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中文过时了，没用了。是人再像从前那样理解中文，学了中文再抱着从前那样的中文就业观去择业的传统思想，与社会和时代不合拍了。而社会和时代，对于具有“活的”中文水平的人，那还是大大的需要的。在未来的时代，不但中文学科毕业的人要随时准备进行人生的成功的“知本”转移，其他学科毕业的人，也将不同程度地面临“知本”转移的社会和时代的考验。

    1 学中文有什么用？

    诸位：

    在回答你们的问题之前，我也希望能对你们有所了解。

    你们中，有哪些同学是中文系的？

    有哪些同学当年高考时所报第一志愿是中文系？

    所报第一志愿并非中文系，既已是中文系学生，对用四年的时光在大学里学中文，又持何种态度？

    原本未报中文系调配到中文系的同学对中文持何种态度？

    我们大学的“人文学院”由两个学科组成，即汉语言专业与中文系。汉语言专业是我校在全国较为著名的专业，每年的录取分数线一向颇高，据说前几年学生毕业后的择业情况也不错——那么，汉语言专业的同学，对中文选修课持何种态度？

    原本专执一念所报的乃是汉语言专业，高考失利，不得已成了中文系学生，且与汉语言专业相近咫尺，是否会长期陷于“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状态？

    外语专业对中文选修课业持何种立场？

    大家对“中文”是怎样理解的？它除了培养人从事与中文相关的职业的一般能力，你们是否认为它对人还有其他的意义？大家比较承认它对人还有其他的意义，抑或从理念上根本否认和排斥它对人还有其他的意义？或口头上虽也承认它对人还有其他的意义，而内心里却是鄙薄的？

    凡此种种，我以为，在中文系老师和学生之间，具体而言，在我和大家之间，都是有必要进行交流和讨论的。我们教学双方所能达到的共识越多，教学双方则越容易互动，于是教者明白该教些什么，怎样教；学者明白为什么值得学，怎样自觉一点学……

    在我回答诸位的问题之前，我反过来首先向诸位提出了如上等等问题，肯定是大家没有思想准备的吧？大家一时无法回答或其实很不愿意回答也没什么。那么，恳请诸位允许我自己先来谈谈我对以上某些问题的纯粹个人的看法，以及我对于大家的中文态度和立场的初步评估。

    对于当年高考时所报志愿是中文系的同学，我相信我将省却很多唇舌，不必反复强调性地企图讲明白一个陈旧话题——中文有什么用？这“用”字，当然是首先针对个人而言的。它不是针对国家、民族、社会这样的大概念而言的。它对后者们意味着什么，那是根本无须浪费时间讨论的。其意义摆放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与之母语的关系中，那都是连儿童也完全能理解的。

    我们在谈论中文和中国当代大学生，尤其是与当代中文系大学生的关系时，为什么又说那个“有什么用”的话题是一个“陈旧的话题”呢？因为早在八十多年以前，国立清华学校，亦即今天的清华大学校园里，关于“学中文有什么用”就已展开过多次的讨论和辩论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那时，普遍的人们，包括学子们，包括已然学着中文了的学子们，对于学中文与自己之人生前途的关系，便很有些“欲说还休”了。

    当时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情形自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有一点却是相似的——出国留学特别方便，比今天还要方便，而且成为时代的潮流。

    当时的热门学科像今天一样，也是商业经济、法律、医学以及某些理工学科。这些学科学有所成之后，就业国外的机遇较多，回国后，往往也容易摇身一变，成为经理、镀了“洋金”的律师、医生，或开办工厂或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教授——当时的中国很缺理工科教授……

    而学了中文的人，职业的选择几乎只有两个途径——要么留洋回来做教中文的教授；要么去办份同仁的文学报刊，或干脆做笔耕为生的自由职业者。

    这最后一种人生，无论当时或现在，无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往往会导致陷入艰涩的人生，是绝不如做演员的人生那么风光和滋润的。而办报办刊，没了广告的支持，连低微的收入也往往朝不保夕。尤其是某报某刊倘太过文学和文化起来，又往往就接近着慢性自杀了。而文人们，也就是学中文被认为学而有成的人们，又大抵地，偏偏地，几乎是一贯地、本能地，非将一报一刊渐渐办得文学和文化起来不可。结果也就可想而知。当然，幸而有他们那样心甘情愿地办着那样的报那样的刊，许许多多热爱文学的青年，才经由那样的报那样的刊的发现和培养，后来成了著名的诗人和作家；才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期的许多优秀作品。但他们自己的人生，确乎是清苦的。清苦到不得不经常以文艺的“界”的名义，向社会发出请求救济的呼吁。至于当教授，最初的收入是很丰厚的，比现在一般大学教授们所能达到的社会经济地位还要高出许多倍。那时大学少，教授少，国运不昌，却也还是养得起。可能凭“中文”资本当上教授者，毕竟凤毛麟角。何况，后来也都很落魄，“越教越瘦”了；相互间借点儿钱买米度日，是常事……

    所以当年有“学中文有什么用”的质疑。

    已然教着中文学着中文的，自然希望在讨论之中长长自己的志气，指出那“有用”的方面给社会看，给他人看，给自己看。

    讨论和辩论出了一个乐观的结果没有呢？

    当时没有。

    而且，除了教着中文学着中文的人们自己，别人也根本没什么兴趣参加那个话题的讨论。

    1949年以后，情况大为不同。

    新政权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文化的事业，自然要依赖“中文”人才。于是，“中文”一下子变得很“吃香”了。

    直至“文革”前，“中文”学子毕业后的工作，大抵是“坐在屋里”的那一种。当年因“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日晒不着”，多么令人羡慕自不待言。尤其，各行各业的工资是相同的。在工资相同的前提之下，中文毕业生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作性质，其优人一等一比就比出来了。

    “文革”十年就不去谈了。

    “文革”后，中国人的工资还是基本相同的。“文革”的重灾区即文化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开始进入恢复期，需要大批的中文毕业生。那时的中文学子，和现在各大学的最热门学科的学子一样，往往还没毕业，其优秀者，已被最理想的文化乃至意识形态部门预招了。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情况又大为不同了。中文毕业生过剩了，供大于求了。中国其他产业、行业开始日渐兴盛了。于是大学里的其他学科日渐热了起来，强大了起来。而中文受冷落了，萎缩了。中文学子因而一届比一届迷惘了，沮丧了，似连将来的人生都大成问题了。

    尤其，中国的工资制度改变了。几乎一切与中文相关的职业，收入都处于社会的中下水平了。如果仅从这一点上比，自然越比越迷惘、越失望。“中文股”在社会职业股市的大盘上，似乎注定地将永远处于“熊市”了，眼见其他“职业股”指数一再上升，中文学子们又怎能不自卑不忧患呢？

    但我想指出的是——第一，中国人口太众，仅仅是中文学子供大于求吗？我看不是这样。要不了几年，几乎一切大学各学科的学子们，都将日渐地供大于求。只不过中文学子们较早一点儿体会到供大于求的苦涩罢了。第二，既然几乎一切学科的学子们进出校园，都将面临供大于求的局面，那么，也就都必得有充分的“知识附加”和“知本转移”的自觉和能力。

    不必问，我知道诸位中，将来想到外企工作的人很多。为什么一心想到外企？工资高嘛。在未来的几年，尤其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外企将会更多。但外企再多，也多不过想要到外企工作的学子。一方以加法增多，一方以乘法增多。于是一个事实是，除了少数高等人才，普遍的外企的工资，是下降了的。谁嫌工资少了吗？那么让开，后边排着长队呢！

    二十年前，仅凭外语好，便是进入外企的通行证了。因为外国老板们不会中国话，对中国缺乏了解。会外语的中国人，在他们眼中是块宝。许多事儿他们都有点儿倚重于你，似乎离开你寸步难行。

    十年前，仅凭外语好依然可以。但人家已不必倚重于你。你只不过是一般员工。你稍有不适，炒你的鱿鱼没商量。

    现在，仅凭外语好，就不能成为进入外企的过硬的通行证了。因为外语已不再是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的特长，而是许许多多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基本从业条件了。而某些老外，中国话也讲得很“溜”，对中国之风土民俗，人情世理，政治文化经济的方方面面，比刚跨出校门的中国大学生心中有数得多。

    所以，一个问题是——你要到外企去工作吗？那么，你的英文水平，就要加上另外的什么了。

    对于你，英文＋？

    你首先要自问，接着要决定，再接着要去那样充实你自己。

    这就是“知识附加”的思想自觉。在大学里就要开始。

    对于中文学子，问题也是同样的，而且尤为重要——中文＋？

    自然的，可以加上英语。这不太难。

    但一个现象是，对于某些中文学子，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反而是一种“取代法”的思维。既因学着中文而迷惘，而沮丧，自然的便企图干脆舍弃了中文，以英文作为硬性从业资本取代之。而这在未来的求职竞争中，是相当不利的，甚至是相当有害的。

    为了诸位的未来所谋，我对诸位的建议是——你们万不可以用“取代法”对待自己的中文学业。取而代之，只不过仍是1≈1。你们一定要有用加法打理自己未来人生的能动意识。

    中文＋英文——这对于诸位不难。于是你们丰厚了自己一些。仅仅这样还不够，还要有另外一种能动意识，即从最广的意义上理解中文的超前意识。说超前，其实已不超前了。因为时代的迅猛发展，早已先于诸位的意识，将从前时代的、传统的中文理念扩展了，甚至可以说颠覆了。

    只要我们客观地想一想，就一定会承认——其实中文学科毕业之学子的择业范围，比以往的时代不是更窄了，而是更宽了。对国内国外的公共关系；广告设计；一个企业的宣传策划活动；一个企业的文化环境；一切的文化公司……都仍为中文学子留有发挥能力的空间。即使电台、电视台，表面看人满为患，但据我所知，实缺有真能力的中文人才。

    比如，你到了一个公司，人家为了试用你，对你说——请为我们的新产品想出一条绝妙的广告语吧！

    你若回答——我学中文不是为了干这个的。

    那么你请走人。因为能否想出一条绝妙的广告语，有时确乎直接证明的就是一种中文水平。连给一家公司起个朗朗上口的名字也是这样。

    我有两位德国朋友，一男一女。男的中文名字叫“花久志”；女的中文名字叫“古思亭”。其实就是德文名字“华裘士”和“古斯汀”的谐音中文名。尤其“古思亭”这一中文名字，起得何等的好！能说和中文水平无关？

    假设——一部外国电影，或一部外国电视剧，你能起出《翠堤春晓》《魂断蓝桥》《蝴蝶梦》这样的名字吗？中国曾是一个诗国，你想不出来，你学的那些唐诗宋词，在最起码的事情上，都没起什么作用啊！

    又比如，你到了一个公司，人家要你为公司的什么纪念活动，设想会标——你若说，我不会，这不是我学的专业，是广告设计专业的事儿……

    那么你请走人。在人家那儿，这叫“创意”。在人家那儿，这类“创意”，直接的就和中文有关。直接的就证明你的中文水平如何。事实上也是，体现于许多方面的许多一流的经典的“创意”，都与一个人的“活的”中文水平有关。

    就说我们中国为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计的会标吧，没有一种“活的”中文思维，是设计不成的。

