树还得让它绿下去。又过了一年半，朱凤芝病了。她感到很乏，开始没在意，半个月以后就站不起来了。她被人抬上了远去的汽车，似乎有一种预感：自己再也回不来了。她望着她的三十五棵树，一再地叮嘱儿子：别忘了浇水啊，那是你姐姐。我把你姐姐丢下了，把你爹丢下了。儿子跟妈妈去了西宁，诊断的结果是：肝硬化晚期。这是长期营养不良和艰苦环境剪熬的结果。一个星期以后朱凤芝死在病床上。死前她说：我要回啊，快把我送回去，我不能把你姐姐丢下，不能把你爹丢下……记住，别忘了给树浇水啊，那是你姐姐。儿子把妈妈的尸体运回到道班，和爹和姐姐埋在了一起。三十五棵树依然摇曳着，风把它们吹得前仰后合。朱凤芝的儿子想：姐姐活了，姐姐给我鞠躬呢。
五年以后，随着青藏公路的沥青化，这里的道班撤销了。养路工离开那里到了格尔木养路段，道班的土坯房丢下了，爹娘的坟墓、姐姐的坟墓丢下了，三十五棵树丢下了。他没办法不丢下，他要是继续呆在那里就没有饭吃了。他哭着来到了格尔木，放心不下，每年都要去老地方看看。在格尔木，当我找到他，听他讲了他妈妈他爹他姐姐和三十五棵树的故事后，我们又专门去了一趟埋葬着他的三个亲人的地方，看到那儿已经没有树了，只有三十五个枯木桩了。我知道，过不了多久，连这三十五个枯木桩都不会存在了。风沙将会很快淹没它们。它们将很快消失于地面，消失于人的记忆。
4 十二年改建
（1973年5月—1985年8月）
一切苦难，一切忍受，都只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目的——公路畅通，这条公路因为畅通，就把西藏和内地紧紧连在一起了。西藏所需的粮食、副食品、棉布、茶叶、食糖、盐、服装鞋帽、瓷碗铝锅等等民用物资和战备物资，都源源不断地从这条公路上送过去了。也就是说，西藏物资的支撑是一条公路和这条公路上习以为常的死亡、伤残以及一次次的对死亡的抗争——人和汽车的大量死伤和无力的抗争。
据1961年统计，仅青海省的地方车辆，损坏率超过百分之五十二，紧张的超载运行，严重的失修失养，致使大批车辆早期报废。这样的损失在青藏公路是无法计算的。据1959年统计，当时的万车事故率超过两千五百次，万车死人率超过两百五十人。也就是说，每十辆车里就有至少两辆半发生翻撞等各种事故，每一百辆车上就有两个半人死亡。汽车部队的死亡同样惨重。虽然它的车辆报废数无从查找，但伤亡的状况却使官兵们记忆犹新，最高的记录曾达到四个月里沿线有七百多人死亡。平常的记录也达到每年伤亡一个全建制连的人数。有个副师级军官对我说：你照这个数字推算吧，那些年里我们牺牲了多少人？不亚于一场战争啊。原因很简单，在青藏公路上，坐车都是一种苦难。空气稀薄、高寒缺氧、路况糟糕、车辆失修、超载行驶、超体力行车以及高山反应对人体机能的损耗，眩晕、昏厥、错觉，还有饥饿，行车中无法满足最低限度的食欲。尤其是，他们和全中国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饥饿年代。那时，除了麦秸、糠馍和灰条野菜汤之外，还出现了三十八元一斤的麸皮点心、十元钱一个的青稞面馍馍、五元钱半碗的霉面糊糊、十元钱一斤的肉包子（传说是用青藏线上死去的人的肉做的包子，我不相信）。
更重要的是，青藏公路先天不足。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最少的投资和最快的速度突击修通的两千公里世界屋脊之路，具有惊人的简陋。许多路段没有填筑正规路基，桥涵少，路面差，上千辆载重汽车的日夜碾压和震动，使它早已经千创百孔：在自然环境异常恶劣的南线冻土地带，冻胀、热融沉陷、风雪流、风积沙、翻浆等各种高原性病害，越来越严重。而在东线、中线地段，不断发生水毁、翻浆、沙埋，同样给行车造成极大困难。我这里仅仅举出1967年5月到8月的部分记载：柴达木河便桥四次水毁，交通中断六天；诺木洪路段水毁三公里，行车绕行十公里；湟源峡坍塌，阻断交通三天三夜，堵住军地车辆五千六百辆；青海湖边六十公里路面处处翻浆，行车至此需一天才能通过；大格勒路段沙害严重，常有沙丘突然出现在路中间，汽车必须绕行。青藏公路疲惫不堪、体弱多病，急待休息。可又不能休息。一个严峻的消息正从另一条进藏通道——川藏公路传来。
1967年8月25日，大雨滂沱，川藏公路西藏波密境内的拉月地段又发生大塌方。坍塌面沿公路长两公里，滑坡高度近八百米。解放军总后汽车十七团的两个连队陷落险区，数十人死于一瞬。塌方持续了二十四分钟，河流阻断，大水涌上山腰。29日中午1点25分，又发生特大山崩。地动山摇，电闪雷鸣，两千多万立方米的塌石崩泻而下，巨大的气浪，把三公里外的过路人击倒昏迷。交通部、西藏交通厅联合考察队九名科学工作者永远消失。
这样的大塌方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几乎年年都有。只要塌方，川藏公路就会中断，少则一个月，多则四个月，有时候，整个夏秋两季都不能通车。屡屡降临到川藏公路上的，是人类无法战胜的自然灾害。一个严酷的现实出现了：在川藏公路通达时，青藏公路要承担全部进藏物资的百分之八十；在川藏公路断绝时，青藏公路要承担百分之百的进藏物资。这就是说，尽管青藏公路不行了，但根本不存在减轻载力和修养生息的可能。惟一的办法就是：集中力量，再次改建。但这个时候。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国家根本顾不上对一条公路进行修理，一拖再拖，直到1972年青藏公路出现了几次大的阻车事件，西藏供应紧张，各种物资十分匮乏，粮荒已经出现，西藏革命委员会连连急电向北京求援的时候，中南海才感到青藏公路的破败已经影响到革命的大好形势，保持对西藏的畅通无阻不能不是当务之急了。
