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蕙：
你好！
我现在难得写仟么抒劈的教文，s了几篇，也被熟人抢走。这好像是总倭7“文荟”，实州我一时一刻也发有忘记“文荟”，我的《赋得永久的悔》等等拙律都是首先发表在“文荟”上的。
现在又写了一篇《两行在泥地的字》，自己还难判断得是好是坏。现寄上，请法眼加以鉴定。祝撰安！
季羡林
1998年9月26日：
我兴奋得眼睛直放光，上上下下，捧着信又看了好几遍，心里漾起一股久别重逢般的亲情。季先生的稿子已经一年多没来了，而前不久，他于1997年发在《人民日报》上的散文《清塘荷韵》获得了首届中国新闻副刊奖，由此使我知道，季先生虽然已经到了米寿（88岁）高龄，却还在坚持写。《清塘荷韵》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高三文科学生的阅读教材里，我早就找来读过了，写得果然好，是沿着传统散文的路子写的，遣词、造句、炼意，均十分用力，全篇各处都显得非常精致，的确是好文章，也是季羡林散文中的上品。说实在话，我一方面替季先生高兴，同时，心里也有一点儿发酸，暗自思忖：季先生怎么不把此文给我呢？
又一想：晚生小子（女）才吃了几碗干饭，就当上了季先生的编辑，还没问自己做得好不好呢，就老企图让先生把上好的文章全给你，不是做白日梦？由于“文革”失学，我读季羡林散文，已是80年代了，比正常情况下起码晚了20年光景。20年，又一条好汉都顶天立地了，奈何？
当晚ll时许，我摒弃一切杂事，端坐在书桌前，展开《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开始细细阅读。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读？那是因为阅读季羡林散文，是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白天办公室里太嘈杂，晚上家务事太乱电话太干扰，都会影响阅读效果。我读别的好散文，也往往是选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时间里。
这真是阅读好散文的最佳时光。家家户户都已熄灯，整座楼静谧无声息了。叽叽喳喳的女儿也终于沉入梦乡，不再小乌似的在身边扑腾来扑腾去。书房里，开一盏台灯，柔和的黄色光晕放射着暖人的光芒，犹如一大朵张开的降落伞，把我和稿子都呵护在里面，很安然很惬意很有情调。阳台外面，深宝石蓝色的夜空辽远幽静，远方天边上，有数点灯光闪闪烁烁，像是苍穹里的星星在坚守。真正的星星呢？抬望眼，贼亮的天狼星已偷偷溜到正南，得意洋洋地把一幅神秘的星系运行图挂上天幕，任人遐识冥想，这一切却已被警惕的猎户星座发现，一路狂奔紧紧追过来。草木欲静而顽皮的风不肯止息，一会儿摇摇这根枝权，一会儿撩撩那个叶片，继而又吹起尖厉的呼哨。
白天的嚣躁之气正在渐渐尘落……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恰是一首小夜曲，与这天籁地华的清凉世界声息相通，随着温馨的音符一段段跳荡出来，我的心里像逐渐胀鼓的风帆，在感情的潮水中疾行。
它写的是新学期开学后的一天清晨，季先生出门，突然——
眼睛一亮，蓦地瞥见塘边泥土地上有一行用树枝写成的字：
季老好98级日语
回头在临窗玉兰花前的泥土地上也有一行字：
来访98级日语
原来，是98级新生来家探望季先生，又怕打扰了老人，“便想出了这一个惊人的匪夷所思的办法，用树枝把他们的深情写在了泥士地上”，使自谓已经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境界的老先生，“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双双落到了泥土地上”。
接下来是季先生就以往与青年、与读者们的接触交流，所生发的往事回忆与议论。文章不长，仅两千多字，但我读得很慢，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上撞着，撞得鼻翼直发酸。新生们的真情打动了季先生，季先生的真情感动了我，真正是“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钟嵘《诗品序》）啊！
文章读罢，久久凝思，半天我才回过味儿来。我为得到了这么，好的一篇文章而欣慰不已。可是忽然，一个疑问在我心中升起来：新学期是在9月初开学，这是发生在那时的事，怎么刚刚寄到我手里呢？急忙去看文末落款，果然写着“1998.9.25”字样；再去翻检来信，是“1998.9.26”，也就是文章完成后的第二天写的。我怕是邮局的事，看看邮戳，没错，是11月11日才寄的，怪哉？后来，我被告知，原来《清塘荷韵》写完后，季先生的确是嘱人寄给我，要在《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上发的。但是要季先生稿子的编辑太多了，各报各刊，谁都想得到。有人坐在季府不走，磨来磨去，后谎称借去私人学习，绝不发表，可是一拿到手后马上就抢发了，弄成个既成事实，也就不能“追究”了。不单《清》文，后来还有《虎年抒怀》等文，都是说好寄给我的，然终于都被别人这么拿走了。这回《两》文写好后，季先生说：“这回无论如何要给‘文荟’了。”并马上写了亲笔信予以“保护”。哦，至此，我才终于明白“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文荟’”的含义了，事实证明，我的失落，并不是没有影儿的自作多情。
季先生，谢谢您！
我是l985年才认识季羡林先生的。那一年起，我到《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当编辑，从此，开始了文学编辑生涯，也开始与各位著名的学者、作家们交往。
有一天，文艺部派我和另外两位同志专程抵北大，去朗润园看望季先生，耄耋高龄的老人，已在那里住了大半辈子。往事可堪回首？
那之前我还从未见过季先生，只知道这个名字代表着中国的东方语言学研究水平。朗润园也是第一次去，一个多么美丽的名字，总使人联想到珠圆玉润的绝美意象。