    不是中文过时了，没用了。是人再像从前那样理解中文，学了中文再抱着从前那样的中文就业观去择业的传统思想，与社会和时代不合拍了。而社会和时代，对于具有“活的”中文水平的人，那还是大大的需要的。

    在未来的时代，不但中文学科毕业的人要随时准备进行人生的成功的“知本”转移，其他学科毕业的人，也将不同程度地面临“知本”转移的社会和时代的考验。

    在“知本”转移方面，我以为，中文学科毕业的人，其实反而具有主动优势，能动性、灵活性较之其他学科毕业的人更大些。

    “知本”二字，是我从报上学的词，无非就是从业的知识资本，这里姑且用之。

    据我所知，一些理工院校毕业的当代学子，反而在电台、电视台和文化企事业单位工作得很自信，都是“知本”转移的例子。

    据我们所知，法国现在唯一的，也是现在全世界唯一的一位海军女中将，便是法国20世纪70年代的文学硕士。

    如果让医学院牙科专业的学子毕业后来一次成功的“知本”转移，倘无其他骄人特长，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但，如果电视台公开招聘节目策划人，中文学子应聘时的表现，不应太逊于广播学院毕业的学生吧？这二者之间真的有什么大区别吗？从前是有的。如果人家的专业又加上了较好的中文从业水平，当然表现就比你好。如果你的中文水平高于对方，再附加上和对方差不多水平的电视节目创意能力，那就说不定你比对方的表现好了。实际工作中谁更是强者，那就得考察者拭目以待了。如果你的中文不是有水平，不是在“活的”中文能力方面较强，而是很“水”，甚至那一种能力被你在大学时期舍弃了，用仅仅的英语能力“取代”了，结果以后不能从容面对“知本”转移的考验，那就怨不得别人，也怪不得中文了……

    当然，大学里中文本身的教学，也存在着一个“活”起来、内容丰富起来、较紧密地结合社会和时代对中文之新要求的问题。

    在今天，大学的中文教学，如果因了时代和社会要求的压力，忙不迭地去迎合之，以直接的从业能力取代中文传统教学内容，未免太急功近利了，那是很不对的做法。那样，大学之中文系，就成了“培训班”了。

    但，倘大学的中文教学，一味承袭从前的传统教学内容一成不变，在今天，无论怎样说，也应视为对中文学子的不负责任。总而言之，大学之中文教学，也首先存在一个“中文＋？”的问题。我能告慰同学们的一点，那就是——几乎一切大学的中文系，都在思考、研究和实践着“中文＋？”这一点，对于一切从事大学中文教学的人，也首先是一个“知识附加”的要求。正如我到了大学里，对自己，必须有一种中文知识系统化、全面化的“附加”要求。

    诸位，最后我要说的是——尤其诸位中学着中文的同学，打起精神来！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歌唱得好——“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是的，路在我们脚下，路在教者脚下；路在你们脚下，路在学者脚下。中文学科必须附加传统中文理念以外的什么。让我们共同来为此努力！……

    2 关于《三国》及其他——答学子问

    问：老师对《三国》有什么看法？

    答：同学，你是不可以这么向我提出问题的。因为并没有什么所谓“三国”，而只有《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三国志》属于史类书，在史方面的价值，几乎可与《史记》相提并论。《三国演义》则是中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绝对当得起具有史诗性的文学作品。二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问：可老师您看，我手中的这一本书，书名就是《品三国》啊！

    答：你买的是盗版书吧？嗯，果然是。这书名是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的，仿佛世上真有一部书是《三国》似的。明明没有，《品三国》又从何谈起呢？但是民间有一种说法：“老不读‘三国’，少不看‘红楼’。”“三国”指的是《三国演义》。可见《三国演义》是可以简说为“三国”的。也许，易中天用比较之法，从《三国志》讲到《三国演义》，再从《三国演义》讲到《三国志》。他究竟是以《三国志》为讲说的主本，还是以《三国演义》为讲说的主本，我也不清楚。依我想来，大概是以后者为讲说的主本吧。既然他又讲到了“志”，又讲到了“演义”，书名定为《品三国》，也没太大不妥。我们在语言习惯上是有意会空间的。普遍能够意会的说法，就等于普遍的认可；好比世上从没有人卖过“汉堡”，更没有人买过“汉堡”，但谁既然出现在面包店里，要买“汉堡”，售货员小姐并不会对谁翻白眼，她肯定明白你其实要买的是什么。但你们既然是学中文的，对表意的严谨性要有更确切的要求。在我看来，这一本书的书名如果印成《易中天品“三国”》，似乎更好一些。对于“三国”二字，引号或书名号，运用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引号具有姑且言之的意思，而书名号意味着实际存在……

    问：老师看过这一本书吗？

    答：大致翻过。

    问：也在电视里听过易中天的讲说吗？

    答：几次而已。

    问：老师有什么印象？

    答：两点印象较为深刻。他的讲说是准备相当充分的。如果大学老师们在学校里面对学子们讲的每一堂课，都能准备得那么充分，对于学子们实在是幸事。说来对不起你们，我有时给你们讲课，由于对内容过分的自信，往往没有讲稿。而我的体会是，即使再胸有成竹，有讲稿那还是比没有讲稿效果好，没有讲稿难免就有废话。一堂课仅仅四十五分钟，废话多了，岂不等于浪费你们的时间？我以后会改，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再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易中天是一位对镜头相当适应的教授。其对镜头的适应性，与余秋雨不分高下。依我曾在电影厂工作二十余年的感受看来，倘经导演调教，此二人都是可以演影视角色的。演主角当然不行，主要配角也不行。但演知识分子型一般配角，我感到他们是能胜任的。别笑，我这么说，对他们丝毫没有讽意，是从正面来肯定他们的一种潜质。据我看来，在大学教授中，对摄像机镜头特别适应的人是很有限的。许多教授讲课水平很高，但对面架一台摄像机的话，他们的水平就反而大打折扣了。

    问：老师不是也经常上电视吗？

    答：不能说经常吧？如果让我面对电视摄像机讲课，水平至少会降低两分；而易中天和余秋雨，也许会反过来。这是潜质上的差别。

    问：如果由老师来讲《三国演义》，会怎么讲？

    答：我根本就不会给你们讲《三国演义》。

    问：如果我们强烈要求呢？

    答：那我会特别恼火。

    问：为什么？

    答：《三国演义》不同于《三国志》，它已经是半白话了的文学作品，都读大学中文了，自己还看不懂？还需要老师来讲？今天的时代不同于以往，一概相关的知识，按两个键，电脑上全呈现出来了。非但我自己不会讲，如果哪一位我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来讲，一讲十几堂二十几堂，那我也要找系里替你们学子提意见的。

    问：替我们？

    答：当然是替你们，难道会是替别人吗？好不容易考到一所北京的大学里来学中文，父母花钱供着，是供你们在大学里听人讲“三国”的吗？

    问：照老师这么一说，大学里就根本不该讲“三国”了吗？

    答：用一堂课两堂课开一次讲座是可以的。在大学里，对于《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开讲座我是特别支持的。但若当成正课来一堂课接一堂课地讲，那是误人子弟。好比我，每星期只给你们上两节课；如果我居然哪一个学期给你们讲了整整一个学期的《红与黑》，那我不等于混工资吗？在大学里，是不可以像电视大讲堂里那么讲文学名著的。名著一定要由你们自己来读，也值得你们读。你们也读了，和老师一起来就一些问题展开讨论，这才是我们大学这一种课堂的风格。还以《红与黑》为例，于连这一人物，还有德·纳瑞夫人，还有将军的女儿玛特尔，他们既不但值得我们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去分析，也还具有很高的心理分析的意义。依我的眼看来，不但这三类文学人物，连同他们之间的人物关系，在现实中国人中都是能发现翻版的。还是刚才那句话，《红与黑》值得老师用两堂课来谈个人读后感，值得我们师生用四堂课来共同讨论，前提是你们必须读原著。但如果你们并不读原著，大学中文课变成了老师讲小说给学子听，那和小学有什么区别？小学还要共同读课文呢。

    问：老师是不是对易中天讲“三国”还是有些不以为然啊？

    答：否。我再说一遍，在我看来，易中天肯定是一位能把自己要讲的课讲得很好的教授。但你们应留意到，喜欢听“品三国”的，比例上还是以老年人居多。《三国演义》虽是名著，但真正读过的中国人并不多。更多的人是通过别的方式了解“三国”故事的，比如连环画、评书、戏剧、电视连续剧等。我们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人，虽有读文学名著的愿望，但一生因工作忙忙碌碌，没时间读。老了，眼也花了，再想读吃力了。这时，有人通过电视讲堂讲给他们听，那是对于他们的文化服务啊。在外国，从前有一类人叫“代读人”，多数是勤工俭学的大学学子，上门去为别人读书。听的人主要是一些老人，或病在床上的病人。你们都知道，毛泽东是很喜欢读书的人，但他晚年视力不好，读不了啦，也请学者教授去为他讲书，并和他进行讨论。这毕竟体现人和书的亲情，无论如何是正面的人类文化现象。还有一点那就是，目前电视中适合老年人看的文化节目少。我指的是文化节目，不是文艺节目。但许多老年人对具有文化含量的节目，那还是很需求的。讲解文学名著，自然属于通俗文化节目，受到欢迎合情合理。我们的国家电视台划出时段，也自然是为了给中国的老年人讲中国的名著。比起来，中国古典名著的名著性质最无争议，“三国”也最适合讲给老人们听。在电视里讲《水浒传》不好讲吧？《聊斋志异》不适合老人们来听吧？也不好讲什么西方名著吧？《战争与和平》是名著；《悲惨世界》也是名著，但中国的老人们不会太感兴趣吧？

    问：可不少青少年也爱听易中天、于丹开的讲题……

    答：我们的青少年自己读书的时间也很有限啊！都知视觉和听觉相比，视觉是极容易疲劳的。视觉的疲劳，也即意味着一部分脑神经的疲劳。阅读只有对于养成了阅读习惯的人才是轻松愉快之事，反之是苦事。人为什么爱读故事性强的小说呢？那是由于大脑被故事引起的兴奋，强过了视神经引起的疲劳。所以年轻人得到一部喜欢看的小说，往往一天就读完了。但在医院里，医生是限制病人读书的，却并不限制病人听音乐、听评书和相声，有时还予以支持。眼睛用得过于苦，会使人头发早白。但听音乐、评书和相声，绝不至于出现使人头发白了的事情。在看书和听别人讲书两者之间，大多数人宁愿选择听别人讲书，这是符合人的视听官能之特征的。以听别人讲书代替自己读书，是一种惰性表现，但这种惰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青少年读书，往往一时不得要领，先听听别人怎么讲，也是好的。但唯独对你们大学中文学子要有例外的要求。你们的专业对你们的要求乃是以读写为主，听辅助之。遗憾的是，现在反过来了。大学中文之教与学，也变成“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了……