1973年，国家正式批准青藏公路全面改建工程方案，一次性投资八个亿，要求对青藏公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按三级公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按二级公路标准改建，并全部铺设黑色沥青路面。工程列为国家六五计划重点项目。青海、西藏很快组织汉、回、撒拉、藏族民工一万多人，来到各个施工路段。解放军基建工程兵851团，奉命从陕西、四川进驻青海，担负格尔木至唐古拉段的工程。
几乎在同时，工程、通信、汽车部队九个团又六个营的兵力从各地奔赴青藏公路，加上青海、西藏的数千民兵，两万多人在格尔木秘密集结完毕。3月5日清晨6时，由格尔木通往拉萨的地下输油管道（当时称为530工程），在对外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全线破土动工。这条输油管道将把西藏军用和民用成品油的运输由地上转入地下，也就说一旦青藏公路出了问题，西藏的机动车辆和飞机还可以保持正常。它的军事意义显而易见。
1974年，铁道兵部队五万官兵和一千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开赴青藏高原。5月1日起，曾经二上二下的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八百三十五公里路段，开始修筑。
地上、地下、钢筋铁轨、黑色路面，青藏立体交通线正在形成。
1976年11月1日，神秘的530工程鸣金收兵。一条从格尔木到拉萨的一千多公里长的地下输油管道依傍着青藏公路敷设成功，在极其机密的状态开始向西藏运送各种成品油。
1977年11月5日，青藏公路改建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提前竣工，全长七百八十二公里，实现路面黑色化，按国家公路三级标准验收合格。平均每公路造价十二万元。这时，西藏担负的四百七十公里境内路段，已进入全面开工期，按预期完工不成问题。最最艰难的就剩下格尔木到唐古拉山的近六百公里的改建了。
担负格尔木到唐古拉山的近六百公里改建任务的解放军851团，已经苦干了四年，只完成了一百公里的改建，黑色路面刚刚登上海拔四千七百米的昆仑山口，进入多年冻土带的腹地。气候更加恶劣，伤残死亡不断发生，机械适应不了高山气候，许多被迫停止运转，科研项目日益增多，设计方案频繁改变，工程进度严重受阻。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存成为越来越困难的事情。851团已经顶不住了。
1979年，在援外修筑中国——巴基斯坦友谊公路中，做出极大牺牲后刚刚回国的解放军工程兵103团，奉命紧急撤离新疆，火速增援青藏公路。国防科委所属的汽车299团，奉命进驻青藏公路，担负施工和生活物资的运输任务。1980年1月，汇集在昆仑山口以南的筑路部队已逾万人，兵力、装备、后勤保障大大增强，在此基础上组建了青藏公路指挥所（后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交通第一总队），筑路速度明显加快了。
1981年，青海方面选派东线改建中表现出色的专业施工队伍，配备六百名以吃苦、强悍闻名的撒拉族民工，长途跋涉，开上唐古拉山顶，承担了青藏公路海拔最高、工程最艰巨的山口两侧一百三十七公里的额外任务。他们是整个改建中最强硬同时也是死伤最惨重的一支施工队。
我曾经在竣工验收前的最后阶段来到这里，看到几百个撒拉族民工跪伏在地上，一点一点往前挪动着，在寻找填补黑色路面上可能出现的沥青气泡。他们就这样跪了一个星期，棉衣破了，棉裤破了，血都流出来了，一直从唐古拉山这边跪到唐古拉山那边，一百三十七公里就这样跪过去了，所有的气泡凹点都被他们用裂伤的手指填补平整了。最后他们站了起来，站在了山顶上。那一刻，风停了，不忍心吹动他们到处绽露着烂棉花的棉衣棉裤，风在这一刻，突然就停了。过路的司机向他们鸣笛致敬，他们举起了黝黑的手，滞重地晃着。验收的结果表明：这是一段无可挑剔的黑色公路。
1985年8月，历时十二年的青藏公路改建全线竣工，全部实现路面黑色化。9月1日，在格尔木举行了青藏公路改建竣工典礼。青藏公路从童年的骆驼道，走过少年的砂土路，进入它的第三时代：沥青路面，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第一条黑色公路。它的工程量相当于开凿两条苏伊士运河。改建后的青藏公路，车辆通过能力超过原来的四倍，车速平均提高三至四倍，每年可节约油料五千吨，全部进藏物资的百分之八十五将从这里通过。需要提到的是，在改建的十二年里，青藏公路没有中断交通，在施工的同时又承担着每昼夜三千辆的通车量。
1984年4月8日，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通车剪彩。披挂着彩带的墨绿色内燃机车，在脱帽低头的人群中，为死去的铁道兵官兵鸣笛致哀。