时正值草木葳蕤之季，来到北大最美丽的居所，有一种游公园的感觉，心里欢快得如同来到大自然的怀抱。几幢小楼中间，环抱着一池碧水，中有粉红色的荷花和雪白的睡莲，亭亭玉立，洁净无瑕。池四周，是依依杨柳，风起时一齐做舞蹈动作，婀婀娜娜，袅袅依依。窗棂下，有一排一人高的常青树，树冠阔达丈余，蓬蓬勃勃，青青郁郁。鹅卵石甬道旁，有修竹像闲云野鹤般挺立着，一副无求品自雅的高僧神态，心闲气定，从容不迫。
少年时，季先生是由山东一贫瘠的农村走出来的，发奋的用功，使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大，同时考取了清华。当时的考题之难，今日听起来，犹觉头皮发麻。比如英文考试，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还有一段汉译英，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半首《清平乐》：“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这翻译的高难度，简直就不应是高中学生们承受得了的，若放到今天，中文系的正教授者，答不出来的也大有人在吧？这还不算，最后又加试英文听写，其难度，全考场也没几个人能听懂。那一年从山东来的考生，只有三人榜上有名，季先生即其中之一。后来为了出国深造，季先生忍痛放弃北大而上了清华，又留学德国，喝了11年洋墨水。20世纪40年代学成归国后，经陈寅恪先生介绍推荐，以副教授身份进北大任教，只第十天头上，就被聘为正教授及东方语言系主任。后一直在这“官”位上迎接了解放，度过了20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的急迫时光。最高时曾“官”至北大副校长。今以九秩之年，成为北京大学的代表性人物。
我在进门前，曾数次展开想像的翅膀，猜测大名鼎鼎的季羡林先生，仪容将是多么威严，风度该是多么翩翩，简直是云端里面的人物了？全没想到，来为我们开门的，竟就是季先生本人。
也许说他是一位老退休工人更加贴切。高高的个子，清癯，瘦长。银白色的寸头，仁慈的目光，脸上的表情是佛像一般的平静。一袭藏蓝色的中山装，圆口黑布鞋，都已穿得很旧。说话很简洁，没有热切的寒暄，只一句“进来吧”，转身即带路往里走。一切都很平静。
我被他的普通和平易所吸引，原本像卷叶一样的敬畏之心，慢慢伸展开了。
为什么会想到“普通”这个词呢？因为季先生与我想像的“气派堂皇”、“威风八面”、“口若悬河”、“动静皆惊人”等等，实在相去太远，请别忘记那时我刚刚初做文学编辑，见人说话还脸红呢！在后来的10多年编辑岁月里，我曾拜访过无数名人，到过许多人的家，有一些已经淡忘了，但今天回忆起季先生的家，犹觉一切历历在目。当时的我的确很惊奇，也很受震撼，不单季先生本人，就是他的家居布置，家具陈设，也与“华贵”、“堂皇”这样的辞藻风马牛不相及。除了不算大的书房里那四壁古书线装书显出气派之外，其他的陈设，和我们这些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并没有什么不同。
没有沙发，也没有软椅，季先生让我们就坐木方凳，他自己坐在床上，那是一张木板单人床。他的话很少，音量不高，以平等的口气答复我们的问话，所用的词语都很普通，没有废话，脸上始终是那佛像一般的平静。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我们进门之前，季先生显然正在伏案工作，几本摊开的书，一摞稿纸，一支老式钢笔，笔帽倒插着。一张硬板凳横在写字台前，显然是老人刚刚坐过的，而本来属于那个位置的藤椅，却被挪在一边，上面有一黄一花两只肥硕的猫咪，勾头搭爪睡得正香。由此可以见出季先生为人的仁慈，他是宁可自己坐冷板凳，也不愿吵醒猫咪的懒觉，对猫尚且如此仁爱，那么对人呢，可以想像，更会是怎样的慈悲为怀。
多少年以后，我读到比较文学研究专家乐黛云女士的一篇文章，里面讲到“文革”骤起时，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小将游斗一大批北大的学术泰斗，只见季羡林先生走在队伍里，脸上还是那一副平静的神色，眼光落到小将们身上时，依然是仁慈的，只是多了一些怜悯，他是在怜悯青年学生们的无知，所以，他并不怪罪他们！
仁慈自有伟大的力量，虽然它通常只以沉默的方式说话，却是无人能匹敌，藏了千军万马在心里。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它来源于对世事的洞穿，对自身道德良心的自信，以及对目标的坚定不移。普通中更藏有强大的力量，日月经天是普通，江河行地是普通，世人遵守的第一准则都必须是“普通”二字，可以说世界的最基本依据就是普通。望着季先生那一副平静、仁慈、普通的样子，我禁不住想，平静是真，仁慈是善，普通是美，集真、善、美于一身，季羡林先生就是这么让人尊敬起来的吧？
告辞的时候，季先生执意把我们送到大门外，在常青树前握别，然后，一直看着我们沿鹅卵石甬道走远，逐渐消失在花木之间……
后来，我又到季先生家去了第二次，那已是80年代末的一天，依然是满园花树的季节。这回是和几位作家朋友同去的，季先生仍是一身蓝布衣裤，清癯的身躯也依然笔直。然而这回先生的面容极为严峻，说话一反常态，口吻急促激昂，直言不讳的话语对着并不熟稔的我们，竟然一点也不藏藏掖掖，遮遮掩掩，那种临危不惧、不乱的风姿，充分显示出这位睿智老人一辈子的人生识见、人格高度和胸襟。从那以后，我对季先生又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他并：不是个知蜗居书斋里做学问的腐儒，而是秉承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一高贵血脉的传统士人。
有风骨者并不一定都是表面上的慷慨激昂之士。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于加快前行的中国来说，虽然越加是商品大潮、经济大潮的年代，但文坛和学界也并没有被打入冷宫“深院锁清秋”，相反，文化界始终是“弄潮儿向涛头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热闹的。