    问：老师对《三国演义》这一部小说怎么看？

    答：它是四部古典名著中气势最为恢宏的，是唯一的一部史诗性小说。《水浒传》写的也是一段历史，但我认为其史诗性逊于《三国演义》。《水浒传》也人物众多，但毕竟不如《三国演义》多。何谓史诗性？除了历史跨度，还在看历史思想。这一种历史思想，是与《三国志》一脉相通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类的社会，现在也还是如此，大约一百年后也还是如此。从前的合合分分，伴随大战。以后的合合分分，也许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地球的大陆板块从未稳定不动，只不过其合合分分不易察觉。人类社会的状态，那也不太会一经稳定下来就永远不变了，这恐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也是一种史观，作者的文人史观。刘备、曹操、孙权，都是太有霸主野心的人。他们争来战去，无非是为了一朝坐拥天下而已，但受苦难的是百姓。天下最终归了谁，与百姓有何相干？所以在白发渔樵那儿，才“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但是你们要清楚，对于历史及历史人物、文学人物，民间另有一种筛选立场。“解构主义”是西方学者提出的，其实东西方的民间，早就对人类文化实行“解构主义”了。一部《荷马史诗》，经民间文化原则一“解构”，多数“英雄”都被边缘化了，轻视了，包括在天上暗中庇护他们的神。但赫克托耳却凸显出了人物的高大性，成了民间意识形态中真正的英雄。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于弟弟诱拐别人妻子的行为事先是有所忠告的，事后是予以谴责的，并力图以“和”的方式阻止战端。但他没有成功。特洛伊城面临屠城灾难之际，他担负起了保城之责，英勇无畏地战死沙场，还蒙受了被拖尸示众的大耻。若以“成败论英雄”，他是败得很悲惨的人物，但他的形象在民间意识形态那里获得了敬意。为什么？因为他身上也具有仁、义、忠、勇。他明知自己战胜对手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因为那对手是受智慧女神雅典娜庇护的。但为了自己的亲人，为了全城百姓，他还是果敢地出城应战了。对方放言——如果他获胜了，对方将从敌营退出，而那意味着特洛伊得到了拯救。同样，关羽也是失败的英雄。他是被俘、被斩首的英雄。他身上也具有仁、义、忠、勇的品质。经民间意识形态——“解构”，《三国演义》一概人物中，关羽成了流芳千古的英雄。民间意识形态有两条硬道理，其一是看一个人为百姓做出了何种牺牲；其二是看一个人将普世的人格原则坚持到了何种程度。还有一条软道理，即对失败的英雄的同情。两条硬道理中，关羽占了第二条，可谓以身作则。关羽身上的“义”，在民间意识形态中获得了认可，是“解构”之后的价值观存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野心家们意识形态的原则。即使在现实中体现为规律，在民间也还是不能成为原则。所以我认为，民间意识形态是很厉害的，它不与王权意识形态争论，它靠时间来证明自己立场的意义。曹操倒是夺取了天下了，但民间意识形态并不佩服曹操。以“成王败寇”的史观诠释历史是庸俗的，将《三国演义》当成“谋略教科书”是不可取的。它堪称伟大并不是因为内容中充满了谋略，而是因为充满了极具经典性的文学创作的元素。一部同样字数的长篇小说，有几处具有经典性的情节就有些了不起了。但在《三国演义》中，具有经典性的情节不下二三十处。在文学价值上，真是太了不起了。作为中国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它的产生，可谓横空出世啊！

    问：老师对于丹讲《论语》有何看法？

    答：我见过于丹教授一次，在北师大。说来惭愧，我居然坐台上，她坐台下第一排。那时我不知道电视里又开讲《论语》了呀，所以不知她是谁，没说话。就讲课而言，她很有激情，证明她热爱讲台。对于职业教师、教授，热爱讲台是前提，热爱才有激情。我遇到几位研究儒学的学者，对她的讲解都有些异议，但主要是学术方面的异议。古文是需要有内行人来对我们讲解的。我不靠注解，也是难以读懂古文的，常常望文生义而已。望文生义，每离真本之意相去远矣。比如《论语》开篇第二节“有子曰……”从前我一直以为意思是“有一名学子问……”后来偶读到注释，才知道那是指一名姓有名若的学生，乃大惭。但那一节，实是糟粕。将“孝弟”与否，与“好犯上者”、“好作乱者”联系在一起大发议论，是一种奴化人的言论。我从不曾是“好作乱者”，但我年轻时，却每“好犯上”，每被“上”们所憎。明明“上”们不成样子，还不许人“犯”一下吗？“犯”了一下“上”的人，就一定不孝吗？然而我却是孝的，比一般儿女还要更孝一点儿。故我认为，那个有若，他是在胡说八道。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皆企图通过“两好”实现人生价值：一好“王者师”，二好“百姓师”。一好不成，才转而去好第二好。第一好曰“治国”，第二好曰“启蒙”。其实企图“为王者师”也是启蒙，只不过启蒙的对象是王者。但王者一般都是不太喜欢被启蒙的，所以他们得讲究方式方法，得“循循善诱”。“四书”中，《论语》和《孟子》两部，充满了循循善诱的劝谏的智慧。设身处地，他们有他们劝谏的难处。我个人是很尊重他们那一种智慧的。即使今天看来，他们的许多思想，那也是正确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民主体制比之于“王者师”，对于中国之进步更起直接作用，孔孟那里，还有些教诲人做良民的思想，和老子引导人做“明白人”的思想出发点是一致的，无非都是教人提升自己的人性。孔孟之说鼓吹“道德”，是社会学范围的人的“道”与“德”。老子之说宣扬的是人作为天地间自然之人的“道德”，学说中形而上的成分多一些。按孔孟之道去做人，是学做“君子”，那是很不容易的，也很压抑个性。幸而有老子，教我们凡事想开点儿，看淡点儿，活得放松一点儿。所以我觉得，孔孟与老子，当代人最好都知道一点儿。于丹教授毕竟起了这么一种作用……

    问：老师，你认为文化究竟有多么大的教化功能？

    答：在人类的儿童时期，萌芽阶段的文化只不过三种功能——历史记忆功能、对世界的感知功能和娱乐功能，而且主要以说唱的方式体现。这一时期的文化，第一种功能和第二种功能是混合的，比如《荷马史诗》《希腊神话故事》。《荷马史诗》到底有几分史的成分，至今也无定论。它和《希腊神话故事》搅在一起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人类童年时期想象魅力的价值，高于其他价值。西方人类用想象力构建了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们的世界，我们中国人的先祖用想象力构建了“天庭”，有异曲同工之妙。想象魅力带给童年时期的人类文化成就感。文字产生以后，人类文化进入少年阶段，具有求知若渴的少年人的特征，概括为两个词就是“叩问”、“多思”。这一阶段的人类文化，极具思想魅力，人类产生了古代思想家们。近代人类的文化具有中年人的特征，特征是“思想落实于行动”。而且一旦行动，往往是大行动，体现出改造世界的文化激情。但是以我的眼看来，人类的历史虽然还只不过处在中年时期，人类的文化却似乎早衰了。想象力并没有显然地超过童年时期，思想魅力并没有显然地超过少年时期，但是娱乐的欲望却比童年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类靠娱乐的方式减缓社会发展速度太快造成的强大压力。开着汽车，揣着手机，通过电视和电脑了解世界的每一个当代人，与古代人相比都有点儿像“超人”。然而当代人之人性的“逸然性”，则大逊于古代人了……

    问：老师的观念是否有些悲观呢？

    答：也许有点儿。这讨论起来一言难尽，以后再聊好不好？……

    3 答中文学子问

    关于打算或已决定考研的中文生，我当然是鼓励考研的。如果对于家庭经济条件不是严重的负担；如果本人参与激烈竞争的能力较强，那么考研就完全是上进心的表现，为什么不呢？依我想来，研究生时期，最能集中精力深化中文系学生对中文的能动潜力。

    中文系的教学，从前几乎是单项的，旨在培养中文学理研究者、知识承传者。由此为大学本身不断“供应”授教者；由此向文学及文化艺术界不断输送研究型人才。从前是很不重视写作实践的，所实践之文本，只不过是论文式的评论和理论；更不提倡创作实践。甚而反对和鄙薄，斥曰：“不务正业。”所以，在从前，倘一名中文学生竟然经常写小说、散文或诗，那是很不被待见的，所以从前创作是课外之事，甚而是偷偷的、“地下”的。

    凡五十年间，大学没为中国培养一名作家，甚至也很少有作家承认，大学在他创作实践的最初阶段推动了他。大学倒是没少“造就”评论者，从前几乎一年一批，因而一度使创作与评论在数量对比上失衡。我认为，每一位作家对应一位评论家就够了。若反过来，十位评论家对应一位作家，现象很荒谬，很滑稽，不见得反而更有利于创作的繁荣。

    但我得承认，大学成全了我这个写小说的人，因为我当年是复旦创作专业的。那个专业毕竟给予了学生充分的创作课时；否则，我若是评论专业的，现在就不知自己在哪儿干什么了——或者在某报社熬成了文化版的副主任什么的？大家都看到的，对于文学和文艺、文化的评论，已在极大程度上被报的副刊“夺权”了。被“夺权”后，报的初期还有“文学版”。现在，基本不存在了。

    自20世纪80年代末，大学中文系发生了变化，开始重视学生实写能力的提高了。比如我所在的北京语言大学，一年级起就有创作课，鼓励学生的文学形式写作。将我调去，也是希望加强此点。学着中文只听不写作，好比学着英语只听不说。创作创作，这是一种开掘学生“创”的思维能力的课程。中文系有义务为社会和时代培养“文化”二字所包含的各方各面的有“创”之能力的人。

    但是诸位清楚，倘你们中有谁准备考研，那么情况往往是这样的——预先心目中选定了一位导师，“他”研究的是什么，你必须将精力和时间向那方面转移。你必须有所放弃，你才有可能成为“他”的一名研究生。毕竟，“他”具有一定的资格决定你考研的结果。

    那么应该放弃什么呢？

    我这一学期开我的选修课时，奉劝我的有心考研的学生重新考虑——值不值得选修我的课。因为事情明摆着，我教的是创作，并不教怎样写考研的论文。我能不能也指导一下学生写论文？当然能。这也不必故作谦虚。有什么指导不了的？彼人也，吾亦人也。彼能是，吾何不能是？但那只能是课下的，支持性的，不是责任性的。课堂上，我主要还是要讲创作。因为选我的课的学生，也许一步迈出校门，面对的直接就是需要他“创”的思维能力的职业，那些职业不见得非是“文学单位”。现在除了出版社，哪儿还有那么多“文学单位”？但一定是和大众文化概念有关的单位。即使广告公司，需要的也一定是有“创”的思维能力的人。我的课，要从文学的“创”，“创”开去。我是在乎学生以后的实际工作能力的。我陪他们在做中文系学生的时候“热身”，从“创”的方面“热身”。

    我理解要考研的学生对于考研知识储备的急迫要求，但反对太过的功利心理，以为凡不能直接变成考研知识储备的课，便都是对自己没任何意义的课。什么是知识的意义？有的学生也不很明白，或说只在极其功利的层面明白。

    比如我在讲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时，顺便讲到芥川龙之介，讲到三岛由纪夫，讲到郁达夫，讲到村上春树和我们中国的文学前辈孙犁。