改建结束以后，我和一些朋友又多次走过这段起自格尔木，经过昆仑山，到达唐古拉山口的路。这是青藏公路最艰苦的路段，一万多名筑路人员苦干了十二年。他们留下了什么？——五百五十四公里的沥青路面（耗资四亿人民币，平均每公里的造价高达七十二万元），二十二座桥梁，六百二十六道涵洞，还有专家计算的连接起来超过一座万里长城的土石方挖掘量。我们看到遗落在路边冻土带里大量残损的工具；看到许多他们穿烂的鞋、戴烂的手套；看到那么多墓堆——已经看不出是墓堆了，但它们的确是墓堆，因为有祭物在那里，有石头做的记号在那里。我们听到参加过筑路的人说：我们十二年没见绿色。我们十二年没脱棉衣。我们十二年没洗过澡。我们十二年没放过一天假。我们十二年没回家过过一个春节。我们十二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一个人一辈子有几个十二年？
5 血染苍天
蒋贵来是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的干部，曾在改建青藏公路期间当过连长。他给我说起改建来，大有不堪回首的感慨——
……每年有十个月这里都是一片冰天雪地，推土机显得毫无用处，十字镐轮圆了也只能砍出一个浅浅的白点。拾来干牛粪，熏着了烘烤冻土，铁锤钢钎，一点一点地凿，一寸一寸地计算进度。胸闷头疼，人变得软弱无力。不断有人被送下去，又不断有人被送回来。活着就很好，死了的就算命薄，那个地方，命薄的就太多了。一排有个叫王清的战士患肺水肿躺倒了，送下山去治疗，还没好利索，就听下山拉给养的副指导员说：想入党你就回到工地上去，不想入党就在格尔木留守，你看着办，怎么都行。他说我当然想入党了。他跟着副指导员回到了昆仑山口的工地，又以突击队员的身份投入到施工里。劳累加上气候急剧变化，他的肺水肿又犯了。我让急救站的军医送他下山，他说连长我还没入党呢。我说你下去吧，下去我们就讨论你。他跟着军医走了，走了以后再也没有上来。半个月以后他死了。我觉得很对不起他，因为我骗了他，连队党支部根本就没打算讨论他入党，因为他从来没写过入党申请书。他忘了，或者他不知道还应该有书面申请，以为自己好好表现就可以了，可对党支部来说，形式是必需的，你没写入党申请书就不能算是积极要求入党。
有一个叫莫志杰的，也是一排的战士，来到昆仑山工地后，冷风撕裂了他鼻孔里的血管，不到半个月，血流了两千毫升，身体里三分之一的血就从鼻子里跑掉了。人软得站不起来，昏过去了好几次。我打算让他下山，他不下。他说连长我知道我不顶用了，你是不想要我了，我现在下山，年底你就会让我复员。我不复员，我回家我什么也不能干，我会饿死。我是个孤儿我死也要死在连队。这话说完的第三天他就死了。失血过多，昏过去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营教导员高利升——不是我们营的，我们营教导员是个耍嘴皮子的老爷，什么活也不干，就会找战士谈心，一谈一上午就过去了。高利升是心脏病，在解决卡脖子工程的时候，背着氧气包在现场指挥，两天昏过去五次，最后实在撑不住了，大家背着他往汽车上送。汽车又连夜往山下送，半路上就死了。你想啊，他是心脏病，昏过去了，颠着颠着氧气管就离开了鼻子。天黑，送他的人看不见，加上累，打了一路盹，天亮了一看，营教导员早就断气了。
我说说我们指导员吧。他叫王心愿，也不知道有什么心愿要叫这么个名字。他是从巴基斯坦修路回来的，有人家总统颁发的勋章，动不动拿出来给我们看。我有时候就不看，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国内修路，吃的苦不比你们少，就是国家没有给我们发勋章罢了。他是唐山人，大地震的时候家塌成了一堆破砖烂瓦，老婆孩子都砸死在废墟里，挖出来后都不知道葬在了什么地方。他没有回去，只是哭得眼睛都干了。那时候我代表连队去西宁堵挡死亡战士的家属来山上吊唁，一大批，不能让他们来，来了没办法接待，而且影响士气。连队就指导员一个人，有个副指导员不顶事，什么也指挥不了。王心愿一是哭，二是干活，走到哪里脸黑到哪里。战士们都怕他，一见他来就拼了命地干活。后来他关节炎犯了，整天拄根棍子走来走去，摇晃到哪里，哪里的进度就快一些。有时候摔倒了半天起不来，疼得他把舌头都咬烂了。晚上别人休息了，他偷着用手摇电话机的电流，击打红肿的膝盖。半年后他站不起来了，我派战士送他到格尔木，医生说他得的是类风湿，严重影响到心脏，根本就不能在部队干了，硬要在高海拔的地方呆下去，寿命只有两三年。当年，团里就做出了让他转业的决定。他接到通知后什么话也没说，拦车去了一趟昆仑山工地，和所有的战士都告了别，然后就走了，回唐山去了。一个月以后，部队收到了从唐山发来电报：王心愿跳楼自杀了。