在这些热闹的文化活动中，季羡林先生和其他一些大学者、大作家、大文化名人一样，被当做光环和旗帜，身后永远相拥着众多追随者。季府的门槛都快被人踢破了，来访的客人一拨儿接一拨儿，以至于老人常常连5分钟的歇息时间都难得。就这样，季先生还不让家人挡驾，就连一个普通学生想来请他签个字、听他说几句话，也不让阻拦。他说：“别让孩子们说，连最慈祥的季爷爷也见不到了。”
这种情况下，我再也没有到府上去打扰季先生，我觉得人应该有感激之心，老人越是替别人着想，我们就越应该为他的身体和工作、写作着想，作为编辑，谁不想得到好稿子？但如果是以损害了季先生的身体而“抢”到的，良心安在？
不过说来，我的运气真是好，季先生认认真真地认可了我，这主要是缘于两封约稿信。
那是1992年“文荟”副刊正式创刊以后，我提议搞了一个题为“永久的悔”无奖征文。我以商量的口气，给季先生写了一封约稿信，问他愿不愿意为我们写上一篇？孰料，信发出去的第五天头上，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记得当时我一看信封厚厚的，还暗自思忖：可能季先生不想写这文章，就寄来别一篇稿子顶替，不然，哪有这么快的？
待我展开信封一看，差点儿喊出来！还真是先生专门为我们写的，题目是《赋得永久的悔》，全文4000多宇，是季先生那一贯的整整齐齐的手迹。我真想不出他是怎么写出来的，刨去一去一来的邮寄时间，顶多就剩下一天了。一天，一位年已耄耋的老人写4000多字，神了！读罢文章，我全理解了，季先生是触景生情，欲罢不能，一口气写到完的。今天比较起来，如果说《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是一首小夜曲，那么《赋得永久的悔》就是一阕交响乐，一会儿是哀伤的慢板，一会儿是大弦小弦齐鸣的交响，主旋律是思念母亲的哀伤，回环往复，层层加深，让我想起“孔雀东南飞，十里一徘徊”的悲凉意境，心里酸酸的，久久缓不过来。
他写的是童年在乡村，家里赤贫，长年吃不上“白的”（指麦子面），母亲终日操劳，有一点好吃的全给了他，自己吃糠咽菜也甘心情愿。后来他6岁离家出外求学，发誓好好挣个前程，迎养母亲，报答养育之恩，谁料学业未成，母亲就去世了，最后连想见一面日里思念、夜里哭想的儿子也没实现。母亲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这句话在季先生的心上重压了一辈子，越到老年越感到承受力之重，现在终于总结日之：“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指红高梁饼子，又苦又涩，季先生当年谈‘红’色变）。”
这么一篇催人泪下的文章，真是求之不得，我们赶快以八栏、半个版的最高规格，发了。说来读者真是和我们情同手足，心心相印，反馈回来好多信息，纷纷赞扬季文写得好，情文并茂，征文来稿和关注征文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了。
但怀着深厚感激之心的，似乎更是季先生。由于对这篇直抒胸臆、情意真切的文章非常偏爱，季先生多次同意将它选入各种散文版本里，他自己的一部散文集，还以此篇题目命名，可见心心念念。季先生却绝不说是他自己写得好，总把功劳归在我头上，几次写文章都说是我给他出了一个好题目——给这样一位仁爱的长者当编辑，何其幸运哉！
“永久的悔”征文结束后，“文荟”脱颖而出，也加深了季先生对《光明日报》的感情。据他身边的人告诉我，先生每天必读《光明日报》，即使是在患青光眼治疗时，自己无法读，也让家人给念。那几年，季先生一有好文章，必寄给“文荟”，我们连续发了《三个小女孩》、《我眼中的张中行》、《哭冯至先生》、《悼许国璋先生》、《这个惑你不必解》等，给《光明日报》增色不少。其中《三个小女孩》被《读者》、《散文·海外版》、《中华文学选刊》等多家报刊转载，影响巨大，季先生又不说是他自己写得好，又把功劳归到我头上。
《我眼中的张中行》一篇，还要单独提出来说说。这一篇也是我给季先生出的题目，当时是中国和平出版社约我编一部《张中行精品欣赏》，要求是“名家评精品”。其中选了张先生写北大红楼的7篇，想过来想过去，只有季先生能够从平起平坐的高度上，写出张文的神韵。可季先生写不写，这回更没把握了。约稿信再度飞往朗润园，还附带有三个“限制”，第一限题目，第二限字数，第三限交稿日期。很快，季先生的文章来了，说是“这样‘霸道’的约稿信，我从来还没有收到过”，顿时把我弄得脸上火辣辣的。
可是季先生笔锋一转，又说道：“小蕙出的题目实获我心，出到我心坎上了。……好久以来我就想写点有关中行先生的文章了。只是因循未果。小蕙好像未、先知，下了这一阵及时雨，滋润了我的心，我心花怒放，灵感在我心中躁动。我又焉得不感恩图报，欣然接受呢？”这篇文章中，季先生把张中行先生称赞为“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其中有一大段断语，是季先生对张先生一辈子文章、学识的高度评价。文章发表后，竟引来中青年学者、鲁迅研究专家孙郁的电话，非常钦佩地向我称道季先生的人品。请看季先生的这一段评价：
他的文章是极富有特色的。他行文节奏短促，思想跳跃迅速；气韵生动，天趣盎然；文从字顺，但绝不板滞，有时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仿佛能听到节奏的声音。中行先生学富五车，腹笥丰盈。他负暄闲坐，冷眼静观大千世界的众生相，谈禅论佛，评儒论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也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之一。