    芥川三十五岁自杀，那是1927年。三岛由纪夫也自杀而死；川端同样，时年七十三岁，那是1972年。

    为什么三位在题材和文学风格方面有“影子式”影响关系的日本作家，对日本现实都流露着相当悲观的态度？为什么川端晚期的创作也呈病态的细腻和孤美倾向？几乎一如三岛和芥川早期的文学倾向？他们之间不同在什么地方？和日本社会的命脉演变有什么内在关系？为什么到了村上春树，文风虽不那么颓靡了，却也几乎丝毫没了《伊豆的舞女》那一种忧悒的纯情，甚至也没了三岛由纪夫那种堕落中的苦闷，而呈现既难真快乐也难真悲伤的状态？

    还有郁达夫——二十八岁发表《春风沉醉的晚上》，那是1942年；他那短篇中的“我”，刚刚二十岁。

    和川端比较一下——二十七岁发表《伊豆的舞女》，那是1926年；他那短篇中的“我”，十四五岁。

    那时的中国怎样？那时的日本怎样？那时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心理怎样？那时日本的文人知识分子心理又怎样？

    有比较才有思考；有思考才需去查阅资料，梳理个明白。于是才有发现啊。有真发现，则对于文学的研究，才必有真意义。哪怕仅有极少极少的人承认了其意义，也颇值得。

    我为什么要由川端谈到其他呢？盖因学生中，有一人不但要考研，还要考“比较文学”方面的“研”。

    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那一名学生才那么讲的。

    但我看出那一名学生很心不在焉；因为要考的是中西文学的比较，非是中日文学的比较之“研”。

    “比较”更是一种思维方法。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任何几样看起来不甚相关的静物，只要反复剪辑在一起，都能构成电影的“蒙太奇”效果。有人能发现那效果；有人一点儿不能，或只能从导演极为刻意为之的“蒙太奇”中去发现。

    这是“比较”性思维能力的差别。

    这是一种需要训练的能力。

    否则，所花的精力和时间，换得的也只不过是一纸高一点儿的文凭，并非实际能力的提高。

    遗憾的是——应试教育，我看在大学里也是一样的；相对于中文，也难脱窠臼。

    这一种情况，导致中文这么本应思维极其活泼又活跃的学科，也将培养不出多少有“创”的思维能力的学生，而仅仅只能“造就”极有限极狭窄的知识的“盛装器”。

    倘我以后决定带研，仅仅能成为“盛装器”的学生，我是不收的。因为，一以教点儿，一以装点儿，那也只不过是“死”的知识……

    4 答学生佳静问

    问：我以前曾经听说过，如果不是选择了写作，您最初的志愿就是当教师。而且那是您少年时代就有的梦想，可以谈谈缘由吗？

    答：当教师这一件事，是我初中毕业前的想法——报考哈尔滨师范学校，而且是第一志愿，唯一的志愿。自然是为了毕业后当一名小学老师，教语文或教体育。那不能说是梦想，只能说是很现实的考虑和打算。当时父亲远在四川工作，哥哥患有精神分裂症，家庭生活困难而又混乱。所以少年的我，已无任何前提仅仅从个人志愿考虑事情了。我当时既不可能升高中上大学，又因为理科不好而不可能上中专学技术，所以就想当一名小学老师，教语文或教体育。因为除了语文，我的其他几门功课已经很糟，几乎可以说是全线崩溃。所以若当不成语文老师，就只有教体育。

    事实上，“文革”期间复课阶段，我已经在中学母校给新入学的初一学生当义务班主任；下乡以后我也在连队当过小学老师，当时我只有二十岁，但真的体会到和孩子们在一起，教他们读书识字，是件很崇高的事。两番当老师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温馨的体验。在全部的人的社会关系中，我最喜欢的要数师生关系——不是亲情，胜似亲情。如今，五十余岁的人还到大学来，也是忽然于过分功利的社会关系中，怀念起自己曾体会过的那一种“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的师生关系。

    当然，如当年决定报考师范学校一样，今天到大学来也有极个人的考虑。第一，长期在电影业工作使我产生一种厌倦感，每天都是谈电影，我个人的时间比较少，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越来越珍惜自己的时间，我要有一种非常堂而皇之的借口，更好地利用和把握自己的时间。第二，我长期伏案工作，颈椎不好，现在板书，可以缓解疼痛，对身体有益。

    问：第一次走上大学讲台，还记得当时面对学生的感受吗？

    答：我记得历史上许多写作者都有过当大学老师的经历，闻一多是终身的教师；特别要提到沈从文，他写小说成名以后，被邀请到大学讲课，第一次站在大学讲台上的时候，他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我怕了”，他那时二十几岁，他说望着那么多双陌生的眼睛，他真的怕了。

    但实际上我没有这种感觉，讲课这件事对我不是一件惴惴不安的事。我的职业和社会角色，使我二十余年间经常有机会面对不同的群体讲课、讲座，最多时往往面对千余人，也面对过官员群体、教师群体。但还是有一种不同以往的感觉，那就是——我已正式调到北语任教，我是在“我们自己的大学里”，面对的是“我自己的学生”，这是绝对与以往不同的。以往是三个小时之后离开，再无任何关系。而现在不是了，觉得类似恋爱关系，务须投入感情，务须有责任感。当年教中小学哪里考虑学生的其他方面呢？只是讲课就是了。一次讲座，更不可能将一种什么责任感背负在自己身上。但第一次面对你们，“我自己的学生”时，责任感油然而生——讲什么，怎么讲才有利于你们考研，有利于你们择业，这是我必须想的。如今中文不再是热门学科了，怎样调动你们学中文的热忱和主动性？这都是每一位中文老师一定要考虑的，我也不例外。

    还有我在兵团的经历，使我有一种重操旧业的感觉。

    问：您以前也经常受邀到各大高校去作讲座，那么现在面对自己的学生，有什么区别吗？体现在哪？

    答（微笑）：我到大学讲座的时候，每次面对的总是座无虚席、济济一堂，可是在这上课只有十几个人，小小的教室，还空了好多。这是最初我感到不习惯的，但现在已经适应了。

    还有，我曾一度不喜欢到大学讲座，有厌倦感，腻烦。因为很少能讲到文学本身，讲的只是由文学展开，谈人生，谈社会，等等。谈人生要问到爱情，谈社会要问到腐败，谈大学生要问到分配，这些话题十年都不变。有的时候似乎问的是文学，其实问的是花边，是关于文坛的事情，是关于电影界的事情，是关于某导演的事情，是关于某些文人关系的事……现在讲课的时候，我们在学和授的时候，讲的是文学本身，虽然也会讲到人生，但是以文学为本，这使我感到欣慰。

    问：关于教学，您的培养目标或者说您最初的构想是什么？实践的过程中有出入吗？

    答：今天的中文是一个更大含义的中文，“五四”时期，中文专业毕业当文人就可以了，可是现在不行。中文专业毕业必须能够从事一切和中文相关的工作，这是时代对中文的要求，也是对教学的要求。从知识结构上讲，一切与中文相关的知识、职业，都应是你们有所了解、能够胜任愉快的事情——这是我教学努力的方向。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我希望中国有更多具有人文思想的青年，希望我的学生个个都是这样的青年。但这一点在实际的教学中需要逐渐积累经验。

    到北语之前，我隐隐感觉到中文处于弱势，也能感觉到中文学子的沮丧，尤其在择业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中文的教学本身面临着改变，如果不改变，这种弱势和沮丧都是必然的。我想试试能不能扭转这一局面，所以我给自己确定，第一，不讲别人讲过的，第二，不用别人讲课的方式，第三，不形成一种教材模式。我在讲写作的时候，讲到媒笔、闲笔，事实上是围绕这一话题展开的，再引回来，这样可以联系课堂内外，但是也有缺陷，一堂课四十五分钟，太有限了，缺少一种连贯性，不能集中。

    问：作家对生活的观察是细致入微的，面对学生的时候，您从他们脸上读到了什么？

    答：我读到了很多，很多细节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如果我讲评某个同学作业的时候说了一个词，这个词有欣赏的意味，我会立刻从他的脸上看到一种快意。对于站在讲台上的我，每一名同学的脸上都写着他们的“自我宣言”，我每每看得异常分明。那“宣言”包括同学们各自的性格、心态、价值取向、兴趣、人生愿望，等等。如白纸黑字，皆入我眼。

    问：在课堂讨论中，如果您的意见和学生意见相左时，怎么办？是一定要让他们同意您的观点吗？还是允许他们保留？这个时候有没有觉得他们特别幼稚，是由于他们社会经验尚浅造成的？

    答：有时我觉得同学们是有局限性的，比如我在讲评学生作业的时候，我尽量让同学明白我的意思，但他们也在尽量阐述他们自己最初的想法，这些我都看得很分明，但是那些想法是和他的写作错位的，或者那些想法不应该成为他的写作的最核心的一部分。有时我指出了，他们也不能马上接受，同学们坚持自己的写作感觉也好，我指出的不足，他们会在以后的写作中逐渐认识到。

    问：教学过程中，如何把您的创作态度和方法传授给学生？

    答：对于他们，现在还谈不上什么“创作态度和方法”，我也不想用自己恪守了二十余年的一套影响他们。我曾经是个专业写作者，那意味着，对于写作这件事要形成我自己的想法，写作要反映现实，干预现实。一开始我不由自主地也想把他们培养成这样的写作者。后来我意识到，时代是不一样的，写作这件事和作家是什么关系，和中文学子是什么关系，是两回事，写作和他们将来从事工作，又是一回事。我希望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更自然的关系，他们喜欢写作，就像喜欢听音乐，喜欢旅游一样。他们只要通过写作这件事，发现自己原来在写这一方面也行，也有潜力，那就好，这是另一种自信心的调动罢了。我从他们的作业中看出了他们自信渐强。人每多一种自信，对未来的人生也就多一分乐观，多一分宝贵的实际能力，这才是主要的。通过写作我希望教他们看事情的方法，我要告诉大家，以后面对工作的时候，想得更多一些，更周到一些，我希望他们成为更细致的人，细致本身就是有益的，一个人如果在写作中注意细节的话，在生活和工作中也是。这种细致在人际中体现为多体恤别人，而不是在自我设防方面的细致。

    我不刻意在学生中培养作家，但我一定要努力使我的学生成为善于写作的人，和成为善于用人文思想看待世界的人。

    问：我读过您的初恋，发生在北大荒，纯洁、美好，让人感动得掉泪和难忘，学生交给您的作业中，肯定有不少人写的是校园恋爱吧？对于现在的校园恋爱，您有什么看法？您最想对那些恋爱中的男孩、女孩说些什么？

    答：哪个少年不相思？哪个少女不多情？同学们都大三了，相恋相爱，多么的自然。当大家已经是大学生的时候，还不谈恋爱，更待何时呢？但爱这一件事，无非以下情况：一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二是退而求其次成为朋友；三是都受了内伤，连朋友也不是了。爱之缘，往往不因一个“愿”字而定。不成伴侣成朋友，这对陷入爱情的人来说太难了。所以第三种情况发生的就不少。因此我要对那些恋爱中的同学说：一不要娇；二不要怨；三要学会自疗其伤。这是一种坚韧。要这样想——失恋乃人生之剧，这世界上分分秒秒都在发生着。失恋对谁都是心口的痛，但不应视为重创。