王心愿有个老乡叫弹子，名字我忘了，大家都叫他弹子，我也就记住了弹子。弹子十九岁，入伍不到六个月。刚来到高山工地时，他滴水难进，一进就吐，乏得连在自己身上抓痒的力气都没有了，照照镜子，脸色紫红发亮，就像是戏台上化了妆的演员。他害怕了，在自己床铺上给我留了张纸条（连长：我实在无法呆下去，只好走了），偷偷地爬上了一辆过路的下山车。但是还没走出昆仑山，他就后悔了。他意识到自己是个逃兵，想回去又怕受处分。进退两难的时候，他就挠头捶胸，用最刻毒的话咒骂自己。骂够了，也平静了许多。还是回连队吧，我也是男人，是个当兵的，别人能行，我为什么不行？咬咬牙忍着就是了，忍上几年，赶紧复员，这样当逃兵回到唐山，怎么向爸妈交代？他拍打驾驶室让车停下，跳下来掉头就往回跑。天黑前他赶回到驻地，正好碰上我，耷拉着脑袋，等着我臭骂一顿。我没有骂他，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快去吃饭，我们都吃过了。他愣着，冲着我离开的背影喊道：连长，我再也不跑了。他没有食言，直到死也没有离开过连队。他是感冒死的。那一天，他脱光了衣服抡大锤，出了一身汗，风一吹就感冒了，感冒引起急性肺水肿，来不急往山下送就死了。
有一年我们连担负昆仑山顶乱斜段的路基填方任务，地域狭窄，无法施展机械的力量，只能用挥锨舞镐的最原始的方式，进行大面积的填筑。没有便道和土坡，就拿方木搭起跳板，用架子车把土送上四米高的路基。当时是六月，山上却是隆冬景致。狂风裹挟着大雪，铺天盖地，黑云低得能把头压扁，地上一片银装。而人的皮肤却是深紫的，雪水顺着脖子往下淌，和汗水搅和在一起。热汗透出衣服，迅速凝结，人好像裹了一层冰甲，胳膊和腿几乎不能打弯。就这样，我们还得加班加点。方木搭就的倾斜的跳板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冰雪，架子车推不到跳板中间就滑下来了。三班长刘德福胃疼难忍，正蹲在一边用膝盖顶着胸口，一见架子车猾下来，冲过去，脱下棉衣，垫到车轮下面，然后跪在方木上，用肩膀顶着车轮，硬是把一车土推上了跳板。这以后，许多战士都把棉衣脱下来，铺在了方木上。推的，拉的，顶的，在长达一千米的十二个跳板上，人不断地摔倒碰伤，满脸满身都是青肿。夜里十一点，我下令收工，但大家对命令毫无反应，都累瘫了，已经无法站立了。站不起来就意味着冻死。大家都想到了死，悲哀之中又觉得这样死得太早，太亏，太窝囊。我喊着：你们摸一摸，心跳不跳？心跳的，都给我走，我们爬也要爬到营房去。我双手拄着铁锨，第一个摇摇晃晃站了起来，牙咬得咯咯响，舌头也被咬烂了。许多战士都站了起来，嘴角流着血，走啊，爬啊。我发现有一个人永远站不起来了，他就是三班长刘德福。谁也不知道他是胃疼死的，还是累死的。风更狂，雪更大，一个名副其实的白色世界出现在昆仑山顶的原野上。已经顾不上埋葬刘德福了。我就想，就让大雪把他埋了吧，刘德福，对不起了。我们走着，爬着，终于回到了避风的营房。我忘了点名，我太累了，一到营房饭没吃一口就起不来了。第二天，当我们再次来到工地时，看到大雪埋住的除了刘德福，还有两个人，他们是冻死的，昨天晚上，别人都挣扎着回去了，他们实在站不起来，又不好意思把大家叫住等他们，往前蠕动了几米，就再也动弹不了了。说起来，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最后检查一遍，应该回营房后点一次名，可是应该做的我都没有做。我给团长说：你撤我的职吧。团长说这样撤下去，所有的连长、指导员都得撤职，我这个团长就更严重了，不光要撤职，还要上军事法庭。你能认识到错误就成，以后千万要注意，我们牺牲的人已经太多的了。
我再给你说一个二十九条汉子和一个冻馒头的故事。那是在小唐古拉山，也就是风火山，我们连运送施工物资的车队行驶到一条山沟里，突然下起雪来，只下了一个小时，积雪就已经有一尺多厚了。雪雾很大，遮住了我们的视线。车上没有铁锨，二十九个司机就用手扒雪，一边开道一边走，连续三个昼夜，他们只吃了用喷灯熬在加仑桶里的一顿面糊糊。饥寒交迫，疲累难忍，什么吃的也没有了。有人从驾驶室翻出一个不知什么时候放在那里的冻馒头，让大家吃，大家谁也不肯吃。那就分吧，一人啃一口。可是二十九个人都啃过来了，馒头还剩一大半。都已经饿得前心贴后心，如果在平时，一百个馒头也不够这二十九个人吃的。他们推来让去，最后，大家拥抱成一团，哭啊。领队的排长说：剩下的馒头让一个人吃了，这个人必须突围出去，到邻近的工地求援，大家选吧，看谁去合适。选举的结果是让一个叫赵朋言的去，大家都认为他是他们中间最强悍且有头脑的人，有时候比排长的办法都多。赵朋言当仁不让地去了，去了就没有回来，也没有到达邻近的工地。剩下的人三天以后被团里派推土机铲雪开路救了出来。雪停了以后连队派了十几个人开着车到处去找赵朋言，没有找到，连尸体也没有找到。没有人知道他死在了哪里，是怎么死的——狼吃了？冻僵以后雪埋了？还是自杀了？——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在那种天荒地老的地方，人到了绝望的时候，自杀便是惟一的选择。我们团就自杀过两个，有一个是高山反映严重，头疼得实在受不了，拿着榔头活活敲死了自己。有一个是干了一天一夜的活，累了，睡下不起来，排长批评了他几句，他想不通就自杀了。排长很后悔，以后年年都去给他上坟。还有一个是副营长，修了十年的青藏公路，其中有七年呆在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1983年他老婆催他回家探亲，说我们再不要孩子，这个家就不是家了。他是湖南人，请了假回去，到了家里才知道他已经不能过夫妻生活了，就是阳痿，他四十岁不到，就已经不行了。他在老婆身边只呆了两天，就买火车票回到了连队。一年后，部队通知他转业。他不想走，想留下。领导说你留下干什么？根据你的年龄，你已经不能再当副营长，也不能再提拔你了，部队没有你的位置，你怎么搞不明白？其实他是明白的，只是有苦说不出来。他是开枪自杀的，打了两枪，第一枪没打上，可见他很紧张，不想死。自杀的人是不能追认烈士的，战士们心不肯，全营出动给他送葬，哭得都把山给震动了。听说那一年格拉丹冬出现了雪崩，就是被一营人马的哭声震崩了的。