难得一位大学者对另一位大学问家如此欣赏。我们只听古人说道：“文人相轻。”又看过了太多的文人互相诋毁乃至“残杀”，很少能看到互相佩服的，更少见如此之高的评价。季羡林先生把张中行先生的高明之处原原本本告诉读者，也把他自己对张先生的钦佩之处老老实实告诉读者，一副甘拜下风的若谷虚怀，于此处，我们便又发现了季先生的一条优点：为人忠厚，品质高洁。后来，有一次我也听到过张中行先生在背后赞扬季先生，为叹日：“人家季先生多有学问呀，季先生可是高明人！”
两颗巨星相遇，自能碰出火花、碰出激情来。
从那以后，季先生对《光明日报》的感情，竟变得难以割舍了，凡是报社请他参加的学术活动，甭管是文化的、教育的、经济的还有其他什么，多忙，多累，他都不推辞，尽量挤出时间来参加，以报知遇之恩——单想想老人已是老树一样的高龄，身体、精力都渐渐供不应求，却还“绝无去八宝山的计划”，有一大堆学术研究的、文学创作的、教学科研的……工作计划亟待完成，就能知道季先生是怎样在惨痛地牺牲自己，为报社默默奉献。我听说，遇有别人对《光明日报》提出批评，他也每每站在理解报社的立场上，尽量加以维护，他是衷心希望《光明日报》越办越好啊！
我常常想，这是多么君子的一位老学人，对世界永远抱着感恩戴德的心态，一辈子尽量为他人着想和奉献，哪怕十分为难、委屈自己，甚或自己吃了大亏，也在所不辞。他心中还永远没有求回报的一丝杂念。一旦得人一点好处，哪怕是徒子徒孙辈的小人物，也念念铭记心间，恨不能用如椽巨笔书写在蓝天白云之上，让满天下的人都知晓，真正达到了“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大化境界。这年月，“君子”是对人的一种最高赞扬了，因为君子已经变得很稀少。
前不久，在令人神往的北京大学，我又一次见到了季先生。这回是在浮动着淡淡书香气的怡园内，人民出版社在那里召开《世界文明史》首发出版座谈会。作为这部巨型丛书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季先生亲莅会场并发表讲话。
大约有两年不见，老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身体更清癯了，那一袭藏蓝色的中山装，竟形成一种飘飘荡荡的感觉，人似乎瘦得就剩下了骨头。脸色很苍白，上面满是疲惫之色，仿佛力不胜任了似的。脚下也有些蹒跚，一小步一小步地，迈得很小心。同来的张中行先生，比季先生还大一岁，步子却比他还硬朗，季先生是太累了吧？我的心有点酸了：唉，到底是年月不饶人，世人不应再叨扰老人了！！！
可当季先生站起来讲话时，却换了一个人似的，依然显示出他的强大。虽还是用一贯的平缓口气，用词也还是普普通通，但他一下子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正在迎接新的世纪，依我看，下个世纪与本世纪不同的，是人类都要具有世界眼光，做一个世界人。我们要问自己：做好这个准备了没有？我心里一震：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没有，我自己反正是没有，连想都没想到过。季先生的提醒真有如一支醒世剂，他的意思是说，若不能达到做一个世界人，就无以应付即将莅临的21世纪，而要取得这个通行证，作为一个中国人，就不仅需要了解中国文明，还需要了解世界文明，必须加强学习世界文化。哎呀呀，我们整天把“迎接新世纪”、“回答21世纪的挑战”等等挂在嘴头上，喊得震天响，可是，我们可曾认真严肃地、对历史和对自己都负责任地思考过没有，“21世纪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样的文化素质才能取得21世纪人的认证资格呢？”
没有，我只听有的媒体宣传过“懂电脑、会外语、有汽车驾驶执照是21世纪人的特征”，但这些，能说就是文化素质了？和“做一个世界人”比比，天还有多高，地还有多阔？
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可以说是世纪老人了。别看老人体力弱了，精力衰了，眼神也不济了，但“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质有余也”（刘安《淮南子·说林训》），内质的强大才是真正的有力量，中国古代早有“风骨”说，这恐怕就是风骨吧？
后来，我在《光明日报》“学者访谈”栏目中，以《要具有世界的眼光——访季羡林》为题，把“做一个世界人”之说，介绍给广大读者，发表后，引起人们对这位老学者的广泛尊敬。
就是在那次怡园座谈会等待开会的前几分钟里，季先生叫人传我到他身边。我问候了他的身体情况，他很平淡地表示了一个“很好”。我想起季先生在1998年写的《虎年抒怀》一文里，“觉得自己还年轻，在北大教授的年龄排名榜上，我离开状元、榜眼，还有一大截。我至多排在15名以后，而且，我还说过到八宝山去的路上，我决不加塞。”如此说话，先生绝不是惜命和怕死，而是正如前面所说的，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一直到今天，我每天仍然必须工作七八个小时。碰巧有一天我没有读书或写作，我在夜间往往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痛责自己虚度一天。”想到这里，我忽然有所悟：原来，思考如何迎接新世纪的问题，不仅是季先生对天下人的警世通言，更是他对自己的勉励，他还在给自己加压呢！
坐在这样的老人身边，就像被净化了一样，心中很有一种高尚感。因为有一种向着大境界努力攀登的激情，迅疾席卷过来，冲击着久已疲塌的身心，“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是也。
作为《光明日报》的副刊编辑，我已经干了10多年，先后编过“中华大地”、“东风”、“文荟”三个副刊。今天回想起来，最庆幸的就是能给季羡林先生这样的一大批大学者、大作家当编辑，经常可以“近水楼台”地精读到他们的好文章，听到他们的真知灼见，这无论对我的编辑工作还是我个人的写作，都收益极大。