    我觉得恋爱就是恋爱，婚姻就是婚姻，有时在极少数的人那里，成为一件事的前期和后期，但在大多数人那里，是两件事情不能合一，这是相当正常的事情。不要因为怕伤痛，就不恋爱。这种伤痛，和以后的人生经历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校园恋爱，说它往往不能自然地发展成婚姻，是因为将来毕业后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是不确定的。婚姻绝对是现实的、具体的、理性的，但恋爱有时拒绝这样。婚姻前，恋爱几次，失败几次，都是正常的。婚姻前的恋爱是旅游路上的每一个景点，过程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当你到达目的地时候，你会想我的一生并不只经历了婚姻，我还经历过爱。

    而且我个人觉得如果是一次好的恋爱，不应该对学习产生负面的影响。

    问：作为政协委员，对于现行的大学教学体制，您有什么思考？

    答：大学现在也是“应试教育”。不能完全否定了“应试”，全世界的大学从古至今都“应试”，将来也必如此。但大学更应“因材施教”，这一点普遍的大学做得不够。中文学子，要成为中文通才。中文学子身上，更要体现高等教育的综合成果……这不是谁提一项建议就可以改变的，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需要时间，反复主张……

    问：考研，您怎么看？

    答：对于考研热，我一开始不是太理解，我觉得如果放弃了实际能力的培养，为文凭去考研有什么用呢？尤其对于中文专业，我很难接受一个人告诉我他是中文的硕士，但行文却达不到水准。后来我改变了，我觉得那不是他们的过错，如果有什么不妥的话，是我们要改变，是招生方式要改变。将来我们系招研究生的时候，我将力主考核他们的写作能力。

    问：教书的日子快乐吗？这一年的教学生涯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值得您高兴和最让您感到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答：自然有快乐，学生们爱上我的课，我就快乐。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进一步了解了当代学子；了解了当好一名大学老师的不容易。最值得我高兴的是同学们都比我原先以为的好！我们的老师都是我的榜样，十分可爱，和他们相识，亦缘也；与可爱之人们共事，如我愿矣。

    这学期是个丰收的季节，同学们交的作业尤其多，总体水平很高。我觉得他们都有才情，而且这种才情在我的课堂上都发挥出来了，我觉得同学们非常棒！这是我最大的快乐！

    至于遗憾，真的没有。

    问：教师的工作对您的生活和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有没有什么新作品问世呢？

    答：有影响啊！我从来不会穿得像上课的时候这么略微整齐。这一年，每个星期一，我都要刮胡子，是为了学生们刮，我觉得刮胡子是老师对他们的尊重，除了星期一，我就不刮胡子了。

    对于写作，时间上会占去一些，其实你看起来，每个星期才两节课，但我要准备很多，而且我每个星期都有会议。教学刺激了我读书。不为教学，有些书，我近期是不会读的。

    还有，我开始写校园，都没写好，因为状态不好，经常开会，又闹“非典”。我理解的校园文学都是和教学有关的，我甚至认为同学之间的爱情也和学习有关。我把课堂本身作为情节，写进去，课堂问答也颇费笔墨，有的编辑朋友不理解。我甚至想将来写电视剧的时候，有课堂的场景，有大段的课堂对白。而不是不谈教学，只谈爱情。我认为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是校园文学。

    问：您马上就要告别您的第一批学生了，您对他们有什么担心和希望吗？

    答：幸亏他们只是我的学生，要都是我的孩子可怎么办啊？我真是操心死了。我甚至会想他们将来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呢？会幸福吗？我怕他们迈出校门，得不到用人单位的信任，因而，我梦想自己有一个大大的公司，那我的学生们的工作就不成问题了。

    没有希望，只有祝愿，未来的社会对他们来说是很缺人情味的，但愿他们的人生都是顺遂的，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想到我，来找我；爱情在今天是很脆弱的，友情又掺杂进了其他一些东西，这个时候给老师写来一封信，我会尽可能地帮他们解决问题的。

    问：经过这一年，想继续留在校园里吗？为什么？未来的教学中，有什么新打算吗？

    答：肯定要留下，我喜欢我们的同学，尊敬我的同事，他们对同学都充满爱心，也都特别敬业，是可亲可敬的人。

    对于教学，我要思考一下得失，好好地沉淀一下。我想我教给学生的不少，但不系统，要认真地考虑一下，教学内容和方式呆板、僵化不好，但太缺乏系统性也不好，我希望使这两点结合起来……

    5 答学生小芳问

    问：您曾经说过，作家不是最好的人生选择，您是否在最初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答：最初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我是在不知不觉中和文学发生关系的。这与今天的很多创作青年在写作之初就抱着明确的目的，想成为作家是极为不同的。我小时候，虽然家里生活很困难，但母亲还是会买很多小人书给我们看。从小学六年级到初中，我的作文成绩是非常好的，这在无形中给我增添了一分自信。在其他成绩一塌糊涂，甚至全线崩溃的时候，这种自信维护了少年唯一的自尊心。也许这也是我对写作保持着极大的热情的原因之一吧！后来就是下乡，又被推荐到复旦大学成为创作专业的学生，可以说写作在隐隐地改变着一个知青的命运。可是，即使是到了大学，还是没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作家。毕业后分到北影，随意地写了一些东西，直到1982年获了奖，人人都认为你是个得奖作家，你才意识到自己必须接受这个角色，而且要做得更好一些，刚开始写作仅仅是因为喜欢，而要想做得更好，必须重新去认识思考写作这件事。

    问：是谁给了您最初的文学启蒙？

    答：应该是我的母亲吧。因为我的姥爷是母系家族唯一的读书人，知道非常多的古戏和民间故事，如牛郎织女、铡美案、钓金龟、水浒传……我母亲继承了他这一点。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母亲一边做活，一边给我们讲这些民间故事。也许那算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吧！后来我认识字了，经常去小书铺看小人书，那是我少年时期最大的享受，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渐渐对文学所呈现的世界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问：您笔下的许多作品都是写平民生活的，这是不是与您的经历有关？您被读者和文坛视为典型的“平民化作家”，您是否喜欢这个称呼？

    答：这确实是和我的经历有关，我熟悉平民的生活，熟悉平民在他们的生存状态下怎样为人处世。我坚信生活中某些温馨之事有时恰恰在平民生活中体现得最真实、最细腻，我希望通过我的笔去书写他们。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贫穷，我会比较深刻地知道贫穷对于少年，对于他们的父母，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继而会转变成一种同情，正是这种同情，促使我更多地关注他们。其实文学抛开其对社会的批判性、触动性、改造性，还存在着一种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人道原则、人道精神，我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在写作。

    “平民化作家”这个称呼，可能是使用时间最长的。我还有过一些其他的莫名其妙的称呼，包括之前的“中国的巴尔扎克”、“文明的作家”，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文明的作家”是个什么概念。传媒往往随意地赐给作家一个这样或那样的封号，所以我不是很在意这些。

    问：所以说，您并不是因为擅长写平民才写的？

    答：二十年的写作经验使我可以驾驭各种题材，我也可以写历史，或是写一些大众更感兴趣的更有卖点的东西。但是自己觉得不甚有意思。我更喜欢写自己想写的，而不是写一些单纯只和稿费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问：十几年来，您频频获奖，在别人眼里您是成功的，您觉得您成功吗？在您看来，成功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答：对于人生成功与否，我现在看得很淡。有时候安慰自己，我们的人生不一定要非常成功，对自己宽厚一些，给自己留下一些回旋的余地岂不更好？在年轻的时候不妨有一些大目标的追求并为之拼搏，不过到五十岁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强求达到什么状态，我们应该尽量使人生变得从容。我从不认为自己是成功的作家，甚至越写越有一种沮丧感，总觉得自己想达到的标准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今年也有几篇作品获奖，但是我并不满意，一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没有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写，内部原因就是我觉得自己在文字上存在缺陷。可以说写了这么多年，在谋篇、主题思想这种整体的把握上我是游刃有余的，感到力不从心的是恰恰回到了文学最起码的修辞方面，自己不能把一个意思用一种特殊的文句表达出来，写出的句子缺乏鲜活性。

    在不同的领域里成功需要具备的素质也不同。就写作这件事本身来说，第一需要有毅力。写作与演电视剧和演电影不同，演员可以一夜成名，继而片约不断。可是作家就不能如此，就像我主要的获奖作品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80年代后还写不写，还怎样写，这是自己要决定、自己要努力的。你可以坚持写下来，也可以半途而废。当然，坚持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除了毅力，也需要体力和精力。

    问：您怎样看待写作的？在写作给您带来光环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烦恼呢？

    答：写作对于我来说，最初的时候，可能赋予了它太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也是普通人，我也同时有生活上和家庭上的责任。最初的我同样希望版税高一些，当然，发行量大一些，因为父母的晚年生活必须有保障，以及孩子的学习、生活的开支，这些也都是我的责任。但写作和这些连在一起时，状态不好。直到现在我觉得我把该尽的责任都尽到了，也没有了太多生活上的压力，所以就想写一些自己真的喜欢的东西，不去在乎版税的高低，不去在乎印数。

    说到烦恼当然也是有的，那时的我迷写作迷得非常厉害，写作让我付出太多的东西，我很少和家人一起出去玩，几乎没给孩子开过一次家长会，父母住在我这里的时候，我都没有时间陪他们，还是一个朋友陪着我的父母去逛北京城……总觉得来日方长，总觉得还有时间，却忘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做兄长的责任，做父亲的责任，做丈夫的责任，做儿子的责任让我倍感疲惫，既要写作，又要尽孝，又有本职工作，又有应酬，那时的许多获奖作品都是在如上的状态中写出来的。

    问：那您后悔当初的选择吗？如果不当作家，你还会选择什么职业？

    答：后悔谈不上，因为毕竟是自己喜欢的。其实最初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画画，年轻的时候也幻想过当传教士，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服装很庄重，而且我喜欢音乐，在美妙的音乐中去谈灵魂的问题，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当然，我依然会喜欢读书、写东西，但不愿意再把它和人生联系得这么紧密，甚至和收入联系到一起，这是我不喜欢的。

    问：在没有当教师前，您如何看待教师这个职业，又是怎样的原因促使您选择了这个职业？

    答：我初中毕业报考的就是哈尔滨师范学校，在下乡之前也当过老师，可以说我的人生和教学这件事一直发生着关系。我喜欢站在自己学校的讲台上，台下全部都是自己学生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也希望在生活中抓住一些事情，使人生更有意义，摆脱生命之轻的状态。写作在此之前承担着这一义务，可是现在衡量一下，却发现我为写作失去的太多了，而且这样的写作又有多少是有意义的呢？

    我写过一千多万字，但是就像一块铁，锤砸后的精华是非常少的。跟其他的职业相比，我觉得教学的感觉更温馨更富有意义，可以填充我人生的空洞，所以选择了它。

    问：您周围的人如何看待您这个选择？他们支持您吗？

    答：我的家人一直都支持我的选择，我的朋友们不太赞成。他们觉得我身体不好，而且如果不到大学，我全年不用上班，还有工资，无论是对于我的身体还是创作都是最合适的。但是我想做的是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我想他们是会理解的。