我们连的三排长期执行采石备料的任务，好几次都被大雪封堵在山上。有一次很惨，雪来了，刚好面粉和煤都已经用完，运输中断，又没有通讯设备，战士们扒开积雪，寻找野牛粪做燃料，炒熟了黄豆分着吃。仅有的一麻袋黄豆很快吃完了，只能冒着大雪漫山遍野去搜掘草根草叶了，人这时候就成了牲口，见什么吃什么。吃了就肚子胀，就拉稀，头晕目眩，好多人都瘫软在帐篷里起不来。可老天对他们还放不过，一场狂风袭来，扯断了几十根八号铅丝，帐篷拔地而起，刮到天上比鹰高，人哪能追得回来。烧的没有了，吃的没有了，住的也没有了，全排露营在雪地上，冻得受不了就烧床板，烧光了床板又烧铁锨把，烧没了铁锨把就只有挨冻了。有个战士跪在了地上，面对满天的大雪，老天老天地叫。排长过去拉他说：你一个军人你怎么能这样？战士说我一个军人怎么了？老天不开眼我就要死了，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排长说又不是你一个人死，要死我们大家都得死。战士说排长我们不死行不行？用我们的血肉祭了老天它就会开恩了。老天，让我们都活着，哪怕冻掉胳膊冻掉腿，只要活着。排长说不出什么了。所有的战士都跪了下来，眼泪哗啦啦流着：老天，老天。三天后，我派去营救他们的人才到达那里，那个首先跪着祈求老天的战士已经死了。排长躺着不能动，再迟到半天也要死了。
6 遥远的水
还是蒋贵来的诉说：每年6月到9月，是高山工地的黄金季节，也就是说，比起冰天雪地的隆冬和同样冰天雪地的春天，大自然是要温柔一点。我这里保存着一个战士写的信你看看，写的就是七八月份的事情。我看了，并把它抄在了采访本上——你说气人不气人，今天下了五场雨、三场雪、三场雨加雪、两场冰雹。早晨起来，天是蓝的，从营房走到工地，乌云就遮住了太阳，不一会就下起雪来。我们不管它，管它也没用，反正我们是穿着棉袄戴着皮帽子的。才抽了一根烟，天又晴了。我们热，都脱掉了棉衣，刚脱下来，有人还没来得及把棉衣放到地上，一阵狂风吹来，雨也跟着来了，浇得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干地方。好在很快又出太阳了，我们边干活，边晒衣服。这里的太阳真毒，像是一些火舌头，衣服干了，皮肤也晒焦了，身上火烧火燎的，眼看着暴起了一层皮，只好又把棉衣穿上。老天爷就好像瞅着我们故意要为难我们，这时，云头又过来了，又是一场雨雪，衣服淋透了还不算，寒风一吹，马上就冻得梆硬。我们互相用铁锨把身上的冰凌敲掉，都还没敲完呢，雨雪变成了冰雹，劈头盖脑砸下来。躲是没处躲了，有人把棉袄顶在了头上，有人用铁锨护住了脑袋，有人钻到架子车下面，弄得满身都是泥。我昨天就淋了雨，有点感冒，身上一阵阵地冷，只能裹紧了棉袄，原地蹲在地上，心想，要是有堆旺火，我肯定一头钻进去，烧死也比冻死好受。班长过来，把我扶回了帐篷，又把饭端到床边，我还在打寒战，不想吃饭，只想烤火。班长说吃吧，兄弟，活一天咱就得吃一天。我想也是，为啥不吃？谁知道明天是死是活呢（很多人就是在这样多变的气候中，在一会儿冻一会儿热一会儿流汗一会儿结冰的折腾中，得病死掉的，这个写文章的战士后来也死了，就是死在冷暖难测的八月）。我跟吃木头一样把馒头咽了下去。我想但愿我别死，死了就亏了，当兵五年，我还没回过家呢。家里有什么？闭着眼睛一想，就想到了树，树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我都快忘了。
这个战士说得一点也不夸张，他没见过树，我也是几年没见过，有一次下山，好不容易见到了，却都是枯黄的。比看不到绿树更糟的是，我们吃不到绿菜。常年都是盐水煮黄豆和一些罐头食品，即使有菜，也是干黄枯萎的脱水菜。维生素严重缺乏，几乎所有人都有毛病：指甲凹陷劈裂，脸上布满水疱，浑身的皮肤一层层地卷起，头发迅速脱落，未老先衰，许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夜盲症和各种眼病。还有饮水，有时候比吃饭更要命。青藏高原上湖泊很多，作为自然景观，人们尽可以用整筐整箩的辞藻去赞美它，去漫无边际地形容它。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原天天为生存发愁的人来说，那些美丽的产生着许多神话的湖泊，简直就是灾难的象征。尤其是在青藏公路沿线，湖泊大多是盐和各种过量矿物质的融合，苦涩难咽，根本不能饮用，甚至都不能洗脸洗手，一洗马上就有火辣辣的感觉。偶尔遇到淡水湖，打眼一看，彩色的蛐虫浮藻似的漂游着，随便舀一碗，就有二三十条。喝了泻肚，立竿见影。大部分连队，要靠一辆水车往返近百公里拉水。我们连队有好长一段时间吃的是几十公里外的冰水。每天都有一个班收工后去山上背冰块。有时离冰山太远，连队连续几个月一日三餐只吃烤饼。喝的水少，用的水就更少，一个月不洗脸的大有人在。常常是一个班合用一盆洗脸水，洗完了还要澄起来，留着晚上收工以后再洗。天天月月年年都这样，浑身脏得不堪入目。很多人一个星期只尿两三次尿，每次就那么几滴，尿完了，疼得直不起腰来。每天的饮水都由专人管理，一口一口地分给大家，喝进去的还不够出汗。感冒的人从来不流鼻涕，流的都是火烫的鼻血。泪也没有多少，有时候你伤心得想哭，也只能是干号，我们叫作干打雷不下雨，哪有雨啊？连浑身的肉都是干的。渴极了就用冒火的喉咙唱那水灵灵的歌：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一首歌唱下来，气喘吁吁，嗓门肿得差不多就要堵实了，舌头发硬，脖子酸疼，但他们还是要唱，因为这是惟一的娱乐，这是寄托，又是能够发泄情绪的最自然的方式。