这真的不是空话。比如这些年来，散文界大力推行革新，已经很少有人固守着传统散文的路子写，以为陈旧，以为没有现代意识，以为没有出路。但是季先生一篇一篇又一篇，每篇都是这路子，竭力做足传统散文的所有优势，把文章写得美轮美奂，读之陡长精神，让吾辈在深深叹服的同时，也坚定了对传统散文的信心——文章并不是越新越好，而是有功力为好，甭管用旧手法也好，新手段也罢，把文章写好了才是第一。说来这很重要，是直接作用于我的编辑工作的，因为这些年关于散文随笔的“新论”不少，旗帜林立，年年都有所“更新”，其中还包括一些脱胎于西方的新潮理论，确实使人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惶惑。然而季先生给我吃了定心丸，使我敢于坚持一些最朴素、最基本、最“陈旧”的理论。比如他去年还说过：
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说什么散文的窍诀就在一个“散”字，又有人说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随”字。我心目中的优秀散文，不是最广义的散文，也不是“再狭窄一点”的散文，而是“更狭窄一点”的那一种。即使在这个更狭窄的范围内，我还有更更狭窄的偏见。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
这对我的审稿标准，无疑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道家有“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之说，季先生坐在他那间被书拥满的书房里，铺下稿纸，屏心凝神写文章时，他是有着“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自信的，甭管外面世界的风云如何变幻、如何走马灯、如何城头变换大王旗；也甭管书摊、书店、书城、书人如何热闹非凡、如何喧嚣汹涌、如何旧书新书动地来，都干扰不了他，他知道他的生命轨迹只能是那一条。
现在，这条金子一般的生命轨迹，已经铺到新世纪的门槛下了，让我们衷心为季羡林先生祝福：
请——继——续——走——好！
我耕耘我收获
经常会有年轻的同行来找我，请我帮他们去向名家约稿。逢到这种情况，一向乐意助人的我，却每每断然拒绝。不是因为鄹的，丽是这里面有着一份责任——比如，你知道别家报刊的口味、需求吗？你知道人家是怎么审稿、黑稿的？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对待稿子？要是万一将稿子疏忽了呢？……
我把这责任看得很重！
这也芽就是我对这群一个问题的誉案，即不止一次有人来问我：“你怎么老是能拿到名家的稿子？”的确，在我担任主编的《光明日报》“文荟”版上，可谓名家荟萃，佳作汇集，文趣高洁典雅，意境超凡脱俗，人称“可以洗濯心扉的一块净土”。名家们，甚或大名家们，有了好稿子，不用说就会想到我，以在我们“文荟”发表为荣。所以即在各家报刊打乱仗的争稿大战中，我们这里也从不见狼烟。有时，我们需要某一名家的某一篇稿子了，只要打一个电话过去，基本上就不会落空，大名家也会全力以赴地拨冗帮忙。在我和他们之间，可以说已经建立起一种超乎编辑与作家的朋友的关系，这样的名家的名单，可以开列长长的一串……
那么，究其实，我是怎么做到的呢？
一言以蔽之，其实就是一个“责任心”。
滴水石穿，铁杵成针，非一日之功；而且不积跬步，绝对无以成千里。我是从珍惜作者们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开始的；是从尊重对方，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开始的；是从把他们的稿子当成自己的稿子一般爱护，跟他们心换心的境界开始的。比如一篇稿子接到手里，一般我都会及时打电话或写信过去，告诉收到了。在稿子编辑过程中，如果需要做大的改动，我会征求作者的同意。有时某些稿子已经编好，作者又要求撤回去，我也会微笑着璧还。稿子编好了，要上版了，我还要精心考虑用在什么位置，用什么标题、什么字体、什么花线突出为好。最后，在报纸出来以后，还要及时寄报纸、开稿费，听取反映，出了错及时检讨。而这一切，又是在平时密切联系作者——长年累月地寄报纸，替他们查资料、做宣传、帮各种忙……的基础上，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唉，做一个合格的编辑真是太不容易了，这完完全全是为他人做嫁衣，彻彻底底的春蚕到死。并且，只要你背上这副十字架，你就是命定的苦行僧，就要永远踽踽跋涉在茫茫文字之旅！
苦吗？真苦。累吗？真累。而且对于自己也能写、也想写的编辑来说，就更是一种苦役。所以现在有一些年轻编辑，不大愿意无条件奉献了，觉得这样熬一辈子真是太傻了。可是在我们的编辑队伍中，大部分编辑们却还在苦做，这就是因为心上有“责任”这个神圣的字眼——这是一杆能称出人心的沉甸甸的秤！老一辈不用说了，仅就我的同辈，我也看到过许多令人肃然起敬的编辑。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女编辑刘海虹，我永远都以她作为激励自己的榜样。她曾为了作者的一部书稿，奉献了宝贵青春的六七年时间，天天跟着查资料，几乎踏破了图书馆的台阶，而又无怨无悔。我曾很多次地想：要是她把这些时间用于自己的创作上，也许她早就写出来了，一举扬名天下也未可知，可是她现在依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编辑。这种事，在出版史上早就重复了不知多少次，老一辈编辑们奉献完了，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奉献，并且将来还必须世世代代地奉献下去！将来？将来还有人愿意奉献下去吗？我想会有的。因为这是我们繁荣文学事业的需要，也是推动我国出版事业、进而是整个人类文化积累的需要。在这万头攒动的世界上，我想，总会是有人要多做一些、少拿一些，总要有一些吃亏者，总需要一批“傻子”，不然，所有人都猴精猴精的，都想少干多得、厚己菲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如编辑、记者、教师、医生、军人……都是需要毕生奉献的职业。没有什么好说的，你既然于上了这一行，就得蜡炬成灰泪始干！