    问：除了小说，您还写过大量时评，有人说您的时评有时未免以偏概全，用放大镜去看人的缺点，比如说您写过一篇《大学生真小》的文章，通过您现在和学生接触，是否对大学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答：你说得对，有时我也会意识到这一点。在我对一件事感到气愤的时候，常常会拍案而起，于是每出偏激之言。在和同学们的接触中，我重新认识了他们，尤其是在“非典”时期，本以为他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的宝贝，会很娇气。可是无论是隔离，还是封校，学生们都表现出高度的理解与配合。我以前觉得大学生们对人生的选择过于功利，有时会很高傲轻狂。现在我矫正了从前的看法，从学子们身上看到了人生的能动力……

    问：您曾经说过您的文学观始终处于一种困惑，也有写不下去的时候，您认为到大学里任教会不会为您的创作提供一些新思路？

    答：确实给我的写作注入了新的元素，我在“非典”时期，就完成了三部中篇，全都是关于校园文学的。自认为较忠实地反映了校园的真实状态，讲述了校园内的人际关系和情感故事，也反映出一个特殊的群体——毕业生即将走出校门踏进社会的困惑。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比较真切地体会到了当今的社会对于校园文学的理解是不全面的。我现在所进行的这种尝试，也正是想弥补文学在这一题材上的短缺。

    问：您成为了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教授，这样不可避免地会耽误您的写作时间，在这个从作家到教师的转变中，您是怎么协调这个问题的？

    答：我以后会少写，尽最大的努力把书教好。无论对待什么事，我都是非常认真的。其实我对这一学期的课极不满意，并不是准备得不充分，只是还没有真的把教学思路梳理得很清楚，比如怎样把现实中的东西和文学理论的东西结合得更好，这是我一直在困惑的问题。而且我认为，如果我的教学能给学生一些启发和指导，他们真的从我这里学到了东西，比自己多写出两部作品还要让我高兴。

    问：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您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学生的沟通和互动？

    答：其实我希望我住得离学校近一些，在没事的时候，学生可以常常来家里做客，可以和我聊聊天，不一定是学习，包括有什么心事或是什么困难，都可以跟我说。比起老师，我更希望做他们的大朋友。我所理解的教师一定和学生的关系非常紧密，而不是简单的学生交纳学费，学校是中介，雇用老师授课的这种关系。但我知道，这样要求对很多老师是非常难做到的，因为他们要备课，要教很多的学生。你也知道，我们学校有好多受学生敬爱的老师，他们是我的榜样。

    问：我听到一些传闻，您不准备带下一届学生，是真的吗？您决定长期从事教学，还是只是一段时间，再去尝试其他的工作？

    答：学校希望我继续教下去，还希望我能带研究生，并准备开一个新的大众传媒的专业，由我主讲，争取把中文变成大中文的概念。我觉得这样很好，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大的挑战，但我的写作就要最大限度放弃，确实有些两难。是先停课调整一年，还是继续，我在考虑之中……

    问：人到中年的您，生命依然充满活力，您如何看待您走过的人生和经历的这两次重大的转折，能否用简短的几句话为自己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答：我曾经认为自己的经历是坎坷的，就像社会评价我们的：该上小学的时候挨饿，该上中学的时候闹“革命”，该工作的时候上山下乡，该成家的时候一无所有……过了若干年，却发现其实这些什么都不算。通过看书，我知道了很多别人的经历、别人的命运，和同时代人比较起来我是那么的顺利，或者可以用幸运来形容。其实有比较才会对人生有更深的认识。至于以后，我可能还会继续写些东西，我也希望我的教学能给我的人生注入一种新鲜感，同时希望我能给中文学子们的学习注入一种新鲜感……

    6 文学八问

    问：您对自己二十年的文学创作有没有一个概括的评价？

    答：较为勤奋。

    问：您觉得在自己的创作中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而最遗憾的又是什么？

    答：谈不上幸福。但感到欣慰的时候总是有过的。那就是作品受到读者喜欢的时候。就一种心情而言，那欣慰其实与一切热爱自己职业的人因工作完成得较好受到称赞是一样的。没什么大的区别。遗憾的时候不少。自己没写好遗憾。自己认为写得不错却被读者拒绝也遗憾。被读者认为写得不错自己却明知没写好还遗憾。文学不像唱歌，一首歌演唱者在某种情况之下没唱好，失声，走调或唱错了词，被大喝倒彩，并非难以挽回的遗憾。下次在另一种情况之下，将同一首歌唱好就是了。而公开发表了的小说，一般是没有重写一遍再公开发表一次的机会的。只能在收入集子或再版时，做些文字的修改。改动甚大，失了原貌，便是另一篇作品了。我纵观自己迄今为止的全部作品，每觉遗憾多多。因文字的粗糙而遗憾，因缺乏细节而遗憾，因开篇的平庸或因结尾的落入俗套而遗憾。诸种遗憾，当时写作过程中是意识不太到的。发表之初也是意识不太到的。这还不包括经某些读者公开或来信中所指出的用词不当，索引不确，记忆差误等等问题。所以，我常生一念，恨不能将五六百万字的作品篇篇章章、行行句句地重新润色一遍。但这不是说做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去做的事。我只能在此向读者保证——某天一定要开始做……

    问：您曾被认为是“知青文学”的代表，您怎样看待“知青文学”？

    答：我不是什么“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确切地说，我只能算是“北大荒知青文学”的“代表”。“北大荒文学”是一个概念，这一文学“品种”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产生于中国文坛了。比如《雁飞塞北》《大甸风云》以及由当年复转于北大荒的官兵作家们所创作的一系列优秀中短篇。电影方面还有《老兵新传》这样的经典之作。“知青文学”也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文学概念。由于地域的不同，自然生活形态的不同，插队落户与兵团编制的不同，长期知青经历和短期经历的不同，使知青作家们曾对“知青文学”进行过色彩纷呈大相径庭的实践。我的知青小说根本代表不了“知青文学”，充其量是组成部分。严格地说甚至也不能算是“北大荒知青文学”的“代表”。只不过我写得多了，评论界姑妄言之，媒界姑妄认可，读者姑妄信之，而我自己姑妄由之罢了。所谓“知青文学”，因与一代人的整体命运相关，故总被这一代人青睐着。我身为那总体中的一分子，主观感受太强，作品的主观色彩也太浓。我希望并期待有更客观视角更冷静理念思考更全面更成熟的大作品产生。这是我目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问：曾在北大荒生活过近二十年，我觉得北大荒有许多东西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您是否还有写北大荒的愿望？

    答：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常有再写北大荒的愿望。而且是写长篇的冲动。但另一方面，我又总受当前社会生活的吸引，总有迫不及待地反映当前社会生活的激情迸发胸间。这种矛盾心态，我个人认为，其实与“浮躁”二字无关。更意味着是一种顾此失彼的无奈。所谓“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故我某些小说，有意识地将当前人的社会生活与昨天的北大荒组合在一起，试图达到一种自己的创作满足感……

    问：您是否写出了令自己满意的作品，如果没有，会在什么时候实现这个愿望？

    答：有些作品当初是满意的，后来渐渐地不满意了，甚至常常很沮丧。嫌恶自己总在不断地写，又总写不出更好的作品。这种沮丧每每困扰着我，纠缠着我。我这个作者几乎从来没有过什么良好感觉。这一点我自己最清楚。毕竟自小读过名著，知道经典是什么水平。我要克服的不是自满，而是沮丧，而是内心深处的大的自卑。故我常阿Ｑ式地安慰自己——总有一天我会写出自己很满意的作品。我有我的明智。那就是——眼高手低，自卑到不敢写下去了，不能写下去了，便成了一个彻底被自卑压倒的人了。自己满意的作品只能由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为了拥有它，就得写下去……

    问：您对中国当代文学有没有评价的愿望？

    答：过去有。现在完全没有。现在精力大不如前了，所以要特别的专一。连专一都未见得写得更好，怎肯分心？怎敢“花心”？

    问：您觉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在社会中应有怎样的社会功能？

    答：我个人认为，文学的社会功能从来是多样化的。这多样化的功能又从来不曾改变过。不曾为任何人的个人意志而转移。当然，这是指文学的世界性而言的。具体到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时期，文学的一些功能曾被限制过、偏废过；文学的另一些功能曾被夸张过、神圣过。两种情况，都不利于文学的繁荣。中国迎来了市场经济，这对文学并不是“天灾”，更非“人祸”。细细一想，许多世界名著和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也都是在他们各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诞生的。《茶花女》和《汤姆叔叔的小屋》对于文学爱好者有同样的意义。我也不会去比较金庸和雨果谁更伟大。金庸代表文学的一种功能，雨果代表另一种，林语堂代表第三种，而鲁迅代表最特殊的一种。市场经济更适合文学的诸种功能共存，所以市场经济不是文学的末日。作家应有重视任何一种文学功能的绝对自由。这样才有利于“百花齐放”。具体到中国，我个人认为，从前在“百家争鸣”方面精力消耗太大了，而且一争一鸣，最终必上纲上线。现在情况好多了，都明白“百花齐放”比“百家争鸣”更重要更有意义了。再争再鸣一百年，莫如一百年内每年多出一百部作品。多不可怕，多才有优胜劣汰的前提和余地。倘越“争鸣”作品越少，那样的“争鸣”就可以休矣了……

    问：在剧烈的文化变革中，作家是不是还需要一种相对恒定的文化信仰？

    答：当然需要。作家作为人没什么特殊性，所以“信仰”只能是相对的。好比“包办婚姻”的封建陋习消除了，男人女人都可以“自由恋爱”了，你怎么享受那“自由”的权利？你又怎么爱？爱什么？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就文学而言，仁智之见之争，古来由是。正因为有不同的文化和文学的信仰，才有不同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对于文化和文学根本不抱什么信仰，只作为一种适合于自己的职业行不行？就像开花店是一种职业行不行？我觉得不但行而且也合情合理。我从前不是这种观点。现在是这种观点了。我不认为我的文化观和文学观因而低俗了。相反，我意识到，想象文化和文学是多么崇高的事，对于文化工作者是有害的，对于作家是有害的。因为那会进而想象自己不一般，不寻常——在文化特别发达了的今天，这具有自慕倾向和可笑性……

    7 访谈录

    问：文学是你的艺术生命，文学也是你与世界交往和沟通的方式，对吗？读者是你陌生而熟悉的朋友，你如何与他们交往呢？

    答：我觉得，事实上，一个作家是很难与他或她的读者“们”交往的。纵然作家极想，也不可能。一个相对于天南地北的许多读者，作家若受“交往”之心左右，他就什么都不用干了。那也肯定还是“交往”不过来。所以，只有极少数的读者，非要和某作家交往不可。更多的读者，是比作家本人还明白这一点的。其明白，证明大多数读者对作家这一种职业是体恤的。我相信大多数的作家皆和我一样，内心里最真实的愿望恰恰是拥有充分的独处的时间。究竟能拥有多少这样的时间，对作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种时间居然被情愿地或不情愿地压缩到了最少的程度，那么在我看来是值得同情的。