仅仅在人世间度过了二十几个春秋的青年人，几年下来，就会变得皱纹满脸，一脸的苍老。有个记者来我们连队采访，他猜测了三十名官兵的年龄，所有被他认定为四十五岁以上的人，实际年龄都在二十八岁以下。生理在衰变，机能在退化，情趣在消失，记忆在模糊，短暂的人生变得更为短暂，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
再讲一个关于绿的故事——
一个二十多岁的西宁姑娘，让他父亲领着，千里迢迢，来到海拔四千六百米的北麓河筑路工地。她是副排长魏朝阳的未婚妻，一个正等着结婚却等来了噩耗的姑娘。姑娘带来了一封信，信是魏朝阳写给她的，就算是情书吧：……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了你，你正在给我做饭，你一次次地从盆里捞起小油菜，一捧比一捧绿。我说你别切，你千万别切，一切绿颜色就碎了。你说不切怎么炒。我说炒什么，就这样吃。我抓起小油菜就吃，吃了那么多也吃不出菜的味道来。梦醒了，我才明白，我已经把小油菜的味道忘记了……姑娘来到了工地，带来了纸钱和魏朝阳写给她的全部信，还带来了一篮子小油菜，为了保持鲜绿，洒了一层水。那天我正好不在，我去采石排解决转移采石点的问题，是我们副指导员接待的。副指导员带着姑娘和魏朝阳的父亲，来到了魏朝阳的坟上。姑娘烧了纸，哭着说：我把小油菜给你带来了，朝阳你看看，我把小油菜给你带来了。许多战士都流泪了。哭够了，姑娘只在未婚夫的坟前放了两棵小油菜，其余的交给了副指导员，说：你们这里缺菜，煮一锅菜汤让大家喝吧。
蒋贵来拿出一个本子来，找出几个人名给我看。他说这几个不是我们连的，好像是一次团里召开的汇报会上，我记录的别的连队干部的发言。
李启发——在工地上得了心脏病，调到炊事班负责烧水、送饭。那天，他正在工地往别人碗里舀水，突然哎哟了一声，倒在了地上。连队立刻送他下山。临走，他靠在驾驶室的窗口，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对战友说：我没事，过两天我就回来。可是，汽车刚开出去两公里，他的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封他准备带到格尔木发走的家信——尊敬的父母大人：我近来身体很好，就像在家里一样结实。我们的路还没有修好，什么时候修好还不一定。我打算明年请假回去看你们二老，你们多保重啊。
李方春——班长，合肥人，一来高原就得了胃病，在雁石坪工地施工时病情加重。夜里疼得受不了，怕影响别人休息，总是跑出帐篷，来到野地里呕吐。吐了二十多天，吐出来的全是黄水，衣服、被头、枕巾都染黄了。有一天，他疼得实在受不了，跑到工地上，拿起镐头就挖，挖了几下，就栽倒在地上大口吐血。连长安排车辆往山下送，还没来得及抬上车就不行了，胃穿孔夺走了他的生命。他才二十三岁，因为他是病死的，按规定，连个烈士都算不上。
赵礼才——1971年入伍，排长，带着几名战士在石料场打炮眼，突然头一阵晕，肚子一阵疼，咬着牙打好了炮眼，装药放炮时他走不动了，赶紧抬他下来，又送他到格尔木医院，诊断为肝癌晚期。他听说没法治了，就溜出医院，挡了一辆车回到了连队。他说医院说他是拉肚子，吃几片黄连素就好了。他当天就去了石料场，还是和以前一样打炮眼放炮。有一次，炸药装好了，导火索点着了，可他却一头栽倒在离炮眼十步远的地方，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炮响过之后，大家跑去看，一堆石头已经埋葬了他。人们从他的衣袋里找到了诊断书，才知道他已经一个死期将临的人。他是被当作病死处理的，因为如果按照放炮炸死或者石头砸死处理，那就很可能被看成是一起事故，按规定，这样的事故，连长指导员是要受处分的。
其实有的时候，活着比死了更难。改建青藏线的十二年里，有一千多名官兵是身负重伤终身残废了的，其中有一部分失去了自理生活的能力，他们活着难道比死了更好受？百分之九十五的官兵由于长期缺氧和气候恶劣得了这样那样的病，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还有感情灾难、家庭灾难，有些苦是说不出来的，是外人想不到的。
家属来部队探亲，尤其是夏天，一个连队一来就是好几个，还有的是开了证明来这里结婚的。工地没有太好的条件，只能腾出一顶帐篷来，用布帘子一家一家隔开。这怎么能习惯？尤其是新娘子。我们连有一年来了一个新娘子，很漂亮，住了一夜就赌气逃走了，走了不久就寄来了一封绝交信。新郎恨啊，恨人家姑娘？恨连队没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恨自己是个当兵的？好像什么都得恨，又好像什么都不该恨。那一年四川发大水，我们团里有好几百个战士的家里房屋冲毁、亲人遇难。光我们连就有十一个人接到了父母亲人亡故的消息。怎么办？都批准他们回去参加丧事？不能啊，工程在节骨眼上，走一个人就少一份力量。我们给战士做工作，不让他们回家。战士也知道不是我们心硬，实在是工程任务紧急没有别的办法。有一个战士的家属知道等不回来，随信寄来了黑纱。我说你戴上，我们连排干部明天都戴上黑纱，为你们大家死去的亲人致哀。战士们总算听了话，总算没有闹情绪影响施工。