文章写到这里，再没什么好讲的了，人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大道理谁不明白？可是我又忽然一阵杞人忧天：但愿这不是独自在说话，更不想被人认作痴人说梦呓。
写作圣境
写作，我以为分为丽看串境界：一神是忍文字写的；一聃是餍生命写的。
忙了一天，最喜欢女儿睡熟以后，端坐灯下，只有这点儿时光是悠闲自在的，可以臆心历欲地自已支配，我往往拣来书报，萌观看。
今晚，想起白天收到了文友BC君的来稿，还未来得及读，就找了出来。这BC君说来好笑，隔些时B就要寄来一篇稿子，他是在腹我赌气——魈嫌我老是看不上他的文章，颇为不服，非要震住我不可。我呢？的确怎么也喜欢不来他的文字，尽管他的为人很好，也尽管我当然愿意他能写好，可这绝不是一回事，就像雪能化成水而水永远不能回凝成雪一样无奈。
这回他写的是《年轮》，抒发了对于韶光易逝，人生难再的生命感怀。开篇不错，前面一大段也很不错，从古人讲起，引了老子、庄子、孔孟，甚至还研读了《易经》的有关段落。可惜一写到现实，一说到他自己对生活的体味，得，就全完了，整个儿是一个从未名湖落到了龙须沟的感觉。
这就是我不喜欢BC文章的原因：不是内容不好、文字不好、结构不好、水平不高、观点不对、品味不纯正……而是我总觉得，他的文章中缺少一种让我感动的东西。
——这种东西，或可叫做生命体验。
我发现，不少人都在犯着与BC同样的毛病。他们也很热爱文学。也很刻苦，一天到晚琢磨着写东西，以至于废稿纸堆得房梁高，手指尖磨出厚厚的老茧。也悉心收集生活中的情节、细节、人物形象，随时准备用到写作当中。也拼命读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白话出口就能成诵，但丁雨果托尔斯泰茨威格卡夫卡熟悉得如同家人，不论说到谁没有不知道的，谈起哪本书来都能复述得清清楚楚。也有相当的积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熟悉各国的风土民情、社会传闻、三教九流、气功命相、琴棋书画、松竹梅菊、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也发表过很多很多的作品，有的一打开报刊到处都能见到他的名字，有的出版过三五十本书，有的已发表了上千万字，也有了或大或小的名气，甚至“著名”和“非常著名”……可是我读他们的作品，却总是一种喝白水的感觉，没有一次大哭或大笑！
记得我18岁时初次读以至于昏热得失去了、自我，周遭世界在我心中完全走了样：天空变成了绿色的，风吹来带着浓浓的花香，所有房子都变成了哥特式阁楼，汽车则变成了马车，宿舍大院整个儿成为桑菲尔德庄园，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也都变成了书中的人物……那种奇异的感觉，真使我刻骨铭心地领略了什么做文学的魅力。让人感动，或者说写作者自己首先感动起来，我认为，这是文学最基本的条件了，好比参加百米赛跑，不论跑得快还是慢，首先你都得到达终点。在这之后，在感动的基础上，还有更高的境界呢，比如坐卧不宁，食不知味，跺脚，扼腕，擂桌子打板凳，喃喃自语，引吭高歌，大哭，大笑，不能自已，直至燃烧起来……
凡不能感动人的作品，必不是好作品。为什么？
1995年我上了一趟西藏。当我登上5000多米高的唐古拉山口，透过脚下涌动的白云向下看时，突然发现自己竟是站在天上和人间的临界点，同时面对着两个世界——天上仙境，是一幅无限伸展的、立体的《千山万壑图》，举手所触，皆是像群狮一样威风凛凛又像玉兔一样洁白温柔的大雪山，人在其中，也顷刻之间就变成了一座飞来峰；地下人间，倒像是既亦梦亦幻又遥不可触的舞台世界，你不知道此刻它正上演着什么人间喜剧，反而有了一种被关在门外的陌生感。我突然参悟出来：不成功的作品，是因为跟文学隔着一重天。换句话说，就是根本没有进入文学的大门。
进入写作圣境其实是需要门票的。这张门票，得用生命换取。
还有一位作家君，有一天酒酣耳热之际，突然当着众人的面，把桌子捶打得“嗵嗵”响，像狼嚎一样地喊道：
“你们为什么不承认我？！”“社会为什么不承认我？！”“我其实比你们谁——都！——强！！呀！！！……”
好多年了，他一直耿耿于怀，坚持认定自己是当代文学大家，愤愤不平于别人为什么不推崇他。
只听他“嗷……嗷……”得一声比一声高，悲哭着说：
“一辈子了，都一辈子了，我坚持纯文学创作，日产5000字，全国大小刊物一翻开，没有不见我某人的作品的，有好多还是上的头条。别的不说，单是我靠着稿费（你们谁不知道纯文学的稿费有多低？），就买了房子，买了汽车，嫁了闺女，娶了儿媳妇，还供养了一家老小吃香的喝辣的……你们说，全国的作家，纯文学的和写通俗的全算上，有几个人能做到我这份儿上？实实在在说呀，我也是山中之虎，乌中之凤，人群之中的人尖子了，可是为什么你们老不承认我？！排起名单从来没有我的名字，开起会从来没人想起请我，主席台上从来没有我的位子，评论家们也从来不拿正眼瞅我，签名售书也没有我，文学笔会也没有我，接待外宾、出国访问更没有我，好像文坛上根本就没有我这一号，我怎么了，我又没有得罪谁？！……”
“嗵！嗵嗵！”
“……你们说我到底怎么了？！……”
我在旁边默默地坐着，干看着他，说不出话来。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头发和眼睛都花了，算是前一辈作家了。其实，除了他自己，别人都明白他是怎么回事：他说的，基本上都是实情，可就是有一点，他自己从来也没悟透：他的作品是用笔写的，而不是用生命写的。
只有用生命写就的作品，才能够震撼别的生命。