    我早就不是一个拥有充分的写作时间的作家了。所以我对“社交”二字是最不以为然的，如同一个常处在发烧感冒情况下的人对冬泳不以为然。我每个月的时间往往是这样“瓜分”的——三分之一划归在单位的本职工作和难以推托的活动；三分之一划归“哥们儿”们。他们既非作家、编辑、记者，亦非文学的或我自己的读者，仅仅是些与我有着脐带般的“古老”友情的人。时代剧变，他们的境况都不怎么好。从前他们希望从我这儿求得具体的帮助，从前他们想当然地将一个作家的社会“能量”高估了。现在他们明白了这是一个错误，所以也仅仅满足于从我这儿获得友情的安慰以及咨询。这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我这儿是必须优先确保，来者不拒的，否则我对我自己做人的感觉不好。最后的三分之一归于写作、家事、应酬来访的形形色色的不速之客。

    我目前“争取”时间的方式是——尽量推托掉几乎一切的活动，包括文学与影视活动。再从睡眠和吃饭时间内挤出一些“补贴”给写作。所以我对“社交”二字无好感，想必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但是由此话题可引出另一话题——有次在某种文学场合，一名记者问我：一百个读者和一位卓越的评论家，你更看重哪一方对你的书的评价？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一百个读者。对方脸上呈现出了讥笑。我脸上也呈现出了讥笑。试问在中国，在目前，卓绝的评论家大名阿谁？差不多够个评论家的，我几乎都读过他们的文章，当场对面听过他们的发言。他们中有我极尊敬的人，但是我不觉得谁卓越。正如我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当代作家，没谁担得起“卓越”二字一样。而给我来信的读者们中，有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硕士、博士以及他们的老师、导师；有机关干部甚至“高干”；有工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儿女；有科技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包括商人；还有身份各异的国外华侨……

    我当然要极其认真地读他们的信，极其认真地思考他们对我的某部书某篇作品的“评论”。他们的“评论”真来真去，毫无暧昧之词、违心之词。最主要的，那是“干干净净”的“评论”，不掺任何杂质。有的信写得很长。香港的周安达源先生是一位经商者，曾用毛笔给我写来十余页的信谈我作品的得失。他当年毕业于美国某大学，而且是文学硕士。评论和创作一样，在我看首先是职业。职业者，“啖饭道”。

    我写任何一篇作品时，头脑中从不曾有任何一位评论家的影子晃来晃去。我起码是为“一百个”读者而写作的，当然同时也为自己。我给读者回信，常常是在读者通过信向我求援，而我判断写信的人非是骗子，我又能够给予帮助的情况下。如果这也算“交往”，那就算吧！而我认为其实不算的……

    问：作家是以探究人性为己任的，对人性的洞察与敏感是作家的特长，缘此有的作家善交朋友，如毛姆的朋友圈颇为壮观，有的作家却落落寡合，如卡夫卡喜欢独步遐思，只与最亲近的朋友来往。你呢，属于哪一类？为什么？

    答：我属于后一类。因为，不但如前所述，时间和精力有限，而且身体也不好。我想毛姆一定精力过剩吧。

    另外，从天性上，我喜欢静，喜欢独处。我父亲在世时如此，我高中的儿子亦如此。这是基因所决定的。我一直想弄明白某些人为什么热衷于社交？一直还没太弄明白。

    我随团出访马来西亚，几天下来，终因无法独处片刻而不堪忍受，于是坚决请假两日，哪儿也不去，留在住所看看书，记点儿笔记。独处对我是最好最好最好的时光。我是个低消费者。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比较粗糙。一整日无人来访，吸着烟，安安静静地看一本好书，或一部录像带，对我来说是最大享受。我极反感的事之一便是社交性聚餐。我希望，一切够朋友的人，都能仁慈地照顾到——我也有享受人生最好时光的需要和权利……

    问：鲁迅先生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那么什么样的人，你绝不与他交往呢？你最能原谅与最不能原谅的别人的缺点是什么？

    答：鲁迅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位受伤颇多的作家，所以才说那样激烈的话。鲁迅还说过——跟死神走那一天，“一个也不宽容”。鲁迅的话常使我身冷。我能理解一个人不得不“横着站”内心里那种感觉。

    我基本上同意鲁迅的话。但仅限于相对鲁迅而言。正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句话，只有出自拿破仑之口才有深意。我也是被屡屡损伤“牙眼”的人，但早已习惯了。我认为中国的文坛，一向便充满了“江湖气”。人在江湖，不可太娇。何况，我的“牙眼”被损伤过的程度，大抵都在可以忘却的范围。我被袭击了，就像兽那样，遁躲起来，用自己的舌舔自己的伤。如果被小人布设的力紧齿锐的夹子夹住了，我想我会像熊或狼一样啃断自己的爪骨。残了也要好好活着，并且尤要好好写作。好好活着并不等于为了报复活着，不为了报复活着又并不就意味着宽容。

    人应该这样——第一不娇。你凭什么就不可以被伤害一次？你有什么特殊的？你有什么特别的？你是文坛王子或公主吗？第二要吸取教训。即使你是一头熊，也只有四只爪子。如果被夹掉了一只又被夹掉了一只，报复和宽容实际上对你都没区别了。第三，对于小人的伤害伎俩也可以轻蔑置之。鲁迅先生又曾说过——最大的轻蔑，是连目光也不瞥过去。而轻蔑比实行报复好。文坛之上，没有杀父之仇，没有谁推谁孩子下井的故事。轻蔑也就足够了。第四，主张宽容的人有几种。倘矛盾原来可以化解，后果对其中一方并不关乎身败名裂，可能还有双方意气用事的成分，则主张宽容的人，定比主张报复的人居心良好。倘一方受着严重的伤害，另一方扬扬得意者，有第三者暧昧于公理，暧昧于道义，半点儿正直也没有，只对受着严重伤害的一方尽说宽容——这样的“善良”的人，我也是不与接近的。我不见得会反其道而蓄谋报复，但却会将他们列在不可做朋友的人一类。

    过于自私自利而又毫无正义感可言的男人我不与之交往。玩世不恭的男作家我不与之交往——我不能容忍男人身上的纨绔。

    玩世不恭加上纨绔放纵，我以为接近着佩戴文人徽章的流氓。过于追求虚荣而又毫无同情心的女人我不与之交往。女人而毫无虚荣是为女神。女神又是根本没有的。所以我说“过于”。“过于”的女人在中国现在越来越多了。我不会主动与任何女人交往。对于男人，我最能原谅的缺点是轻信。我也不与从没上过当受过骗的男人交往；却不拒绝与洗心革面了的骗子交往。对于女人，我最能原谅的缺点是无知和懦弱。

    问：看了你的《梁晓声自白》，觉得你是一个率真而又常常自省的人，请问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像林黛玉和薛宝钗这样两类不同个性的人，你更偏爱谁，更愿意与谁交往呢？为什么？

    答：我的确常常分析自己，由分析自己而体会别人。就普遍意义而言，人人的共性多于特性。在这个地球上，在许多方面，人是从表到里最为相似的“东西”之一种。我分析自己的弱点、缺点，进而尽量地宽厚待人。

    在中国，在现实中，有林黛玉那一种“自我中心”的缺点的女人比比皆是；有林黛玉那一种“淡泊功利”的女人凤毛麟角，我没遇见过。

    在都市里，我认为也不可能有了。

    我恰生活在都市，所以我的视野里没有。

    以当代人的眼光里，林黛玉不是女人，是古典少女。少女而古典而美丽而病弱而文学化，即使有多种乖张任性的小缺点，也是不失可爱的。但如果她二十六七岁，甚至更大几岁，那么无论曹氏笔下怎么生花，怎么专情，怎么使出创作的浑身解数，她也够令人烦的。反正我是不会偏爱一个不是少女而是妇女的林黛玉的。倘同以妇女并论，我倒愿亲和宝钗。她比较的有涵养，不小心眼儿，不尖刻，不任性。这样的妇女，在我看来，做人也就有几分难能可贵的大器了。

    宝钗颇受指摘的一点无非是——她规劝和鼓励宝玉去求取功名，也就是“服官政”。在封建社会，宝玉那样的贵族之家的公子哥儿，其人生无非三条路——“服官政”；游手好闲地寄生于家族一辈子；出家当和尚。如果说第一种选择就等于“降顺”了封建势力，那么作为一个男人，第二种选择也实在并不光彩到哪儿去。按《红楼梦》看来，他是喜欢第二种活法的。对于一个少年，条件允许，终日扎在丫环小姐堆儿里活上几年，倒也是福。但如果岁数大了起来还那样，不过是一个漂亮的薛蟠罢了。在本质上，与贾琏们没什么区别的。

    宝玉一向被中国文人们说成是“叛逆”的典型，实在是中国文人们的故意的误导。宝玉身上，寄托着仕途失意的中国封建文人的“情结归宿”。说穿了是，以小儿女情替士大夫心。嘴上赞着宝玉，骨子里还是想当官的。若当不了官，最好宝玉似的，身边有一大群尊尊卑卑的红颜相陪着打发寂寞。宝玉的生活，是封建旧文人们“服官政”以前的向往，也是服不成官政以后的美梦。

    宝玉说过——男人都是泥捏的，污浊；女人似水，清爽。

    这话也可以认为是曹氏的心声。曹氏是颇有一些骨气的。虽然过着“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日子，却曾拒绝皇家画院的招聘。曹氏的骨气是家道败落以后才生成的。否则，他也是要按部就班地去撞科举考场的门。而一旦中了官，他也就不会借宝玉之口说那样的话了，我们也就没一部不朽的《红梦楼》可读了。

    中国封建文人们的骨气，大抵是当不成官以后的表现，之前便有的极少。宝玉身上有的根本不是什么骨气，只不过是自小在女人堆儿里被宠坏了的“女气”。宝玉非是“叛逆”的典型，是颓废的典型。富贵着而又颓废，颓废着而又不俗恶，于是就似乎美了起来。在艺术中叫“颓废美”。中国封建文人们，包括现今的文人们，所欣赏的根本不是“叛逆”，而是那一种用富贵滋润着的“颓废美”，并且都渴望自己的人生中也有造化那么地“美”一阵子。

    林黛玉一向被说成是轻蔑功名的才女，这也是文人们故意的误导。文人们赞赏林黛玉，仿佛反证自己也就淡泊功名了似的。用陶渊明的诗画文人们言不由衷的像，便是“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但是林黛玉若真嫁了宝玉，年长几岁以后，谁知她会不会变得和宝钗一样，一心怂恿宝玉还是求取个什么功名好？如果依然不，那么不就是大观园里的一对儿“吃白食”了吗？大观园富贵着时，当然供得起他们。可大多数中国男人并不能像宝玉似的富贵地寄生着，所以必得进取。即使厌官，也总该做点儿什么足以养家糊口的事。所以林黛玉那一种“素心”，乃是特权。一般女人是不敢有的，一般男人也实在陪伴不起那样的女人。

    一些个文人们偏爱林黛玉的另一说法是她“率真”。只顾自己“率真”，全不关照别人的情绪，此类“率真”是不可取的。

    男人们的心理上，不但有“恋母情结”，还有“恋妹情结”。无妹可恋的男人心理上也有此情结纠缠。男人疲惫了，就想变成孩子，于是从“恋母情结”那儿找安慰；男人自我感觉稍好，就想充当“护花使者”，于是“恋妹情结”满足男人的关怀心。曹氏之伟大，在于塑造了林黛玉这一男人们的，尤其男文人们的“世纪妹”形象。她美、病、是孤儿、寄人篱下、有才华、多愁善感、任性、爱耍小脾气，但是本质不坏，高兴或不高兴时，谈锋永远的机智尖酸却又不失俏皮……这一切都极符合男人们惜香怜玉的条件。曹氏伟大还伟大在，虽没读过弗洛伊德，却也堪称男人们的心理分析大师。