蒋贵来的话戛然而止，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采访本上再也找不到他的只言片语了。
转业后在青海交运公司工作的湖北人石永久给我讲述过他的事。他和蒋贵来一样，也是一个在青藏线上当过连职干部的人。他说苦啊，我们那个时候真是苦啊，生活苦，心里更苦。1984年8月，就是青藏公路改建工程全面竣工的前一年，我接到了我老婆的信，信里是这么说的：永久，你不知道，像我这样丈夫不在身边的女人，处处都被周围的人瞧不起，分房子都是以男方为主，各种福利照顾优先考虑双职工，家里搬煤买面这些活都得求人，可怜我的帮一把，不可怜我的还要说三道四。这些我都可以不计较，也没办法计较。可是我病了怎么办？我腰椎有病，肾也不好，已经不能走动了，你不在身边，只能请人护理，可是单位只发生活费，别的一概不管，我自己连看病的钱都不够，哪有多余的请保姆？人家的孩子放学回家有吃有喝，我们的孩子有什么？她得自己挑水，自己做饭，自己洗衣，还得伺候我。你别忘了，她只有八岁，她忙里忙外，瘦兮兮的样子看着实在可怜，我想哭，永久啊，我想哭。我知道你是不能回来的，我就是死了你也不能回来给我送葬。我想来想去，与其两个人都受这种牵肠挂肚的罪，倒不如我们分开的好。离婚吧，我们只能这样了。老婆的信接到没过两天，又接到了孩子的信。孩子说：爸爸，妈妈病得很重，翻不过身来。我每天放学回来，都要喂妈妈吃饭，帮妈妈翻身，我人小翻不动，妈妈老是拉着我的手哭。爸爸你快回来吧。
我好几个晚上没睡着觉，眼睛充血，都紫了。我想我算什么丈夫，算什么父亲？我不配啊，我欠他们的太多了。可是我还是回不去，再有一年就要交路，部队把命都拼上了。我怎么办？我除了写信我还能怎么办？这封信我写了两个晚上，我把我们在山上吃的所有的苦都写进去了，我说求你们再给我一年时间，一年后我要是回不去，咱们再离婚。一个多月以后，老婆回信了，她说：我的病已经好转，你别挂念我，千万别挂念我，我真的很好，孩子也很好。看了你的信，才知道你比我更苦。我受苦时，我还能给你说说，可是你受了苦你给谁说去？永久，有苦你就给我说吧，我听着呢，我等你回来。孩子也来信了——爸爸：看了你的信，我哭了。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妈妈，也会照顾好我自己的。爸爸保重。接到信的这一天，我离开连队，一个人来到寒风呼啸的山口，望着家乡的方向，喊了一声老婆，又喊了一声女儿。我说我对不起你们哪。
但是，没等到一年后我回去，我老婆就死了，医院的诊断是急性尿毒症。老婆死了后，我没接到任何信，我奇怪我那几天夜夜梦见我老婆。突然有一天，团里打来电话，说我孩子来了。我说跟谁来的？团里的人说就她一个人。我说怎么就她一个人？她那么小，这么远的路怎么来的？团里的人说：你等着，我们派车把你孩子送到连队。孩子来了，我才知道她妈妈已经死了有半个月了。我抱着孩子哭，那么多战士都看着我们哭。我们除了哭还有什么办法？离青藏公路改建工程竣工的日子还有三个月，老婆她怎么就等不到那一天了呢？这以后，孩子就跟着我，我就在工地上带她，一直到工程竣工才把她送到格尔木去上学。她都十岁了，十岁才上二年级。
据我了解，在爱情问题上最普遍也是最残酷的就是找不到对象，好像全中国的姑娘商量好了，都不愿意嫁给青藏线上的人。战士好说一点，干几年就复员了，回去也不过二十五六岁。干部就麻烦了，在青藏线一干就是十几年、几十年，都三十四十了，看上去都成老头了，连恋爱都没谈过，等到转业回去了，再找谁去结婚？我见过一个叫周正的副指导员，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和盐碱空气的腐蚀，使他的脸黑得就像抹了炭。父母和亲友给他介绍的姑娘差不多有一打，没有一个愿意的，有的姑娘看了第一眼就不愿意抬头看他第二眼。最后，亲戚又托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售货员，姑娘看了照片，没说什么，只是想见一面。父母连写了六封信让他回去。他想去，做梦都想把媳妇娶到手。可是时机不好，连队正要开赴新工地，决定由他带人去打前站。连长对他说：咱连没有指导员都快半年了，这次搞好了，团里肯定会提拔你当指导员，相亲的事是不是再拖两个月。他想那就听连长的吧。赶紧给介绍人写信说明情况。介绍人没有回信。几个月以后他终于回了一趟家，兴致勃勃地推开了家门。母亲一见他就哭了，第一句就是：儿啊，你回来了？儿啊，那姑娘已经结婚了。
7 魔域之难