20年前，在贫穷的陕北高原，好不容易盼来了夏天，盼来了麦收。龙口夺粮，北京来的知青们也都在玩命干。突然，一场穷凶极恶的暴风雨，把一个小伙子打倒在麦场上，一场大病之后，他的双腿瘫痪了，从此他在这个世界上就永远低下去半截儿。这残酷的命运转折，逼着他不得不以一个残疾人的眼光，重新打量已经熟悉的旧有世界，重新调整自己和陌生的新世界的关系，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他不得不想到生、死、婚、嫁、亲情、爱情、友情、轻视、同情、怜悯……还有被侮辱、被损害、被欺负、被遗忘、被病痛折磨……连真善美的含义也全然不同了。情绪低落时，他曾经万念俱灰，一千次地诅咒命运待自己不公，甚至想要诀别这个世界。经过长达15年的血泪思索和追问、死过一千回又活转过来的搏斗，最后，他终于挺过来了。他终于想明白了。他终于有了足以和命运抗衡的勇气。有一天，他拿起了笔，一挥而就，把这些用生命换来的沉想哲思记录了出来，这就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只这一篇散文，读者就能永远记住“史铁生”这个名字。
我自己的写作，也分两种，一是用文字写的，一是用生命写的。
用文字写的，多半是很理性的、讲大道理的时候。比如我的很多议论社会生活的随笔，以刊发在《光明日报》上的“周五茶座”专栏为代表，我自己觉得写得尽心竭力，还不时经据典，掉上一回书袋，可是有评论家说：“不如你的散文，因为从中读不到你的好散文中的那种感觉。”
我一下子就被点透了。
所谓的“感觉”，其实就是生命体验，不，不仅仅是体验，它更是一种与生命相吸相附、同生同在的东西，或者就是生命的血肉，是生命本身！
每当我被激情逼迫着不能不写的时候，简直不是在写作，而是像得了热病一样烦躁不安，只觉得有一股沸腾的岩浆在浑身上下奔突着，冲撞着，呼啸着，寻找着突破口。当这种“魔力”降临之时，根本不是我要写，而是“它”命令我写，我只不过成了记录“它”指令的书记员。这种记录不分场合，不分时间，不舍昼夜，有时是在骑车上班的路上，有时是在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的劳作中……这个“它”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姑且称作“上帝”吧——对了，好的作品，用生命写就的作品，就是通过“上帝之手”来完成的。
我这样说，似乎太悬了，可我敢以我的生命发誓，这是真的！我自己至少有十来篇文章，像《有话对你说》、《为你祝福》、《悠悠心会》、《无家可归》、《女人不会哭》、《不忍》、《问书》等等，都是这样“写”出来的。这是刻在心上的文章，每一个字都经历了坎坎坷坷，都是要“回看血泪相和流”的！
我坚信别的作家也有这样的经历。真正打动人的作品，只能是这样的心血之花。曾有一天，一位朋友穿过明媚的阳光和绿茵茵的草地，去看望托尔斯泰，却发现他正躲在房间里痛哭，一见朋友他就悲痛地宣布：“我的安娜死了！”这样的剧幕，在中外文学史上不间断地重演着，即使在当今这个充满了物欲化倾向的实利时代，也依然故我。不信你去问问王蒙，他写《活动变人形》时，有没有同他的人物一起哭和笑？再去看看张洁，为了她的新一部长篇小说，正怎样一滴一滴地熬干自己的心血？至于张承志的每一篇作品，啊，不不，准确地说是每一个文字，都可以看做是他拿命换来的。就是最冷静、最理性、最善于控制自己的情感、最学术化如余秋雨者，请你去看看他的随笔《历史的暗角》，马上就能感觉到在他心中翻滚着怎样汹涌的波澜啊！……
历史上，把命搭给写作的，不知有多少人！
所以，我不能同意、还是不能同意“玩文学”的说法。尽管许多人都在谆谆教导我说：“已经是20世纪了，古典主义的经典教导早过时了，你年纪轻轻的就别当古董了，活那么累，干吗？！”
尽管就物质生活来说，我也一千次地选择20世纪90年代。我最心仪的是夜幕降临以后，在北京长安街东部徜徉，那一幢幢耸立天宇、造型精致、透着人类生活的文明与富足、闪着大玻璃墙银光的后现代建筑，经过湛蓝夜幕的衬托，又经过小精灵似的霓虹灯闪闪烁烁的激活，终于造成了一个梦寐般亦诗亦歌的迷幻世界，让入神经迷走，一遍一遍地流连，舍不得离去。
那的确是北京最富丽堂皇的街区，怎么看怎么惬意。在物质生活面前，人类的本能是向往奢华和舒适，这并没有什么错。我家曾请过一位来自安徽山区的保姆，第一次带她去东安市场时，她简直惊呆了，站在柜台前连连自言自语：“还有这么大的商店啊，真想不到！”那时她很土，穿着乡下的花棉袄，一脸怯怯的表情。几年后再见到她，全身上下的“行头”全变了，头发烫了，眉毛文了，双眼皮做了，金项链、金戒指都戴上了，高跟鞋也踩得“噔噔”的。问她还回家吗？答日：“不回了，北京多好，就是这辈子不成，下辈子也一定要修成个北京人！”问题是，我始终弄不明白的是：在这么优裕的物质世界里，怎么还会有吸毒、色情、凶杀、暴力、拐卖人口、坑蒙拐骗、图财害命、尔虞我诈、你争我斗……而且好像还有更危险的倾向，即物质条件越丰富越提高，人的道德情操越下滑，人类的精神危机越严重！我太害怕看见这样的一幅人类图景了——人人都慵懒地倒卧在自家的花园洋房里，渴了饿了有机器人端水送饭，冷了热了有空调自动调节，厌了烦了有TV、CD、VCD，想体育锻炼了有健身房、游泳池、按摩器，寂寞了有波斯猫、巴儿狗、热带鱼，无聊了可以立即坐着私人飞机去畅游世界……可是，人人最不愿打交道的就是同类，人人都像防贼一样地提防着他的邻居、同事、亲戚、朋友、老师学生、上级下级甚至兄弟姐妹，人人都冷漠得如同铁面大侠，恨不得在和人说话时都戴上面具……
因此，退一万步来说，主管着人类心灵和精神的文学写作，也不能是“玩”的！同时，也不应该仅仅是一己挣稿费的，不应该仅仅是谋取个人名利的，不应该仅仅是索取车子、房子、位子、票子的……
文学写作，除了呕心沥血的生命体验之外，还要求写作者把境界定位在崇高的人类关怀层面。
当然，“应该”和“不应该”并没有硬性的法律规定，更没有道德约束。我曾碰到一个年轻的写作个体户，他很认真地对我说：“我才不要像你们一样‘崇高’呢。我写文章，无非‘名利’二字，每写一篇，都事先设计好这一篇是为名写的还是为利写的，最好的情况是名利兼得。”据说，他“混”得相当不错，有了些小名气，个人的物质生活也进入了“款”列，出有车，食有鱼，经常出入大饭店酒楼，打麻将时一掷千金。而为文学“玩命”的作家们呢？佘树森留下的是两个未成年的女儿，邹志安留下的是一屁股债，吴方留下的是两间公家的破平房和形销骨立的身影，路遥留下的是一个早就看得明明白白的平凡的世界……
可是难能幸福的，是他们走进了写作圣境，掬起那里清洁的圣水，洗濯了自己的灵魂。而真正的大作家们，心里装的都是整个世界，真正称得上是“文学”的作品，思考的都是整个人类精神的出路。他们的心血是为全人类而抛洒的，逐渐铺成了数千年来我们人类文明进步的宽阔大道——因而，永远永远为后人所记取！