    我的人际关系中，倘果有林黛玉式的少女，我也愿呵护于她。但我绝不会蠢到和这样的一位“林妹妹”谈情说爱。我不惯终日哄任何一个女性，哪怕她是维纳斯本人我也做不到。那会使我心烦意乱六神无主。“林妹妹”们是专供“宝哥哥”们去爱的，我又没那资格和资本，就不爱。充充长兄知己，必要时挺身袒护则个，或许还能胜任愉快……

    一部《红楼梦》，栩栩如生，细致入微的人物，自然首推宝玉、黛玉、宝钗。在我看来，宝钗是正常的；黛玉是病态的，体质上那样，心理上其实也那样。生理上的病恹恹令人怜悯，心理上的阴幽幽令人反感。作为少女当予体恤，作为女人需要批评。这人儿身上体现出“病态美”，中国传统文人们一向也喜欢这个。中国传统文人们对女性的赏悦心理，其实一向同样是有几分病态的。

    至于宝玉，太让人腻歪了。他“脚踩两只船”的“爱情游戏”，丝毫也无打动我处。我的儿子将来若有半点儿像他，我一定用巴掌加皮鞭调教过来。

    我家墙上一份挂历，至今仍在一月没翻过。一位短发的西方女郎，着黑色夜礼服，满脸的羞涩，仿佛并不惯穿一袭那样的东西，仿佛时刻准备换另一套衣服。而一旦换上了，去到田野，握起镰就能割麦，挥起叉就能堆草，牵过匹马来就能飞身而上……

    我本粗鄙男人，大约也只配喜欢那样的女性。一部《红楼梦》，依我看来，另有四个人物是使我抱好感的：探春、史湘云、妙玉、晴雯。

    《红楼梦》前几回，探春还是小女孩儿家。其生也大观园，长也大观园，眼见尽是人际纷争，身旁处处勾心斗角，长成大姑娘后竟没添什么臭毛病，也不参与倾轧，真有点“出淤泥而不染”。并且，还曾欲“治理整顿”大观园，此毕竟也算对“生存环境”的一分责任感。苦心难得。

    云姑娘胸无城府，表里如一，既不争风，也不吃醋；无损人之念，亦无防人之心；从善如流，温良平和，自得其乐，自解其忧，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引为俊友也。比之黛玉，尤属真性真情。

    妙玉的入庵，分明起源于对大观园腐化加腐败生活的厌倦。贾宝玉并不厌倦，林黛玉也不厌倦。他两个其实很适应的。只不过还有不称心，还有不如意。比之他两个，妙玉多少有些深刻的思想。而那思想在偌大的大观园，并无一个可交流的对象。所以妙玉身上，体现出早期的觉悟，乃是一个内心孤独的，茫然迷惘的“思想苦闷者”。她对宝玉也是情有独钟的，但晓得宝玉的眷恋并不在自己身上，于是退避三舍，不思强求。这是一种自爱，一种自尊。

    妙玉身上有俄国文学画廊中女性形象的特征。她使我们联想到契诃夫笔下的某些优美又忧郁，做人有原则又有修养的女性。

    妙玉是中国古典文学画廊中，第一个具有西方文学人物色彩的女性形象。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王国大观园里，妙玉却使我感到有几分相似于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女性——觉悟着而又无出路的那一类。

    晴雯更是一个真性情的丫环。她是大观园中从人格上进行真抗议真反叛的典型人物。一部《红楼梦》若无此人物，名著的价值必受影响。与之相呼应的，还有一位刚烈自刎的尤三姐。她们使《红楼梦》多了些艺术张力。否则就未免太“糯”太“软”，太脂粉气十足了……

    那么，中国之读《红楼梦》的男人，渐变得女里女气，也就不足怪了。

    问：卡耐基说，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是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际关系加上百分之十五的专业技术，你同意他的说法吗？年轻人是不是更应该培养自己人际交往的能力？

    答：这个卡耐基纯粹是胡说八道。

    公关小姐、交际秘书、庸官、直销雇员以及一切专业上没有出息的人，才会拿出百分之八十五的时间和精力去搞人际关系。对于此外的人，卡耐基的话反过来才有些正确性。科学、现代技术、医学、艺术，如果从事于这些领域的人们仅仅具有百分之十五的专业能力，而且认为足够了，于是热衷于用百分之八十五的头脑去搞人际关系，则人类现在肯定还处在中世纪。即使写作这么庸常的事情，仅靠百分之十五的能力，也是很难从事终生的。

    一个人的人际交往的能力真的需要很大很大吗？其交往半径真的是越大越好吗？一位教授有必要也跟“追星族”们一样去结交影视明星歌星吗？一位学者非得去结交官员吗？一位作家非得和商人过从甚密吗？一名年轻人何必到处发名片索名片？每个人都应该具有这样的能力——在学校，在单位，在社区，尽量使自己的存在不令别人讨厌。依我看谁都不必刻意去获得别人们的喜欢，不令别人讨厌也就足够了。人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已很不容易。因为中国人的劣性之一便是一向嫌恶自己的同胞，这一种由来已久的嫌恶有一百种以上的理由支持着。所以一个中国人要处理好和自己同胞的关系，的确需要多方面的起码的修养。

    一个人不可能也没必要天天总在那儿按别人们的好恶改变自己，还要做好另外的许多事。所以，达到起码的修养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活着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做君子，而是首先避免做小人。我让我初三时的儿子替我寄一封挂号信，他问我到了邮局该说什么，我交代他在我出门后替我给一位朋友回电话，结果他辜负了我的信任——不是因为忘了，而是不敢在电话里跟陌生人说话。这当然是不行的。所以有待培养，必须提高——与人交往的起码能力。提高到什么程度？——能与人正常交往的程度就行了。我们哈尔滨人，将那种满世界忙忙碌碌地交际的人叫“社会人儿”。而一个人变成了这样也就太不务正业令人讨厌了。我可不愿我的儿子将来是一个“社会人儿”。我不主张年轻人培养什么“交际”能力。年纪轻轻的，时间和精力不用在正地方，“交”的什么“际”？但是起码应该做到，在学校、在单位、在社区，因自己的存在，那小小的人际环境多了一分安定，一分亲和，一分善良友爱……

    问：怎样才算成功的人际交往呢？前人较满足于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现代人是不是更看重关系网络四通八达？

    答：人生得一知己固然少点。得“一帮”也就不叫知己了，成“弟兄会”了。三五知己可也。这我有——在中学老同学和兵团战友中。我若遭遇什么天灾人祸，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北京。我若中年早逝，他们会悲泪泗流。他们是我的“情感财富”。我满足于此。

    关系网络四通八达？——这真可怕。听来可怕，想来更可怕。那样的人还算是一个人吗？不成了一台电脑了吗？电脑网络上能产生什么知己？——只能产生有用的人或互利的人罢了。

    问：你觉得君子之交淡如水，这话有道理吗？

    答：我不是君子，也没认识过君子，体会不到两位君子交往的真谛。我只知世上有一种友情如陈酿——我珍重这一种友情。我对这一种友情的原则是——绝不利用了来将自己的困难强加于人。

    问：有人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际关系商品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际关系政治化，你同意吗？请您说说这两个年代人际关系的特点是什么？

    答：基本如此。商品化的人际关系，人还能保留有一部分“自主权”。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可以不那样。你不愿别人那样滋扰你，你可以远避那样的人。商业时代并不能将它的功利目的强加在任何人身上。定睛细看，所谓人际关系的商品化，无不是人与人自愿的。而在政治时代，人没有丝毫的“自主权”。政治对人的强加带有不可抗性。每一个人都无法置其度外。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已触犯了政治。别人对你那样，也有政治要求作为正当的理由。在商业时代，人起码拥有这样一种自由——自我隔绝的自由。自己将自己像猴子似的关在笼中，冷眼相看外面的世界或精彩或无奈。在政治时代，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同是被政治关在笼中的猴子。笼中只有政治一种关系。政治又在笼外进行着最严厉的监管。

    自行地关在笼中（如果谁真的对商业时代不堪忍受的话）总比被关在笼中强些。相互的利用似乎也总比相互的危害更符合正面人性……

    问：您一定知道这样一个流行观点，中国人，一个人是条龙；日本人，一群人才是一条龙，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答：实际上这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现象——鲁滨逊不是中国人，孑然一身流落荒岛后，很像一条龙。这叫“置于死地而后生”。一个中国人陷入绝境，其自救能力一点儿也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种族的人强。现在看来，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更弱了。在同样艰苦的情况下，一个中国的青少年，肯定不像一条龙，而像一条虫。日本人也不只有在集群的情况下才像龙。单个的日本人也有很“强大”的。

    以上那句话，据我所知，是专指中国人在国外的作为而言的。尤其专指近十几年去国外撞人生幸运的中国人而言的。好机会有限，一个中国人为了强调自己是“最棒”的中国人，往往不惜贬低自己的同胞。大多数的他们初到异域，又往往无依无靠，如鲁滨逊之落荒岛。这时他们正反的种种人生能力就被逼出来了。所以在正反两方面都有点儿像龙了。

    同在异域，其他国家的人，一般体现出靠拢倾向和凝聚本能。这一点以日本人、韩国人、黑人为突出。所以说日本人一群像一条龙。而中国人体现出独闯性，怕在好机会面前自己的同胞捷足先登，或怕同胞成了自己的累赘。

    如果将一些韩国人、日本人和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人“归纳”在同一个竞争平面，那么某一个韩国人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弱于日本人。倘那日本人居然还在他面前趾高气扬，他也许会辞职；某一个日本人却会这样想：我弱于我的同胞不算什么特别耻辱的事，但我无论如何可不能弱于中国人！而某一个中国大陆人往往会这么立志气：我弱于谁都无所谓，就是别弱于我的那些同胞呀！我一定要向别国人证明我比我的那些同胞强多了；而某一个台湾人是不那么甘于居香港人之后的，而某一香港人的想法是，我起码要证明自己比大陆人强一些吧！

    日本人和韩国人在国外的立足意识是——怎么看待我的同胞便等于怎么看待我，所以我的荣辱和我同胞的荣辱有时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必须相互靠拢……

    香港人和台湾人的立足意识是——我们一向是“另一类”中国人，我们要与中国大陆人保持一定的疏离，别被与中国大陆人混为一谈……

    而一个中国大陆人的立足意识也许是——怎么看待我的大陆同胞与我何干？他们越被视为弱者、不争气者，则越显出我是强者、优者。则属于我的机会不是越多了吗？……

    近年出国的中国大陆人，几乎皆有学识和专长，个体素质相当高。所以抛却了集群生存的立足意识，追求实现个人目标的唯我机会。从正面说，个体的中国人在国外的竞争能力普遍强了，显示出一种个体中国人的龙虎之气；从反面说，同胞间的相互排斥、掣肘、倾轧，又总还是民族遗传性的猴气十足的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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