藏史中称唐古拉山是魔域。青藏公路通过的唐古拉山口，也就是一千三百八十六公里处，海拔为五千二百三十一公尺。这里地处垂直寒带顶部，气候为大陆性季风高寒区，最低气温零下四十度。太阳辐射强，风力最大超过十三级，每年八级以上的大风有一百六十到二百一十天，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内地的百分之五十，每年冰冻日达三百四十天以上，冰冻厚度一般都在六米以上。从这里极目四望，可以看到山顶平原的辽阔，看到不远处冰峰林立的山脉，看到青海和西藏共同拥有的这座神奇的大山在原始的宁静里是如何蔑视着人类的一举一动。唐古拉，伸手把天抓。藏民都这么说。山顶平原上有一些湖泊，大片沼泽随处可见，但并不陷人，沼泽下面是永冻层，冰层厚度在二十米到三百米之间。在能见度好的早晨和傍晚，能看到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冬冰川，那里银光闪烁，俨然冰宫玉殿。格拉丹冬冰川在青海境内，是长江的发源地，是世界上少有的神奇之地之一。在它高峻而久远的寂寞里，一条黑色公路延伸而来，两边是洁白的冰山系列。洁白的冰山系列之间，一条黑色闪亮的公路延伸而去。
在青海青藏公路施工总结中，我看到了一段这样的文字：第二工程处一千四百名施工人员，住在海拔五千二百多米的高山上，这里是千年不化的冻土冰层，他们就住在冰层上，帐篷里由于住人烤火，温度升高，脚下的冰层冻土融化冒水，地面泥泞难走，铺上了几层碎石，仍然到处是水，由于热融沉陷，帐篷东倒西歪，民工大都睡地铺，铺着两层草垫，一层草垫只有十公分厚，睡几夜，上面就湿了。工程处庞大的沥青灶就建在冰层上，虽然基础是一米多深的片石混凝土，但点火半月，整个油灶就发生了热融沉陷，有些地方下沉两米。为了防止意外，又加了几道水泥支撑墙，才没有让油灶倒下。
在冻土层施工，都严格遵循保护冻土的原则，只能填，不能挖，也就是给冻土层盖被子。路基是从远离公路的地方取土修成的，土方用量和运输量相当大。为了保持冻土的原生状态，避免机械大面积破坏路基两侧的天然土，这里自始至终都是靠人力施工。有一个完成土石方量的数字对比是这样的：青海民工承担的唐古拉山顶工程全长一百三十七公里，完成土石方二百四十六万立方米，历时四年；西藏担负的安多至拉萨的工程全长五百五十一公里，完成土石方二百零一万立方米，历时八年。青海民工因此赢得了吃苦耐劳不怕死的声誉，负责这段工程的工程处也赢得了不怕死工程处的美称。与这些声誉相配的，是总结报告里的一些例子——
马不都，长期血压高压都在一百八十五以上，几乎睡不着觉，用麻绳勒着头，吞着药片，挣扎着干活。在昼夜突击山口九百米长、十米高的大填方的四十天里，他没有休息过一天，每天的食物仅仅是一壶盐茶水和几把干炒面。四十天后，他瘦成了一把柴，风一吹就倒。马力扬，头部浮肿，眼睛肿得只剩下了一条细缝，走路常常撞到岩石上，后来在深度昏迷中，被紧急护送下山，下去就没有回来。韩有福，患有高血压和肺气肿，脚肿得必须把棉鞋割开了穿，最后下山时鼻孔肿严了插不进氧气管，死在半路上。马占鳌，已经五十三岁，首批上山，打前站，扎帐篷，垒锅灶，搬运施工设备，他都是一把好手。后来又参与灌注水下混凝土，这种活一般都在夜间进行，唐古拉夜夜滴水成冰，一夜下来，站在灌注架上的他，浑身湿透了，棉裤变成了冰筒，干了三个月，终于因为关节炎而倒在了地上。冶存孝，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来到山上，干了六年，眼看要摘帽子了，身体不行了，一次事故砸断了他的右腿。阿有财，胃切除了三分之二，在唐古拉山拉运土石方干了三年，死在工地上。女护士周丹，十九岁上山，连续三年都在唐古拉山顶病房工作，她患有肺水肿，从死亡边缘挣脱出来，却从未远离死亡，常常是给病人打完了针再给自己打。二十二岁那年，她死在她所看护的病人身边。女大夫李爱英，护送一位消化道大出血的病人下山，整整两昼夜，颠簸到格尔木，没有休息又赶回山顶抢救别的病人，最后晕倒在病房里。五天后她在格尔木去世。工程师杨志道，在青藏公路接受再教育十年，其中四年在唐古拉山上。他有个恋人在西宁，十年接到了他的将近五百封信，最后一封信写于1984年5月，他说他马上要下山了，这次下去就不用再上来了。恋人没想到，接到信的前一天，他已经长眠在唐古拉山顶。他死于心肌梗死。马应祥，冬季大队撤走，他主动要求留守工地。等大队人马再次来到工地时，他已经死了，死因不详。韩林生，高山消化道出血，九次吐血、便血，失血量达到三千九百毫升，死在工地上。
青海第三工程处承担了唐古拉山口油路工程，三处医务所1985年的工作总结为我提供了以下资料——全处一千五百人，各种高山病患者就诊七千六百人次；最高门诊量达到每天一百八十人，发病率为百分之五百；在5月到7月的九十天里，仅葡萄糖注射液就消耗了一千五百多公斤，止痛片用掉了十三万片。这个医务所只有五名医生、四名护士。他们说，当时他们本身就是病人，病人给病人治疗，每天的睡眠只有两个到三个小时，五十套点滴注射器每天消毒四次，当二百套使用，就这样还不够。
唐古拉并不怜悯冒死修路的人。四年中，青海方面上山筑路的共有两万一千二百人次，而被治疗过的高山病患者和工程事故伤残人员就有十二万九千多人次，其中重大的手术、抢救、住院治疗达到六千五百多人次。青藏公路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用生命和鲜血铺成的路。
改建终于结束了。那么以后呢？以后的青藏公路以及关于青藏公路的一切是不是不再让我们感到沉重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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