把我的幸福告诉你
丑年春节，我过了一个幸福的年初一。
“幸福”是什么？于我人到中年的年龄，我尝遍人生五味的经历，是早过蹦蹦跳跳的童年梦幻阶段，七彩斑斓的少女憧憬阶段，想尽天下好事的青春激情阶段；也过亦真亦幻的人生自我安慰、自我拔高阶段，冥思苦想、同时又是书斋里面哲学意义上的发问、穷究、探索的阶段。“幸福”对我，早不是冬里镶着金边的晨曦，夏天夜空闪闪烁烁的星斗，天宇中步步样云的天街，一相情愿但却永远缥缈虚幻的海仙山。而是稳固钓大地，坚挺的高山，和煦的春风，驯服的江河；是风调雨顺的丰收，国泰民安的祥和，琳琅满目的市场，遍地站立的楼房，绿意盎然的环境；是高堂二老的健康长寿，女儿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朋友们的发达、欢笑、温馨、忠诚，我自己的工作步步高。还有读书。
是的，读一整天书——在暖洋洋的阳光怀抱里，伏在写字台前，一支红蓝铅笔，一杯香浓的咖啡，捧着一本好书，安安静静地、踏踏实实地、心无旁骛地、不受任何干扰地、什么也不操心什么也不着急什么也不想地读上一整天书。
想一想都心动，这是何等的一种幸福啊！
可惜的是，如今，这幸福已经变得很奢侈，很奢侈。放寒假的第一天，女儿来跟我要书：“妈妈，咱家有世界名著吗？语文老师让我们读世界名著。”
我竟是“腾”地跳起身，带着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拉开书柜门，急急地抽取，转身就给女儿抱来一大摞。抚摸着这一大摞老朋友，我不由得回想起自己的少女时代，那时多有闲暇多有心境多么，幸福呀，曾经痴情地，着迷地，自由自在地，一任自己喜好地，放任自己燃烧、痛哭、悲歌、畅笑地读了多少书！
唉！现在这些书上已经落满了灰尘。
也许是现代生活的节奏加快了，也许是电子时代的信息增多了，也许是工作、学习、就业、住房、环保、医疗、治安、孝敬老人、教育子女、亲善友朋、和睦邻里……诸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这些职业女性的生存压力，确乎像滚下喜马拉雅山峰的雪球，越滚越大，越来越沉，甚至不堪重负了。我常常意识到自己竟是身兼七职：一记者、二编辑、三作家、四朋友们的朋友、五父母的女儿、六女儿的母亲，外加第七女儿的家庭教师。我周围的许许多多女友，也都像我一样肩负着三座大山六条江河九万里云天。上班的时候，忙——像上了弦的机器人，马不停蹄，分分秒秒不识闲；下班回到家，继续忙——依然是一只抽得团团转的陀螺，手、脚、脑并用，先照拂柴米油盐，后对付孩子的功课，同时兼顾缝补浆洗，好不容易等孩子睡着了，赶紧拿出稿子来编，或打开电脑敲上一小会儿，等挨到夜半自己上床时，浑身的骨头早都散了架儿，即使是模是样地捧起一本书，也还没看上两行，脑子里就弥漫起一片云烟……就这么天天复天天，年年复年年，本来不多的知识积累被迅速掏空，人变得苍白、干瘪、空虚、木讷，丧失目标，忘却激情，像一只抽干了的柚子一样没有了任何灵气……
读书，再回到学校里读两年书，管它是读硕士、读博士，还是进修，我一次次找领导要求道。可是最终，领导只许诺说：将来送你上党校吧……
那么，自己读，不上班不采访不编稿子不写文章不思考问题什么也不干地读上一个礼拜！我痛下决心，我咬牙切齿，我赌咒发誓，我今天期盼明天，明天指望后天，后天安排到下周……可是，当然，这退而求其次地跟自己赌气、或者说是给自己谋一份儿幸福的“壮举”，也如同上不成学一样，成了日复一日的奢望。
不光是我，我敢说99.99％的职业女性，都若此。不光是职业女性，我敢说职业男性们也一样“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去”。
这也许是现代人命定要经受的精神渊薮？外面的雷声、电光、云色、霞彩太多太多，大饭店、大商城、娱乐宫、进口大片、CD、VCD……就像旋风般冲杀过来的哥萨克骑兵，不由分说漫天动地滚滚而来；内心里的焦灼、浮躁、寂寞、失落亦太多太多，似乎只有用歌厅、舞场、游戏机、打麻将来填充多余的生命。那一份份古典主义的浪漫情怀呢？那一曲曲月光下的小夜曲呢？那一个个高雅温馨的文艺沙龙呢？那一部部大师们用生命留下的、记录着人类文明脚迹的世界名著呢？还有人记起吗？
还有人企图找寻回来吗？
这么想问题，也许我已经成为一只过时的古钟了？不意那天与梁晓声谈天，他竟也告诉我，读书，亦是他时时巴望的一种幸福。他慢条斯理地说：“有时，我真想告诉那些无所事事的朋友们，去享受一下读书的幸福吧。”就是这一次谈话，使我下了决心：春节，大年初一，什么也不干，读一整天书！
为了实现这份儿决心，年三十晚上，一吃过年夜饭，我就念叨着“做了也就做了，读了也就读了”，把要读的几本书置放在案头，它们有的是久已准备读的，有的是没读完的，有的是粗翻过还想细品的，书名如下：
《外国人的中国观》（[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等译）
《中国人》（全译本，林语堂著，郝志东等译）
《中国的崛起》（[美]威廉·奥弗霍尔特著，达洲译）《二十世纪文史哲名著精义》（上下卷，蒋广学等编）《传统智慧再发现》（上下卷，王树人等著）
《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王政著）《文化苦旅》（随笔集，余秋雨著）
《对话练习》（随笔集，史铁生著）《孤身徒步走西藏》（余纯顺著）哎呀呀，糟了，糟了，糟了，仅仅一天时间，这么多神位，怎么拜得完？！账欠得太多了！丁丑年初一一大早，阳光灿烂，流泻如金。人们都还在熟睡。惟有两只红嘴红颈红脚、黑脑门黑眼圈黑尾巴、全身羽毛如同蓝缎子一样漂亮的乌儿，一跳一跳地在窗外的树枝上鸣叫。莫非它也知道今天过年？我一骨碌爬起身，觉得体轻如燕，神清气爽，赶紧洗漱完毕，旋即端坐在书桌前，翻开了第一本书。
心中的感觉竟有些奇特：不光是享受幸福，还好像进入了一个人生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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